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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诸侯国的大小战“疫”:4、轴心时代的“两架马车”(上)(1 / 1)


4、轴心时代的“两架马车”--医与巫(上)

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七百多年,是人类文明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它被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称为“轴心时代”(the Axial Age)。

北纬25-35度之间的地域,是轴心时代先锋人物展现智慧和精神力量的舞台。中国的先秦诸子百家,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以色列的一神教,以及希腊的哲学理性主义在这里开启人类思想的启蒙先河。

轴心时代中,星光灿烂。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佛陀……还有层出不穷、此起彼伏的先驱们,有名的、无名的,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实践,把蒙昧原始的黑暗,变成星河灿烂的夜空。

我们始终活在轴心时代的洞见中;我们始终仰望轴心时代的星光;我们也始终在观察和探索轴心时代的成果中,逐渐走出黑夜,走向天明。

相比印度和巴比伦的宗教哲学,希腊罗马的神话悲剧哲学,中国文明在轴心时代的历史道路上,留下了更加人本和理性的足印。

轴心时代是周王治下的时代。

在周王朝的大乐里,瘟疫仿佛是其中不为人所闻的杂音。这就像滥竽充数,把一个蹩脚的乐师放在乐队里,它只是一个百分比,泰然自处;然而到了单人独奏时,他就成了百分之百,无以自处。

每一场瘟疫,来临之前是天降灾异和人间乱象,之后是大地疮痍和尸臭连天。以“智慧”自居并存在于生物链最顶端的人类,势必要总结经验和建立手段,而不是让百分之百的破坏性瘟疫,淹没在微不足道的百分比中。

回顾了700多年的个案,每一例都不止于一人一城,不止于一国一地,也不止于发病和死亡。疫病的影响会发生“三向流动”:一方面自下而上地改变社会、政治和经济;另一方面自上而下地改变生产、生活和文化;并由近及远地改变历史、科学和思想。

作为与历史环境和时期并存的抗疫史,总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并且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文明程度。先秦时期,尤其是春秋以来,抗疫防疫手段和意识,都与这个高速进步和逐渐定型时期的特色相匹配。

1、民间自发自主抗疫手段,表现为鬼神崇拜和医药治疗相结合。

《史记·封禅书》记载了秦国的一种祭祀传统,“秦德公作伏祠,磔狗邑四门,以御蛊菑。”在夏季入伏时,要在城门处杀狗,肢解,四分五裂。此时进入盛夏酷暑时节,热毒侵入人体,会导致疫病发生。时人认为狗的阳气旺盛,狗血可以震慑病毒,驱赶瘟疫。

进入夏天,秦国境内溽热难耐。初伏这天,百姓们都来了精神。大家纷纷奔向城门,观看屠夫杀狗。数不清有多少狗被集中在城门口的空地上,屠夫们手起刀落,嚓嚓嚓把狗剁成几段。

狗血喷出时,人们沸腾了。鼎沸的人声瞬间淹没了狗的惨叫。狗血汩汩汇成一滩,涌向人群。众人踮着脚尖,呼呼喘着粗气往后退。

等到一切都静下来,狗血凝固在地面,人们如释重负,擦擦汗水,放心地各自回家了。

这是公元前676年,秦德公二年初伏的事情:“德公二年初伏,以狗御蛊。”

投胎是个技术活。若是投胎成狗,就千万别投成“秦国狗”。毕竟秦人秦地的传统总跟狗过不去,正所谓“好狗用在刀刃上”——病了要杀狗,是为“祛疫”;死了也要杀狗,是为“殉狗”。

除了相信某些神秘力量,此时民众也发现或接受了更为理性的防病、治疗方法。他们首先认识到了发病原因,与天气、饮食或生活习惯相关,而不仅仅是天谴或命数所为。

比如《孟子·公孙丑下》云:“有寒疾,不可以风。”;《韩非子·五蠹》云:“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等。

对发病原因的认知,直接决定了治病方法的出现和推行。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发现了艾草抗菌祛病的药用功效。《素问·异法方宜论》云:“其地高陵居,风寒病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

灸焫即艾灸。有经验的医者,会通过艾灸为民众治病。民间也有随身携带艾草香包、室内熏艾的习惯。

时至今日,中国南方依然保留着端午节悬挂艾草、制作香囊,熏艾草作艾叶食品的风俗。除了应景、祈福和弘扬传统外,端午时令对艾草的诸种应用,依然发挥着祛病、防虫、净化环境的功效。

2、彼时社会上形成了逐渐形成了医疗群体,抗疫行为逐渐走出蒙昧与迷信,抗疫防疫手段出现实效,发挥出救治功能。

最初的“专业人士”是巫医,伴随经验总结和科学觉醒,一部分医者与巫医群体分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医生。进入战国时代,“医”的地位和作用全面上升,占据主导地位,而“巫”则成为了仪式性和表演性活动的象征。

“病入膏肓”,语出《春秋左传》。这个成语和它背后的故事,恰好反映了春秋时期巫与医对待疾病的判断和诊疗方法。

鲁成公十年,即公元前581年,晋景公梦魇,先找来巫师解梦,后又请医师治病。然而,前者治不了命,后者治不了病。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

披头散发的厉鬼张牙舞爪地一边跳脚一边威胁晋景公:“你乃暴君,杀我子孙。我已禀明天帝,你就等着老天爷过来收人吧。”景公吓醒,急召巫师入宫。释梦后,略通医理的巫师委婉暗示:“大王恐怕是吃不到今年的新收成麦子了。”

想来此刻应是春夏。《周礼·天官》云:“春时有痟首疾。”,《灵枢·论疾诊尺》有云:“夏天伤于暑,秋生痎疟。”。换季气温变幻不定,生发之季旧疾容易复发。精神和情绪不稳定,身体不适则常常导致梦魇发生。

依照巫医的结论,晋景公的生命余额不足,基本无以支撑到秋收时节。这让他咋哪能服气呢!

“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景公立即向秦国求援。

国际医疗队跨国救援行动还没到达晋国,景公又做噩梦了。

“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

梦中,疾病化身为两个小鬼。一个小鬼担心道:“秦国派来良医,会把咱俩弄死,要不要赶紧逃?”另一个小鬼则胸有成竹:“咱们现在待的位置,恰在膏肓之中,妙得很!任凭什么医生施展何种医术,都不能奈何你我。”

“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

晋景公接受了病入膏肓的现实。面对目力可及的生命尽头,一句“良医也”,流露着怎样的绝望和怨愤啊。

“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

晋景公最终挺到了麦收季节。他杀掉巫师,解了心中恶气。品尝了新麦的味道后,景公因肠胃失调,死于如厕时。

生得光鲜,死得埋汰。笑不出来,是后人留给晋景公最后的温柔。

在“病入膏肓”的故事里,当时医疗领域里的两类专业人士——巫师与医生——先后登场。

巫师除了继承了殷商以来的传统,通过占卜和祭祀仪式,施法驱魔,以神秘主义形式解读未知现象时,也研究疾病的成因、症状,治疗方法和疗效。正如记载春秋时代轶事的《逸周书》所说:“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

医生则向迷信和蒙昧发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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