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提到安娜·阿德勒，福尔摩斯都称她为“那位女士”，好像她没有别的称呼似的。福尔摩斯心中的“那位女士”，才貌双全，是所有女人中最出色的一个。但这并不表明福尔摩斯对她怀有爱情，因为福尔摩斯是个很古板、冷静的人，他是世上用来进行最精密的观察与推理的机器，要他去谈情说爱，真是强人所难。他对情感，特别是爱情，是很不“感冒”的。他说话的语气不是讥讽就是挖苦，从没听他说过含情脉脉的话。对观察家来说，甜言蜜语能揭示一个人的行为和动机，可对于受过训练的推理专家来说，这种情感会分散他的注意力，他的推理会遭到干扰。受干扰的程度比精密仪器落入沙粒或高倍放大镜裂了缝还严重。但是，有一个女人，唯一的一个女人，已经去世的安娜·阿德勒，在他心目中留下了朦胧的印象。
最近我很少见到福尔摩斯，我结婚后，和他来往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完美的婚姻和初次成家的乐趣，深深地吸引了我。而福尔摩斯，依旧厌恶一切世俗，豪放不羁。因此，他仍然埋头于贝克街那所房子的旧书堆中。他服用可卡因，然后再疯狂工作，一周又一周，他就处在这样一种由药物带来的昏睡状态和充满旺盛精力的工作状态的交替中。他依然沉迷于犯罪行为的研究，用他那超常的智力与观察力去搜寻线索，侦破官方警察认为无法解破的案件。我时不时地了解到关于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他被请到奥德萨去侦破德雷帕夫暗杀案，他侦破了特伦柯马利的艾德金森兄弟惨案，以及出色地完成了荷兰王室交予的使命，等等。这些事，我也和读者一样，是从报纸上了解到的。除此以外，老朋友福尔摩斯的别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一天晚上（一八八八年三月二十日晚上），我出诊归来（我那时又开始行医了），刚好路过贝克街。当我又一次看到那熟悉的房门时，以前的情景不由浮现在眼前。在我心中，它总是和我的追求以及在“血字的研究”一案中的神秘事情联系在一起。我突然想和福尔摩斯叙叙旧，很想知道他最近在忙什么。灯光从他屋子里溢出来，我抬头望去，窗帘上，他的背着手的瘦高身影来回走动着。他什么样的情绪就有什么样的行为举止，我早已了如指掌，因此，我想，他肯定刚从药物带来的昏睡中清醒过来，此刻正沉迷于一个新出现的案件的推理中。我按了按门铃，福尔摩斯把我领进了曾属于我的房间。
尽管福尔摩斯看到我的那一刹那还是很高兴的，但我发觉，他不像以前那么热情了。他一言不发地用手示意我坐到那张有扶手的椅子上，然后，扔给我一盒雪茄。他站在壁炉前面，指了指放在屋角的酒精瓶和小型煤气炉，用独特的神情打量着我。
“你结婚后很好，”他开口了，“华生，上次见面到现在，你又重了七磅半。”
“七磅。”我回答说。
“不，我看有七磅多，华生，应该有七磅多。看你的样子，你又开始行医了，可我没听你说过要重操旧业。”
“你怎么知道我又行医了？”
“当然是我见了你之后，推理出来的。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你最近经常淋雨，而且，你雇用的女仆笨手笨脚的。”
“哦，我亲爱的福尔摩斯，”我说，“你太神了，你要是生活在几个世纪以前，肯定会被用火刑活活烧死。没错，我星期四到乡下去了，走路去的，回来的时候让雨淋透了。可我换过衣服了，真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出来的。那个女仆，玛丽珍，简直蠢得无可救药，我妻子把她炒鱿鱼了。可我还是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推断出来的？”
他笑了起来，边笑边高兴地搓着他细长的手。
“很简单，”他说，“我刚才借着炉火看到你左脚皮鞋的内侧有六条几乎平行的划痕，这显然是刮沾在鞋上的泥疙瘩时，粗心大意弄成的。所以，我由此推出两个结论：一是你曾经在下雨天外出过，二是皮鞋上的划痕是女仆造成的。至于说你重操旧业，这么说吧，要是有一个人，他满身碘酒味，右手食指上有硝酸银腐蚀的黑斑，高顶黑礼帽的右侧鼓起一大块，像是藏着听诊器，这样的人走进我的房间，我还看不出他是个医生，那我不是太蠢了吗？”
他把推断过程说得轻而易举，我忍不住笑了起来。“每次听你推理，”我说，“总觉得什么事都简单得滑稽可笑，好像我也能推断出来。可在你解释之前，我总弄不懂你下一步的推理是什么，不过，我还是相信我的眼力不比你差。”
“确实这样，”他点燃了一根雪茄，非常舒服地半躺在扶手椅上，“你是在看，而我是在观察，这就是区别。比如说，你经常走通到这个房间的楼梯吧？”
“是的。”
“你走了多少次了？”
“至少有上千次了吧。”
“那你知道有多少级台阶吗？”
“多少级？我不清楚。”
“这就是了！你只是看，而没有观察。我们的区别就在这。我知道一共有十七级，我观察过了。顺便说一下，既然你对这些小问题有兴趣，又经常把我的一两次微不足道的经验记录下来，那你可能会对这个东西有兴趣。”他拿起桌上的一张厚厚的粉红色便条递了过来。
“是邮差送过来的，”他说，“你大声念念。”
这是一张没有署名、也没有落款日期和地址的便条，上面写着：
今晚七时三刻会有某先生造访，有至关重要之事与阁下相商。阁下最近曾为欧洲的某王室效力，表明阁下足可担当大事。阁下盛名，天下广布，我等甚知。届时望阁下勿外出，如来访者佩戴面具，请勿见怪。
“这挺神秘的，”我说，“你说会是怎么回事呢？”
“我还没找到任何根据。在这种情况下随便推测，会歪曲事实的，这是最大的错误。现在我们只有一张便条，你能推断出什么？”
我仔细地观察着那张便条。
“写这张便条的人很有钱，”我尽量像福尔摩斯那样推理着，“这种纸一克朗买不到两叠，纸质特别结实硬挺。”
“对，特别结实，”福尔摩斯说，“这根本不是英国出产的纸，你把它举起来，对着光看看。”
我对着光把便条举起来，发现纸张的纹理中有一个大写的“E”，一个小写的“g”，一个“P”，以及一个大写的“G”和一个小写的“t”交织在一起。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福尔摩斯问。
“不用说，这是制造商的名字，更确切地说，是他名字的缩写。”
“不对，你连边都没沾到。大写的‘G’和小写的‘t’代表的是‘Gesellsdaft’，这个词，是德语中的‘公司’，就像我们常用的缩写语‘Co’一样。当然‘P’是指‘Papier’。至于‘Eg’，我们来查一下《大陆地名词典》。”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厚厚的棕色封面的书。“Eglow, Eglozitz——有了，是‘Egria’。这是德语国家波希米亚的一个地名，离卡尔斯拜德不远，因为瓦伦泰恩死于那里而闻名于世，也以林立的玻璃厂与造纸厂著称。哈哈，老伙计，你现在有什么想法？”他的眼睛炯炯有神起来，得意地吐出轻雾般的烟圈。
“你是说这纸是波希米亚造的。”
“完全正确，而且写便条的人肯定是德国人。你注意到没有——‘阁下盛名，天下广布，我等甚知’——法国人和俄国人绝不会这么写，只有德国人才会这么乱用动词。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弄清楚那个用波希米亚纸写字、还要戴面具掩饰身份的德国人有什么目的——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你听，给我们解开谜团的人，他已经来了。”
他正说着，外面传来了清脆的马蹄声和车轮滚动的轧轧声。接着，门铃拉响了。福尔摩斯高兴地吹了声口哨。
“听声音，是辆双套马车，”他说着，往窗外瞄了一眼，“啊，没错，一辆精致的布鲁姆马车和两匹骏马。一匹马值一百五十畿尼呢。华生，我们要遇到大主顾了。”
“我想我该走了，福尔摩斯。”
“你说什么呀，华生，你就待在这。看起来，这个案子很有意思，你要错过了，那就太遗憾了。”
“可你的委托人——”
“别管他，也许我和他都需要你帮忙呢。好了，他来了，华生，你就坐在那，好好地听我们说就行了。”
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从楼梯上、走廊上传了过来，一直到门口才停下。接着，我们听到了敲门声。
“请进！”福尔摩斯说。
一位先生走了进来，他身高六英尺六英寸左右，胸膛宽厚，体魄强健。他的穿着很华丽，但他的装束在英国却显得有些庸俗。他身穿双排纽扣的上衣，袖子和前襟开叉处镶着宽宽的羊皮；肩披猩红色丝绸做衬里的深蓝色大氅；领口上别着一枚镶有绿宝石的胸针；齐膝的高筒靴子口上滚着厚厚的棕色毛皮。这身打扮给人以粗野、奢华的印象。他手里拿着大檐帽，脸上戴着黑面具，把脸的上半部遮住了。他刚进屋时，手还放在面具上，显然是刚用手整理过。从他的下半部脸来看，他厚厚的嘴唇下垂着，下巴又直又长，像一个个性很强，或者说有点顽固的人。
“你看便条了吗？”他问，声音略显低沉、沙哑，而且带着很浓的德国口音，“我说过要来拜访您的。”他轮番打量着我们，不知该跟谁说话。
“请坐，”福尔摩斯说，“这是我的朋友和搭档华生先生，我破案的得力助手。请问阁下，我该怎么称呼您呢？”
“你叫我冯·克拉姆伯爵吧，我是波西米亚贵族。我想你这位朋友也该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正直谨慎的人，我也可以把重要的事交给他吧，不然的话，我想跟您单独谈。”
我听到这，起身要走，但福尔摩斯一把将我抓住，让我又坐回到扶手椅上。“要么当着我俩一起谈，要么什么也别谈，”他对神秘客人说，“在我朋友面前，你什么都可以说。”
伯爵耸了耸宽厚的肩膀说：“那在讲之前，我得先和你们约定，这事两年内要绝对保密。因为这事重要得足以影响整个欧洲，而两年后，就无关紧要了。你们能帮我保密吗？”
“我保证。”福尔摩斯回答他。
“我也一样。”
“请原谅我戴着面具，”德国客人接着说，“派我来的人不想让你们知道我是谁，所以，我必须跟你们坦白，我刚才告诉你们的名字是假的。”
“这我知道。”福尔摩斯冷冷地说。
“这事很糟糕，我们得想办法不让这件事发展成大丑闻，使欧洲一个王族免受伤害。说白了，这件事牵涉到伟大的奥姆斯泰恩家族，也就是波希米亚的世袭国王。”
“这我也知道。”福尔摩斯说着，往椅背一靠，眯上了眼睛。
来访的客人非常惊讶地看了一眼福尔摩斯这副无精打采、懒洋洋的样子。因为在他心目中，福尔摩斯是欧洲最精明的推理专家和精力最旺盛的侦探。福尔摩斯慢慢地又睁开了眼睛，不耐烦地看着这位来访者。
“只有陛下能屈尊把事情说清楚，”福尔摩斯说，“我才能更好地为您效力。”
客人听后猛地站了起来，他情绪激动，不停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接着，他有点绝望地扯下面具，把它扔到地上。
他大声嚷道：“你说对了，我是国王，我没必要再隐瞒下去了。”
“是啊，何必呢？”福尔摩斯说，“陛下开口之前，我就知道和我说话的是卡士耳——沸耳士泰英大公，波希米亚的世袭国王，威廉·哥德莱西·西吉士蒙德·冯·奥姆思泰因。”
“但你要体谅我，”国王——奇怪的客人又坐了下来，摸了摸又高又白的额头，说，“你应该知道我不能亲自办这种事。可这件事太重要了，我从布拉格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征求你的意见。”
“那就请你说吧。”福尔摩斯说着，又眯上了眼睛。
“事情是这样的，五年前，我到华沙作长期访问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很有名的女冒险家，她就是安娜·阿德勒。我想，这个名字你不会感到陌生吧？”
“医生，请帮我在资料索引中查安娜·阿德勒。”福尔摩斯眯着眼睛说。这些年来，他采用了这样一种方法，把很多人和事的材料贴上标签备案，以便查找。所以，很少有他不知道的人或者事。我很快就找到了关于那个女人的资料，它夹在犹太法学博士和写过一篇有关深海鱼类论文的参谋官这两份材料之间。
“让我看看，”福尔摩斯说，“嗯，她一八五八年生于新泽西州。女低音、意大利歌剧院——嗯，华沙帝国歌剧院首席女歌手——退出了舞台——对了，她现在住在伦敦——好，据我所知，陛下和这个女人有点儿关系。您曾给她写过几封使自己受连累的信，现在急着把信要回来。”
“正是这样。可是，怎么才能……”
“你们秘密结过婚吗？”
“没有。”
“有法律文书或证明吗？”
“没有。”
“这我就不明白了，陛下，如果她想用那些信件要挟你，或者达到别的什么目的，她怎样才能证明那些信件不是伪造的呢？”
“信上有我的亲笔字。”
“呸！伪造的！”
“那是私人信件。”
“偷的。”
“有我的印签。”
“伪造的。”
“有我的相片。”
“买的。”
“我们两个都在那张相片里。”
“啊？这就麻烦了。陛下，您太糊涂了。”
“我那时真糊涂了——精神有问题。”
“你是自己害自己。”
“那时，我不过是很年轻的王储；现在，我也才三十岁。”
“如此说来，必须把相片收回来。”
“我已经试过了，可没有成功。”
“您可以出重金把那张相片买回来。”
“她不会卖的。”
“那么只好去偷了。”
“我偷过五次了。有两次派两个小偷去搜她的房间，还有一次在她旅行时调换了她的行李，还在路上抢劫过两次，可什么也没得到。”
“连在哪里的迹象都没有？”
“一点儿都没有。”
福尔摩斯笑了起来，说：“小事一桩嘛。”
“可对我却很严重。”国王有些生气了。
“确实严重。她想用这张相片干什么呢？”
“把我毁掉。”
“把你毁掉？”
“我快结婚了。”
“我知道。”
“我要和斯堪迪那维亚国王的二公主克罗娣尔德·罗德曼·冯·札克思麦宁恳结婚。你可能听说过她家那套很严格的规矩吧，她自己也是个很敏感、细心的人，如果她怀疑我的德行有问题，那婚事就泡汤了。”
“那安娜·阿德勒呢？”
“她说她要把相片寄给他们，她一向说到做到。你可能不知道，她个性很强。她既有完美的容貌，又有男人般坚强的心智。只要我和别的女人结婚，她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你敢肯定相片还在她手上吗？”
“我敢肯定。”
“为什么？”
“因为她说过，要在婚约公布的那天把相片寄出去，也就是说，在下星期一。”
“哦，还有三天时间呢。”福尔摩斯不紧不慢地打了个哈欠，“您运气真好，眼下我只有一两个案件要查。陛下要在伦敦住一阵子吧？”
“当然，你可以在朗罕姆旅馆找到我，我用的是冯·克拉姆伯爵的名字。”
“我会及时把事情的进展情况禀报给你的。”
“那太好了，否则我会急死的。”
“那么，钱的事怎么说？”
“随你要多少。”
“随我要多少？”
“跟你直说吧，只要把相片弄回来，我可以割一个省给你。”
“目前我的开支呢？”
国王从他的大氅下面拿出一个沉甸甸的羊皮袋放在桌子上。“这里面有三百镑金币和七百镑现钞。”国王说。
福尔摩斯在笔记本上草草地写了张收条，撕下来递给国王。
“那位小姐的地址呢？”福尔摩斯问。
“圣乔伍特，赛彭泰恩大街，普里奥尼大院。”
福尔摩斯把地址记了下来。“还有个问题，”他说，“相片是六英寸大的吗？”
“是的。”
“那就再见吧，陛下。很快就会有好消息给您的。”
当国王的马车已经走远的时候，福尔摩斯接着说：“再见了，华生，我想让你明天下午三点钟来，我有事跟你说。”
第二天下午三点整，我到了贝克街，可福尔摩斯还没有回来。房东太太说，他早上八点左右就出去了。尽管这样，我还是在壁炉旁坐了下来，耐心地等他回来。因为我对这件事非常有兴趣——虽然它没有我记录过的两件案子那么残忍与不可想象，可它的性质和其委托人的身份，使它特别起来——此外，福尔摩斯敏锐的观察力和严密精确的推理，以及他办事的速度和方法都让我很有兴趣去研究。他的成功对我来说，已是司空见惯了，所以，我从没想过他可能会失败。
快到四点时，门开了，一个酒气冲天的马夫闪了进来，他满是络腮胡子的脸涨得通红，一身衣服破破烂烂。尽管我早已熟知福尔摩斯神奇的化装术，但还是在再三打量后，才确定是他。他向我点了个头后就到卧室去了。过了五分钟，他出来了，像平常一样身穿花呢衣服，风度翩翩。他把手插在口袋里，然后在壁炉前站直了，尽情地大笑起来。
“哈哈哈，这是真的吗？！”他嚷着，突然呛住了，接着又大笑起来，一直笑到四肢无力地瘫倒在椅子上。
“到底怎么了？”
“太有意思了！你绝对猜不出我一上午干了些什么，或者忙出了什么结果。”“我猜不出来，我想你可能在观察安娜·阿德勒的住所和她的生活习惯吧。”
“是这样，可结果却很不一样。我会告诉你全部经过的。今早八点多，我就装扮成一个失业的马车夫离开了这里。马车夫中间有种令人神往的同情心和默契，一旦你成了他们的一分子，你就能打听到你想知道的一切。我很快就找到了普里奥尼大院。那是幢非常别致的两层楼的小别墅，后面有一个花园，前面就是马路，门上一把洽伯锁，右边是装修华丽、宽敞明亮的客厅，高大的窗户几乎落到地面，窗闩连小孩都能打开。除了能够得到过道窗户的马车房顶外，后面就没什么值得特别注意的了。我仔细察看了房子的四周，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接着，我沿着街道走，在靠近花园一侧的小巷里，我发现了一排马房。我帮那里的马车夫梳洗马匹，作为报酬，他们给了我两个便士，一杯鸡尾酒和两烟斗烟丝，并且告诉我很多关于阿德勒小姐的事情。此外，他们还给我讲了附近其他六七个人的事情，因为我不感兴趣，所以没认真听，可又不得不耐心听完。”
“安娜·阿德勒的情况怎样？”我问。
“啊，那一带的男人全被她的美丽迷倒了。在赛彭泰恩大街的马房，她是公认的最美的女人。她过着平静的生活：每天早上五点钟出去，到音乐会上演唱，晚上七点回家吃饭。除了去演唱，她平时很少出去。她只和一个男人来往，而且关系亲密。那个男人皮肤黝黑，长相英俊，有朝气。他每天至少来看她一次，一般是两次。他叫戈德弗雷·诺顿。你知道作为心腹车夫的好处吗？为他赶车，从赛彭泰恩大街送他回家，知道他很多事。听他们说完后，我又在普里奥尼大院附近徘徊，考虑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这个戈德弗雷·诺顿很关键，他是一位律师，这有点儿麻烦。他们究竟什么关系，他为什么经常去看她？她是他的委托人、朋友还是情人？如果是委托人，那么相片有可能交给他了；如果是情人，那相片就不会给他。这个问题要解决了，我就能决定是继续调查普里奥尼大院，还是调查那位先生在坦普尔的住处。这是个马虎不得的问题，不然就会扩大我的调查范围。你对这些小事不耐烦了吗？如果你想了解清楚，我就必须把我碰到的难题告诉你。”
“我在认真听着呢。”我说。
“就在我为此琢磨的时候，正好有辆双轮马车进了普里奥尼大院，车上跳下位年轻绅士，皮肤黑黑的，鹰钩鼻子，小胡子，显然就是那位律师。他好像很急，一边大叫让车夫在门外等他，一边和给他开门的女仆擦身而过，好像到自己家一样。
“他在屋里待了大概半个小时，通过客厅的窗户，我看见他在来回走动，非常激动地边说边挥舞手臂。但是，我没有看到那个女人。半个小时后，他出来了，看起来比刚才还要急。他上车时掏出金表看了看，急急地说：‘快，快点！先到摄政街格路士·汉基旅馆，再到艾奇维尔路的圣牧尼柯教堂。你要能在二十分钟内赶到，我付给你半个畿尼。’
“他们很快就不见了。我正在想该不该去跟踪的时候，小巷里又来了辆十分漂亮的小马车。马车夫的上衣纽扣只扣了一半，领带也歪了，马具上的金属箍头都从带扣中突了出来。车还没停稳呢，一个女人就从屋里跑了出来，一头钻进车厢。刹那间，我看到她了，她确实是绝色美女，她的美貌倾国倾城。
“‘约翰，去圣牧尼柯教堂！’她大声说，‘要是你在二十分钟内赶到，我赏你半镑金币。’
“华生，这真是天赐良机啊，我正想追上去的时候，一辆出租马车恰巧经过。马车夫还在打量我的寒酸相呢，我没等他开口，就跳上了车。‘圣牧尼柯教堂，’我说，‘你要能在二十分钟内赶到，我给你半镑金币。’当时是十一点三十五，下面即将发生什么，我心里很清楚。
“车跑得很快，我从来没坐过这么快的车，可那两辆马车还是比我先赶到教堂。当我赶到的时候，他们的车早就停在那里了。拉车的马在大口大口地喘气。我付了车费，急急忙忙地跑进教堂。教堂里除了我跟踪的两个人，就只有穿白色法衣的牧师了。他们围在圣坛前，牧师好像在跟他俩说着什么。我装作是偶尔到教堂的流浪汉。我正沿着旁边的通道向前走，圣坛前的三个人突然转过头来看着我。戈德弗雷·诺顿先生急忙向我跑来。
“‘上帝保佑！’他大声喊道，‘你来得太好了，来，来吧！’
“‘来干什么？’
“‘老兄快来，只耽误你三分钟，要不，我们就不合法了。’
“他半拖半拽地把我拉上了圣坛。我还不明白自己站哪儿呢，就对他在我耳边的恳求作了答复，为我一无所知的事情做了证。说明白点，就是帮未婚女子安娜·阿德勒和单身汉戈德弗雷·诺顿结合在一起。所有这些事一眨眼就完成了。接下来是律师和那位女人对我表示感谢，而牧师则站在我对面冲我微笑。我被弄糊涂了，我从未碰到过如此荒唐的事情。这就是我刚才哈哈大笑的原因，我一想起来就觉得好笑。他们想结婚，但又不合乎规矩，因为没有任何证人，牧师拒绝为他们证婚。幸好我来了，解了他们的围，要不新郎得到大街上去找证人。对了，新娘高兴得赏给我一镑金币，我想把它系在表链上，作个纪念。”
“结局的确出乎我的意料，”我说，“那后来呢？”
“唉，我觉得我的计划要失败了。他们看来可能会马上离开伦敦，所以，我必须采取迅速有效的行动。他们在教堂门口分开了，男的坐车回坦普尔，女的回到了她自己的住处。‘我五点钟还和平时一样去公园。’临走时，她对律师说。接着他们就朝不同的方向分头走了，我也离开那里另作打算。”
“你想怎么办？”
“几块卤牛肉和一杯啤酒，”他按响了电铃，“我忙得连饭都没吃，今晚会更忙。对了，华生，我需要你的配合。”
“那太好了。”
“你不怕违法吗？”
“不怕。”
“也不怕万一会被捕吗？”
“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我不怕。”
“对，这目的是崇高。”
“一切都听你的了。”
“我就知道你能帮我。”
“你打算怎么办呢？”
“等哈德森太太把饭端来我再跟你说。不过现在，”他一副很饿的样子，一边转向房东太太端来的简单食品，一边说，“时间不多了，我边吃边说吧。我们时间不多了，现在快五点了，我们必须在两小时内赶到行动地点。安娜小姐，不，是诺顿太太，七点钟回到家。我们必须在普里奥尼大院和她碰面。”
“然后呢？”
“这以后的事我来办。我已经准备好了怎样去应付将要发生的事，我先提醒你，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别插手，明白吗？”
“难道我什么事都不用做吗？”
“什么事也别做，可能会有一些麻烦，你千万别插手，我会被抬进屋子，可能在五分钟后，会有人把卧室的窗户打开，你守在窗子旁边就是了。”
“好。”
“你得盯着我，我会让你看见我的。”
“好的。”
“我一举起手——就像这样子——你就把我给你的东西扔进来，并且大喊‘着火了’，你记住了吗？”
“记住了。”
“那就好了，”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雪茄一样的一根卷筒，“这是烟火筒，管道工用的，两头有盖，可以自燃。你的任务就是用好这个东西。你喊‘着火了’后，肯定会有很多人来救火，你就趁乱跑到大街的那一头，我十分钟后会和你会合。你已经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我一直做个旁观者，紧挨窗户，盯着你，见到你举手就把烟火筒扔进去，并且大喊‘着火了’，然后到街头去等你。”
“对，就是这样。”
“那你就等着瞧吧。”
“好了，我得去扮演新的角色了。”
他进了卧室，没几分钟，中年牧师出来了，他头戴一顶宽檐黑礼帽，打着洁白的领带，裤子宽松直挺，脸上堆满微笑，显得仁慈、和蔼可亲，只有著名的喜剧演员约翰·海尔才能装得那么像——福尔摩斯不仅仅是换衣服，他的神情、态度以及灵魂都发生了改变。他成为侦破专家后，舞台上就失去了一位出色的演员，科学界也因此而少了一位科学家。
我们在六点一刻离开了贝克街。到达赛彭泰恩大街时，还差十分钟七点。天快黑了，街灯已经亮起来了。我们在普里奥尼大院外徘徊着。这所房子和福尔摩斯描述的一模一样，但不像我想象得那么安静，相反，和安静的邻近的街区相比，它十分地热闹。街头拐弯处，一群衣衫褴褛的人在吸烟说笑，旁边有一个人用脚踏磨轮磨剪刀，两个警察在和保姆调情，还有几个年轻人，衣着时髦，叼着雪茄，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
我们在房子前面徘徊时，福尔摩斯说：“你看，他们一结婚，事情就简单了。那张相片成了一柄双刃剑，我们的委托人怕它让公主看见，而安娜也怕相片被她丈夫看见。眼下的问题是，我们到哪里才能找到相片。”
“是啊，到哪儿找呢？”
“她肯定没带在身上，那张相片有六英寸长，女人的衣服里藏不了的，而且国王派人搜查过两次，她早就有提防了，所以我想她不会随身带着的。”
“那会在哪里呢？”
“有两种可能，在银行或者在律师手上，可我又觉得，这又不大可能，因为女性天生就爱保密。她们喜欢亲自把东西藏起来。她们信任自己的守护能力，所以不会把相片交给别人保藏。但是，对一个很精明的女人，这就不一定了。
“再说，别忘了，她这几天还想利用这张相片，所以，相片一定藏在她随手能拿到的地方，一定在她屋里。”
“但房子已经搜了两次了。”
“那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去找。”
“你知道怎么找？”
“根本不用我找？”
“那怎么回事？”
“我要让她亲手指给我看。”
“不可能。”
“她肯定会的，我听见马车声了，是她的车，你要记住，一定要按我说的去做。”
正说着，马车车灯射出的灯光在街道拐角处出现了。一会儿，一辆漂亮的小马车向普里奥尼大院驶过来。马车还没停稳呢，不知从哪个角落冲出一个流浪汉，他想去开车门赚一两个赏钱，另一个有同样想法的流浪汉用肘把他挡开了，他们争吵起来，那两个警察支持其中的一个流浪汉，而磨剪刀的站在另一个流浪汉那边。
两边越吵越凶，突然，有人动手了。刚从车上下来的夫人被这群乱糟糟的人给包围了。那些人满脸通红地打了起来。福尔摩斯猛然冲进人群去保护那位夫人。可是，刚挤到她身边，福尔摩斯大叫一声，满脸是血地倒在地上，打架的人一看有人受伤了，一下子就拔腿溜了。这时，几个衣着整洁、看热闹的人靠了过来，照料受伤的福尔摩斯。安娜·阿德勒——我愿意这么称呼她——急忙跑上了台阶，在台阶顶端，她突然站住了，大厅的灯光勾勒出她美妙的身影，她回头望着街上。
“那可怜的先生伤得重吗？”
“他死了。”有几个人喊道。
“不，他还有气！”又有个人大叫，“可是，恐怕还没送到医院，他就会断气。”
“他是个勇敢的人，”一个女人说，“要是没有他，那伙流氓早抢掉那位夫人的钱包和表了。他们是一伙的，非常粗暴野蛮的一伙。啊，他现在能呼吸了。”
“不能让他躺在街上，夫人，我们把他抬到你家里去行吗？”
“当然行。把他抬到客厅的沙发上吧，他会舒服点的。请跟我来吧。”
大家小心翼翼地把他抬进夫人家里，把他放到了客厅的沙发上，灯早就点亮了，窗帘没拉上，我紧挨窗户站着，看着事情的发展。我不知道当时福尔摩斯在想些什么。反正，我不能把福尔摩斯交给我的事丢在一边，那样太卑鄙了。我狠了狠心，从风衣里拿出烟火筒——我们并不想伤害她，只是阻止她去伤害别人而已。
福尔摩斯半躺在沙发上，奄奄一息，好像很需要空气的样子，一个女仆赶忙把窗户打开。就在这一刹那，我看见他举起了手。我一见到这个信号，立刻把烟火筒扔进客厅，并大声喊了起来：“着火了！”喊声刚落，所有看热闹的人——绅士、马车夫和流浪汉们——都齐声高呼：“救火啊！”客厅里浓烟滚滚，并从打开着的窗户往外冒。我瞥见有一个身影在匆匆跑动。过了一会儿，我听见福尔摩斯在安慰大家，说只是一场虚惊。我悄悄穿过慌乱的人群，朝街道拐角处走去，不到十分钟，福尔摩斯令我兴奋万分地出现了。他拉着我的胳膊，我们一起逃离了慌乱的现场。他一声不吭，急冲冲地走着，直到通往艾奇维尔路，他才开口。
“华生，你干得真漂亮，”他说，“简直再好不过了，一切顺利。”
“你拿到相片了吗？”
“没有，但我知道它在哪儿。”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她指给我看的。”
“我还是不明白。”
“事情并不神秘，”他笑着说，“很简单，你应该看出来了，街上的每个人都是我们的同党。他们是我雇来演刚才那出戏的。”
“我看出来了。”
“他们扭打起来的时候，我手里拿着一块湿润的红颜料。我冲进去，故意摔倒在地，然后把颜料捂在脸上，别人就以为出血了。这是我的老把戏。”
“这个我也看出来了。”
“接下来，他们把我抬进屋，她一定会让我进屋的，在那种情况下，她只有让我进屋才行。而且让我躺在客厅，这正是我想的。那张相片要没放在客厅里，那就在卧室，我想知道它到底在哪。我躺在沙发上，做出需要空气的样子，他们只好打开窗户，于是，你就可以下手了。”
“这样做有什么用呢？”
“太有用了。一个女人发现房子着火后，她就会抢救她认为最珍贵的东西。这是人的本能，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利用它了。在达林顿冒名顶替案中我用过，艾恩维斯城堡案中也用过。结过婚的女人首先抱出的是她的孩子，未婚女子会赶紧抓住首饰盒。我很清楚，在那屋子里，对于那位夫人来说，最珍贵的当然是那张相片。你那火警弄得太妙了，滚滚浓烟和人们慌乱的呼叫简直就是真的着火了一样。相片藏在右边门铃拉绳上方一块嵌板的后面，那块嵌板是可以移动的。她马上冲到那里，并且抽出一半，我看见了。当我说这是一场虚惊后，她又把相片放了回去。她看了一眼喷烟器后，就跑了出去。此后，我就没看见她。我站了起来，找了个借口溜出来了。本来我想把相片偷出来的。但一个马车夫走了进来，他紧盯着我，我怕一着不慎全盘皆输，所以决定等一个好时机再动手。”
“现在该怎么办呢？”我问。
“我们的调查到这里已经结束了。明天我和国王到她家去拜访，你要想去的话，我们一起去。会有人把我们引进客厅等候夫人的，可等她出来的时候，我们已拿着相片走了。国王肯定会为能亲手拿回相片而倍感高兴。”
“我们什么时候去拜访呢？”
“明早八点，那时她还没有起床，我们就有机会下手了。另外，我们得赶快行动。她结婚以后，生活习惯可能会有所改变。我马上给陛下发电报。”
发完电报，我们回到了贝克街。当福尔摩斯掏钥匙准备开门时，街上有个过路的人向他打招呼：“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晚安！”
大街上有好几个人，同他打招呼的，好像是一个穿长外套的瘦高个年轻人。“这声音有点熟悉，”福尔摩斯说，“可我记不起是谁。”
那天晚上，我是在贝克街过的夜。第二天早晨，我们正在吃早餐，波希米亚国王突然闯了进来。
“你真的把相片拿回来了？”他抓住福尔摩斯的双肩，急切地大声嚷着。
“还没有。”
“但是，你有拿回的把握吗？”
“有把握。”
“那就走吧，我等不及了。”
“我们得雇一辆马车。”
“不用了，我的马车在外面等着呢！”
“那太好了。”
我们下了楼，向普里奥尼大院赶去。
“安娜·阿德勒结婚了。”福尔摩斯说。
“结婚？！什么时候？”
“昨天。”
“跟谁？”
“一个叫戈德弗雷·诺顿的律师。”
“她不会爱他的。”
“我倒希望她爱他。”
“为什么？”
“如果安娜爱他，陛下就不用担心有麻烦了。她爱她的丈夫就不会爱陛下了，不爱陛下，就不会干涉你的生活了。”
“这也是，不过——唉，要是她的身份和我一样该有多好！那她将是一位了不起的王后。”国王说完这些，就陷入了沉思中。我们到赛彭泰恩大街了，他还是一言不发。
普里奥尼大院的大门开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仆在门前的台阶上站着。她不屑地看着我们从马车上下来。
“请问谁是福尔摩斯先生？”
“我就是。”我的朋友吃惊地看着她说。
“你果然来了。我主人告诉我说你今天会来拜访的，让我在这儿等着你，她一大早乘五点一刻的火车去查林克洛恩了。她要从那里去欧洲大陆。”
“什么！”福尔摩斯被这个意外的消息吓了一大跳，“你是说她已经离开英国了吗？”
“她再也不会回来了。”
“那张相片呢？”国王绝望地说，“这下全完了！”
“我去看一下。”福尔摩斯冲进客厅，我和国王也跟着跑了进去。屋里的家具凌乱不堪——拆散的架子，拉开的抽屉，显然女主人在出走前翻过一遍。福尔摩斯直奔门铃的拉绳处，猛然掀开一块能移动的板子，把手伸了进去，从里面掏出一张相片和一封信。相片是身穿晚装的安娜·阿德勒一个人的，信封上写着：“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亲启。”福尔摩斯一把把信拆开，我们三人围着看了起来，信是今天凌晨写的，信里这样写到：
亲爱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您确实干得很漂亮，火警出现前我上了您的当，我一点儿都没怀疑您。可后来，当我发现我的秘密已经暴露之后，我就开始怀疑了。几个月前就有人提醒我要提防您。他们说国王要是雇侦探的话，那肯定是您，而且他们还把您的地址给了我。即使这样，您还是知道了我的秘密。即使当我产生怀疑时，我还是有点顾虑，我不相信那么一位上了年纪、和蔼可亲的牧师会有什么恶意。我想，您应该知道我是一个受过训练的女演员，我经常女扮男装。我让马车夫约翰去监视您，然后上楼，换上男装。正好您离开的时候，我下了楼。
我一直跟着您到您家门口，那时，我才证实我成了著名的福尔摩斯侦探的行动目标。我冒失地向你道了个晚安后，就去找我的丈夫去了。
我们两个都认为被这么一位侦探盯着，最好的摆脱办法是逃走。因此，您到这里的时候房子是空的。说到那张相片，请您的委托人放心，我已经爱上一位比他好的人，而这个人也爱我。国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不用担心他曾经伤害过的人会妨碍他。那张相片我会留着，这只不过是为了保护我自己。它是防护武器，以免他将来用什么手段来伤害我。我留给他一张我的相片，或许他愿意收藏。最后，谨向亲爱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致意。
您诚挚的
安娜·阿德勒
“多了不起的女人——多了不起啊！”我们三人看完信后，国王喊了起来，“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她是个机智、果断的女人吗？我不是说过她可以成为一位了不起的王后吗？真可惜她的身份和我不一样！”
“她确实和陛下不一样，”福尔摩斯冷冷地说，“我很遗憾没能把事情做得更漂亮些。”
“不，亲爱的福尔摩斯，刚好相反，”国王说，“没有比这更漂亮的结局了，她会说话算数的，那张相片现在就像烧掉一样没事了。”
“陛下这么说，我很高兴。”
“我非常感谢你，请告诉我，我该怎样酬谢你，这只戒指……”他从手指上取下一枚蛇形翡翠戒指递给福尔摩斯。
“陛下，我想有一件东西比这更珍贵。”福尔摩斯说。
“你说吧，我给你。”
“这张相片。”
国王听后吃了一惊。
“安娜的相片，”他说，“如果你真想要，当然可以。”
“那就谢谢您了，陛下，这件事全都了结了，我谨向您告辞。”福尔摩斯给国王鞠了一躬，对国王伸过来的手理都不理，转身就和我走了。
这就是波希米亚受到一桩丑闻的威胁，而福尔摩斯的计划被一个女人挫败的全部经过。福尔摩斯以前老是对女人的才智嗤之以鼻，此后，他再也没有嘲笑过女人了。当他提到安娜·阿德勒或那张相片时，总是尊敬地称她为“那位女士”。
去年秋天的一天，我去拜访老朋友福尔摩斯先生，他正和一位矮矮胖胖、满脸通红且长着一头红发的老先生说着什么。我为自己的贸然到访深感抱歉。正想退出的时候，福尔摩斯却一把将我拉进屋里，并随手把门给关上了。
“亲爱的华生，你来得真是时候。”他高兴地说。
“你们正忙着吧？”
“是忙着，非常忙。”
“那我到隔壁房间去等一会儿。”
“不用了。威尔逊先生，这位先生是我朋友，也是我搭档，他帮我成功地破获了不少重要案件，毫无疑问，在你的这个案件中，他也会给我很大的帮助。”
矮胖的红发老先生在椅子上欠了欠身，向我点头致意，可那双肥胖的小眼睛却闪过一丝怀疑的目光。
“你坐下吧。”福尔摩斯说着又坐到了扶手椅上，手指并拢——这是他思考问题时的习惯动作。“亲爱的华生，我知道，你和我一样，对日常生活中单调无聊的那一套毫无兴趣，而对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有着特别的兴趣。你非常细心地记录了那些离奇的案件，你的所作所为，为我的冒险事业添了不少光彩。”
“我对你经手的案子很有兴趣。”我说。
“你应该没忘记前几天我们讨论玛丽·萨瑟兰小姐提出的那个简单的问题之前，我非常感慨地说出的话吧：为了取得奇特的成功和非常默契的配合，就必须深入到生活中去，它比任何大胆的想象都具有冒险性。”
“我不赞同你的说法。”
“是吗，华生？但你最好和我的看法一致，不然，我将不停地举例说明，直到你认输为止。好了，这位加贝兹·威尔逊先生，今早专程赶来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我很久没听过这样稀奇古怪的故事了。我以前说过，最离奇独特的事件往往和一些轻微的犯罪有关联，与较大的犯罪倒没什么关联，甚至这些事件根本和犯罪无关。现在，我还不能推断这事与犯罪有关，但它的经过非常离奇古怪，威尔逊先生，请你把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再讲一遍，这事太古怪了。我想从你的讲述中获取一些更详细的细节。一般情况下，一个能说明事情经过的细节，能让我想起几千个类似的案例，并由此引导我的推断，可这次，我得老实承认，这件事很不一般。”
那位矮胖的老先生有些自豪地挺起胸，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又脏又皱的旧报纸。他把报纸放在膝盖上，伸长了脖子在广告栏里查找着。趁着这个机会，我开始仔细地打量他，希望能和福尔摩斯一样，从他的外表上看出什么东西来。
可是，我几乎没看出什么东西来。这位老先生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很普通的英国商人。他肥胖、自负、动作迟缓，一条肥大的裤子上面是一件有些脏了的燕尾服，因为衣服没扣上，里面褐色的马甲就露了出来，马甲上系着一条粗重的怀表链，链上坠着一个晃晃荡荡、中间钻着方孔的金属装饰。他旁边的椅子上放着一顶旧礼帽和一件褪了色的棕色大衣，大衣的领子压得起了褶皱。总之，这位老先生除了一头鲜红的头发和那满脸的懊恼与不满外，就没什么特别之处了。
敏感的福尔摩斯立刻看出了我在干什么，他看到我疑惑的样子时，微笑着摇了摇头说：“他曾经干过体力活，吸鼻烟，是共济会会员。他去过中国，最近写过不少东西，除了这些一看就知的东西，我也没发现别的什么。”
加贝兹·威尔逊先生一听这些，立刻坐直了身体，两眼紧盯着福尔摩斯。
“哦，上帝！福尔摩斯先生，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他吃惊地说道，“比如，你怎么知道我干过体力活？这是真的，我以前在船上做过木匠。”
“亲爱的威尔逊先生，你看看你的手吧，右手明显比左手要大，而且肌肉也比较发达，这说明，你用右手干过重活。”
“吸鼻烟和共济会会员呢，你怎么看出来的？”
“我要告诉你的话，那显得你的理解力太低了，何况，你还不遵守你们团体的规定，别了一个弓形指南针模样的别针呢？”
“啊，是的，我确实忘了这个，那么写东西呢，你怎么知道的？”
“那还用说吗？你右手袖子有一块五寸长光亮的地方，左袖肘关节的地方还打了块补丁，这都是与桌面摩擦的结果。”
“那中国呢？”
“你右手腕上有条鱼的文身，这肯定是在中国文刺的。我研究过文身，甚至还写过相关的文章。能够细腻地给大小不同的鱼鳞着上粉红色，只有在中国才能做到。另外，你怀表链上吊着的中国钱币，更能证明这一点。”
加贝兹·威尔逊先生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说：“哎呀，我怎么没这么想，一开始我还以为你神机妙算呢。可说出来后，发现事情原来这么简单！”
福尔摩斯说：“华生，我真不该说出来，我应该大智若愚才对。你知道，我的能耐就那么回事。如果尽说实话，很快就会名声扫地的。威尔逊先生找到广告了吗？”“找到了，在这里。”他说着，粗红的手指指着广告栏，“就在这儿，所有事情都是它引起的。先生，你们自己看看吧。”
红发会
因原住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的已故黎巴嫩人埃基亚·霍普金斯之遗赠，红发会现有一每周四镑、纯系挂名职务之职位空缺，凡红发男性，年满二十一岁，身体健康，智力正常者均可前来应聘。应聘者请于周一上午十一点亲临舰队街教皇院7号红发会办公室楼向邓肯·罗斯提出申请。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把这个奇怪的广告读了两遍后，情不自禁地说。
福尔摩斯在椅子上笑得哈哈直抖，他高兴时总这样。“这广告很奇怪，是吗？”他说，“好啦，威尔逊先生，你就从头讲起吧，把你的一切——你的家人和这个广告带来的运气都讲出来听听吧。华生，请先把报纸的名称和日期记下来。”
“这是一张《记事晨报》，一八九〇年四月二十七日的，正好是两个月以前。”
“很好，威尔逊先生，请讲吧。”
“噢，福尔摩斯先生，我刚才说过，”威尔逊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一边说，“我在市区的科伯格市场附近开了家小当铺，这是小买卖，几年来，我靠它勉强过日子。以前，我雇了两个伙计，可到了现在，我只能雇一个，本来这一个伙计我也雇不起，多亏了他为了学会做这种买卖，情愿只拿一半薪水。”
“这个伙计叫什么名字？”
“他叫温森特·斯波尔丁，我不知道他年龄多大。福尔摩斯先生，这伙计非常精明能干，凭他的能力，我知道，完全可以挣到更多的钱，但是，既然他自愿，我又何必给他加薪水呢？”
“是的，何必呢，你能以这么少的薪水雇一个这么好的伙计，可真够幸运的，像你这样幸运的雇主，恐怕没几个，不知你雇的伙计有什么缺点呢？”
威尔逊先生说：“他也有缺点。他是个摄影迷，拿着相机到处跑，一点儿上进心都没有。照完相以后，就到地下室去冲洗，一冲就老半天。不过，虽然他毛病很大，但还算是一个很好的伙计，没有坏心眼。”
“我想，他还和你住一块儿吧。”
“是的，先生，除了他，还有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这小女孩负责做饭和收拾房间。我是个老光棍，没结过婚，所以，我们这几个人就住一起。
“打破我们平静生活的就是这个广告。两个月前的今天，斯波尔丁拿着这张报纸走进当铺，他说：‘威尔逊先生，我真想让上帝把我变成红头发的人。’
“我不解地问：‘为什么？’
“他说：‘为什么？红发会又有一个空缺了！谁要得到这个职位就发财了，听说要填补这个空缺的人很多，所以受委托招聘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假如我的头发变成红色的了，我或许能够得到这个肥差。’
“我又问他：‘这到底怎么回事？’福尔摩斯先生，你知道，干我们这行的，是送上门的买卖，所以，我通常很长时间不出门，对外面的事一无所知，能听到点新闻总是挺高兴的。
“‘你没听说过红发会的事？’他问我。
“‘从没听过。’我说。
“‘哎呀，怎么这样？你完全有资格去申请这个职位呀！’
“‘值得去申请吗？’我问他。
“‘年薪有两百多镑，工作轻松又不影响自己另外的工作。’
“事情就这样，你们应该知道，额外的两百多镑收入对买卖一直不景气的我来说，真是天大的喜事。
“于是，我让他把事情的原尾说清楚些。
“‘喏，’他把广告指给我，‘你自己看吧。红发会有职位空缺，还写明了招聘的地址。听说，红发会是由一个叫埃基亚·霍普金斯的美国百万富翁创建的，他长了一头红发。这是一个非常古怪的人，他对所有红头发的人都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死后，人们发现，他把所有财产交给了托管人，他立下遗嘱要用遗产的利息为红头发男人找个好的工作。听说薪金很可观，而且不用做什么事。’
“我说：‘可是，申请这个职位的红发男人肯定也不少。’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他告诉我，‘你看，这个美国人是在伦敦发迹的，所以这个职位只限于伦敦人，而且必须是成年男子。我还听说，申请人的头发必须是火红色，深红或浅红都不行。威尔逊先生，你要想申请就赶快去。不过，你也许看不起这区区几百英镑。’
“先生们，你们看，我的头发正是火红色，没错吧，因此，我想，要是我去申请这个职位，肯定会比别人有希望得多。温森特·斯波尔丁好像很了解这件事，所以我让他和我一起去，以便到时帮我一把。于是我叫他关了店门和我一起去，他很高兴能放一天假。就这样，我们向广告上说的那个地址出发了。
“我从来没见过那种场面，福尔摩斯先生，舰队街到处都是来自各个地方的长着红头发的人，教皇院看起来像堆满了桔子的推车。我怎么也没想到一则广告竟然招来这么多人。他们的头发颜色五花八门——砖红色、橙色、棕红，等等。斯波尔丁说得对，像我这样火红色头发的人并没几个。我一看那么多人来应聘，觉得自己没什么希望，打算放弃，可斯波尔丁不让。真没想到，他会那么卖力地把我连拉带拽地从人群中挤了进去，一直挤到了红发会办公室的台阶上。楼梯上有两股人流——一些人灰心丧气地下楼，另一些人满怀希望地上楼。我们拼命往上挤，不一会儿，我发现我已经进了办公室了。”
威尔逊说到这里停了下来，把鼻烟拿了出来，使劲吸着。
福尔摩斯说：“你的经历可真逗，接着说下去吧。”
“我发现办公室很简陋，只有几把椅子和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一个头发比我还要红的矮个子男人。每个应聘的人走到他面前，他都先说几句，然后把他们不够资格的那些毛病挑出来，看来想得到这个职位并不容易。可轮到我的时候，这个小个子男人对我特别客气，我们进去后他还特别关上了房门，以便与我们单独交谈。
“我的伙计向他介绍我，‘这是加贝兹·威尔逊先生，他愿意补红发会的空缺。’
“‘他简直太合适了！’矮个子男人说，‘他符合我们的要求！没有哪个应聘者的红头发有他的这么好。’他说完退了一步，歪着脑袋打量我的头发，把我看得都有些不好意思了。过了一会儿，他一把握住我的手，很热情地祝贺我申请成功。
“‘你要是推辞的话就太令人失望了，’他说，‘不过我得以防万一，相信你不会介意的。’说完，他就紧紧地揪我的头发，直到我痛得大喊大叫，他才放手。‘你疼得眼泪都出来了，’他说，‘你的头发是真的，请原谅我的谨慎，我们上过当，两次是假发，一次是染红的，所以，我们必须小心些。’他说着就走到窗前，扯着嗓子告诉下面已经有人补缺了。窗外一片叹息，人群很失望地散开了。他们走了以后，红头发的人就剩下我和那位矮个子经理了。
“‘我叫邓肯·罗斯，’矮个子男人说，‘我也是红发会巨额基金的受益者，威尔逊先生，你结婚了吧？’
“我回答说没有，他的脸就沉下来了，神情严肃地说：‘老天，这就坏了，你真让我失望，这个基金会就是为了保护红发人的数量，让他们繁衍后代而设立的，可你是个光棍，这太让人失望了。’
“福尔摩斯先生，我一听这话就灰了心，以为没希望了。可他想了一会儿后又说：‘没关系。换了是别人，就得走人，可你有一头特别的红发，我们可以通融一点儿。你什么时候能来上班？’
“‘这就有点儿麻烦了，我自己开了家当铺。’我告诉他说。
“温森特·斯波尔丁这时说：‘威尔逊先生，你放心吧，我会帮你看好铺子的。’
“‘上班的时间是几点到几点？’我问。
“‘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
“福尔摩斯先生，你知道，当铺的生意大多都在晚上，特别是周四、周五的晚上，这两天正是发工资的时间。所以，能在这之前多赚几个钱我当然乐意，何况，我很清楚我的伙计，他是个好人，会把铺子看好的。
“我就说了，‘我接受这个工作，工资多少？’
“‘每周四英镑。’
“‘都干些什么呢？’
“‘只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
“‘这话是什么意思？’
“‘嗯，就是说，上班时间你必须始终待在办公室里，不能出这幢楼。只要你离开一步，就等于你自动放弃这个工作。这一点，遗嘱上说得很清楚。上班时间离开了就得走人。’
“‘每天不过四个小时嘛，我不会离开的。’
“‘不许以任何借口离开，’邓肯说，‘即使生病也不许。你必须好好待在这儿，否则就是自炒鱿鱼。’
“‘那我到底做些什么事情呢？’
“‘抄《大英百科全书》，我这有第一卷，你得自备墨水、笔和纸，我们只提供桌椅。明天你就来上班吧。’
“‘行。’我说。
“‘那好，威尔逊先生，我再次祝贺你得到这个职位，再见。’他向我鞠了一躬，我们就离开办公室回家了，我被自己的好运冲昏了头脑。
“我每时每刻都在想这件事。可到晚上，我的情绪又低落下来了。我担心这是一个大骗局，可又想不出他们到底要干什么。有人立下这样的遗嘱，为抄写《大英百科全书》这么简单的事付这么大的价钱，太不可思议了！温森特·斯波尔丁说了很多让我放心的话。睡觉前我决定了，不管怎样，我明天一定要到那儿去看看。第二天早上，我花了一便士买了一瓶墨水、一支羽毛笔和七张大的书写纸，然后去了教皇院。
“让我吃惊的是，一切正常，办公室里桌椅早就摆好了。邓肯先生也在那里了，他让我从字母‘A’开始抄，然后就走了。可他不时地来看我工作的进展情况。下午两点，我离开时，他还夸我抄得又快又好，我走出办公室后，他就把门锁上了。
“福尔摩斯先生，就这样，我每天上午十点上班，下午两点下班，到星期六，邓肯来了，他付给我四英镑作为我一周的工资。后来，每星期都这样。我照常上班下班。我发现邓肯先生来得越来越少，起初，每天来一次，后来，他几乎不来了。不过，我还像往常一样，一刻也不离开办公室。因为我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这个工作很好，我不想丢掉它。
“这样，一晃过了八个星期。我已经抄完了Abbots, Archere, Armour, Archilecture和Attica等辞目。正想继续努力，争取早日抄到以字母‘B’为首的词，我甚至花了很多钱买来了大量的书写纸，可突然间，这件事令人吃惊地全结束了。”
“结束了？”
“是啊，先生，就在今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去上班，发现办公室的门锁着，门板上钉了张小卡片。喏，就是这张卡片，你们看看吧。”
他拿出那张便条纸般大的卡片，上面写道：
红发会业已解散，此启。
1890年10月9日
我和福尔摩斯看看这张卡片，又看看满脸愁容的威尔逊，觉得这件事太滑稽可笑了，一时间两人忍不住笑了起来。
“有什么好笑的！”威尔逊先生大声说着，脸涨得通红，“如果你们除了取笑我外别无他招的话，我可以另请高明！”
威尔逊先生起身要走，福尔摩斯一把把他按回到椅子上，“我一定接下你的案子，不过，这个案子太古怪，我们从没听说过，请你别介意，这事情确实很古怪。对了，你发现这张卡片后，都做了些什么？”
“我当时惊呆了，不知所措。后来我向办公室附近的人打听，可他们对这事一无所知。最后，我找了房东，他在一楼住，是个会计。我问他红发会到底怎么了，可他说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组织。我又问他邓肯·罗斯是什么人，他说他不认识这个人。
“我说，‘就是那个红头发的先生呀！’
“‘什么，那个红头发的男人？’
“我说，‘是啊。’
“‘哦，’他说，‘他叫威廉·莫里斯，是个律师，住爱德华国五街17号，圣保罗大教堂附近。’
“于是我就赶紧动身去那里，可到了之后，才发现那是一个护膝制造厂，厂里没人认识威廉·莫里斯或邓肯·罗斯。”
“后来你怎么办了呢？”福尔摩斯问。
“我只好回家，我的伙计安慰了我大半天，他让我耐心地等一段时间，可能会收到什么信的。可是，我不想听他那些话，我不想就这么失去一个好好的工作。我听别人说，你足智多谋，经常给别人解决难题，所以，我马上来找你了。”
“你做得对，”福尔摩斯说，“你的事情不同寻常，我很乐意接手。根据你刚才所说，我想事情可能非常严重。”
威尔逊先生说：“当然严重了！你看，我每周要损失四英镑。”
“就你个人来说，你不应该对这个异乎寻常的红发会有什么抱怨，”福尔摩斯说，“相反，你不仅赚了三十多英镑，还通过抄书获得了不少知识，你没有吃亏。”
“我是没吃亏，先生。我只想弄清他们是谁，玩这套把戏耍弄我的目的是什么？这玩笑可真昂贵，他们花了三十二英镑呢。”
“我们会为你解开疑团的，不过，威尔逊先生，我得先问你几个问题。是你的伙计让你看到那张广告的吗？他在你那儿干了多久？”
“当时才一个月。”
“他怎么来的？”
“他看了我登的招聘广告后找来的。”
“他是唯一来应聘的吗？”
“不，有十多个人来应聘。”
“你是怎么选中他的？”
“因为他挺机灵，要的工资也不多。”
“这个温森特·斯波尔丁长什么模样？”
“个儿不高，但很健壮，手脚麻利，年纪在三十岁左右，没长胡子，前额有块被硫酸烧伤留下的疤痕。”
福尔摩斯有些激动地坐直了身子：“这些我都预料到了，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扎了耳孔没有？”
“是啊，先生，他说那是小时候被一个吉卜赛人给扎的。”
“哦。”福尔摩斯又靠到椅子上，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他说：“他现在还在你那儿吗？”
“是的，我来时他还在那儿。”
“你不在的时候，当铺由他照管？”
“是的，先生。我对他很信任，而且，上午没什么生意。”
“好啦，威尔逊先生，我会在两天内把调查结果告诉你，今天是星期六，我想到星期一就能给你个答复了。”
“喂，华生，”威尔逊走后，福尔摩斯问我，“你怎么看这件事？”
“我没看出什么，”我老实地说，“这事太古怪了。”
福尔摩斯说：“一般说来，越是离奇古怪的事，真相大白之后它就越简单。就像一张很普通的面孔让人很难辨认一样，没有特征的案子侦破起来也挺让人头疼的。现在，我们得马上行动。”
“那你现在从何下手？”我问。
“先抽烟，”他回答道，“这事得好好想想。请你五十分钟内别和我说话。”说完他就蜷起身子，曲着的膝盖快要碰到他的鼻子了。他眯了眼睛坐在那儿，叼在嘴里的黑色陶制烟斗像是某种鸟类又尖又长的喙。我以为他睡着了，而我自己也禁不住打起了瞌睡。突然间，福尔摩斯跳了起来，看起来已经胸有成竹了。
他把烟斗放到壁炉台后说：“今天下午在圣·詹姆斯有萨拉沙蒂的演出，华生，你没什么事吧！”
“我今天没什么事，我的工作并不忙。”
“那就戴上帽子跟我走吧，我们先到市区吃午饭，我看到节目单上有很多德国音乐。我觉得德国音乐比意大利的或法国的音乐都好听得多，它能让人有所领悟。我正好需要好好领悟，走吧。”
我们乘地铁到了阿尔得斯盖特，然后没走多远，就到了科伯格广场——那个离奇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儿。这是一个简陋的小巷，狭窄破落，在一个铁栏杆围成的墙里面，是四排灰暗破旧的两层楼的砖房。旁边杂草丛生的草坪上有几簇要枯萎的月桂。拐角处的房子上挂着三个镀金圆球和一块棕色的招牌，上面写着“加贝兹·威尔逊”几个白色大字，看到这个招牌，我们就知道这是威尔逊开的当铺。福尔摩斯在那幢房子前面仔细地观察着。然后，他沿着街道徘徊着。最后，我们回到当铺那儿，他用手杖使劲地戳了戳人行道后才走到当铺门口去敲门。一个小伙子把门打开了，他看上去精明能干，他请我们进去。
福尔摩斯说：“对不起，请问到斯特兰特怎么走？”
“到第三个路口往右拐，往右走到第四个路口再向左拐。”那伙计很快地说完后就把门关上了。
“好精明的伙计！”我们离开那儿后，福尔摩斯说，“据我所知，他是伦敦第四精明的人，而他的胆大妄为，我还不能肯定是不是排在第三。我以前就对他有一些了解。”
“很明显，”我说，“这个伙计在这个神秘的红发会一案中是个关键人物，我想你去问路，不只是想看一看他吧。”
“不是看他。”
“那你看什么呢？”
“看他的裤子，膝盖那一部分。”
“看到什么了没有？”
“我看到了我想看到的东西。”
“那你干吗用手杖使劲戳人行道呢？”
“华生，现在不是我们聊天的时候，还是细心去观察吧，就像在敌国侦察一样，我们知道科伯格广场有问题，现在得查清它背后隐藏着的东西。”
我们离开了偏僻的科伯格广场，转过街角，我们看到了与先前的街道完全不同的景象，这是一条繁华的大街，是贯通市西和市北的交通要道，路上车水马龙，人行道上黑压压一群来来往往的人。当那一排排华丽的商店和豪华的商业楼呈现在眼前时，我简直无法相信它真的紧挨着我们刚刚离开的那个萧条破落的广场。
福尔摩斯在街道拐角处沿着那些商铺一路望了过去。“让我好好看看，”他说，“我必须记住这些房子的顺序，希望能一清二楚地了解伦敦——先是墨地兰烟草店，再是报亭，再往那边是城郊银行科伯格支行、素食馆、麦可法兰马车行，往下就是另一条街了。好了，华生，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该休息了。先来一份三明治和一杯咖啡吧，然后再去听小提琴演奏会，那里只有悦耳动听的音乐，而没有什么麻烦打扰我们。”
福尔摩斯是一个对音乐充满了热情的家伙，他不仅善于演奏，而且还是一个具有很强创作能力的作曲家。整个下午，他在观众席上，完全陶醉在一种幸福中——他修长的手指随着音乐的节奏轻轻挥舞，他满脸微笑，目光痴迷。此时此刻的他和那个断案如神、敏锐机智的大侦探判若两人。在他异乎寻常的个性中，双重性格交替出现。他的机智、敏锐和多愁善感的诗人气质真是鲜明的对比。这双重性格一会儿使他精力旺盛，一会儿使他疲惫不堪。而且我很熟悉的是，他会一连几天懒洋洋地靠在他的扶手椅上，终日冥思或创作，在这种时候，他会突然地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追捕罪犯的欲望。那个时候，他的推理能力会上升到直觉的程度，以至于不了解他的人不敢正视他，认为他无所不知。所以，当我看见他沉醉在音乐中时，我就感觉到他要捉的人肯定得倒霉了。
听完音乐走出来时，福尔摩斯说：“华生，你要回家了吧？”
“是的，也该回去了。”
“我还要办几个小时的事，科伯格广场的事是一件大案。”
“怎么说是大案呢？”
“有人策划了一宗大的犯罪，我相信我能及时制止他们，可惜今天是星期六，事情难办了些。我希望今晚你能帮我。”
“晚上什么时候？”
“十点。”
“好，那我十点钟到贝克街。”
“太好了，华生，不过这次可能有危险，你最好带上你那把在军队里用过的手枪。”
说完，他挥手向我告别，然后一转身消失在人群中。
我相信我并不笨，可和福尔摩斯在一起，我总觉得我还是太笨了。就说这件事吧，他看见的我也看见了，他听到的我也听到了，从他的话里面，我明显地感到他不仅对已经发生的事了如指掌，对将要发生的事也一清二楚；而我呢，什么也没有觉察出来，对这件事还是一无所知。在回家的路上，我又把整个事情从头到尾想了一遍。从抄写《大英百科全书》的那位红发老先生离奇的经历，到对科伯格广场的勘察，再到临分别时福尔摩斯给我的那番暗示。晚上会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让我带上枪？到底要去哪儿，干什么？从福尔摩斯的话中，我觉出当铺的那个伙计肯定很难对付，他可能会耍一些花招。我总想把这些谜给解开，可最终还是绝望地放弃了。反正到晚上事情就会水落石出，所以我把这事搁到了一边。我九点十五分从家里出来，先穿过公园，再穿过牛津街，就到了贝克街。有两辆双轮双座马车停在了福尔摩斯的家门口。过道里传来楼上说话的声音，进门看见他正和两个人说得挺热闹。其中的一个我认识，警察局的侦探彼特琼斯；另一个男人是个瘦高个，头上戴着闪光的帽子，身穿很考究的礼服大衣。
“哈，我们的人都到了，”福尔摩斯边说边系粗呢大衣的扣子，然后从架子上拿下了那根打猎的鞭子，“华生，我想你应该认识伦敦警察厅的琼斯先生吧？我来给你介绍这位，梅里维瑟先生，我们这次冒险行动的搭档。”
“你看，医生，我们又一起行动了。”琼斯还是那副很神气的样子。“我们这位朋友是个猎神，他需要我这样的狗去帮他捕获猎物。”
“希望我们今晚的行动别白费了。”梅里维瑟先生嘟哝着。
琼斯说：“先生，你应该相信福尔摩斯，他总是很有办法的，尽管他那些办法有些不可思议，但他具备侦探的素质，有时比官方警察的推断都正确，真的，我没夸张，比如在侦破萧尔拖凶杀案和阿克拉珍宝盗窃案中就这样。”
陌生的梅里维瑟先生不屑地说：“琼斯先生，你这样说我也不反对。不过，我错过了一场牌局，二十七年来我可是第一次在周六晚上不打桥牌。”
“我想，”福尔摩斯说，“你很快就会发现今晚不仅赌注下得很大，而且牌会打得更精彩激烈。梅里维瑟先生，你今天的赌注大约有三万英镑。琼斯先生，你呢，你的赌注就是你一直要抓的那个人。”
“约翰·克雷！这个杀人犯、强盗、小偷、骗子，梅里维瑟先生，他年龄不大，却是一个犯罪团伙的头头。抓住他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我们必须对他高度警惕。他祖父是皇家公爵，他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读过书，头脑相当灵活，尽管我们知道他到处作案，可就是抓不住他。他这个星期还在苏格兰撬门盗窃，下星期却跑到科维尔筹集资金兴办孤儿院。我注意他好多年了，可连他的影子都没见到过。”
“我想今晚我能给你介绍一下，我也曾和他打过一两次交道，你说得没错，他确实是一个盗窃集团的头子。好了，现在十点多了，我们该行动了。你们两位坐前面那辆车，我和华生坐后面那辆跟上。”
一路上，福尔摩斯没说什么话。他背靠在座位上，嘴里哼着下午刚听过的乐曲。马车在迷宫般闪烁着煤气灯的街道上穿行，直到法林顿街，福尔摩斯才开了口。
“快到了，”福尔摩斯说，“梅里维瑟是银行的董事长，对这个案子很有兴趣；而我把琼斯带上，是因为他还不错，他最大的特点是，尽管他有点笨，但对他要抓的人，他会像猎狗一样凶猛，像龙虾一样顽强。好了，我们该下车了，他们在等着呢！”
我们到了上午去过的那条繁华的街道。把马车打发走后，梅里维瑟先生领着我们走过一条狭窄的通道，闪进一扇侧门后，里面又有一条小走廊，走廊尽头是一扇巨大的铁门。梅里维瑟打开铁门，带着我们下了一段旋转式石头阶梯，最后来到一扇看了让人有几分恐惧的大门前面。梅里维瑟先生点亮一盏提灯，又领着我们走上一条散发着泥土气息的通道。把第三道门打开后，我们便进入了一个庞大的拱形地下室，地下室里堆满了大箱子。
“要从上面打入这里还真不容易呢。”福尔摩斯举起灯四下打量着说。
“从下面也很难进来，”梅里维瑟先生说着，用拐杖狠狠地捅了捅地板石，“哎呀，上帝，听起来下面是空的！”
“请你小声点！”福尔摩斯很严肃地说，“别给我们的行动添麻烦，劳驾你坐到一个箱子上去行吗？”
梅里维瑟先生委屈地坐到了一个箱子上。福尔摩斯跪到地上，借着灯光，用放大镜仔细查看石板间的缝隙，只一会儿，他就满意地站了起来，把放大镜放进口袋。
“我们还得等一个小时，”他说，“在那个当铺老板沉睡之前他们不会行动的，他一睡着，他们就会很快地行动起来，他们干得越快，逃跑的时间就越多。华生，我看你已经猜出来了，我们这是在伦敦一家大银行的分行地下室。梅里维瑟先生就是这家银行的董事长，他会告诉你为什么那些胆大包天的家伙对这个地下室那么有兴趣。”
“这里有法国的黄金，”这位董事长轻声对我说，“我们已经接到警报，有人在打它的主意。”
“法国的黄金？”
“是的，几年前，我们为加强资金来源，向法国银行借了三万法国金币。你们现在都看到了，我们至今连箱子都没打开，金币原封不动地放在这儿。我坐的这个箱子里就有两千个用锡箔纸包着的法国金币。我们这儿库存的黄金量比任何一家分行的储备量都大得多。没想到竟然走露了风声，董事们对此一直忧心忡忡。”
福尔摩斯说：“你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现在我们得准备一下，我估计一小时内事情就会弄清楚的。梅里维瑟先生，我们得把提灯用灯罩罩上。”
“在黑暗里等吗？”
“恐怕只好这样了。我本来带了一副牌，我们四个人正好可以打牌，你也就不会错过牌局了。可我们的敌人恐怕快要动手了，所以我们不能亮灯，以免发生意外。首先我们要选好各自的位置，这些家伙都是胆大包天的人，我们要趁他们不及防备突然袭击。我们必须格外小心，否则很危险。我就站在这个箱子后面，你们到那些箱子后面去躲着吧。等我把灯照到他们身上，你们就扑上去。要是他们开枪，华生，你就别手软，干掉他们。”
我拿出枪，上好了膛，把它放在我前面的木箱上。福尔摩斯把提灯给罩上了，我们突然陷入一片漆黑之中——这么大了，我还从未经历过这种黑暗。我闻到一股烧焦的金属味，这说明灯还亮着，一有动静福尔摩斯就会把灯罩拉开。我们在紧张的气氛中等候着，突如其来的黑暗，地下室阴冷潮湿的空气，让人有一种压抑感。
“他们只有一条路，”福尔摩斯把声音压得很低，“那就是退回科伯格广场的那家当铺，琼斯，你已经按我的要求去布置了吗？”
“我已经派了一个警官和两名警员守在大门外了。”
“这样我们就把他们的退路堵死了，我们好好等着吧！”
时间过得真慢！我事后对了一下表，我们只不过等了一小时十五分，但我当时却觉得等了一夜。我手脚麻木了，都不敢活动一下，我的神经高度紧张，我的听觉异常灵敏起来，我不仅能听出福尔摩斯轻微的呼吸声，还能分辨出粗重的呼吸声是琼斯的，而那位董事长发出的是微弱的叹息。从我藏身的箱子向前望过去，能够看到石板。突然间，我看到了隐约可见的一丝光亮。
开始还只是火花般零零星星地漏了出来，然后，这些一点点的光亮连成一条光线了。地板上无声无息地裂了一条缝，一只手伸了上来，在光亮的地方四下摸着，这只手白白的，活像是女人的手。这手摸了一会儿又缩回去了，四周又是一片黑暗，只有一丝微弱的光亮从石板缝里透出来。
那只手消失一会儿后，随着一声刺耳的迸裂声，中间一块宽大的石板翻了过来，一个四方形洞口出现了。灯光从洞口射了上来，紧接着，一张清秀的脸在洞口边露了出来。他四周扫视了一遍后，两手扒着洞口往上爬，不一会儿就爬上来了。他站在洞口边拉下面的同伙，那个同伙也身手敏捷，个子不高，面色苍白，一头乱蓬蓬的火红头发。
“一切正常，”他低声说，“带凿子和口袋没有？——天哪！阿奇，快逃，跳下去！别的我来对付！”
夏洛克·福尔摩斯从藏身的地方跳了出来，一把抓住那人的领子。另一个则猛地往下跳，只听“嘶”的一声，琼斯只抓住了他的衣服下襟。慌乱中一支左轮手枪伸了出来，福尔摩斯的猎鞭猛地一抽，手枪掉到地上了。福尔摩斯不急不慢地说：“没用的，约翰·克雷，你跑不了了。”
“我看是的，”对方竟也非常平静地说，“不过，我的朋友会逃掉的，你们只抓住了他的衣襟。”
福尔摩斯说：“我们有另外三个人在那边等着他呢！”
“噢，是呀？！你们布置得很周密，我得向你们表示敬意！”
“彼此，彼此，”福尔摩斯说，“你出的那个红发会的主意，也挺周密的。”
“你很快就会见到你的同伙的，尽管他钻洞的动作比我快，”琼斯说，“把手伸出来，让我铐上！”
“别用你的脏手碰我！”把他铐上时，我们的猎物说，“你也许还不知道我有皇家血统吧，跟我说话的时候，最好用‘阁下’和‘请’字！”
“行啊！”琼斯瞪了他一眼，嘲笑着说，“那么，阁下，请你上楼吧，然后我们用马车把阁下送到警察局去，这样行吗？”
“这还像话。”约翰·克雷说着，向我们三个鞠了一躬，在琼斯的监护下默默地走了。
我们跟着也离开了地下室。“果真如此，福尔摩斯先生！”梅里维瑟先生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代表银行方面感谢您，毫无疑问，是您挫败了一起精心策划的银行盗窃案。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案子呢！”
福尔摩斯说：“我为这个案子花了一点儿钱，我想银行会帮我付账的。除此而外，我已经得到丰厚的回报了，破获这起案子独特的经历给了我很宝贵的经验，就是光听一个红发会不平凡的故事，我也长不少见识。”
天亮后，我们在贝克街喝威士忌对苏打水时，福尔摩斯向我解释说：“华生，不知你看出来没有，这事从一开始就很明显，荒唐的红发会和抄写《大英百科全书》的工作后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那个糊里糊涂的当铺老板每天支开几个小时。这个办法虽然有点古怪，但很管用。毫无疑问，克雷是因为他同伙那头红发而想出这个绝妙主意的。每周四英镑对当铺老板是个不小的诱惑，但对想得到几万金币的他们来说，根本就是小菜一碟。所以他们先在报纸上登广告，然后由一个坏蛋去租办公室，另一个坏蛋怂恿当铺老板去应聘。这样一唱双簧戏，老头很容易地就支开了，他们就有时间干他们想干的事了。当初一听到那学徒只要一半工资时，我就觉得这肯定有什么阴谋。”
“你是怎么知道他的真实动机的呢？”
“假如当铺里有女人，那么我可能会认为他只不过是想做些风流快活的勾当，可事情并不是这样。店里的生意又小，没什么值得如此费心、费力、费时的东西，由此看来，他们的目标是店外的东西。那会是什么呢？我想到那个伙计喜欢照相，成天往地下室跑，那么，问题肯定在地下室。随后我又询问了一些那个伙计的情况，结果发现他是全伦敦最冷静、最聪明、最胆大妄为的罪犯之一。他在地下室的勾当——是件每天要花几个小时、总共要用几个月的时间去完成的事。这会是什么事呢？除了挖一条通往其他地方的地道外，我想不出还有比这更费时的事。
“我们到现场去侦察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是这个。你很奇怪我用手杖戳地面，其实我是为了弄清楚地道是通向前面的，还是通向后面的。当我知道它不是通向前面的后，我就去按门铃，结果，正好是我想见到的那个伙计来开门。以前我们有过较量，但从没有面对面看过对方。我没去看他的脸，而是低头看他的膝部。你可能也看到了，他裤子的膝部又脏又破，那是长时间跪着挖地道弄成的。这样一来，就只剩一个疑问了，他们挖地道是想干什么？后来，我在它的周围查看，发现他们的铺子和城郊银行相隔不远。谜底彻底解开了。当你在听完音乐回家后，我去了趟伦敦警察厅，又拜访了银行董事长。最后的结局，你全看到了。”
“那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在今晚动手呢？”我又问。
“哦！红发会解散是一个信号，这说明，他们不在乎当铺老板是否在家了，也就是说，地道已经挖好了。重要的是他们得赶紧使用地道，否则时间长了就会被发现。黄金也可能会转移。星期六比其他日子更合适，他们有两天逃跑的时间。所以，我觉得他们会在当晚行动。”
“你的推理真绝了！”我禁不住赞叹起来，“这么长的一连串推理，竟然全被你说中了。”
“这样可以让我不感到无聊，”他打了个哈欠说，“我又无聊起来了，我需要在忙碌中过日子，这些案子真帮了我的忙。”
“你真是我们的福分呢！”我说。
“也许是吧，”他耸了耸肩，“多少有一点点用，就像居斯塔夫·福楼拜在给乔治·桑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人是渺小的，造物主才是一切。’”
有一天清晨，我同夫人正在吃早餐，女佣人递过来一封电报。电报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发来的，里面这样写着：
能不能抽出两天时间？刚收到英格兰西部发来的电报，内容和波斯科姆伯谷惨案有联系。能同您一块去，我非常高兴。那儿的空气好，景色也不错。我们十一点一刻从帕丁敦起程吧。
“你愿意去吗，亲爱的？”老婆冲我眨了一下眼睛，问道，“怎么样？”
“这事，我没有决定好，眼前的好多事情还要去做呢。”
“哦，安思特路瑟帮你做好啦。看看你最近难看的脸色，换个地方会对你有好处，你不是一直很热心于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案子吗？”
“是呀，若是不去我心里可不好受。我每次同他在一块办案，总能学到不少东西呢。我得赶快收拾行装，只差半个小时就要出发了。”
在阿富汗的军营生活时，我就养成了雷厉风行的好习惯。随身带的东西收拾好，不到半个钟头，我提着行李包，很快地坐上一辆出租马车，朝着帕丁敦车站奔去。我赶到时，福尔摩斯在站台上正来回迈着方步。一件灰色的旅行长披风穿在他身上，一顶便帽紧紧地扣在他的头上。这装扮使他原本就不壮实的身材显得更加瘦长。
“华生。你能准时赶来，简直太好了，”他说，“和你这么一个头脑灵活的人一块去，情形会好多啦。那边人的协助要不要都行，他们动不动还同咱们闹意见。华生，你去那两个座位，我去买票。”
车厢里除了我和福尔摩斯，就是他带来的一大堆破烂报纸。他像寻找宝贝似的，盯着报纸，一会儿做点笔记，一会儿又在思考什么。车过了理町时，福尔摩斯突然把那堆报纸卷成个大球，扔到行李架上。
“这个案子，你听说过吗？”他回过头，问我。
“我没看这几天的报纸，对这案子一点儿都不知道。”我如实回答。
“刚才我一直想从近期的报纸上寻找到一些线索，可惜伦敦报界对这个案子的报道不清楚。我搜集到相关的部分资料，我觉得这个案子看似简单，侦破起来并不难。”
“我怎么不大明白呢？”
“我是这样想的，离奇性的案情往往线索只有一条；而平平常常的案情，解决起来就难了。这起案子，已经认定是儿子谋杀父亲的严重犯罪案件。”
“这么说是一桩谋杀案喽。”
“那边的人是这么认定的。我还没有调查过，对这事需仔细推测。我把所了解的案情简单地对你说一下。”
“波斯科姆是个农村，在希尔福得郡，离若斯不远。约翰·特讷先生是那里最大的农庄主，他在澳洲发的财，回到故乡有几年了。他把自己的哈瑟雷农庄租给了查理斯·麦卡瑟先生。麦卡瑟也是从澳洲回来的，他和特讷在殖民地时期的澳大利亚就认识，俩人定居英国时，住的地方离得不远，这很正常。特讷比麦卡瑟有钱得多，麦卡瑟是个佃户，这并不影响他们平等相处的关系。麦卡瑟的儿子十八岁了，特讷有个年龄相仿的独生女，两人的老婆都去世了。麦卡瑟父子对体育运动特喜欢，时常在附近的赛马场显显身手，但他们两家很少同英格兰家庭有来往，生活也较古板。麦卡瑟家有一男一女两个仆人；特讷家就多得多，至少有10人。两家的大概情况，我就了解这些。我再谈谈发生的事。
“六月三号那天，就是上周一，麦卡瑟从哈瑟雷家中出来时下午三点左右，他去了波斯科姆伯池塘。那儿其实是个小湖，是从波斯科姆溪谷流下来的溪水汇集成的。那天上午，他同一个男佣到了若斯一趟，一路上挺忙，他急着要去赶下午三点的重要约会。没料到，他去赴约以后就死了。波斯科姆伯池塘距离哈瑟雷农庄有四分之一英里路程，有两个人在这段路上见过他：一位是年长的妇女，不知道她的名字；另一位是特讷家的猎场看守人威廉·克劳德。两个目击者都发誓说麦卡瑟是一个人出行的。守猎场的人还看见在麦卡瑟走过几分钟后，麦卡瑟先生的儿子腋下夹着一支长枪从这条路走过。当时，他还能看到麦卡瑟先生的背影，他儿子紧随其后。他没怎么在意，到了晚上听说发生了惨案，看场人想起了这件事。
“麦卡瑟父子从看场人威廉·克劳德的视线中消失后，别人也看见过他们。被茂密的树木环绕着的波斯科姆伯池塘，周围长满了杂草和芦苇。就在当时，有个叫裴欣丝·茉润的14岁的小女孩，是波斯科姆谷庄园看门人的闺女，在树林里摘花。小女孩瞧见麦卡瑟先生和他儿子在离池塘不远处的树林边站着，看样子双方在争吵着什么，老麦卡瑟先生气愤地叫骂着，小麦卡瑟扬起了手，像要对父亲不客气。小女孩被眼前发生的一幕吓呆了，转身跑回家告诉她母亲，就在她急忙逃离树林时，麦卡瑟父子争吵更激烈了，怕要动起手来。不一会儿，小麦卡瑟一脸焦灼的样子，进了他们的小屋，痛苦地诉说他的父亲在树林里突然死了，望看门人能给予帮助。他神情异样，没拿枪也没戴帽子，衣袖和右手上沾满了暗红的血迹。看门人跟着他去了树林，看到池塘边的草地上躺着死者，死者的头部凹了下去，像是被又重又钝的东西猛砸造成的，很显然是枪托砸的。靠近尸体旁，有支枪扔在草地上。他们采取措施，把小麦卡瑟抓起来了。案子进展很顺利。上周二，当地法庭裁定年轻人犯了‘蓄意谋杀罪’；周三被提交若斯地方法官审理；地方法官又将这个案件递交下一轮巡回审判庭。这些就是法医和治安法庭处理此案的主要情况。”
“天哪，我难以想象世上还有比这更心毒手黑的案子，”我说，“若用现场证据指控罪犯，理由挺充分。”
“不能这么简单地去看，”福尔摩斯想了想说，“这些情况看起来较充足，换一个思维方式想想，就会出现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形。当然，不可否认这个案件中那个年轻人显然很让人怀疑，他可能就是凶手。但他的邻居中有不少人说他没犯罪，农庄主的女儿特讷小姐也这么说。正是这些人找到雷斯垂德，让他为小麦卡瑟辩护。雷斯垂德曾参与侦破‘血字的研究’一案。他觉得这案件不好办，推到我手里，咱们两个中年绅士只好以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赶来，要不早在家里慢腾腾地吃早饭了。”
“证据太充足了，”我说，“咱们这次来怕要空手回去。”
“越明显的案情越容易出差错，”他笑着回答，“这次来，说不定会发现一些线索。对于雷斯垂德的推理，我们想办法证实或推翻，但我考虑了多次，不知从何入手。你很了解我，我的猜想你不认为是在夸大其词吧。举个例子说，我能断定你家卧室的窗户是在右边，雷斯垂德恐怕连这个显而易见的事都没有发觉。”
“你怎么这么认为——”
“我的好兄弟，我了解你。我知道你有着军人爱清洁的好习惯。每天早晨，你都刮胡子。在这个季节，你只能借着太阳的光线刮。你往左边脸刮，越向下刮得越不好，到了下巴底下时就更不干净了。这是由于光线不足的原因，我想像你这种人，不会在两边光线一样的情况下把胡子刮成这样。拿这个小事来说明观察和推理的关系，这是我擅长的，这想法会有助于我们展开调查。对于传讯中提出的小问题也要考虑考虑。”
“什么问题？”
“看来小麦卡瑟是回到农庄之后才被逮捕的。当他从警官那儿得知宣布逮捕他的消息时，他没怎么害怕，他说这是报应。他这样说自然让法官认定他就是凶手。”
“他自认了。”我接着说。
“并不是，在这之后就有人提出相反意见，说他没有杀人。”
“不会吧，这案件很明显是他动手杀人，还有人质疑，这怎么回事？”
“感到不明白吧，”福尔摩斯说，“我目前也为此感到不解。小麦卡瑟不管是否清白，他不可能想不到当时的情形对他很不利。如果说抓捕他时，他很气愤的话，我会认为这案情值得怀疑。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蓄意杀人的罪犯，吃惊和愤慨可能会是为自己解脱。小麦卡瑟接受了当时的状况，这表明他是个有自制力、沉稳的人，或者说他没有犯罪。至于他说的报应的话，咱们考虑当时的情形就不觉得奇怪了：当时他站在父亲的尸首旁，想着才同父亲大声争吵，忘记了要尊敬父亲，甚至要扬手打父亲。他说这话时可能是内疚，谴责自己，这让我们感觉出他是个思维正常的人，不能简单以为是认罪伏法。”
我叹了口气说：“许多被判死刑的人还没他这么多证据呢。”
“死刑犯中，有不少是错判的。”
“小麦卡瑟对自己的案子是怎么看的？”
“同情他的人对他的辩护并不乐观；从提供的资料看，有一两点很具启发性，你看看吧。”
福尔摩斯从那捆报纸中找出一份当地的报纸，把其中一张折起来，指着其中一个段落，对那个不幸的年轻人在这个消息中发生的事说了一下。我坐下来认真地看起了这段报道。报道是这样写的：
被害人的儿子詹穆斯·麦卡瑟被传入法庭，他的证词如下：“在布里斯托尔，我待了三天，直到上周一早上才回家，就是三号那天。到家时，我父亲不在，女佣告诉我他和车夫约汉考伯到若斯去了。一会儿，就听到他的轻便双轮马车跑进了院子。从窗口我看见父亲急忙下了车，走出了院子，可不知道他是往哪个位置走的。我拿上枪，紧跟着向波斯科姆伯池塘的方向走去，想到池塘对面的养兔场瞧瞧。我在路上遇到威廉·克劳德，他的证词是这样定的，可他误以为我在跟踪我父亲。我一点儿都不知道父亲离我很近。等我走到离池塘约有100米远左右时，我听到父亲叫了一声‘库依’，那是父亲和我之间常用的信号。我急忙走去，看见父亲一个人站在池塘边。他见到我时，挺吃惊的样子，且大声地问我到那里做什么。我俩说了几句，由于父亲脾气粗暴，我们争吵起来，就差动拳头了。我怕他怒火大得刹不住了，就转过身向哈瑟雷农庄的方向走去。可是刚走出150米远，怎么会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吓人的叫喊，我赶紧跑过去。我发现父亲躺在地上，头部受了重伤。我把枪放在一边，一把将他抱到怀里，他当时就停止了呼吸。我在他身旁跪了一阵子，而后找特讷先生家的看门人求助，他家离出事地点最近。我返回来的时候没发现他身边有人，也不清楚他怎么会伤成那样。尽管他对人的态度不好，让人挺害怕的，不讨人喜欢，但据我了解，他并没有致他死命的仇人。我就知道这些。”
验尸官：“你父亲遇害前对你怎么说的？”
证人：“他嚷嚷几句，我听他像是说‘阿莱特’什么的。”
验尸官：“你对这话的含义怎么看的？”
证人：“我没觉出有什么更深的含义，我觉得他当时神志不太清醒。”
验尸官：“你怎么和你父亲争论起来的，因为啥事？”
证人：“我不想回答。”
验尸官：“你必须回答。”
证人：“我不愿告诉你，但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吵架和随后发生的惨案没有关系。”
验尸官：“具体的事由法庭裁判。我想你也明白，你不愿回答问题，会很不利于你以后的起诉。”
证人：“我还是不愿回答。”
验尸官：“据我了解，‘库依’是你们父子间常用的信号，是吗？”
证人：“是的。”
验尸官：“那你父亲怎么在不知道你已从布里斯托尔回来的情况下，并没有见到你时这样叫呢？”
证人（很是困惑的样子）：“我不清楚。”
一个陪审团成员：“你听到你父亲在喊叫，跑回去看见他受了致命创伤时发现别的可疑东西了吗？”
证人：“没发现什么值得怀疑的东西。”
验尸官：“这话什么意思？”
证人：“我快速地奔向那块空地时，相当紧张、吃惊，一心只念着父亲。我想起来了，就在我朝前跑时，在那地上像是有啥东西。灰颜色的，像是大衣这类的东西，可能是件彩格呢披风。我从父亲身边站起来时，往四周看了看，那东西看不见了。”
“这么说，在你去找人求救之前，那东西就没有了，是吗？”
“是的，看不着了。”
“你能肯定那是什么嘛？”
“不能，我只能认为那里有样东西。”
“距离尸体多远？”
“大概有10米。”
“离树林边有多远？”
“差不多。”
“这么说，若是有人将它拿去，就是离你10米远的距离，是吗？”
“对。不过当时我是背朝着它的。”
对证人的审讯过程到此结束了。
“我看啦，”我一边这个栏目一边说：“验尸官结束审讯时的话对证人不利，他显然在提醒人们证词中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父亲还不清楚他回家了却叫他；小麦卡瑟拒绝说出他和死者谈话的细节，他对父亲死前所说的话的怪异描述。这些正像验尸官所说，对小麦卡瑟极为不利。”
听了我的话，福尔摩斯暗自笑了笑，在软绵绵的靠垫上舒展着身体。“你和验尸官都用心良苦，”他说，“对小麦卡瑟有利的证据被排除了。你没觉得他富于想象，或者是缺乏想象能力？他没能编出个理由说清他和父亲的争吵，用来争取陪审团的同情，真没有想象力；但他从内心感应中产生了种种古怪说法，如死者临终前提到‘阿莱特’以及那件失踪了的衣服什么的，这表明他有丰富的想象力。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去调查，就是小麦卡瑟说的全是起初的情况，我们来看看假设会得出什么结论吧。我这儿有一本比得拉齐诗集的袖珍本，你拿着读吧。在到达案发现场前，我不想谈这个案子。我们一起到斯云敦吃午饭，再有二十来分钟就该到了。”
四点左右，列车穿过风景秀丽的斯特劳得峡谷和波光闪烁的塞文河，到达了若斯这个美丽的乡村小镇，一个看上去清瘦、狡黠的男人已经在站台上等候了。尽管他按照当地风俗穿了件浅棕色的风衣，打着皮绑腿，但我一眼就认出他就是伦敦警察局的雷斯垂德警探。我们三人一起乘车赶到希尔福得郡的阿姆斯旅店，他在那里给我们订了一间房。
在一起喝茶的时候，雷斯垂德说：“我要了一辆马车，您精力充沛，不马上破案就不痛快吧。”
“真是太棒了。不过，先得看看天气预报。”福尔摩斯提醒道。
雷斯垂德有些不解，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温度多少，29度，知道了。没有风，天上也没有云。幸好我这儿有一盒烟可以抽，这里的沙发比农村普通旅馆的强多了。今晚不用上马车了。”
雷斯垂德朗声笑了起来，“不用置疑，您已从报纸上的报道得出结论。这个案子的案情很清楚，越是深一步调查，越明确。当然，我不会拒绝一个女士的请求，何况她是位很不错的女士。她久仰您的大名，尽管我一再对她说，凡是您能做到的，我都会尽心尽力去做的，可她还是要听听您的高见。您听，她的马车已经在门口啦！”
他刚说完，一个年轻女子就急急忙忙地走进房间。她的两只蓝眼睛颇有灵气，微张双唇，两颊绯红，我感觉她很可爱。可是由于精神忧郁，一紧张，天生的端庄就找不到了。
“您好，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她把我们轮番瞅了一遍之后，凭借女性敏锐的直觉盯住我的同伴，提高声音说，“我特别高兴能看到您来这里。我这么快赶来就是让您知道我有多喜悦。我知道詹穆斯没有杀人，希望您在开始侦破前清楚这一点。您记住这一点，我同他是一块儿长大的，他的缺点我最了解。可他心软，连只苍蝇都不轻易伤害。真正了解他的人都会觉得他的确很冤枉。”
“我会为他澄清的，特讷小姐，你该相信我会尽全力的。”福尔摩斯和气地说。
“那些证词您看过了，是不是有了自己的结论？发现有什么漏洞和缺陷？您不觉得他是受冤枉的？”
“我觉得他很可能是冤枉的。”
年轻女子把头往后一场，轻蔑地看着雷斯垂德大声说：“听到了吧，你听好了，他给了我信心！”
“恐怕我同事这结论未免下得过早啦。”雷斯垂德耸耸肩膀说。
“詹穆斯说得没错，我清楚他是对的。他绝对不会干那种事的！至于他和父亲的吵架，他未在验尸官前露出一个字，是因为那事情牵涉到我，他才不说的。”
“这怎么能说牵涉到你呢？”福尔摩斯问。
“已到这一步了，我不想隐瞒什么了。我和詹穆斯的事情上，他和他父亲没能沟通。麦卡瑟先生特别愿意我们成亲，因为我和詹穆斯一直像兄妹一样相亲相爱。当然，他年轻没什么生活经验，他不希望现在就结婚成家。为成亲的事，他们总是争吵。我敢肯定地这么说。”
“你父亲愿意你们俩成亲吗？他是怎么看的？”福尔摩斯问。
“不愿意。只有麦卡瑟先生愿意。”福尔摩斯锐利的目光投向她时，一道红晕掠过她那张充满活力的脸。
福尔摩斯接着说：“谢谢你说了这些，明天去登门拜访你父亲，可以吗？”
“恐怕医生不让去。”
“医生，这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我可怜的父亲已病了好多年了，这桩案子更把他的身体搞垮了。他已经起不来了，维娄思医生说他的身体受到了严重打击，神经系统都乱了，麦卡瑟先生是活着的唯一一个早年在维多利亚就认识我父亲的人，可如今……”
“哈，维多利亚！这提醒了我，是在采矿场吧。”
“嗯，是在采矿场。”
“确切地说是在金矿。据我了解，特讷先生是在那里致富的。”
“没错，是在那个地方。”
“特讷小姐，谢谢你，你提供了很好的线索。”福尔摩斯真诚地说。
“您肯定会去监狱里探望詹穆斯的，对吧？您有什么消息明天一定要告诉我。如果您去的话，福尔摩斯先生，请您一定要告诉他我相信他是冤枉的。”
“特讷小姐，我会这样做的。”
“我该回家了，我爸爸病得厉害，他会想我的。再见。”她匆忙地走了出去，那匆忙的样子和来时一样，接着就听见马车远去的声音。
“我真替你不好意思，福尔摩斯，”雷斯垂德沉默了一会儿后说，“你为什么要说他是冤枉的？我的心软不下来，我觉得还是尊重事实吧。”
“我想我会有办法替詹穆斯·麦卡瑟洗清罪名的。你有没有探监许可证？”
“有，不过只能我俩去。”
“既然这样，我得再考虑一下是否出门的事了。今晚时间绰绰有余，还来得及赶火车到希尔福得那儿去看他。”
“华生，我去两个小时就回来了，你恐怕会觉得时间难挨吧？”福尔摩斯对我说。
我陪着他俩一块走到火车站，然后在小镇上遛了遛，回到旅馆后就躺在沙发上看一本廉价的。这本的情节太简单了，和我们正在调查的案情无法相比。我的注意力一再从集中到案情，最后我把书向对面一扔，干脆静下心思考虑起当天的种种事情来。假设这个不幸的小伙说的全部属实，那么从他离开父亲到听见他父亲的喊叫，急着赶回那片空地这段时间里，到底发生了怎样让人迷惑不解、惊人的事情呢？一定是可怕、致人于死地的事。我猜测着，凭借所有送来的报纸，上面有审讯的详细记录。法医的验尸报告写着：死者后脑左边第三块顶骨和枕骨半边被钝器重击，致使粉碎性骨折。我在自己头上比量出被击中的地方，发觉这一击来自死者身后。这点发现对被告有利，因为有人看见他们父子俩在面对面争吵。但这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因为老麦卡瑟也可能背过身。再者，死者临死前提到“阿莱特”，这让人纳闷。这是什么意思？不可能是脑子不清醒时说的话，因为突然受到攻击而命在旦夕的人不会不清醒。很有可能他是想说出谁是凶手。可是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我翻来覆去地想琢磨出一个恰当的解释。另外，小麦卡瑟看见的那件灰色衣服的事。如果这属实，那么可以肯定是凶手在慌忙逃离时，从身上脱落下的，也许是件披风，凶手竟然敢在小麦卡瑟跪在父亲身边时的一刹那间，从相隔不过十米远的地方将那件衣服取走。这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事是多么令人不解！我对雷斯垂德的态度并不感到奇怪，对福尔摩斯的洞察力我更相信，正是每一个事实使他的信念坚实有力，他相信小麦卡瑟是冤枉的。
福尔摩斯很晚了才赶回来。他一个人回来的，雷斯垂德已经在镇上住下了。
“温度计上的温度还这么高，”他坐下来说，“咱们去现场验证前千万别下雨，这太关键了。换一个角度讲，做这种谨慎的察看工作得保持最好的状态。咱们大老远地来到这儿，已经很累了，我不想就这个样子开始工作。今晚，我见到小麦卡瑟了。”
“你从他那儿有收获吗？”
“什么也没得到。”
“一点儿线索都没透露？”
“一点儿都没说。我原以为他清楚谁是凶手，可他想隐瞒他或者她。到现在我坚信他和别人一样并不知情。小麦卡瑟长得不错，心地善良的样子，但不怎么聪明。”
“你想想，他竟然不想同特讷小姐那样出色的女孩成亲！真不敢说他有品位。”我在一旁都替他失望。
“并不是这样的，这可是个令人伤心的故事。小伙子对她很痴情，在他岁数不大的时候，对特讷小姐不怎么了解，因为她在寄宿学校念书已五年了，这傻小子就在布里斯托尔和一个酒吧女郎好上了，还同她到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了。这情况谁都不知道，他们父子俩最后一次碰面时，做父亲的又劝儿子去向特讷小姐求婚。俩人争吵得厉害，小伙子举起了胳膊。另外，年轻人并没有自立，而他父亲在各方面都挺小气。若是他知道了结婚的事，准会和他断绝关系。案发前三天，在布里斯托尔，小麦卡瑟和他那个当酒吧女郎的老婆在一起。他父亲怎么会知道这些。这一点很重要，请你记住。坏事又变成了好事，那个酒吧女得知小伙子要遭殃了，很可能判死刑，就给他来了封信，说自己已有家室，丈夫在百慕大码头上干活，她和小麦卡瑟并没有真正的夫妻关系等，直截了当地同他吹了。我想这信对经受过打击的小麦卡瑟来说倒是一种欣慰。”
“如果小伙子是无辜的，又会是谁下手的呢？”
“是谁呢？你得特别注意这两点：一是死者和某人要在池塘边会面，这个人显然不是他儿子，小伙子出门在外，不定什么时候回来；二是，有人听到被害人在并不知儿子已经回家时大声喊‘库依’。这两点在本案中很关键。如果你愿意，咱们现在就聊聊吧。那些可疑的事情明天再谈。”
第二天，就像福尔摩斯所言，没有下雨。一大早就阳光明媚，天气晴朗无云。九点钟，雷斯垂德坐着马车来接我俩，于是我们一块向哈瑟雷农庄和波斯科姆伯池塘出发了。
“今天早晨有重大新闻，”雷斯垂德说，“听说特讷先生病得厉害，快不行了。”
“我想他岁数挺大吧？”
“可能六十岁了，他早年住在国外时身体就差。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了，已经有些年了，这个案件更加剧了他的病情。他同老麦卡瑟是老朋友，而且，我再补充一句，也是他的恩人，我听说他把哈瑟雷农庄免费租给了麦卡瑟。”
“是吗？真是个挺好的人。”福尔摩斯说。
“很不错，特讷总是救助他。在这地方，他对麦卡瑟好人人都清楚。”
“是这样呀！这位麦卡瑟先生几乎什么都没有，一直受到特讷先生的帮助。可他还想让他的儿子同特讷的女儿成婚。那女孩很可能继承庄园呢！他谈起这门亲事骄横得就像只要他儿子有意，其他的事就都好说了。你觉得他这个态度挺怪吧？更令人琢磨不透的是，特讷本人反对这门亲事。这是特讷小姐告诉我们的，你觉得其中有什么可推断的吗？”
“我们已经下了结论，”雷斯垂德对着我眨眼睛，“我发现，就是不像你这样大谈什么理由，想入非非，要查清这案子可不简单。”
“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掌握了一个您不太可能发现的情况。”雷斯垂德有点激动地说。
“说说看——”
“那自然是老子死于儿子手里。其他的种种说法都不可能。”
“不能这么早下结论，”福尔摩斯笑着说，“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左边就该是哈瑟雷农庄了吧？”
“是的，你猜对了。”
这是一栋占地面积很大、外面令人舒服的石板瓦房，灰色的墙壁上长满了黄色的苔藓。然而，没有拉开的窗帘，没有炊烟的烟囱却给人以悲凉的感觉，好像这场悲剧产生的惨痛仍紧紧地笼罩着农庄。我们把门叫开，女佣听从福尔摩斯的吩咐，把她主人遇害时穿的靴子取出来，让我们看看；同时她还拿了一双小麦卡瑟穿的靴子，当然不是他父亲遇害那天穿的那双。福尔摩斯从七八个角度比量了那双靴子后，又要求女佣领他到院子里去。我们就从那里出发，沿着一条曲折的小路，走到波斯科姆伯池塘边。
每当夏洛克·福尔摩斯认真地搜索这类线索时，他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对那些只知道贝克街那个冷静的思想家和推理专家的人来说，他现在的神态，没人会认识他。他的面颊时而涨得紫红，时而又板得铁青。两道紧锁的眉毛像是两条浓黑的绳子，眉毛下晶亮的眼睛射出冷冷的光芒。他弓着背，低着头，双唇紧闭，脖子上的青筋暴出。他的鼻孔张得大大的，很像是一副猛兽捕猎的模样。他专注于眼前的搜查，谁要是问他点什么或是对他说点什么，他都没反应，顶多不耐烦地吼一声。他默不作声地轻捷地沿着那条穿过草地的树林的小路朝前走，一直走到波斯科姆伯池塘边。那里湿润、松软犹如沼泽地，在小路上和草地上都有很多脚印。福尔摩斯有时紧走，有时站住不动，有一会儿他又到草地里兜着圈子。雷斯垂德和我跟在后面，这位官方警探一副不理不睬的样子，而我却很有兴致地察看着好友的一举一动，坚信他的每个举动都有确定的意向。
波斯科姆伯池塘四周芦苇丛生，方圆大约五十米，地处哈瑟雷农庄和大富豪特讷家私人花园之间的边界。从池塘对面排列整齐的树梢望过去，我们看见了红色的尖顶，那是地主庄园的标志。靠近哈瑟雷农庄的一边，树木繁茂。这片树林的边缘和池塘边的芦苇间有块狭长地带，大约有二十米宽，长了很多青草。雷斯垂德将发现尸体的具体位置指给我们，那里十分潮湿，死者卧在那里留下的印迹仍然可以辨认。我从福尔摩斯热情的表情中看出，他从被踩倒的草丛中发现了很多可疑痕迹。他就像只追捕猎物的猎狗那样绕着那地点转圈，又转向雷斯垂德，问：
“你去水塘里干什么？”
“我原以为会有武器或别的线索，就用筢子在里面捞。可是，老天！你这是——”
“哦，我可不想同你解释，到处是你那只内八字脚的印子。连鼹鼠都能跟踪你的脚印，走到芦苇那儿就没有了。若是我早点来，他们还没像一群水牛那样在这儿乱踩，侦破该多简单！和看门人一块儿来的人就是从这里过来的，他们抹去了死者六到八个脚印。不过这里还有同一双脚留下的三个单独的痕迹。”他掏出放大镜，俯身在地上铺上防水布，以便看得清楚。就在同时，他不停地说话，与其说是对我们说，还不如说是自言自语。“这些是小麦卡瑟的脚印。两次在走，一次是在飞快地跑，所以脚板踏出来的印迹很深，脚后跟几乎看不见了。这说明他的供词没假。这些是他父亲的，他在来回踱步。那么，这又是什么呢？这是小麦卡瑟听到喊声后扔枪托留下的印迹。这个呢？哈！瞧，我们找到什么啦？脚尖！脚尖的印子！也是方方的，肯定不是一般的靴子！它们走过来，又回去了——当然，是来取那件披风的。我们来瞧瞧它们是从什么地方出现的。”他翻来覆去地查找，时而脚印消失了，时而又出现了。我们一直找到树林旁，最后来到一棵山毛榉树下，这是附近最大的一棵树。福尔摩斯一直搜查到那棵树对面，又再次趴到地上，发出一声惊喜的欢呼。他在那儿待了一段时间，不停地翻着树叶、枯枝；把那些看似泥土的东西装进信封，他拿出放大镜，不仅察看地面，就连那些树枝都认真翻看了一遍。青苔里有一块锯齿状的石头，他也仔细检查了，然后放了起来。他又沿着一条小路穿过树林来到公路边，所有的脚印在那里找不到了。
“这个案件真有趣，”他恢复了常态说，“我想右边这幢灰色房子就是门房吧，我准备进去和茉润谈谈，再做点记录。忙完这事我们就可以回去吃午饭了。你们先去马车那儿吧，我一会儿就到。”
大约过了10分钟，我们又都上了马车，赶着车进了若斯小镇。一路上，福尔摩斯把从树林里捡来的石头一直带在身边。
“雷斯垂德，你也许对这东西感兴趣，”他拿起那块石头说，“这就是凶手用的凶器。”
“我怎么看不出来有痕迹？”
“是没有痕迹。”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下面的草还活着，说明石头在那里才几天，草上面没有石头拿走后该留下的痕迹。它的样子和伤痕完全吻合，再说并没发现有别的凶器。”
“杀人犯呢？”
“凶手是个高个子的男子，他左撇子，右脚不好使，蹬一双厚底狩猎皮靴，套件灰色披风，抽印度雪茄，并使用雪茄烟嘴，上衣口袋常揣把很钝的小折刀。另外还有别的迹象，但凭这些就足以帮我们查清楚了。”
雷斯垂德哈哈乐了。“我还是保持怀疑，”他说，“口头上说得过去，可我们面对的是顽固的英国陪审团。”
“等着看吧，”福尔摩斯平静地说，“你按你的方式去做，我照我的想法去干。今天下午我会很忙，可能会坐晚上的火车回伦敦。”
“让案子就这样啦？”
“已经处理完了。”
“我怎么搞不清楚？”
“咱们已经破解开了呀。”
“你说谁是凶手？”
“我刚才描述的那个有钱的人。”
“他会是谁呢？”
“要知道这人是谁不怎么难吧，这儿的人口挺少嘛。”
雷斯垂德抖了抖肩膀，说：“我是个着重实际的人。我不可能在这地区查找腿瘸、左撇子的男人，那样我会让人笑话的。”
“是吗，”福尔摩斯和气地说，“这是我给你的一个机会。你的住址到了，再会吧。我在走前会给你留张便条。”
把雷斯垂德留在他的住处后，我们便驱车回到了下榻的旅馆。刚一到，午饭就摆到桌子上了。福尔摩斯默不作声地在思索，脸上出现忧郁的神情，人只有在茫然若失时才这样。
“华生，”饭桌收拾好后，他对我说，“你在这椅子上坐着，我来同你聊聊。我有点不明白，想听听你怎么说。抽支雪茄，说说看。”
“好吧。”
“是这样的，我们在解决这个案件时，小麦卡瑟的诉说有两处立即引起我们的注意，我说的这两点尽管对他有利，而你不觉得这样。第一处是，据他所言，他父亲在见到他之前就高喊‘库依！’；第二处是，死者临死前怪异地提到‘阿莱特’这个词。你清楚他模糊地说了几句话，可他儿子只听清这几个字。我们只好从这两点开始破案，我们不妨认为这个小伙子说的是真实的。”
“这个‘库依’是啥意思呢？”
“嗯，我想他不是冲他儿子喊的，死者只知道儿子在布里斯托尔。他儿子听到父亲大喊‘库依’很偶然，他这喊声恐怕是引起约见的那个人的注意。‘库依’是澳洲一种典型的用语，只在澳大利亚主仆之间使用。据此，我们可以极有把握地推断：麦卡瑟在池塘会晤的那个人曾在澳洲住过。”
“‘阿莱特’又怎么讲呢？”
福尔摩斯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叠好的纸铺在桌上，“这是我昨天打电报到布里斯托尔要的，”他接着说，“这是维多利亚殖民地的地图。”他用手挡住部分地图问：“这几个字怎么读？”
我说：“是阿莱特。”
他把手挪开后，又问：“现在呢？”
“巴拉莱特。”
“说得对。这几个字就是死者临终前说的，他儿子只听清后面两个音节。他想说出凶手的名字，是巴拉莱特来的。”
“太棒了！”我惊叹道。
“这已经很明确了。你看，我又把调查圈子大大减小了。有件灰色披风这一点已经证明那小伙子说得没错，是实话。这回我们就不是模糊的概念了，而是扎实的目标：凶手一定是从澳洲巴拉莱特来的男人，有件灰色披风。”
“会是这样的！”
“另外还有我们今天的侦查。我对地面进行了周密察看，发现了蛛丝马迹，我连凶手长什么样都告诉雷斯垂德那个笨蛋了。”
“你又是怎样推想出来的呢？”
“你不了解我的想法吗，不就是对小细节的察看嘛！”
“我清楚你是从他迈的步子来判断他的个子，对那双靴子的推断也许是从脚印发现的。”
“是这样呀，这并不很难。”
“他走路摇晃，你又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他的右脚印总是比左脚的模糊，这说明他的重心在左脚上。从这一点看，他肯定是个瘸子。”
“你说他是个左撇子又怎么回事？”
“你该记得在审讯中法医对伤势的记录吧！打击来自正后方，而且伤在左脑，若不是个左撇子，怎么会这样呢？那父子俩会面时，凶手就站在那棵树后，抽着烟，因为我发现了雪茄的烟灰。你知道我对烟灰做过一些研究，并写了篇专题论文论述了140多种不同的烟灰，包括烟斗、雪茄和香烟。我对烟灰的特殊经验让我知道那是印度雪茄。发现雪茄后，我就到四周去找，最后在草丛里找到了他随手扔在那里的烟蒂。确切地说是印度雪茄，和在鹿特丹生产的那种一样。”
“你是怎么知道他使用雪茄烟嘴的呢？”
“我瞧出烟蒂没进过嘴，因此可断定他用了雪茄烟嘴；烟头被削掉了，但削得不平，因此可断定他口袋里的刀子不快。”
“福尔摩斯，”我说，“你简直成神仙了。凶手准会被抓住，你又救了一个小伙子的命，这就像你砍断了套在他脖子上的绳索一样。我清楚这一切是谁做的，凶手就是——”
“特讷先生来啦！”旅馆服务员一边大声通报，一边推开客厅的门，把客人领了进来。
本来是个陌生的面孔，但令人记得住！他走路特慢，一瘸一拐的，弯着背，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但他那遍布皱纹、轮廓分明的五官以及强壮的四肢，可以看出他力大过人，个性独特。他的胡子卷曲，头发灰白，那下垂的眉毛让人感到高贵、有权有势。可是他脸色苍白，嘴唇发乌，鼻孔两边发青，一看就知道他患有慢性病，而且已经很严重了。
“这么说您收到我的便条了，请在沙发上坐吧。”
“我收到了，看门人送来的，说是您想在这儿见我，免得引起别人传言。”
“若是我直接到您那儿拜访，我怕别人说这说那。”
“你为什么要见我呢？”他眼中充满绝望的神色看着我的同伴，像是他的事情已让人知道了。
“是这样的，”福尔摩斯说，他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像是在回答他的目光，“麦卡瑟的事我全都明白了。”
老人用双手挡住了脸部。“愿上帝帮助我，”他大声说，“我不想让那小伙子受冤屈的，我向你保证，如果巡回审判庭判他有罪，我会把实情说出来替他澄清的。”
“您这样说我真高兴。”福尔摩斯沉重地说。
“若不是我那宝贝女儿，我早就说了。如果我被捕，她会伤透心的。”
“可能不至于到那一步吧。”福尔摩斯说。
“你说什么？”
“我不是官方侦探，是您女儿请我来的，我在为她做事。不过小麦卡瑟得无罪释放才行。”
“我是个快要死的人了，”特讷说，“我患糖尿病已经好多年了，我的家庭医生说我不一定能活过一个月。可我情愿死在自己家里，也不愿死在大牢里。”
福尔摩斯站起身，拿着他的笔坐到桌前，在面前放了一叠纸。“只管把实情告诉我们，我把案情记录下来。然后您在上面签个字，华生先生可以当证人。这样，为了小麦卡瑟，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我会出示这份供词。我向您保证，不到危急关头，我不会出示这份供词。”
“这不要紧，”老人说，“我能否活到巡回审判还是个事呢，这对我没多大关系，我不愿看到艾莉丝难过。我今天就把实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你们。为这事我已经想了好长时间了，说起来也简单。
“对麦卡瑟这死鬼你们不了解，他简直是个恶鬼！这是实话，愿上帝保佑你们永远别受到这类人的伤害。二十年来，他的魔爪狠狠抓住我不肯放松，我这一生都让他毁了。我跟你们说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那还是六十年代在矿上的时候，当时我是个一身血性的小伙子，活泼好动，凡事都想去做。后来，我交了几个坏朋友，开始酗酒，由于开矿不景气，我们当了这里人所说的抢劫犯。我们一伙六个人，过着浪荡的生活，时不时抢劫车站，或拦截那些到金矿去的马车。我有个称号叫巴拉莱特的黑杰克，我们这帮贼被当地人称为巴拉莱特帮。直到今天，那里的人还有知道的。
“有一次，一支黄金押运队从巴拉莱特驶向墨尔本，我们埋伏在路边偷袭了他们。押运队中有六个士兵，我们也是六个人，可以说阵容相当。我们是排射过去的，一下子就从马上摔下四个卫兵。我们赢了，可我们的人也死了一个。我用枪顶着押运队车夫的脑袋，这个车夫就是麦卡瑟，要是我当时一枪把他打死就好了。我瞧见他那双小眼睛不怀好意地盯着我，像是要记住我长的啥样，我心一软就饶了他一命。我们带着这些黄金逃走了，很快就成了有钱人，而后来到英国，没有受到任何责难。我同老伙伴分手了，决心过一种平静、有品位的生活。我买下了刚好在市场上出售的庄园，再用一些钱做了点好事，用来弥补我以前的罪恶。我成了家，妻子早逝，给我留下了唯一的爱女艾莉丝。她还在婴儿时就用娇嫩的小手引导我走正路，这是我以前想不到的事。总之，我和过去不一样了，尽力做力所能及的事。本来一切都好好的，没想到麦卡瑟会突然闯进我平静的生活。
“那天我到城里办一件投资方面的事，不料在摄政街碰到他。他穿得破破烂烂，光着脚。
“‘杰克，我们来了，’他往我的胳膊上碰了一下，说，‘我们就两个人，我和我儿子，你收留我们吧，我们会亲如一家的；要不，英国的治安很严，随便喊一声，警察就来找事。’
“就这样，他们跟我来到了西部农村，再也甩不掉了。从那之后，我让他租种一块最好的土地，租金不用交。做了好事的我却无法安宁，无论走到哪里，他那狡诈狞笑的面孔总在我身边。艾莉丝长大以后，情况就更不好了，他知道我怕艾莉丝了解我的过去胜过怕警察，他就敲诈我，不达目的就决不罢休。我几乎满足了他的一切要求：土地、金钱、房子，后来他跟我要我的女儿，那是我怎么也不会应允的。
“你瞧，他儿子长大成人了，我女儿也不小了。大家都了解我的身体很不好，他认为他儿子一定会继承我的财产，他盘算得很美。我在这点上不肯服输，并不是我对那小伙子不喜欢，可他身上流着他父亲的血。我无法忍受让他该死的血统和我的混在一起。我一百个不答应，麦卡瑟就威胁我。我骂他狗胆包天，我们约好那天中午在两家房子之间的那个池塘边解决此事。
“我赶到那儿时他正在和儿子说话，我在一棵树后边抽烟边等着，等到他一个人的时候再说。当我听到他和儿子谈的话后，我的内心就鼓起了邪恶的风暴。他在催促他儿子和我女儿成亲，一点儿不想想她会不会愿意，就像我女儿是街边的妓女一样。一想起自己和最疼爱的女儿竟然会遭到这种人的控制，我受不了，气得发疯了。怎么不能摆脱呢？我快要死了，不怕什么，尽管我头脑还清醒，身体还强壮，可我明白这一辈子没什么意思了。我还有女儿和财产！我知道只要能堵上这张臭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于是我要行动了。福尔摩斯先生，我真想和从前那样。我曾有罪，并为此遭受磨难。要让我女儿也落入那张逼我于死地的魔网，我无法忍受。我一下子就把他打翻到地上，就像打一只恶狠狠的狗。他儿子听到他的号叫就赶了回来，那时我及时地在树林里藏了起来。不过后来我又得回去，慌乱中掉下的披风又被我捡了回来。先生，这就是整个事件的真相。”
“行啦，我无权参与对您的审判，”当老人在那份口供上签名的时候，福尔摩斯说，“乞求上帝不要让我们受到类似的威胁。”
“是这样，先生。那你准备怎么做呢？”
“您的身体状况不好，我不准备采取任何行动。您自己心里明白，在不远的日子，您将为此受到巡回审判更高一级的审判。您的供词我会保存好，万一小麦卡瑟被处罚，我不得已会出示这份口供。可要是他被无罪释放，这就不会让外人知道，我们对您的秘密，无论您的身体怎样，都会守口如瓶的。”
“我们就再见了，”老人郑重地说，“将来您自己在临终前，想起曾经让我平静地死去，您会有很大的安慰的。”说完，他高大的身躯慢腾腾地站起来，步履艰难地走出了房间。
“真要感谢上帝哇！”福尔摩斯默不作声了半天后说，“怎么命运总爱捉弄那些可怜、寻求帮助的人们呢？这次听到类似案件，我就想起了巴可思特所说的话，并对自己说：‘要不是上帝保佑，就没有我福尔摩斯。’”
在巡回审判庭的审判中，由于夏洛克·福尔摩斯起草并提交给辩护律师几份申诉书，小麦卡瑟终于被宣布无罪释放。老特讷先生在我们会面之后又平静地活了七个月，现在已经去世有些日子了。我猜测以后的日子会是这样：麦卡瑟的儿子和特讷的女儿一起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而对于他们父辈间的恩恩怨怨压根不会知道。
圣西蒙勋爵的婚事及其奇怪的结局，长久以来，不再是与他这位不幸的新郎交往的上流社会人士所感兴趣的话题了。新的丑闻已经使之没有什么了，那些有意思的细节，已经把四年前的这一戏剧性的事件推到了幕后，但是，我总觉得这件案子的真相从未向大众透露过，我的朋友夏洛克·福尔摩斯曾经那么努力地查清这件事，如果我不简要地描述一下这不平常的事，那对他的业绩记录来说真是个缺憾。
那还是我和福尔摩斯都住在贝克街的时候，我结婚前几周的一天午后，福尔摩斯散步回来，见到桌子上有他一封信。那天突然阴雨绵绵，秋风劲吹，我的胳臂上由于残留着作为我参加阿富汗战役的纪念品的那颗阿富汗步枪子弹，又在隐隐作痛，我只好整天待在家里。我躺在一把安乐椅里，双脚搭在另一把椅子上，埋头看身边的一堆报纸。最后，我脑袋里装满了当天的新闻，才把报纸放下，无精打采地躺在安乐椅上，一边看着桌子上那封信的信封上端的巨大饰章和交织字体，一边懒洋洋地猜测着是哪位贵族给我的朋友写了这封信。
在他进屋时，我说：“这儿有一封很时髦的书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早晨的那些来信是一个鱼贩子和一个海关检查员写的。”
“对，我的信件肯定具有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的地方，”他笑着说，“平常越是普通人写来的信越有意思。可是这封信像一封不受欢迎的社交上用的传票式的信，让你不感到厌烦才怪呢。”
他拆开了信封，浏览了信的内容。
“哦，你瞧，说不定是件有趣的事呢！”
“那么不是社交性的了？”
“不，显而易见是业务性的。”
“是一个贵族委托人写来的吗？”
“嗯，英国地位最高的贵族之一。”
“老兄，我祝贺你。”
“说实话，华生，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对我来说，这位委托人的社会地位并没什么，我感兴趣的是他的案情。在这个案件调查中，关于他的社会地位的情况是不能少的。你最近是不是一直在很认真地报纸？”
“是这样的。”我指了指堆积在角落里的报纸，无可奈何地说，“我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真不错，也许你能告诉我一些新情况。我只看犯罪的消息和寻人广告栏，别的都不看。寻人启事总是很启发人。你那么留心最近发生的事，那你一定会看到关于圣西蒙勋爵和他结婚的消息吧？”
“噢，是的，我当时是怀着很大的兴趣去看的。”
“那很好，我手中这封信就是圣西蒙勋爵来的。我读给你听听，你一定要看一看那些报纸，向我提供所有关于这件事的消息。”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据巴柯沃特勋爵告知，我可以绝对信赖您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因此我决定前去拜访您，就有关举行婚礼时发生的令人痛心的意外事件向您请教。警察局的雷斯垂德已经受理此案。但他向我声明，他认为应当同您合作，您会对我有所帮助。我将在下午4点登门求教，若是您另外有事，望能改个时间，这件事很重要，我们见面再谈。
您忠诚的圣西蒙
“这封发自哥洛夫纳大厦的信，是用鹅毛笔写的。尊贵的勋爵不小心在他右小指外侧沾了一滴墨水。”福尔摩斯叠着信说。
“他说4点来，现在3点，再有一个小时他就来了。”
“有你的帮助，我要把这件事搞清楚。翻看一下那些报纸，按时间顺序把有关的摘录排好，我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委托人的身世。”他从壁炉旁的一排参考书中抽出一本红皮书。“在这儿呢。”他说着坐下来，把书平整地铺在膝盖上，“罗伯特·活尔新额木·得维尔·圣西蒙勋爵，巴尔莫拉尔公爵的次子，啊！勋章！天蓝的底色，黑色的中带上三个铁蒺藜。他生于1846年，现年41岁，这已是成熟的结婚年龄。在上届政府中，他担任过殖民地事务副大臣。他的父亲就是那位当过一段时期外交大臣的公爵。他们继承了安茹王朝的血统，是它的直系后裔。母系血统为都铎王朝。哈！这些并没有什么指导意义。我看，华生，我还得请你提供一些实在的情况。”
“我没费力气就找到了想要找的情况，”我说，“这件事情刚发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可我从前未跟你说过。我不想打扰你，我知道你正在处理一桩案子。”
“哦，你说的是哥洛夫纳广场家具搬运车的那件小事吧。现在已查清楚了，其实一开始就很明了，请你告诉我从报纸上找到什么了。”
“这是我翻到的第一条消息，刊登在《晨邮报》的记事栏中。你看看，这是几周以前。
“‘（据说）巴尔莫拉尔公爵的次子，罗伯特·圣西蒙勋爵，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阿罗依休斯·多莱先生的独生女哈蒂·多莱小姐的婚事，已经安排就绪，如果传闻属实，最近即将举行婚礼。’
“就这些。”
“简明扼要。”福尔摩斯说。他把他那又瘦又长的腿伸向火炉旁边。
“在同一周内社交界的一份报纸上对此事有一段更为详细的记载。啊，就在这儿：
“‘在婚姻市场上不久将会出现要求采取保证措施的呼声，因为目前自由贸易式的婚姻政策对英国同胞很不利。大不列颠名门望族大权被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女表亲所掌握。上周这些妩媚的入侵者在她们夺走的胜利品名单中，又多了一位重要人物。圣西蒙勋爵二十多年来从未堕入情网，现在却明确地宣布同令人一见倾心的哈蒂·多莱小姐结婚。多莱小姐是一位独生女，她优雅的体态和迷人的美貌在伟斯特伯里宫的庆典欢宴上，引起人们极大的注意。最近听说，她的嫁妆大大超过六位数字，估计还会有别的陪嫁物。近年来巴尔莫拉尔公爵迫不得已出卖自己的藏画，这是众所周知的事。而圣西蒙勋爵除了那不多的产业外，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位加利福尼亚女继承人通过这一联姻由一个女共和党员轻而易举地成为不列颠的贵妇，显然这不只是她在这方面找了个便宜。’”
“还有什么别的吗？”福尔摩斯打着哈欠问。
“噢，有好多呢。《晨邮报》上还有一条短讯说：婚礼决定从简，并将在罕诺佛广场的圣乔治大教堂举行；到时候只邀请几位至亲好友；婚礼过后，新婚夫妇及亲友将返回阿罗依休斯，多莱先生在郎凯丝特益特租赁了备有家具的寓所。两天后，也就是上星期三，有一个简单的通告，宣告婚礼已经举行。新婚夫妇将在彼德丝费尔得附近的巴柯沃特勋爵别墅欢度蜜月。这就是新娘失踪之前的全部报道。”
“在什么之前？”福尔摩斯吃惊地问道。
“在这位小姐失踪之前。”
“她是什么时候失踪的？”
“在参加婚礼后吃早饭时。”
“确实比原来想象得有趣，很富戏剧性的。”
“是的，正因为不同寻常，才引起了我的注意。”
“她们时常在举行婚礼仪式之前失踪，偶尔也有在蜜月期间失踪的。但是我还想不起来有哪一件这么干脆的，请你把细节说给我听听。”
“我先声明，这些材料是很不完整的。”
“或许我们能够把它们拼凑起来。”
“是这样的，昨天晨报上有篇谈得更详细的文章，读给你听听。标题是‘上流社会婚礼中的奇怪事件’。
“‘罗伯特·圣西蒙勋爵婚礼上所发生的奇怪的不幸事件，让他的全家十分害怕。就像昨天报纸简要报道的，婚礼仪式在前天上午举行；但直到现在，仍有不少到处流传的各种奇怪传闻。尽管朋友们尽力掩盖，公众仍对此事很关注。因此对已经成为公众谈话资料的事，故作不予理睬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婚礼在罕诺佛广场的圣乔治大教堂举行，仪式简单，一点儿也不张扬。除了新娘的父亲阿罗依休斯·多莱先生、巴尔莫拉尔公爵夫人、巴柯沃特勋爵、尤斯塔丝勋爵和柯拉拉·圣西蒙小姐（新郎的弟弟和妹妹）以及埃莉西雅·惠演顿夫人外，别无他人参加。婚礼后，一行人即前往在郎凯丝特盖特的阿罗依休斯·多莱先生的寓所，那儿已准备了早饭。这时似乎有一个女人引起了某些小麻烦，目前她的姓名还不清楚。她跟在新娘和亲友身后，想要强行进入寓所，声称她有权向圣西蒙勋爵提出要求。经过好一阵子耗尽心力的纠缠，管家和仆役才把她赶走。幸亏新娘在发生这件不愉快的纠纷之前已进入室内，同亲友一起就座共进早餐，但她说突然感到不舒服，就回到自己房间了。她离席久久不归引起人们的议论，她父亲就去找她。但据她的女仆告知，她只到她的卧室一会儿，拿了一件长外套和一顶无边软帽就急匆匆下楼了。一个男仆说他看见一位这样打扮的太太离开寓所，但是不敢相信她就是女主人，以为她正和大家在一块进餐。阿罗依休斯·多莱先生确定女儿失踪后，立刻和新郎一起同警方取得联系。目前正在大力调查。也许不久，这件离奇的事情就会明明白白。可是，直到昨天深夜，这位失踪的新娘仍然下落不明。一些谣言认为新娘可能遇害。据说警方拘留了那个最初闹事的女人，认为她出于妒忌或其他动机，可能与新娘奇怪的失踪有关。’”
“就这些吗？”
“在另一张晨报上只有一小条消息，却很有启发性。”
“内容是……”
“就是找碴儿的那个女人，弗洛拉·梅勒小姐，实际上已被逮捕，她曾在阿里哥洛当过芭蕾舞女演员。她和新郎交往了多年，除了这没别的细节了。就现在报纸已登出的消息而言，你已经知道整个案情了。”
“这是一桩很有趣的案子，无论怎样，我都不能轻易放过它。华生，门铃响了，刚过4点，我想那个高贵的委托人来了。你就待在这吧，我希望有一个见证人，哪怕只是验证一下我的记忆力也好。”
“罗伯特·圣西蒙勋爵到！”我们的小僮仆推开房门报告说。一位绅士走了进来。他的相貌不错，显得很有教养。高高的鼻梁，脸色苍白，一股傲意流露在嘴角，就像天生就爱指使别人一样。他神色镇静，眼睛睁得非常大。他的外表与年龄不太相称，但举止快捷。他走路时，有点弯腰驼背、屈膝的样子。当他拿掉那顶高卷着帽沿的帽子时，就会看到一圈灰白的头发在头部周围，头顶上的头发稀稀拉拉。他穿着很讲究：高高的硬领，黑色的大礼服，白色背心，黄色手套，漆皮鞋和浅色的绑腿。他不紧不慢地走进房间，眼睛左右看着，右手里晃动着系金丝眼镜的链子。
“你好，圣西蒙勋爵。”福尔摩斯说着站起身，鞠了一个躬。“请坐在这把柳条椅上。这是我的朋友兼同事，华生医生。往火炉前靠近一点儿，让我们来谈谈这件事吧。”
“你知道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多么地痛苦，福尔摩斯先生。我清楚，你以前处理过这类微妙的案子，尽管我估计这些案子的委托人的社会地位和这件案子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委托人的社会地位是在下降了。”
“对不起，请再说一遍。”
“上次这类案子的委托人是位国王。”
“噢，是真的吗，我没想到，哪位国王？”
“斯堪的纳维亚国王。”
“怎么，他的妻子也失踪了吗？”
“你明白，”福尔摩斯和蔼地说，“就像我对你的事要保守秘密一样，我对别的委托人的事情会同样保守秘密。”
“这样很对！请原谅，我准备告诉你一切有助于你作出判断的情况。”
“谢谢，我已经看到了报纸上的全部报道。我认为可以把这些报道看作真实的——如这篇有关新娘失踪的报道。”
圣西蒙勋爵看了看，“是的，这篇报道所说的情况完全属实。”
“但是，无论是谁在提出他的看法以前，都需要补充大量的素材。我想我可以向你问一些我所要知道的事实。”
“请提问吧。”
“你第一次见到哈蒂·多莱小姐是什么时候？”
“一年之前，在旧金山。”
“当时你正在美国旅行吗？”
“是的。”
“你们那时候订婚了吗？”
“还没有。”
“但是往来友好吗？”
“跟她交往很高兴，她也能感觉出来。”
“她父亲很有钱？”
“听说他是太平洋彼岸最有钱的人。”
“他是如何发财的呢？”
“采矿。几年前，他还什么都没有。有一天，他挖到了金矿，投资开发后，很快成了暴发户。”
“现在你谈谈你对这位年轻的小姐——你的妻子的性格的印象如何？”
这位贵族目不转睛地看壁炉，系在他眼镜上的链子摇晃得更快了。“福尔摩斯先生，你知道，”他说，“我妻子在她父亲发财之前就20岁了。在这之前，她在矿镇上生活得自由自在，总是在山上或树林里游玩，因此她受的教育不是教师给的，而是大自然赋予的。她是我们英国人常说的顽皮的姑娘。她性格泼辣、粗野而又任性，不受任何习俗约束。她性子很急，可以说是暴躁。她干起事来什么都不怕，很容易自己作出决定。另一方面，要不是我考虑她到底是一位高贵的女人，”他庄重地咳嗽了一声，“我是肯定不会让她享受我所享有的高贵称号的。我相信，她能够作出英勇牺牲，任何有损名誉的事情都是她所厌恶的。”
“你有她的照片吗？”
“我随身带着。”他打开表链上的小金盒，让我们看一位非常漂亮的女人的整个面容。那并不是一张照片，而是一个象牙袖珍像。艺术家充分发挥了那光亮的黑发、又大又黑的眼睛和优美的小嘴的感染力。福尔摩斯长时间地入神地看那画像，然后关上小盒，把它递还给圣西蒙勋爵。
“那么，是这位年轻的小姐来到伦敦后，你们重叙旧情？”
“是的，她父亲同她来参加这一次伦敦岁末的社交活动。我和她会面几次后缔结了婚约，如今又和她结了婚。”
“我听说她带来了一份相当可观的嫁妆？”
“嫁妆相当丰富，和我们家族通常的情况差不多。”
“既然婚礼事实上举行过了，这份嫁妆自然归你了？”
“我还没有过问这件事。”
“没有过问是自然的。婚礼的前一天你见过多莱小姐吗？”
“见过。”
“她心情愉快吗？”
“她心情再好不过了，她一直谈着我们在未来的生活中应当做些什么。”
“真的？！非常有趣。那么在结婚那天早上呢？”
“她特别高兴，兴奋得很，至少在婚礼结束前一直是这样。”
“在这之后你发现她有什么变化吗？”
“啊，说实话，这时候我看到我从前没有看过的事。她的脾气有些急躁。不过那是件小事，不值一提，并且不可能与这个案件有什么关系。”
“尽管这样，还是请你讲讲。”
“唉，简直是孩子气。那是当我们往教堂的更衣室走去时，她手中的花束掉落了。当时她正从前排座位走过，她手里的花束掉在座位前。稍后，座位上的先生把花束拾起来递给她。看来这束花依然完好如初。可是当我和她谈起这事时，她却用很生硬的话回答我。回家途中在马车里，她似乎为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心烦意乱，实在令人可笑。”
“真的！你是说在前排座位里坐着一位先生，那么当时在座的还有别人吗？”
“哦，是的，教堂开门的时候让他们进去的。”
“这位先生不会是你妻子的朋友吧？”
“不会，不会，我称呼他作先生是出于礼貌，他只不过是一个看上去很平常的人。我几乎没有注意到他的容貌。但是，我想，我们谈得跑题了。”
“圣西蒙夫人婚礼结束回来时，远没有她去时那么高兴。那么，当她重新回到她爸爸的居所后，做了些什么事？”
“我瞧见她同佣人在说话。”
“她的女佣人是怎么样的人呢？”
“她是美国人，叫埃莉丝，和她一起从加利福尼亚来的。”
“一个可靠的佣人？”
“或许不能这么说，在我看来她的女主人对她很随便。可是，在美国他们对这类事有不同的看法。”
“她同这位埃莉丝谈了多久？”
“噢，就几分钟。当时我正在考虑别的事。”
“你听到她们说别的了吗？”
“圣西蒙夫人谈到些‘强占别人土地’的话，她习惯谈这类俚语，我不理解她指的是什么。”
“美国的俚语有时是很形象的。你的妻子和女佣谈过这事后又做了什么？”
“她走进吃早餐的房间。”
“你陪着她走进去的吗？”
“不，她一个人。像这类小节，她从来不讲究。接着，在我们就坐大约十分钟后，她赶忙站起身，说了几句道歉的话，就离开了房间。这之后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据我了解，那位女佣人埃莉丝做证说，女主人走进自己的房间，拿了一件外套披在新娘礼服上，又戴上一顶软帽，就出去了。”
“正是这样。后来，有人瞧见她和弗洛拉·梅勒一起去了海德公园。弗洛拉·梅勒就是现在那个拘留起来的女人。那天早上，她曾经在多莱的寓所里惹起了一场风波。”
“啊，是的。关于这位年轻的妇女，我想知道她的一点儿具体情况，还有你和她的关系。”
圣西蒙勋爵耸了耸肩，眉毛一扬，“我们已有多年交情了，非常友好。过去常在阿里哥洛。她对我没有可抱怨的，我对她十分慷慨。但是，福尔摩斯先生，你明白女人是怎么一回事，弗洛拉很可爱，但她性子急，对我非常迷恋。她听说我要结婚，给我写了几封恐吓信。说实话，我真的怕在教堂丢丑，所以才悄无声息地举行婚礼。我们回来时在多莱先生门前碰到她，她竭尽全力要闯进去，甚至还威胁我的妻子。但我预先估计会发生这类事情，在那里安排了两名便衣警察。他们很快就将她赶出门外，当她明白吵闹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后，就安静下来了。”
“你妻子听到这一切了吗？”
“没有，谢天谢地，她没有听到。”
“后来，有人看到她正和这个女人在一起？”
“是的，雷斯垂德先生怎么对这件事看得这么严重呢？据他了解，弗洛拉把我的妻子诱骗出去后对她设下了可怕的圈套。”
“哦，这是一种比较确切的推测。”
“你也这么想吗？”
“我并不是说一定是这样，但是恐怕连你也认为这事不是不可能吧？”
“我认为弗洛拉连只苍蝇都不肯去伤害的。”
“可是，嫉妒能莫名其妙地改变人的性格的。请你告诉我，对于这件事，你自己是怎么分析的呢？”
“哦，真是，我到这里来是寻求解答的，不是来提出见解的。我已告诉你所有的事实。既然你问我，我也可以说，在我看来可能是由于这件事对她的刺激，以及她意识到她的社会地位一下子提高许多，这可能造成我的妻子神经有点错乱。”
“简单地说，她突然精神错乱了？”
“哦！真的，当我考虑到她放弃了——我不想谈我，但这是许多女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我不能做别的解释。”
“噢，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福尔摩斯微笑着说，“圣西蒙勋爵，我想我已经掌握了全部材料。我想再问一下，你们是不是坐在早餐桌旁就能看到窗外的情况？”
“我们能看到马路另一边的公园。”
“正是这样，那么我想没必要再耽误你了，我以后会跟你再联系。”
“但愿你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委托人说着站了起来。
“我已经解决了。”
“是吗，到底怎么了？”
“我是说，这个案子已经了结了。”
“那么，我的妻子在哪儿？”
“我一会儿就能提供这一细节。”
圣西蒙勋爵摇摇头，“也许我俩的脑子还不会那么聪明。”他说着，行了一个庄严的老式鞠躬礼，就迈腿走出去了。
“承蒙圣西蒙勋爵把我和他自己的脑袋相提并论，真是不胜荣幸。”夏洛克·福尔摩斯说着笑了起来。“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盘问，我想来一杯苏打威士忌和一支雪茄。在我们的委托人进门之前，我就已经做出了这件案子的结论。”
“老兄，真有你的！”
“我有好几个类似案件的记录，只是像我以前说的那样，没有一个有这么痛快。我的全部调查能帮我肯定我的推测，旁证有时是很有说服力的。用梭罗的话说，就和你在牛奶里发现一条鳟鱼一样。”
“但是，我也听到了你所听到的一切。”
“然而，你缺少对我起了很大作用的过去发生过的案例的知识。若干年前在阿伯丁有一个类似的案子。普法战争后一年，在慕尼黑又有一件很为相似的事。这就是这类案例中的一个。但是，喂，雷斯垂德来了！你好，雷斯垂德，餐具柜里有一只特大的酒杯，盒里有雪茄烟。”这位警方侦探身穿一件水手的粗呢上衣，戴着一条老式领带，显然一副水手打扮。他手里提着一个黑色帆布提包，简单地寒暄了几句后，他坐下来点燃了一根雪茄。
“出什么事啦？”福尔摩斯眨眨眼问，“看你这样子，哪儿不舒服。”
“我是有些不称心。对圣西蒙勋爵这件倒霉的案子，我搞不到一点儿线索。”
“是真的吗？真叫我感到吃惊。”
“谁听说过这样乱糟糟的事。这段时间我一直忙这件事，却找不到一条可靠的线索。”
“看看，把你搞得浑身都湿透了。”福尔摩斯说着，一只手搭在他那件粗呢上衣的胳膊上。
“是的，我正在赛朋庭湖里打捞。”
“天哪，那是干什么？”
“我在找圣西蒙夫人的尸体。”
福尔摩斯仰身靠在椅子上，捧腹大笑起来。
“你没想过在特拉得尔广场的喷水池里打捞吗？”他问。
“哦，这话什么意思？”
“我觉得在这两处的寻找机会一样。”
雷斯垂德生气地瞪了我的同伴一眼，大吼着说：“好像你是个万事通。”
“唔，我刚才听了事情的经过，作出了判断。”
“真的吗？那么你认为赛朋庭湖同这件事没一点儿联系了。”
“我认为根本没有关系。”
“那么，请你解释清楚，我们在那里找到这些东西又怎么解释？”他边说边打开提包，把一件波纹绸结婚礼服，一双白缎子鞋和一顶新娘的花冠和面纱胡乱地倒在地板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水，并且褪了色。“还有，”他说着，把一枚簇新的结婚戒指放到这些东西之上。“我可是让你来解决难题的，大师。”
“哦，是真的吗？”我的朋友说着，向空中喷出一个个蓝色的烟圈。“这些东西是你从赛朋庭湖里捞上来的吗？”
“不，是一位园艺工人在湖边发现的。这些衣服漂浮在水面上，我想尸体离得肯定不太远。”
“照你这么说，每个人的尸体都该在他衣柜旁找到。你想通过这得出什么结论？”
“我已经寻找到了弗洛拉·梅勒与这桩案件有关的证据。”
“可能你办不到。”
“现在你真的这样想吗？”雷斯垂德气愤得喊叫起来。“福尔摩斯，我怀疑你的演绎法和推理不起作用。在两分钟里你就已经犯了两个大错误，这些衣服确实与弗洛拉·梅勒小姐有关。”
“这怎么说？”
“衣服上有个口袋，口袋里有个名片盒，名片盒里有张便条。这就是那张便条，”他把便条一下子扔到他前面的桌子上，“你听我念念是些什么！”便条上写的是：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你将会见到我。请到时候立即过来。
F·H·M
“我一直认为圣西蒙夫人是被弗洛拉·梅勒诱骗走的。毫无疑问，她和她的同谋者应该对这一失踪案负责。这就是那张用她名字的起首字母写下的便条。无疑这是在门口偷偷地塞给这位夫人并诱使她落入她们的控制之中。”
“妙极了，雷斯垂德，”福尔摩斯说着笑起来，“你真不简单，我瞧一下。”他不怎么在意地拿过那张纸条，立刻被吸引住，并且满意地叫了一声。“这的确非常重要！”他说。
“哈哈，你也发现是这么一回事了？”
“特别重要，我热烈地祝贺你。”
雷斯垂德得意洋洋地站起来，又低下头看看。“这是怎么回事？”他忍不住惊叫起来，“你看反了！”
“恰好相反，这才是正面。”
“正面？！你疯了！这面才是用铅笔写的便条。”
“你看这面，这面才像是一张旅馆的账单，我对这感兴趣。”
“我也看过，那没有什么。”雷斯垂德说。
“10月4日，房间8先令，早饭2先令6便士，鸡尾酒1先令，午餐2先令6便士，葡萄酒8便士。”
“我并不觉得这能说明什么问题。”
“也许你没看出什么，可它的确重要。便条也十分重要，或者说，最起码这些开头字母的签字很重要，所以我再次祝贺你。”
“我耗费的时间已很多了，”雷斯垂德说着站起来，“我坚信艰苦的工作，而不愿相信坐在壁炉旁胡编乱造的理论。再见，福尔摩斯先生，让我们比赛一下，看谁先把这个案件查清。”他把衣服塞进提包，向门口走去。
“雷斯垂德，我提醒你一点，”在他的对手告辞前，福尔摩斯懒洋洋地说，“我可以把这桩案子的真正答案告诉你，圣西蒙夫人是位传奇式的神话式人物，现在没有，过去和将来也不会有这样一个人。”
雷斯垂德脸色难看地看了我的同伴一眼，又回头看看我，在额头上轻拍了三下，庄重地摇摇头，就急急忙忙地走了。
他刚走出去，福尔摩斯站了起来，穿上外衣，“这家伙的户外工作不无道理，”他说，“所以我想，华生，我不能陪你啦，你看报吧。”
五点钟时，夏洛克·福尔摩斯离开我走了，我并没觉得寂寞，因为还不到一小时，就来了一个点心铺的店员，送来一个大平底食盒。和他一块儿来的那个年轻人帮他打开盒子，我立刻十分惊奇地看到一份十分丰盛的冷食晚餐摆在我们寒酸的寓所的桌面上。两对山鹬，一只野鸡，一块肥鹅肝饼和几瓶陈年的老酒。这些佳肴美酒摆放停当后，就像天方夜谭里的精灵一样，那两位不速之客突然消逝。只是说这些东西已经付过账了，他们是按照吩咐送来的，别无他话。
快到九点时，福尔摩斯脚步轻盈地走进房间，他表情严肃，两眼放光，这使我相信，他做出的结论被证实了。
“他们已经摆上晚餐了。”他搓着手说。
“像是你有客人要来，他们送来了五份。”
“是的，我相信会有客人顺道来访的，”他说，“我奇怪圣西蒙勋爵怎么还没有来。嗒，嗒，你听是他的脚步声，他正在上楼。”
确实是上午来过的客人。他急忙地走进来，更起劲地晃动着他的眼镜，他那贵族气派的面容上，现出非常不安的表情。
“那么说我的信差去你那儿了？”福尔摩斯问。
“是的，我承认我对信的内容很吃惊。你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的话吗？”
“最充分的证据。”
圣西蒙勋爵一下子坐在椅子上，伸出一只手摁着前额。
“如果公爵知道他的家庭成员中有人受到这样的羞辱，他会怎么说呢？”他小声嘟哝着。
“这纯粹是一场误会，我并不认为是一种羞辱。”
“啊？你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些问题的。”
“我看不出有谁该受责备，我难以想象这位小姐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办法，虽然她处理这件事的方法有点让人感到遗憾。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没有母亲在跟前，是没有别人给她出主意的。”
“我被她给可耻地玩弄了，我绝不会原谅她。”
“我好像听到门铃响了，”福尔摩斯说，“对，楼梯口有脚步声。假如我对你说对这事要胸怀宽广一些的话，圣西蒙勋爵，我请来一位更适合相同见解的人。”他推开门，进来了一位女士和一位先生。“圣西蒙勋爵，”他说，“请允许我向您介绍，这是弗郎细斯·梅·末尔敦先生和夫人。我想你以前见过这位女士。”
一看到进来的人，我们的委托人从椅子上跳下来，笔直地站在那儿，双眼下垂，一只手伸到大礼服的前胸，一副尊严受到侵害的模样。这位女士赶快向前走近了几步，向他伸出手，但他仍没有抬头看她。这样做或许表示了他的决心，因为她那真诚的脸色是很难拒绝的。
“罗伯特，你生气了，”她说，“是的，我想你是完全有理由生气的。”
“你用不着向我道歉。”圣西蒙勋爵满怀妒忌地说。
“哦，是的，我明白我很对不起你。在我出走之前，我应该告诉你一声，可是我当时拿不定主意。我在这儿又看到弗郎细斯后，我都说不清我自己做了些什么。我纳闷自己当时在圣坛前怎么没晕倒过去。”
“末尔敦太太，在你讲明之前，我们是否该回避一下呢？”
“我是否可以谈谈我的看法，”那位陌生的先生说道，“这件事让我们保密得太过分了。就我来说，我倒愿意整个欧洲和美洲的人都来听听事情的真相。”说话的这位先生瘦长结实，皮肤晒得黝黑。他的脸刮得很干净，面部轮廓分明，举止显得很灵活。
“那么，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事情的经过，”那位女士说，“我和弗郎细斯是1884年在洛杉矶附近的迈圭尔营地认识的。当时，我和弗郎细斯订婚时，我父亲正在经营一个矿场。后来有一天，我爸爸发现了一个富矿，从那之后他就赚了好多钱财。而这时弗郎细斯的矿脉却渐渐缩小，最后什么都没有了。我爸爸越来越富，弗朗细斯越来越穷。所以，我爸爸就不准我们的婚约继续下去，他把我带到了旧金山。尽管如此，但弗郎细斯不愿放手，接着他也到了那里，并瞒着爸爸同我见面。让爸爸知道了会很生气，所以我们就自作主张了。弗郎细斯说他要去赚钱，直到他像我爸爸那么有钱时再回来娶我。当时，我就发誓要等他一生，只要他活着，我就不嫁给别人。‘那我们为什么不立即成婚呢？’他说，‘这样我对你就感到放心了，用不着在我回来后要求人家承认我是你的丈夫。’哦，就这样，我们经过商量，他把一切都安排得那么妥帖，请好了一位牧师，我们当即就举行了婚礼。过后，弗郎细斯就离开我去闯荡了。
“我再次听到弗郎细斯的消息是他到了蒙达那，他在雅丽萨那探矿。后来又听说他在新墨西哥。再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很长的报道，说有一个矿工营地遭到雅丽萨那印第安人袭击，弗郎细斯的名字被列在死亡者的名单中。看后我昏迷了过去。后来病了很长时间，爸爸以为我得了痨病，他找了整个旧金山大约一半的医生来给我诊治。一年多来，音信皆无，我确信弗郎细斯是真的死了。这之后，圣西蒙勋爵来到旧金山，我们到了伦敦。婚事订下后，爸爸很高兴。但是我的心早已给了可怜的弗郎细斯，世界上再没有一个男人能代替他。
“尽管这样，若是我嫁给了圣西蒙勋爵，当然我会尽我的义务。爱情无法勉强，但是我们却可以勉强过日子。我和他一起步向圣坛时，怀着尽我所能做他的好妻子的心愿。但是，你们可以想象我那时的感觉；就在我走到圣坛栏杆前的时候，我回头一瞥，忽然看到弗郎细斯站在第一排座位那里望着我。起初我以为是他的鬼魂出现了。当我再回头看时，他仍站在那儿，眼里透露出一许迷惑不解的神色，似乎在问，我见到他是高兴还是难过。我纳闷自己竟然没有昏过去。我只感到天旋地转，牧师的话，就像一只蜜蜂似的在我的耳边嗡嗡作响。我不知道怎么做才好，我应当中断仪式，在教堂里闹出场风波吗？我又看了他一眼，看来他好像明白我所想，因为他把手指靠在唇边，示意我不要作声。接着我看到他在一张纸上草草地写了几个字，我明白他给我写了张便条。我在出来的路上经过那排座位时，将花束掉在他跟前，他趁捡花时悄悄地把纸条塞在我手里。纸条上只一行字，要我在他向我发出信号时，就跟着他走。当然，我绝不怀疑，我最重要的义务是向他尽责，并且决心完全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回家后，我告诉女佣人了。在加利福尼亚时她就认识他，并一直同他很友好。我嘱咐她不要说出去，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好我的长外套就可以了。我清楚我应该告诉圣西蒙勋爵一声，在众人面前我无法开口，只好不辞而别，打算以后再去说清。我到餐桌入座不到10分钟，就看到弗郎细斯在窗外马路的另一边上站着。他向我招招手就走进了公园。我穿好衣服后就悄悄溜了出来，跟着他。正在这时，有个女人来对我谈了些圣西蒙勋爵的闲话，她不多的话语中透露出他在婚前也有一点儿个人隐私，但是我想方设法摆脱了她，很快就赶上了弗郎细斯。
“我们搭乘一辆马车，驶向他在哥登广场租住的寓所。漫长的盼望岁月过后，这回总算真的结婚了。弗郎细斯被印第安人在雅丽萨那囚禁，后来他越狱逃了出来，经过长途跋涉到了旧金山。他了解到我认为他已不在人间，到英国去了。他赶到这里，在我第二次举行婚礼的那天早上终于找到了我。”
“我从一张报上看到的，”这位美国人补充说明，“报纸上只有教堂的名字，没有提供女方的住址。”
“接着我们就商量怎样做，弗郎细斯主张彻底公开。这一切让我感到很内疚，我希望就这样消逝，永远不再见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或者，给爸爸写个便条，告诉他我还在人间就可以了。一想到那些还围在早餐桌旁等我回去的爵士和夫人们，我心里就七上八下。弗郎细斯为了不让别人找到我，就把我的婚礼服和别的物品扎成一包，扔到一个旁人找不到的地方。若不是这位善良的福尔摩斯先生今晚来找我们的话，我们打算明天就到巴黎了。我难以想象他是怎样发现我们的，他明朗而善意地开导了我们，指出是我不对，弗郎细斯是对的，而我们这样害怕别人知道，那要犯很大的错误。然后，他提出给我一个跟圣西蒙勋爵单独交谈的机会，所以，我就立即到这里来了。好了，罗伯特，你现在什么都明白了吧。若是我让你感到痛苦，那我就太抱歉了，希望你不要把我想得太卑鄙。”
圣西蒙勋爵一点儿没有放松他那僵硬的姿态，他紧皱眉头，闭着嘴唇，听着这长长的叙述。
“对不起，”他说，“我很不习惯公开地讨论纯属我个人的私事。”
“这么说，你不会原谅我了？在我临走前，能同我握握手吗？”
“哦，若是这样能让你高兴的话，当然可以。”他伸出手，冷淡地握了一下她伸过来的手。
“我原来希望，”福尔摩斯建议说，“我们能共进晚餐。”
“我认为这个要求有点过分了，”勋爵回答道，“也许我会默默承受最近事态的发展，但请别指望我会不知痛痒地高兴。如果你们许可的话，我现在祝大家晚安。”他向大家很快地鞠了个躬，然后抬头挺胸地走出了房间。
“我相信，至少你们会给我这点儿面子吧，”夏洛克·福尔摩斯说，“和一个美国人交朋友是令人愉快的，末尔敦先生，许多人包括我在内相信，多年前的一位君王的愚笨行为和一位大臣的错误，将不会妨碍子孙们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同一国的公民，在这片国土上，飘扬着米字旗和星条旗镶嵌在一起的国旗。”
“这桩案件很有趣，”客人走后福尔摩斯说，“一件开始无法解释的事，现在十分清晰地表明，是多么简单就解释清了。再没有比这位女士叙述的事情的先后次序更自然的了。可是另外一些人，比如说伦敦警察局的雷斯垂德先生，照他看，再没有什么比这件事的结局更奇怪的了。”
“那么，你一直就一点儿都没有弄错吗？”
“对我来说，从一开始就对这两件事很清楚。一件是，那位女士原本很愿意举行婚礼；另一件是，在回家后几分钟她就后悔了。那么很明显，一定早上发生了点什么事情，让她的心思发生了改变。这会是什么事呢？出了门以后，她不可能同任何人说过话，因为新郎一直陪着新娘。那么，她有没有看到什么熟人呢？假如有的话，这肯定是来自美国的人。因为她刚到这个国家，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可能有人给她造成深刻的影响，以致让她只看了一眼就完全改变了她的计划。你瞧，经过一系列的去伪存真，我们得到这样的结论，就是她可能遇到一个美国人。那么，这个美国人又是谁呢？他为什么会给她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可能是情人，也可能是她丈夫。我了解，她年轻的时候是在艰难而奇特的环境中度过的。在我听到圣西蒙勋爵的讲述之前，我只了解这些。当他告诉我们以下这些情况：在一排座位里有一位男人，新娘的态度有了变化，显然是为了拿到字条而从手里丢掉花束，她求助于她的心腹女仆以及提到的侵占土地——这在采矿者的行话中意味着占据别人原来已占有的探矿权——这一很有含义的暗示，整个情况就十分清楚了。她跟一个男人走了，那么这个男人不是她的情人，就一定是她的丈夫，丈夫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你究竟是怎么找到他们的呢？”
“本来可能很难找到，可是雷斯垂德老兄手里已掌握了他自己还不知道其价值的情报。当然，那几个姓名的起首字母很重要，但是比这更有价值的是，知道了这个男人在一周之内曾经在伦敦一家最高级的旅馆结过账这个事实。”
“你怎么推断出来是最高级的旅馆？”
“根据这么昂贵的价格推断的：8先令一个床位，8便士一杯葡萄酒，由此可知这旅馆是最豪华的。收费这么高的旅馆在伦敦并不多。我在诺森伯兰大街询问的第二家旅馆里，通过查阅登记簿，我发现有位叫弗郎细斯·H.末尔敦的，在前一天刚离开。查看他名下的账目时，恰巧又发现在复写的收据上看到的那些账目。这个美国先生留下话，要求将他的信件转到哥登广场26号。于是，我急匆匆前往那里，幸运的是，这对爱侣刚好在家。我冒昧地以长辈的身份向他提出了一点儿意见。我告诉他们，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他们最好向公众——尤其是向圣西蒙勋爵表白得更清楚一些。我邀请他们到这里和勋爵见面，并且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使勋爵准时来约会。”
“可是，结局不怎么理想，”我说，“他的举止显然不够大方。”
“哎，华生，”福尔摩斯微笑着说，“若是你经历了求婚、结婚等一连串麻烦事之后，却在转眼间妻子和财富都没有了，恐怕你也不会很大方的。我想我们看待圣西蒙勋爵，不妨宽容大度些，并且感谢上帝不要让我们有一天也落到这不幸的地步。请把椅子向前靠一下，把那把小提琴递给我。我现在唯一需要解决的事情是，如何消磨这以后的凄凉冷清的秋夜。”
有天早上我在窗前俯瞰街景，我说：“福尔摩斯，你看，有个疯子朝这边走过来了。他家里人竟然让他一个人跑出来，实在可怜。”
我的朋友懒洋洋地从扶手椅里站了起来，双手插在睡衣口袋里，从我背后往外面看了一眼。这是二月里的一个晴朗的早晨。头天下的那场雪还厚厚地积在马路上，太阳照在上面，发出耀眼的光。贝克街中心的雪被往来车辆碾成一道灰褐色的车辙，但人行道两旁那堆得高高的雪却仍然像初下时那样白，人行道虽然清扫过了，但还是挺滑的，所以行人比平常稀少了很多。从大都会车站方向向这边走过来的，除了这位孤零零的先生外，别无他人了。这位先生的异常举动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大概五十上下，身材高大魁梧，脸庞厚实，仪表堂堂，气宇非凡。他身穿一件时髦华贵的黑色大礼服，头戴一顶发亮的帽子，脚蹬一双十分雅致的有绑腿的棕色高统靴，珠灰色的裤子做工考究。然而，他的举止与他端庄的衣着和仪表相比，却显得非常滑稽可笑。因为他正一个劲地跑着，时不时跳一跳，好像这样能减轻他双腿的劳累一样。他一边跑，一边挥舞双手，脑袋还晃来晃去，这使他的脸扭得很难看。
“他究竟怎么了？”我禁不住问道，“他在查看街上的门牌号码吗？”
“我想他是上我们这里来的。”福尔摩斯搓着手说。
“上这里来？”
“是的，我想他是登门求教的，我看出来了。哈！他来了！”说话间，那个人已经跑到我们公寓的门口了，他急忙把门铃拉得响个不停。
过了一会儿后，他进了我们的房间，一边气喘吁吁，一边做着手势，眼睛里满是忧伤。看到他这副情形，我们笑不出来了，我们感到震惊和同情。他半天说不出话，一个劲地发抖、揪头发，十足的疯子模样。突然，他跳起来想用脑袋撞墙，吓得我俩赶紧把他拦住，把他拉到房子中间。福尔摩斯把他按坐在安乐椅上，自己也在一旁坐着陪他，轻轻地拍着他的手，并很有经验地用他那令人宽慰的语调和客人聊了起来。
“你来是想告诉我一些事情吧？”他说，“你急急忙忙地跑累了，先歇会儿，等你缓过气来，再把你的事情告诉我，我会很高兴地帮你解决的。”
那人坐了一两分钟，胸部剧烈地起伏着，他努力想把情绪稳定下来，稍后，他拿手帕擦了擦前额，抿了抿嘴，转向我们。
他说：“你们一定以为我发疯了吧？”
“我想你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唉，这麻烦——太突然，太可怕了，足以使我发疯。尽管我向来品行端正，但我可能会蒙受耻辱。每个人都有烦恼，这是上天注定的，但是这两桩事如此可怕地降临到我头上，把我弄得六神无主。这事情不仅和我个人有关，如果得不到解决，恐怕还会连累到这个国家的一些大人物。”
“先生，请镇静一下，”福尔摩斯说，“请告诉我你是谁，到底出了什么事。”
“你们也许听过我的名字，”我们的客人回答说，“我是针线街霍尔德——史蒂文森银行的亚历山大·霍尔德。”
这个名字我们的确听过，他是伦敦城里第二大私人银行的主要合伙人。究竟是什么事情让这位有头有脸的人落到如此可怜的地步呢？我们满怀好奇地等他把精神振作起来好讲述他的事情。
“我觉得事情很急，”他说，“所以当警官建议我来找你时，我就赶紧跑来了。我先坐了段火车，然后跑步到贝克街的，马车在雪地上跑得太慢了。我平常很少锻炼，所以刚才喘不过气来。现在我好多了，我尽量把事情简单明了地讲给你们听。
“当然，你们都清楚，一家有成就的银行必须善于为资金找到有利的投资之处，同时也要靠增加业务联系和储户的数目。我们投放资金最获利的方法之一是在绝对可靠的担保下，把钱贷出去。这些年我们做了不少这种交易，许多名门贵族用珍藏的名画、图书或金银餐具做抵押向我们借贷了大笔款项。
“昨天上午，我还坐在银行办公室里，我的职员递给我一张名片。我一看，吓了一跳，这人不是别人，他的名字——我只能告诉你们——是英国最崇高、最尊贵的名字。我对他的到来感到受宠若惊，正想感谢他的大驾光临，可他开门见山地谈起正事来了，像是急着要完成一桩令人很不愉快的任务似的。
“‘霍尔德先生，’他说，‘听说你们有贷款业务。’
“‘只要抵押品值钱，我们就办理这种业务。’我回答说。
“‘我马上需要五万英镑，’他说，‘当然，我能够从我朋友那借到十倍于这数目的钱，但我情愿把它当作一桩交易，而且亲自来处理。你也知道，以我的身份，随便接受别人的恩惠是很不明智的。’
“‘我能否问一下，您需要这笔款项多长时间？’我问。
“‘下周一我能收回一大笔款项，那时我就能还清这笔贷款了，利息你说了算，对我来说，最紧要的就是马上把这笔钱拿到手。’
“‘我本该很荣幸地用我自己的钱借给您，’我说，‘如果不是因为我拿不出的话。所以，我只能以银行的名义做这笔交易，为公平起见，即使是对您，我也不得不斗胆坚持，应当要有业务上要求的担保手续。’
“‘我正希望这样。’他说着，把他椅子旁边的一个黑色四方形摩洛哥盒端了起来，‘你肯定听说过绿玉皇冠吧？’
“‘这是我们帝国最贵重的珍品之一。’我说。
“‘说得对！’他打开盒子，他说的那件华贵的稀世珍宝垫在柔软的肉色天鹅绒上面。‘这儿有三十九块大绿宝玉，光上面的金质镂花就难以估价。这顶皇冠的最低估价也是我要借的这笔钱的两倍，我打算把它放在你这儿做抵押。’
“我捧过这贵重的皮盒，茫然不知所措地看了看皇冠，又看了看这位高贵的借贷人。
“‘你怀疑它的价值吗？’他问。
“‘完全不是。我只是觉得……’
“‘觉得放在这儿不恰当吗？你放心好了，要不是我有绝对的把握能在四天内赎回它的话，我才不会这么做呢。这纯粹是一种形式而已。这做抵押够吗？’
“‘足够了。’
“‘霍尔德先生，你要知道，根据我对你的了解，我这么做是因为对你的信任。我希望不要由此引发什么流言蜚语，希望你尽可能采取一切措施好好保藏它。如果它有任何损坏，不用说，肯定是一起万众瞩目的大丑闻。所以，对它的任何损坏，后果都和把它丢失了一样严重。这些绿玉，举世无双，没有其他宝石可以替代。可我还是非常信任地把它留在你这里，周一早上我将亲自来取。’
“我一看客人急着要走，就没多说什么，马上叫来了出纳，让他点给客人五十张面值一千英镑的钞票。当我再次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时，想起对面前桌子上的这只贵重盒子的重大责任不由忐忑不安起来。它是国宝，万一有所闪失，肯定会引来令人可怕的后果。我为我当时同意负责保管它而后悔起来。然而，事已如此，我只好把它锁进我的私人保险柜里，然后继续工作。
“到傍晚，我觉得这么贵重的东西放在办公室未免太不谨慎了。此前，银行的保险柜都被人撬过，怎见得我的保险柜就不会被撬？万一这样，那太可怕了。因此，我决定此后几天要随身带着它，寸步不离。这样一想，我就叫了辆马车，带着皮盒回到了斯特里特哈姆街的家中。我把它拿上楼，锁在我卧室的大衣柜里，这才松了口气。
“现在我把家里的情况介绍一下，福尔摩斯先生，我希望你对所有情况都有所了解。我的马夫和男仆都不住我家，这两个可以撇下不谈。我有三个跟随我多年的女佣，都是绝对可靠而不用多疑的。不过，还有个叫露茜·帕尔的侍女，是个打杂的，虽然才来几个月，但她的优良品行让我很满意。她非常漂亮，常惹来一些爱慕者在房子周围转悠，这是她唯一的不足，但我们还是相信，她是个十足的好姑娘。”
“仆人方面的情况就这样，我自己家里人不多，很快可以讲完。我是个鳏夫，只有一个名叫阿瑟的独生子。他让我很失望，福尔摩斯先生，他真叫人伤心！这都怪我自己。别人都说是我宠坏了他，可能也是的。我亲爱的妻子去世后，他就是我唯一所爱的人了，我甚至看见他稍有不高兴都受不了。我对他从来是有求必应的，如果我以前对他严一些，也许对我俩都有好处，但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他。
“很自然，我希望他将来能继承我的事业，可他不是那块料，他任性、放荡！老实说，我从不让他经手大的款项。他年纪轻轻，就早已是一家贵族俱乐部的会员，因为他风流潇洒，很快就成了一帮挥霍成性的富家子弟的死党。他又赌牌，又赌马，时不时向我要钱去还赌债。他也曾想和那帮狐朋狗友断绝关系，但在他的朋友乔治·伯恩韦尔爵士的影响下，他又一次次地被拉了回去。
“也难怪乔治·伯恩韦尔爵士这样的人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阿瑟常把他带回家，我觉得我都被他的翩翩风度折服了。他年纪比阿瑟大，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他见多识广，能说会道，而且相貌出众。然而，当我撇开他的仪容不看，冷静地审视他的为人时，他那冷嘲热讽的谈吐，他看人的眼神，都让我觉察出他是个完全不可靠的人。不仅我这么看，我的小玛丽，凭着一种女性特有的对人的直觉，也是这么看的。
“说到这里，就只剩玛丽的情况没说了。她是我侄女，五年前我兄弟去世后，我把她收养了过来，并把她当亲生女儿看待。她是我家里的阳光——温柔、可爱、美丽，很会持家，同时又具有女性应有的那种文静、温顺的品质。她是我的左右手，没有她，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只有一件事违背了我的意愿。我儿子深深地爱着她，向她求了两次婚，都被她拒绝了。我想，如果说有人能把我儿子引到正路上来的话，那就非她莫属了。我相信婚姻能改变他的一切。但现在，天哪！太晚了，永远都挽回不了了。
“福尔摩斯先生，现在你对我家里有些什么人都了解了吧，下面我接着讲这桩不幸的事情。
“那天晚上吃过晚饭，我们在客厅里喝咖啡时，我把这件事讲给阿瑟和玛丽听，并且告诉他们那件贵重的宝物就藏在家里，不过我没提到借贷人的名字。我能肯定露茜·帕尔把咖啡端来后就离开了房间，但她是否带上房门了，我就不敢肯定了。玛丽和阿瑟听了都很好奇，很想看看，但我想还是别动它的好。
“‘你把它放哪儿了？’阿瑟问道。
“‘放在我的衣柜里。’
“‘唔，但愿晚上别被偷走才好。’他说。
“‘柜子锁起来了。’我回答说。
“‘哦，那个柜子随便什么钥匙都能打开。我小时候就用厨房餐柜的钥匙打开过。’
“他说话经常这么随便，所以我就没拿它当回事。可那天晚上，他一脸沮丧地跟着我到了房间里。
“‘爸，’他垂着头！‘你给我二百英镑行吗？’
“‘不，绝不给！’我严厉地说，‘在钱上面我过去对你太慷慨了！’
“‘你一向都是很好的，’他说‘我非得有二百英镑不可，否则，我再也没脸到俱乐部去了！’
“‘那更好！’我嚷道。
“‘好是好。但你不会让我就这么离开吧，’他说，‘我可丢不起这脸。我必须设法筹到这笔钱。如果你不给我的话，我就去想别的办法。’
“我当时气坏了，因为这是他这个月里第三次向我要钱了，‘你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个子！’我发火了。他没再多说一句话，鞠了一躬后就走了。
“等他一走，我打开大衣柜，查看那宝物是否安然无事，然后我又锁上了。接着我在房子里四处查看，看是否一切安全，有差错没有。平时，我总是把这个任务交给玛丽的，但那晚，我觉得亲自查才放心。我下楼梯，玛丽正一个人在大厅的边窗旁。我走近她时，她关上了边窗并把插销也给插上了。
“‘爸爸，’她有些不安地说，‘是你允许侍女露茜今晚出去的吗？’
“‘我没有。’
“‘她刚从后门进来。我想，她刚才去会什么人去了，这样子很不安全，我们该制止她。’
“‘你明早就给她说说吧，如果你希望我去说的话，那我就对她说好了。你肯定各处的门窗都关好了吗？’
“‘都关好了，爸爸。’
“‘那么，晚安。’在得到她的肯定回答后，我亲了她一下便上楼到卧室里去了，不久便睡着了。
“我尽可能把所有和这案子可能有关的事情都告诉你，如果哪点没讲清楚，你尽管提出来。”
“不，你讲得很清楚。”
“现在我要说到最重要的那段情节了。我不是睡得很死的人，何况心里有所牵挂，所以睡得更不踏实。大概凌晨两点，我被屋里的什么声音吵醒了。可我还没完全清醒，这声音就没有了，但它让我感觉好像什么地方有一扇窗户轻轻地给关上了。我侧起身全神贯注地听着，忽然间，我惊恐地听见了隔壁房间里有轻轻走动的脚步声。我害怕极了，悄悄下了床，走到卧室的门角处向外张望。
“‘阿瑟！’我尖叫起来，‘你这流氓，贼！你竟然敢碰这皇冠？！’
“我放在那里的煤气灯还亮着，我那个愁眉苦脸的孩子只穿着衬衫和裤子，他的脸色死人般苍白。我把皇冠抢到手一看，发现一个金质边处少了三颗绿玉。
“‘你这坏蛋！’我气得发疯似的喊了起来，‘你把它弄坏了！你让我一辈子都丢脸！你偷走的那几块宝石到哪儿去了？’
“‘偷？！’他叫了起来。
“‘是的，你这个小偷！’我吼叫着，使劲抓住他的肩膀。
“‘没丢什么，不可能丢什么的。’他说。
“‘这里有三块绿玉不见了，你肯定知道它们到哪里去了。你不但要当贼，还要当骗子吗？难道我没看见你正试图把另一块绿玉扳下来吗？’
“‘你骂够了吧，’他说，‘我再也受不了了。既然你这么侮辱我，这事我不会跟你说一个字的。天一亮我就会离开你的屋子自谋生路。’
“‘你只能到警局去！’我气急败坏地吼道，‘这件事我要追查到底！’
“‘你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任何情况。’他一反常态非常激动地说，‘你要叫警察，就叫警察来好了！’
“这时候，因为我们的大声嚷嚷，所有人都吵醒了。玛丽第一个冲了进来，一见那顶皇冠和阿瑟的脸色，她就明白一切了，只听她一声尖叫，就昏倒在地。我立刻让女佣把警察叫来了，请他们马上进行调查。当一位警官领着一位警士进屋的时候，阿瑟两臂交叉在胸前，悻悻地站着，问我是不是要告他偷窃。我说损坏的皇冠是国家的财产，并不是私事，我不得不一切按法律行事。
“‘至少，’他说，‘你不会让人马上带走我吧。我要是能离开这五分钟，对你我都有好处。’
“‘这样，你就可以逃之夭夭或者把赃物藏起来了。’我说。这时我意识到我可怕的处境，我恳求阿瑟记住，不但我，而且还有位比我高贵得多的人的荣誉都受到了威胁，很有可能导致一场轰动全国的丑闻。只要他把三颗绿玉交出来，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你好好想想吧，’我说，‘你是被当场抓住的，拒不认罪将会罪加一等。只有你把隐藏绿玉的地方告诉我们，才能得到宽恕。’
“‘把你的宽恕留给那些恳求宽恕的人去吧。’他轻蔑地笑着回答，然后转身离开了。我见他如此顽固，只好把警察叫进来将他看住，立即作全面搜查，他的身上，他的卧室，以及每个有可能藏匿宝石的地方都搜查到了，但一无所获。不管我们如何劝诱和恐吓，但这气人的孩子还是一句话也不肯说。今天早上他进牢房了，我在办完了警方要求我办的所有手续后，便急忙赶来求教于你了。警方公开承认他们目前一无所获。你办案要多少经费我都给。我已经悬赏一千英镑。天啊，我该怎么办啊？一夜之间，我的信誉，我的宝石，我的儿子全没了。老天，这是怎么啦？”
他双手抱着脑袋，全身晃来晃去，自言自语地嘟哝着，像个有苦说不出的小孩子。
福尔摩斯静坐了几分钟，紧皱眉头，双眼盯着炉火。
“你平时客人多吗？”他问。
“不外乎我的合伙人和他的家属，偶尔还有阿瑟的朋友。乔治·伯恩韦尔最近来过几次。其他没别的什么人了。”
“你常参加外面的社交活动吗？”
“阿瑟常去。玛丽和我待在家里，我俩都不喜欢社交。”
“这对一个年轻姑娘来说，是很不寻常的啊！”
“她生性文静。另外，她已经不是很年轻了，有二十四岁了。”
“这事，照你所说，她好像很震惊。”
“非常震惊！可能比我都震惊。”
“你俩都肯定你儿子有罪吗？”
“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我亲眼看见他手里拿着皇冠。”
“我不认为这是很充分的证据。皇冠的其他部分损坏没有？”
“嗯，它被扭歪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只不过是想把它弄直？”
“上帝保佑你！谢谢你为他辩护，但这用不着。他究竟干了些什么？如果他是清白无辜的，那他为什么不解释？”
“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他有罪的话，他为什么不编个谎言？他的保持沉默，我认为有两种解释，这案子有好几个奇怪的地方。对于把你从睡梦中惊醒的声音，警察有什么看法？”
“他们认为这可能是阿瑟关他卧室房门的声音。”
“说得倒像呢！好像一个作案的人存心大声关门，非把全家吵醒不可似的。好吧，那他们对宝石的失踪是怎么说的？”
“他们现在还在敲打地板，搜查家具，希望能把它们找到。”
“他们有没有想过到房子外面看看？”
“看过了，他们劲头十足，整个花园都仔细检查过了。”
“说到这里，我亲爱的先生，”福尔摩斯说，“这不是很明显地告诉了你，这件事比你或警察所认为的要复杂得多吗？在你们眼中，这只是一桩很简单的案件，但我认为它非常复杂。想想你们的分析都是些什么吧。你猜想你儿子从床上下来，冒着很大的风险走进你的卧室，打开衣柜，取出那顶皇冠，用尽力气从上面扳下来三颗宝石，再到另外的地方，把它们用任何人都无法发觉的方法藏了起来，然后又带着其余的三十六颗回到房间，尽管可能会被别人发现。现在我问你，这个分析能立住脚吗？”
“可是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这位银行家做出一个失望的姿势嚷道，“如果不是这样，他为什么不解释解释呢？”
“把事情弄清楚，正是我们要做的工作，”福尔摩斯回答说，“所以如果你愿意，霍尔德先生，我们现在就动身到你斯特里特哈姆街的家去，用一小时的时间更仔细地察看一遍。”
福尔摩斯坚持让我陪他们一同去调查，而我正好也希望一同去，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件事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和同情心。我得承认，对银行家的儿子是不是小偷这点，我当时和这位不幸的父亲看法一致，都觉得这是明摆着的；但我仍然对福尔摩斯的判断很有信心，因为我觉得既然他对大家都接受了的解释不满意，那么一定有什么让他认为这事还有希望。在去南郊的路上，他一言不发地坐着，下巴贴到了胸口上，拉下来的帽子遮住了眼睛，他沉浸于深深的思考中。我们的委托人，由于有了一线希望，他恢复了信心和精神，甚至毫无条理地和我聊起了他业务上的一些事情。搭了一段火车，再步行了没多远，我们就到了这位大银行家的豪华的费尔班寓所。
费尔班是一座用白石砌成的相当大的房子，离马路有点儿远。一条双行的车道沿着一块积雪的草坪直通到两扇紧闭的大铁门前面。右边的一小丛灌木中有条狭窄的小径，这条小径不在庭院里，它是一条并不常用的公共马路。福尔摩斯让我们在门口等着，他自己慢慢地绕房走了一周，从屋前小贩们走的那条小道，绕到花园后面通往马厩的小道。他来回走了好长一段时间，霍尔德先生和我索性进了屋，在餐厅的壁炉边等他。我们默坐着的时候，房门开了，走进来一位年轻的女士。她身高中等偏上，身材苗条，漆黑的头发和眼睛在她非常苍白的皮肤的衬托下更加地黑。我好久没见过脸色苍白成这样的女性了。她的嘴唇也毫无血色，眼睛却因哭泣而红肿。她静悄悄地走进来，似乎经受的痛苦比银行家更大，她不顾我在场，径直走到她叔父跟前，用女性特有的柔情之手抚摸着他的头。
“你已经命令将阿瑟释放了吗，爸爸？”她问。
“没有，没有，我的孩子，这件事必须追查到底。”
“但我相信他是无辜的。你了解女人们的本能是怎么回事。我知道他没做错什么，这样过分地对待他，你会后悔的。”
“哼，如果他真的无辜，他为什么不解释？”
“谁知道呢？也许他因为你怀疑他而感到恼火。”
“我怎么能不怀疑他呢？当时我确实看见他手里拿着那顶皇冠。”
“哎，他只不过是拿起来看看而已。哦，相信我吧！他是无罪的。这件事就这样算了吧，别再提了。想到我们亲爱的阿瑟将要坐牢，真可怕啊！”
“我不找到绿玉就绝不罢休——绝不，玛丽，你对阿瑟的感情使你看不到它给我带来的严重后果。我绝不能就此了事，我从伦敦请了一位先生来更深入地调查此事。”
“就是这位先生？”她转身看着我问道。
“不，这是他朋友。他要我们让他一个人走走，他现在正在马厩那条小道上。”
“马厩那条小道？”她的黑眉毛向上一扬，“他指望在那里能找到什么？哦，我想，这就是他吧。我相信，先生，你一定能证明我堂兄阿瑟是无辜的。”
“我的看法和你完全一致，而且，我相信，你能帮我们证明这一点，”福尔摩斯一边答话，一边踩在擦鞋垫上蹭掉鞋底下的雪，“我为能和玛丽·霍尔德小姐谈话而感到荣幸，我能否问你一两个问题？”
“问吧，先生，只要有助于澄清这件可怕的事，问什么都行。”
“昨天夜里你没听见什么吗？”
“我是听到叔父的大声说话才下来的，此前没听到什么。”
“你昨晚把门窗都关上了，可你有没有把它们都闩上呢？”
“都闩上了。”
“今天早上这些窗户还都闩着？”
“是的。”
“你的女仆，她有个情人吧？我知道你昨晚曾跟你叔叔说过她出去约会了来着。”
“是的，就是那个在客厅里侍候着的女仆，她也许听到了叔叔关于皇冠的谈话。”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她可能把这件事告诉了她的情人，而且他俩有可能密谋偷这顶皇冠。”
“可这些空洞的推理毫无用处，”银行家不耐烦地嚷了起来，“我不是对你讲过我当时亲眼看见皇冠在阿瑟手上吗？”
“别争，霍尔德先生。我们必须追问这件事。霍尔德小姐，我想你是亲眼见她从厨房门附近回来的，是吗？”
“是的，我去看那扇门闩好没有时，我碰见她偷偷溜了进来。我也看见那个男人站在暗处。”
“你认识他吗？”
“噢！认识，他是给我们送菜的菜贩子，叫弗郎西斯·普罗斯珀。”
“他站在，”福尔摩斯说，“门的左侧——也就是，远离此门的路上？”
“是的，是这样。”
“他还是一个有木头假腿的人？”
这位年轻小姐表情丰富的黑眼珠突然有了些害怕的神色。“怎么？你真神啊，”她说，“你怎么知道这个？”她说话时面带笑容，但福尔摩斯瘦削而精神十足的脸上没有迎合对方的笑容。
“我很想现在就上楼去，”福尔摩斯说，“我很可能还得到房子外面再走一圈，不过我在上楼前最好再看看楼下的窗户。”
他很快地走过了一扇扇窗户，只是在那扇可以从大厅望到马厩小道的大窗户前停了一会儿。他打开这扇窗户，“我们现在可以上楼了。”
这位银行家的卧室是一间布置简单的小房间，地上铺着块灰色地毯，立着一个大衣柜和一面长镜子。福尔摩斯径直走到大衣柜跟前，紧盯着柜上的锁。
“是用哪把钥匙打开的？”他问道。
“就是我儿子说的——那把餐柜的钥匙。”
“它在哪儿？”
“放在梳妆台上的那把就是。”
福尔摩斯把它拿过来打开大衣柜。
“这是一把无声锁，”他说，“难怪它没吵醒你。这一定是装皇冠的盒子了，我们得看一看。”他打开盒子，将皇冠取出来放在桌上。这是一件华美的珠宝工艺品，那三十六块绿玉是我从未见过的最精美的玉石。皇冠的一边有一道裂口，角上的三块绿玉被扳掉了。
“现在，霍尔德先生，”福尔摩斯说，“这个边角和那不幸丢失绿玉的边角是对称的，我想请你试试看能不能把它掰开。”
那银行家紧张地后退了一步。他说：“我碰都不敢去碰。”
“那我来试试。”福尔摩斯猛然用足力气去掰它，但它纹丝不动。“我感觉它有点儿松动，”他说，“但是，不管我的手多么有劲，要掰动它也很难。一个普通人是掰不开它的。好了，霍尔德先生，即使我真的把它掰开了，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呢？那就会发出枪响一样的声音。你能说，这一切发生在仅离你的床只有几码远的地方，而你却没听到一点儿声音吗？
“但是事情肯定会越来越清楚的。霍尔德小姐，你是怎么想的？”
“我承认我和我叔叔一样迷惑不解。”
“当你看到你儿子时，他没有穿鞋或拖鞋，是吗？”
“除了裤子和衬衫，他什么也没穿。”
“谢谢你。我们确实从这个事件中受益匪浅，实在太幸运了。要是我们还不能把这事给弄清楚，那就完全是我们的失职了。霍尔德先生，请允许我再到外面去调查一下。”
他要求只让他一个人去，他解释说，人去多了会留下一些不必要的脚印，这会给他的工作带来很多困难。他出去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回来的时候他一脚的积雪，他的脸上依然是神秘莫测的样子。
“我想这里该看的我都看过了，霍尔德先生，”他说，“我想现在要为你做的，就是回到我的寓所去。”
“但是那些绿玉，福尔摩斯先生，它们在哪里？”
“我说不准。”
“那我永远见不到它们了！”这位银行家搓着双手大声说，“还有我儿子呢？你不是给了我希望吗？”
“我的意见丝毫未变。”
“那么，上帝啊，昨天晚上我房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果你明天上午九点或七点到贝克街找我，我会很高兴地尽量把它讲得更清楚些。我希望你能全权托我办你这件事，只要能把那些绿玉找回，你别限制我的花费。”
“为了找它们，我愿意把我的全部财产拿出来。”
“很好，我会在明天上午之前把这事给了结了。很可能我在傍晚前还得再来这里一趟。再见。”
我清楚地知道我的朋友现在已经胸有成竹了，至于他究竟有些什么结论，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回家的途中，我有几次想从他嘴里探出点什么，但他老把话题引开，最后，我只好作罢。我们回到贝克街时，还不到下午三点。他急忙跑进他的卧室，几分钟后，他便扮成一个流浪汉出来了。他的衣领上翻着，磨得发亮的破外衣下系着红领带，脚蹬破旧的皮靴，俨然一个典型的流浪汉。
“我打扮得还像吧？”他边说边对着壁炉上的镜子看了看，“我真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去，华生，但恐怕不行。这个案子的线索我可能找对了，也可能是捕风捉影，但到底是哪种可能，很快就会明白的。我希望几小时后就会回来。”他从餐柜里放着的大块牛肉上割下一块，夹在两片面包里，然后把它们塞进口袋里就走了。
我刚喝完茶，就见他手里提着边上有松紧带的一只旧靴子很高兴地回来了。他把那只旧靴子往角落里一扔，便去倒茶喝。
“我路过这里就顺便进来看一下，”他说，“我得马上走。”
“到哪儿去？”
“噢，去西区那边。我可能得很长时间才能回来，如果我回来得太晚，你就别等了。”
“事情进展怎样？”
“嗯，还行，一切顺利。我离开你后又去了一趟斯特里特哈姆，不过没进屋。那个小疑点很有意思，我绝不能轻易把它放过。我不能再坐在这里闲聊了，我得把这套下等人的服装脱下来，重新穿上我自己原来那套。”
我从他的一举一动可以看出，他有比在他话里面所暗示的更令人满意的理由。他两眼发亮，甚至菜色的脸上泛出了红晕。他匆匆地上了楼，几分钟后，大厅的门砰地一响，他又出去追捕了。
我一直等到半夜，他还没回来，我就回房间休息了。他接连几天几夜追踪一个线索是常有的事，因而我对他的迟迟不归并不奇怪。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但当我早晨下楼吃早餐时，他已经坐在那里了。只见他一手端着咖啡，一手拿着份报纸，精神很好地看着。
“对不起，华生，我没等你就先吃了，”他说，“你应该记得我们的委托人今天上午和我们的约会吧？”
“怎么，现在过九点钟了？”我回答说，“我听到门铃响了，一定是他。”
果然，来的正是我们这位银行家朋友。他身上发生的变化，让我非常震惊，因为他那天生的宽阔结实的脸庞，现在消瘦得凹了下去，他的头发也比昨天更灰白了。他非常萎靡不振地走了进来，和前一天早上那种狂暴的样子相比，他更加痛苦了，他沉重地跌坐在我推给他的扶手椅上。
“我不知道我到底做了什么缺德事，上帝要这么惩罚我，”他说，“两天前我还是个幸福和富裕的人，无忧无虑地活在这世界上，现在我竟落到了下半辈子要孤独地、不光彩地度过的地步。真是祸不单行啊，我的侄女玛丽离我而去了。”
“离你而去？”
“是的。今天一早我发现她的床一夜没人睡过，她的房间也是人去楼空，大厅桌子上放着一张留给我的便条。我昨晚曾经忧伤但并不气愤地对她说，要是她和我儿子结了婚，我儿子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也许这样说有欠妥当。她的便条里也提到了这点。”便条的内容如下：
我最亲爱的叔叔：
我感到我已经给你带来了烦恼，如果我采取了另外一种行动，这件可怕的不幸事情也许永远都不会发生。我这样一想，就不好意思再住在这儿了。我觉得我应该永远离开你。不要为我的前途担心，我有栖身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千万别找我，这不仅是徒劳的，而且会帮我的倒忙。不管我生还是死，我永远是你亲爱的侄女。
玛丽
“她这张便条是什么意思，福尔摩斯先生？你认为她暗示想要自杀吗？”
“不，不，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也许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我相信，霍尔德先生，你的烦恼事马上就要结束了。”
“哈！你肯定是这样？你打听到了什么，福尔摩斯先生，你打听到什么消息了吗？那些绿玉在哪儿？”
“你不会觉得一千英镑一块绿玉的价钱太大了吧？”
“我愿意出一万英镑。”
“不用这么多，有三千英镑就差不多了。不过，还要一笔小小的酬金。你带支票簿没有？给你这支笔，开一张四千英镑的支票吧。”
这位银行家木头人般如数开了支票。福尔摩斯走到他的写字台前，取出一个小小的三角形金纸包，里头包着三块绿玉。
我们的委托人发出一声喜悦的尖叫，一把将它们抢到手里。
“你弄到手了！”他急促地说，“我有救了！我有救了！”
他非常喜悦地将失而复得的绿玉紧紧抱在胸前。
“你另外还欠了一笔债，霍尔德先生。”福尔摩斯相当严肃地说。
“欠债？”他拿起笔，“欠多少，我这就还。”
“不，不是钱。你应该给那个高尚的小伙子——你儿子——、好好道歉，他把这件事揽到自己身上了，我要有这么一个儿子，我会觉得很骄傲的。”
“那么不是阿瑟拿走的？”
“我昨天就跟你说过，现在我再重复一遍，不是他。”
“你敢肯定？！那我们马上到他那里去吧，告诉他已经真相大白了。”
“他已经知道了。我弄清楚全部经过后找过他，他不愿意说实话，我替他说了，他听后不得不承认我是对的，并且给我还不清楚的几个细节做了补充。”
“我的上帝！那么，赶快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我会告诉你的，而且我还会告诉你我为弄清事情底细所采取的步骤。让我从头讲起，首先，这话我很难说出口，你也不会相信：那就是乔治·伯恩韦尔爵士和你的侄女玛丽勾搭上了。他俩现在一块逃走了。”
“我的玛丽？不可能！”
“非常不幸，这是肯定的事实。当你们把他带到你家里时，无论是你或是你儿子，都不很了解他的真实品性。他是英国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一个潦倒的赌徒，一个穷凶极恶的流氓，一个没心没肝的人。你的侄女对这种人一无所知。当他对她信誓旦旦地像他以前对无数别的女人所做的那样，她自鸣得意，认为只有她一个人打动了他。这个恶魔深知如何用花言巧语去利用她，并且几乎每晚都和她幽会。”
“不，不可能有这种事！”银行家脸色灰白地叫嚷着。
“那好，现在我来告诉你前晚你家里发生的一切吧。你侄女，当肯定你已经回房休息后，就悄悄溜下来在那扇朝向马厩小道的窗口和她的情人说话。因为他站了很久，所以他的脚印印透了地上的雪。她和他谈到那顶皇冠。这消息引起了他对金子的邪恶贪欲，他迫使你侄女服从他。我不怀疑她是爱你的，但是有这么一种女人，她们对情人的爱会淹没对所有其他人的爱，我想，她就是这么一个女人。他还没有说完自己的计划，她就见你下楼了，于是急忙关上窗户，并告诉你那女仆和她装木头假腿的情人的越轨行为，这确有其事。
“你儿子阿瑟和你交谈后，就上床去睡觉了，不过他因为欠俱乐部的债而心神不宁，难以入睡。半夜时分，他听见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从他房门走过，因此他起床向外探视，吃惊地看到他堂妹蹑手蹑脚地走过过道，直到闪进你的卧室。这孩子惊得目瞪口呆，急忙随便披了件衣服站在暗处要看个究竟。这时，他堂妹又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你儿子借着过道里的灯光看见她拿着那顶珍贵的皇冠走下楼梯，他感到非常恐慌，跑过去躲在你门口的帘子后面，从那儿他可以看到下面大厅里发生的一切。他看见堂妹偷偷打开窗户，把皇冠从窗户里递出去交给暗处的什么人，然后重新关上窗户，从他面前——他躲在帘子后面——走过，匆匆回到她房里去了。
“只要她还在场，他就不会采取什么行动，以免暴露他心爱的女人的可耻行径。但她走开后，他马上意识到这事会给你带来多大的不幸，所以他想挽救过来。他鞋都没穿，披着衣服就急奔下楼，打开窗户，跳到外面的雪地里，沿着小道追去，在月光下他看见了一个黑影。乔治·伯恩韦尔爵士正企图逃跑，但被阿瑟抓住了，两人争夺起来，你儿子抓着皇冠的一端，而他的对手抓住了另外一端。扭打间，你儿子揍了爵士一拳，打伤了他的眼睛。这时有什么东西拉断了，你儿子发现皇冠到了自己手上，便急忙跑回来，关好窗户，进了你的卧室，正在察看那扭坏了的皇冠并试图把它弄正的时候，你出现了。”
“这是真的吗？”银行家抹了一把汗说。
“正当他以为你会感谢他的时候，你却对他破口大骂，这激起了他的怒火。当时他既不能说明实际情况，又不能出卖他认为应该手下留情的人。他隐藏了她的秘密，他认为他必须要有骑士风度。”
“这就是她一看到那顶皇冠就尖叫着昏过去的原因。”霍尔德先生大声嚷道，“噢！上帝！我真瞎了眼！是的，他要求我让他出去五分钟！我亲爱的孩子是想到打斗现场去寻找那失落的绿玉。我是多么残暴无理地冤枉了他！”
“当我走进你屋子的时候，”福尔摩斯接着说，“我立即到四周仔细地察看了一番，看雪地里有什么有助于我调查的痕迹没有。我知道从前天晚上到现在没有再下过雪，并且恰好有层霜保护着脚印。我经过小贩所走的那条小路，看到脚印被践踏得无法辨别了。不过，在离厨房门稍远的地方，我发现有某个女人站在那里同某个男人谈话时留下的痕迹，其中有个脚印是圆的，这说明此人有条木制的假腿。我甚至还能断定，有人惊动了他们，因为从雪上一脚深一脚浅的脚印可以看出，那女人是很慌乱地跑回到门口的。那个装假腿的人在那里待了会儿才走开。我那时猜想这可能是那女仆和她的情人，你告诉过我他们的事情。后来调查证明确实是的。我到花园里绕了一圈，除了杂乱的脚印外，没别的什么，我想这是警察留下的，但是到了通往马厩的小道时，我看见雪地上有一段很长很复杂的脚印。
“那里有两条穿靴子人的脚印，另外让我很高兴的是，还有两条，是一个打赤脚的人的脚印。根据你曾经告诉我的情况，我立刻断定后两条脚印是你儿子留下的。头两条脚印是走出来的，而后两条是跑出来的，而且他的某些脚印盖在皮靴的脚印上，显然他是后来追上去的。我跟着这些脚印走，发现它们通往大厅的窗户，那穿皮靴的人在这里等的时候将周围所有的雪都踩得融化了，随后我到了另外一边，从小道走下去一百多码的地方。此外，我看出那穿皮靴的人曾转身过，地上的雪被踩得纵横交错，一片狼藉，好像曾有人在这里搏斗过，最后我发现那里有几滴凝住的血，这说明我没弄错。这时，穿皮靴的人沿小道跑了，那里的一小摊血，说明受伤的是他。当我跟到另一头的大路上时，看见人行道已经清扫过，线索也就此中断。
“你可能还记得，进屋时，我曾用放大镜检查大厅的窗台和窗框，我发现有人从这里进出过。我立刻分辨出，这是一只湿脚跨进来时踩的。那时我对于这里发生过什么事就有了大致的了解。也就是说，一个人在窗外守候，另一个人把绿玉皇冠递出去，这情况被你儿子看见了。他去追那个贼，并和他打起来。他们都抓住了皇冠，一起使劲争夺，这才造成任何人都不能单独造成的那种损坏。他把皇冠夺了回来，但他的对手却夺去了另一小部分。我当时所能弄清的就是这些。当时的问题是，那人是谁？将皇冠拿给他的人又是谁？
“我记得有句古老的格言这么说道，当你把不可能的情况排除后，其他的，不管有多么难以相信，但必定都是真实的。我知道，你不会把皇冠拿给别人的，所以只有你的侄女和女仆们。但如果是女仆们干的事，你儿子怎么愿意自己背黑锅呢？这个推断站不住脚。而他爱他的堂妹，所以他才保守秘密，这样解释就很通了。因为这种秘密是件很不光彩的事，他就更要保密。我记得你说过曾看到她站在那窗户旁边，后来她一见皇冠便昏了过去，我的猜测就成了十分肯定的事实了。
“但是，谁是她的同谋呢？显然是她情人，只有情人在她心上可以超过她对你的爱和感恩之情。你深居简出，结交的朋友很有限，而乔治·伯恩韦尔爵士却是其中一个。我以前就知道他在妇女当中是臭名昭著的，穿皮靴夺绿玉的人肯定是他。尽管他知道阿瑟已经发现是他，他依然认为自己高枕无忧，因为你儿子只要吐露一个字，就能危及你的家庭。
“好啦，凭着你良好的辨别力，你一定能知道我采取的第二个步骤是什么。我装扮成流浪汉到了乔治爵士的住处，结识了他的贴身仆人，得知他的主人前晚划破了头。最后我花了六个先令买了一双他主人不穿了的旧鞋。我把鞋带到斯特里特哈姆一核对，它和那脚印完全相吻合，一丝不差。”
“昨晚，我在那条小道上看到过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霍尔德先生说。
“没错，那就是我。我觉得我已经查出了我要找的人，所以赶紧回家更换衣服。我要扮演一个微妙的角色，因为我知道必须避免起诉才不至于出现丑闻，而且我明白这个狡猾的恶棍也知道我们在这事上奈何不了他。我登门找他，一开始，他自然否认一切。但是，当我给他说过所发生的一个具体情况后，他从墙上拿下护身棒威吓我。然而，我知道我面对的是什么人，我在他举棒之前，掏出手枪对准了他的脑袋，这时他才有点理性。我告诉他我可以出钱买他手里的绿玉——一千英镑一块。他显出一种十分后悔的样子，‘哎哟，真倒霉！’他说他把那三块绿玉以六百英镑的价格卖出了。我答应不告他之后，他告诉了我收赃人的地址。我找到了那个人，多次讨价还价后，我以一千英镑一块的价格把绿玉赎回来了。接着我就去找你儿子，告诉他一切都办妥了。最后，我在劳累了一天后，两点钟左右上床睡觉了。”
“可以说这一天是将英国从一桩大丑闻中拯救出来的一天，”银行家说着站起身，“先生，我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但我不会辜负你所做的一切。你的本领实在是我前所未闻的。现在我必须赶快去见我亲爱的儿子，为冤枉了他向他道歉。至于可怜的玛丽的事，太让我伤心了。你的本领再大，恐怕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吧！”
“我想我很有把握，”福尔摩斯回答说，“乔治·伯恩韦尔爵士在哪她就在哪。同样，还可以肯定地说，不论她犯了什么罪，他们不久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