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觉醒是一种使命
一觉醒来，已是大年三十中午。室外冬雨绵绵，格外寒冷。
我赶紧起床，推开工人宿舍的门，发现他们早已经回家了。我给别彩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找到李梦雨的消息。她说，这是一个好消息，也是一个坏消息，问我啥时候回家过年。我说可能回不去了。她说过年期间餐厅生意好，她也要忙，让我多保重身体。我心里清楚，她的心思已经开始转移到餐厅的生意上，对工程项目逐渐失去了兴趣。
我在项目上值班，一直到初八，也没有王小伟的消息。他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回家过年的工人们还没有回来，据说要等到正月十五以后才能回到工地。
到了正月十六那天，李梦雨出现在工地上，这着实让我惊掉了下巴。李梦雨说她答应过我，说了一定会履行完合同，就一定会做到。我向她打听王小伟的消息。
李梦雨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说：“王小伟在拘留所里，你不知道吗？”
“你说什么？王小伟在拘留所里？什么时候进去的？”我惊呼道。
“大年三十的晚上，他来找我，我让他先回家过年，等年过了再说。他不肯，说有重要的事情与我商量。我便和周大良一起在二十四小时快餐店与他见面。没想到刚见面，王小伟就和周大良吵了起来，然后动手将周大良打了一顿。我劝都劝不住，赶紧报了警。警察来后，把王小伟带走。周大良的鼻梁骨被打断，缝了四针，直接住进了医院。警察认定王小伟故意伤人，情节恶劣，将他拘留了。”
我听了李梦雨的话，心里“咯噔”一下。我想起了那天晚上，我和王小伟喝了很多酒，他一定是气昏了头才动手的。我记得我俩从派出所回来时，王小伟情绪稳定，虽然有些急躁，但神志清楚。
我赶紧打车去了江岸派出所。警察听说我是王小伟的亲戚，答应让我在拘留所里与王小伟见上一面。警察告诉我，事发临晨，值班警察出警迅速，将王小伟带回派出所进行调查和笔录。另一个当事人周大良被打住进医院救治，伤情比较严重，所以将王小伟拘留，等待验伤结果出来后才能决定对王小伟的处理决定。我深知打架的后果，打赢进法院，打输进医院。要想不坐牢，就要赔钱，这次王小伟凶多吉少。我一方面为王小伟感到惋惜，一方面为工地现场的管理开始担心。别彩云曾经提醒过我，说王小伟做事不计后果，闹乱子是迟早的事，让我一定要盯紧他，以免犯错。如今，果然不出所料，把他派到重庆项目不到半年就出事了。如果王小伟在拘留所里一时半会儿出不来，工地上不能没人管。我赶紧给别彩云打电话，让她做好让尤俊达来重庆项目上的思想准备。
我从派出所赶到拘留所，见到了目光呆滞的王小伟。我问他为何不计后果，打伤周大良。他垂头丧气地说：“他根本就不经打，我只是推了他一把，他就倒在地上，不小心把鼻梁骨碰在墙上。李梦雨在旁边可以作证。”
我问：“你为啥要推周大良，你找李梦雨要钱，与周大良有啥关系？”
王小伟说：“我和李梦雨的事，周大良非要插一脚，说我骚扰他媳妇。”
我说：“人家可是两口子，你是喝多了吧！”
王小伟说：“周大良和李梦雨只是在一起非法同居，根本就没有领结婚证。这是李梦雨亲口告诉我的。而且她的钱都被周大良拿去炒股了，赔光了。”
如果王小伟所说属实，我就弄明白为什么周大良要和李梦雨在一起了，原来是为了让李梦雨从王小伟手里借钱炒股，然后再和李梦雨一起玩失踪。我安抚王小伟，让他老老实实配合警察调查，关于对周大良的赔偿问题，我会与周大良直接商谈。
离开了拘留所，我又马不停蹄地去了医院。
周大良的脸上绷着石膏，躺在病床上，看见我进屋，眼睛盯着天花板，装作没看见我。
我走近他的床边，把水果篮放到他的床头柜上。脸上挤出一丝笑纹说：“大良，我代表王小伟本人，也代表公司来看看你。”
周大良把脸转到一边，依然装作没听见。
这时候，护士进来查房，看见我说：“你是病人家属吗？赶紧去把药费补交了，已经欠了好几天了。”
我问护士欠多少钱。护士说：“加上这几天的治疗费总共三千元。”
我拿起床头柜上的缴费单直接去了交费处。等我再回到病房的时候，周大良已经坐起身，在病床上打电话。他看见我进到病房，很快挂了电话。
我说：“药费已经交过了，我还预存了一万元，你就放心的治疗吧。”
周大良抬眼看着我说：“本来就该你给我交药费，王小伟把我打了，他是你的手下。”
我尴尬地看着他，点了一下头，苦笑一声说：“他是我的手下，你曾经也是我的手下。我没有让王小伟打你，也没有让你营私舞弊。你们做错了事，难道还要我替你们承担责任吗？”
周大良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王小伟打我也是为了公司利益。”
我说：“违法乱纪的事情是我从来严令禁止的，你们听了吗？所以责任自负。包括这次你和王小伟之间的冲突，纯属个人行为，与公司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我今天来看你，谨代表我个人，王小伟在拘留所里出不来，我也可以说是代表他。起初你说你和李梦雨只是一面之交，后来李梦雨又说你是她的老公，你俩到底是啥关系，你心里最清楚。我也不想知道是啥关系。我只想告诉你，人在做，天在看，大家都好自为之。王小伟目前被关在拘留所里，他会为自己的冲动承担法律责任。我也希望你能够反思一下。李梦雨今天已经回工地上班了。她说要履约。我相信她一定是良心发现，我也希望你能够良心发现，把事情与警察说清楚，早日把案子结了，这样拖下去，对谁都不好。关于你的医药费，出于人道，我会想办法帮你解决，不管咋样，你曾经还是我的员工。”
周大良一言不发，面无表情，眼睛盯着窗外，像个木头人似的。
大地像一个磨盘，不停地转动，人如同磨盘上的蚂蚁，东奔西跑，漫无目的。我一连几天在工地和医院之间奔走。王小伟不在工地，所有的事都摊在了我身上。我把工地上的事忙完，还得抽空去医院与医生沟通周大良的治疗方案。
周大良的鼻梁骨严重鼻畸形，治疗费用在五万多元，仅鼻梁矫正的费用就需要花费四万元左右。这期间，我征求过李梦雨的意见。她说她又不是周大良的家属，她无所谓，反正又不让她出钱。我纳闷于李梦雨对周大良的冷漠，百思不得其解。
一个星期后，尤俊达赶到项目上，接替我履行王小伟的工作。我对尤俊达的到来虽然持谨慎态度，但在无人可用的窘境下，我只能采取权宜之计，先将王小伟造成的空缺补上。尤俊达似乎汲取了以往的教训，对我重新用他感激涕零。我问他喜欢戴着白帽子做厨师，还是喜欢戴着蓝帽子做工长。他说他戴什么帽子都一样，但他更喜欢待在工地上，比较自由。
工地交给了尤俊达后，我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医院找医生商量周大良的治疗方案。医生通过论证，最终选用了复术的方案。没办法，我只能遵从医生的意见。
周大良的复术很成功。
一个星期后，我和李梦雨一起把周大良从医院接回到他的住处。
我对周大良说：“你既然已经出院了，王小伟还在拘留所里。你看能不能给警察说一声，先把王小伟放出来。”
周大良斜眼看了我一眼，阴阳怪气地说“我是出院了，但还没有彻底康复，等我彻底康复了再说。你彭总也知道，康复期间的我不能工作，生活不能自理，我在考虑要不要找一个保姆伺候我。”
我说：“公司这边已经垫付医疗费和住院费总共六万元。你提到的康复期间的生活费问题，这个需要当着警察的面说。如果你能开个价，我认为合理，我可以去跟王小伟说。”
周大良看着李梦雨，希望她能发表意见。李梦雨像避瘟神一样赶紧走开了。
我与周大良商量无果，又跑到派出所，希望警察能够出面调解。
警察说：“双方如果想要调解，则需要到相关机构进行伤残鉴定。在司法程序之前产生的医疗费用都需要自行垫付。双方根据具体情况，协商条件，进行调解。如果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协商，则需要走法律程序。”
我说：“关于治疗费用，公司这边已经替王小伟垫付了周大良的大部分医疗费。周大良如果狮子大开口，我们该怎办？”
警察说：“医疗鉴定机构出具鉴定书后，当事人不予认可，如果调解无效，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走法律程序。不过依照目前的情况来看，王小伟如果拿不出让对方满意的赔偿金，估计很难达成和解。”
我问：“如果和解不成，王小伟还得关多久？”
警察说：“如果调节不成，只能等医疗鉴定结果出来，视情节严重程度再决定是否释放，拘役，或者判刑。所以你这边还得找周大良去说，求得当事人谅解。就目前情况看，周大良既然已经出院了，应该问题不大。你这边多付些钱，估计问题就解决了。”
我觉得，解铃还得系铃人。
回到工地，我找到了李梦雨，希望她能说服周大良接受调解。
李梦雨说：“当今社会，能用钱解决的事都应该不是事。我回去问问周大良，到底啥意思吧。”
我说：“看在王小伟给你借钱的份上，你是否可以帮帮他。”
李梦雨说：“我和王小伟的事还不一定谁欠谁的钱呢，不过我可以去给周大良说说。”
李梦雨摆出一副救世主的样子，回家去找周大良。
晚上的时候，李梦雨给我打电话说，她费了牵牛鼻子的劲才说服周大良接受调解，但补偿费用可能会高一些。
我问需要多少？
李梦雨说，至少五十万。
我听了顿时失去了理智，大骂道：“简直就是敲诈，这不可能！”
李梦雨说：“彭总别急，周大良要的赔偿金，我也觉得太高了，我再给他说说，看能不能再少点。”
李梦雨挂了电话。我越想越觉得窝火。周大良狮子大开口，不仅仅是讹人，更有羞辱人的意思。
一夜无眠。
第二天早晨。我去派出所向警察说明情况。
警察也觉得周大良的五十万赔偿金缺乏法律依据，对我说：“对于故意伤害造成轻伤的情形，一经定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周大良进行过治疗，已经基本康复。你们这边也积极主动垫付医药费，积极找周大良提出和解。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下来联系周大良，与他再协商一次，你这边能赔偿的底线得告诉我。”
我说：“如果超过二十万，我们就放弃赔偿，走法律程序。”
警察说：“你最好与王小伟商量好，别到时候我谈好了，他却反悔，免得大家都被动。”
我想了想，觉得警察说的有道理，毕竟我不是当事人，赔偿金的事还需要王小伟同意。
告别了警察，我又直奔拘留所。王小伟听了我的话直接炸锅了，声称一分钱都不赔偿，宁愿坐牢。
我给他说：“公司可以替你先出赔偿金，以后你慢慢还。你失去了自由，付出的代价是金钱买不来的。”
王小伟说：“我打工三年也挣不到五十万。如果赔偿他周大良几十万，我宁愿坐牢。”
说服不了王小伟，我心里很沉重。早知今日，何必打架。王小伟的态度很决绝，拒不接受调解。
从拘留所出来，天空灰暗，大雾弥漫，五十米外一片迷茫，行人和汽车影影绰绰，像幻影一般，忽隐忽现，我觉得四周到处都是周大良、秦西庆、尤俊达、李梦雨一张张讥笑而贪婪的脸。直到听见一声刺耳的刹车声，我才如梦方醒。
我回过头，看见一辆出租车停在我身后。司机伸出头来大喊：“走路也不看路，你还要不要命，万一把你撞了，我还得赔钱。”
我木然地冲司机挥了一下手，缓缓地走入迷雾中。
在警察的调解下，周大良终于答应以二十五万的赔偿金额接受调解。我与别彩云商量后，公司先行垫付。王小伟被放出来那天，我要把他接回到项目部。他不愿意，他说过年没回家，担心父母操心，他需要先回家给父母报个平安。我只好送他去火车站，把他送上火车。二十五万对于我来说是心里的一个痛，因为王小伟即使不吃不喝，也要在公司白干两年才能还清。我担心他会撑不住。
王小伟的事情了结后，李梦雨也跟着失联了。我去周大良的住处找她，出租屋里早已人去楼空。我向工人们打听李梦雨的去向，工人们都说不清楚。我隐隐地预感到什么地方不对劲，但心里又不确定。果然，王小伟回家后很长时间不提回工地上班的事，打电话联系他，他总以各种理由加以推脱。我越来越预感到自己可能陷入到了一个更大的圈套之中。
为了证实我的想法，我通过警察找到了周大良。周大良一副落魄的样子让我惊诧不已。他说他因为炒股失败，只能靠借贷过日子，他之前手里的一点儿积蓄投入到互联网理财P2P平台，结果平台暴雷，投资全部打了水漂。我对他的处境既同情，又蔑视。他蜗居在城中村不到十平米的房间里，没有窗户，阴冷潮湿，令我唏嘘不已。屋里有一张床和一个破烂不堪的沙发，屋角的简易衣柜已经歪斜，柜门大敞。周大良对我的突然光顾并不吃惊，他似乎早已经料到我会来找他。
我在沙发的一角找了一个能坐的位置坐下，看着坐在床边的周大良问：“李梦雨呢？你俩不过了？”
周大良摸了摸胡子拉碴的下巴，苦笑道：“那个臭婆娘拿到王小伟的赔偿款就跑了，我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我说：“你和她，还有王小伟合伙演了这么一出戏，你怎么会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周大良睁大眼睛，愣愣地看着我说：“谁告诉你的，我可没参与。”
我心里一咯噔，没想到周大良这么不经诈，我还没问两句，他就自招了，看来我的预感是对的。我装作知情的样子问他：“这次你分了多少钱？”
周大良瞪大眼睛说：“什么分了多少？”
我说：“二十五万赔偿金。”
周大良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说：“一分钱都没拿到，都被那个臭婆娘拿走了。”
我说：“你们仨到底咋回事，事已至此，你也让我死个明白。”
周大良说：“你不是都知道了嘛，还来问我。你应该去问问王小伟，他什么都清楚。”
我故意诈他说：“我想听听你说，王小伟给我说了一些。我还有些事不明白，你们三个是如何串联到一起来坑害我的。”
周大良说：“这不能叫坑害，这叫劫富济贫，替天行道。”
我诧异地看着周大良，他的话对我来说如若听天书一般。我说：“我挣得每一分钱都是辛苦钱；我不坑人，不害人，合法经营；我也不是土豪，不是地主，不是资本家；我就是一个个体户，你何出此言？”
周大良说：“你这几年做了几个项目，都是大项目，少说也挣了有几百万。你吃肉，我们喝汤没错吧，你竟然连汤都不给我们喝。”
我说：“我给你和秦西庆发工资，支付劳动报酬，并没有对不起你们。”
周大良说：“我认为这不公平，凭什么你就能挣这么多钱。”
我说：“这个社会本来就没有公平。如果这个社会有公平，无异于大家都可以躺平。社会没有竞争，没有矛盾，也就没有进化和发展。自然界里有公平吗？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人类社会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公平公正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理想目标。”
周大良说：“你总是理由很充分，你靠关系中标，这也叫公平？”
我说：“公平不是一种现象，它承载了很多你看不见的东西。比如你说的关系和背景，那也是因果报应所致。我为什么会找到关系，你为什么没有找到关系。比如说家庭有背景的人可以进好单位，那是因为他家里人上辈子的付出才修来的关系。说的通俗一点，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道家讲的承负观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所以你说我是土豪，只是说对了一半，还有一半你可能没有看到，我也是打工仔。”
周大良说：“你怎么会是打工仔，谁信啊？”
我说：“我成立公司，抵押房产，揽工程项目，搭建起这个平台。工人们到这个平台来打工挣钱。平台仿佛就是一台创造价值的机器，它的营运维护靠我。我需要投资，需要缴税，需要接活，日复一日，循环往复才能维持这个平台的正常运转。如果有一天，这个平台停止运转了，工人们是不是就失业了。失业意味着什么？你心里比我更清楚。我其实也就失业了。因此，无论搭建平台的我，还是在平台上打工的人，与平台有关的人其实都是打工仔，我为平台打工，工人们也为平台打工。我其实和工人是一样的，只是身份不同而已。而身份是什么？身份只是求生的一张面具，摘下来的时候，大家都一样。”
周大良听了我的话，不再申辩，他似乎听明白了我的意思，但又似乎心里不甘。他沉思片刻，抬起头看着我说：“也许你说的是对的，我一直不明白，在古代的时候，为什么地主家的儿子还是地主，穷人家的孩子始终是长工。照你这么说，我要认命了？”
我说：“我并不是强调唯出身论，知识能改变命运，劳动也能改变命运；改变命运的途径很多，比如凤凰男和凤凰女，比如嫁入豪门等等，但决不能干违法乱纪的事情。”
周大良说：“你觉得像我这样的人还有机会吗？现在社会，阶层固化越来越明显，我不想就这样子穷一辈子。”
我说：“任何时候都有发财致富的机会，挣钱要靠智慧和努力，而不是靠坑蒙拐骗。你读过书，有文凭，为什么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价值。”
周大良说：“你说的好听，像我们这样从外地来的人，很难融入到城市里。如果不靠走捷径，几辈子都翻不了身。”
我说：“你既然已经认识到了，那就从现在开始，为子孙后代去积德行善，下辈子荫及子孙；承者为前，负者为后。三统共生，天道循环。所有的人都要有公知良序，一个目的，都是尽量力求社会相对的公正、公平和公开。当我们每个人办私事的时候，都在私下里找关系，我认为这就是公平的。你不能因为你没有找到关系，就认为这不公平。有关系，有背景也符合承负观。社会如同一个水面，表面上看似公平，水面之下实则坑洼不平。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人情社会里，凡是有人情的地方，都会有不公平的现象存在，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表面看上去还是蛮公平的。”
周大良说：“你修过道，我听不懂你说的这些道家学说。我会考虑你今天说的话。你有啥要问的就问吧。我能告诉你的就告诉你，我也想积德行善。”
被我说服后的周大良良心发现，他把事情的前后经过向我娓娓道来。
周大良说：“我的得知重庆这个项目的消息后，判断你一定会过来，所以我提前到了重庆，联系了李梦雨，做了两手准备。一是你不来，二是你来。如果你不来插手这个项目，我打着武从生的旗号正常投标，或许还有希望。结果你来了，而且咄咄逼人，志在必得。我只好采取了第二套方案，把李梦雨介绍给你，然后让她拉拢王小伟下水。我在里面待过，出来的人基本上经不起诱惑。没想到李梦雨没费吹灰之力就将王小伟拿下。因为李梦雨对重庆市场熟悉，所以你们的每一笔进货，李梦雨都参与其中，王小伟和李梦雨都从中获利。当然也给我分了一些好处。令我没想到的是李梦雨和王小伟日久生情，竟然背着我合伙诈骗你的钱财。”
我没听明白。
周大良继续说：“有一天，王小伟当着我的面给李梦雨说，彭总有的是钱，我们不如先把他的钱弄出来，潇洒潇洒。我和李梦雨问他有啥好办法。王小伟说让你先预支工资和工程款，然后玩失踪。反正彭总对重庆人生地不熟，找不到我们。我当时因为炒股赔钱，所以没有去反驳王小伟的想法，任其发展。”
我问：“你和王小伟打架到底是咋回事？”
周大良说：“这也是王小伟的主意，他说既然警察已经找到了李梦雨，还不如再演一出苦肉计，从医药费上再让彭总出些血。”
我对周大良的话半信半疑，问：“苦肉计也不至于把你的鼻梁骨打断。”
周大良不好意思地说：“他推了我一把，我没站稳，脚下一滑，脸磕在墙角上，结果就把鼻梁骨碰断了。这纯属意外。”
我说：“既然想讹钱，赔偿金为何从五十万降了一半。”
周大良说：“派出所警察打电话说，如果拒绝调解，王小伟只能坐牢。我联系王小伟，他说他不想坐牢。最终李梦雨以家属的身份找警察把赔偿金降了一半。其实王小伟拘留十五天后就可以出来，但他在拘留所里故意滋事，所以警察给他罪加一等，迟迟没有放他出来。他的原话是，若想让彭总多出血，就要在拘留所里多待着。”
王小伟果然没有逃脱鸥鹭忘机的魔障。对于王小伟的执迷不悟和不思悔改，愤怒之余，我只能表示痛心和遗憾。
周大良继续说：“赔偿金我只拿到了五万元，其余的让他俩私分了。”
我问：“李梦雨现在在哪里？”
周大良说：“王小伟被放出来那天，李梦雨就失踪了，她还能去哪里，肯定和王小伟私奔了呗。”
我想不通，人怎么可以这样毫无底线的做事。
我问周大良：“这就是你说的打土豪分田地吗？不择手段，寡廉鲜耻，背信弃义，忘恩负义。”
周大良感到了一丝羞愧，忏悔道：“我可以和你去派出所报案，帮你挽回损失。但我担心，如果我再进去，后半生恐怕就彻底完了。”
我说：“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这件事容我考虑考虑再说。”
其实，周大良他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他们眼里的我早已从一个富翁变成为负翁，资产负债率高达百分之七十。周大良的思想转变让我甚为欣慰。我从来不敢以一个救世主自居，但我始终坚信人心向善、与人为善的人生信条。我粗略估算了一下，不算提前支付给王小伟的工资，加上给李梦雨预支的工程款和周大良的治疗费及赔偿金，损失在八十万左右。这个世界，如果人是不可信的，那还有什么可以信赖。
我怀揣着一颗伤痕累累的心离开周大良的房间。
临出门时，周大良告诉我说：“秦西庆死了，肝癌，是秦西庆的媳妇发短信告诉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