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寒说道：“赖宁的故事如今还在我们的课本里，来，大家不妨再温习一遍。听听到底是什么滋味！”
“………………”
江寒一改之前的谦虚、谦和的印象，手指叩击着桌面，如同敲击人心：
“只要是个正常人，都能看出来这是美化、拔高的。这种描写，就是对赖宁的一种侮辱！”
“这种写法，是套路化的、不假思索的对领导人描写，什么风趣地说，这词都是大人和领导用词。这种语言描述，几乎成了一种模板，大家都在套路，就是没人说不妥！”
“如果把赖宁换一换，换个市委书记、省委书记，也完全成立！”
“这个描写反映了一种可怕的事实：赖宁和同学们去救火，是被拉上车的！是有组织的！是谁组织的？是大人！但是，中间却又变了调，大人们一次次把赖宁等人一次次拉走。最后赖宁还是死了！大人们你劝不动，难道也拉不动吗？”
“这篇课文，要么是假大空，要么就是大人们全都是混蛋！”
“保护儿童、爱护儿童，这是一个社会最起码的良知！这是一个民族繁衍生息的最基础条件！”
“我不明白的是，在现代文明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的课本里居然还在宣传赖宁！让所有的少年儿童都学赖宁，这不仅仅是坏，而是居心叵测！”
“原组长别朝我瞪眼！你是不是又要扣帽子，说我不尊重英雄，什么历史虚无主义！管你扣什么帽子，我也得说。”
“宣传少年英雄，让广大的少年儿童去学习去效仿，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悲哀！”
原长红没想到江寒发飚了，很是恼火：“你这种观念，就是受了西方思想的毒害！只要是典型，只要是英雄，我们都要宣传，正义的东西都要宣传！宣传小萝卜头，宣传赖宁，没有错！你不要被现在的西方涌入的各种思潮给害了！”
“现如今的年轻人，不喜欢过传统节日，倒喜欢过西方的节日，什么圣诞节，什么感恩节，乱七八糟的，太不像话！”
江寒转向原长红：“原组长，六一儿童节，你怎么看？”
“1925年，世界50多个个国家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儿童幸福国际大会‘，发表了爱护儿童、保障儿童福利的宣言，倡议建立儿童纪念日，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积极响应，先后建立了自己国家的儿童节，后来统一了日期，那就是六月一日，这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
“我们旧中国对此也进行了响应，那时把儿童节定在了每年的4月4日。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与国际接轨，正式定每年6月1日为国际儿童节。”
“原组长，儿童节，也是西方的节日，照您的观点，是不是该马上取消了？”
原长红讷讷地说不出话来。
“设立国际儿童节，主要目的是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抚养权，为了改善儿童的生活。不是鼓励孩子们去牺牲，不是支持孩子们去奉献！”
“我们这个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构筑工程，还有国际传播的任务。我敢说，就这么写，传到国际社会，我们党的形象将一团糟!”
原长红听到这里又来劲了：“江寒，国际传播是国际传播，我们传播就得以我为主！我们有我们的特殊性！弘扬少年儿童的美德和事迹，自古有之，甘罗12岁拜相，匡衡少年时凿壁偷光，我们有我们的文化！不能说国际如何我们就得如何！”
江寒毫不退让：“甘罗12岁拜相，13岁就死了！匡衡少年时努力学习，长大后成了大贪官！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吗？不丢人吗？”
“更为可笑的是，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类似的封建糟粕仍然在通过不同渠道、不同方式传播。比如说，《二十四孝》当中的‘埋儿奉母’或者是郭巨埋儿。”
《二十四孝》中的埋儿奉母故事，在座的都知道。
说是汉代有一个叫郭巨的人，家境贫困，妻子生了一个男孩，郭巨的母亲非常疼爱孙子，自己总舍不得吃饭，却把仅有的食物留给孙子吃。郭巨因此深感不安，觉得养这个孩子必然影响供养母亲，就和妻子商议：“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
“像郭巨这种故事，居然一直在传播，郭巨竟然被当作天下第一孝子！”
“我们当然要弘扬孝文化，但是这种变态的事情，是孝吗？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我们在宣传某种精神的时候，总是习惯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的文化向来如此。”
“原组长，你知道文化和文明的区别吗？”
江寒这一问，不仅把原长红给问住了，其他人也一时有些懵，因为文化和文明的概念都太大了，几句话说不清楚。
“我告诉你吧，知道100种酷刑的方法，叫文化。知道不能使用酷刑，叫文明。”
“如果真要用学术的语言来描述的话，文化具有地域性、狭隘性。文化，是历史性的，是对生存结构的特定表达，任何文化都会构成一个自洽的封闭结构系统。这个系统能带给共同体想象中的安全感。因此，与文明有所不同的是，文化是历史的结果，天然具有特殊性、遮蔽性，以及对抗性。”
“文明，是社会前进、是文化进化的产物。文化是族群秩序，文明人性秩序。文化是一种能被人广泛接受的普遍秩序，天然具有可拓展性。文明是新生人性的，所以它具有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在于它并非局限于某一族群的小传统，而是根植于全人类的大传统。”
“我们有不少人经常把我们与世界对立起来，动不动就是我们有特殊国情，绝不能随意照抄世界经验。这是混淆文明与文化的典型例子。”
“文化具有特殊性，文明具有普遍性。”
“1840年之前，中华帝国以儒家伦理安定天下，中国知识分子除了中国文化——人伦、孝道、忠君之外不知道还有其他东西，其文化的遮蔽性非常强。”
“1840年之后，中国被强行拖入现代文明大潮，立即面临着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由于现代文明是一种无限扩张的、无比强大的秩序，传统社会在它面前不堪一击，如果固守中国传统文化，不作出任何变革，那就只能是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