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只知道1932年上海“一 ?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军的十九路军， 只知道十九路军的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而不知道1938年到1941年在山西黄河岸边中条山同样英勇抗击日军的十七路军，不知道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孙蔚如、赵寿山。因为十九路军的抗日事件写进了历史课本，而十七路军的抗战事迹湮没在了民间。
十七路军，是一支异常神勇的部队。因为和同一条战线上抗战的八路军联系紧密，军中又有众多的共产党员，老百姓称十七路军为“七路半”；因为他们依托中条山顽强阻击日军，连战连捷，国民政府称十七路军为“中条山的铁柱子”
。因为日军无法占据中条山，进而渡过黄河，侵占西北，日军称十七路军为“盲肠炎”。
十七路军，就是西安事变后经过改编的杨虎城的部队，也是我的家乡陕西的部队。
可是，我了解十七路军，了解中条山保卫战，已经到了工作之后。
十多年前，在我还没有做流浪记者的时候，我是一名文学青年。那时候的文学青年，普遍有着浪漫情怀和报国热忱，对文学和生活有着一种神圣的感情，总感觉自己要“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每个文学青年都像教徒对宗教一样虔诚， 为了文学会抛头颅洒热血，鞠躬尽痒死而后已。
那时候，我骑着一辆叮当作响的破自行车，像一只笨拙的大鸟，摇摇晃晃、 跌跌撞撞地飞翔在关中平原尘土飞扬的乡间道路上，挖掘那些鲜为人知的或者不为人知的故事。
我至今还记得，在一次听陈忠实老师讲课的时候，他说到了他对陕西各地县志的关注，他说《白鹿原》中一个名叫小娥的人物，就是从县志中得到的灵感。 每本县志中都有一章《烈女传》，专门记录那些为了贞洁而守身如玉的女子，还十万男儿血。
有为了丈夫甘愿殉葬的女子。但是这些女子都没有名字，她们在县志中的符号是 “王氏、李氏、张氏、赵氏……”她们的面容在那些发黄的志书中模糊不清，并渐渐被人们遗忘。
从那时候起，我觉得县志中一定有很多故事。因此，我每到一地，就想方设法寻找县志进行。在县志中，我看到了很多烈女的事迹，这些事迹让生活在今天的我们瞠目结舌。
我现在还记得一本县志中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
某氏，刚结婚第二天，丈夫就离世，此后终身不嫁。曾有邻居一男子妄图轻薄， 拉了她的手腕一把。她回家后用快刀砍断手腕，血流不止身亡。死后，县令命修建牌坊一座，彰显她的高风亮节。
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没有受到感动，我只感到不寒而栗。
我到过关中平原的很多地方：黄陵、长安、三原、蓝田、临潼、华阴、华县、 潼关、大惹、合阳、韩城、蒲城……也翻阅过这些地方的县志。我在县志的最后几页，总能看到一长串姓名，每个名字的后面都有“死于中条山保卫战”几个字。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关这场战役的记载。这场战役留给我的印象是异常惨烈悲壮， 即使按照县志上的不完全统计，每个县城死于这次战役的都有几百人，而关中平原就有上万人。
这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战役？为什么会有如此重大的伤亡？
有一年，我在渭南塬上寻访到一位参加过中条山保卫战的老兵，他姓关，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他现在已经去世多年了。
渭南塬是秦岭的一条余脉。秦岭像一条蜈蚣一样，它西起甘肃，爬过陕西， 来到河南，它伸出的无数爪脚就是它的余脉。渭南塬上有好几个乡镇的人居住。
当时我还没有把中条山保卫战写下来的想法，只是出于好奇才向老人打听这场死伤惨重的战役。
老人说，陕西军在中条山打了三年，日本人用了三年时间也没有攻下中条山。 中条山是中国军队在黄河以北的最后一道防线，失去了中条山，中国黄河以北就全部沦陷。
老人所说基本正确，后来我查找资料得知，当年国民党军队在中条山部署了十几万军队，其中的主力就是陕西军。而这支陕西军，就是杨虎城留下的西北军。 西安事变后，那支镇守陕西的西北军去了哪里？
他们去了中条山前线。
杨虎城的名字，是和西安事变连在一起的。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带到了南京，杨虎城留在了西安，被解职。陕西军由孙蔚如将军统领。孙蔚如是一员抗日虎将，他身高一米九以上，膀大腰圆， 孔武有力，是一名典型的关西大汉。接下来我会重点写到孙蔚如将军和他那些能征惯战的部下。
杨虎城出生在陕西省蒲城县孙镇。我曾经去过那里，那里是远近闻名的鞭炮之乡，那里人的性格也像炸药一样一点就着，爱憎分明，快意恩仇。就是这样一块土壤养育了杨虎城这样的人。
陕西人把侠客不叫侠客，而叫刀客。陕西人把土匪也不叫土匪，还叫刀客。 而杨虎城就是一个刀客。关中这块地方不但盛产小麦，还盛产刀客。关中刀客是和油糕、棍棍面一样成为关中平原的名牌产品。
蒲城的人都说，杨虎城胆子大得很，又有计谋，从小就看出了和别人不一样。
杨虎城出生在穷人家庭，从小饱受磨难。他和后来一起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不一样，张家公子尽管出生在东北一辆马车上，但是随着父亲张作霖职务的不断升迁，他的荣华富贵也就接踵而来，养尊处优的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艰苦卓绝。当张学良把心思都用在怎么玩乐的时候，杨虎城的心思全用在了怎么填饱肚子上。
杨虎城12岁那年，父亲去蒲城县城赶庙会，母亲在家患急病，杨虎城一路奔跑去找父亲。到了集市上，看到人山人海，哪里能够找到父亲，怎么办？小小的孩子看到路边有一个旗杆，就像猴子一样“哧溜哧溜”地爬上去，爬到高处后还手搭凉棚四处观望。庙会上的人都围聚过来，纷纷打听：这是谁家的孩子？怎么爬这么高，多危险啊！杨虎城的父亲也来到旗杆下，看到了他。就这样，杨虎城找到了父亲。
杨虎城15岁那年，父亲因为参加哥老会被抓。哥老会是一个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从长江沿岸波及黄河两岸。父亲被押解到了省城西安后，杨虎城一路乞讨， 来到西安一家饭店打杂，每天都把节省下的一碗饭端进监狱，送给父亲。两个月后， 父亲被执行绞刑，杨虎城又用自己两个月的打工钱，买了一辆独轮车，载着父亲推回家乡。从省城西安到渭北的蒲城，路程长达二三百里，杨虎城硬是推着独轮车一路“吱吱扭扭”地回到了家乡。
杨虎城18岁那年，蒲城县孙镇成立了孝义会，这是由七户农民组成的民间组织，宗旨在于互相帮助，扶贫济困。敢作敢当、智勇双全的杨虎城成为了孝义会的首领。几个月后，这个组织很快就发展到了上百人。但是这时候，杨虎城还只是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少年。
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朝的浪潮也席卷了西北，当时陕西有一支秦陇复汉军， 杨虎城带着100人的队伍加入了这支武装，与清兵作战。
接下来的一年里，中国乱得不能再乱了，你方唱罢我登台，争权夺利名利场， 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嚷嚷绳争血，战场变成了官场。中国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军队了，秦陇复汉军被解散，杨虎城带着子弟兵又回到了渭北，面朝黄土背朝天，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
如果没有接下来的这一起凶杀案，杨虎城可能一辈子都是一个农民。
杨虎城21岁那年，渭北出了一个名叫李桢的人。李桢是前清武秀才，会两下拳脚功夫，纵横乡里，无恶不作。李家在渭北势力很大，有一支私人武装，又与官府往来密切。用今天的话来说，李桢就是一个“黑社会”老大。李桢当年是渭北的老虎，李桢一出门，人们就纷纷躲避。
当年的“黑社会”就是这样的，都是一方恶霸，走路都像螃蟹一样横着行， 现在的“黑社会”老大都西装革履，油头粉面，把自己装扮得像个贪官I而贪官则吃喝嫖赌，一脸恶相，随意抓人打人，又像是“黑社会”。
那时候，李桢经常带着一帮子打手下乡，看到不顺眼的人就打，看到交不起租的人就打。很多人都挨过李桢的拳脚，他们没办法，就找到杨虎城。杨虎城曾经看到过李桢把一个农民吊在树上打死了，他早就看不惯李桢这一套，决心为民除害。
这时候的杨虎城就和《水浒传》中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一样，匡扶正义，除暴安良，鲁达二拳打死镇关西，石秀一刀砍翻淫和尚。《水濟传》之所以能够流传几百年，而且还将永远流传下去，是因为它满足了人们一直盼望的惩恶扬善的美好愿望。
杨虎城要为民除害，干掉李秀才。
杨虎城干掉李桢的故事在很多书籍中都有记载。杨虎城没有枪，就向别人借了一把马拐子，这是陕西人口中的短把步枪，是骑兵用的，可以一只手使用。杨虎城把枪揣在怀里，去找李桢。有人说李桢在一家粮店里催债，杨虎城就找到了这家粮店。李桢手下的打手在粮店门口拦住了杨虎城，问他干什么，杨虎城不动声色地说：“给李秀才送信。”打手就放杨虎城进去。杨虎城走进粮店后院里，看到有两个人躺在炕上吸大烟，他就问：“哪一位是李秀才？我送信给他。”李桢毫无防备，站了起来说：“我就是。”杨虎城从衣服里摸着摸着，没有摸出信件，却摸出一杆枪，一枪就把李秀才撂倒了。然后，杨虎城在人们惊恐的目光中扬长而去，这就像武侠中常常写到的剑客一样，收剑入鞘，飘然远去。
打死了李桢，官府就捉拿杨虎城，杨虎城干脆组织起了一队刀客，杀富济贫， 来往于渭北，让官府惊恐。这批刀客有100人，这100人以后成为陕西军的中坚力量， 无论是杨虎城落魄还是风光，这些老弟兄都没有离开他。陕西人讲义气的特点在这些刀客身上充分体现了。
官府围剿了“关中刀客”几次，都惨遭失败，后来采取安抚政策，收编他们为民团，杨虎城想到做刀客也不是长久之计，就接受了改编，后加入了陕西护国军。
这一时期，贺龙在湘西拎着两把菜刀砍翻了盐税局的公务员，拉起了一支队伍，也接受了改编，加入了湖南护国军I刘伯承在四川部队里当上了连长，也加入了四川护国军，而彭德怀也像杨虎城一样，打死了一个地方恶霸，正在躲避官府的追捕。
各地的护国军，打的都是袁世凯的军队，因为袁世凯要称帝。
这时候，孙蔚如、赵寿山都在杨虎城手下任职。孙蔚如和赵寿山以后都在中条山保卫战中大显身手，建立殊勋。
孙蔚如是西安市长安县人，赵寿山是西安市户县人，两人都毕业于当时西安的陆军测绘学校，他们都在杨虎城手下，从下级军官做起，以后成为了集团军司令。
在没有成为西北军举足轻重的人物之前，有两件事情改变了杨虎城的生命轨迹：第一件是蛰伏陕北，第二件是坚守长安。
陕西作家髙建群在《最后一个匈奴》中写到过杨虎城在陕北的往事，陈忠实则在《白鹿原》中写过“二虎守长安”。陕西作家对历史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那些年里，中国一直在打仗，大军阀在混战，小军阀也在混战，为了争夺地盘， 为了争权夺利。军阀们是没有原则的，也是无所谓正义不正义的。昨天还是朋友， 今天就成了敌人，今天还是敌人，明天就成了朋友。“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打来打去，消耗的都是中国的国防力量，消耗的都是中国的战略物资。 而此时的日本，却已经在暗暗地厉兵株马，工厂的机器声昼夜轰鸣，校场上喊杀声直入云霄，他们上下一心，准备占领中国。
杨虎城带着他的部队在陕西打了很多仗，他的势力在不断壮大，最强盛的时候，手下已经有了 8000人枪，这样的一支武装，足以称霸一方。可是在一次与直系军阀的交战中，他们被装备精良拥有重武器的直系军阀击败，手下猛将孙蔚如负伤，杨虎城带着仅存的1000名残兵败将退入陕北。
那时候的陕北地广人稀，草木不生，被西方人认为是最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杨虎城带着1000人来到陕北的时候，连粮食都没法筹措。直系军阀预测到杨虎城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成不了气候，就让他自生自灭。十几年后，毛泽东也带着一支疲惫不堪的队伍来到了陕北，蒋介石同样判断出毛泽东在这个穷山沟里成不了气候。然而，异常苦焦的陕北铺炼了陕北人异常坚韧的性格，杨虎城在这里把事弄成了，毛泽东也在这里把事弄成了。
杨虎城带着1000人一直向北，穿越了千沟万壑和毛乌素沙漠，来到了背靠蒙古草原的榆林。尽管当时极度饥寒，前途渺茫，但是这支队伍没有散，他们拧成了一股劲，等着局势变化，然后从陕北杀出去。十几年后，毛泽东也是这样，尽管经历了各种困难，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来到了陕北，尽管贫困的陕北几乎无法养活这支红军队伍，但是，他们依旧万众一心，对胜利充满了渴望。
当年跟随着杨虎城在陕北养精蓄锐的很多人，一直跟随杨虎城到西安事变， 不抛弃，不放弃。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出国，他们又一起开赴中条山抗日前线。 这支队伍越战越勇，这些陕西军将领从来没有窝里斗，无论处境多么艰苦，他们总是抱成团，义字当先。而这些人，无论哪一个都是能够独当一面的虎将，在以后的中条山保卫战中，他们每个人都打得有声有色，功勋卓著。人们只知道桂系高级将领齐心协力，不知道陕西军高级将领照样同心协力。
孙蔚如当年没有跟随杨虎城去往陕北，他在一次战役中负伤了，当杨虎城带着仅余的1000人行走在陕北的千沟万壑时，孙蔚如在医院里疗伤。伤好后，很多军阀都来拉拢孙蔚如，委以高官，但都被孙蔚如一一谢绝，他奔往陕北，寻找杨虎城。
孙蔚如来到陕北后，就举办了陕北军事教导队，为杨虎城的军队培养干部， 后来，名扬中条山战场的孔从洲就是这时候入学的。
后来，杨虎城军中的军官有“测、保、教”的说法，意思是说，这支军队中的军官都来自陕西陆军测绘学校、保定军校、陕北军事教导队。
杨虎城在陕北待了一年，这一年里他痛定思痛，总结失败教训，重新训练军队。 他像当年蛰伏新野的刘备三顾茅庐邀请诸葛亮一样，延请了杜斌丞、魏野畴作为自己的军师。杜斌丞是以后国民党军队著名将领杜聿明的堂兄，当杨虎城在陕北练兵的时候，杜聿明还背着书包上学堂。杜聿明还有一个表兄叫做李鼎铭，就是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提到的人。
杨虎城延请的另一个军师魏野畴则是中共早期党员，他的入党介绍人是李大钊。杨虎城以后能够与共产党合作，与这两个军师有很大关系，他们一个倾向于共产党，一个是共产党员。
一年后，形势大变，冯玉祥进入北京，囚禁了直系军阀曹锟，邀请国民革命军和孙中山北上。
当初将杨虎城赶到陕北的就是直系军阀在陕西的代表，而现在树倒猢狲散， 陕西的代言人惶惶不可终日，河南的国民革命军十万人又准备向西进入陕西。杨虎城趁机发兵南下，一路收编各路武装，实力大增。等来到关中平原的时候，直系军阀已经在陕西倒台了，头目刘镇华逃亡河南。冯玉祥将杨虎城收归麾下，命令他驻扎在富饶的陕西西府宝鸡。
不久，接受了吴佩字任命的刘镇华从河南捜罗了十万土匪喽啰，攻陷潼关， 进攻关中，声言要血洗西安。当时守卫西安的是李虎臣。
李虎臣也是一名关中刀客，曾经是杨虎城的拜把子弟兄。当年他们结拜的时候有十兄弟，在华山之巅歃血为盟，都是没有成名的二杆子刀客，杀富济贫，匡扶正义，除暴安良。这十个人是胡景翼、井勿幕、邓宝珊、宋哲元、续范亭、孙殿英、续西峰、弓富魁，另外两个就是杨虎城和李虎臣。胡景翼和井勿幕都曾经称霸陕西；邓宝珊是国民党陆军上将，宋哲元是抗日名将，喜峰口抗战的民族英雄， 续范亭曾在中山陵前剖腹，名动全国，后来组建共产党的山西新军，高中历史课本上曾经出现过他的名字，孙殿英更是名气很大，当然是夜盗东陵，断了大清皇室的龙脉；续西峰曾担任冯玉祥的总军师，过早离世，弓富魁曾任国民革命军军长， 也过早离世。
乱世出英雄。当年华山之巅结义的十兄弟，谁也没有想到以后都史册留名。
李虎臣是陕西临潼人，杨虎城是陕西蒲城人，都属于陕西的关中地区，两人当年当刀客的时候，就一见如故。而且，更奇特的是，杨虎城，号虎臣。所以， 李虎臣称呼杨虎城的时候，不叫名字，而叫“对点”，杨虎城也以“对点”称呼李虎臣。对点，是陕西关中方言，意思是“想到一搭了”。
和杨虎城一样，李虎臣也没有多少文化，但是非常喜欢听《三国演义》《水浒传》，自小血管里就流淌着忠义和倔强的血液。关中人都特别讲义气，关中人对《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喜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是陕西以外的人难以想象的。 即使在现在，东南沿海地区谈论的都是怎么赚钱，而走进关中农村，老老少少们聚集在一起，谈论的话题还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这几百年来一直都是这样。 在关中农村，即使没上过学的文盲，也能把关羽、武松、鲁智深这样的人说得头头是道。在别的地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关中百姓还是将“义”看得高于一切，从古到今一脉相承，他们日子过得再清苦，也很少有人去行骗。
关中人从《三国演义》《水浒传》中学会了报国忠义。西安事变后，孙蔚如三次面见蒋介石，要求将他扣押，而放杨虎城出来抗日，他说杨虎城打仗比他在行， 抗战开始的时候，已经成为平民的李虎臣从西安跑到了重庆，要蒋介石给他一支军队去打鬼子。这样的事情，别的地方的人是干不出来的。
关中人，甚至整个陕西人的性格都有一个特点一一生倔冷憎。一条路走到黑， 撞倒南墙不回头，总是能够干出别人想不到的事情。外界人把这种性格叫“冷”， 把陕西小伙叫“陕西冷娃”。理解了陕西冷娃，就能够理解张学良被抓了，东北军解散了，而杨虎城被抓了，讲义气的陕西军没有解散：就能够理解陕西几千娃娃兵手无寸铁，被日本人逼到了黄河岸边，宁肯跳进黄河也不投降；就能够理解以陕西军为主的中国军队为什么能够孤悬敌后三年之久，日本人难以越过中条山。
“二虎守长安”的事情发生在1926年4月初，刘镇华带着十万军队来到关中的时候，李虎臣的守军只有5000人，而且四分五裂，人心惶惶。是战是和，部下各执一词。李虎臣派人向杨虎城求援，并说：“‘对点’来，就守。‘对点不来， 就走。”对点，就是李虎臣对杨虎城的称呼。
杨虎城当然守，关中刀客出身的他从来就不怵硬仗恶仗。杨虎城先派孙蔚如占据了渭北通往长安的所有交通要塞和桥梁，然后5000大军开往长安城。
就在杨虎城星夜兼程赶往长安的时候，刘镇华已经将长安城围住了。可是， 愚蠢的刘镇华采取“围三阙一”的战术，西门外没有派一兵一卒，幻想着大兵压境， 李虎臣会望风而逃，他没有想到杨虎城的5000人马趁着夜色从西门鱼贯而入。等到刘镇华发现援兵到来，派兵围攻西门的时候，杨虎城已经站在了城墙上，西门关闭了。
长安城里，现在有了一万人。然而，十万人攻，一万人守，仍旧实力悬殊。
长安围城，长达八月。陈忠实在《白鹿原》中详细写到了当年城内的情景。 因为战事延长，城内粮食已经严重告罄。《陕西文史资料》记载：
11月8日，一场雨雪使气温大幅下降，难民们饥寒交迫，无以为继，每天死亡多达数百人，惨不忍睹。到西安解围时，城内死亡人数高达五万人。
这样的惨烈战事，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宁肯饿死，也不投降， 反映了陕西冷娃的性格。
当年，孙蔚如守卫战事最激烈的城墙东北角，这是刘镇华的主攻方向。据史料记载，这里的战事“日辄数起”。
有一天早晨，孙蔚如坚守了一夜后，刚刚走下城墙，突然城外大哗，刘镇华组织敢死队攀着城墙进攻，而城外又筑起了两座高于城表的炮台，炮弹带着巨大的啸声落在城墙上。孙蔚如带着援兵赶到时，守城的一连士兵仅余三人。他们立即投入战斗，这场惨烈的战斗长达七个小时，等到午后战斗结束，孙蔚如身边的警卫员、勤务兵14人仅余3人，而且全都带伤。
1926年11月26日，守军已经弹尽粮绝，无法再坚守。杨虎城和李虎臣有过这样一段对话。李问：“没有了弹药，咋办？ ”杨答：“用城墙上的砖打。”李问：“城墙上的砖用完了咋办？ ”杨答：“我两个就登上钟楼战死。”西安钟楼，是长安城的中心。
两天后，冯玉祥的援兵来到，刘镇华逃走。
当时，长安城里仅有20万人，而饿死的就有5万人。杨虎城命人挖掘两个大坑， 一个掩埋男尸，一个掩埋女尸，掩埋尸体的地方，就是今天西安的革命公园。
“二虎守长安”的时候，国民革命军正在中原战场上与直系军阀的吴佩孚杀得难解难分，铁四军和钢七军经过长期厮杀，终于打败了直系军阀。而二虎在陕西牵制了直系军阀的十万大军，策应了北伐战争。可惜以后人们只知道铁四军和钢七军，甚至只知道一个独立团团长叶挺，而不知道更为艰苦卓绝的长安围城。 “二虎守长安”后，杨虎城归属了冯玉祥的西北军。
陕西军人心齐，泰山移。冯玉祥来到西安后，杨虎城躲而不见。当时，冯玉祥完全可以找个借口——比如饿死民众等等——杀了杨虎城。
这种事情冯玉祥不是没有干过，当年陕西省蒲城县还出了一个人物郭坚，比杨虎城名气大得多，就是被冯玉祥诱杀了。
杨虎城不在了，但是陕西军没有散，他们还是抱成一个团，没有人能够指挥动这支杨虎城一手带大的部队，而杨虎城的手下也没有人愿意篡位。冯玉祥一看不行，就把杨虎城请了回来。
杨虎城请回来了，但冯玉祥没有把他当成嫡系，当成了杂牌。每逢作战，杨虎城的陕西军总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伤亡巨大。
陕西人是二杆子，但不是二球。二杆子是不要命，不怕死，二球是傻子，蠢货》 陕西人不怕死，但是要死得有价值。给人挡枪子，给人当垫脚石的事情，二杆子不会干。
杨虎城带着陕西军在中原战场跟各路军阀打了几仗后，陕西军武器低劣，伤亡惨重，这样打下去不是回事，迟早会被打光，打光了冯玉祥也不会补充。万般无奈，杨虎城带着残兵来到了安徽太和，陕西回不去了，因为黄河渡口被封锁了。
当年退到安徽太和的还有一个陕西人，他叫高桂滋，是国民革命军暂编十七军军长。高桂滋的故事我以后会详细写到，他也参加了长达三年的中条山保卫战。
不同的是，高桂滋一直不属于杨虎城的这支陕西军。高桂滋早年拉起了另一支陕北人组成的武装，杀富济贫，呼啸甘陕。而杨虎城的人马主要来自关中。陕西地分三块：陕北、关中、陕南。当初杨虎城蛰伏陕北的时候，他和高桂滋有过来往。
杨虎城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到高桂滋，大喜过望，他们合兵一处，接连攻占了颍州、亳州，打垮了当地民团。这样，他们有了三个县的地盘，暂保无虞。
高桂滋也是一个传奇。
我在西安工作的时候，曾经去过高桂滋公馆，就在西安市建国路陕西省作家协会院内。西安事变的时候，蒋介石曾经在此房间里住过11天，后来陈忠实也在此房间里写过，而我在此房间里接受过写作培训。
高桂滋是陕西定边人。陕北的靖边、安边、定边合称“三边”，自古都是最贫穷的地方。高桂滋从下级军官开始干起，曾经干到了旅长。在早期的军阀混战中， 有一次他的手下只剩下了七个人，但是高桂滋带着这七个人艰苦奋斗，终于把事情给弄成了。当“二虎守长安”的时候，高桂滋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八师师长了，后来又升为了暂编第十九军军长。
然而，国民革命军也不是铁板一块，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还有很多人一直在打来打去，中国乱得不能再乱了。在河南，杨虎城被张宗昌的鲁军打败，高桂滋被李宗仁的桂军打败，他们就一起退往了皖北。
那时候的中国就是这样混乱，各路军阀打个不停，整天窝里斗，谁也不服谁。 难怪日本人敢于发动九一八事变，敢于侵略中国。
高桂滋是中国现代史上被误解最多的一个人。他对日作战百余次，无数次死里逃生，然而这些事例很少有人知道。高桂滋是对日作战最早的中国将领，早在1933年长城抗战的时候，他就带着一个杂牌师参加了，全师牺牲了 1800人。 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他又留下遗嘱，请缨杀敌。遗嘱上说：如果我牺牲了，将家产变卖，给定边县建造一座中学。而那时候，国民政府还没有下定全面抗战的决心。
杨虎城和高桂滋在皖北养精蓄锐的时候，局势又发生了变化，张学良的东北军归顺了蒋介石的中央军，阎锡山的晋绥军只图自保，冯玉祥的西北军孤掌难鸣， 杨虎城抓住这个时机，率队取道河南，直插陕西。尔后，蒋介石任命杨虎城为陕西省主席兼十七路军司令，而十七路军就是由杨虎城当初带往陕北的1000人发展而成的五万人。这时候，杜聿明仅是蒋介石中央军中的一个师长，这属于陕西人在中央军中职位最高的。
不久，杨虎城又任命孙蔚如进军甘肃，控制了甘肃省大半部分。
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一连串事情，杨虎城据守的陕西会一直风平浪静。
1936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来到了陕北，然后，全国各地的红军都来到了陕北，总数达到五万人。红军来了，围剿的东北军也来了，这时候张学良的东北军还有十余万人。不但东北军来了，中央军也来了，陕西境内大军云集，每支力量都强过杨虎城的陕西军，每支力量都想趁机取代杨虎城，收编十七路军。
杨虎城为了抗日，选择投向红军，和张学良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杨虎城是一个口风极严的人，他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在古代是要灭门九族的， 所以，直到事变前一个夜晚，他手下最得力的干将孙蔚如才知道了要发动事变。 孙蔚如1921年就与杨虎城相识，当初两人彻夜长谈，相见甚欢，义结金兰，誓同患难，此后，孙蔚如一直是杨虎城的副手。如果西安事变事先连孙蔚如都不知道， 那么十七路军就再没有人知道。
那天晚上，孙蔚如得知了即将发生的事变后，张学良对孙蔚如说：“孙先生， 如果你不同意，可以将我和我的11员大将一起绑起来，送给蒋介石，升官领赏/ 孙蔚如说：“我们这些人是干不出出卖朋友的事情的。”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在唐明皇为杨贵妃所修建的骟山上，蒋介石被抓了。
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张学良被判终身监禁，杨虎城出国考察。
《孔从洲回忆录》中记录了杨虎城和十七路军在西安事变后的情况。杨虎城和周恩来相见，杨虎城说：“我今遭此大难，真是一言难尽啊。”周恩来说：“在国家民族遭受极大灾难的时刻，你和张学良将军为国家民族建树的丰功伟绩，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共产党永远支持你们。”杨虎城又与蒋介石见面，蒋介石问杨虎城：你对十七路军的安置有什么意见？杨虎城说没有意见。蒋介石又问：经过此次事变，你在这样的环境中继续任职，感觉有什么不便的地方没有？杨虎城还没有回答，蒋介石又说：继续任职，他们在感情上有些转不过弯，你不如先去欧美考察一段时间，回来再任职。
蒋介石口中的“他们”，可能是指中央军各将领。当时，中国仅有的三个德械师之一的三十六师，已经被宋希濂带到了西安，各路中央军还在源源不断地进驻关中。蒋介石认为：如果西安事变后，发起人没有受到惩罚，中央军的将领可能会有意见。
孔从洲当时担任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警二旅旅长。
西安事变后五个月，杨虎城请求辞职，愿意“出洋考察军事”。
十七路军总指挥改为孙蔚如。
杨虎城在上海短暂逗留时，孔从洲曾去上海看望杨虎城，杨虎城激动不已， 两人彻夜交谈，杨虎城说：最近我常想起陕西军队的浮沉变化，我们这支队伍的曲折经历，有很多的感触……这次事变，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扣了蒋介石， 使他没脸，不可能再打内战了。所谓“停止内战”这一点，基本上做到了。剩下的一半救亡抗战”，我能不能亲自参加还很难说，主要依靠你们了。我希望你们一定要搞好内部团结，“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团结起来，才有力量。蔚如、寿山和你相处多年，你们互相都比较了解，一定要真诚合作，团结一致。舍此，就有被蒋介石肢解、消灭的危险。同时，要在抗日战场上积极作战，我们是国民党军队中首先提出抗日的军队，应该言行一致，积极同日寇作战，我们只要在战场上有好的成绩，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我在国外也会得到安慰，蒋介石就不敢把我们怎么样。所以，你们一定要力争部队参加对日作战，共赴国难， 多打胜仗，取得好的成绩。 .
杨虎城的话字字肝胆，句句泣血，发自肺腑。十七路军只有在抗日战场上连战连捷，才能不负众望，也才能实现当初的诺言。
《孔从洲回忆录》中没有写孔从洲回到西安后，是否把杨虎城的话传达给了十七路军。但是，十七路军能够坚守中条山长达三年之久，一定与杨虎城的嘱托有关系。
杨虎城离开了中国，十七路军接受了改编。
1937年5月，国民政府撤销西安绥靖公署和十七路军总部，所属部队改编为第三十八军，孙蔚如任军长，下辖十七师和一七七师、警备一旅、二旅、三旅， 以及教导团、骑兵团，共约三万多人。赵寿山任十七师师长，李兴中任一七七师师长，孔从洲任警备二旅旅长，十七路军另一名战将李振西任教导团团长。这四人， 每个人都是从血泊中杀出的猛将。
此后，再无十七路军的番号，但是在北方老百姓的口中，他们不知道三十八军和以后的第四集团军，只记得十七路军。他们一说起这支军队，就说十七路军。
十七路军改编后，赵寿山和孔从洲来到庐山，在军官训练团学习。不久，就爆发了七七事变，日军铁蹄践踏华北，赵寿山被派遣带领三十八军十七师开赴抗日最前线的河北战场，孔从洲一个人留在了庐山。
孔从洲心急如焚，他也想奔赴抗日战场，他曾请求冯玉祥转告蒋介/u让他能够上阵杀敌，但是，没有被允许。
1937年7月下旬，赵寿山在陕西省三原县城外，率领三十八军十七师全体官兵召开誓师大会。
那天，赵寿山军装笔挺，神情肃穆，他站在高高的土台上，举拳宣誓，十七师全体陕西冷娃吼声如雷：
“我为中华生，我为中华死！坚信抗战必胜，誓死抗战到底！我不杀敌，敌必杀我！若要自救，必先杀敌！凡我官兵，共同勉之！”
在这场民族战争中，有我无敌，有敌无我，这场战争注定了是不能苟活的， 注定了是异常惨烈的。中华男儿的躯体要么站起，要么倒下，绝不会屈膝投降。
三原县的老人回忆说，当时，赵寿山站在高台上问台下的娃娃：“我们就要上战场杀鬼子了，你们怕不怕？”
台下的娃娃齐声喊：“怕个球！”
誓师结束后，十七师渡过黄河，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抗日最前线，走上了河北战场和山西战场，走向了一块块淹没在民间的墓碑，走进了岁月的烟雾和尘埃中。
十七师开赴抗日战场，一年后仅剩1000人。
三十八军共有两个师：十七师、一七七师。不久，三十八军一七七师五二九旅和教导团也渡过黄河开往山西战场。在忻口会战中，五二九旅坚守阵地14天， 受到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的五次嘉奖，阵亡超过三分之二。在娘子关战役中，教导团坚守阵地九昼夜，撤下阵地时，2700人仅剩700人。
三十八军特务连连长胥继武说：“咱们的部队当年在西安要求抗日哩，人家不叫去，咱还不满意，到了抗日战场上，咱就得泼出命打，要是打得不好，咱就丢不起喔人。”
胥继武家有弟兄三个，都走上了中条山战场。大哥牺牲了，他和弟弟得以幸存。
如今，我能够找到的健在的十七路军老兵仅有四个：胥继武、胥继昌、宁必成、 刘怀斌。胥继昌是胥继武的弟弟，四位老人都上了 90岁，最大的宁必成已经97 岁了。
1937年7月下旬，赵寿山带着十七师毅然决然地开到了河北保定。这里，有 —场大战正在等着他。
赵鸿勋当年也在庐山训练团学习，赵寿山前脚来到保定，他后脚就跟来了。 中央军委会政训处派遣赵鸿勋担任十七师政训处主任。国民党军队的政训处主任， 可能相当于共产党军队里的政治部主任。
赵鸿勋是云南人，此前不认识赵寿山，也没有在陕西人组成的十七师呆过。 他一来到十七师，就感到所有人都对他很客气，但是又对他明显抱有戒心，他们商量什么事情的时候，也背着他。如果用古代的话来说，赵鸿勋就是皇上派来的监军，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角色。
让赵鸿勋对赵寿山看法发生改变，是在一次会议上。在那次“总理纪念周” 会议上，赵寿山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十七师是坚决抗日的先锋，在全国早已闻名， 有光荣传统的历史和战功，中央非常倚重，希望各位英勇的官长弟兄们，继续发扬光荣的革命精神，与日寇势不两立，予以迎头痛歼。”
赵寿山喜欢古典诗词，赵鸿勋也喜欢古典诗词，因为有共同的爱好，两人慢慢有了交情。
保定战役前，十万中国军队聚集保定城外，昼夜不息地挖掘壕沟，因为日军有坦克，中国军队只能用壕沟阻挡，又因为日军有远程大炮，中国军队只能在壕沟里穿梭来往，躲避日军的炮击。
有一天，日军30多架飞机飞临保定上空，狂轰滥炸。那时候，很多中国军人都是第一次看到飞机，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躲藏，只能乱哄哄地奔逃，和飞机比赛速度。结果，这天有1800多人被炸身亡，保定城里很多地方被炸为废墟。赵寿山看到冒烟倒塌的房屋说：“这些强盗啊！这回战争要来了，咱们在地面上揍狗日的！ ”赵寿山看到身边的赵鸿勋，又对他说：“赵主任，你年富力强，以后我们两个随时在一起。”
赵寿山这样说，是为了保护文职干部赵鸿勋。
战争是在一天早晨开始的。
那天凌晨，十七师的阵地前突然出现了几十个日军的骑兵，骑着高头大马， 来到阵前侦察。十七师的机枪手探出战壕，一齐扫射，日军丢下几具尸体后，仓皇逃遁。中国军队无一伤亡。
那是日军的前哨部队，大批日军很快就要来了。
入夜，赵鸿勋看到身穿灰军装的八路军在战壕间持枪跃进，他们一小队一小队地向敌后方挺进。
第二天，日军的大部队来了。先是飞机轰炸，然后炮弹就飞过来了，接着是坦克冲击。陕西军从来没有遭遇过这样炮火密集的冲击，战士们的尸体躺倒了一层，被炸断的手臂和腿脚挂在战壕前面的铁丝网上，挂在战壕边的树枝上，但是， 没有一个人退缩。毎到日军的坦克抵近，陕西军就有一批批敢死队员身上缠满手榴弹，匍匐到了日军坦克的面前，叫一声“大” “妈”，拉响手植弹，与坦克同归于尽。
陕西人把父亲叫“大”。
赵鸿勋看到师长赵寿山始终和一线战士在一起作战，和战士们同甘共苦，吃一样的饭菜，趴在一起阻击日军。赵鸿勋担心他的生命安全，赵寿山说：“我与日寇势不两立，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有一次，日军的炮弹飞过来，战壕被炸塌了，赵寿山被埋在里面，等到警卫员刨出来的时候，赵寿山昏迷了。几分钟后， 他苏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没事的，日本人快要上来了，狠狠揍狗日的。”
这样的激战，一直进行了十多天。
有一天，赵寿山带着赵鸿勋来到前线督战，突然遇到大批日军围攻，战况极为惨烈，双方死伤惨重，日军不断增兵，陕西军有些抵挡不住。卜七师补充团团长孙子坤请求赵寿山赶快后撤，赵寿山满脸凝重，面朝前方，子弹在他的身边飞来飞去，他屹立不动。突然，他拔出宁.枪，指着孙子坤团长的太阳穴喊道：“孙团长你不能退，你要敢退后一步，我就一枪打死你。”孙子坤满脸血污，鲜血顺着下巴一滴一滴往下滴落。他抹了一把脸，看着身边的人大声喊道：“不怕死的跟老子走！”他带着身边仅有的几个人冲了上去。
就这样，十七师在风雨飘摇的阵地前又坚守了三天。
第三天夜晚，友军坚守的阵地左翼被日军攻破，大批日军穿插切割，迂回包抄， 抵抗已无意义，赵寿山让损失较轻的一支部队，掩护十七师向南撤退。
在撤退途中，赵鸿勋又见到有两支八路军武装挺进敌后战场，准备打游击。
撤退的第二天，天空中就出现了散发传单的日军飞机，那些花花绿绿的传单上写着“南京失守，蒋介石失踪”。第三天，传单又变成了“南京失守，蒋介石死亡”。
河北平原无险可守，利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中国军队一直退到了娘子关后， 决定再次坚守，歼灭日军。
娘子关在历史课本出现过，八路军曾在这里击败过日军。百团大战的时候， 八路军又在这里打了一场胜仗。娘子关地处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是河北进入山西的必经之路，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天堑阵地。
在这里，十七师又迎来了一场恶战。
娘子关前有一座山峰，名叫雪花山，和娘子关成掎角之势，要守住娘子关， 必须守住雪花山。赵寿山让五十一旅一〇二团张世俊带领一团人坚守雪花山。
日军又开始飞机轰炸，大炮轰击，一〇二团据险坚守，日军一连进行了十多次进攻，都被击退。
当时担任十七师四十九旅九十七团二营五连连长的袁启亚说，日军用来攻击的大炮有120门之多，目标指向雪花山和娘子关，经过一夜炮击，雪花山到处起火， 山顶被夷为平地，日军每次冲杀，都被中国军队击退。十七师的三个团长全部带伤， 师长赵寿山脚部、旅长耿志介肩部受伤，营长以下干部几乎伤亡殆尽，兄弟们的尸体堆成山，山道上血流成河，“当时，我的右胯骨也被日军弹片穿入，全连只剩下一个副班长没有带伤，他扶着我走下阵地，一路上，满眼看到的全是牺牲的战士。”
因为中国军队伤亡过大，日军占领了雪花山。
雪花山丢失的消息传到了总指挥庞炳勋的耳中，庞炳勋大为震怒，要求赵寿山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来，因为雪花山的得失，影响整个战局。
当天夜晚，赵寿山把全师还能动的士兵集中起来，交给了张世俊团长，责令他无论如何也要夺回雪花山。
午夜时分，张世俊带着敢死队，兵分两路，从两个方向摸上雪花山。快要到达山顶的时候，娘子关方向的中国军队20门大炮一齐怒吼，炮弹纷纷落在雪花山顶。炮声过后，张世俊手挥大刀，高声呐喊，带着勇士们仰攻。
赵鸿勋说，这天晚上的战斗一直进行到拂晓，双方像拉锯一样，你攻上去， 我挤下来，如此反复了很多次，双方都伤亡惨重。天明的时候，中国军队终于夺回了雪花山。
本来，张世俊夺回雪花山后，应该坚守。可是，他带着敢死队杀了大半夜， 早就杀红了眼，他们齐声呐喊着，挥舞大刀，追击退到山脚的日军。只要见到穿黄色日军军服的，挥刀猛砍。日军惊惶万状，狂奔数里。张世俊带着勇士们猛追数里，道路上都是被砍杀的日军尸体。
张世俊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追击日军挥刀猛研的时候，另一股日军趁机偷袭，再次占领了雪花山。然后，日军集中所有机枪重炮，向娘子关扫射轰击。娘子关危在旦夕。娘子关一失，山西危矣。
总指挥部追查雪花山丢失的责任，要求枪毙张世俊。
赵寿山与张世俊私交很厚，形同兄弟，然而在军法面前，赵寿山无能为力。
赵鸿勋说，一天早晨，赵寿山的几名卫士将张世俊五花大绑，拉到师部门外。 张世俊知道情况不妙，坦然地说：“杀我也好，但是我要见师长一面。”卫士说：“师长出去了，没有在。”其实，师长赵寿山当时就在师部。
几名卫士将张世俊拉到营门外，张世俊昂头挺胸，长身直立，他说：“恨只恨不能再杀鬼子了，兄弟们，以后替老哥多杀几个鬼子。”卫士说：“你放心上路， 杀鬼子的事情就交给我们。”
一声枪响，张世俊倒了下去。赵寿山踉踉跄跄地走出了师部，人们看到他满脸都是泪水。
袁启亚说，那天，随同张世俊一起被枪毙的，还有两名连长，一个是李含英， 一个是余志华。赵寿山那天很伤心，他自责说：“平素治军不严，而让部下罹难。” 他让军需官将这三人按照阵亡申报抚恤。
十七师四十九旅九十七团团长李维民将全团官长阵亡后上交的手枪做了清点，居然有30多把。李维民团长决定成立一个手枪排，由袁启亚担任手枪排排长。 袁启亚此前是连长，他的连队已经被打光了。
雪花山失守后，娘子关危急。日军将大炮拉上雪花山顶，与娘子关上的中国军队对射。中国军队大炮数量质量都不如日军，很快就处于劣势。日军涌上娘子关，
中国军队拼死坚守。经过半个月的攻防后，娘子关丢失了。
赵鸿勋说，赵寿山从娘子关上退下来后，忧愤交加，一夜之间，头发胡子全白了。戏曲里有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急白了须发，总以为那只是戏曲故事里的情节， 没想到人在极度忧郁愤懑中，真的会一夜白头。
十七师从娘子关撤退，一路南向，又饥又渴，沿途的百姓拿出舍不得吃的食物送给中国军队，把最好的马料让给中国军队的马匹。袁启亚说：“我们给他们钱， 他们不要。有这样好的百姓，中国怎么会灭亡？”
走了两天后，赵寿山忧心如焚，粒米未进，发着高烧，憔悴不堪。他连马也不能骑了，战士们就用担架抬着他。
走到一个叫做三边村的地方时，队伍刚刚停下来休息，对面的山坡上突然出现了几十个穿着棉袍大褂的人，架着轻机枪向他们扫射。这是日军的便衣队，也就是电视剧中所说的“斥候”（即侦察兵)，斥候的后面肯定有大队日军。迫不得已， 十七师只能继续向南走，最后，来到了晋阳，才能喘一口气。
晋阳，在太原附近，属于山西中部。
至此，十七师仅余三个营的兵力，装备不齐，兵员奇缺，无法再战。赵鸿勋在晋阳给军委会政训处拍发了一条电报：“本师五经战役，仅存三营，溃不成军， 无法作战，我准备即日南下来处，详情面陈。”
此后，赵鸿勋就离开了十七师，但是他一生都记得性格刚硬的赵寿山，记得陕西冷娃十七师。
袁启亚说，娘子关一战，十七师元气大伤，但是即使这样，全师上下依然充满了抗战激情，决心在这里舔干身上的血迹，恢复元气，重振旗鼓，择日再战。
当时，天气越来越寒冷，而所有人身上穿的还是从陕西出征时的单衣，站岗放哨的时候，为了御寒，把被子毛毯披在身上。后来，延安方面拨给每人大衣一件， 棉鞋一双，棉帽子一顶。
在这段时间里，赵寿山抓紧整训，他开办了中下级军官训练班，并按照八路军的章法，进行培训。
赵寿山要求全师官兵做到：
1.不准私入民宅，不准调戏妇女，不准和女人说笑话；
2.要公买公卖，不准拿老百姓的东西；
3.借老百姓的东西，用过要还，损坏赔偿；
4.谁也不准欺负老百姓；
5.驻在哪里，每天要替老百姓打扫院子、劈柴禾、挑水。
这简直就是浓缩版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孔从洲回忆录》中写到：10月间，十七师在保卫娘子关战役中，以劣势装备， 面对日军精锐，浴血奋战15昼夜，做出了极大牺牲，教导团先在平顶山阻击日军。 这时，在旧关与日军激战七昼夜。五二九旅转战河北唐县、曲阳、易县、涞源等地， 先后与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九师配合作战，10月中旬驰援晋北忻口战场，血战 14昼夜，重创敌人。各部在历次战斗中英勇顽强，深得抗日军民的称赞。当时在晋东南前线指挥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说：十七师此次攻守皆很尽力，损失奇重，殊堪嘉慰。负责指挥忻口战役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后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曾经五次嘉奖五二九旅，并说：“五二九旅增援上去，使忻口阵地转危为安。”
十七师遭受重创后，于1938年初，渡过黄河，在陕北绥德补充休整。
十七师和一般的国民党军队不一样，它的师长赵寿山非常赞同共产党的主张， 它的中下层军官中有将近一半都是共产党员。因为十七路军与八路联系紧密，而被人们称为七路半。
杨虎城曾经说过：我们十七路军的枪最杂，什么样的子弹都能用上，可是像八路军这样的烂杆子枪，比起我们还差得多，可就能打胜仗。所以，那时候， 十七师，甚至整个十七路军，都对红军和八路军的战斗力保持敬意。
在陕北，十七师的兵力得到了补充，并从八路军那里学到了很多游击战的打法。他们仿照八路军的战斗编制，每个营组织一个武装便衣队，编制为三个班， 每班12人，设立正副班长各一名，主要任务是袭扰日军后方，刺探情报，破坏日军交通，铲除铁杆汉奸。这些人昼伏夜出，出没无常，来去无踪，让日军和汉奸胆战心惊，他们称武装便衣队为夜猫子，老百姓则笑称“夜里混”。
武装便衣队有时候会与日军遭遇，如果能打过日军，就发动突然袭击。如果打不过，就迅速脱离战场，所以伤亡极小。即使这12个人的队伍，也嫌行动不方便， 他们化整为零，各自执行任务，任务完成后，再在指定地点会合。而每十天，武装便衣队向营部报告一次行踪；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汇报的间隔时间又能够随时伸缩。这种灵活机动的战法打法，十七师此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让他们大开眼界。
十七师在陕北得到了短暂休整后，又东渡黄河，深入敌后。袁启亚清楚地记得， 1938年3月中旬的一天，他们中下级军官接到了通知，在山西省高平县的下马游村集合。那天，他见到了彭德怀将军。
彭德怀穿着棉布大衣，戴着棉帽子，中等身材，面容清瘦，他操着一口地道的湖南口音，向十七师的军官们讲解游击战。
彭德怀说，游击战分两种，一种是待伏，一种是诱伏。待伏就是预先设伏在险要地方，等到敌人走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歼灭。孙子日：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孙子所说的九地之下，就是说要绝对隐蔽，一击奏效。而诱伏，则是设法引诱敌人进入包围圈，然后一举歼灭。
八路军此前打过十多年游击战，他们深得游击战的精髓。八路军的游击战曾经让一个名叫卡尔逊的美军观察家惊叹不已，卡尔逊是罗斯福总统派到中国战场来观摩的，后来，卡尔逊将从八路军这里学到的游击战法运用到了太平洋战场上， 取得一连串让人眼花缭乱的胜利。
十七师在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那里学到的游击战很快就派上了用场。
1938年4月14日，袁启亚接到了一项任务，要在今夜率队夺回被日军占领的高平关。高平关扼守着两条大道，日军在这里驻扎有上百人。
那天黄昏的时候，袁启亚站在全团的武装便衣队面前。武装便衣队都是从各营抽调出来的精英，身强力壮，战斗力强，共有108人。那天晚上，每个战士一把驳壳枪，四枚手榴弹，一把砍山大刀。袁启亚检查每个战士手中的大刀是否锋利， 他知道今晚有一场血战。
团部有人抬来了一大缸烈酒，敢死队员每人喝了一碗，然后把瓷碗摔碎了， 踩着一地的碎片，走向高平关。塞外的四月还异常寒冷，但是每个人都光着上身， 一手持枪，一手握刀，胸前吊着四枚手榴弹，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向被日军把守的关口。
快到半夜的时候，袁启亚他们走到了距离山顶只有几十米的地方，然后向着十七师九十七团的方向挥舞着衣服，团长李维民看到了月光下挥舞的衣服，就命令全团仅有的六门大炮一齐向着山顶上的高平关轰击。十多分钟过后，炮击停止， 袁启亚带着敢死队齐声呐喊着，冲向山顶，几十米的距离，一口气就冲了上去。 然后见人就砍，月光映着刀光，汗水和着血水，山鸣谷应，杀声震天，很多日军还没有来得及反抗，就身首异处，头颅骨碌碌地滚下山坡。
战前，团长李维民曾给敢死队员说，杀死日军后，割下耳朵，回来用耳朵领赏， 一个耳朵三块大洋。可是，敢死队杀得兴起，只顾挥刀奋斫，早就忘记了割掉日军耳朵。
袁启亚有武功基础，擅使大刀，他左劈右削，一连砍翻了四个鬼子。而自己的手臂也被日军刺伤了，他浑然不觉。仅仅过了一刻钟，日军就抵挡不住了，他们乱纷纷地逃下山去，袁启亚高喊：“抓俘虏。”黑暗中听到有一个人说：“到现在谁还管这一套，见了鬼子齐杀。”
一个身材矮小的鬼子从袁启亚的身边跑过去，袁启亚飞起一脚，将鬼子踢翻在地，举起砍刀，那个鬼子跪在地上喊：“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别杀我，别杀我。”
袁启亚看到月光下的这个鬼子长着一张孩子的脸，顶多十六七岁，还是个少年。他问：“中国人为什么当鬼子？”
那个少年说：“我是被日本人抓来的，我家在东北。”
袁启亚说：“起来，跟我走。”
高平关收复后，袁启亚清点人数，敢死队108人中，阵亡13人，受伤21人， 缴获歪把子机枪两挺和几十杆三八大盖，另外还有军大衣、手表、王八盒子、铜佛像等等。除机枪和步枪上交外，其余的战利品，谁从日本鬼子手中抢到的，就归谁。
分完了战利品，敢死队员发现袁启亚身边有一个鬼子，纷纷举起大刀，要宰了他。少年吓坏了，他跪在地上大哭，向着每个人磕头作揖。袁启亚心软了，就收留了他，带着他下山。
这就叫“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
攻打高平关的时候，日军派了一支增援部队，他们一路急急忙忙地冲向高平关，没有想到在距离高平关十里远的一座山沟里，他们遭到了九十七团的伏击， 丢下几十具尸体后，又逃了回去。
这就叫“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
袁启亚一直相信那个少年的话，少年说他是辽宁丹东人，是日本人强迫他来打仗，这是他第一次上战场，从来没有杀过人。
不久，一次偶然事件，这个少年暴露了真实身份。
那天中午，九十七团行军经过一条小河，所有人都脱下衣服跳入河中洗澡， 那个少年也脱了衣服。大家都看到少年一双脚大拇指和食指中间的缝隙特别宽， 但是没有人往更深层去想，穿上衣服后，大家又继续行军。
下午的时候，团长捎话让袁启亚带着少年来团部。袁启亚疑惑不解。在团部， 李维民团长让少年脱掉鞋子，看着他的脚趾问：“你是哪里人？”
少年面露惊恐，但还是强作镇静，说自己是东北人。
李维民团长轻蔑地说：“东北人有这样的脚趾吗？”他对着门外喊：“绑起来。” 两名战士冲进来，将少年五花大绑。
李维民对袁启亚说：“说你是个憨子，你还真是个憨子，日本人从小穿牛蹄子水鞋，脚趾就会穿成这样。这个日本娃要是把你杀了，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袁启亚感到一阵后怕。
牛蹄子水鞋，可能就是木屐吧。
经过审讯得知，这个日本兵的父亲是关东军的一个官佐，他在东北宽甸县出生，所以说一口流利的东北话。这个日本兵后来结局怎么样，袁启亚不知道。
1938年6月发生的一件事情，让袁启亚终生难忘。
每年的5月下旬和6月上旬，陕西的关中平原和晋南地区的小麦就成熟了。 从这年开始，一直到抗战结束，每年麦子成熟的时节，都要爆发战争。老百姓收割， 中国军队保护，日军袭击。全面抗战打了八年，围绕小麦的战争也打了八年。
1938年的6月，袁启亚升为九十七团二营营副。
这天，二营全体出动，保护老百姓收割小麦，日军侵袭，双方展开了拉锯战。 日军在二营坚守的阵地上方发射了几枚炮弹，炮弹是在空中爆炸的，弹片四散纷飞，像雨点一样落下来，躲无可躲。大家都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炮弹，也不知道如何躲。
营长负伤了，弹片贯穿了他的手臂和腹部，血流不止。
营长在牺牲前，把带领全营阻击的任务交给了袁启亚，并嘱咐说，无论如何， 不能让日军伤害了老百姓。营长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九一八事变后，毅然投笔从戎，抗战期间，每战必身先士卒，立功无数，而他率领的二营也被十七师称为 “虎营”。营长叫什么名字，至今已不可考。我从十七路军职务表中，看到三十八军十七师四十九旅九十七团二营营长的名字处是空白。
麦子收割后，九十七团与日军在毛栗沟对峙，日军没有抢到小麦，只能依靠空投补给。
有一天，袁启亚带着战士们站在山岗上，看到另一座山头上的日军把白色床单铺在地上，日军就把补给品投下来。他们灵机一动，也把白色床单铺在自己坚守的山岗上。不久，日军飞机果然也把补给品空投了下来，打开一看，是香烟、饼干、罐头，还有衬衣和鞋袜，战士们兴高采烈，欢声雷动。而另一处山头上的日军气急败坏，垂头丧气。
日军的飞机一连空投了好几天，补给品多得用不了，罐头、饼干堆成山，战士们—个个吃得都走不动了，后来，二营又分给了兄弟营一些食品。
就在袁启亚他们坐享日军食品的时候，三十八军警二旅在旅长孔从洲的率领下，离开陕西，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孔从洲回忆录》》中写到：
1938年6月，由于晋南日军不断袭扰河防，威胁黄河沿线的安全，我旅奉命东渡黄河，坚守永济，阻敌西渡。部队出发前在朝邑县城隆重举行东渡誓师大会，我还在大会上率领全旅官兵，一句一句地宣读了渡河抗日的誓词。
时隔几十年后，我采访过的一些十七路军老兵，还能一字一句地背诵出这段誓词，“我为中华生，我为中华死”、“我不杀敌，敌必杀我”，这段誓词至今读起来还让人热血沸腾。陕西军的每支部队，每个将士，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开往黄河对岸。黄河东岸的山西，不是他们祖辈父辈生活的土地，但是黄河东岸如果丢失， 日军就会跨过黄河，铁蹄践踏他们祖辈父辈生活的陕西。守山西就是守陕西，保中条山就是保家乡。中条山是黄河东岸通往陕西的唯一屏障。日军若占有中条山， 向南可以直取洛阳，向西直接攻取潼关。自古以来，要守西安，先守潼关，潼关一失， 西安危矣。因为潼关以西，直达西安，都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八百里秦川，这片平原一直延伸到了陕西西部的宝鸡地区。
《孔从洲回忆录》中所说的朝邑，是我的祖辈和父辈生活过的地方，那里土壤I巴沃，民风淳朴，是陕西最富裕的地方，上世纪50年代，因为要在河南的三门峡修建水库，我的祖父和父亲，还有50万人离开世代繁衍生息的富饶的关中平原， 迁徙到了宁夏、甘肃和秦岭山区、陕北高原，在丘陵上凿窑洞居住，在最偏远的山沟中广种薄收。
当年随同孔从洲的警二旅出征的，还有一支民间武装，这就是世代生活在黄河西岸的“平民县渡河杀敌游击队''
日军开始进入山西后，身兼陕西省主席和三十八军军长的孙蔚如就制定了黄河沿岸游击战计划，委派了一批坚决抗日的爱国志士担任黄河沿岸各县县长，在中山陵前剖腹明志、力主抗战的续范亭将军的族弟续俭任平民县县长。平民县与山西永济县隔河相望，最窄处仅有2.5公里，日军的汽艇只需十分钟就能够开过来。
1938年2月27日，日军占领了中条山中的山西省永济县，然后在永济县城西面的城墙上架设了五门大炮，轰击平民县城，世代安居乐业、风平浪静的平安县城变成了人间地狱，房屋全部倒塌，百姓死伤惨重。平民县城后来被黄河水淹没了，我无法看到日军炮击留下的痕迹，但是，我看到了从平民县城向南一百里处的古潼关城墙上的斑斑弹痕。当地人说，当年日本人占领了风陵渡后，架着大炮向黄河西岸的潼关轰击，这些城墙上的弹痕，都是日本人留下的。
日军占领了风陵渡后，还架起大炮轰击陇海铁路。陇海铁路是中国东西交通的大动脉，蒋介石的二儿子蒋纬国当时在胡宗南手下当营长，曾经有一天坐着火车去西安，差点被日军的炮火击中。潼关县城的老人说，那些年，晚海线上白天不敢过火车，火车都是夜晚开行，而且开行的时候媳?灭了灯光，在黑暗中前行。 除此而外，火车还需要忽停忽开，虚虚实实，斗智斗勇，让日军的炮手无法判断火车的方位。
当年，中国军队有一种从德国购买的超级大炮，叫做“三十二倍十五榴”，因为这种威力巨大的大炮是32倍口径的150毫米榴弹炮，所以有这样一个拗口的名字。它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40里，弹头重100斤，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大炮。 1934年，中国从德国购买了 24门这样的大炮。这样的大炮让蒋介石都珍爱有加， 冯玉祥、白崇禧等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也专程来参观，喜不自禁。为了这24门超级大炮，专门成立了一个炮团。
“一·二八”事变开始后，16门“三十二倍十五榴”被运往上海，首击日本海军司令部，次击日军飞机场，再击日军军舰，皆取得不错战绩。
1937年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装备有“三十二倍十五榴”的中国炮团被迫撤退。
可是，麻烦来了，他们在经过一座公路桥时，前面通过的部队为了阻击日军， 在桥上桥下埋设了很多地雷，超级大炮无法通过。团长彭孟缉急得大哭，他说：“中国只有这样一个像样的炮团，怎么办呀？ ”后来，万般无奈，他们只能把这些超级大炮推入河中。没有了超级大炮，这些炮兵骄子变成了步兵。
1938年3月，日军攻占了山西中条山，占领了风陵渡，中国军队的情报反映，
日军将大量的橡皮艇和架桥器材运抵风陵渡。站在风陵渡，就能够望到潼关，日军此行的目的，就是准备进入陕西。
危急时刻，国民政府军参谋总长白崇禧想起了那些被推入河中的超级大炮， 立即向蒋介石申请，命人在河中.打捞，沿着陇海线将这些超级大炮运往潼关。陕西民众看到超级大炮，兴奋不已，乡绅们和坚守潼关的中国军队部队请求“三十二倍十五榴”轰击日军，可是，这种超级大炮的调动需要蒋介石同意，而发炮需要战区司令长官的批准。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对这些超级大炮的倚重。
3月23日黎明，日军开始渡河进攻潼关。四五十艘橡皮艇满载日军，向潼关方向划来。风陵渡上，日军的炮兵还在掩护，黄河西岸的中国守军在日军密集的炮火中无法迎战。日军的橡皮艇距离岸边仅有几十米了，后来还有日军的船只源源不断地划来。在此危急时刻，“三十二倍十五榴”终于发话了，几发炮弹过后， 日军的炮兵阵地就腾起阵阵烟雾，然后，黄河东岸再无炮声。接着，“三十二倍十五榴”抵近发射，黄河河面上腾起冲天巨浪，日军的橡皮艇倾翻了，中国守军欢声雷动，士气大振，纷纷从掩体中冲出，用轻重机枪向河中的日军发射，浑浊的河面上漂满了日军空荡荡的橡皮艇和尸体。
之后，“三十二倍十五榴”就留在了潼关。
日军为了对付“三十二倍十五榴”，专门制造了一批280毫米的巨炮，运往风陵渡?这种巨炮的炮弹重量是“三十二倍十五榴”的四倍，他们满以为这种巨无霸的大炮可以摧毁中国的“三十二倍十五榴”，没想到，日本的巨炮有致命的缺陷， 尽管它的摧毁力很强，但是炮弹因为太重而射程受到限制，没有中国超级大炮的射程远，而且，日本巨炮因为炮弹过于沉重，每次发射时都要燃起很大的火光和硝烟，每发一枚炮弹，就会暴露目标。
所以，日军不远万里不辞劳苦从东瀛列岛运到山西风陵渡的巨炮，每次刚一发射，就受到中国超级大炮从更远处的反击，死伤惨重。
后来，日军不愿意炮击了，他们找了几个大嗓门的会说中国话的日本人，手持喇叭站在黄河东岸向西岸喊话，他们说：“大家都不要再打了，避免伤了和气， 你们要打的话，我们也打，你们的炮位我们全都清楚。”话音刚刚传到黄河西岸， 中国军队一发普通炮弹过去了，喊话的日军全部成了哑巴。
“三十二倍十五榴”的每发炮弹都是从德国进口的，当时，德国已经与日本建立战略协作关系，停止了对中国的军事援助，所以，超级大炮的炮弹越打越少， 无法补充，后来，只是作为一种威慑。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从西向东流，流到了内蒙古后，又转而从北向南流， 流到陕西的潼关后，又改为从西向东流，而潼关，则就是这个大拐角，这个大拐角的另一面，被黄河揽在怀中的，则是中条山。中条山东西走向，长约160公里， 山脉两侧有山西省永济、芮城、平陆、夏县、垣曲、绛县等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日军占领了中条山，就能轻易渡过了黄河，占领潼关。占领了潼关，则西安指日可下。
江河的大拐角一定是兵家必争之地。
长江也发源于青藏高原，从西往东流到了宜昌，从宜昌又改为从北向南流， 宜昌处于长江的大拐角。而宜昌市夷陵区石牌村又处于拐角的角尖，于是这里在1943年爆发了决定中国抗战命运的“石牌保卫战”，陕西华县出生的胡琏率领十八军十一师生生斩断了日军伸入重庆的一只脚爪，日军退回了长江下游。
胡琏也是个陕西冷娃。
当年，日军架着大炮轰击平民县城后，平民县县长续俭来往于各乡各村，号召民众起来抗日，很快就组织起了一支“平民县渡河杀敌游击队”，队长名叫王子敬。
我在中条山各县采访并搜集资料的时候，从那些残破不堪的纸张中，多次看到了王子敬的名字，可见这支游击队活动范围之广，影响之大。
孔从洲渡过黄河后，在永济蒲州旧城安营扎寨，营寨外面挖掘了一丈多深的壕沟，川来对付日军的坦克。
与此同时，三十八军的另一支部队一七七师展开了陕西军渡过黄河在中条山的第一战，取得大捷。
三十八军共有两个师，一个是赵寿山的十七师，一个是李兴中的一七七师， 另外有三个警备旅、教导团、骑兵团、教导大队等部队。现在，十七师和一七七师开往了山西战场，三个警备旅中战斗力最强的孔从洲的警二旅也开往抗日前线， 留在三十八军大本营孙蔚如身边的仅有6000人。
《河东文史》中记载，一七七师渡过黄河的时间是在1938年4月底；《爱国将领李兴中》中记载，一七七师渡过黄河的时间是在1938年5月3日。不论是哪个时间，都说明了这支部队打响了陕西军在中条山的第一仗。
这一仗是在山西省永济县的张营镇打的。
一七七师的先头部队刚刚渡过黄河，就与一支500人的日军遭遇。狭路相逢勇者胜，一七七师的先头部队蛰伏西安的时候，早就听说十七师建功、教导团建功、 五二九旅建功，他们早就按捺不住，杀敌心切，可惜身边没有日军。现在突遇日军，先头部队精神大振，一阵排枪过后，就抽出大刀嗷嗷叫着冲上去。日军看到要开始肉搏战，他们兴高采烈，排成方阵，自以为胜券在握，然而，短暂的交锋后， 日军很快就被打垮了。他们没有想到，这群衣着简陋的中国军人个个都是耍大刀的好手。
十七路军老兵宁必成曾向我比较过日军和陕西军的武器，他说，日军的装备很好，三八大盖、迫击炮、轻重机枪、大炮、坦克、飞机应有尽有，西北军的装备和日军是没法比的，即使汉阳造，也不能达到一人一支，没有枪的人还握着大刀、 扛着苗子上战场。苗子，就是长矛。
日本步兵人手一支二八大盖，但是三八有长处也有短处。长处是射程远， 短处是穿透力强，在肉搏战的时候，三八大盖的子弹不能造成死亡。宁必成的身上有三道三八大盖的子弹留下的伤口，都是穿身而过。第一次在大腿上；第二次在左胯骨上，第三次是三八大盖的子弹从腹部进去，从后背穿出来。
陕西军因为装备简陋，所以苦练肉搏战术。当初上前线的时候，人手一把大刀， 每个人都精通刀术。日本人在这样一群刀术名家的面前，占不到任何便宜。
短兵相接后，日军仓皇逃遁，逃进了寨墙高耸的张营。张营本来也驻有一队日军，他们听说了这支渡过黄河的队伍如何如何厉害，互相商量后，决定闭门不出， 在寨墙上架起轻重机枪，任凭一七七师先头部队怎么骂阵，就不出来。日军训练有素，说不出来就不出来。
一七七师的先头部队组织敢死队，准备偷袭。《河东文史》中记载，这一天是1938年5月6日。
夜晚，天黑如墨，敢死队提着大刀摸向日军岗哨。突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 敢死队暴露在了明亮的电光中，城墙上日军的重机枪响了，敢死队无奈，只好退回掩体。
第二天夜晚，再次发动袭击，日军机枪扫射，敢死队裹足不前。而此时，从日军大本营运城开往张营的援兵正在路上，如果不能尽快攻下张营，先头部队就会遭到日军前后夹击。
就在这时候，有一个本地的百姓赶来了，他是永济县窑头村人，被日本人抓进了张营做苦力，这晚激战的时候，他偷偷循着暗道跑出来。他叫张长命。
张长命说，他能够带着敢死队床敌营。
张长命对日本鬼子怀有刻骨仇恨。
几天前，日本鬼子突然出现在了窑头村，打破了这座古老村庄千年的寂静。 那天，张长命在山腰锄地，突然看到山脚的村庄上空烟雾滚滚，他跑回村庄，就亲眼看到了让他一辈子也无法忘记的一幕：日本鬼子用刺刀逼迫着，将全村的男人集中在一起，将村中几名年轻女人轮奸，村庄的地面上，是被日军用.刺刀挑死^ 的老人和孩子，其中就包括张长命的妈妈。
日本鬼子发现了张长命，也将他抓了起来，和村中的其他男子一起押往十几里外的张营，让他们修筑碉堡。
张长命在修碉堡的这几天里，一直寻找机会逃跑。他终于在村外一处悬崖边发现了一线生机，攀着悬崖边的葛藤草丛，下到悬崖底部，就有一条小路通往村外。
张长命孤身一个人逃出张营，又带着敢死队摸进去，他的脖子上挂着四颗手榴弹，嘴巴里咬着一把西瓜刀，手抓葛藤草丛，攀援到了悬崖之上，他的身后是敢死队。
他们像猴子一样出现在张营镇的时候，日军毫无察觉。
张营镇的寨墙上有一座魁星楼，魁星楼上有一架重机枪，日军居高临下，压制得中国军队难以抬头。
张长命带着两名敢死队员，他们在即将成熟的小麦地里匍匐前进，渐渐接近了魁星楼。然后，他们将手榴弹四个一捆，四个一捆，捆绑在一起，发声喊，一齐扔上了魁星楼。随着震天动地的一声巨响，魁星楼倒塌了，日军的机枪手和重机枪被埋在了瓦砾之下。
敢死队员们发起了冲锋，被压制在悬崖之下的中国军队也吹响了冲锋号，四面合围而来的一"b七师对日军构成了摧枯拉朽之势。两小时激战后，日军死亡 300多人，其余的少量日军仓皇逃遁，一七七师乘胜追击，并与十七师联合，乘胜收复了永济、临猗、万荣、夏县等地，日军只好龟缩进运城。
这是陕西军在山西中条山所打的第一场大胜仗。此仗为孙蔚如大军东进扫清了障碍。
日本人的后面跟着一七七师，一七七师的后面跟着一支小分队，这支小分队 ''担负着特殊的任务。胥继武当时就在这支小分队里。
这支小分队有30多个人，他们都是陕西陆军测绘学校毕业的，在部队里任班长和区队长。他们在一个夜晚坐着羊皮筏子渡过了黄河，来到中条山中，此行的目的是了解民俗、查看地理、绘制地图，为司令部提供情报工作。陕西军此后要长期在中条山驻扎，抗击日军，保卫黄河，保卫陕西，保卫西北。
胥继武说：那时候，我们每个人一支短枪，一支长枪，一把大刀，随时准备与敌人作战。”后来，这支小分队走进了中条山的更深处进行测绘，他们不知道十七师和一七七师在哪里。在芮城县陌南镇，他们看到日本人做饭所生的火还在燃烧，问当地人，他们说大队的日本人刚刚离开，还不到一个小时。
这支小分队在中条山中测绘了十天，积累了大量的资料，然后又返同西安， 向三十八军参谋部汇报情况。
1938年7月，第三十八军被改编为三十一军团，三十一军团军团长孙蔚如从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手中接过了一面绣有“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一军团”的旗帜， 然后率领军团部6000人，从西安来到了朝邑县的黄河渡口。
这6000人是三十一军团留在黄河西岸的陕西最后的部队。此时，陕西军倾巢出征，奔赴抗日前线。
之所以选择在朝邑渡河，这是经过推算的。
张恒的外公是当年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李子村，和孙蔚如有八拜之交，情同兄弟。在抗日战争前夕，李子村因为有肺病，不适合军队生活，被迫离开。孙蔚如东渡黄河前，结合胥继武他们在中条山的考察报告，询问李子村在哪里渡河最佳。李子村精通周易，他经过了一番推算，告诉孙蔚如应该在朝邑渡过，渡过朝邑直取永济，站稳脚跟。与朝邑隔河相望的，是山西永济，陕西军果然在这里有一场大战，揭开了三年中条山保卫战的序幕，取得了一连串大捷。
当天夜晚，孙蔚如率军来到朝邑县的成家庄，架设起电台，一面指挥先期渡河的赵寿山的十七师和李兴中的一七七师的军事行动，一面安排晚上的渡河准备。
突然，村外一阵喧哗。
孙蔚如走到村外，看到有两个农民模样的人被绑在树上，一个小排长抡起皮带，抽打着他们。
孙蔚如怒不可遏，他冲上前去，一把夺下了小排长手中的皮带。小排长看到孙蔚如，赶紧肃立敬礼。
孙蔚如问：“为什么打人？”
小排长敬礼后，说：“报告军团长，这两个家伙以前是我们排的机枪手，后来不打一声招呼就跑了，今天我们要过河，这两个家伙又跑回来了。军营不是饭馆子，不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我今个是拿这两个做做样子，看谁以后谁还敢跑！”
孙蔚如走上前去，询问他们为什么要跑，又为什么要回来。那两个穿着农民衣服的士兵说：“以前中国人打中国人，没意思；今儿个要过河打日本人，我们一商量，就赶回来了。”
孙蔚如问：“你们叫什么名字？”
他们说，一个叫徐二虎，一个叫张黑龙。
孙蔚如说：“好，我带你们过河杀鬼子。开小差本来是要从严惩处的，这笔账咱先记下，你们杀了鬼子，这笔账一笔勾销。
孙蔚如又对着列队的士兵说：“来，给他们换衣服，入列！”
徐二虎和张黑龙大为感动，一齐跪下。
那天晚上，三十一军团司令部和直属队6000人乘着大木船，在“吱吱呀呀” 的桨声中划向黄河东岸。而在相隔几公里外的下游，黄河河面上灯火通明，十几艘小船上，是闪闪的灯光。日军的飞机从运城起飞，向着这些灯光处狂轰滥炸， 空无一人的小船被炸飞了，小船上的灯光也熄灭了。
三十一军团司令部和直属队渡过黄河，毫发无损。
当天午夜，木船行驶到黄河中央时，孙蔚如口占了一首七绝：
炯炯梭枪照亚东，
炎黄世宵运何穷？
凉风午夜长河渡，
扫尽强权见大同。
从此，陕西军在孙蔚如将军的带领下，开始了气势如虹的中条山保卫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