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邬思道和弘历的对答来看，现在的弘历，明显已经和历史上不一样了。
从对管仲的评价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主要受若曦这个额娘的影响，作为现代穿越者的若曦，对孔夫子和儒家那一套理论，并不是很感冒。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占据统治地位。
但实际上来说，中国古代的帝王，表面上推崇儒家思想，但是实际操作上也依赖法家的思想，往往是儒法结合、儒法互济。政治事功与伦理劝导，是历代统治者稳固其统治的两大核心手段，也是构成外儒内法这一中华文化的重要成因。
一般而言，儒学重仁政，讲究以伦理劝导实施统治，而法家讲法制，重在政治事功。但这两种思想在汉代时即彼此糅杂，形成了互补的统治术，也就是所谓的“外儒内法”。
自汉代以来，中国大多数时候采用的是“外儒内法”的治国方式。所谓“内”即是内在的核心价值观念，指导思想。“外儒”即是以儒家重视人、以人为本、合理分配利益等观念为原则。所谓“外”，则是外在变现，具体的措施。“内法”，即以法家的观念建立政治架构，以法治观念治国。
许多人接触到“内儒外法”的说法，错误地将“内”、“外”理解成“实际内容”跟“表皮”。从而认为中国历史上应该是“外儒内法”，即示之以儒家仁义，而以法家思想为根本。这是文言理解能力不足导致的错误。实际上，法家的“法治”与近现代西方法律思想理解的法治不同。
法家是以君主为法，君主是一切的核心，君主说出的话即为法，法治的本质是服从君主指令（这一点从“太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可以看出来，按近现代的法治观念，应该是“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汉宣帝曾多用刑吏，当太子（元帝）向他建议多用儒士时，他的回答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说明汉代统治者就已经自觉地把儒法结合起来实施统治了。外儒，给封建统治者披上一层仁德的外衣，内法，则为统治者的专制统治提供了坚强的后盾。依儒家学说，天地君亲，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制约，但这种伦理约束，尚不具备法律的强制性，于是又生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在礼教之上，虽以明显的等级约束，进而出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封建律条。伦理的法制化，将一切封建礼教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触犯礼教，得到的不再是道德的评判，而是法制的制裁。从某种意义上讲，封建宗法社会的结构形态，正是外儒内法统治术的必然产物。
历史上的弘历登基初期，显然还没领略到“外儒内法”思想的精髓，单纯的用儒家思想治国，以至于出现了一系列政治上的失误，当然他很快便纠正了这些错误。
而现在的弘历，和历史上的他完全不一样，在接受儒家教育的同时，也开始接触法家的治国理念，从他对管仲这个法家的代表人物的推崇，就可以看得出来。
此时的弘历，已经初步接触到了“外儒内法”这一国家政策的内在指导思想的精髓，有些事情从一开始已经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