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砰~”，一位大汉从站台的铁轨边抓起一个空啤酒瓶，使劲地一敲，瓶底就碎了。
大汉一手往上顶着火车车窗，一手紧握着啤酒瓶，使劲地往车窗里面乱扎。
车窗外，我和几位农民工老乡，竭尽全力地吊在那里，试图往车厢里面爬。
阻碍我们的不仅有肩上的牛仔大包，还有车厢里面愤怒的乘客。
这趟火车实在是太拥挤了！
车厢里面的乘客一点儿也不情愿，在这一站还有人从车窗外爬进来，让本已水泄不通的车厢里面，更是拥挤得没办法挪脚。
绿皮火车刚进站，还没停稳的时候，站台上就有几个戴袖章的人，飞快地跑了过去，把还没有来得及关下来的车窗往上顶住了。
“快点爬进去！”
戴袖章的人对着站台上的我和老乡们，大声吆喝着。
站台上的我们，都背着笨重的牛仔大包。
三位老乡往后退上几步，往前一冲，壮实的双手立刻就抓牢了车窗。
戴袖章的人在站台上使劲地推着他们的屁股和大腿，可是怎么也推不进去。
我也依葫芦画瓢，可等双手吊在那里的时候才发现，车厢里面的人竟然在拼命地将我们往外推，还有人在使劲地用力把车窗往下压。
要不是有戴袖章的人在用力顶着，这些车窗早就被他们关起来了。
突然，一位戴袖章的大汉敲碎一个啤酒瓶底，握着瓶身使劲地往车窗里面乱扎。
随着车厢里响起的一阵痛苦的尖叫声，和我们身后传来的巨大的推动力，我和老乡们全都翻滚进了车厢，慌乱地挥舞着双手去抓背上滑落的牛仔大包。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暮春。
陕西，宝鸡火车站。
清晨，一列拥挤的绿皮火车带着我和三位老乡，从成都到达宝鸡。
我们当天下午要在这里转车，转乘从西安始发，开往新疆乌鲁木齐的火车。
我们出站后，先把行李寄存了，就去售票窗口买好了票。
然后我们在附近的早餐摊上随便吃了几个馒头，喝了点稀饭。
填饱肚子以后，我们就在火车站的广场周围闲逛。
广场边上的各种小摊琳琅满目，吆喝声、叫卖声此起彼伏。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到老家县城去上高中，是我走得最远的地方。
此时的我身子瘦弱，个子矮小，脸上没有什么血色，胆子特别的小。
在广场上，我不敢到处乱走。
只好跟在老乡们的身后，听着他们商量，下午火车过来的时候，怎么样才能更容易地挤上去。
突然，一个二流子跑了过来，无缘无故地用手里的折扇去敲打老乡的头，吓得我浑身直哆嗦，赶紧躲到了老乡们的中间。
按理说，当时的我已经满了十七岁，早就应该可以自己一个人坐火车去新疆了。
可是我自己没那个胆量，爸爸妈妈也不放心。
我家弟兄三人，我排行老小。
大哥在他两三岁的时候就过继到姑妈家了，我从小和二哥一起，在老家的农村长大。
一九八四年十月中旬，全国各地的报纸和广播都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
“要求各级人民政府积极支持有经营能力和有技术专长的农民进入集镇经营工商业，公安部门应准予其落常住户口，统计为非农业人口，口粮自理。”
城镇户口一时成为风靡农村的香饽饽，头脑活络的人都开始寻找各种门路，逃离农村到城里去。
当时，小叔叔和婶婶正在农村老家附近的一个中学里面教书，婶婶教语文，小叔叔教数学。
因为他俩都是大学文凭，小叔叔没干几年就因为能力出色而当上了教务主任。
当时小婶婶的爸爸在新疆煤矿建安公司工作，他们家只有他和小婶婶两个人是吃国家粮的。
小婶婶的妈妈、两个弟弟、两个妹妹，还有大弟媳妇，总共六口人都是农村户口。
煤矿地处边疆，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各种人才都特别的紧缺。
在国家的城镇户口政策出台以后，当地政府和公安部门就迅速地发布了招贤纳士的通告。
“煤矿紧缺各种人才，只要个人有能力，符合国家的政策条件，一个人到煤矿来工作，就可以解决全家人的户口，工资待遇从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