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年1月15日，长安未央宫的前殿中正在举行隆重的仪式，宣布一个新的朝代——它的名称就是“新”——已经取代汉朝。新皇帝王莽穿戴着古怪的服饰，正在亲自宣读策命，封西汉的最后一位名义上的君主刘婴为安定公。读完后，王莽走到这个5岁的幼儿面前，拉着他的手，嘘唏地哭了起来：“古代周公摄政，最后还是让成王恢复了王位。可是我被皇天的威命所迫，由不得我呀！”他絮絮叨叨，竟不肯放手，孩子被他这些莫名其妙的举动吓得不知所措。孩子的老师将他搀下殿来，教他跪下叩头谢恩。在场的文武百官深受感动，人群中响起了一阵抽泣声。
王莽，字巨君，初元四年（前45年）出身在一个煊赫的家庭。当时他的姑母王政君已被元帝立为皇后。13岁那年元帝死，成帝（王政君之子）即位，王莽的伯父王凤被封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执掌朝廷大权。河平二年（前27年），王莽的五位叔伯在同一天被封为侯。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但王莽本人却十分不幸，他的父亲早死，没有轮到封侯，连他的哥哥也年纪轻轻就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这却使王莽从小养成了与富贵的堂兄弟们不同的习惯，他谦恭好学，在向沛郡学者陈参学《礼经》时非常勤奋，生活俭朴，与普通儒生没有什么不同。平时侍奉母亲和寡嫂，抚养侄儿，都规规矩矩。对待社会上的名流学者、家中各位叔伯，格外彬彬有礼。阳朔三年（前22年），伯父大将军王凤病重，王莽悉心侍奉，王凤每次用药前他都亲自尝过，成月不脱衣睡觉，经常蓬头垢面。王凤深为感动，临终前托太后和成帝照顾他。王莽被封为黄门郎，不久升为射声校尉，踏进仕途，几年后，王莽的名声越来越大，当代名士戴崇、金涉、箕闳、阳并、陈汤等都在成帝面前赞扬他，他的叔父成都侯王商上书，愿意将自己的封邑分出来封给他。永始元年（前16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升任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王莽在宫中值勤时总是小心谨慎，官越升，越是谦虚。他广泛结交高中级官员，赡养救济名士，家里不留余财，连自己的车马衣服都拿来分发给宾客。在位的官员常常举荐他，在野人士纷纷传播他的佳话。王莽的名声逐渐超过了他的叔伯们。
王莽将他的侄儿王光送到博士门下读书。每次休假回家，王莽总要带上羊和酒，赶着车去慰劳他的老师，所有的同学都能获得他送的礼物，学生们纷纷围观，老人都感叹说，这是从未见过的事。王莽的儿子王宇年纪比王光大，但王莽一定要让他等王光一起结婚。办喜事那天贺客盈门，忽然仆人报告：太夫人不舒服，要饮某药。王莽立即起身入内，宴会中断好几次。有一次，兄弟辈听说王莽私下买了一个侍婢，王莽却说：“后将军朱博没有儿子，听说这位姑娘能生儿子，我是替他买的。”当天就将侍婢送到朱博家。
当时，王莽的叔父曲阳侯王根担任大司马骠骑将军已多年，因一直有病，几次要求退休。但王莽的表兄、太后的外甥淳于长任侍中卫尉，名列九卿之首，资历比王莽深，按惯例应由他继任大司马。王凤病重时，淳于长也曾日夜侍奉，王凤临终也向太后和成帝推荐过，被成帝任用，升迁很快。成帝想立宠妃赵飞燕为皇后，但太后嫌她出身微贱，经过淳于长在太后面前多次疏通，一年多后成帝如愿以偿。成帝感激淳于长，以他曾劝阻修昌陵为由，封为定陵侯，大加信用，贵倾公卿。淳于长忘乎所以，大肆收受地方官的贿赂，妻妾成群，生活侈靡。
荷花
淳于长纳的妾中有一位是寡居的侯爵夫人许孊，她的姐姐是成帝已废的许皇后。许后想让皇帝给她复位，通过许孊送给淳于长大批宫中的用品和财物。淳于长骗她说有办法让成帝立她为左皇后，通过许孊不断给她写调情的信。王莽打听清楚此事后，就利用探望王根的机会做了详细报告，还说：“淳于长见您久病，好不高兴，自以为应该代您辅政了，已经给不少人封官许愿。”王根大怒，要他赶快向太后汇报。太后气得让成帝免了淳于长的官，送回侯国。不久，王莽的另一位叔父红阳侯王立在成帝面前替淳于长说话，引起了成帝的怀疑。原来王立没有当上大司马，曾以为是由于淳于长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对淳于长十分痛恨，但淳于长下台后却通过王立的儿子王融给他送了大批珍宝。成帝让有关部门调查，准备逮捕王融，王立让王融自杀灭口。成帝更怀疑有大的阴谋，将淳于长关押在洛阳的诏狱（朝廷设在地方的监狱）中反复审讯，查清了他大逆不道的罪行，在狱中杀死。王立被勒令“就国”（回封地），受牵连被撤职的朝廷和地方官有数十人。王莽主动揭发表兄，大义灭亲，顺理成章，继王根和其他三位叔伯之后当了大司马，当时他38岁。王莽执政后更加克己奉公，聘任贤良担任下属，皇帝的赏赐和自己的俸禄都分送给士人，自己的生活极其节俭。他的母亲病了，公卿列侯都派夫人登门问候，只见一位穿着布衣短裙的女子出来迎接，这批贵妇人以为是位佣人，一问方知是王莽夫人，都吃了一惊。
正当王莽声誉日隆时，成帝驾崩，太子即位（哀帝）。成帝无子，太子是元帝的庶孙定陶王刘欣。哀帝即位后，按惯例，他的母家就成了新的外戚。必定会受到封赏和重用，所以被尊为“太皇太后”的王太后命令王莽“就第”（回家，即辞职），给新的外戚让路，王莽立即上疏“乞骸骨”（年老或有病，请求辞职以保全性命）。刚登位的哀帝不允，派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傅喜报告太后：“大司马如果不到职，皇帝就不敢听政。”太后顺水推舟，令王莽复职。事后看来，这不过是哀帝作出的一个小小姿态。果然，高昌侯董宏上书，援用《春秋》“母以子贵”的理论，认为哀帝的生母丁姬应该上尊号。但他举了秦庄襄王生母和养母都称太后的例子，被王莽和师丹抓住把柄，联合控告他“称引亡秦以为比喻，诖误圣朝”，“大不道”。哀帝羽毛未丰，为表示谦让，将董宏免为庶人。哀帝的祖母定陶共王傅太后大怒，逼着哀帝给她上尊号。正好未央宫有宴会，典礼官在太皇太后的位置旁为傅太后挂起了帷帐。王莽检查时发现，指责典礼官：“定陶太后是藩王的妾，怎么可以与至尊一样待遇？”下令撤掉，重新安排座位。傅太后一气之下，没有赴宴，恨透了王莽。王莽知道形势不利，再次“乞骸骨”，在祖母和母亲的压力下，哀帝恩准，赐他黄金500斤和安车（老人乘的卧车）驷马，让他罢官“就第”。但公卿大臣纷纷上书，盛赞王莽对国家的贡献，哀帝只得又扩大他的封邑，给予最高礼遇。
不出王莽所料，一年多后傅太后被尊为皇太太后，丁姬被尊为帝太后，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成帝赵皇后）的地位相同，丁、傅两家能封侯的都封了，能当官的都当了，成了暴发户。王家却受到沉重打击，曲阳侯王根被遣就国；成都侯王况被免为庶人，遣送回乡；历年来由王家荐举的官员统统革职。有关部门又追究王莽阻止给傅、丁太后上尊号，“亏损孝道”的严重罪行，认为应该处死刑，幸而得到赦免，也不应再享受封地，要求将他免为庶人。总算哀帝看在太皇太后的份上，没有免他的侯，仅遣就国。
王莽完全明白自己面临的危险，所以回到新都侯国（今河南唐河县西南）后一直闭门不出。他的一个儿子王获杀了奴婢，这在当时本来是很普通的事，他却将王获痛骂一顿，逼他自杀了。侯国所属的南阳太守派孔休担任新都相，孔休求见时，王莽对他毕恭毕敬。一次王莽生病，孔休去探望，王莽为了与他结交，送他一把玉柄宝剑。孔休不肯接受，王莽说：“我是见您脸上有瘢，而美玉可以去瘢，所以想把这玉柄给您用。”孔休还是推辞，王莽说：“您大概嫌它值钱吧！”当场将玉柄砸碎，包起来送上，孔休只得收下。三年间，官员们为王莽鸣冤的上书数以百计。元寿元年（前2年）发生日蚀，这被看成上天对皇帝的警告，贤良周护和宋崇等人在答复哀帝的询问时极力颂扬王莽的功德，为他受到的错误处置伸冤，哀帝以侍奉太皇太后的名义征召王莽回京。
一年多后，25岁的哀帝病死，此时傅、丁太后已死，哀帝又没有儿子，太皇太后当天就到未央宫收了皇帝的玺绶，急召王莽进宫，诏令尚书，包括调兵遣将和拱卫京师等一切事务均由王莽掌管。王莽建议免去哀帝的男宠、大司马董贤的职务，董贤当天自杀。太皇太后让大臣推荐大司马人选，大司徒孔光和大司空彭宣荐王莽，前将军何武与后将军公孙禄相互推荐。王莽被封为大司马，建议迎九岁的中山王继成帝为帝（平帝）。平帝作为成帝之后即位后，太皇太后重新成为太后，临朝称制，让王莽执政。王莽向太后报告，成帝赵皇后曾杀害皇子，傅氏骄横不守制度。太后下令废赵后和哀帝傅皇后（傅太后堂侄女），勒令自杀。傅、丁太后被追贬尊号，称定陶共王母和丁姬。
大司徒孔光是孔子后裔，是三朝元老，得到太后敬重，很得人心。王莽对孔光极其尊敬，提拔他女婿甄邯当侍中奉车都尉。王莽想撤掉哀帝外戚和自己不喜欢的大臣，就拟成奏章后让甄邯交给孔光，孔光一向怕王莽，不敢不上报，王莽请太后一律照准。丁、傅、董贤的亲属全部免官，流放远方。曾经相互推荐的何武和公孙禄免职。红阳侯王立是太后亲弟，是王莽的叔父，王莽怕他在太后面前多说话，使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又让孔光上书追究他接受淳于长贿赂等罪行，要求遣他就国。太后不听，王莽说：“现在汉家衰落，连续几代没有儿子继承，太后独自代幼子执政。真值得畏惧，尽力公正办事作天下的榜样，还唯恐来不及。现在为了私恩而不接受大臣的建议，使臣子们离心，今后必定出乱子。不妨暂时将他遣就国，以后再召回来。”太后不得已，只得听从。
于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王莽很快收罗、组织起一个得心应手的班底：王舜、王邑为心腹谋士，甄丰、甄邯负责决策，平晏掌管机密，刘歆撰写文告制造舆论，孙建当“爪牙”（上通下达兼打杂），甄丰之子甄寻、刘歆之子刘菜、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等也因有各种本领而受到王莽的信用。从此，王莽实行他的计划时更加得心应手：他表现得非常正直。说得冠冕堂皇，而把自己的意思暗示给党羽，由他们提出要求或着手进行，然后王莽叩头流涕，坚决推让，对上可迷惑太后，对下可向百姓显示他的诚意。
当年底，在有关方面的启发下，益州塞外（今云南或缅甸）的少数民族献来一头白雉，此事引起了朝野轰动。原来根据经典的记载，在周公摄政，辅佐成王时，遥远的越裳氏为他的德行所感动，不远千里送来白雉，王莽刚开始执政就出现了这样的奇迹，其意义不言自明。元始元年（公元1年）正月，根据王莽的建议，太后下诏，将白雉作为宗庙的供品。大臣们向太后提出，王莽“定策安宗庙”的功绩与霍光一样，应该享受与霍光相等的封赏。72岁的太后倒不糊涂，她问公卿们：“真是大司马有这么大的功劳？还是因为是我的亲戚才特别抬高他？”群臣纷纷赞颂王莽的功德与周公没有什么不同，这才有了白雉这样的祥瑞。他有“定国安汉家”的大功，应该封为安汉公，扩大封邑，“上应古制，下准行事（惯例），以顺人心”。
王莽得知后，上书表示，他是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定策的，希望只奖励他们四人，以后再考虑他，不要放在一起。甄邯让太后下诏，王莽有“安宗庙”的大功，不能因为亲戚关系而回避起来，不加表扬，请他不必推辞。王莽再次上书辞让。太后让人带王莽到大殿东厢等待任命，他称病不去。太后派尚书令下诏，要王莽赶快去，他坚决推辞。太后又派长信太仆代表皇帝召王莽进宫，他还是说有病。左右向太后建议，还是不要强迫他，先封了孔光等人，他才会答应。太后下诏，封孔光为太师，增加1万户封邑；王舜为太保；甄丰为少傅、广阳侯，封邑5000户；甄邯为承阳侯，封邑2400户；前三人还各赐一所住宅。四人受封后，王莽还是不肯出来，群臣又建议，王莽虽然极尽谦让，应该表彰，但及时加赏，才能证明朝廷重视大功，不能让百官和百姓失望。于是太后不等王莽进宫，就下诏：王莽“典周公之职，建万世策”，增加封邑2．8万户，封为太傅，称安汉公，以萧相国（何）的故居作为安汉公官邸，并定为法令，永远遵守。王莽深感惶恐，不得已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但退回了增封的土地和民户，表示要等到百姓都达到小康水平后再说。群臣却坚持“原则”，不同意王莽退还，太后下诏：接受王莽的辞让，但将他的俸禄、办公人员和赏赐都增加一倍，什么时候百姓达到小康，大司徒、大司空负责上报。王莽连这一点也不接受，建议应该首先考虑封诸侯王和开国以来功臣的子孙，然后是在职官员，增加宗庙的礼乐，使百姓和鳏寡孤独都得到好处。最后朝廷下令：
王莽
全国成年男子每人增加一级爵位。二百石以上级别的官吏，不论是否试用期满，全部转正。封东平王、中山王，封宣帝曾孙36人为列侯；封太仆王恽等25人及右将军孙建等为关内侯；平帝从中山国到长安途经各地的大小官吏都有赏。无子的诸侯王、公、列侯、关内侯，也可将孙子作为继承人。公、列侯的继承人犯了罪，凡判处“耐”（剃去须发服劳役）以上的都应先经上级批准。宗室中因有罪而被开除出族的，可以恢复；宗室担任官吏被举为“廉佐史”的，可以补为四百石级别的官员。全国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如年老退休，可以终身领取原俸禄的1/3。派谏大夫巡视三辅（三个朝廷直辖区），凡上一年多收的赋税一律予以赔偿、凡不妨碍哀帝陵园中建筑物的百姓坟墓都不迁走。天下吏民不必再自行置备服兵役所需物资。
全国上下皆大欢喜，无不感谢王莽，但他认为做得还不够，他向太后进言：“眼看由于丁、傅两家外戚的奢侈挥霍，很多百姓还吃不饱饭，太后应该穿粗衣，降低饮食标准，做天下的榜样。”他自己上书，愿捐钱100万、田30顷，交给大司农救济贫民。此举一出，百官积极响应，纷纷仿效，连太后也省下自己的“汤沐邑”（供太后私人开支的封邑）10个县交给大司农管理。一到发生自然灾害，王莽就吃素。左右报告太后，太后派使者命令王莽要“爱身为国”，不必不吃肉。元始二年全国大旱、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带动下，230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灾区普遍减收租税，灾民得到充分抚恤。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被撤销，改为安民县，用以安置灾民。连长安城中也为灾民建了1000套住房。
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提出，皇帝即位已三年，应该吸取前几位皇帝没有儿子的教训，及时选立皇后。有关部门上报的一份候选名单中，王家女子有好几位，王莽怕她们与自己的女儿争夺，就报告太后说：“我没有德行，女儿才能低，不适合与其他女子一样列为候选人。”太后以为王莽诚心诚意，就下诏：“王氏女子是我外家，不要挑选。”消息传出，庶民、学生、基层官吏到宫门前上书的每天超过1000人，公卿大夫有的守在殿上，有的伏在门外，一致请求，让王莽的女儿当“天下母”。王莽派下属分别劝阻公卿和学生，但上书的人越来越多，太后不得已，只得同意公卿选王莽的女儿。王莽又要求广泛选取，公卿争辩说不应该选其他女子以影响正统。王莽表示，即使如此，也该先考察一下他的女儿。由长乐少府、宗正（皇室族长）等官员组成的考察组报告：完全合适。太后下诏进行最后一道手续，派大司徒、大司空去宗庙向祖宗报告，并占卜，结果也是“康强”、“逢吉”，正式确定王莽的女儿当皇后。有关部门提出，古代天子封王后之父百里封地，应该将新野25600顷地封给王莽，使他的封地达到百里，被王莽谢绝。按惯例，皇后的聘金是黄金2万斤、钱2万万。王莽只愿接受4000万钱，而将其中3300万分给同时挑选到的其他11位女子。群臣认为，这样一来，皇后的聘金与妃子差不了多少。太后下诏再加2300万，合起来共3000万，王莽又将其中1000万分给王氏九族中的穷人。全国官民深受感动，先后有487572人上书；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了太后就叩头，一致要求增加对王莽的赏赐。名臣张敞的孙子、博学多才的张竦，为大司徒司直（大司徒的首席属官）陈崇起草了一份长篇奏章，极力歌颂王莽的功德，引经据典，要求皇帝效法周成王，给予王莽像周公一样的褒赏。太后交群臣讨论，却发生了吕宽事件。
王莽立平帝后，以防止再次出现外戚丁、傅那样危害国家的事情为由，封平帝的生母为中山孝王太后，两位舅父卫宝和卫玄为关内侯，都留在中山国（都卢奴，今河北定州市），不许来长安。王莽的儿子王宇害怕平帝长大后会怨恨，私下派人与卫宝联系。让平帝的母亲上书要求来京，被王莽拒绝。王宇与老师吴章、内弟吕宽商议，吴章认为王莽是不会听从别人意见的，但迷信鬼神，可以制造怪现象吓他一下，然后再讲道理让他把权力交给卫氏。王宇觉得有理。让吕宽在半夜将血洒在王府门上，想不到被门卫发觉。王莽将王宇送进监狱，令他喝毒药而死。王宇的妻子已经怀孕，便关押起来，等产后处死。王莽奏明太后，将卫氏灭族，又通过吕宽穷追猛打，将各地非议自己的豪强杀了几百个，敬武公主、梁王刘立、红阳侯王立（莽叔父）、平阿侯王仁（莽堂兄）等都迫令自杀。王莽为了教育子孙吸取王宇的教训，亲自写了八篇文章。群臣要求正式发表，天下官吏能背诵的，可以登记取得提升候选资格，享受能背诵《孝经》同样的待遇。
吕宽事件化险为夷，元始四年四月，王莽的女儿被正式立为皇后。为了了解各地民情，王莽派陈直等八人分路采访。太保王舜等上书，鉴于王莽兼有伊尹和周公的作用，应该将两人的称号“阿衡”和“太宰”合起来的“宰衡”，作为王莽的称号。八千多百姓上书赞同。于是确定王莽称宰衡，封他母亲为功显君，两个儿子为列侯，皇后聘礼再增加3700万，满l万万。王莽少不了又是叩头流涕，推辞一番，称病不出。太后没有办法，最后由孔光等提议，将王莽的封邑、称号、母亲功显君的爵位都规定为不世袭，再专门派大司徒、大司空代表太后传达让王莽立即到职的诏书，规定尚书不接受王莽的辞让奏章。王莽这才接受，但还是从补发的钱中拿出1000万，分赠太后身边的侍从。据太保王舜等报告，蜀郡民路建等本来在打民事官司，听说王莽如此辞让爵位、金钱，自觉惭愧，主动撤销了诉讼。周文王的德化，曾令虞、芮两国自动放弃了土地争夺，路建等的事迹说明，王莽的德行已超过了周文王，朝廷下令将这一典型在全国宣传。
为了复兴儒家传统典章，王莽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和市（市场）、常满仓（国家仓库），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网罗天下学者和有特殊本领的几千人至长安。学生与百姓积极性很高，纷纷投入义务劳动，10万人突击，20天就全部建成。元始五年正月，诸侯王、列侯、宗室子弟上千人在新建的明堂举行了祭祀大典。王莽执政不到5年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公卿大夫、博士、列侯共902人联名上书，请求给王莽“加九锡”，即采用与天子相似的仪仗，享受仅次于皇帝而高于任何诸侯的待遇。当年秋，8位风俗使者回到长安，带回各地歌颂王莽的民歌3万字。王莽奏请进一步制定条例，以便做到“市无二贾（市场上不讨价还价）、官无狱讼（衙门里没有打官司的）、邑无盗贼（城里没有盗贼）、野无饥民（农村中没有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男人女人分别走在路的两边），犯者象刑（违犯了的人画像示众，不必真的用刑）”，似乎上古的太平盛世就在眼前了。
当年底，14岁的平帝生病。王莽模仿周公为武王祈祷，写了一道策文，请求自己代他死，将策文藏在一个金滕中，放在前殿，要群臣为他保密。但平帝还是死了，当时元帝已经绝后，宣帝的曾孙辈还有5位诸侯王、48位列侯，王莽嫌他们都已成年，就提出：“兄弟不能相互继承。”因为平帝是宣帝的曾孙，所以在宣帝玄孙一代中挑选了一位只有两岁的刘婴。当月，武功县令孟通在井中挖得一块白石，用红颜色写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几个字。大臣们让太后下诏，根据上天的符命，“为皇帝”就是“摄行皇帝之事”（代理皇帝的工作），这样王莽当了“摄皇帝”，第二年改元居摄，刘婴立为皇太子，称“孺子”。
王莽要当皇帝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以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势力开始发动反抗。首先发难的是安众侯刘崇与他的相张绍，但他们只拉起了百余人进攻宛城（今河南南阳市宛城区），连门也没有攻入就失败了。第二年九月，东郡（治今河南濮阳县西南）太守翟义起兵，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通告各地，到达山阳（今山东西南一带）时已有十余万人。长安以西23个县的“盗贼”赵明等也起来造反，聚集了十余万人。王莽十分恐惧，饭也吃不下，日夜抱着孺子在宗庙祷告，又模仿《大诰》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自己摄位是临时的，将来一定要将皇位归还孺子。王莽调动大军镇压，在圉县（今河南杞县西南）攻灭翟义的部队，翟义逃亡中被捕杀。赵明等本来就是乌合之众，次年初不到一个月就平息了。
待王莽扫清了这些障碍，各种符命祥瑞纷至沓来。宗室广饶侯刘京上书称：齐郡一位亭长一个晚上做了几次梦，有人告诉他：“我是天公的使者，天公让我告诉你：‘摄皇帝当为真。’如果不信，你可以看到亭里会新出现一口井。”亭长早上起来固然见有一口新井，深百尺。巴郡发现一头石牛，扶风郡雍县发现一块有字的石头，都送到未央宫前殿展览。王莽和王舜等一起去看，刹时间刮起大风，一片昏暗，等风定时在石头前出现了一个铜符和一幅帛图，写着“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这些字。在长安求学的梓潼（今四川梓潼县）人哀章于脆做了个铜匮，外面贴上两张标志“天帝行玺金匮图”、“赤帝行玺（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在匮里放着的纸上写上王莽是真天子，皇太后要遵天命，将王莽的8位大臣和他胡编的王兴、王盛及自己的姓名共11人写上，每人还写上官职。黄昏时分，哀章穿黄衣，捧着匮子去高祖庙，将它交给值班的仆射。得到报告后，王莽立即去高庙将金匮迎到未央宫前殿，演完了登上帝位的最后一场戏。接着又根据金匮的指示封官，哀章被封为国将、美新公，成为级别最高的大臣“四辅”之一。王盛、王兴谁也不认识，公开招寻后各有十几人来报到。于是根据问卜的结果挑了两位相貌符合的，一位王兴是前城门管理员，封为卫将军、奉新公；一位是卖饼的王盛，封为前将军、崇新公，位居“四将”。
古代瓷器
从阳朔三年（前22年）步入仕途，至当上新朝的皇帝，王莽花了31年时间。应该承认，王莽取得了成功。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目前能看到的史料，包括《汉书·王莽传》在内，都是在王莽被作为乱臣贼子、被“篡夺”的汉朝恢复后的官方史料，在这些史料中，王莽完全是作为一个反面人物出现的。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史料中，除了上面提到的武力反抗外，在这31年间都没有什么反对王莽的具体事实，只是在王莽设置西海郡并人为制造“以千万数”的罪犯迁往那里时，才说“民始怨矣”。此事发生在元始五年（公元5年），也就是说前面27年王莽没有遇到来自民间的阻力，至此也是刚开始出现不满。
且不说旧时代站在正统立场对王莽的批评，就是近年来的论著大多也将王莽作为以虚伪手段篡夺政权的典型，这是不公正的。如果我们认真分析西汉末年的条件，就不难发现，王莽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宣帝的晚年，已开始重用宦官和外戚，临终前，他封外戚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受遗诏与萧望之、周堪共同辅佐元帝，宦官弘恭、石显掌管了朝廷机要。果然，在史高感到自己不受重用时，就与弘、石勾结，唆使元帝逼萧望之自杀，周堪等也受排斥。从此，石显等宦官擅权，反对他们的官员如京房等被杀。成帝即位后杀了石显，但太后王政君控制了成帝，外戚王氏的势力迅速膨胀，先后10人封侯，5人任大司马，兄弟子侄把持朝政，为所欲为。京兆尹（首都特区长官）王章建议成帝罢大司马王凤，王凤得知后，以辞职相威胁。太后亲自干预，成帝只得将王章下狱处死。从此，公卿对王凤侧目而视，成帝也无可奈何。哀帝即位后，贬黜王氏，但新的外戚傅氏、丁氏比王氏有过之而无不及，傅太后为泄私愤诬陷中山王冯太后，害死冯氏数十人。更糟糕的是，哀帝竟封自己的男宠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让他执掌朝政，甚至表示要将皇位让给他。丞相王嘉加以规劝，引起了他的不悦。哀帝又假托傅太后遗诏，要增加董贤及其他外戚封邑，王嘉封回诏书，并再次进谏。哀帝大怒，借口其他过失，要大臣议罪，又下诏廷尉诏狱。按当时惯例，现职丞相接到这样的命令，必须立即服毒自杀。王嘉不愿死得不明不白，拒不自杀，被捕入狱，在狱中绝食而死。
在元帝后的数十年间，特别是从成帝开始，外戚轮流执政，忠正能干的大臣被杀害或排斥，留下的不是靠谄媚奉承，就是明哲保身，朝廷政治腐败。皇室滥加封赏，外戚宠臣穷奢极欲，贪得无厌，如董贤在短短几年里，积聚的家产竟有43万万。
朝廷如此，地方上更加黑暗。地方官只要能结交上外戚、宠臣，就能肆无忌惮，对百姓搜刮盘剥。成帝、哀帝时，流亡的百姓以百万计，在发生灾害的年份，流离失所，死于沟壑的百姓更不计其数。王莽在一道诏书中曾描述了西汉后期严重的社会矛盾：“兼吞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地。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颛断其命。”“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耘），所得不足以自存。”强烈的贫富反差，奴婢与牛马一起供买卖，实际的剥削量已达收成的一半，全家辛劳终年却连自己都养不活，这样的社会怎么能长久存在呢？
建平二年（前5年）六月，哀帝下诏，为了顺应谶语的指示，这一年改称太初元将元年，自己称“陈圣刘太平皇帝”。可是，到八月就下诏取消了这些改变，还杀了提建议的贺良。所谓谶语说“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汉兴二百载，历数开元”，实际表明连最高统治者也已失去信心，只能用改元和采用不伦不类的称谓来实现“再受命”。建平四年，关东民间盛传西王母“行筹”（拿了治理国家的筹策巡游天下），一路闹到关中长安。百姓聚集起来祭祠西王母，或者在半夜点着火把爬上屋顶，击鼓狂呼。
从高层官员到百姓贫民，对现实已普遍不满，对前途已丧失信心，无不希望出现某种积极的变革，但却一直不见其人，以至无所寄托。在这种情况下，王莽的出现当然会给大家带来希望。
王莽前期的作为的确是值得称道的，不能说是伪装或欺骗手段，因为至少他做了不少好事，在当时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在贪赃枉法成风、外戚聚敛唯恐不及的社会，王莽非但不贪，还一次次把自己的钱财、土地和获得的赏赐分给下属和贫民，甚至连俸禄也常常用于救济，自己生活清苦，太太穿得像仆人，这些都是《汉书》承认的事实。王莽并没有表面吃素菜，背后喝参汤，也没有公开将钱财散发，暗底下又去搜括回来。要是有这些事，绝不会逃过东汉史臣的刀笔，在奴婢的地位与马牛相同的情况下，像王莽这样一位外戚、前大司马、侯爵的儿子杀死一个奴婢，实在是小事一桩，王莽竟逼他自杀，百姓和奴婢们闻讯，怎么能不感激他，称颂他？而王莽的儿子的确自杀了，并没有藏起来或送到外国去。至于他揭发淳于长，虽然不能保证他没有个人野心，但所揭发的都是事实，事后又没有任何人出来翻案。就是被他干掉了的叔伯、堂兄弟，本身也都不是好货。相反，王莽孝母、赡养寡嫂、抚育侄儿、对人谦恭有礼等行为都是货真价实的。难道让淳于长或其他外戚执政，会比王莽更好？
王莽的这些行为，就是在一个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时代也已够得上典范了，何况是处在一个乱世和一群禽兽般的贵族之中？要说这是作假，如果政治家都愿意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来作假，政治一定会清明得多，道德水平也一定会提高很多，至少比一帮贪官污吏要好得多。
王莽的多数措施也是深得人心的。他在元始元年建议的各项措施，使诸侯王、宗室、功臣后代、候选官吏、退休官员以至天下百姓人人受益，当然皆大欢喜。三辅的百姓被横征暴敛的赋税可以得到补偿，而且还派官员检查落实，皇陵中的多数民墓可以不迁，全国百姓和基层官吏不必再自行置备服兵役的物资，这些都是少有的实惠，得益的人又那么多，他们都会感激。王莽救济灾民的具体措施，包括他自己和太后带头捐资，在长安为灾民建房等，尽管未必都能落实，总能起一些作用。他在长安为学者建一万套住宅，从全国征召数千有本领的人，又将天下通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数千人征至京师，知识分子自然会感恩戴德。要知道，其中多数人本来绝不会有施展才能的机会，甚至连生活都成问题。
所以，当时把王莽当成圣人、周公、救世主是完全正常的。对王莽的称颂虽然有宣传和夸大的成分，但在他代汉之前，多数人还是出于诚意，否则，即便靠刘歆等舆论高手是造不出那么大的声势的。如果说，王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当皇帝，是为了以新朝取代汉朝，那么他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除了他不姓刘以外，其他条件都不比成帝、哀帝、平帝差。至于制造符谶、祥瑞，这并不是王莽的发明，此前的汉高祖、此后的汉光武帝、魏文帝曹丕，哪一个不是这样做的？他们难道不是假造出来的吗？
一句话，如果王莽成功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历史就不会是这样，他就是新朝的太祖高皇帝，他的本纪里的内容肯定比刘秀、曹操、曹丕更丰富，也会比刘邦更动人。但事实他却失败了。
如果王莽仅仅是为了夺取权力，仅仅是为了当皇帝，他并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且他已经成功了，他相当平稳地取得了汉朝的最高权力，又顺利地当上了新朝的皇帝。但王莽不但要当皇帝，还想当改革家，当圣君，这样脱离实际的目标就注定了他的悲剧下场。
一般都说王莽是“托古改制”，认为他的真正目的是改制或篡权，“古”只是一个幌子，只是假托。我以为，王莽倒是真心诚意地复古，因为他把儒家经典中描述的古代社会当成了可以实现的目标，却不知道或根本没有想到，这些本来只是儒家的理想，从来没有成为现实。如果王莽的复古只是为了篡权，那么在他当了新皇帝以后就可以改弦更张了，而他推行的实质性的改革却都是在当了皇帝以后。不少成功的开国皇帝在上台前并没有什么政治蓝图，或者虽然作过许诺，在上台后就变得现实主义了。可是王莽却在上台以后以更大的热情顽固地推行他的复古改革，把自己推上了绝路。
汉光武帝
王莽曾经使社会各阶层、各类身份的人都获得过实际利益，因而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但在社会财富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这样的政策完全没有物质基础，只能加速国库的枯竭和财政崩溃。如恢复几百名列侯、退休官员终身领退休金、给学者造住宅、扩大选官范围、取消吏民自备服兵役的物资、建造大量公共建筑等，没有一样是不需要大量的、经常性的支出的，就是在财政收入正常的情况下，也未必能一下子增加那么多。已经千疮百孔的财政体制如何承担得了？这些利益还诱发了得益者对王莽、对他的改革过高的期望，一旦事与愿违，这些支持者马上会变为反对者。像那些潦倒的知识分子，接到去首都当教授的通知时当然兴高采烈，把王莽当做再世周公、当代圣君。但不久就开始欠薪水，预先答应的住宅却始终在图纸上，既没有学生学，也没有事好干，而新的教授还在不断增加，新的改革措施还在陆续出台，他们就会把王莽当成骗子。知识分子如此，其他阶级、阶层的也会如此。到那时，他们就会怀念曾经咒诅过的汉朝，怀念那时并不幸福的生活，形成所谓“人心思汉”的舆论。
在社会财富不可能无限制增加的条件下，想同时讨好社会的各阶级、各阶层、各个利益集团是绝对办不到的。王莽想在不触犯贵族、豪强、官僚利益的前提下，让百姓、贫民、甚至奴婢的生活也得到改善，无疑是画饼充饥，完全是痴心妄想。增加诸侯王、列侯、官员、国家供养的学者和人才，势必减少农民的土地，提高百姓的赋税；而要缓解土地矛盾，减轻百姓的赋税，只有削减朝廷开支，裁减贵族官僚，限制他们的土地占有量，这是绝对难以两者兼顾的。所以要得天下的人心里都很明白，自己该依靠谁，打击或抑制谁。刘秀要依靠南阳的宗室豪强，所以对他们一直优待宽容，当了皇帝也不得不与他们有所妥协。所以尽管东汉从一开始就存在田地和户口登记不实的严重问题，但至少得到了地主豪强的支持。
当王莽实行改革时，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为了达到尽善尽美的目标，不惜得罪所有的人。例如，对社会矛盾的焦点——土地和奴婢问题，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宣布的政策是：“今更名天下田日‘王田’，奴婢日‘私属’，皆不得买卖。”每个男口不满八个的家庭，使用的田不得超过一井，超过部分必须分给九族邻里；原来没有田的，可以根据制度受田。还规定，对胆敢说“井田圣制”坏话的人，违反法令造谣惑众的人，都要押送到边疆去。
大地主豪强当然会激烈反对。因为他们占有的田地远不止一井，要他们将多余的土地交出来等于割他们的肉。他们占有的奴婢中不少是用于农业生产的，现在将土地都交了，难道将奴婢白养着？而奴婢又不许买卖，岂不是逼着他们白白送掉吗？小土地主，包括刚够得上自给标准的农民也不满意，一则这些人多少要减少一些土地，更主要的是原来实际上已经私有的土地现在要变成公田了，如果将来家庭人口减少，还得再交出去。由于既没有可行性，又没有切实的强制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所以政府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应该受田的无地、少地农民，对这一纸空文，农民自然也不会满意。至于奴婢，改称“私属”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利益，禁止买卖更没有改变他们的身份，相反，由于买卖改为暗中进行，或者主人原有的土地减少，他们的处境只会更坏。实际上官僚地主的土地和奴婢买卖并未停止，因而被处罪的不计其数，更引起了他们的反对。三年后，王莽只得下令：“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于是土地和奴婢买卖合法恢复，原来的业主肯定要索回已交了公而被其他人“受”了的土地，或者让他付钱买下。至此，王莽就将唯一拥护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也得罪了。
为了抑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控制物价，改善财政，王莽在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下诏实行五均六筅。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城市设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各城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各业，向市中申报经营，由钱府按时征税。每季度的中月由司市官评定本地物价，称为市平。物价高于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五谷布帛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司市官按本价收买。百姓因祭祀或丧葬无钱时，可向钱府借贷，不收利息，但分别应在十天或三个月内归还。因生产需要也可贷款，年利不超过1/10。所谓六筅，是由国家对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实行统制，不许私人经营；控制名山大泽，对采集者征税。
从这些政策的内容看，似乎相当合理，制定的出发点也不能说不对，如果真能实行，政府和百姓双方都能得益。但放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又是完全行不通的。很明显，五均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品和货币，并且有强有力的管理手段。由于没有这两方面的条件，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反而给了他们搜括百姓的机会，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性经营。由国家对盐铁等实行统管统制，早已被实践证明是失败了的，再次实施自然不会有好结果。而由国家控制名山大泽，实际只是给主管官员增加了财源。总之，国家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却增加了负担，正当的商人和手工业主也受到打击。
王莽对货币的改革，开始时只是为了复古，模仿周朝的子母钱。以后又不顾五铢钱从武帝时开始已经生产了280亿万的现实，盲目推行花色繁多却没有信用的各种新货币。受到百姓抵制后，又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规定携带使用五铢钱的人与反对井田制同样处罚，流放边疆。为了限制盗铸，他规定“一家铸钱，五家连坐，没人为奴婢”，以至没为官奴婢的人“以十万数”。为了提高他颁布的“布钱”的地位，王莽规定官民出入都得带上，否则，就是有合法的证明，旅馆也不接待食宿，关门和渡口可以加以拘留。连公卿出入宫殿门时，也必须出示所带布钱。一种货币变成了通行证后，流通的作用也就不存在了。
由于王莽定下了过高的目标，总想超过前人，显示自己的功德，又深受“夷夏之辨”的影响，对边疆少数民族和境外政权也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他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国）、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50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最初的不满，“民始怨矣”。
王莽要匈奴改为“恭奴”、“降奴”，将“单于”改为“善于”、“服于”，改“高句丽”为“下句丽”。他随意改变西汉以来的惯例，引起了各族首领的不满；又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了北方边疆人民深重的灾难。以后的反抗首先在北部边区爆发，绝不是偶然的。本来，中原王朝的政权更迭不至于影响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王莽完全可以维持现状，集中精力解决国内的问题，他却主动挑起了无谓的争端，使自己内外受敌。
王莽泥古不化，一切都要符合古义，恢复古代的面貌。最容易的复古是改名，只要一道命令就可以改，不需要什么物质条件，于是王莽掀起了空前绝后的改名运动，无论地名、官名、建筑名，差不多都改了，而且还任意调整行政区划和行政部门的职权。这样改一次已经够折腾了，王莽却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间改了五次，最后又改回到原来的。官吏和百姓根本记不住，所以每次颁发诏书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后注旧名。《汉书·王莽传》中保留着一段诏书的样本，今译如下：
此诏书命令陈留大尹、太尉：将益岁以南划给新平，新平，原淮阳。将雍兵以东划给陈定，陈定，原梁郡。将封丘以东划给治亭，治亭，原东郡。将陈留以西划给祈隧，祈隧，原荥阳。陈留已不再成为郡了，大尹和太尉都去朝廷临时驻地报到。
其实，诏书中还没有注全。大尹就是原来的郡太守，而益岁就是原郡治圉县。可以想象，这样频繁的改名必定会给正常的行政工作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麻烦，不但影响效率，造成浪费，而且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厌恶。
王莽在上台前曾刻意当道德的典范，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散尽家产，逼死儿子，让家属过苦日子，随时都要谦恭有礼。但这不会妨碍别人，也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所以他可以赢得一片赞扬。当他执了政以后依然故我，情况就不同了。一方面，王莽会从自己的逻辑出发，提出不切实际的、高于法律规定的要求，如“市无二贾（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等。由于实际根本做不到，只能自欺欺人。另一方面，他的行为迫使臣下仿效，至少在表面上必须如此。但这样高的要求没有人受得了，除了少数人能以两面手段应付自如外，多数人会敬而远之，离心离德。例如，王莽为救济灾民带头捐资，大臣自然会纷纷响应，但乐意这样做的人肯定不会多。
天时对王莽也是极其不利的，公元初前后这一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的阶段之一，见于记载的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情严重，灾区范围大，持续时间长。如此严重的灾害，即使是在国家储备充足，社会秩序稳定的条件下也会造成巨大的损失，何况发生在这样一个剧烈变革的动荡时代，出现在国库早已耗费殆尽之时！
地皇四年（公元23年）九月，战火逼近长安，王莽自知大势已去，但还要做最后的努力。他率群臣到南郊告天，仰天长叹：“皇天既然已将天命授予我王莽，为什么不消灭众贼？即使我有不是，用雷霆杀死我就是了。”他捶胸大哭，几乎断气，又伏地叩头，宣读自己作的《告天策》，向上天陈述自己的功劳，希望得到庇佑。成千上万的诸生和百姓昼夜不断地聚集在那里，边哭边朗诵《告天策》，为此设立了临时食堂，为他们供粥。有五千多人因哭得极其悲哀并能背诵策文，被提拔为郎官。
十月初一，更始军入城，攻至宫门。初二，大火延烧到宫中，王莽穿着紫色礼服，佩皇帝玺绶，手里还拿着一把虞帝匕首（自然是好事者投其所好伪造了献给他的）。他让天文郎在他面前测量时辰，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换坐的方向，嘴里不停地说着：“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老天爷给了我德，汉兵又能把我怎么样！）
初三天明，群臣扶着王莽走出白虎门，王揖已备好车等在门外。王莽上车来到渐台，他抱着符命、威斗，希望利用台周围的池水阻挡汉军。此时，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就奔入宫中守卫王莽，找到了渐台。这时王邑的儿子、侍中王睦正想脱掉官服逃命。王邑将他喝住，父子俩一起守着王莽。汉兵追到，将台团团围住。台上射箭抵抗，汉军一时攻不上。但不久箭就用尽，只能短兵相接。王邑父子等全部战死，其他随员在台上被杀。商人杜吴杀了王莽后还不知道他的身份，取下了他身上的绶带。校尉公宾就见了，忙问是从谁身上拿到的，得知尸体还在后，立即冲进室内砍下王莽的头，他的尸体被争夺的士兵肢解。不过这主要还是为了争功领赏，当年项羽自杀后尸体也是这样被汉军抢夺分割的。几天后，王莽的头被送到南阳宛县，更始帝刘玄见了大喜，说：“王莽要是不这样做，那就应当有霍光一样的地位了。”毫无疑问，汉朝宗室对王莽最大的仇恨就是夺了他们的政权。王莽的头颅被挂在宛县市上，这里是西汉宗族的重要基地，百姓纷纷向头上掷石子，甚至有人割下他的舌头吃了。
山水画鉴赏
王莽彻底失败了，但在他山穷水尽、必死无疑时，竟然还会有千余人自愿与他同归于尽，这或许能给他一丝安慰，也向后人透露了一点真实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