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和六年（183年），张角与他的弟子策划起兵推翻汉朝，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第二年，张角率领头戴黄巾的部众举起了反汉大旗，天下响应，举国震动。
但黄巾起义被汉朝镇压了，汉朝在名义上又延长了36年，到公元220年才被曹丕建立的魏所取代。据说魏属土德，所以尚黄色，连曹丕用的第一个年号也称为“黄初”，黄天真的取代了苍天。而曹丕实行的却是模仿尧、舜、禹的禅让，以后成为“汉魏故事”。
相传上古时的唐尧将天下传给了虞舜，这就是儒家所津津乐道的“唐虞故事”。据说以后舜又传天下于夏禹，又有了一个“虞夏故事”。但禹死了以后，他原定的继承人益却没有即位，让禹的儿子启得了天下。其原因有两种说法：一是益主动让给了启，一是启杀了益。无论如何，禅让的故事到此结束了，因为从启开始就都传位于自己的儿子，实行“家族天下”了。
司马迁
今天的历史学家完全能够用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来解释这种禅让现象存在和消失的原因，并指出这并非中国的特产，但当年的儒家却以禅让为千古盛事，是天下为公的典范，颂扬唯恐不及，只恨未能亲眼目睹、亲身经历。可惜当皇帝的都讲究现实，尽管爱听臣下将自己比之于尧舜，却从来没有人愿意像尧舜那样传位于外人，连在生前就传给儿子而当太上皇的也屈指可数，其中出于自愿的或许只有乾隆皇帝，至于他在当太上皇的三年间是不是真将大权交给了儿子嘉庆皇帝，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可是另一方面，想接受“禅让”的人历来并不少。对于那些实际大权在握的权臣、军阀来说，要废掉傀儡皇帝自然已不费吹灰之力，但要自己当皇帝、建新朝却还有一道障碍。因为废了皇帝，甚至把他杀了，也还得在皇族中另立新君，否则就逃不了篡夺或弑君的恶名，不仅缺乏合法性，而且可能引起敌对势力的反抗。但如果让皇帝自己让位，自己再假惺惺推却一番，篡夺就成了“禅让”，傀儡和操纵者都成了尧舜般的圣君，所以“唐虞故事”实在是不可少的。
最早演出“禅让”的是魏文帝曹丕代汉，以后西晋、宋、齐、梁、陈、北周、北齐、隋、五代梁取代前朝时都如法炮制。五代时郭威（周）代汉时汉隐帝已被杀，只能由太后扮演禅让的主角。宋太祖赵匡胤代周是在一个早上完成的，但也少不了以周恭帝的名义下了一道禅位诏书。大概因为“唐虞故事”年代久远，谁也说不清究竟是如何进行的，而曹丕代汉的过程却由《三国志》记载得十分详细，操作起来非常容易，所以“汉魏故事”成了后世禅让的代名词和样板。
自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将汉献帝迎至许（今河南许昌市东）后，汉朝就已名存实亡。但曹操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始终没有取而代之。不过到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已被“封”为魏王，第二年汉献帝又“命”他使用皇帝的仪仗，离真当皇帝仅一步之遥。可惜曹操在建安二十五年正月病死，接受“禅让”的手续就只能由他的儿子、继承魏王的曹丕来完成了。
首先是一系列“祥瑞”的出现，而且是从曹操的故乡谯县（今安徽毫州市）开始的。据说早在熹平五年（176年），黄龙曾出现在谯，太史令单飏预言这里“后当有王者兴”，50年内黄龙会再现。当时一位名叫殷登的人记下了他的话。221年三月，也就是隔了45年以后，谯果然又出现了黄龙，殷登作为见证人宣布单飏的话应验了。四月，饶安县（今河北盐山县西南）上报见到了白雉。以后这类报告不断，如八月石邑县（今河北获鹿县东南）报称有凤凰光临。
六月二十六日，曹丕率大军南征。其实当时并无军事上的需要，曹丕也并不真想进攻孙权，所谓南征只是为禅让作铺垫而已。七月二十日，军队到达谯县，曹丕在城东宴请当地父老和全军，并下令免除谯县两年的赋税。经过数月的巡游，曹丕于十月初四回到离首都许不远的颍阴县曲蠡（今河南许昌市一带），却没有进入首都。
这时，左中郎将李伏上书，公布了他多年保守的秘密，证明近来出现的祥瑞正是应在曹丕身上。这位李伏原是张鲁的部下。他说，当年在汉中听说汉献帝将魏国封给曹操，大家都以为必定封为魏王。可是姜合却说：“肯定封魏公，现在还不便称王。定天下的是魏公子桓（曹丕的字），这是神的旨意，符谶上说得很明白。”张鲁问姜合根据何在，姜说：“这是孔子《玉版》上的话，皇帝的历数，就是一百代以后的事也能预知。”一个多月以后，果然有人送来了写着这些话的册子。姜合以后归顺曹氏，病死在邺城。李伏说：“我已将此事告诉了很多熟悉的人，但考虑到时机没有成熟，不敢公开。您即位后一次次出现祥符，每次庆贺时我都想说明真相，但怕别人说我是讨好您。况且我原是张鲁部下，归顺的时间不长，说错了罪更大，所以一直忍着。现在祥瑞并呈，天意已经很明白，我心情无比激动，谨上表报告。”曹丕下令公布于众，又说自己德薄，实在不敢当，这是“先王至德通于神明”的结果。
于是刘廙、辛毗、刘晔等一批大臣上书，引经据典地证实李伏所称预言的正确性。他们说：“尧宣称他得了天命时，北斗星座前四星的位置就发生了变化；周武王还没有与商纣王作战，一头赤鸟就衔来了捷报；汉高祖尚未出世，他母亲就获得了神的预示；汉宣帝地位低微时，树叶上就显示了吉兆；汉光武帝的名字出现在图谶上时，他还是平民。可见天命授予圣哲，不必用华丽的辞藻，不必有芬芳的气味，只要有具体的迹象出现就能得到证明。汉朝的衰落已经有好几代了，从桓帝、灵帝末年的大乱到现在也二十余年了。总算老天爷有灵，使圣人诞生来解救苦难，所以用符谶预告，以显示天命所在。您即位不到一年，天上、地下就出现了这么多的祥瑞，四方的百姓争先恐后地来归顺，自古以来的典籍上从来没有记载过这样的盛况，我们怎么能不欢欣鼓舞呢？”曹丕说：“健壮的小牛像老虎，恶草的幼苗似庄稼，有些事会似是而非，今天的情况就是如此。”大概是为了用大臣们的话来“说明我德行的不足”。曹丕命有关官员向百官宣告，使大家都了解。
眼看舆论造得差不多了，太史丞许芝在十月初九正式向曹丕报告了魏代汉的谶纬。
他首先根据最权威的《易传》所说“圣人受命而王，黄龙以戊巳日见”，而最近一次发现黄龙正是七月四日戊寅，应该是帝王受天命的最明确的预兆了。此外，蝗虫、麒麟在这时节的出现都是符合《易传》记载的典型的祥瑞。
接着他又引证了大量谶纬书籍中的记载和名人的言论，说明汉朝气数已尽，魏代汉是早已安排好的天命。如《春秋汉含孳》说“汉以魏，魏以征”；《春秋玉版谶》说“代赤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说“汉以许昌失天下”“汉以蒙孙亡”；故白马令李云说“许昌气见于当涂高，当涂高者当昌于许”；等等。这些话有的是直截了当的，有的却要作一番解释。如所谓“当涂高”，是指当着大道的高大建筑物——象魏（或魏阙），暗含一个魏字。“蒙孙”据说是指汉朝第二十四代皇帝，或者说是指以非嫡嗣身份即位的皇室后代。而汉献帝非皇后所生，又是汉朝的二十四代，汉朝注定是要亡在他手里的。而《孝经中黄谶》和《易运期谶》的记载就更绝了：“日载东，绝火光。不横一，圣聪明。四百之外，易姓而王。”按汉隶的写法，曹字的上半部正是东字缺下半部（火字），下半部是个日字，符合“日载东，绝火光”；不字加一横正是丕，说明继承汉朝400年天下的只能是曹丕了。“言居东，西有午，两日并光日居下。其为主，反为辅。五八四十，黄气受，真人出。”“鬼在山，女禾连，王天下。”许昌要发生君臣易位，取代者为魏（汉隶的魏字右边鬼字下有一山字），是再清楚不过了。至于“四百之外”和“五八四十”，根据许芝的解释，上天安排帝王易姓的周期本来是720年，但有德的朝代可以延长到800年，无德的只能有400年。汉朝已经有426年了，如果从春秋时麒麟出现作为新周期的开始就有700多年了，已经到了“四百之外”。而天上太微垣黄帝星（代表魏国）变得明亮，赤帝星（代表汉朝）却经常见不到，已经有40年了。星象变化的种种迹象表明，改朝换代的时间已到。
曹操
这位太史认为，历史上圣人出现时的祥瑞不过一两样，而曹丕即魏王位后的祥瑞简直不胜枚举：黄龙、凤凰、麒麟、白虎、甘露、醴泉、奇兽无所不有，是自古以来最美好的。而岁星已出现在大梁的范围，正是魏的分野，与当年周武王伐纣、汉高祖入咸阳时出现的星象相似。作为史官，将如此重要的图谶和天象上报，是应尽的职责。
谁知曹丕的答复竟是断然拒绝，他下令道：“当年周文王已占有天下的三分之二，还向殷朝称臣，得到孔子的赞叹。周公实际行使了君主的职权，完成使命后还是归还给成王，备受称颂。我的德行虽远不如这两位圣人，但怎么能忘记‘高山仰止’的道理呢？”“我的德行薄极了，地位鄙极了，只是生逢其时，有幸继承先王留下的事业，但还没有使天下都受到恩泽。虽然已经尽力来救济魏国的百姓，但还有受冻的人，还有人吃不饱肚子。我睡梦中都感到担忧恐惧，不敢稍有懈怠，只求能够像现在这样太太平平地终老，使魏国得到保全，使我死后见到先王时感到没有辜负他的托付。我的愿望和志气都有限，只要能守成就行了。所以尽管祥瑞屡次出现，我只能增加不安，已经六神无主了。像许芝这些话，我岂敢听呢？这些话使我心里害怕，手发抖，字都写不成，意思也表达不清。我曾作过一首诗：‘战乱纷纷已过十年，白骨累累纵横万里，可怜的百姓还能靠谁？我要辅佐汉室治理天下，功成后交还政权辞职回乡。’我一定要遵守这一誓愿，绝不是说假话。因此昭告天下，使大家知道我的心意。”
可是大臣们似乎根本不理会曹丕的态度，侍中辛毗、刘晔，散骑常侍傅巽、卫臻、尚书令桓阶、尚书陈矫及给事中、博士骑都尉苏林、董巴联合上书：“您的令书辞意恳切，坚持谦让，比起舜、禹、商汤、周文王来也毫不逊色。但是古代的圣哲之所以接受天命而不推辞，也是为了遵奉上天旨意，满足百姓的期望，身不由己呀。”他们引用《易经》等经典，列举形势，证明天意不可抗拒，请求曹丕“急天下之公义”，“宣令内外，布告州郡”，使全国都知道上天的旨意和自己的谦让态度。
曹丕下令道：“让天下人了解我的心意是对的，至于其他的话难道是指我吗？我怎么敢当？”“最近东征时经过的郡县和屯田，百姓面有饥色，有的人连短衣都没有一件好的，这都是我的责任，所以上有愧于这么多的祥瑞，下对不起百姓。这说明我的德行连当一个统治一方的王都不够，还想当皇帝吗？你们应该立即停止这类建议，不要加重我的过失，使我死后不至于给世上的君子笑话。”
十月十一日，曹丕向百官公布此令，却并没有使大臣们的热情降温。督军御史中丞司马懿等人上书，认为“天地之灵，历数之运，去就之符，惟德所在”，汉室的失德由来已久。而曹丕即位以来的“至德”已经广被上下、天人感应，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有作为的大人，事前做的事不违天意，事后做的事遵从天时。舜、禹见天时已到就不作谦让，因而百姓受到及时的救济，万物普遍获得恩惠。现在四面八方、全国上下都在殷切期待着，上天在保佑您，神都在为您尽力，天下的十分之九已归顺于您，远远超过了当年周文王的三分之二。您要再不接受，实在是过于谦让了，我们大家真于心不安。”
曹丕的答复更加明确，他说：“世上最缺少的是德义，最富余的是随大流说的假话，常人的性情就是不重视所缺少的，喜欢本来就富余的。”“我虽然德行不足，总还希望不像常人那样爱听假话。岩石可以被击碎但不失坚硬，丹（朱砂）直到被磨尽也保持红色。丹、石这样的小东西尚且能坚持自己的品质，何况我多少算一个士人，又受过君子的教育呢？”在引述了古代圣贤事迹后，他表示尽管自己德行不如周武王，道义上有愧于伯夷、叔齐，但必定要立下丹石之志，绝不会信从假话，要学习圣贤的品德。“常言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这样的志向，难道是可以夺走的吗？”
说得如此斩钉截铁，好像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但戏还得演下去，这就需要傀儡皇帝上场了。两天后，汉献帝正式向魏王曹丕下了禅位诏书，并派兼御史大夫太常张音为专使奉上皇帝的玺绶。尚书令桓阶等立即上书：“天命弗可得而辞，兆民之望弗可得而违”：请求召集文武大臣，公布诏书，顺应天命，并着手制定禅让的礼仪。曹丕下令：“只能商议不该接受的理由。现在正在军旅之间，等回去后再正式答复。”尚书令等再次上书：“汉高祖接受天命时正在军旅之中，为了畏惧天命，不敢拖延，就在驻地举行即位仪式。现在您接受禅位的诏书，应该召集百官，集合全军上下，使大家都知道天命。军营中地方狭小，可以在附近平地建坛，布置举行仪式的场地。我们与侍中、常侍等已经擅自讨论确定了礼仪，太史官已选定了吉日。”曹丕说：“我实在不敢当，其他事情还有什么好谈呢！”
侍中刘廙、常侍卫臻等又奏：“汉家遵照唐尧公天下的道理，陛下（注意，已不称殿下了）以圣德接受历数的安排。上天和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应该顺应灵符，及时即位。根据太史丞许芝的意见，本月十七日己未是吉日，可接受禅位，已经安排布置了坛场，具体情况另行奏请。”曹丕说：“你们怎么可以随便设坛场呢？这些东西搞它干什么？我是要辞让不接受诏书的。那么就在帐前开读玺书，仪式与平时受诏时一样。再说现在天气寒冷，应该停止筑坛工程，让工匠回家。”在开读汉献帝的诏书后，曹丕下令道：“我岂能接受诏书，承担如此重大的使命？必须起草辞让的表章，奉还皇帝玺绶。古代尧让天下于许由、子州支甫，舜让天下于善卷、石户之农、北人无择，他们不是回到颍水之阳去耕地，就是以疾病作推托；或是远入山林，让别人不知所在；或带了妻子出海，终身不再返回；或者把这看成是自己的耻辱，投水自杀。况且颜烛为了返璞归真而辞去官职，王子搜在丹穴中即使被烟熏死也不愿出来，柳下惠不因为三公之贵而改变自己的态度，曾参不以晋、楚二国的财富而放弃仁义。这九位先哲都有很高的节义，不为富贵所动，因而被史书记载，流芳百世。求仁得仁，仁其实并不远，就看你自己的态度，我难道就不如他们吗？我坚决不接受汉朝的诏书，宁可跳东海自杀。赶快上奏章归还玺绶，布告天下，让大家都知道我的决心。”曹丕的决定于十月十五日公布。
大臣们自然知道这是献忠心的好机会，辅国将军清苑侯刘若等120人联名上书，居然大胆地反驳曹丕的理论根据：“石户、北人，只是匹夫的狂狷，行为不符道理，在历史上也少见，所以司马迁就不以为然，实在不是圣贤所应该仰慕的。况且虞舜不拒绝尧的禅让，夏禹也没有发表过辞位的言论，说明圣人都知道天命不能违背，历数不可推辞。”他们表示将不顾曹丕的反对，“昧死以请”，并照样“整顿坛场，至吉日受命”，大有不达目的死不罢休的意思。带头的刘若还是汉朝宗室，由他出面劝进更显得大公无私，也证明天命的确不可违背。曹丕的答复依然是否定的：“以往柏成子高为了不接受大禹的任命而避往荒野，颜阖为了退回鲁侯的馈赠而隐居不出，为什么他们俩会将王侯的器重不当一回事呢？是因为有高尚的气节。所以烈士追求荣誉，义夫重视气节，即使只能过贫穷的生活，也会乐在其中。孔子向王骀学习，子产尊重申徒，就是这一缘故。诸位都是我的肱股心腹，照理应该理解我的心意，如今却做出这样的事来，看来你们追求的是物质，而我向往的是精神，没有共同语言也就不足为奇了。赶快起草奏章退还玺绶，别再搞新花样了。”
这120位大臣却理直气壮地再次上书，指责曹丕的做法是“违天命而饰小行，逆人心而守私志”，上对不起上天的关怀和信任，中忘了圣人应该通达的教导，下影响了臣民翘首企盼的热情。他们认为侍奉君主首先得分清是非，坚持真理就可以与皇帝对着干，决心不理会曹丕的命令而“以死请”。曹丕却要把文章做足，推辞的话说得更加恳切：“现在百姓中还有人没有吃饱在挨饿，还有人穿不暖在受冻，鳏夫讨不到老婆，寡妇嫁不了好男人；孙权、刘备尚未消灭，不是唱凯歌的时候，而应该秣马厉兵；对外的战争没有平息，国内的士民不得安宁”；“诸位为什么不能让我殚精竭虑，顺天时，合人和，把这些事情都办好，让应有的祥瑞都能出现，那时再议论此事不是更好吗？何必如此相逼，出我的丑呢？”
大臣们知道这场戏还得演下去，于是侍中刘虞等上奏，表示由于“圣意恳恻，臣等敢不奉诏”？立即准备奏章，派遣使者回复汉献帝。曹丕唯恐大家不理解他的苦心，又下令道：“泰伯曾三次以天下让给他人，没有人不称赞他的，孔子叹为最高的德行。我这样做又算得了什么呢？”
十月十八日，曹丕上书献帝，表示奉玺书后“五内惊震，精爽散越，不知所处”；说自己“无德以称”，并派毛宗送还玺绶。第二天，给事中博士苏林、董巴上表，从天文分野和岁星的位置论证，魏国得岁与周文王受命完全相同，今年正是时候。而曹氏的始祖是颛顼，与舜是同一祖先，十月份受禅与颛顼受命相符，取代汉朝是以土德代火德，又与舜代尧一致。他们警告“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劝曹丕不要“上逆天命，下违民望”，而要“以时即位”。其实曹丕正在筹划下一轮的表演，只是答道：“我已经上书辞让，希望得到皇帝批准，也要让全国都知道。”
古代征战
二十日，献帝下了第二道禅位诏书。尚书令桓阶等又“敢以死请”（上一次遭到曹丕拒绝后居然并没有死），请求立即“修治坛场，择吉日，受禅命，发玺绶”。曹丕的答复是：“那么急干什么？我希望辞让三次，如果还得不到批准就再说。”所以在二十二日第二次上书献帝，奉还玺绶。刘廙等上奏相劝，说这几天“时清日晏，曜灵施光，休气云蒸”，证明“天道悦怿，民心欣戴”。况且“群生不可一日无主，神器不可斯须无统”，“臣等敢不重以死请”（注意，加了一个重字）！曹丕在拒绝的同时表示：“此岂是小事一桩？公卿们还没有都表态呢！应该在坚决辞让之后再商议实行的办法，”
二十四日，献帝下第三道诏书，并命令使者张音不许再将玺绶取回。在曹丕的导演下，满朝公卿都表态了，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等46人联名上书劝进。曹丕答复道：“就德行而言我是不够的，就形势而言敌人也没有消灭。要是能在你们的辅佐下平平安安地当魏王，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要说天降祥瑞和百姓拥戴，那都是先王的圣德留下的成果，与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敢从命。”二十六日，曹丕上书献帝，作第三次辞让，请求献帝召回张音。
大臣们都知道曹丕的“三让”已结束，劝进的热情自然更高，华歆等公卿立即上表，起草者更施展出了浑身解数：“《易经》称圣人奉天时，《论语》说君子畏天命，正因为天命不常有。皇帝才要禅让。尧知道自己天命已尽，不得不禅位于舜；舜了解自己应了历数，不敢不接受。不得不禅位，是奉天时；不敢不接受，是畏天命。汉朝虽然已经没落，还能奉天命，效法尧禅让帝位；陛下处在大魏受命之初，却不像虞舜、夏禹那样通达，反而学延陵这般退让，真是顾了小节，损了大德，注意了小事，忽略了大事呀！连国内一般人都不以为然，要是死者有灵，舜必定会在苍梧的墓中忿忿不平，禹必定会在会稽山阴的葬地郁郁不快，武王（曹操）必定会在高陵的地宫中生气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以死相请。”在歌颂了曹氏的功德，列举了数不清的祥瑞后，又道：“古人说：‘要没有大禹，我们早就给洪水淹死了。’要是没有大魏，我们这些人早已变成白骨横在荒野了。”魏国的功德和瑞应真是“三王无以及，五帝无以加”。“百姓的命运托付给魏国，民心向着魏王，已经三十多年了。这是千世难得、万年难逢的机会，需要的是通达远见，完全用不到顾忌小节。以前没有及时顺应天命，这是我们的罪过，所以已经在布置坛场，筹备礼仪，选择吉日，将要昭告上帝，祭祀众神，然后在朝堂召集百官，讨论改年号、正朔、服色等事项后上奏。”至此，曹丕答复：“我原来只想像舜那样终身吃粗粮，过苦日子；但舜接受了尧的禅位，穿上他赐的衣服，娶了他两个女儿，也是顺天命的表现。公卿臣民一定要说‘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违’，我还有什么好推辞的呢？”
二十八日，献帝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下了禅位册文。尚书令桓阶等立即上奏：明天就是太史令选定的吉日，可登坛受命。曹丕批了一个“可”。二十九日，曹丕登上筑在繁阳亭的受禅坛，参加仪式的有文武百官和匈奴等四夷的使者共数万人。在完成了典礼后，曹丕对群臣说：“舜、禹的事，我现在总算明白了。”
从黄龙出现在谯县算起，已有七个月时间。但从李伏上书算起，这场密锣急鼓的戏只演了二十余天，“汉魏故事”就圆满闭幕了。曹丕踌躇满志之余，肯定不会想到，仅在45年以后，他的侄孙曹奂就充当了汉献帝的角色，如“汉魏故事”，将帝位禅让给了司马炎。
明明是一场假戏，却非要演得如此逼真，在今人看来未免滑稽可笑，但在当年是非如此不可的，否则曹丕与群臣就大可不必煞费苦心，“汉魏故事”也不会在七百多年间反复上演了。再说，曹氏代汉虽然已是大势所趋，但最终能顺利完成，还得归功于这场戏的导演和演员。
曹操早已大权在握，汉献帝只是他任意摆布的工具。建安十八年，曹操将三个女儿给献帝当贵人，第二年就找借口杀了皇后伏氏。曹操派华歆带兵入宫，伏氏关了门躲在壁橱中，还是给抓了出来。披发赤脚的伏氏拉着献帝的手说：“难道你不能救我吗？”献帝说：“我自己也不知道哪一天死呢。”两个月后，三位曹贵人之一被立为皇后，献帝成了曹操的女婿。要废掉或杀掉献帝是再容易不过的，使曹操不能不有所顾忌的无非是刘备、孙权的存在和舆论的压力。曹操死前两个月，孙权向曹操称臣，并劝他称帝。曹操将孙权的信给大家看：“这小子是要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当陈群等也劝他及时“正大位”时，他明确表示：“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以曹操的军事、政治观察力，他自然知道儿子曹丕不可能很快消灭刘、孙，只是希望到曹丕一代时舆论上会对曹氏更加有利，以便水到渠成地取代汉朝。司马光在评论曹操时说：“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见《资治通鉴》卷68）虽不尽然，但不无道理。
正因为如此，曹丕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造祥瑞和符谶，以证明曹氏、魏国和他自己已经拥有天命。用中国曾经风行过的话说，就是“先造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从传说中的尧、舜、禹，到秦始皇、汉高祖、王莽、汉光武帝，以及陈胜、吴广、张角（黄巾）等，无论是登基、禅位、篡夺，还是造反、起兵，都离不开这一套。对统治者来说，制造祥瑞和符谶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因为一旦造出来，绝大多数愚昧的人果然会坚信不疑，就是极少数智者又有谁敢、谁愿意揭露真相呢？所谓祥瑞，一部分是世上根本没有的动物，如龙、凤凰、麒麟，只要有人说见过，当然没有人能否定；一部分只是珍稀动植物或普通动植物，如白雉、灵芝、蝗虫等，存心要采集本来也不是难事。而且献祥瑞的官员会得到提升或赏赐，当地百姓也能沾光，如向曹丕呈报出现白雉的饶安县被免除全年田租，所在的勃海郡又获得牛酒的赏赐，特许合郡官民大喝三天。这样的事何乐而不为？
符谶的制造当然要依靠知识分子，必要时还得争取著名学者或大臣的配合，但对统治者来说也不是难事。虽然我们不能妄断曹丕时的符谶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却可以举出宋真宗亲自炮制“天书”的事实：当王钦若劝宋真宗举行封禅仪式以洗刷澶渊之盟的耻辱时，这位皇帝最担心的是不出现“天瑞”，找不到封禅的理由。王钦若与一位老儒杜镐却告诉他，所谓“河图洛书”本来就是“圣人以神道设教耳”，都是人为的，只要君主相信，公布天下，就成了“天瑞”。真宗还怕得不到宰相王旦的配合，但一方面有王钦若事先疏通，王旦已心领神会；另一方面真宗亲自赐宴，又赏王旦一壶酒带回去与太太一起喝，回家后王旦发现壶中竟塞满了名贵的珍珠。于是真宗就向满朝文武宣布，他梦见神人告诉他将降《大中祥符》天书三篇，十二月初一果然发现天书已挂在左承天门楼上。王旦带头拜贺，全国庆祝，各地争相上报祥瑞。如此天人感应，真宗自然只能顺天命去泰山封禅了。
曹丕的“南征”与祥瑞的出现看似巧合，其实是他代汉的第二步，也是关键的一步。南征是他集中精锐兵力的最好理由，既能巡视各方，显示实力，又可随时镇压反抗势力。曹丕回师后既不回魏都邺城，也不进汉献帝所居的许都，而是留驻许都附近。连受禅仪式也在军营旁进行，显然是出于军事控制上的考虑。这是“汉魏故事”的重要一部分，一般人可能会忽略，仿效者却不乏其人。五代时周太祖郭威代汉，就是以“契丹入寇”而率军北征为序幕的。以后宋太祖赵匡胤代周，也是在“契丹入寇”时率大军离开首都后，在陈桥驿黄袍加身的。
曹丕的“三让”也不是他的发明。当年刘邦在垓下击败项羽后，实际已是天下之主，但在诸侯将相共同请他称帝时，他还要表示“吾不敢当”。然后群臣坚持，“以死守之”，刘邦三次辞让，“不得已”才说：“诸君一定认为这样对国家有利，那就当罢。”前后也花了近一个月时间。 刘秀的“三让”过程更长：更始元年（公元25年）正月他驻军平谷时，诸将上尊号，派马武劝他到蓟城（今北京）即位，他大惊，说：“你怎么敢说这话，该杀头。”四月，刘秀至中山，诸将又劝，他还是不听。到达南平棘，诸将又“固请”，他才表示“吾将思之”。果然，在抵达鄗（今河北柏乡县北）时，各种祥瑞和符谶纷纷出笼，刘秀登坛即皇帝位，此时已是六月。
但曹丕的“三让”表演得有声有色，不用说远比刘邦和刘秀精彩，以后的禅让者也都望尘莫及。这自然并非偶然。一方面是因为曹丕本人就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诗人、文学家、学者，他的臣下也不乏文人学者，这一劝一让，正是他们施展文才的好机会，所以都千方百计将假话写得动听得体。曹丕的令和表虽然不无出于秘书之手的可能，但多数大概是自己写的。凭曹丕的学识和教养，他完全能将假戏演得十分逼真，绝不会像无赖出身的刘邦那样动不动骂人或自称“乃公”（你老子），或者在关键时刻离不开导演的操纵。另一方面是由于曹丕胜券在握，不怕夜长梦多，事先做了周密的安排，操作起来也相当从容。而有的禅让却非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才能完成，就不能那样讲究了。
像周太祖郭威本是一介武夫，向他“劝进”的是一批军人，当时又正在行军途中，上演的只能是一场闹剧。十二月十六日，军队抵达澶州。据说当天早晨太阳边冒出一股紫气，正对着郭威座骑的头。十九日，郭威下令部队停止前进。第二天，将士大叫大嚷，涌向他所住的驿馆。郭威闭门不出，将士从墙上爬入屋内，请他当皇帝。军人挤满一屋，“扶抱拥迫”，有人撕下一面黄旗披在他身上，呼声震天动地。郭威被众人包围，说话都没有人听见，昏过去了几次，左右亲信侍卫都找不到了。直到被大家拥上城楼，才安定下来，由军队拥护着回首都去。这是《旧五代史》的记载，固然是为了掩盖郭威的策划，但导演的拙劣和当时的混乱已可见一斑。赵匡胤在陈桥驿“接受”军队的拥戴后，第二天清晨就回师开封。当时百官正在上早朝，将士将宰相王溥、范质等大臣押到赵匡胤的公馆，赵匡胤流着泪说：“我受世宗皇帝的厚恩，现在被军人逼到这样的地步，实在对不起天地，你们看怎么办？”还不等范质说话，有人拔出宝剑厉声说道：“我们没有主人，今天非立了皇帝不可。”范质等不知所措，王溥赶快到台阶下跪下叩头称臣，范质也只得随着下拜，于是请赵匡胤到崇元殿举行禅让仪式。黄昏前百官齐集，典礼即将开始，却发现最重要的禅位诏书都没有准备，幸亏翰林承旨陶谷事先私下拟了一份，当场从袖筒里摸出用上。这场快餐式的禅让只用了一天时间，不愧为速战速决的范例，赵匡胤所处地位非曹丕可比，哪有三劝三让的时间？即使陶谷没有备好诏书，也会照禅不误。只要真当了皇帝，还怕臣下不会补这个漏洞？不过，曹丕辞让的话表面虽然谦虚之极，甚至使人感到有些过分，其实却是用心良苦。他列举自己很多德薄的事实，实际正是为了封天下人的口。因为孙、刘未灭，天下未定，百姓饥寒等等完全是事实，而祥瑞、符谶之类是如何出笼的，曹丕心中也是一清二楚，他自己都说了，并且直指群臣的称颂为假话，反对者反而无话可说了，似乎他真的是身不由己。这种以假为真的手段不愧是乃父曹操的真传，后人如果只以虚伪视之，倒是辜负了曹丕的一片苦心。
曹丕的禅让戏演得成功，也离不开汉献帝的配合。虽然献帝除了俯首帖耳外已别无选择，但真要干出些不合作的事来，也会大煞风景。如曹丕的孙子曹髦，因为不甘心当司马昭的儡傀皇帝，竟不顾一切，率领数百侍卫讨伐。结果曹髦被当场杀死，但司马昭不得不装模作样惩办凶手，代魏的日程也因此而推迟。作为酬谢，献帝也获得了曹魏的优待，让位后被封为山阳公，封邑有一万户，14年后寿终，获得“孝献皇帝”的谥号，以天子礼仪安葬。这个山阳国传了三代，共75年，西晋时依然沿袭，直到永嘉之乱。或许是对曹魏的报答，禅位于司马炎的曹奂也当了37年的陈留王，得以善终。相比之下，其他禅位的君主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尽管他们同样采取合作态度，有的还十分主动。如东晋的末代皇帝司马德文，在接到臣下起草的禅位诏书后毫不犹豫地签字，还说：“晋朝早给桓玄灭了，多亏刘公（宋武帝刘裕）才延长了二十年，今天让位我心甘情愿。”而且不等刘裕“三让”就搬出皇宫，不再承认自己是皇帝了。刘裕封他为零陵王，规定可以享受皇帝的礼仪和亲王的待遇，实际却是一句空话。司马德文深知刘裕不怀好意，整天与妻子褚后生活在一起，饮食都由褚后料理，刘裕一直无法下手。到了第二年九月的一天，就派褚后的哥哥褚叔度找她说话，士兵趁机翻墙闯进内室，将司马德文杀死。此后禅位的尧、舜们几乎没有一位不死于非命，甚至禅位的第二天就被杀。可见他们再能识天命也无济于事，只要新皇帝感到前朝的威胁就会毫不迟疑地斩尽杀绝。从这一点说，“汉魏故事”也是禅让史中少有的。
赵匡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