截止到上一章，我们大致讲述了乾隆一朝由极盛转为衰落的过程。那么以前我们所讲的这些，都是内政。内政和外交，是国家治理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因此，不讲外交，我们对乾隆一朝的了解就不够完整。那么，乾隆一朝的外交有什么成功和失败之处呢？从这一章开始，让我们以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为切入点，来看一下乾隆朝的国际形势。
乾隆五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792年的秋天，乾隆皇帝接到了两广总督郭世勋送来的一封紧急奏折，说是，有一个名叫“英吉利”的国家，想派人前来进贡。
郭世勋说，这个消息是英吉利国在广州的“商业总管”，名叫“百灵”的那么一个人，告诉他的。奏折后面还附上了翻译成中文的百灵的一封“禀文”。
这封禀文什么内容呢？
它的中文译本是这样说的：
英吉利国总头目官管理贸易事百灵，谨呈天朝大人，恭请钧安。我国王闻得天朝大皇帝八旬大万寿，本国未曾着人进京叩祝万寿，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今本国王命本国官员，公、辅国大臣吗嘎尔呢，差往天津。倘邀天朝大皇帝赏见此人，我国王即十分欢喜，包管英吉利国人与天朝国人永远相好。（《掌故丛编》）
马戛尔尼
注意，这里的辅国大臣吗嘎（gǎ）尔呢，就是后来我们常说的马戛（jiā）尔尼。这两个字的区别就是一个带口字，一个不带口字。在外国人名或者国名边上尽可能加上一个口字旁，这是清代翻译的惯例，意思是说，这些蛮夷都是些只重视口腹之欲的“兽类”，这种做法当然反映了当时清代人天朝上国的傲慢文化心态。
回过头来我们再接着说这封禀文，乾隆读了这封禀文，非常高兴。因为你看，这英吉利国的语气是多么“恭顺”。意思是说，前年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他们知道信儿晚了，没赶上，没进贡，他们国王居然就“心中十分不安”。因此今年就巴巴地赶来给乾隆皇帝庆生日，如果皇帝肯赏脸见他，那么他们国王就会“十分欢喜”，看来这个英吉利国还真是懂得礼数。
另外，“英吉利国”这个名字，乾隆以前还没听说过。现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家要来进贡，说明大清国的属国名单上，又将添上一个新的名字，乾隆想到这就更高兴了。
那时候英国国王叫乔治三世，虽然他在历史上不太有名，没有什么维多利亚女王那样有名，不过其实也挺了不起，他在七年战争中带领英国战胜了法国。七年战争是欧洲历史上一场非常重要的战争，是英国带领普鲁士等国家，和法国带领的奥地利等国展开的一场大战，时间上从1756年打到1763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一年到乾隆二十八年。战争的目的，就是夺取殖民地和争夺世界霸权，所以战场不光有欧洲大陆，还打到了北美、中南美、印度和菲律宾这些地方，打得是非常惨烈，所以后来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战争的结果，是英国胜利了。英国从法国人手里夺取了加拿大、佛罗里达，以及印度的大部分地区。从此英国成了海上殖民霸主，被称为日不落帝国。换句话说，这场战争标志着，英国成了世界第一军事强家。
那么世界上新兴的第一强国派人来祝贺乾隆八十大寿，为什么会被乾隆皇帝理解为是要归顺大清，做大清的属国呢？
这就要说到，在过去，中国传统王朝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朝贡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中国自认为是位居天下中央，是文明之邦，所谓“天朝上国”。四周国家都是蛮夷之国。蛮夷之国，还分为两类：一类是明白事的，“倾心向化”，愿意派人进贡，表示臣服，学习先进文化，这类国家就叫属国，或者叫藩属国、进贡国。另一类呢，是没开化，不懂得向“天朝上国”学习的重要性，因此不进贡的，这些叫“化外之国”，所以打个比方，在传统时代，古人心目中存在三个世界。中国是唯一的第一世界，属国是第二世界。那些不进贡的国家，则是第三世界。在今天看来，这种世界观当然是主观的、错误的，但当时却是天经地义的。
所以，包括大清王朝在内的中国传统王朝，并没有什么平等外交的观念。历代王朝都没今天“外交部”这样的机构，在古人看来，中国与属国的关系是君臣关系，是礼法关系，所以大部分朝代，外交事务主要是由礼部来管。只要你到中国来，我们就认为你是来向我们进贡的，把你一厢情愿地称为属国。因此在清代属国名单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但有朝鲜、琉球这样的真正的属国，还有一些向中国派过使臣的欧洲国家，比如从康熙朝就把和清政府打过交道的俄罗斯归为西北陆地属国。由海路而来与中国发生过外交往来的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罗马教皇厅也就是今天的意大利，都被清朝划为海上属国。当然实际上这些国家也许并不知道自己已经上了大清王朝的属国名单了。
历代中国王朝都特别重视属同的数量。因为“万国来朝”“四夷宾服”向来是中央帝国统治成功的重要标志。乾隆皇帝引以为自豪的一个重要成绩，就是在他的治下，清朝的属国数量创了历史纪录，达到二十多个。现在，又有一个叫英吉利的国家主动前来纳贡。这难道不是一件大喜事吗？所以乾隆大喜过望。
不过，高兴过后，乾隆也有一点疑惑。那就是，这个英吉利国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究竟在哪呢？它离中国多远？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乾隆皇帝命人搬来一本世界地图，找了半天，虽然找到了传教士们常说的什么法兰西、罗马教皇厅什么的，却没找到“英吉利”三个字的影儿。于是乾隆命人把宫中的西洋传教士叫过来，问问英吉利国是怎么回事。传教士们果然知道，告诉他，“该国在西洋之北，在天朝之西北”。与法兰西国大致同一个方向，是个特别善于制造器械的国家，以前皇帝玩的自鸣钟什么的，很多就是那儿生产的。一听这个，乾隆皇帝更高兴了，因为一向喜爱收藏的他最喜欢的就是西洋钟表。
有人可能奇怪：乾隆皇帝不知道有“英吉利”这个国家，难道英国在乾隆朝以前就没和中国打过交道吗？
当然不是。事实上，在乾隆朝以前，英国已经和中国做了将近二百年的生意。而到了乾隆朝，英国更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了。
“18世纪末，英国对中国的贸易输入值已占西方国家总值的90%左右，输出值则占70%以上。英国早已经是中国第一大外贸出口国，也是第一大外贸进口国。”（《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
乾隆时代的西洋钟表
就是说，中国出口到欧洲的东西，百分之七十都出口到英国了。而从欧洲进口的产品，更是百分之九十都来自英国。那么，为什么乾隆居然不知道英国的存在呢？这是因为，英国和中国贸易开始于明朝晚期，那时明朝官员对世界不了解，以为欧洲只有一个叫荷兰的国家。因为荷兰和中国做生意历史最悠久，所以明朝官员知道“荷兰”这个国名，当时人管荷兰人叫“红毛番”。所以他们一看英国人，红头发蓝眼睛，就以为他们也是荷兰人，也管他们叫“红毛番”。到了清朝，这个叫法延续下来了。所以乾隆以前没有听说过“英吉利”这么个国家。
那么，为什么和中国做了将近二百年生意，英国没想到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惟独到了乾隆晚年，突然要派人来呢？
这是因为，此时的英国早已经不是二百年前的那个名不见经传的，躲在荷兰身后的小国了。现在的英国，早已经战胜荷兰、西班牙、法国等昔日海上强国，成了新一代海上霸主。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是“世上最强大的国家”，有底气来和大清王朝这个东方巨人握握手了。
事实上，在这次出使之前，有一位英国将军，就是在七年战争中带领英军打败了法国，征服了全印度的克莱夫勋爵，曾经提出一个重要建议，建议英国趁着征服北美和印度的余威，干脆把中国也灭了算了。不过，当时的首相是老皮特，他比较谨慎现实，认为中国远比印度强大，是亚洲第一强国，还是握手交谈再说。所以英国人派出了使团。
那么，派出使团和中国人谈什么呢？谈怎么扩大外贸关系。英国人迫切需要和中国增加贸易量。因为过去的一百年，是英国经济发展特别迅速的一百年。从1698年至1775年，英国的进口商品增长了百分之五百，出口商品增长了百分之六百。特别是从1733年，也就是乾隆即位的前两年（雍正十一年）开始，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英国的纺织品、钢铁产品及其他工业制成品质量迅速提高，行销全世界。但是，这些东西到中国，却卖不动了。英国从中国进口增长是很快的，短短五十年间，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增长了三倍。但是出口却没什么变化，除了卖给清朝皇室几座自鸣钟之类外，英国本土出产的东西，却很少能在中国打开销路。
因此，当时来到广东的英国商船，船上只有百分之十是货物，另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银子。英国人只能用现金来买中国的茶叶。中英贸易发展非常不平衡。
那么，在全世界都受欢迎的英国工业品，为什么在中国打不开销路呢？英国人认为，是清朝的贸易体制，给了英国商人太多的束缚。
那么，清朝英国商人要受到哪些束缚呢？
清代对外商的束缚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生活上非常不方便。
清代实行一口通商，全国只有广州一个城市可以接待外商。外商每年，只有在贸易季节，就是每年的五月到十月，才可以待在广州。另外半年，他们或者回国，或者待在澳门，不许停留在广州。而且待在广州期间，不能携带家属。
在广州，他们也不能住到广州城内，只准住在城外一条叫“十三行街”的街里头。这条“十三行街”两头都派人把守，禁止外国人随意出入。外国人只能在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次，由清方组织，外出到指定地方参观学习一次。平时就得在街里老老实实干熬着。
而且外商出门，只能步行，不许坐轿，以示他们社会地位低人一等。特别是清政府严禁他们同普通中国人交往，特别是不许外国人学汉语。中国人要是敢于教外国人读书，那是死罪。比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发现一个叫洪任辉的英国商人，不听清政府的命令，擅自到宁波去做买卖，抓起来一查，这个英国人不光会说汉语而且还会读汉字。李侍尧大吃一惊，当成一个大案要案来查，最后发现是一个叫刘亚匾的中国人教他汉语。于是李侍尧最后，以“教授夷人读书”罪，把刘亚匾砍了头，把洪任辉关了三年，期满驱逐出境。所以后来直到嘉庆年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到广州，想找个中国人学习汉语，还要把棉被蒙在窗子上，挡住灯光，来保护他的中文教师。这是生活方面的诸多限制。
除了生活方面，更大的不方便是外贸体制方面。
清朝政府不但没有外交部，也没有专门管理外贸事务的政府机关，大清王朝的所有外贸事务，都委托由“十三行”这个民间机构进行管理。
那么什么是“十三行”呢？所谓“十三行”，是清朝政府指定的十三家中国商人，专门负责与外国人做生意。外国商人到了中国后，所有的货物都只能先卖给十三行，由十三行再去转卖。不管这十三行给的价格多低，你都得卖他们。采购所有东西，都必须经过十三行，不管他们给的价格多高。如果他们在中国遇到什么困难，也不得直接找清朝政府反映，只能通过“十三行”提出请求。外商居住广州，一举一动都要接受十三行的管理。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有一个英国商人感觉在广州生活太受气了，自己偷偷跑进广州城，想直接找地方官员反映情况，结果地方官不由分说，把他捆起来，送回来，交给十三行处理。所以十三行就成了一个半官半商的不伦不类的机构，经常欺负外商。
与此同时，广州海关还经常对外国商人敲诈勒索。
我们刚刚说过，清朝政府不屑于与外商发生关系。不过，清朝官员对外商带来的银子却非常感兴趣。清代的广州海关是众所周知的肥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贪污腐败，非常厉害。外国商船到了广州后，要想靠岸，每条船就要交给各级官员以下礼金：
官礼银六百两；
通事礼银一百两；
管事家人丈量开舱礼银四十八两，小包四两；
库房规礼银一百二十两，贴写十两，小包四两；
稿房规礼银一百一十二两，掌按贴写四两，小包二两八钱；
单房规礼银二十四两，贴写二两，小包一两；
船房丈量规礼银二十四两，小包一两。
总巡馆丈量楼梯银六钱，又规银一两；
……
（海关监督尤拔世所订《粤海关改正归公规例册》）
这些钱，加一起，总计一千九百五十两白银。
清朝的广州海关为什么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勒索外商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刚说过的，外商不得直接与清朝政府发生联系，必须通过十三行，这实际上就取消了外商反映问题的权利。所以外商在清朝海关官员眼中就成了一个个待宰的肥羊，无论他们怎么样痛宰，都无法发出声音。
说到这，可能有人比较奇怪。清政府为什么把外商管成这样呢？
这里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自古以来的轻商观念所致。古人认为商人是四民之末，外夷又是人类之末，官员直接出面与外商打交道，就失了天朝上国的体面。
另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是清代的外贸体制，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是为了政治目的。所以清政府一方面与外国开展贸易，另一方面，很重视“华夷之防”，要把外贸规模控制在最少限度之内，以免给自己的铁打江山添任何麻烦。
清政府的这种对外防范心态在当年的“红溪事件”中表现得很明显。乾隆五年（1727年），在印尼发生了荷兰殖民者屠杀巴达维亚，也就是今天的雅加达中国华侨的“红溪事件”。那一年九月，荷兰士兵疯狂屠杀巴达维亚华侨，纵火焚毁华侨住宅，抢劫华侨财物，大屠杀持续了半个多月，杀死了一万多名无辜华侨。鲜血把巴达维亚城的所有溪流都染得通红，所以人们把这次惨绝人寰的屠杀事件称为“红溪之役”。
第二年，福建巡抚把这个事报告给了朝廷，请示朝廷怎么处理。那么乾隆皇帝是什么态度呢？
乾隆下了一道圣旨，说：“内地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清高宗实录》）就是说，这些华侨本来都是在国内不安分的人，他们违法私自出洋，本来就是应该被处分的，所以在国外被屠杀是自找倒霉，我不管。
所以，清政府对外一贯是这种态度，因此才从严控制商业，以免影响国内稳定。然而，这种想法，与英国的国力崛起形成极大反差。
在这个背景下，英国政府决定向中国派出使团。英国人认为，乾隆皇帝是一位伟大的东方君主，因此应该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也许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被广州海关所欺骗。一旦了解了真相，英明的乾隆皇帝应该会下令改革外贸体制。
所以英国此次遣使的第一个目的，是请求清政府改革外贸体制。
第二个目的，英国期望能劝说乾隆皇帝开辟更多新的更方便的港口来进行贸易，比如开放珠山、宁波和天津。
第三个目的，如果前两项要求都能顺利达到的话，他们还打算蹬鼻子上脸，再提出一个更过分的要求：请清政府像当初明朝把澳门给了葡萄牙一样，也给英国人一个小岛，让英国商人堆放货物，并长年居住。
此外，还有一个秘而不宣的任务：“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条件下，使团应该什么都看看，并对中国的实力做出准确的估计。”（阿兰·佩雷菲特《两个世界的撞击》）
也就是侦察一下中国的国力。
那么，英国使团这次访华进展得顺利与否呢？英国人能否实现这些目的呢？英国人认识到，要完成上述目标，他们就要充分进行准备。多年来跟中国人打交道，英国人非常了解清朝政府的骄傲自大。他们知道，如果以外交谈判的架势前往中国，很可能被拒之门外。所以他们找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借口——向乾隆皇帝祝寿。万里迢迢来给皇帝祝寿，肯定能受到乾隆皇帝亲自接见。
要祝寿，当然就要准备寿礼。为了出使顺利，在准备礼品过程中，英国人确实动足了脑筋，费尽了心思。他们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发现乾隆皇帝从小就特别喜欢自鸣钟之类的西洋机械制造品。
我们通常有一个误解，说清代闭关锁国，因此清代的统治者与外界毫无接触。事实上，虽然在体制上清代与外国没有太多的接触，但是在奢侈品享受上，清朝皇室却一点也不落后。在清代中期，巴黎或者伦敦流行的什么玩意儿，往往不久后就会随着商船或者传教士传入北京。所以清代皇帝都很喜欢西洋玩意儿。
你比如雍正皇帝，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工作狂，成天没日没夜地工作，其实业余时间，他也是一个相当摩登的玩家。现在故宫博物院里还保留着他好几张穿西装、戴假发的画像。
乾隆皇帝受他的影响，从小就特別喜欢里面有很多机关销销的西洋玩具。他登基之后，西洋传教士西澄元专门为他研制了一头“自行狮子”。这头机器狮子体量大小与真狮子差不多，肚子里藏着发条，上足了发条，这头狮子能走上一百步。乾隆皇帝非常喜欢，没事就把这只狮子拉出来遛遛。（《乾隆皇帝大传》）
英国人从这些信息判断，乾隆皇帝应该是一个对科学技术和工业产品很感兴趣的人，而这些正好是英国的强项啊。英国人知道，其他国家的教士们已经向中国传播了一些欧洲科技。不过那都是一百年前的技术了。
所以英国人要选择那些最新的技术和产品，准备让乾隆皇帝大吃一惊。英国人在他们准备的礼品单的开头，写了这样一段：
“如果赠送一些只能满足一时好奇心的时髦小玩意儿，那是有失礼貌的。因此，英王陛下决定挑选一些能显示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并能给皇帝陛下的崇高思想以新启迪的物品。”（阿兰·佩雷菲特《两个世界的撞击》）
那么英国人到底准备了些什么好东西给乾隆皇帝呢？
第一件，是一个太阳系的模型，叫天体运行仪。从这个仪器上可以看到太阳运行的轨道，可以看到带着四颗卫星绕着太阳转的木星，以及带光圈及卫星运转的土星等等。这个仪器能非常准确地模仿地球的各种运动，模仿月球绕地球的运行；所以这架天体运行仪还能推算出一千年内的所有日食。可以说，这是代表了当时欧洲天文学和机械制造学最高水平的一件产品。英国人对这个东西是非常自豪，认为一定可以引起乾隆皇帝的注意。
另一件礼物是“赫斯色尔”（F。W。Herschel）望远镜。1668年，也就是清朝康熙七年，二十六岁的牛顿制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架反射望远镜。到了18世纪后期，另一位英国科学家赫斯色尔又对反射望远镜加以改进，并用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现了一颗新行星——天王星。他还用大型反射望远镜证实了银河系的存在。所以，他的发现在整个欧洲都引起了轰动，欧洲各国国王都跑到英国来参观赫斯色尔望远镜。所以，英同人也给乾隆皇帝准备了两个望远镜。
英闰人送给乾隆这些东西，显然是要展示他们在基础科学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
英国人带的另一个大件是为乾隆皇帝特制的一个巨大的地球仪。它上面不但标出地球各大洲各个国家，更重要的是，英国人在上面标出了英国的海外殖民地，英国远征地球的航海路线。很显然，英国人是想以这件东西，向乾隆显示英国的军事实力。
与这个地球仪相配合，英国人还送给乾隆一个战舰的模型。英国人在说明中说：“欧洲其他国家都承认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因此英王陛下想在给皇帝陛下派遣使团的同时派遣几艘最大的船只，以示敬意。但鉴于黄海里有暗礁，而欧洲的航海家又根本不熟悉这段航路，英王陛下不得已派遣一些较小的船只。另外，英王陛下赠送给皇帝陛下英国最大的、装备有最大口径的火炮一百一十门的‘君主号’战舰的模型。”（阿兰·佩雷菲特《两个世界的撞击》）
这件礼物当然是想向乾隆暗示英国海军的实力。
除了这些大件之外，英国人带的另一类礼品是武器，其中有榴弹炮、有迫击炮，还有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送乾隆这些，为的是表现英国在武器制造业上的绝对优势。
英国人相信，这些全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一定让乾隆皇帝大开眼界，目瞪口呆，充分认识到大英帝国的实力。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英国人组织的这个使团规模也非常庞大。
使团团长，是英国国王的亲戚，著名外交家马戛尔尼勋爵。他是英国一个资深外交家，担任过英国驻俄公使、加勒比总督和印度马德拉斯总督，走遍了全世界。副使叫乔治·斯当东，也是一位外交老手，一直在做马戛尔尼的副官。使团人员加上水手，一共七百人，这是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外交使团，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过。除了外交官，使团中还有英国的学者、医生、画家、音乐家，以及大量工程技术人员。英国人甚至还带去了一个热气球驾驶员，如果乾隆皇帝感兴趣，就可以坐着英国的热气球到天上转一圈。那样的话，他就会成为东半球第一个飞上天空的人。
带着这些礼品，1792年9月，马戛尔尼使团分乘战舰狮子号、印度斯坦号和护卫舰豺狼号，从英国南部的朴次茅斯港出发了。
在出发之前，英国人先通过十三行，给两广总督发了封公文。这就是开头我们看到的所谓百灵的“禀文”。
“禀文”除了我们开头所引的内容，最后还有这样一句，说是：马戛尔尼即日扬帆前往天津，带有进贡贵重物件，内有大件品物，冀早日到京。（《清高宗实录》）
就是说，英国人知道，依清朝政府规定，海上到达的外国使臣一律要由广州上岸。但这次英吉利人请求要破例由天津登陆，因为他们带着这么多贵重的礼品，其中有许多体积庞大，如果由广州登陆，陆路行走过远，很容易把这些贡品给磕了碰了。
晚年的乾隆，沉溺于享受生活，物质欲望越来越强烈，对奢侈品，对各种精巧新奇之物他是越来越感兴趣。所以乾隆皇帝看到这句话，更高兴了。英国人成功地吊起了乾隆的胃口，他回复两广总督郭世勋，破例批准英国人的请求。
乾隆说：“阅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清高宗实录》）就是说，英国人既然这么恭顺恳切，就不妨破个例，满足他们倾心向化的一片热诚之心。
那么，马戛尔尼使团一行三艘大船，七百多人，经过在海上九个月的漫长的行驶，终于抵达了中国。1793年7月底，他们到了天津。
那么，英国人这次出使，是否达到了他们预定的目标？他们带来的这么多礼物，又是否让乾隆皇帝大吃一惊，认识到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