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贾是位儒生，经常在汉高祖刘邦面前引用《诗经》、《书经》中的话，刘邦十分讨厌，有一次竟破口大骂：“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你老子是骑在马上夺取的天下，要靠《诗经》、《书经》干吗？）陆贾反问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在马上得到的天下，难道可以在马上治理吗？）
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是不幸的，他们不可能有良好的治学条件，不可能安心地从事学术活动。但也是幸运的，因为在改朝换代、革故鼎新之际，知识分子获得了施展才能、实现抱负的机会，比在太平盛世碌碌无为，终老于书斋中要强得多。
秦始皇焚书坑儒，虽然并没有杀掉所有的儒生，也没有能烧掉所有的书籍，但对儒生和儒家经典无疑是一场空前浩劫。幸存的儒生或逆来顺受，甘当顺民；或避居山野，远走他乡。有的人守护着藏匿的书籍，有的人背熟了经典从事口头传播，也有的人投身反秦活动。
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群雄并起，儒生们也纷纷响应，连孔子的后代孔鲋也背着祖传的礼器投奔陈胜，被封为博士，不久随陈胜而死。但当时各路反秦首领和诸侯最关心的是如何打败秦军和扩大自己的势力，对纯粹的儒生并无多大兴趣。孔鲋即使不死，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更不用说其他毫无知名度的儒生。
当时最需要的人才是武将，骁勇善战、能指挥军队的将才如鱼得水，平步青云。如韩信由小军官提拔为统帅，三年内就成为大国诸侯。英（黥）布出身群盗，以军功被项羽封为九江王，是楚汉之争中举足轻重的人物，降汉后被封为淮南王。刘邦部下中得到重用，以后被封为王、侯、大臣的人中不少是群盗、小贩、农夫出身，他们的发迹靠的就是冲锋陷阵、攻城略地的军功。好在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像后世那么的纯，依然有“六艺”本色，文武兼资，这类人完全可以优先发挥武的功能，或者以武为主，也不愁没有出路。
秦始皇像
知识分子中最吃香的是谋士。他们了解形势，谙熟韬略，能为主子出谋划策，有的还能调度和指挥军队。像张良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又如陈平，原来是个“好读书”的知识分子，但投奔刘邦后主要是起参谋作用，曾经“六出奇计”。项羽的谋士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也是这类人物。
另一类是辩士。他们继承春秋战国以来辩士说客纵横睥睨、翻云覆雨的传统，或充当使者，或担任说客，在刘、项和各诸侯间大显身手。
再一类是行政管理人才。刘邦、项羽与各诸侯国都需要这类知识分子，在秦朝覆灭，各诸侯国处于草创，又互相对抗的情况下，这类人物不可或缺。他们能维持日常行政机构，安定后方，征调戍卒，筹集、输送粮食和物资。刘邦手下要是没有萧何这样的角色，他是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但这类人中的绝大部分是默默无闻的，他们既不上前线，又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史籍上连名字也没有留下。
在当时的条件下，纯粹的儒生的确派不上什么用场，如果不想改行，就得老老实实守住自己的学术传统，为保存文化尽力。这样的知识分子也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如鲁（今山东曲阜市）的诸生，他们即使在刘邦军队的包围之下，照样“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所以鲁地的儒家文化传统始终没有丧失。又如济南人伏生，曾经担任秦朝的博士，《书经》被禁毁后，他将书藏在墙壁中，战乱中外逃，回家后发现藏着的书缺少了几十篇，但还剩下29篇，他就在齐、鲁一带传授。汉文帝时征召懂《尚书》的人，伏生已九十多岁了，无法再进京，就让晁错去他家学习。儒家文化和《尚书》能够流传下来，离不开鲁诸生和伏生的努力。尽管他们在楚汉之争中没有为哪一方面建功立业，但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永存的。像孔鲋那样，明知自己既无勇力，又无奇计，既当不了说客，又管不了行政，却要背上礼器投奔陈胜，实在是走错了门路。
汉高祖刘邦从小没有读过《诗经》、《书经》一类儒家经典，只是上过识字班。家庭出身和当小亭长的经历使他没有机会结识大知识分子，他的密友萧何是沛县“主吏”，大约相当于现在县政府的秘书长；曹参是县狱掾，相当于县警察局长；樊哙则是卖狗肉的小贩。萧何、曹参在县里虽然称得上“豪吏”，有不小的权势，但他们熟悉的是吏治法规，应对上司，而不是诗书礼仪。所以刘邦养成了轻视儒生的习惯，在他起兵以后更讨厌投奔他的儒生，认为他们只会添麻烦，一概不予理睬。对那些死皮赖脸求见的儒生，刘邦干脆当众摘下他的儒生帽子，当成尿壶解小便。谁向他介绍儒生，就会招来一顿臭骂。正因为如此，投奔他的儒生不得不作一番包装，将自己的信仰、主张以至服装掩盖起来，以避免刘邦的恶感。
就是这样一位主子，还是有知识分子去投奔他，并且也取得了成功。下面就举郦食其、叔孙通、陆贾三人为例。
陈留高阳（今河南杞县西南）人郦食其是个“好读书”的儒生，虽然“家贫落魄，无衣食业”，却志向远大，瞧不起路过高阳的数以十计的反秦将领，因为他们都缺乏“听大度之言”的气魄，相反他对那位傲慢无礼但“有大略”的刘邦却情有独钟，决心追随。起初他不知道刘邦的好恶，让一位在刘邦部下当骑兵的同乡通报：“我有位同乡郦生六十多岁了，身长八尺，别人都称他为狂生，自己却说不狂。”同乡告诉他刘邦不喜欢儒生，他就让同乡将见刘邦时应该注意的事项一件件详细告诉他。
郦食其求见时，刘邦正靠在床边让两个女人给他洗脚。门房通报后，刘邦问：“来的是什么人？”门房说：“样子看起来像个大儒，穿儒服，戴着一顶高山冠。”刘邦马上说：“给我回绝他，就说我正忙着打天下，没有闲功夫见儒生。”郦食其一听，瞪圆了眼睛，手按着剑柄，怒喝道：“滚进去告诉沛公，我是高阳酒徒，不是什么儒生。”门房被吓得没有报告就进了刘邦的房间，把郦食其的话重复了一遍，刘邦这才说：“请客人进来。”郦食其见刘邦后没有下拜，只是作揖施礼，问道：“足下是想帮助秦朝攻诸侯，还是率领诸侯灭秦朝呢？”刘邦骂道：“混账儒生！天下受秦朝的害那么久了，所以诸侯联合起来攻秦，怎么说我帮助秦朝？”郦食其说：“你真要结聚民众组成义军，去消灭无道的秦朝，就不应该在见长者时如此无礼。”刘邦赶快停止洗脚，穿好衣服，请郦食其上坐，并向他道歉。郦食其说了一番六国合纵连横的情况，刘邦大喜，请他吃饭，并虚心求教。郦食其说：“足下不过集合了一些乌合之众，收罗了一些散兵游勇，不满万人，用这些力量直接去进攻强大的秦军，真是所谓探老虎口。陈留（今河南开封县东南）地处冲要，四通八达，城里又有许多储备粮，我与县令关系很好，请派我去与他联络，让他听命于你。如果他不听，你就发兵攻打，我做内应。”攻下陈留后，刘邦封郦食其为广野君，经常派他出使诸侯，充当说客。要是郦食其不知深浅，开口就谈儒生的一套，早就给刘邦骂走了，就是有天大的本领也施展不了。
另一位叔孙通也是饱学的儒生，秦二世时受到征召，充当待诏博士。陈胜起义的消息传到咸阳后，二世召见博士和儒生，问道：“楚地的戍卒在蕲（今安徽宿州市南）起兵，攻占了陈（今河南淮阳县），诸位有何高见？”30位博士和儒生都说：“臣子违背命令就是造反，是不可饶恕的死罪，请陛下赶快发兵消灭他们。”二世听了怒形于色。叔孙通站出来说：“他们所说都不对。如今天下合为一家，郡县城墙已经拆除，武器已经销毁，明确告诉天下百姓不再用兵。何况上面有英明的陛下，下面有完整的法令，使得人人尽自己的职责，四面八方都同心同德。哪里还有人敢造反！这不过是些盗贼和小偷小摸的家伙，哪里值得在这里讨论？让郡里的官吏抓起来法办就行了，何足忧虑！”二世大喜称是，又一一问了儒生，有的说是造反，有的说是一批盗贼。于是二世命令御史将认为是造反的儒生押入监狱审讯，因为他们发表了错误言论；将认为是盗贼的儒生都释放了。二世赐给叔孙通20匹帛、一套衣服，封为博士。出宫回到住处，儒生们指责他：“先生怎么这样当面拍马屁？”叔孙通说：“你们不懂，我差一点脱不了虎口。”他立即逃出咸阳，回到故乡薛（今山东滕州市南），投奔了项梁，以后又在项羽部下。刘邦攻占彭城，叔孙通降汉。但不久刘邦兵败西撤，叔孙通认准刘邦必胜，率领弟子们继续追随。
叔孙通穿的是儒服，刘邦见了就生气。他知道刘邦是楚人，就换上了按照楚地式样裁缝的短衣，刘邦大喜。叔孙通了解刘邦的需要，向刘邦推荐的都是一些当过盗贼的壮士。刘邦非常满意，封他为博士，称为稷嗣君。随他降汉的百余个弟子恨得在私下骂他：“跟了你几年，好不容易降了汉王，可是从来不举荐我们，倒专门介绍那些江洋大盗，不知道安的什么心眼？”叔孙通知道后，对他们说：“汉王正冒着枪林弹雨争夺天下，你们能打仗吗？所以我要先推荐能斩将夺旗的勇士。你们好好等着，我忘不了你们。”
古代瓷器
郦食其和叔孙通其实都没有抛弃儒生本色，只是为了适应刘邦的现实需要，暂时改变了自己的角色。所不同的是，郦食其没有等到刘邦最终夺取天下，就给齐王田广扔进油锅“烹”了，所以只留下了说客辩士的形象；而叔孙通却在刘邦巩固汉朝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202年刘邦统一天下，诸侯共同尊他为皇帝。即位大典在定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举行后，叔孙通奉命制定朝廷的仪式制度。但刘邦嫌秦朝留下的礼仪太繁琐，全部删除，只求简易。结果一帮大臣在朝堂上边喝酒边争功，喝醉后有的人大喊大叫，有的竟拔出宝剑在柱子上乱砍，刘邦见实在不成体统，担心没法收拾。机会终于来了，叔孙通知道刘邦心里已经非常讨厌这种现象，就提出建议：“读书人在打天下时起不了什么作用，但可以和他们一起守城。我可以召来鲁地（今山东曲阜一带）的儒生，与我的弟子一起为陛下制定上朝的仪式。”刘邦问：“会不会太难办呢？”叔孙通说：“五帝所用的音乐都有差异，三王不采用同样的礼制。礼制应该根据时代和人情的需要来制定，所以夏、殷（商）、周的礼制都有所增减，并不相同。我可以广泛采纳古礼与秦仪，结合起来制定出一套新的。”刘邦同意试一试，并要求“一定要容易学，按照我能做到的程度来定”。
叔孙通从鲁征召了三十多位儒生，加上自己的弟子和刘邦派来学习的人，一百多人在野外布置的场地上排练了一个多月。叔孙通见练得差不多了，就请刘邦来看。刘邦让他们演习了一遍，觉得自己能掌握，就下令群臣学习排练，到十月一日（当时的元旦）举行大朝会时正式采用。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长乐宫落成。十月一日，诸侯和文武百官齐集新宫，完全按照新的朝仪举行朝会。天刚亮，警卫宫殿的兵车、骑兵、步兵就在庭院中排列整齐，举着武器和旗帜。负责指挥调度的官员——谒者，在检查合格后，将诸侯百官依次序领进殿门。大殿的台阶两旁排列着数百名郎中，“趋”（快步轻声上前）一声令下，百官鱼贯而入，功臣、列侯、诸将和其他武官排列在西面，东向站定；丞相以下的文官排列在东面，西向而站。一切准备妥当后，在殿上的典礼官接受百官的逐级报告，又接力传声，请皇帝起驾。皇帝坐着轿子离开住所，由仪仗队开道，沿途警戒。皇帝在大殿坐定后，典礼官引导诸侯王至六百石（年俸）以上的官员依次拜贺，诸侯王和百官吓得大气都不敢喘，没有一个不毕恭毕敬。朝见后，皇帝赐酒，有资格坐在殿上的大臣都低着头，俯着身子，依照地位尊卑、官职高低，分九次向皇帝祝酒，然后谒者下令“罢酒”。在饮酒过程中，始终有御史在监督，发现有不遵守仪式的人就立即将他带出，整个朝堂中没有人敢喧哗失礼。
刘邦好不得意，说：“我今天才体会到做皇帝的尊贵。”他龙颜大悦，封叔孙通为太常，赏给他500斤金子。叔孙通说：“我这些儒生弟子跟随我很久了，与我一起排练了朝仪，希望陛下封他们为官。”刘邦全部封为郎。叔孙通将刘邦赏他的金子都分给了弟子们，这批儒生又当了官又有了钱，皆大欢喜：“叔孙先生真是圣人，懂得什么是当今最重要的事务。”
汉高祖死后，即位的惠帝调叔孙通担任“奉常”（主管祭祀的官员），让他制定宗庙的礼仪，并继续制定各种礼仪制度。
如果说叔孙通所制定的还只是表面的礼仪，可以立竿见影地让刘邦见到成效的话，那么陆贾所坚持的就是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信念，通过他的努力，刘邦也接受了他的观点。
陆贾早就投奔刘邦，以宾客的身份随同出征，但他是以口才出众而闻名的辩士，不仅一直在刘邦身边，还经常出使诸侯。西汉初，陆贾奉命出使南越，成功地说服赵佗接受汉朝南越王的封号，向汉朝称臣，回朝后被刘邦封为太中大夫。
陆贾认为，要使新建的汉朝能够长治久安，必须使刘邦了解治国安邦的道理，所以经常在汉高祖刘邦面前引用《诗经》、《书经》中的话，刘邦十分讨厌，有一次竟破口大骂：“你老子是骑在马上夺取的天下，要靠《诗经》、《书经》干吗？”陆贾反问道：“在马上得到的天下，难道可以在马上治理吗？况且商汤和周武王都是以臣子的身份夺取王位的，但也都是以君主的身份维持政权的，文武并用，才是他们长治久安的根本措施。以往吴王夫差、智伯一味讲求武力，结果以失败告终；但秦王一贯使用严刑峻法，却灭了赵氏。要是秦国统一天下后，实行仁义，效法前代圣人，陛下怎么可能夺取秦朝的政权呢？”刘邦哑口无言。心中虽不乐意，却也感到内疚，就对陆贾说：“请为我写一点秦朝之所以失天下，我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以及古代各国成败的经验教训。”于是陆贾就概括地论述了兴衰的规律，写成12篇。每奏上一篇，刘邦没有不说好的，左右见皇帝高兴，一齐高呼万岁。陆贾奏上的书被称为《新语》。
在吕后当政时，吕氏家族大权在握，挟持了年幼的傀儡皇帝。右丞相陈平既为国事担忧，感到无能为力，又恐怕将来连累自己，经常深居简出、苦思索对策。当时陆贾已托病辞职，但还是主动求见陈平，为他出谋划策。陆贾直截了当指出：“足下身为首相，享受着三万户的一个侯国，富贵已到了极点，没有什么再需要追求了。之所以整天忧虑，无非是为了吕氏诸人和幼小的皇帝罢了。”陈平见他说得是，便问他有什么办法，陆贾说：“天下太平时，主要靠相；天下危难时，主要靠将。将和相能团结协调，就能得到士人的支持和拥护，就是出现什么变乱，政权也不会动摇。国家的安危，就在你们两位的掌握之中了。我与太尉绛侯（周勃）很熟悉，经常与他交谈，他也听我的话。你何不结交太尉，建立密切的关系呢？”陈平采纳了他的建议，赠送500斤金子给周勃，为他举行丰盛的宴会；周勃也设宴赠礼答谢。陈平和周勃公开结盟的姿态使吕氏不能不有所顾忌，他们的阴谋受到挫折。陈平又拨给陆贾奴婢百人、50辆车和马、500万钱，作为他的活动经费，陆贾广泛结交公卿大臣，做了大量工作。有了这些准备，吕后死后，陈平与周勃就清除诸吕，拥立文帝，恢复了刘氏政权。
吕后
文帝元年（前179年），陆贾被封为太中大夫，奉命再次出使南越。由于在吕后当政时，有关部门作出了禁止向南越出口铁器的决定，导致关系恶化，双方在边境兵戎相见。南越王赵佗软硬兼施，使在今福建的闽越和在今广西的瓯骆服从他的统治，自称南武帝，采用与汉朝皇帝相似的仪仗和制度，表示自己已与汉朝平起平坐，不再承认臣服关系。汉文帝以登位为契机，在陆贾出使前就派人整修了赵佗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县南）的祖坟，专门安排了守陵户，每年定期祭祀；还将赵佗的堂兄弟召来，给予高官厚禄。文帝让陆贾带给赵佗一封信，词意恳切，但很有分寸，表示了恢复友好关系的诚意，也劝赵佗放弃称帝。虽然史书中没有记载，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帝这些措施很可能是出于曾经出使过南越的陆贾的建议。
陆贾的使命圆满完成，赵佗宣布取消帝号，停止使用“黄屋左纛”的仪仗，恢复南越王的地位，臣服于汉朝。
这三人中，叔孙通最有代表性。他选择刘邦以前，已经当过秦朝的博士，为项梁、项羽效过力，但在投降刘邦以后，即使刘邦兵败逃跑，他也没有重新回到项羽一边。这说明他已经作过比较，下了决心，所以才能在最困难的时候继续追随刘邦。他知道刘邦不喜欢儒生，可以暂时不戴儒生帽子，不穿儒生服装，甚至穿上楚式短衣来迎合刘邦，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和学识。他知道自己的学问和学生暂时没有用处，就尽量向刘邦推荐合适的将材，但并没有遣散学生或让他们也改行。一旦发现刘邦对礼仪有了需要，他就及时提出建议，终于奠定了汉朝的礼仪制度。
或许有人认为叔孙通确定的无非是一些繁琐的跪拜仪式，有什么了不起？那就不妨看看另一个例子：陈胜称王以后，原来和他一起当长工种田的伙伴来看他，见到宫里一进进的殿堂，一层层的帷帐，不禁高叫：“好大的气派！陈胜这王做得真够味。”他们在宫中进进出出，越来越没有规距，还大谈陈胜以前的事。有人向陈胜建议：“这批客人愚昧无知，老是胡说八道，影响您的威望。”陈胜下令将这几个人全部斩了，吓得投奔他的故人都逃走了，更没有人再去投奔他。
刘邦做皇帝以后面临的局面比这更严重，文武大臣中既有亲戚朋友，也有患难与共的同事邻居，还有居功自傲的功臣猛将，他们中的很多人出身低微，或者本来就是盗匪，根本不知道朝廷礼仪为何物。刘邦之所以会感到不安，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朝见时毫无规矩，在朝堂上酗酒斗殴，更担心皇帝的权威无法树立，长此以往必定削弱自己的统治力。但他又苦于没有办法，因为大臣中没有几个像样的，连他自己也不懂以往的朝仪。如果有人向他建议应该杀掉几个人树威，刘邦多半是会采纳的。后果如何虽不能假设，但肯定不会是积极的。
叔孙通的努力不仅解决了刘邦的难题，而且为整个汉朝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基础。历史已经证明，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自己的礼仪制度，与秦朝同样实行中央集权制的汉朝自然不能例外。但叔孙通并没有照搬秦朝的一套，而是根据刘邦的需要与可能，“损益之”（作了删减或增加）。从西汉初的君臣关系看，叔孙通制定的朝仪肯定比秦始皇那一套简易；而从汉初定的朝仪基本不变地延续了400年来看，这套朝仪足以满足维持皇帝权威的需要，是相当成功的。
更重要的是，叔孙通通过朝仪的制定，使刘邦认识到了君权的至高无上，逐渐成为一个自觉的君权维护者。如果说此前的刘邦还只是以武力夺取天下为己任的话，此后的刘邦就真正进入了皇帝的角色。西汉初采取的一系列加强君权的措施，对于防止国家再次出现分裂割据，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无疑是有益的。
朝仪的制定和实行的成功，使刘邦对儒生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而儒生们也更加主动地争取刘邦的支持。在刘邦声称自己是“马上得天下”后，陆贾就敢于进行争辩，说明文治的重要性，使自己所写的《新书》有了推销的机会，为刘邦所接受。
要是郦食其、叔孙通、陆贾等因为刘邦不喜欢儒生，就放弃自己的知识和信仰；要是他们见到刘邦将儒生帽子当尿壶后立即欢呼为革命行动，并把自己的帽子改为尿壶以示拥护；要是他们在刘邦声称“马上得天下”后就唯唯诺诺，不敢针锋相对地提出反对意见，那么汉朝的文治就得推迟很多年。
捕鱼图
但要是他们在见刘邦时坚持自称儒生，戴儒冠，穿儒服，那么不是被刘邦赶走，就是会被闲置一边。要是在楚汉之争胜负未卜时向刘邦建议实行文治，要是在刘邦会集诸侯联合进攻项羽时就提出要制定礼仪，那肯定会碰上一鼻子的灰，或许从此不再会受到重用。
这些看来简单的道理，在知识分子中并不是人人都明白的。叔孙通为了排练朝仪，到鲁征召三十多位儒生时，就有两位拒绝接受，他们说：“你效忠的主子差不多有十位了，都是靠当面说好话来获得亲近和地位。现在天下刚刚安定，死者的尸体尚未埋葬，受伤的人还没有恢复健康，又要搞什么礼乐。礼乐所赖以存在的基础，需要积下百年的功德才能具备。我不忍心像你那样行事，你的所作所为不符合古法，我坚决不干。你走吧，别糟蹋我。”叔孙通一笑了之：“你们真是鄙儒，不懂得适应时代的变化。”
这两位儒生表面上看来很有骨气，其实是毫无道理的，真是“鄙儒”之见。叔孙通的确先后有过秦二世、项梁、楚怀王、项羽和刘邦这些主子，或许还可以加上秦始皇，但他真正效忠的大概只有刘邦。因为秦二世显然是不值得效忠的，而项梁、楚怀王存在的时间很短，留在项羽那里又并不得已，等见到刘邦后叔孙通就再也没有背叛，说明他并不是没有自己的原则。至于当面说秦二世的好话，显然是为了寻求脱身之计，他获得二世的奖赏，拜为博士后，并没有贪恋荣华富贵，而是立即逃归故乡，投奔反秦的项梁。难道非要像其他儒生那样，坚决要求秦二世出兵镇压陈胜，不惜被投入监狱，才符合儒家的信条吗？把“礼乐”看得那么神圣，非要积百年的功德才能讲礼乐，死守着“古法”一成不变，实际上是使儒家的理论变成僵化了的教条，对社会起不了任何作用。要是依了这两位儒生的意见，汉朝最早也得到武帝时代才能制定朝仪，说不定等不到那么久，就会因为正常的君权无法确立而不复存在。退一步说，即使两位儒生坚持的主张是正确的，但大家都优游林下，不愿意出来说服统治者实行，对历史、对社会又有什么作用？
大殿
不过，这些知识分子能够获得事业的成功，刘邦的态度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从个人的好恶出发，刘邦不喜欢儒生，他好骂人的习惯至死也没有改变。但作为一位志在得天下的领袖人物，只要对自己的天下有利，就会毫不犹豫地重用并不喜欢的儒生，听从他们的意见。对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建议，即使与他原来的想法不一致，只要言之有理，他就会改变初衷。一旦他认识自己没有道理，虽然不会认错，却能在实际上改正。刘邦对待郦食其、叔孙通和陆贾都是如此，随何和娄敬的例子也能说明问题。
随何本是刘邦的“谒者”（侍从），汉三年（前204年）刘邦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打了败仗，退驻虞县（今河南虞城县东北）。刘邦对左右说：“像你们这些人，没有人能够商量天下大事。”随何问：“不知大王是什么意思？”刘邦说：“能不能替我出使淮南，让英布起兵背叛项羽，只要能将项羽拖在齐国几个月，我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得天下。”随何请求出使，带了20名随员去淮南。项羽所封的九江王英布一直在隔岸观火，随何将他说服，答应背楚归汉，但还没有公开。这时楚王的使者又来催英布出兵，随何闯入营帐，当着英布的面对楚使说：“九江王已经归顺汉王，楚王凭什么命令他出兵？”他又向英布建议：“事情已到这一地步，不能再让楚使回去，把他杀了，马上起兵与汉王会合。”英布起兵攻楚，使楚汉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转折。
到战胜项羽，天下平定，刘邦大宴群臣。刘邦喝多了酒，就贬低随何的功劳，称他为“腐儒”，还说天下哪里用得到你这种腐儒。随何从坐席上挺起身子说：“当陛下带兵攻打彭城，楚王（项羽）还没有离开齐地时，如果陛下出动五万步兵、五千骑兵，能不能夺取淮南？”刘邦说不可能。随何说：“陛下让我带二十人出使淮南，达到了你的目的，说明我的功劳比五万步兵、五千骑兵还大。可是你称我为腐儒，还说天下哪里用得到腐儒，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刘邦无言可答，就说：“我正要报答你的功劳呢！”于是封随何为护军中尉。
娄敬是齐人，从他的言行看，原来也是位知识分子，但作为一介平民，按法律规定得去边疆服役。汉高祖五年（前202年），他前往陇西服役，路过洛阳，刚登帝位的刘邦就住在那里。娄敬通过同乡人虞将军求见刘邦，表示要提出重要建议。虞将军让他换上新衣，他说你平时穿什么衣服，见皇帝时也该穿什么衣服，于是他就披一件毛皮袄进了宫。娄敬详细说明了刘邦得天下的过程与周朝完全不同，不能像周公那样，通过在“天下之中”的洛阳建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接着他建议：
秦地依托山脉，有黄河相通，地形四面封闭，相当稳固。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可以征召百万之众，利用秦地的现有条件，依靠那里肥沃的土地，真是所谓天府（天然的库房，比喻物资丰富）。陛下要能入关，在那里建立首都，即使山东出现叛乱，秦国的旧地可以得到保全。好比与别人格斗，要是不扼住他的喉咙，不按住他的背，就没有获胜的把握。现在陛下入关去建都，直接统治秦国旧地，好比就是扼住了天下的喉咙，按住了天下的背了。
刘邦征求群臣的意见，他们都是山东人，争着说定都洛阳的好处：“周朝定都洛阳，延续几百年；秦朝定都关中，二世而亡，不如学周朝。”刘邦犹豫不决，但张良肯定了入关的优越性，刘邦当天就起驾西迁。他不忘娄敬的功绩，封为郎中，赐姓刘。
高祖七年，刘邦亲率大军北征，派出侦察的人回来都说匈奴虚弱，可以进攻，娄敬却认为这是匈奴故意制造的假相，千万打不得。刘邦气得大骂：“齐虏（该死的齐国奴才）！靠花言巧语当了官，竟敢胡说八道动摇军心。”下令将娄敬戴上枷锁关起来。但刘邦大败而归，事实证明娄敬的意见完全正确，刘邦立即将他释放，并向他表示：“我不听你的话，以至被困在平城。当时在你前面说可以进攻的十几个人都让我给斩了。”娄敬被封为关内侯。
山水画
此后，娄敬又建议对匈奴实行和亲，将关东六国的世家大族十余万人迁到关中，都得到刘邦的同意。和亲政策延续到武帝初年，而“实关中”更成为西汉一代的根本国策。
娄敬虽然没有参加刘邦夺取天下的战斗，但为刘邦安天下所作的贡献，没有哪一位功臣可以与他相比。要是刘邦没有虚心听取这位“齐虏”的意见，没有及时向他认错的雅量，娄敬固然无法名垂青史，汉家的江山也未必能坐稳。
刘邦一开始并没认识到知识分子的作用，甚至仇视知识分子，但一旦他认识到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就会改变态度，至少会抑制个人情绪，先考虑“得天下”的目标，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也是他能得天下、保天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种条件下，能够恰当作出自我估价，适应现实形势，坚持正确立场，同时又采取灵活手段的知识分子，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也为汉朝的巩固作出了贡献。
“飞将军”李广年轻时，以勇猛善战受到汉文帝的赞扬，但文帝也感慨他生不逢时：“要是生在高帝时，封个万户侯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武将如此，文官也是如此，可惜汉高祖那样的皇帝太少了，可惜汉高祖的时代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