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在苗疆每设一厅，即将当地苗民编户造册，令其纳粮。同时,实行轻徭薄赋政策。过去的土司统治地区被废除的苛派更多，多数地区负担比土司时代减轻。
永顺、保靖等地只按过去土司时的数额上交秋粮，“较土司陋规十不及一，民皆欢欣乐输”。永绥、凤凰、乾州三厅田赋也不重。
为了进一步巩固西南数省“改土归流”的成果，鄂尔泰在任期间，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开发工作。首先是处理善后。“改土归流”之后，许多矛盾若处理不好，仍会激发。
云贵数省，地处边疆，各民族习俗差别极大，一下子改派满汉流官，难以适应这里的复杂局面，对土官打击面也太大。鄂尔泰始终坚持设置的流官中，能用土官的仍然用之。
对旧有的土司采取区别对待的方式。
那些自动缴印，主动要求改流的，鄂尔泰奏保举他们任守备、千总、把总等流官，并让其世袭不替。表现突出的，还奏表褒奖。
对那些不习惯做流官，态度又好的土司，则奏请发给国库银两，为之安排善后生活，拨给田产，建造房屋，彻底消除他们的反抗情绪。
对那些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土司，改流过程中又一直抵抗或反对者，则严厉打击，从重治罪。如平日罪行昭著、民愤极大的云南镇沅土知府刀瀚、贵州康佐长官司长薛世乾，改流后便把他们处死或终身监禁，当地居民无不称快。
对流官的派遣，鄂尔泰上奏必须派去有能力、肯吃苦、清正廉明者。
他认真挑选州县长官，派去的第一批流官都很称职，对安定改流地区起到了积极作用。鄂尔泰为让改流地区人民休养生息，一律实行地丁钱粮制度；困难多、收成少的地方，减轻、减免赋税或给予救济，使这些地区尽快地恢复生产。
鄂尔泰在改流地区还重新调配了土地，并实行鼓励垦荒政策。土司霸占的农民土地，按土地清单让原主认领；荒芜无主的土地，招农民耕种；未开垦的土地，号召农民开垦，官府发给农具、种子、对新垦的土地，水田6年后征税，旱地10年后起科。
鄂尔泰还号召官员、富户捐助困难土著居民，他本人带头捐银3000两、买牛100头、盖房600间，让十分困难的土著居民安居乐业。
同时，鄂尔泰在改流区大力兴修水利，仅云南昭通就兴修水利10项，可以灌溉土地两万多亩。云南全省改流后兴修水利工程70多项。为保护这些水利工程，鄂尔泰还奏设水利专官，专管这些水利项目，从而保证了水利事业的长久发展。
改流区的交通开发也是一项突出的事业。鄂尔泰修浚了1200里的清江，300余里的都江，使之浚后“邮递往返”，有“水道康庄”之美称。他还修筑了上起土黄，下至广西百色全长700余里的河道，使“两粤、楚.湘为之沟通”。
鄂尔泰把内地的耕种、纺织、冶铁、烧窑、采矿等生产技术，命人在改流地区传播，使这些刀耕火种的穷山僻谷得到开发。
改流前少数民族没有读书的机会，更无权参加科举。
康熙四十三年，湖南学政潘宗洛允许少数民族童生参加科举应试。其后又在凤凰、乾州二厅设书院及义学。
雍正八年，在永绥厅六里苗区设义学两处。
改土归流后，鄂尔泰普遍开设学堂，设教官，让儿童免费入学。云南一省就开设义学463所，贵州开设义学24所。
清朝统治势力深入湘黔川边苗疆后，满汉官吏、军士以及汉族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以及大批农民、手工业者和无业游民大量进入苗区。清朝鼓励汉族人口进入苗疆，希望达到“以汉制苗”、“以汉化苗”的目的。
官府在苗汉交界处设立市场，促进苗汉物资交换，实现“化苗”。
鄂尔泰还在改流区推行革除陋习的活动，这里仇杀械斗严重，蓄奴延为通习，近亲通婚普遍。
改流后，他严禁仇杀，发现挑斗者严惩不贷。鄂尔泰执行雍正的“割贱为良”政策，解放了奴隶。云贵地区的“骨种之习”，即姑之女必嫁舅之子，是典型的近亲通婚。鄂尔泰认识到这种陋习的弊害，令其改之。
清朝采取的这些措施客观上加强了苗汉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促进汉族地区先进文明快速传入“苗疆”，推动了当地苗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轻赋薄税”使苗民得以休养生息，
苗族人口迅速增长。永绥厅自雍正八年至乾隆十六年的20余年，新增苗户1028户，新增苗民5100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