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从明宪宗时期开始，明确了人头军功制。顾名思义，就是打仗之后，数数砍了多少敌人人头，然后鉴定一下人头真伪根据一个人头多少来提拔或奖赏。
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明朝至少从明宣宗之后，皇帝和中枢大臣几乎完全不知兵，派出的太监不但不知兵还往往贪婪，以至于正常核定军功的方式，比如冲阵、先登之类根本没法核算了。一场仗下来，负责审核前线的太监作弊，说有一千个冲阵，一千个先登，皇帝和中枢又不知兵，怎么鉴定真伪？
基本上上没法鉴定真伪啊！
所以文官最后想出来的办法是，人头军功，你砍多少脑袋，总不好造假吧，至少造假难度比写个多少人冲阵难多了吧。所以以后奖赏和提拔，就数人头算。人头的校核由文官负责。
人头军功制属于大明中期之后，皇帝、中枢官员、太监全都不知兵，武将没有系统发言权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一种极其落后的军功制度。
但是这种方式有很严重的副作用，后果也很明显。
人头军功制的恶果，一般人肯定首先想到“老乡，借人头一用”，诸如此类的杀良冒功、抢战友人头之类的事。
这确实性质恶劣，但并不是最严重后果。
不过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最严重后果是，严重限制了军队战术的发挥。
作为一个士兵，你的前途和奖励就是看你回去拎几个人头，那你应该冲入敌阵开无双，还是应该等着残血收人头？
作为一个军官，上级要求你去打阻击，好让兄弟部队迂回，你干不干？你这边打的累死累活根本没法去对方阵地割人头，队友一旦成功后面袭击得手，拿走一大波人头。
所以人头军功制下，明军的战术就非常呆板，往往就是一个正面阻击，不干正合奇胜这种高级别战术，甚至哪怕敌人败退也不轻易追击敌人——你追击去了，队友都割人头了，你运气好了两手空空回去，运气差了对方直接把你反杀。
结果是什么？
这种人头军功下，因为战术呆板，一般既不会干迂回包抄这样的大手笔，也很难冲阵混战，所以很容易导致敌人是不太好攻进来，但伤亡也很小，能留下的人头就更少。
宪宗、孝宗时代的王越，是明代三个军功封爵的文官之一，军事能力非常优秀。率两万人去袭击毫无防备的蒙古军阀伊思马因，结果就斩首四百。王越是真的军事能力很强，之所以斩首寒酸，本质上就是这种军功情况下，再优秀的将领，你也没法逼下级军官和士兵做严重违背自己利益的事。
明孝宗时期一度希望收复河套地区，搞了搜套战争，结果斩首三级，几乎可以作为笑话了。
明朝后期与蒙古的小规模战争加剧，每年都有大量小规模战争，九边地区许多打了一辈子仗，被称作名将的人，如马芳、杜侗这些，一辈子累积斩首也就一两千个。
就连后期在宁夏、抗倭、辽东都做过总兵，三个打仗地方最多地都干过，被称作当世名将的麻贵，一辈子斩首数也就三千多。
人头军功制度下，大家对人头是很爱惜的，敌人真正死掉的人里面不可能让拖走很多。但另一方面，呆板的战术下，明军和蒙古军队的伤亡数往往都不大，看着上万人的会战，可能就是蒙古人弧形骑射几波，明军也不出击，在盾牌后放枪放箭。只有个别极好机会下，明军才可能出动骑兵抓几个落单蒙古人。
但必须注意，这种情况往往是大规模作战结果。小规模作战时候，明军是敢于出击的。
因为明军的主力成分——军户早早败落，打仗质量不行，所以将领往往采取家丁模式，朝廷也接受这种方式，就是高薪养上百到小几千的家丁，这些家丁因为本身高薪，所以不会执着于人头，带着这些人就可以打出一些积极战术。明军后期经常采取的深入蒙古捣巢战术，就是以家丁为主要构成的队伍去执行的。
一直到后金崛起前，绝大部分明军习惯的已经是这种战术。
当然，凡事都有例外。明代最大的例外就是戚继光和李成梁这俩后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戚继光是顺应时势而起，又有谭纶撑腰，张居正支持，所以获得了高薪募兵的权力，从而组建戚家军。戚家军一年基本工资十八两，还不算奖金。在这种工资基础上，加上戚继光的治军能力，军队纪律不同一般明军，战术可以彻底贯彻，而割人头的工作就可以专人完成，回头奖金统一按照记功分配。
也就是说，戚继光实际上探索出一条能记功准确还不用人头军功制的方法。但是这个方法需要丰厚资金支持，所以大明不可能推广开，甚至在戚继光死后，把一直高薪的戚家军也干掉了。
李成梁则另一个极端。李成梁一生单论审核过关的人头就一万五千多颗，比同时代其他所有名将的加和都多。
李成梁属于把明朝这套制度真吃透了，玩出花了。本人超群的军事能力+超低的道德素养，让李成梁能够在这套制度下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可以随便以任何百姓、财物之类作为诱饵，让蒙古人深入再关门打狗；也可以设法逼反女真酋长，然后雷霆万钧去犁廷扫穴。
这种情况下，李成梁就成了杀人魔王，一辈子获得大量人头。但李成梁同样很难复制的，一般人学他的道德底线容易，学他的军事嗅觉难。包括他的儿子和部将，都没有学到精髓。可能唯一一个后来学到精髓的就是努尔哈赤吧。
后来努尔哈赤和边军作战，哪怕是拼死也要抢回自家士兵的尸体，想来也是考虑到了这些问题吧。
不过这些方法是真的有用，明代后来边军越打越差和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