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主人扭过头来对老婆说，孩子们爱跳动是天性，谁家的孩子不爱跳呢？你现在都好几十岁的人了，和我吵架的时候还跳着脚骂呢！
生产队长接着说，这样吧，咱们三方订个口头协议。
什么协议？我和杨树方不明白生产队长的意思，高校长给我们交代任务时可没有说订什么协议呀？
生产队长说，订个协议好，可以相互约束，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
男主人也同意生产队长的意见。我和杨树方就是两个小毛孩子，现场三个成年人，有两个表示同意，我们也不敢提出不同意见。
生产队长说，协议一共有三条。第一条，参加屋顶广播的人不能在屋顶上随意蹦跳；第二条，村里每年给这户人家一些补贴，工分也好粮食也行，由你们选择，如果屋顶有损坏，村里负责修缮；第三条，要为屋顶广播的人提供方便，不能借故不让上房。大家看看怎么样？
男主人首先表态，第一条可以，让孩子们注点意就行了。第二条嘛，我看没必要，咱是共产党员，应该带头响应国家号召，带头贯彻国家政策，还要什么补贴？免了！至于第三条，我在这里向领导保证，一定要做到。
生产队长说，给予适当经济补偿也是国家政策，你就不要推辞了。也怪我当初没有对你们讲清楚，特别是没有和嫂子讲明白。嫂子，你也表个态，这样行不行？
女主人抬起头来瞄了瞄男主人，男主人瞪了她一眼。女主人连忙说，可以，可以。
回过头来，生产队长又对我和杨树方说，听到了吗？在屋顶安安稳稳的不要来回跳动，跳蹋了屋顶，赔偿就由你们来出。
我和杨树方诚惶诚恐地说，一定做到，一定做到。说罢，两个人又提着“气死风”马灯上了房。
我先提词，杨树方广播。记得第一篇内容是北京市一个工厂开办工人夜校的内容。那时候，工人的文化水平很低，政府号召开办工人夜校进行扫盲活动。杨树方广播时，自己还加了一个开场白：村民同志们请注意，雁浦村屋顶“电台”现在开始广播，请大家注意收听。
这篇文章很短，十多分钟就广播完了。
紧接着，杨树方提词我广播，也是关于北京市的内容，好像是一个国家机关开展勤俭节约活动的内容。
那时候山区交通不便，大约一个星期才来一回报纸，所以这份《人民日报》的内容我们广播了六七天。也巧了，这期的《人民日报》刊登的文章几乎全是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内容。
一周后，高校长又把我和杨树方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我们进去一看，生产队长也在里面坐着。突然，我心里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莫不是我们哪里就做错了？这回不光是校长还有生产队长，看来事情还不小，连生产队长也惊动了。
杨树方和我的感觉一样，脸色都变了，试探着问，校长，我们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了？
高校长听了一皱眉头说，你们这两个孩子究竟是怎么回事？老是说自己做错事情？你们平日是不是老做坏事？
我和杨树方连连摇头否认，我们可没有做过坏事！
既然没有做过，怎么一来到我的办公室就说做错了事情？高校长说。
我说，高校长一般情况下不会叫我们来，这次还来了生产队长，我们心里没底。
杨树方也说，我们没有见过这个场面，心里一直忐忑不安。
高校长笑了笑说，不要害怕，我不批评你们，还要对你们提出表扬。
我和杨树方对视一眼，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问，你要表扬我们什么呢？
高校长说，屋顶广播这个任务你们完成的不错，这不是吗，生产队长来给你们俩请功来了！
这时，生产队长也开口说话，你们的屋顶广播确实搞的不错，声音也洪亮，口齿也清楚，乡亲们听了都说很受教育，也知道了不少国家大事，更激起了劳动的劲头，这大概就是报纸上所说的精神鼓舞的力量了。
生产队长这一说，我们俩也很高兴，看来这一个星期的努力没有白费。
不过，生产队长又说，你们的屋顶广播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今天找到学校就是为了这个原因。
哪些方面需要改进呢？杨树方大着胆子问。
生产队长说，这一个星期之内，你们广播的都是城市的内容，北京的天津的上海的，当然，这些城市的内容我们也需要知道，但乡亲们反映说，我们这里是农村，还是太行山区的农村，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不能喝大城市相比。也就是说，城市里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并不适合我们这里，所以，我们想学也没有办法学，没法学就赶不上人家，赶不上人家，你这个屋顶广播还有什么用呢？
生产队长说到这里，大概是口渴了，高校长示意我给他倒一杯水。我给生产队长倒水的间隙，高校长说，这件事与他们俩无关，是我们学校的责任。
生产队长连忙说，怎么能说是高校长的责任呢？
高校长说，学校里这么一份报纸，还是一个星期才来一次。报纸上刊登的本来是新闻，但到了咱们这里也成了旧闻了。队长你放心，乡亲们的要求，我们一定能满足，以后的屋顶广播要多增加农村的内容。说完，指了指我和杨树方，你们俩先走吧，我和生产队长还有事情要商量。
我们俩刚走出高校长的办公室，只听他又把我们叫回去，说，这一个星期你们很辛苦，学校决定奖励你们每人两支铅笔，两个作业本。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这时，生产队长也说，村里也准备给你们每人奖励十个工分。
这个学期结束时，我和杨树方因为屋顶广播搞的好，学校第一批把我们俩发展为少先队员，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还代表学校到县里出席了屋顶广播的先进经验交流会。我和杨树方一时成为雁浦村小学的名人。
我和杨树方第一批加入了少先队，引起了很多同学的羡慕之情，都纷纷要求加入屋顶广播的队伍，有的人写了申请书，有的同学找到李老师和高校长，甚至有的人还找到了生产队长，想让他在高校长和李老师面前走个后门。
在一次班会上，学习委员周艳萍郑重其事地向李老师和高校长提出建议：屋顶广播不应该只有男同学参加，女同学也应该参加。周艳萍认为，从广播的声音效果方面来衡量，我们女同学更适合加入到屋顶广播这个团体里来，因为女生的嗓子尖细，声音传播得更远，乡亲们听得更清楚。她还说，屋顶广播既然是重要的政治任务，女生也有义务去承担，这也是男女平等的体现嘛！
周艳萍言词凿凿，而且还带着一些义正辞严的味道，高校长和李老师相互对视了一眼，交流了一下眼神。
高校长转而对周艳萍说，当初我们选择谷国青和杨树方当广播员的时候，主要是考虑到男同学干这件事情比较方便。
不料，高校长的话音刚落，周艳萍就立马反驳起来，女同学有什么不方便的呢？
李老师接过话头说，我们主要是基于咱们这里的生活习惯而定的。男孩子晚上喜欢出来玩耍，而女孩子大多数在家里帮着父母做家务，出来玩耍的时候较少，所以我们就没有考虑女同学。
周艳萍平时胆子很小，不知道这次是吃了熊心还是豹子胆，胆子居然大了不少，竟敢当面顶撞高校长和李老师。
在选择屋顶广播的人选上，高校长和李老师似乎觉得自己真有点欠考虑，所以总是和颜悦色好言好语地向周艳萍解释。在周艳萍的一再坚持下，高校长和李老师最后决定屋顶广播增加两个女同学，一共四个人，分为两组，每组一男一女。
对于增加两个女同学，我和杨树方没有任何意见，反而表示热烈欢迎。多两个人，我们负担就轻松得多，何乐而不为呢？不过，这些日子我观察周艳萍脸上的表情，总觉得她可能还有另外一层意思，绝不是单纯为了加入屋顶广播那么简单。有事实可以证明：当初学校选择我和杨树方当广播员时，周艳萍是知道的，而且每天晚上她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如果她早就想加入这个团体，为什么不早点提出来而要等到这个时候呢？
后来我终于得知了事情的真相，原来她对我和杨树方第一批加入少先队不服气。她认为，自己是班级的学习委员，大小也算个干部，没有第一批入队，反倒让两个普通学生捷足先登了，而且这两个普通学生还是班级李有名的淘气包和捣蛋鬼。这让周艳萍的心理上十分不平衡，所以下定决心要加入这个团体，也要尽快加入少先队。
不过，在这件事情上，周艳萍虽然有点私心作怪，但她的广播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她的学习成绩本来就很好，要不也当不了学习委员，主要是理解能力超长。在这一点上，我和杨树方都自愧不如。我们俩的广播基本上是照本宣科，不带多少感情色彩，用周艳萍的说法就像喝白米粥，没有什么味道。
而周艳萍则不同。她在广播前，要反复通读好几遍原稿，直到把原稿内容吃深吃透了然于心才行。这样广播起来，语调就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很受乡亲们的欢迎。
由于周艳萍的加盟，雁浦村的屋顶广播水平越来越出类拔萃，多次受到县里有关部门的表扬。很快，周艳萍也加入了少先队，而且后来者居上，还担任少先队的的中队长，过去这个职务一直是高年级学生担任的。
周艳萍善于观察事物。在广播过程中，她对我说，咱们站立的位置要调整一下。
我问她怎么调整？她说，位置高可以登高望远，但声音传播不一定高位置就能传播的远。雁浦是个长带子地形的村子，咱们现在这个位置正好在长带子东边，西边的乡亲们就听不清。应该把位置往中间挪一挪，这样东西两面都可以兼顾，大家都能听到广播内容。
周艳萍还说，可以把原先的两个组扩编为四个组，因为有好多同学都愿意加入屋顶广播，我们不应该打击大家的积极性。
四个组怎么广播？杨树方理解不透。
周艳萍说，这个高位置广播地点还留着，再到村中间找一间房，派两个组去。我们广播一遍，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复述一遍，这样全村不就都听到了吗？
毫无疑问，周艳萍的提议是正确的。于是，我们从雁浦村中间找了一间房，是生产队的一个牛棚。找这个地方是为了省却和住户之间的麻烦。
不料，恰恰是为了省却麻烦反而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原来，这间牛棚年久失修，房梁房柱都有不同程度的腐朽和损坏。有一天白天下了好大的雨，晚上雨停了，我们上房广播。喊着喊着，忽然“哗啦哗啦”一阵响——牛棚倒塌了！
万幸的是，牛棚里有好几头牛把倒塌的房梁托住了，我们几个人掉到了牛背上，没有摔坏。虽然没有危险，但吓人不轻，有几个孩子不敢上房了，退出了广播团体，八个人又剩下了四个人，我和杨树方、周艳萍，还有一个叫张婷婷的女孩子。我们四个人一直坚持了好几年。
后来，周艳萍和张婷婷被县广播站抽调去，成为专业广播员，还办理了农转非户口吃上商品粮。恢复高考制度后，张婷婷考上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分到省广播电台，后来当了副台长。周艳萍考上师范大学文学系，毕业后也从事了与广播有关的工作。反倒是我和杨树方这对屋顶广播元老，从事的工作都与广播不沾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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