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清宝和庄宝的小姨阿潘来家看兄弟俩。两人见到小姨，直接扑了上去，哥哥搂着小姨的脖子笑，弟弟抱着小姨的腿啊呀呀呀不停，亲昵欢喜得让我这个亲妈都眼红。
阿潘是我来到这座城市第一份工作的同事，现在早已处成胜于血亲的姐妹。十几年前，我刚来这里，第一份工作是给一家电线厂做工程部助理。其实就是一打杂小妹，所有的图纸归档，样品确认，生产部要临时加班改图，给部门老大贴发票报销，订餐等等都是我，这和自己想像中坐在电脑前写写文案，做做宣传文稿的工作落差太大，让那时的我萌生退意，自我怀疑，是阿潘让我改变。
阿潘是和我同批入职的，她做生产部经理助理，每天要排各种订单的货期，产线调配，人员安排等，最是繁琐。车间一些老员工欺负她是个初来乍到的小姑娘，明里暗里没少给她使绊子。我因为工作与生产部有交集，所以和阿潘慢慢熟悉起来。才发现这姑娘是个面善心强，话少做事狠的角色。比如生产部欺负她不懂产品流程，时间，本应三天可以交货的，他们硬说要五天。
对外有上级和客户催，对内员工又不配合，阿潘成了受气夹心饼。如换个人可能就哭着走人了，但阿潘没有。她找我借走工厂现有产品的所有图纸、样品，耐心请教工程师、品检、材料部，生产部等一些骨干员工，自己掐着秒表，花了近半个月的时间把所有产品从来料到包装出货所需要的时间，流程搞得清清楚楚。并制定了一份详细的全新产品交货周期表，上报经理，厂长批复后，在一次早会上宣布全厂员工即刻起按新的交货周期执行。
这一举动镇住了绝大多数员工，除了一两个刺头外，她基本上把工作理得顺顺当当，多次受到客户与上级的肯定。那两刺头最后也被调去分厂，她说：“我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喜欢我、服我，既然给了他们机会，他们还要给我找不痛快，那我只能眼不见为净，没得留着来给自己找事。”
后来工厂提升员工福利，给我们办公室职员在工厂对面小区租了几套房来当宿舍。我和阿潘恰好分到一起，和另外两个女孩住一套两室一厅。阿潘和我一间，朝夕相处下，我们成了这座城市中最好朋友。
我问过阿潘：“为什么你看着很温和，做事却这么刚？”
她有些落寞地说：“我也不想落个猪刚强的绰号呀！但没办法，我背后没有依靠，我不强势，现在可能早就拖家带口困在山里了。”
她说自己老家是湖北大山里的一个偏僻村子，家里还有一个比她小两岁的弟弟。弟弟超生，家里所有值点钱的东西全部都充当罚款了。
她8岁才上小学一年级，因为父母要她带着6岁的弟弟上一个班，方便照顾。她的父母并没有像老一辈人那样明显地重男轻女，但在只有一个选择的情况下，她都是被放弃的那一个。她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十岁那年暑假，她和弟弟跟着父亲去河里摸螺狮，结果脚滑，两人一起滚进深水区。姐弟俩都不会游泳，水漫过她俩头顶，明明她离父亲最近，但父亲却毫不犹豫选择去救更远的弟弟。后来还是不远处也在摸螺狮的邻居叔叔把她拉了上来。
从那以后，她意识到，这个世上，哪怕是血脉相连的亲人，也不要抱太大希望，只有自己才能不放弃自己。她更加刻苦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初中毕业后，她考上了武汉一所中专，那个年代，成绩好的才考得上中专。而她弟弟成绩一直没起色，是她连拖带辅导才勉强初中毕业。
她是她们村子第一个考到外市的女孩，父母觉得脸上有光之余，在面对一年三千元的学费时望而却步了。村子里一些婶婶阿婆们也说不要念，不如去县城当服务员，一个月有六百，过两年年龄到了，就找个婆家嫁了，女人嘛，一辈子都是这样过来的。
十七岁的阿潘不想过那种一辈子望到头的生活，她给父母打借条，给每家亲戚立字据，三百五百终于凑够了学费。但父母说只能给她第一年的费用，第二年学费生活费要自己想办法，否则就退学。家里还要留点钱给弟弟将来娶媳妇用。
阿潘义无反顾地去了武汉上学，学的是会计专业。第一年，她除了学习外，其他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做兼职，暑假也没回去，在武汉近四十度的高温酷暑下，穿着厚重的玩偶服在户外发传单，汗出得差点脱水晕倒；申请到去学校洗衣房勤工俭学，手被漂白消毒水泡得脱皮红肿；周末去饭店洗碗，一站就四五个小时，腿肿得像萝卜……好在这些兼职让她存够了第二年的学费。
她没有给自己买过什么像样的衣服鞋子，能穿得出去的竟然是几套校服。也基本不参加集体活动，她在同学眼里略等于透明。只有在期末考试成绩出来时，她才被注意到，因为她专业课都是优，还拿到了一等奖学金。
手头稍微宽裕点的阿潘并不满足现在的学历，她曾和武汉许多大学的人在一处做过兼职，旁敲侧击了解到，会计这个专业仅有中专文凭以后就业很难，至少也得是大专以上，还得一级一级考证。她权衡之下，退掉两个耗时长，收入低的兼职，买来自考大专的书，报名参加自考，并狠心用省下的钱报读了培训班。中专的后两年，她的轨迹都是上学校的课—做兼职—上培训班的课—去图书馆背资料—回宿舍。
皇天不负有心人，阿潘以优异成绩中专毕业，进入武汉一家私企做财务部文员。第二年，又顺利拿到自考大专文凭和初级会计师资格证，此时，她年仅二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