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感受最深的当然是肚子永远没有吃饱的时候。然而比较起来，我居住的牛角台村还算不错，饿是饿，但没有饿死人。“瓜菜代”，起码有瓜和菜代替，有的地方连瓜菜都没有，那才叫没有办法哩！在那个年代饿不死人，无疑于是不幸中之大幸了。长大参加工作后，我从报纸书本上得知好多地方饿死好多人，就把牛角台没有饿死人称为“牛角台现象”。我对这个现象做过一番研究，认为最重要的一条是得益于特殊的地理位置。牛角台四处皆为高山，村子像藏在大山皱褶里的一个虱子，外人不容易看到。山高皇帝远，村民们就偷偷开荒种小片地，偷偷地收获粮食，这就是后来“文革”中所批判的“四大自由”中的一大“自由”。
“文革”中，牛角台村里也成立了造反派组织。有个造反派头头领着一批人批斗当年村里的生产队长孙建祥，说你当年领着人偷着开垦小片地，是典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孙建祥说，放你十八辈老祖宗的屁！我不过是个带着人下地干活的领班，一无权二无钱，算什么走资派？要不是我当年走“资本主义道路”，你们这群王八羔子能活到现在？早饿死变成一把骨头了！今天你们还有脸来这里批判我！回去问问你们的老子娘，看看他们愿不愿、敢不敢批斗我？滚，一群不知好歹的白眼狼！
这段文字算是一个开场白。里面所说的偷开小片地，是生产队长孙建祥的一大创举。他领着社员们在牛角台四周的山坳里开了好多小片地。那时候，为了禁止陡坡开荒，上级经常派人到山里检查，好多人为此丢了党籍丢了官帽，甚至还有人坐了牢。然而，牛角台村来了好多拨检查组，却一直没有发现偷种的小片地，为此孙建祥还得到了上级的奖励和表彰。其他村庄的生产队长觉些奇怪，问孙建祥，这一带就属你们村种小片地多，反倒是你们村没有被检查出来。你们用了什么魔法蒙住了检查组的眼睛？
孙建祥说，我们没有什么魔法。我们偷种的是黍子，你们偷种的是玉米。黍子快要成熟时叶子是黄的，颜色和周围的杂草差不多。而玉米的叶子始终是绿的，与周围杂草的颜色格格不入，人家检查组眼又不瞎，还看不出来吗？
黍子是一种谷物，去掉谷皮就是大黄米，黏性很强。村里常用来做油炸糕和包粽子吃。牛角台种了不少黍子，除了吃油炸糕外，最著名的吃法就是端午节包粽子。牛角台村包粽子与众不同，个头儿特别大，每个大约一斤左右，呈四角形，很像狗的脑袋，所以又称狗头粽子。包狗头粽子，非常考验家庭主妇的厨艺水平。粽子个头越大越难包。相传村里过去小伙子想找个会做饭的媳妇，只要看她会不会包大粽子即可，能包大粽子干别的肯定没问题。而煮粽子，在很多地方实在稀松平常得很，包好粽子放到锅里煮即可。但在牛角台，煮粽子却很有仪式感，而且这个仪式还很隆重，值得记忆也值得书写。
长街之上，架大锅煮粽子，是端午街期间常挂在牛角台村民嘴边的口头语。这里所说的大锅一般指九号大锅，乡下称九印锅，放满一锅粽子约有五六十斤重。因为大黄米难熟，粽子里面又掺杂了各种豆类和红枣，加上个头大，所以要在五月初四午饭后就开火煮。煮粽子的柴火也有讲究，茅草之类不行要用木棒，木棒火焰硬，可以使粽子早熟。木棒一直烧到吃晚饭时才能停火。但这个时候还不能吃，要在锅里焖一晚上，等到第二天早上也就是真正的端午节这天才能开锅吃粽子。那年村里刚成立了公共食堂。过端午节时，因为有几百口人吃粽子，人们就在村街中心建起一个超大型的灶台，开了八个灶膛，安放了十口九印大铁锅。十多个青壮年社员从山上背来上千斤杨木棒子。生产队长孙建祥一声令下：点火！八个灶膛里同时响起噼里啪啦的燃烧声。一个小时后，十口大锅同时冒起白腾腾的水蒸气，就像开过来一辆蒸汽机火车。这个时候，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跑出来观看，那个场面太热闹太壮观！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至今想起来我还兴奋不已。
天色渐渐黑了，灶膛里的火熄火了。粽子要在街里过夜。为了防止有人偷粽子吃，生产队长孙建祥派了四个人夜里值班看护粽子。现在人们觉得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不就个粽子嘛，吃几个怕什么？但在当年却是一件不容忽视的大事情。那时候人们都在挨饿，为了吃饱肚子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不提防着点还真不行。然而即便提防着还是出了问题。端午节早晨，孙建祥在村头大声吆喝：吃粽子了！各家各户的大人小孩端着大碗小盆排队出来领粽子。村里有多少口人，总共包了多少粽子，孙建祥心里都有数。每个人四个粽子，但轮到排在最后的几个人时，锅里没粽子了。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显然有人偷了粽子。谁这么大胆，敢从村民嘴里夺粮？值夜班的人首先被怀疑，一个个被叫到村部问话。这几个人倒也不隐瞒，说粽子就是我们吃了。
孙建祥很生气，乡亲们信任你们，让你们看护粽子，目的就是防止被人偷吃，你们却监守自盗，自己当了贼！太不像话了，为了几个粽子，你们的脸面都不要了？以后还怎么见人？还怎么在村里混？
我一个本家族叔也参加了值夜班。他理直气壮地对生产队长孙建祥说，我们怎么就没脸见人了？你们在家里睡大觉多舒服！可我们呢？白天和大家一起下地干活儿，夜间还得熬眼值班，又不给任何报酬。到了后半夜，大家肚子饿的够呛，难道不能吃个粽子吗？就当给了我们一点报酬难道不行吗？
孙建祥听着也是这么个理儿，就没有再追究。如果给工分，一个夜班最少十个工分，比吃个粽子还值钱。
到了五月初六，我正在街里玩耍，忽然听见族叔喊我，你来我家里一趟。我到他屋里后，族叔拿出个粽子给我吃。我问族叔哪里来的粽子？族叔说值夜班时每人拿了两个粽子，但族叔只吃了一个，他知道我最爱吃粽子就给我留了一个。他有个和我年岁相仿的儿子，没有给他儿子却把粽子给了我。族叔的举动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他平时喜欢我，但我毕竟不能和他亲儿子相比，在那个挨饿的年代，他应该先填饱自己儿子的肚子才对。我记着族叔的好处，参加工作后每次回老家探亲总要去看看他。有一次，族叔对我说，从小我就看你是个读书的材料，我那个儿子就是修理地球的坯子。我虽然是个大老粗，但我喜欢念书人，念出出息来，对家族有利对村里对国家更有利。
回过头来再说粽子。五月初七，吃过早饭，大家正要下地干活儿，突然村口来了上百号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街头煮过粽子的锅灶还没有来及拆掉。这些人围住锅灶不走，不知道要干什么。有人赶快去找生产队长孙建祥。孙建祥闻听来到街头，一看，大多数人都认识，原来都是附近几个村庄的人，还有几个是生产队长。
这些人说要吃粽子，孙建祥说，你们要吃粽子可以自己包自己煮，为什么来我们村要粽子吃？你们吃了，我们村的乡亲们吃什么？再说，今天已经是初七了，煮的那点粽子早就吃完了，哪有给你们吃的？
牛角铺村的生产队长叫刘大有，上小学时和孙建祥同过桌，平时关系挺不错。他对孙建祥说，老孙，你别给我打马虎眼，谁不知道你们牛角台村财大气粗？别说其他方面，就说你们端午节长街之上架大锅煮粽子，我们村就没有这个本事，老少爷们今年有的连个粽子味都没有闻到。大人还好说，孩子们怎么办？过端午节总得让吃个粽子吧！所以我们就找你这个生产队长来粽子来了。
孙建祥皱皱眉头啧啧嘴说，你们村的人吃粽子，你当生产队长的应该想办法，来我这里算怎么回事儿？我是牛角台村的生产队长，不是你牛角铺村的生产队长。
刘大有说，我这不是没有办法可想了才想到你了嘛！
你让我怎么办？孙建祥两手一摊。
这还用说吗？刘大有说，今天才是初七，按咱们这一带的习俗，初十之前都在端午节里。你松松手，拿出一些大黄米、杂豆和红枣，我们出木棒、粽叶和人工，咱们再来一个“长街煮粽”怎么样？
孙建祥一听，脑袋大了一圈儿！周围好几个村庄，就是每人吃一个粽子，也得上千斤大黄米，杂豆和红枣还得另算。这不是要牛角台村老少爷们的命根子吗？于是连连摇头说，不行，绝对不行！那点大黄米是乡亲们保命的东西，不能给你们！再说，这么大的事情，我就是想给也做不了主儿！
孙建祥说的是实话，关系到村里几百口子人性命的大事，岂是他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他说就是给，也得找村里人商量商量。
不料，其他几个村的生产队长说，你别找人商量，找人商量，我们知道只有一个结果：不同意。但有一个问题，我们先给你摆出来，你掂量着办。
明显是要挟。孙建祥很生气，你们来我这里要饭吃，还威胁我，什么道理？就问了一句，是什么问题让我掂量着办？我要是不掂量呢？
不掂量就让你完蛋！反正我们也吃不上粽子，你牛角台的人以后也别想吃！
孙建祥一寻思，来者不善啊！不记得自己有什么把柄在他们手里攥着啊？你们说出来吧，看我能不能掂量。能掂量则掂量，不能掂量也请诸位老兄原谅。
吴家沟生产队长吴冬至说，老孙啊，你这几年偷着在山里开小片地种黍子，我们可都是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上级来人调查时，我们也给你打过掩护，说老孙那么老实的人，对上级的每项政策都是不折不扣地执行，哪能偷着开小片地呢？他要敢开我们还开呢？凭什么他可以吃饱，而我们只能饿肚子呢？
应该说，吴这段话说对了一半。上级派人来检查，向他们询问时，他们确实给孙建祥隐瞒了一些事实，但他们这几个村没开小片地或开的少，也并不是想坚定不移地执行上级政策。前文说过，是他们的地形位置不占优势，他们的地头和山场都在马路边，要是偷开小片地，人家不用检查，站在马路边就能看见。
另外几个生产队长也说，是啊老孙，有道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咱们都是太行山里的人嘛！你们村老少爷们能吃上粽子，我们村老少爷们就该流口水看着？这太不公平了嘛！
说到这里，正好来的人中有几个孩子哭了起来，大喊着饿，我要吃粽子，我要吃粽子！
孙建祥原本不想答应刘大有和吴冬至的要求，但听见这几个孩子的哭声，心里就像刀搅一样疼！是啊，过端午节了，一年只有这么一次，孩子们想吃个粽子，这个要求不算过份。他回村和几个副队长沟通了一下，决定再来一次长街煮粽。这样做，首先是心疼这些孩子们，其次也是怕得罪这几个生产队长，他们真要撕破脸皮到上级告牛角台一状，不要说来年长街煮粽，怕是短街煮粽也煮不成了。
这几个孩子哭的真是时候！其实，这是刘大有那个六岁的儿子刘正春捣的鬼。他见孙建祥不答应，就想帮父亲和吴冬至一个忙，但情急之下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