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赵盏的性格，他只要认为是对的，就不会犹豫。可这件事太大，大到一旦提出，必定会遭到强烈反弹。说不定会造成君臣矛盾升级，甚至导致更加难以预料的后果。从前的各种改革政令没有严重触及到官员贵族的权益，推行并不太难。而这个政令完完全全削减他们的权益，那些人有权有势岂能不与我对抗？因此，须以绝对威势作为靠山，让那些地主豪强不敢对抗。赵盏以太子身份代理朝政，能有多大的威势？而且军中将领大都兼并土地，本身就是地主，他们同样不会支持赵盏。应当和赵雁商量，他在军中的威望是个巨大的助力。不管怎样，他已决定了，必须尽快在南宋推行这项政令。这项政令颠覆了自古以来的税收模式。很多人认为这是清朝最伟大的一项政令，甚至是整个封建时代最伟大的政令之一。减轻百姓负担，提升人口，增加国库收入，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是他必须要走的一步决胜棋。然此刻去走，早了数百年。又不得不去走，又不敢走的太急。
王淮见赵盏沉默不语，问：“太子可还有议案需要商议？”赵盏收拾起思绪。“海外贸易一切顺利也要等一两年才能赚回银子，在这之前国库依然紧张。而且变数太多，不排除等了两年，最终颗粒无收。所以，除了海外贸易之外，还得想个稳妥的办法。”赵汝愚说：“要是不出大的意外，国库负担得起。”赵盏说：“眼前局势，谁能保证不出大意外？我们必须准备出足以应对突发情况的银子。至少得二三百万两，国库拿得出吗？”赵汝愚说：“莫说二三百万两，二三十万两国库现在都拿不出。”赵盏说：“那么接下来商议这件事。”王淮问：“太子有什么办法？”赵盏说：“你们先说说看。”赵汝愚说：“臣以为在百姓能够承担的范围内，适当增税。”赵盏说：“百姓贫富不同，加多少税无法掌握，何来适当增税？”赵汝愚说：“在原有税收基础上，增加十中之一。比如从前十两银子，朝廷收一两银子的税。今后将税收增加到一两一钱或者一两二钱。这对百姓并无太大影响。而朝廷能增加数百万两，甚至上千万两的收入。”赵雄说：“加税增加国库收入，谁都想得出来。为何从古至今的王朝，都不敢随便加税？”留正说：“赵相的话不错，万万不可随意加税。但眼下没有别的好法子。”赵汝愚说：“要是国库增加二三百万两，只需提升极少的税。二十中之一就差不多了。”赵雄说：“一点儿都不能加。”赵盏说：“我同意赵相的意见。每加一分税，民怨就会积攒一分。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今后缺钱了，就加税，不想别的办法。搜刮民脂民膏，长此以往，民怨积深，距离亡国不会太远了。加税充实国库，得不偿失，不需继续商议，以后也不可再提。”
王淮说：“副相也是为国操劳，只是提出的办法不太合适。我赞同从税收入手，但不是加税。大宋国土辽阔，百姓众多，每年偷漏的税款，怕是都不止二三百万两。朝廷应该以追缴偷漏税款为主。”赵盏说：“王相与我的想法相同。偷漏的税款，是应该缴纳的部分，天经地义，不会产生民怨。完善税收制度，防止偷税漏税，保证缴纳的税款都进入国库，不会被中途截留贪污。这是我们需要商议的内容。”赵雄说：“臣附议。首先应商议如何防止偷税漏税。”王淮说：“防止漏税，需要向百姓普及税收的详细条款。让百姓清楚要交哪种税，该交多少税，这样就不会漏了。白纸黑字，明文政令，能防止各地的官吏擅自加税，欺骗百姓，从中贪腐。”赵盏说：“这样就需要大量的纸张，全国的纸张不那么充裕吧。不卖是对的，咱们自己都不够用。”王淮说：“太子此举非常明智。书写税收政令需用上好的纸张，贴在各州府，各县，各乡村的公示板上。由专人负责通告，，解释。”赵盏说：“还需加上，如果百姓对税额有疑问，可以上告。比如对乡里收税有疑问，去县里申请核查。仍是没能解决，到州府申请核查。必要的情况下，直接去监察司提交供状。如果查出税收官有问题，按律严厉追究责任。”王淮说：“臣附议。”赵盏问：“对于偷税，该怎么做？”赵雄说：“偷税与漏税完全不同。漏税可以说是不清楚税收条款，情有可原。偷税则是清楚税收条款，完全是故意不交。所以，禁绝偷税，必须用重典严刑。税收乃国家基础，偷税就是在损害国家根基，不能有丝毫仁慈。”留正说：“偷税和漏税虽然不同，却难以界定。比如这个人偷税了，他一口咬定不知道。咱们拿不出证据证明他偷税，该怎么算？”赵盏说：“疑罪从无，按照漏税处理。纵然他实际上偷税，拿不到证据，就不能定罪。”留正说：“如果惩处特别严重，偷税人必定不惜代价与官府周旋，耗时耗力，最终或许也不能得到想要的结果。”赵雄说：“只要惩处严厉，就没人敢以身试法。耗时耗力只是暂时，今后能彻底断绝偷税发生。”留正说：“赵相说的不错。我还担心，此举会波及了无辜百姓。朝廷下达税收条款政令，总不能保证每个人都知晓。从前是漏税，今后全变成了偷税。反而会导致百姓恐慌，不知如何是好了。”赵雄说：“大宋历来按人头收税，平民百姓只需缴纳人头税。至于其他税收，比如土地税，都有据可依，不会出现纰漏。最容易偷税的只有那些做生意的商人。”留正说：“所以我以为，赵相提出对偷税用重典严刑，该当仔细商议。至少要定一个标准。”赵雄说：“这我赞同。”
赵盏问：“各位有什么建议？副相兼管户部，你先说说。”赵汝愚说：“臣建议，重典只用在商人身上。对于普通农民，应当从轻。”赵盏说：“这有失公允。农民和商人都是百姓，本身并无差别。商人有钱，地位却要低于农民，咱们不能专挑软柿子捏。朝廷下达的政令，务必一视同仁。”王淮说：“商人做生意赚钱，买入卖出，的确很容易偷税。查起来不容易，但有货品流通，虽然麻烦，也不是查不出来。而且大宋商贾较多，掌握许多财富，税额十分巨大，应该将他们作为主要检查对象。从这方面说，副相并没错。可要是把他们逼得太紧，让他们觉得不公平。他们手中的财力不容小觑。例如，举家离开大宋，去别国定居，大宋的税收反而会下降，还会影响手工业发展。惩处可以，要让他们心服口服，不会觉得不公，最根本的就是不能区别对待。”赵汝愚说：“商人缴纳的名目与农民不同，咱们不明说，他们也知道是针对谁。”王淮说：“那么就要将不同名目的税放在一起看待，不分土地税经商税，不分农民商人，全是大宋百姓。”赵汝愚说：“王相这般说，我不反对。”留正说：“按照王相的解释。臣建议，初次偷税，只处罚金银，二次偷税，再用重典。”赵盏说：“这可以考虑。给一次机会，算是一次警告。罚了一次，就不敢有第二次了。”问赵雄：“赵相以为如何？”赵雄说：“枢相的办法很好。朝廷的目的是充实国库，用重典严刑的目的也是为了钱。而不是为了惩处百姓。达到了目的，可以网开一面。”赵盏说：“那么初次偷税，惩罚应缴税的三倍如何？不论农民还是商人，不论哪种税，都按照这个标准实行。”赵雄说：“偷税一两，处罚三两。偷税一万两，处罚三万两，这算是公平。”赵盏说：“没有异议，就添加到大宋刑律当中。写在税目详细条款的开头，一并下发到各地。”
赵盏接着说：“漏税除了不知晓税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征收的土地面积不清楚，也不排除故意隐瞒偷税。”王淮问：“太子的意思是，一些耕地的实际面积大于上报的面积？”赵盏说：“对。这绝对存在，而且隐瞒的耕地面积不会小。急需解决。”王淮说：“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重新丈量全国耕地。”赵盏说：“正是。各位宰执怎么看？”留正说：“势在必行。臣附议。”赵汝愚问：“那些军官的耕地该如何丈量？”周必大说：“税收不分商人农民，耕地当然不分百姓和军官。只要是耕地，就要按照大宋律法缴税，这没有什么好说。”赵汝愚说：“既然知院这么说，还请枢密院，兵部，三衙共同下达军令。如此户部丈量土地，才能无后顾之忧。”周必大说：“这是自然。”留正问赵盏：“太子是否同意？”赵盏问：“军官圈地严重吗？”赵汝愚不开口。留正说：“各地不同。一些土地圈起来作为军事用途，不排除有些军官肆意圈地，再雇佣农民耕种。”赵雄说：“也不排除某些军官以势压人，强买强卖。打死了几个人，官府也不敢过问。”留正脸色有些难看。只得道：“赵相说的情况或许存在。”赵雄说：“既然枢相说或许存在，那枢相或许听说过这样的事了。”留正说：“外地的军队需要划出存粮，驻军，训练演习的土地。长期驻军，为了节省军粮，允许在当地耕种。枢密院和兵部依照军令会对那些犯了军规的军官进行处罚，但终究不能面面俱到。”赵雄说：“重新丈量全国土地，军官兼并的土地面积很大，不能不议。”对赵盏说：“臣请一并商议。”赵盏说：“既然说到这了，就一并商议吧。赵相有什么办法？”赵雄说：“驻军，存粮，训练演习，都不需要圈划耕地。应严厉军令，此类情况不许触碰耕地。如果需要长期驻扎，可以重新开辟耕地。总之不能兼并农民的土地。”赵盏暗说：“我本不知怎么对军队兼并耕地进行限制，赵相真是深知我意。门下省提出来，让我松了口气。”他脸上不觉现出笑意。留正却冒出一层薄汗。新开辟的土地哪里比得上现有的耕地？开辟花费时间精力不说，肥力也大有不如。兼并土地是军官的一项主要收入，谁会轻易放弃财路？莫说不许兼并土地，就连这次提出的重新丈量军官的耕地恐都会遇到各种阻碍。赵盏问：“枢相有难处吗？”留正说：“太子恕罪，臣不得不说。枢密院可以下达军令，未必能够有效实行。”
赵雄问：“枢相是怕直接下军令，会导致各地军官不满？”留正说：“不满是肯定的，更多的是拖延推诿，几年内都未必有效。”赵盏说：“明知道会这样，解决不了吗？”留正说：“这类情况多数出现在边境的驻军，枢密院无法查的清楚。是臣无能。”赵雄说：“上行下效，高级军官兼并土地，低级军官有样学样。上下一心，密不透风，怎么好查？”赵盏说：“赵相的意思是从高级军官入手，他们不敢兼并土地，下面也不敢了。”赵雄说：“正是如此。臣以为，必须要有人带头归还兼并过的土地，而且这个人必须在军中有极高威望。只要能带好头，则一切都好办。”留正说：“臣附议。军中本就如此，只要有威望的人带头，莫说不再兼并土地。纵然敌众我寡，陷入绝境，明知必死，军士亦会跟随冲锋陷阵，毫不犹豫。”赵盏长长的叹了口气。仍是问：“谁带头合适？”赵雄说：“太子聪明绝顶，怎会想不到？”赵盏说：“实在太让我为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