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十年五月中旬，来自两广市舶司的银子不断地运往京师，其中绝大部分都南星纯利用王浩忽悠过来的。
此时的王浩地忽悠已经不限于鲁老爷了，两广的老爷也忽悠的差不多了，南方的各位老爷也纷纷慷慨解囊，愿意帮助完成军马帝国的大业！
刘鍙看着源源不断送来的银子，长舒一口气：
“终于可以开始解决土地问题了！”
晚明的很多问题追本溯源其实就是土地问题，准确来说是农民问题，每个封建王朝能不能继续下去都是这个问题。
作为穿越者的刘鍙自然是不能学习后世搞集体农庄，毕竟生产关系太超过生产力了。
好在这个时代有不少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刘鍙可以学习借鉴一下。
针对这一问题，当时的人有七种方案。
第一种，是大明朝廷中一帮脑子被门挤过的人提出的：我们只要再多加派些钱粮，再加把劲，就能把流寇剿了。没有这些刁民带头，剩下的饥民就能乖乖饿死，等天灾过去问题就解决了。
刘鍙的脑袋没被门夹过，况且采取这种办法，只自己比崇祯还要先挂在树上。
实在是难以理解读圣人书就读出这么个结果？扯呢！
第二种，是一些比较有见识的明朝官僚提出的，他们主张清丈田亩，限制土地兼并，制定更合理的税收制度，赈济灾民，减轻小农的压力。这样把大明这条破船修补修补，再接着往前开。
这种是自古以来都有的改良派，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改良基本上已经没用了。
明朝的改良派，从他们个人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失败的确是个悲剧。
因为他们采用的办法，是历朝历代所有封建王朝缓和阶级矛盾的通用套路，是最安全，最保险的。
所有他们怎么也想不通，我循着千年以来所有青天大老爷们走过的道路，为国为民去努力，怎么就走不通呢？
答案很简单，一个人手上划个口子，你给他贴个创可贴就行了，现在一条胳膊都砍掉了，创可贴还有用吗？
当问题还不严重的时候，这些改良措施的确是很有益的，但是到了明末，土地兼并接近顶峰，统治集团彻底腐化，改良就只能越改越凉。
接下来的四位基本上都是农民运动的代表人，他们的土地政策合理，但是也不合理。
第三种，是李自成提出的方案：均田免粮。
以免粮治标，以均田治本。采用三年免征的政策，在这三年中，通过抢劫明朝的宗室、勋戚、宦官、士绅、胥吏、富商等群体来维持军需，让农民的压力得到缓解。
将土地重新分配，造就大量可以作为王朝基石的小自耕农。三年之后，新的土地制度站稳脚跟，也就可以恢复正常税收了。
这个方案看起来是相当合理的，刘鍙抄家专抄这些就是借鉴了李自成的思想。
李自成控制的区域，是陕西、河南、山西、直隶、山东五省及湖广、四川、南直隶的局部，在这些地方，他均田免粮的政策当然是对的。
这些地区在租税、饥荒、瘟疫、战争的打击下产生了大量的流民潮，土地抛荒，人口锐减，直隶、山东、晋北还遭到了清军的破坏。
此外，有大量的皇庄及藩王、勋贵、太监、高官、豪绅的庄田被闯军没收，这样的环境最适合大规模地重新分配土地，制造大量自耕农。
但是在人口相对较多的江南，这种办法就行不通了，这里的百姓也苦，也造反，但并未产生大规模的流民，大部分土地都是有人耕种的，即便是地主的土地，上面也有赖以为生的佃户。
在这样的环境下，均田是行不通的，所以，当地佃农、奴仆这种不反对地主土地所有制，只要求减轻剥削程度、废除人身压迫的斗争方法是符合实际的。
所以南方的起义军因地制宜，没有选择李自成的方法。
第四种，是孙可望提出的方案。以军队深入控制基层，将地主和佃农剥离开来，地主不管理土地，将佃农直接纳入官府的控制之下。少了地主这个中间商赚差价，农民和官府的收入都提高了。
在西营治下的云南，和明廷的其它地方有一些不一样，
这里最大的地主就是沐家，汉族人口少，士绅力量薄弱。
西营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占领了这里，有大量跟着张献忠出生入死多年的老兵和他们的家属作为中坚力量，因此才能将统治触手延伸到农村。
换成别的地方，孙可望不可能在一个县集中这样多的军队，也没有沐家的庄田可以接收，还要面对强大得多的士绅势力，这种办法是搞不成的。
第五种，是江南的佃农起义军提出的方案。在不改变原有的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加上种种有利于农民的限制。如减租减息，废除劳役和各种杂捐，统一度量衡。为了保证能够执行这种变革，需要增加农民的话语权，因此要配合永佃制，使得地主不能随意赶走佃户，佃户便有资格和地主讨价还价。
第六种，是陈永华，也就是陈近南提出的方案。福建人多地少，我们去台湾垦荒嘛。
说实话，看起来很合理，但是极其不合理。
至于过台湾，那就仅限于福建一地了，不具有普遍意义。而且台湾能容纳的福建人口也是有限的，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移民。
不过要是迁移大量的移民去澳大利亚的话，倒是非常有搞头的，但是问题是自从郑和七下西洋后，明廷还有没有那么强大的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能把他们运过去都是问题。
第七种，是清朝提出的方案。对明朝的土地所有权一概承认，被李自成分配的土地要归还“原主”。明朝的藩王庄田先是被李自成拿去均田了，后来李自成被打跑了，各地豪绅又渐渐将这些土地侵夺，清朝一概承认现状，承认地主和宗族对农民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