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兰离开警察局之后,在外面吃了午饭,回了住所。她需要补觉,也需要补上早上未进行的锻炼。
越是有事的时候,越要保持自己的节奏,保持好的身体状态,不然,头脑会发昏,体力跟不上,会作出错误的判断。
穆兰午睡了一个小时,先慢慢热身,又打了一套拳,洗了澡,坐在书桌前,打开了电脑。
徐依依的父母昨晚在接受警察询问后,就回家了,没有去过医院看自己女儿,这就不是关心女儿的人的行为。估计是被人报警后,心情不好。
今天上午,他们没有去医院看自己的女儿,那么他们最迟今天下午,或晚上就会过去。
现在,穆兰看了看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是晚饭时间,高护工并没有联系自己,呵呵,那对父母应该是晚饭后去了。
穆兰在电脑上查找了一下,未成年人被家人虐待的事件,实话说,网上这类信息并不算多,被曝光出来的,基本都是致死案件。
穆兰合上电脑,她知道实际发生的数量远远超过网上曝光出来的数量。虐打、饿饭、责骂,这在很多华人心中,不过是管教孩子的必要手段,是父母亲长的权利。
穆兰想了想,又打开电脑,她开始搜索一些数据公司的报告清单名录,想看看是否有专业机构做过类似的调查,灾害期间,大约二十多年没基本没有目标调查报告。
穆兰往前查看,在灾害爆发前二十年,先后有三份不同时期的调查报告。
最早一份调查报告,根据大约六个省份一万六千多人的调查报告,得出有六成人在童年期间受到家人虐待,虐待的方式以,虐打、言语精神攻击为主。
中间时期的一份调查报告表示,大约有百分之三十四的未成年人因为亲友的虐待,尤其是漠视和语言打击,有自杀的倾向,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尝试过自杀。
最近一份调查报告的结论让人触目惊心,说是每一分钟就有两个未成年人自杀,还有八个未成年人自杀未遂。
穆兰压下心中翻涌的情绪,仔细看了相关的分析报告。
穆兰发现第一份报告里将施虐者的施虐的原因,归成了一类相似年龄段的人成长经历。强调的是那个年龄阶段的人,特别的成长经历。
如果他们的归因是正确的,那么之后呢?那个时代出生的特定人群早就已经死亡,至少也是行动困难的耄耋老人,那之后不断出现的,并不算少的虐待事件是否就不该出现了?
后面两份报告,则将未成年人自杀的原因少部分归为家人家庭的关爱疏忽,大部分归咎为外部文化的入侵。
穆兰将电脑再次合上,她不知道,最近这十年,是否也有类似的调查。
将虐待单独设定罪名,原本有考虑到,虐待行为并不一定能达到故意伤害罪的认定伤情标准,这是出于善意考虑。
但对虐待罪的种种限定,是真的让人一言难尽。
非致死致残,不告不受理。说是为了社会的安定团结,被虐待者不希望亲属关系破裂的,不主动告诉的,就不追究。后面有增加解释,若被虐待者被威吓、被强制才不主动告诉的,也可公诉。
这,矛盾之极,被虐者已被强制、被威吓,公诉机关又是如何得知案情发生的呢?退一万步说,就算能有发现,又是如何得知被虐者不是自愿不告诉的?
虐待是需要施虐者使用残酷手段、长期性、一贯性施行才能被认定,而作为未成年人、老年人、孕妇、产妇、患病的身体孱弱者,这些明显体力弱势的,才可能被认定为被虐者的人们,他们在经历了“残酷手段”、且“长期性”、“一贯性”才能被定为虐待的情况后,他们是否还有反抗自救的能力?
且即使还能,也自救报警了,结果是什么?致死致残也不超过七年的监禁。其他情况,最常见就几个月的管制,要维持社会安定团结,不能破坏家庭和睦。
可能这些施虐者接受审判加坐牢的时间,还不及他们对被虐者施暴时间的十分之一。而被虐者往往还是要继续在那个家庭、那个环境继续弱小无助地生活下去,这是最让人心里发毛的地方。
穆兰想了又想,拿出纸笔,列起了大纲,要推进法律的进步,需要几个要点,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且稳定;立法机构的有心有力;执法机构和各种法律工作者的法律水平和职业素质足够;民众对法律赋予自己权利了解足够。
穆兰看了看,第一点没问题,第三点和第四点,目前也做的不错,第二点,就是最大的问题。
要想有心有力,需要有足够的能力去关注社会问题,了解法律的缺失;不少法律从业者都对未成年人遭受虐待,且不能获得足够有效的救济,提出了专业的观点,甚至还有各种解决建议。
不要去埋怨立法机构在某些方面的能力缺失,埋怨没有用,推动才是该做的事!
穆兰想,一个尽可能完整、客观的调查报告是必须要先有的,再加上实际案例的社会关注,可能会是有力的推手。
穆兰给江航发了一个邮件,将自己的想法和需求发给了他。江航在穆兰从世界屋脊组织退休后,也离开了,他没有再在体制内工作,他选择做独立数据调查公司。
在世界屋脊组织中,江航跟着穆兰接触到了各方面的工作,尤其是理性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是世界屋脊组织一直能在整个星球有足够权威性。
江航想建立华国最好的独立数据调查公司,为民众提供足够的理性基础。而世界屋脊组织所在的国际社区里,各种国家的人才聚集,江航的公司建立不过半年,却已经网罗了大量人才。
初期只接了几个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数据调查工作,全国性的独立数据调查,他们还正在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