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对中国历史上几种威胁皇权的势力，都采取了有力的防范措施。那么，接下来，他还要对付一个更有威胁的群体——官员。皇帝办事，可以不用自己家里人，可以不用太监，却不能不用官员。
所以如何管理官员，可以说是一个皇帝一生都要面对的问题。根据统计，乾隆年间，全国大约有两万名文官，七万名武官。要管理这么大的一个臣僚队伍，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熟读经史的乾隆深知，在官员之中，最需要防范的就是两类人，权臣和佞臣。
君臣关系，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游戏中的主要矛盾。从表面上看，君臣关系很简单，不是有句话叫“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吗？但是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是君叫臣死，臣先把君弄死。皇帝是一个非正常死亡率很高的职业。有人统计过，中国历代王朝，包括大一统的王朝，以及那些偏安小王朝，一共有帝王六百一十一人，其中，非正常死亡的二百七十二人。非正常死亡率为百分之四十四，远高于其他职业，所以当皇帝不那么好玩。历史上有很多皇帝，都是被大臣杀掉的。咱们就举一个例子，五代的开国皇帝，朱温这个人，在做大臣的时候，杀掉了唐昭宗、唐哀帝两位皇帝，然后他自己也被儿子朱友珪杀掉了。然后这个朱友珪做了皇帝呢，又被自己的大臣杀掉了。所以高层政治游戏中，杀皇帝，是一个很常见的游戏环节。
除了被大臣杀掉，被大臣架空的皇帝更多。我们说了，乾隆要防范的第一个重点是“权臣”。皇帝比较弱势的时候，权力必然会被大臣夺去。所以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权臣，比如东晋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他叔叔王导，就是著名的权臣。他是丞相。《世说新语》说：“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元帝）引之弥苦。”什么意思，就是说，晋元帝上朝，一定要拉着丞相王导一起坐在宝座上。王导不干，晋元帝拉着他的手不敢放，你不坐，我也不敢坐下。王导的势力就有这么大。那么权臣当朝，有可能是好事。比如诸葛亮，我们就可以说他是权臣，但是他忠心耿耿，所以对皇帝没有根本性的威胁。但更多的情况下权臣当道是坏事，容易引发朝政混乱，比如曹操，实际上也是权臣，结果最终是后人夺取了汉家天下。
所以做一个成功的皇帝，避免皇权旁落，第一条，你要掌握“御臣术”，驾驭大臣的技术。乾隆继位时，二十五岁，在当皇帝以前，只是一个学生，没担任过任何职务，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在中国历史上，这算是“主少国疑”了。满朝大臣，平均年龄，比他要年长很多，都已经在宦海惊涛中摸爬滚打了多年，政治经验要比乾隆丰富很多。特别是经过雍正十三年的高压统治，很多人都变成了滚刀肉、老油条。那么，乾隆要怎么驾驭这些大臣呢？
虽然年轻，但乾隆心里很有底，因为他对自己先天的智商，和后天接受的帝王教育很有信心。继位之后，他采取了这样几个办法。
第一，宣布了“乾纲独断”的政治原则，要把决策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
我们说过，乾隆是正统儒家教育长大的，因此他很尊崇程朱理学，很崇拜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颐，句句奉为真理。但是程颐有一句话，乾隆却坚决反对。哪一句呢？程颐说，“天下治乱系宰相”，就是说，天下安危，关键在宰相一个人。乾隆认为这句话大错而特错，专门写了篇文章来批驳程颐。乾隆说，天下是皇帝的，所以天下治乱，只能由皇帝负责。“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乾隆御制文全集》）就是说，你一个宰相，居然敢为天下为己任，你这不是目无尊长、大逆不道吗？
那么乾隆为什么对这句话这么敏感呢？因为君权与臣权，特别是宰相之权，历来是一对矛盾。中国历史上，臣权特别是相权对皇帝，一直有一定的制约作用。我们知道，汉朝的时候，汉哀帝不喜欢女人，喜欢美男子，著名的典故“断袖之癖”就是从他这出来的。据《汉书》记载，汉哀帝的伴侣，是美男董贤，两个人感情太好了，早晨，汉哀帝要起床，一看，睡衣的袖子让董贤压着了。汉哀帝不想弄醒董贤，怎么办？要过一把刀，咔，把袖子割断了。所以叫“断袖之癖”。汉哀帝在生活中，大臣们进贡来各种生活物品，他给董贤用最好的，他自己用次品。有一回，满朝大臣在一起吃饭，汉哀帝喝了点酒，一激动，对董贤说：“吾欲法尧禅舜，何如？”就是说，亲爱的啊，我实在想不出怎么对你再好了，要不我这个天下啊，给你吧，吓得满朝大臣们目瞪口呆。那么因为汉哀帝和他感情太好了，就下诏，要封董贤为侯。但是这个时候，当一个皇帝胡作非为的时候，相权就起作用了。当时的丞相王嘉说，这个董贤，对国家没什么贡献，凭什么就封侯？拒不执行，把皇帝上的诏书给退回去了。所以丞相是很有权力的，有时候是可以不听皇帝的。一直到宋朝的时候，还是这样。宋朝时候，宋真宗很喜欢一个姓刘的妃子，感情很好，要封她为贵妃，写了个亲笔诏书，让一个使者，拿给宰相李沆（háng）去执行，李沆一看，说，刘妃为贵妃？这不行，这个刘妃资历太浅，你让她当贵妃，不符合后宫规矩。说着，从烛台上拔下一支蜡烛，当着使者的面，把皇帝亲手所写的诏书，烧掉了。使者回去一汇报，宋真宗一听，也没办法，宰相说的在理啊，那就这样吧，这事就做罢了。（《宋史·李沆传》）所以相权的一大作用，是可以约束君权，让皇帝少犯错误。当然也有很多时候，相权和君权发生冲突，是因为丞相和皇帝政治思路不一样，想不到一块儿去。就好比一个公司，CEO和董事长对公司的发展思路不同，相持不下，这种情况下，强势的丞相就容易成为权臣。
那么，传统权力的本质是不断地扩张自己，不论是皇帝还是宰相，都想自己说了算。所以皇权和相权就不停地发生冲突。中国历史上那个雄才大略的皇帝，汉武帝，一共在位五十四年，用了几位宰相呢？十三位。走马灯似的换，平均每个宰相，只当了四年。那么这十三位宰相，有六个，近一半是被杀或者自杀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接连杀宰相，杀了李善长又杀了胡惟庸，为什么呢？因为宰相不听话，太有性格，太有主见。所以中国传统政治史上的一个规律，就是历代以来，君权不断扩大，相权不断缩小。汉朝的时候，皇帝想不管事，丞相一个人可以把所有事都办了。唐朝的时候，设了中书、门下、尚书三个省。三个省的长官，共同当丞相，这样分散了丞相的权力。“省”这个字，最开始指的是中央部门，到现在日本还这样用，比如日本的防卫省，就是国防部。那么到了明朝朱元璋的时候，干脆不用丞相了，皇帝一个人当董事长兼CEO。那么皇帝忙不过来怎么办啊，实行内阁制，用几个大秘书，也就是大学士来帮忙。不过大学士的权力对皇帝仍然有一定的牵制作用，皇帝仍然嫌碍事，所以清朝雍正就设立了军机处，军政大事，直接由皇帝自己处理，军机大臣只是给皇帝跑跑腿办办事，没有任何决策权，所以皇权到此就没有任何阻碍了。那么在中国历史上，这种臣权和君权的互相消长，从皇帝见宰相的礼仪上可以看出来。汉朝的时候，宰相上朝，皇帝得站起来。宋朝以前，丞相在皇帝面前，都坐着聊天，所以叫“三公坐而论道”。但是到了宋朝，就把那个座位给撤掉了，不管什么大臣，哪怕丞相，你在皇帝面前都得站着。到了明朝，朱元璋开始，更厉害了，所有大臣，都只能跪在皇帝面前聊天，皇帝看你跪的时间太长了，才会给你一个小马扎，让你坐一会儿。到了清朝，连小马扎都不给了，不管你聊多长时间，都得跪着。所以清朝大臣见皇帝时候，有一个必备的工作，腿上都得绑一个特别厚的护膝，要不然非得跪出毛病来不可。
所以中国传统政治的集权倾向，到了清代，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清代皇帝最推崇的政治风格就是“乾纲独断”，一个人决断，不能被群臣的意见所左右。乾隆说：“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清高宗实录》）就是说，所有大事，都必须由皇帝亲自决断，这是我大清的优良传统。他还说：“我朝纲纪肃清，皇祖、皇考至朕躬，百余年来，皆亲揽庶务，大权在握，威福之柄，皆不下移，实无大臣敢于操窃。”（《清高宗实录》）就是说，大清政治纪律之严明，历朝不能比，原因就是皇帝们能把握住大权，不让大权旁落。所以乾隆一上台，就宣布要对“乾纲独断”这一政治传统发扬光大。为了防止权臣出现，他把一切决策权，都抓在自己手里。所以他一登基，凭一己之独断，不和任何大臣商量，就把父亲的那么多措施给推翻了。而且一旦朝廷上有反对的声音，他立马痛下杀手，杀鸡儆猴。比如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乾隆元年（1736年），雍正重用的一个大臣王士俊一看乾隆总在那翻雍正的案，他就给雍正打抱不平，上了一个折子说：“近日条陈，惟在翻驳前案，甚有对众扬言，只需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之说。”什么意思，就是你一上台，你看看大臣们上的折子，都是什么内容啊，都是在翻你老爹的案，甚至有的人，上了折子后，对众扬言说，现在你只要翻老皇帝的案，新皇帝肯定说这是好条陈。（《清高宗实录》）王士俊这显然是借“有人”之口，指责乾隆翻案。乾隆怎么办的？很好办。推行新政，必须有人祭旗，王士俊正好撞到枪口上。乾隆痛骂王士俊是“佥（qiān）邪小人”，“将悖理之言，妄行陈奏”，开始给他判了个斩决，就是死刑立刻执行。王士俊当然罪不至死，乾隆就是要杀一儆百。后来王士俊认罪态度很好，乾隆从宽发落，把他免死赶回老家。所以乾隆杀手一下，反对声立刻停止了。这就是“乾纲独断”，什么事，我一个人说了算，你反对？小心掉脑袋。
所以我们可以大致打一个比方，如果说，汉朝，皇帝掌握百分之六十的决策权，丞相掌握百分之四十。到了宋朝，皇帝掌握百分之七十，丞相掌握百分之三十。明朝，皇帝掌握百分之八十，大臣掌握百分之二十。那么到乾隆一朝，皇帝掌握着百分之九十五的决策权，大臣们几乎没有发言权。皇帝虽然经常让王公大臣就某件事拿出处理意见，但是只是作为决策的参考而已。制度上，清朝大臣们只剩下执行的权力。这种情况下，就难出现权臣。
所以乾隆朝的政治，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只有明君而没有名臣，所有的聚光灯都打在乾隆一个人身上，其他人只能生活在乾隆的阴影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因为一般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君主身边总是会有那么几位名臣，特别是盛世之君，比如唐太宗李世民，身边文有魏徵、房玄龄，武有尉迟恭、程咬金。但是乾隆虽然是盛世，但是纵观乾隆一朝，一共六十多年，比较有名的大臣只有三个，前期，张廷玉。他靠什么出的名？其实就是靠给皇帝当秘书当得好，会速记，把皇帝说的话记得准，仅此而已。所以他的功绩，和其他朝代的名臣没法比。那么后期，我们知道，一个叫和珅，是因为贪污出的名。另一个呢，叫纪晓岚，那是文学侍从之臣，有点文字技巧而已。乾隆朝也没出过什么有名的武将，因为凡是打仗，乾隆习惯亲自遥控指挥，他对别人，都不放心。所以乾隆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君权最大，臣权最小的时期。权臣出现的所有可能，都被他扼杀了。
那么乾隆这种大权独揽的做法，有什么利弊呢？
乾隆的这种执政风格，从好的方面说，当然是可以防止权臣出现，有利于迅速决策，集中权力办大事，不至于各部门长时间扯皮。从长远看，从普遍情况看，这种把君权推向极致的做法，抑制了大臣们的政治参与热情，让他们只会跑腿办事，对国家缺乏责任感。所以如果皇帝雄才大略，当然国家就治理得井井有条。但一旦遇到平庸的皇帝，这个国家就容易一团糟。
乾隆的这种执政风格，对清代政治风气产生了深刻影响。乾隆朝大学士张廷玉，有一句政治名言，是什么呢？“万言万当，不如一默。”说一万句，都对了，也不如一句不说。在皇帝面前，少说话，少建议，皇帝说什么，你记下来，传达下去，就完事了。在乾隆之后，嘉庆道光年间，大臣中最流行的做官秘诀是什么？是“多磕头，少说话”。这句说是大学士曹振镛说的。曹振镛教育他的门生说，皇帝问什么，你们就只管往地下碰头就行了，“应该碰头的地方万万不可忘记不碰；就是不该碰的地方，你多碰头总是没有处分的”。大臣们不敢拿主意，皇帝自己又没有主意，大家都不作为，所以晚清时代，国势衰弱，任人欺凌，就与雍正乾隆奠定的这种政治风气直接相关。
以上是我们讲的，乾隆即位后为防范权臣，确立的一个政治原则，乾纲独断。
那么乾隆的第二个办法，是沿用前朝老臣，不急于打造自己的班底。
那么，乾纲独断，也不是说不要大臣了。乾纲独断垄断了决策权，但是执行，还是要依靠大臣们。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每个新皇帝上任，一般都会罢黜一批老臣，提拔一批自己的人。因为老班子往往不听指挥。乾隆却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原因有两个，一个我们以前讲过，雍正严密防范皇子们结交大臣，干预政务，所以乾隆在做皇子的时候，根本不认识什么大臣。另一个，雍正留给乾隆的这个班底，以鄂尔泰和张廷玉为首，经过雍正多年的调教，既有很强的执行力，又比较老实听话。所以乾隆就明智地沿用父亲留给自己的班底，而没有另起炉灶。那么就是说，雍正时期的两位宠臣，鄂尔泰和张廷玉，仍然是乾隆初年最重要的两位大臣。张廷玉我们以前介绍过，这里再简介一下鄂尔泰。鄂尔泰是满族人，举人出身，在康熙朝一直不得志，四十多岁了还是一个小官，本来觉得自己这辈子没什么希望了，没想到到了雍正朝受到雍正的赏识，被任命为云贵总督，保和殿大学士，后来又任首席军机大臣。他和张廷玉，一满一汉，是雍正朝的两位最重要的大臣。乾隆上任之后呢，也十分尊重这两个人，继续对他们委以重任。乾隆以前没有处理过实际政务，所以他很谦虚，很有自知之明，从来不会不懂装懂，凡有自己拿不准的事，无不向他们虚心请教。乾隆二年（1737年），皇帝特封这两个人为伯爵。这可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因为有清一代，以前还从来没有文臣被封为伯爵，公侯伯子男，这是传统时代的五等爵位，伯爵是很高的爵位了，清朝官员不是实行九品制吗？从高到低一共九品，那么伯爵是几品呢，伯爵以上的爵位，包括伯爵，都是“超品”，就是比所有的品级都高，那么“超品”的爵位一般都是赐给有功的大将的。所以乾隆这是开了一个特例。
那么有人要问了，前面，您不是说乾隆要防范权臣吗？如此重用鄂尔泰和张廷玉，不怕他们成为权臣吗？不会，因为经过雍正的严厉管教，雍正朝的高级大臣都能认清君臣之分，不敢有非分之想。所以乾隆即位初期，对他们放手任用。
乾隆这样做的好处，一是雍正的那套班底，本来以为自己要被新皇帝换掉的，没想到新皇帝这样重用自己，当然感激涕零，更加卖命地为新皇帝工作，指哪打哪。二是这样做可以保证官僚队伍的稳定和团结，有利于各项政策的顺利执行。
以上这是第二条，沿用老班底。
第三，冷静观察，不断敲打，严防被臣下欺骗。
二十五岁的乾隆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一坐上这个宝座，乾隆发现，围绕着他的，都是一张张恭顺的笑脸。无论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听到的都是大家的欢呼和赞美。哪怕他打了个喷嚏，都会有人说，哎呀，您这个喷嚏打得太响了，一般人打不了这么响。那么一个不够老练的统治者，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头昏眼花，丧失警惕。但是乾隆并没有这样。在他后来六十多年执政生涯当中，乾隆头脑中一直紧绷着一根弦，那就是严防被臣下欺骗。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涉及中国历史上一类常见的大臣类型，佞臣。什么是佞臣呢？佞，就是巧言谄媚。所谓佞臣，就是善于讨好和敢于欺骗皇帝的大臣。
那么在清代中期，我们会发现佞臣特别多。为什么呢？因为明朝和清朝，因为大力加强君主专制，所以皇帝希望大臣们只当听话的奴才，而不能有自己的主见。佞臣的特点就是没什么自尊心。他们不关心你谁当皇帝，谁当皇帝我都是打工的。我关心的，就是如何钻你皇帝的空子，占你的便宜，给我自己捞最大的好处。在没有利益驱动，当官的本身弄不到什么好处的时候，他们执行皇帝的政策，被动应付，推一推动一动。而一旦他们发现皇帝命令有什么空子，就会拼命把经往歪里念，想方设法捞钱。乾隆深知，他身边的这些大臣们，虽然表面上对他都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其实心里，都在研究皇帝的心理。有好多人，都琢磨着怎么趁皇帝心情好的时候讨点赏，怎么样趁皇帝心情不好的时候给别人下点谗言。所以如果皇帝精明厉害，这些佞臣就会对皇帝百依百顺，百般讨好。但如果一旦看出皇帝不那么厉害，有什么破绽，那么也会把皇帝骗得一溜一溜的。不是有一个笑话吗？说是有一次，清朝的道光皇帝跟当朝大学士闲聊天，皇上问，你早上一般都吃什么早点啊？大学士说，我很简朴，就吃三个荷包蛋。道光一听，大吃一惊，啊？你太富了，居然吃三个荷包蛋！你家富到什么程度啊？为什么呢？因为内务府告诉道光，鸡蛋一个值三十两白银。三个鸡蛋，一天吃掉九十两，那能不让他吓着吗？
而乾隆通读历史，当然深知佞臣的危害。大臣欺骗皇上，最大的危害是让皇帝掌握不到真实情况，因此做出错误的判断。比如鸦片战争期间，道光皇帝之所以决策时一错再错，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前线的大臣，一个接一个欺骗他。比如1840年（道光二十年）5月，靖逆将军奕山在广州，曾经和英军打过一次仗。事后他向道光汇报说，清军烧毁了英国大型战舰二艘，中小型战舰二十多艘，英军“被击及溺水死者不计其数”。道光皇帝一听乐坏了，下令继续进攻。那么事实如何呢？我们今天查英国军官的回忆录和英国政府档案的记载，当天英国军舰，没有一艘被击沉，英国军队也没死一个人。相反，英国人击毁了中国一个炮台，击沉了清军的四十三艘战船。所以说，如果是小事上欺骗一下皇帝危害可能还不严重，那么军国大事上也欺瞒皇上，那可就有亡国的危险了。因此从坐在宝座上第一天起，乾隆就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观察着官僚系统的每一个表现。一旦发现了谁敢于欺瞒皇帝，他都会严厉打击，绝不手软。
乾隆四年（1739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这一年，太庙需要修理。太庙是供奉皇帝祖宗牌位的地方，很重要，要定期修理。建筑工程，由工部负责。工部在修理的头一天，就上了个折子，说先要修理太庙里面的路灯，要领三百两银。
区区三百两银子，对皇帝来说，简直不算是个钱。不料乾隆皇帝心特别细。看到三百两这个数字，乾隆有点疑问。简单修几个路灯，能用得了三百两吗？乾隆就用朱笔批了一句，“此灯不过小小黏补，岂至用银如此之多？”
工部在皇家工程中贪污银子，已经轻车熟路了，多支个百十两银子，不当回事，他们回奏说，这是预支的银子，将来修完了，余下的银子会再交回来。他们想，皇帝日理万机，这么一对付就能过去了。
不料这道回复，却让乾隆大发雷霆。第二天，乾隆降下谕旨，说，据他所知，以前修建工程的惯例，都是先估后领，用多少领多少，修完后，剩下的银子，从来没有交回来的。他昨天派人查了一下工部的档案，没发现一笔交还的记录。这就说明工部官员在骗皇帝。乾隆说：“该堂官等竟以朕为不谙事务，任意饰词蒙混，甚属乖谬。”你们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好糊弄，是吧，你们想错了。
就因为这几百两银子的小事，乾隆小题大做，杀一儆百，把整个工部衙门的大臣都进行了严厉处分。从尚书来保到侍郎阿克敦再到那些司员们，或被降级，或被罚俸。这样大面积的处罚，在清朝历史上很少发生。满朝大臣都吓得瑟瑟发抖，没想到这个年轻皇帝，这么精明，这么厉害。
这是记载于《清高宗实录》的一件事。
清代史官，修撰过一本政治语录，叫《大清十朝圣训》。其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一位巡抚给乾隆写了份奏折，汇报了地方上发现的一件坏事。汇报完了，在奏折结尾，这位巡抚加了这样一句：“正在缮疏间，据两司道府揭报前来，与臣所访无异。”也就是说，我正在写报告，正好布政使和按察使两个人的汇报也恰好到了，他们所说的，和我所了解的，一样。
乾隆看到这，不觉一笑。他一眼就看出巡抚这句话背后是怎么个心思：如果巡抚自己向皇帝汇报这件坏事，巡抚固然是立了功了，但是同为大吏的布政使和按察使，却有了失察的嫌疑。为什么人家发现了这件坏事，而你们没有发现？所以，这位巡抚笔头一转，这样一提，说我刚写完，他们俩也向我汇报了，这样既保住了自己首先发现的“头功”，又为布政使和按察使推卸了失察的责任。你看，做大臣，得需要多么有技巧。不过，这些技巧到乾隆这儿，就不好使了。乾隆挥笔，在奏折上批道：“或千百中偶有一二，岂能事事如此？”就是说，这种事，千百件中或者有一两次巧合，怎么到你，总是这么巧？
所以乾隆皇帝的智商、情商，确实比一般皇帝要高。那些让其他皇帝看起来头晕眼花的官场诡计，逃不过乾隆的法眼。几次交锋之后，皇帝的精明就给大臣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搞得大臣们吃不消了。有一次乾隆向大臣们征求意见，说你们讲讲，我有什么缺点啊？有一个叫储麟趾的人，居然给乾隆提了这样一条意见：“愚臣管窥蠡测，以为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过；自古人主患不断，惟皇上患断之太速。”（《清史稿》）
什么意思呢？皇上，您太精明了，做事儿脑子转得太快了，我们跟不上啊。自古以来啊，别的朝代都愁皇帝不精明，到您这啊，我们都愁您太精明了。别的朝代都愁皇帝优柔寡断，我们愁你处理事情，速度太快了。我们反应不过来啊！
居然还有这样给皇帝提意见的。当然这有拍马屁之嫌，但确实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乾隆这个皇帝，确实不好对付。这样，朝中的大臣们就小心谨慎，不敢胡作非为了。
那么，通过“大权独揽”，垄断决策权，乾隆就基本上防止了出现权臣的可能。通过时刻提高警惕，让大臣们不敢欺骗自己，乾隆也最大限度地防止了佞臣对朝政的干扰，保证下情能够准确上达。所以继后妃、皇族、太监之后，乾隆有效防范了中国历史上另一类威胁皇权的势力，权臣和佞臣。那么，以前我们所说的五种威胁，还剩下一种，那就是朋党。
所谓朋党，用通俗的话讲，就是山头。大臣跟皇帝没法单打独斗。但是，当这些大臣分成山头，团结起来之后，就不好办了。同一个山头的大臣们相互通风报信，协调行动，一起骗皇上，皇帝就很难应付了。两个山头的大臣相互掐，皇帝也不容易管，这就是我们说的威胁皇权的第五个力量——朋党。乾隆即位之初，朝中就出现了朋党的苗头。
那么，我们知道乾隆的父亲雍正，为人非常严厉，雍正朝政治纪律很严明，乾隆朝怎么会出现朋党呢？
前面我们讲，乾隆为了政治平稳过渡，重用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两位雍正留下的老臣，但是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两个人，一满一汉，势均力敌，双峰并峙。一般来讲，同行都相互排斥。各个领域最顶尖的那几个人之间总是很难搞好团结，这是一个规律，鄂尔泰与张廷玉二人地位相当，性格不同，彼此长期不和。张廷玉在康熙年间就中了进士，当上了副部长，资历很深，所以他看不起后来居上的鄂尔泰。而鄂尔泰这个人天生性格张扬傲慢，自视很高，在内阁中排名又在张廷玉之前，所以他也不买张廷玉的账。两个人关系十分冷淡，《啸亭杂录》说，“同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就是说，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一整天谁也不说一句话。两个人心里显然都有点芥蒂。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他们俩并不想植党，但是大臣们却把他们当成了山头。满族大臣一般都投奔鄂尔泰门下，汉族大臣渐渐聚集在张廷玉门下，两派相互攻击，朋党的雏形，就这样出现了。
相对于后妃、皇族、太监、权臣和佞臣，朋党是一个更难处理的问题。所以乾隆即位之初，对这两大朋党采取了一个平衡政策，然后等待时机再解决这个问题。什么时候等到了时机呢？乾隆十三年（1735年）。为什么是乾隆十三年呢？因为乾隆十三年，后宫中出了一件大事，不但对乾隆的私生活产生了严重影响，也引发了政局的剧烈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