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支援四方
张学贵说：“咋能赶不上？我连夜就把东西收拾好，第二天早晨就可以登上去大庆的火车。”
王进喜说：“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的困难。”
宋志斌说：“我的原则就是，有两个的，拆一个；只有一个的，拆走。”
中央号召支援四方
1958年2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开始主管石油工业。
在会上，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和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专程前往成都汇报四川石油勘探情况。
听取汇报后，邓小平感叹地说：“在四川哪怕搞个日产一吨油的产量，也算是四川有了石油工业。”
2月27日和28日，邓小平从成都回到北京后，在中南海怀仁堂，用两个下午的时间，听取石油工业的汇报。
就在这次汇报中，决定了实行石油勘探部署的战略东移。邓小平明确指出：
石油勘探要从战略上选择突击方向，要对松辽、华北、东北、四川、鄂尔多斯地区多做工作。
这个战略决策，对中国石油工业实现大发展意义非同寻常。
党中央果断决策，实施中国石油工业的战略东移。
中国石油工业从此进人大发展的时期。这种大发展的格局，赋予了玉门油矿新的使命，也从客观上决定玉门油矿必须走出伯僻的西北一隅。
其实，玉门作为石油工业的摇篮，支援四方从解放后就已经在逐步开始了。
1950年8月，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长康世恩、副局长邹明等，率的名玉门油矿的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前往兰州，在王马巷安营扎寨，担负起整个西北石油战场的指挥工作。
玉门油矿的开拓者孙建初担任西管局探勘处处长。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玉门油矿开始首次发挥“石油摇篮”的作用。
西北石油管理局一成立，首先把勘探的目光盯在陕北黄土高原。为此，管理局决定集中优势兵力，调集全国最优秀的地质专家，用最短的时间，在这一地区获得勘探突破。
从1951年到1952年，有600多名玉门石油工人奔赴陕北。西管局还专门点名要玉门油矿的地质学家李德生到陕北担任总地质师。
1955年，柴达木石油会战拉开帷幕。3000多名玉门人，日夜兼程，翻越当金山，进入条件极其艰苦的高原盆地，在“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的旷野戈壁，扎根数十年，克服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为柴达木盆地的油气勘探立下了汗马功劳。
随着黑油山1号井的喷油，中国西部的大油田克拉玛依油田宣告发现。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石油勘探者发现并开发的第一个油田。
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党全国发出号召，支援克拉玛依油田的开发建设。
玉门油矿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1956年到1957年的两年时间里，先后派出1.2万名职工，浩浩荡荡一路西行，成为克拉玛依油田建设的主力军。
这个时期，玉门油矿本身不过3万余人，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一的玉门人参加了克拉玛依油田的建设。
在这万人大军之中，大部分都是玉门油矿的精兵强将。其中，代总地质师杜博民，曾任玉门油矿电测队队长、工程处副主任、地质处处长。
当时，克拉玛依油田的第一个整体开发方案，就是由玉门人设计的。
这一年，在支援克拉玛依的时候，玉门油矿还把曾获“果敢善战”旗帜的张云清快速钻井队也派往新疆。
1956年8月，全队50多人，乘坐大道奇卡车经过8天长途颠簸，到达克拉玛依。
到克拉玛依后，张云清快速钻井队立即大显身手，很快就跃上了“先进队”’的排行榜。1957年，张云清井队提出了钻井进尺“月上千，年上万”的奋斗目标。
后来，在庆祝新中国成人10周年的庆典上，一辆标明克拉玛依油田的大型彩车，伴着洪亮的《克拉玛依之歌》，从天安门前驶过，接受共和国领袖和全国人民的检阅。它向全中国报告一个特大喜讯：克拉玛依是新中国建成的第一个大型油田。在这个大油田的建设中，1.2万名来自玉门油矿的建设者，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58年，党中央提出石油战略转移后，玉门更是积极开展了支援四方运动。
在当时，刚刚建成的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首先喊出“先支援别人，后发展自己”的口号，毅然派出最优秀的将士，调拨出大批精良设备，全力支援全国各地的石油会战。
这就是在中国石油工业战线上享有盛誉的“玉门风格”。
玉门工人奔赴东北
1959年9月26日，位于黑龙江省肇州县境内的松基3井喷出强大工业油流。这是中国石油工业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日子，大庆油田由此发现。
承钻这口大庆油田发现井的井队，就是来自玉门油矿的32118钻井队。
早在50年代中期，松辽盆地就被纳入中国石油勘探的视野之中。
1958年，石油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把松辽盆地作为“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的主要战场之一，开始成立松辽盆地的勘探机构，并从西部地区调遣精兵强将，在广表无际的原野上展开了大规模地质勘探工作。
这年6月，石油部专门从玉门油矿的46支钻井队伍中，挑出两支过硬的钻井队东征松辽，32118钻井队就是其中一支。
在勘探过程中，松基3井井身有斜度，固井困难大，再加上松辽石油勘探局成立不久，没有固井人才和经验。
考虑到这些，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立即给玉门石油管理局局长焦力人发电报，要固井专家彭佐猷带领有固井经验的全套人马，日夜兼程，赶到松基3井完成固井。
于是，一支因井队从玉门出发，长驱千里，来到松辽盆地，顺利完成了固井任务，保证了松基3并顺利试油。
松基3井喷油，预示着一个大油田即将被发现。
面对这样一个大油田，怎样把它拿下来也是一个难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中苏关原日趋恶化，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进口原油越来越难，满洲里火车站停满了一列又一列从苏联返回的空油罐车。就连首都北京的公共汽车，也背上了煤气包。
1959年国庆节，王进喜到北京参加全国群英会，看到这番情景，他急得恨不得“一拳头砸出个大油田”来。
很显然，在当时的情况下，依靠外援这条路走不通。只有靠自己，拿下油田。
当时松辽石油勘探局只有20多部钻机，不足5000职工，力量远远不够。
1960年2月1日至8日，石油部党组扩大会在北京华侨大厦召开。
会议作出决定：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组织松辽石油会战。
2月13日，石油部党组向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的报告》。报告提出：
我们打算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的方法，来一个声势浩大的石油大会战。
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批准了石油工业部党组的报告。
2月21日，石油部在哈尔滨召开大庆会战第一次筹备会议。
一纸急电，从北京发往玉门：
焦力人速到哈尔滨。
说走就走。焦力人局长立刻从嘉峪关飞机场搭乘俄式小飞机，向东北飞来。
在松辽石油会战第一次筹备会议上，焦力人代表玉门局领受了任务。松辽盆地将划分为5个战区，重点是长垣南部大同镇高台子一带，为油田开发区，玉门局作为主攻单位，拿下100万吨规模的油田。
同时，会议对会战的时间作了最严厉的规定：
3月份，各单位人员、设备开始调动。
4月份，各路参战队伍要完成集结。
5月份，会战要正式打响……
掐指细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要想完成如此规模的大调动，困难可想而知。
接受任务当天晚上，焦力人就将会议精神电告玉门。
玉门市委、管理局党委连夜紧急召开常委会，成立了“支援松辽办公室”，并开始着手对机构、人员、设备进行调查摸底工作。
不久，焦力人又打来电话，告知石油部的“会战时间表”，大家深感压力不轻。同时，焦力人还发出急电，点名采油厂党委书记兼厂长宋振明和局生产技术处副处长李虞庚速到哈尔滨报到，参加会战。
宋振明和李虞庚即刻出发，到北京石油部办了手续，3月1日急飞哈尔滨，在省委招待所向焦力人报到。
3月12日，首批确定参加大庆会战的1286名职工，组成一个分指挥部和运输处的建制，举着鲜艳红旗，背着简陋行李，云集在远离市区30公里外玉门火车东站。
在这支队伍中，有我国优秀油田开发专家朱兆明、刘文章，有我国第一个注水工程师王林甲，还有王进喜和他的钢铁1205钻井队、孙德福和32139英雄钻井队。
后来，曾在玉门工作多年的张学贵老人，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抑止不住激动，讲述了调往大庆的亲身经历。
那一年，大庆会战需要很多人去支援，我们玉门人也一批一批地走。
说是去东北，传得挺玄乎，说那地方特别冷。冷到什么样呢？说耳朵一抹就掉了，鼻子一担就没了，尿尿要用棍子敲……
我又相信，又不相信。听说焦局长已经到了东北，在那里成立了会战指挥部，现在正调兵遣将哩。
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急。我去不去呢？几时才轮到我呢？每天都有人出发，走了一茬又一茬。
那时候，很多人都想去东北参加大会战。当时流传着一句话：火车叫，心在跳，何时离开老君庙。
我记得那天晚上，领导找我谈话。说是谈话也很简单。领导问：你想不想去大庆参加会战？
我答：咋不想，想着咧。
领导说：那你就准备吧。
我问：什么时候出发？
领导说：明天早晨就有一列车，你赶得上吗？
我说：咋能赶不上？我连夜把东西收拾好，第二天早晨就登上了去大庆的火车……
当时，玉门油矿为支援大庆会战，几乎竭尽全部的热情和家底。仅从这一年3至4月的电报、电话记录等，就可看出当时调动的密度、强度和紧迫性。这都是玉门油矿历史上不曾遇到过的。
3月29日，石油部电示：
紧急抽调一个放射性测井队。
4月8日，石油部电话指示：
从玉门局抽调1000名以建筑为主的职工组成建筑队伍，整建制支援大庆会战。
同日，石油部再次电话指示：
抽调玉门局地质师杨寿山、技师于大运、地质技术员唐开宁，及注水技术员和注水试验技术员各一名。
4月10日，石油部急电：
玉门局速派放射性技术员2名、技工1名。
4月20日，石油部电话指示：
从玉门局抽调2个采油大队、一个注水大队，人员和工具均配备完整齐全，整建制出发，共计1172名职工，包括93名干部和技术人员，限5月5日首批登车。
在很短的时间里，玉门油矿把最好的领导干部、最好的工程技术人员、最好的工人送往大庆参加会战。
在他们当中，有领导干部焦力人、宋振明、欧阳义、刘文明、崔海天等人。有技术干部闵豫、彭佐猷、朱兆明、李虞庚等。还有曾参加过全国群英会的劳动模范王进喜、孙德福、薛国邦、盛爱邦、李生福等。
在大庆油田的艰苦创业史上，记载着这些人的名字，记载着玉门人的功绩。他们在松辽盆地的不凡表现，使玉门油矿“三大四出”的摇篮作用，得到充分展现。
玉门油矿的骨干力量，象割韭菜似的，一茬又一茬地调出；各种设备，如同拨萝卜一般，一台一台地运出；
10多支地震队，几乎全部走光了。当时，为了使玉门本身的地震勘探工作不至中断，玉门只好找来一台快要报废的“五一”型地震仪，重组人马。
钻井公司所属49台钻机，调出48台，只留下1台已使用多年的“乌德”钻机。
油建公司党委书记欧阳义和大部分年轻力壮的人马去了大庆，玉门仅留下一些年老体弱的同志。
玉门油矿两个“标杆队”，王进喜带领的1205钻井队和薛国邦带领的采油队，全都踏上隆隆东去的列车。
这个时期，玉门油矿的工作重心，大部分落在了“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大庆会战”上。大庆会战需要什么设备，需要什么样人，玉门油矿只要有，就千方百计支援。
1960年，玉门油矿向松辽盆地派出职工8371名。
1961年初，玉门油矿根据石油部指令，又一次向大庆调出3035名职工，其中包括干部和技术人员1021名。
为使参战的职工、设备、行李能及时安全地抵达会战国的地，玉门局专门成立了由任志恒、郭孟和、吴象贤等9名领导干部组成的“外调职工、家属协调指挥部”，并规定：组织专人护送队，负责押运设备和行李。同时抽调得力干部在兰州、郑州、北京、沈阳等地设立转运小组，负责接待、联络以及同铁路部门的协调工作。
这一年春节，赴大庆会战的3000多职工、家属，分15批乘火车出发，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每天走一批。
当时那种条件下，在很短时间里，要把几千人和成百吨设备送往大庆，运输上的困难是可以想象到的。
在这半个月里，玉门南站站合、货场，每天都象赶庙会似地，人来车往，热闹非凡。从玉门至兰州之间的列车上，由于沿途各站上人过多，造成列车上十分拥挤。
1961年下半年，又有4300多名玉门工人，前往松辽盆地参加大庆会战。这一年玉门向大庆调人7631人。
至此，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就有1.6万名玉门人，带着戈壁的重托，挟着英雄的豪气，慷慨激昂地走上中国石油工业转折的历史舞台。
玉门工人支援大庆
1960年4月29日，这是大庆会战将士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
这一天，松辽盆地各探区和安达总指挥部数千人马，凌晨3时从各地启程，源源不断地向萨尔图会场开进。
天空阴沉，光线极暗，刺骨的北风与寒冷的冰霜笼罩大地。
忽然，天边有一朵火焰在跳动，仔细一瞧，原来是一面红旗。
接着，四面八方，渐渐出现了无数的红旗向这边涌来。
顿时，萨尔图草原被滚滚而来的红旗和人流所浸润，悄然浮起一层红色的浪涛。
在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被誉为“转折点”的“石油大会战万人誓师大会”，将在这片草原上召开。
10时整，余秋里部长走到麦克风前，宣布大会开始。顿时，礼炮与鞭炮齐鸣。
接着，余秋里做动员，康世恩发布战斗令。
各指挥部、钻井队、基建队的代表纷纷上台提出挑战和应战。
就在这群情激昂的时刻，会场西面突然锣鼓喧天，掌声雷动。王进喜、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被战区树为“五面红旗”的劳动模范，身上十字披红，胸佩大红花，骑着高头大马，身后有人为他们高举写有姓氏的“帅”旗，在数千人的鼓乐队伍伴奏下，踏着《社会主义好》的节奏，在各自所在单位的党政领导牵马引导下，由翠柏树枝扎成的“迎英门”走进会场，经过主席台，缓缓绕场一周。
顿时，会场上立刻响起了“学习铁人王进喜”、“人人做铁人”的口号。
“他们是从哪个油田来的？”
“听说大部分是玉门人。”
“嗬，玉门人真能干！”
参会的同志兴奋地议论。
是啊，今天骑高头大马的“五大英雄”，其中4人出自玉门油矿，而且有3人出生于甘肃河西走廊。
在大庆会战中，不仅只有这几大英雄，在当时的钻井队伍中，还集中了象孙德福、付积隆等一大批来自玉门的优秀钻井队长。
王进喜是玉门人典型的代表。他不仅是玉门油矿的优秀儿女，而且以玉门人的吃苦、质朴、拼命精神，在大庆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
1960年3月，王进喜带着1205钻井队随焦力人局长从玉门来到大庆油田。
当他们在萨尔图车站下车后，王进喜一不问住，二不问吃，而是找到调度室先问了三句话：“我们的钻机到了没有？”“我们的井位在哪里？”“这里的钻井最高纪录是多少？”
当王进喜得知自己队的井位在马家窑附近的杨树林子以后，他二话没说，就领着全队职工步行动里来到井场。
当晚他们就住在一栋废弃的马厩里。当时，马厩里住不下，王进喜没地方住，就裹着老羊皮，露宿在井场。
由于钻机没到，王进喜一方面抓紧时间到兄弟井队去学习，一方面组织全队职工到火车站，帮助装卸各种会战物资，成了有名的“义务装卸队”。
过了几天，钻机到了。由于吊车少，不够用，王进喜就组织全队职工用人力卸车。
面对有的同志抱怨有苦难，王进喜说：“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的困难。”
为了鼓励大家的劳动激情，王进喜还说：“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
他们以撬杠、大绳、木板、钢管为工具，采用“人拉肩扛加汽车”的办法，经过7天7夜的苦干，终于把钻机和其他设备化整为零，搬运到10多公里外的井场，并很快安装起来。
开钻时，调配泥浆缺水，王进喜领着工人找老乡学习打水井的方法，从附近水泡子里用脸盆端水，终于使萨55井顺利开钻。
奋战时，王进喜和职工们吃在井场，睡在井场，日夜不离井场，连续苦干，仅用5天零4小时，就打完了萨55井，创造了战区当时的最高纪录。
一次，泥浆池中的泥浆搅不均匀，原来是搅拌机坏了。为了不影响正常钻进，王进喜一下子跳进泥浆池，干脆用自已的身体搅拌泥浆。
王进喜的行动，立刻感染了在场的职工，很多人也跳进泥浆池中，用身体搅拌泥浆。
这是一个多么感人的场面，它被定格为大庆油田史上动人心魄的一页。
王进喜的事迹感动了附近的老乡，有一位老大娘看到他们白天黑夜地拼命干，便提着一篮子鸡蛋去慰问，她见到钻工们就说：“你们的王队长，真是个铁人！快劝他回来休息休息呀！”
可谁也劝不动这位“铁人”。他说：“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早日把中国贫油的帽子甩进太平洋。”
时任指挥部指挥的宋振明知道了王进喜的事迹后，很受感动，就向会战领导小组汇报。
余秋里、康世恩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优秀人物。大庆会战刚刚开始，条件艰苦，困难重重，此时需要的正是这种英雄气概和英雄人物。
于是，很快一个学“铁人”做“铁人”的活动，在松辽平原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一个铁人前面走，千万个铁人跟上来，从此，“铁人”王进喜的名字，响遍祖国大江南北的工业战线。
大庆会战首先是吃住条件异常艰苦，接着又是漫长的雨季，整个松辽盆地变成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水泡子。再接着是蚊虫的袭扰，然后是更为艰难的严寒和粮荒。
在这一系列困难面前，玉门人以自己的行动，为玉门战旗增光添彩。玉门的油建队伍、运输队伍，还有其他各行业的队伍，参加会战的6万玉门儿女，都为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1960年底，在大庆会战的焦力人，专门派人回到玉门，向家乡父老汇报玉门儿女在松辽盆地的情况，引起极大轰动。人们无不为玉门儿女在新油田的巨大贡献感到无比骄傲。
玉门人在大庆会战中的贡献，早被组织这场会战的石油部领导充分肯定。
1960年10月，余秋里部长来到玉门，在油田科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说：
玉门油矿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又红又专的人才，创造了成套的、中国自己的油田开发经验和新技术，指导了全国石油工业的发展。过去玉门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今后仍要保持这个光荣传统。
大庆会战，是中国石油工业的重大转折。在这个大转折中，玉门油矿积20年开发之功力，将“三大四出”的摇篮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首先是大学校的作用。建国之初玉门只有40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为开发建设油矿立下功劳的知识分子。
在建国后的10年间，数万名大中专毕业生、解放军转业官兵及地方人员进人油矿，他们在这个大学校里获得了知识，增长了才干。有4万多人走出油矿，去支援新油田的开发建设，相当于每年毕业4000人，充分发挥了大学校的作用。
玉门作为大试验田、大研究所，承担了很多在新油田无法试验的新工艺新技术的试验研究。玉门老君庙油田1油层，在注水开发过程中，就走过了边部注水—面积注水—点状面积注水这样一条经过反复试验的成功之路，为大庆油田早期注水开发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在出技术、出经验方面，玉门更是发挥了石油基地的作用。老君庙油田在50年代进行了大量的科学试验和工艺技术革新，例如注水井试注技术，注水设备等技术，都先期试验成功，取得了宝贵的先导性经验。
玉门油矿是最早进入机械采油阶段的，积累了成套的经验。比如试验成功井下抽油泵示功图检测、动液面监测等等，起到了先驱作用。
采油工艺从最早的“清蜡”、“防沙”、“堵水”等维护性技术中取得经验，到后来，在大庆油田发展为战略性进攻，形成了以注水开发为主的“六分四清”新工艺，创造了大庆长期稳产高产的高水平开发。
采油工艺的核心是进攻性的井下作业，这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也正是焦力人所积极倡导的。
玉门油矿在开发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也为新油田提供了一面镜子。
当时，在鸭儿峡油田勘探中，还没有对油田进行探边，就急忙修了很多选油站，结果选油站修好了，油却没有那么多。大庆就吸取了这个教训，先探边，后施工。
说到出人才，玉门更是倾其所有，一大批人才走向全国，纷纷挑起了发展石油工业的重担。
作为刚刚建成的祖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玉门没有辜负“三大四出”的历史重任，没有愧对摇篮的时代责任。
大庆油田正是因为有了玉门的帮助，才在当时没有任何国外援助的情况下，顺利建立起来了。
玉门人跑步上庆阳
1969年12月底的一个傍晚，在寒冷的庆阳西峰镇街道上，出现了3辆嘎斯69吉普车。
当车停在招待所的门口后，从车上下来了原玉门石油管理局代局长余群立、局生产指挥部主任陈秋来和后勤部主任李清芳等16个人。
这一行人头戴皮帽子，身穿皮大衣，匆匆走进招待所大门。
原来，石油部决定由玉门局承担陇东地区的石油勘探工作，并在这里进行一场石油会战。余群立一行人是来打前站的。
长庆油田是陕甘宁盆地10多个大小油气田的总称。因会战最初将基地设在甘肃西峰市的长庆桥而得此名。这里距玉门油矿按公路里程计算约1500多公里。
1969年，石油部改名为燃料化学工业部。根据中央“战备”和“三线建设要抓紧”的指示，决定在陕甘宁盆地开辟重点探区，通过会战迅速找到大的油气田。
当时，全国石油工业已在辽河、江汉、华北等地摆开勘探战场，石油勘探力量颇感紧缺，玉门油矿历来都是支援全国勘探战场的主力军，因此，在陕甘宁开辟重点探区的重任又落在玉门人的肩上。
12月初，余群立、陈秋来、李清芳等玉门油矿局、厂领导组成的“陇东勘探筹备组”，先期率30名职工赶赴庆阳，在钟楼巷挂起了“陇东石油勘探筹备组”的牌子。
1970年1月19日，玉门局党委召开联席会议，经过讨论，会议决定：尽快召开两委扩大会，加快陇东找油步伐，并在玉门局机关成立“支援三线办公室”，由于耀先、窦小群、闫思贵负责。
3天后，玉门局党委联席扩大会议再一次举行。在这次会议上，玉门党委明确提出：
玉门油矿领导班子重心东移，全局全力以赴保证陇东会战，要人给精兵，要设备给最好的。当玉门与陇东的需要发生冲撞时，要首先满足陇东会战。
2月2日，玉门局党委在庆阳召开了扩大会议。
在会上，决定成立陇东石油勘探会战指挥部，玉门局主要领导宋志斌、赵启明、于耀先先后主持工作。
会议还提出了很有名的“跑步上庆阳”的动员口号。据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后来回忆道：
从2月份起，局党委领导重心东移，坐阵陇东，全面领导玉门和陇东的各项工作。局机关的3部1室要抽三分之二的人员赴陇东地区。
钻井处要抽调5部大型钻机，5至6部中型钻机。机械厂、汽修厂各抽调一半人员和设各，内燃机大修厂抽调三分之一的人员和设备；钻机修理除玉门留少量维修人员外，全部移师陇东。
水电厂要按1500千瓦快装发电机配备人员。
对留在玉门油矿的职工进行一线与三线关系的教育、个人意愿与组织需要关系的教育。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会战陇东”的誓师出征动员会议。
自此以后，玉门油矿又一次大规模地迅速集结队伍、人员和设备，无条件地向陇东开去。
这一次不同于支援大庆会战，而是独立自主勘探开发新油田。
这是一次真正依靠玉门人自己的力量，集中近10年的积累，在广阔的陇东地区，独立进行的一次战役性决战。
大战前夕的玉门油矿，又一次在“跑来上庆阳”的口号声中，接到各路调兵遣将的“命令”，容不得讨价还价，执行是唯一的选择。
对于经历过多次大规模支援兄弟油田的玉门人，早已习惯这种紧张的气氛。
短短几天里，各路人马和设备全部准备就绪。
油田数万职工对参与会战非常积极，踊跃报名参战，都想在新油田干出一番事业，为祖国找出更多的石油。
于是，那些接到调令的人，高兴得欢呼雀跃，奔走相告。还没有被通知的人，则唯恐落下，三番五次找领导。
当时，有的职工的家属正在住院，本应该留下照顾几天，但为了不耽误会战，就托他人代为照料。
还有的职工本人有病，无法随队出发，等病情稍为好转，就急忙启程追赶自己的队伍。
由于是大批调人，加上适逢春节前后的客运高峰，给人员、货物的运送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为此，陕西咸阳货运站站台出现了周转不开的情况。铁路局命令玉门站限装限运，这导致玉门局器材总库的货运站台上，堆满了各种物资，玉门东站挤满了整装待发的职工。
一些客车因严重超员，停靠玉门东站时根本就不开车厢门。
玉门人参战心切，只要能挤进车厢，那怕是站着到达目的地，也毫无怨言。
玉门油矿在“跑步上庆阳”的气氛中，又一次展现了无私奉献的风格。仅有的两个地震队，像拔大葱一样，一个人不剩全部调往庆阳。
1300多人的油建队伍，只留下200多人，其余的人连同机械设备，甚至包括办公桌在内的器材物资，统统调往陇东。
机械厂主要车间二分之一的人员、设备被编入调动序列，有的工房被搬空了，就连工具箱里的工具也都随人带走了，唯一的一台龙门刨床，在油田被称作“独生子”，也随车东去。
原玉门局党委书记付万祯回忆说，当年玉门军管会主任宋志斌定的原则是：
有两个的，拆一个；只有一个的，拆走。
运输力量对玉门来说，本来就很紧张，但为了支援新探区，150多辆卡车，风驰电掣，驶向庆阳。
局职工医院抽调优秀医护人员176人，前往陇东战区组建最早的野战医院。
油田开发、水电、机修、器材、消防、印刷等各路人马，也相继踏上了征途。
截止3月底，玉门局参加陇东会战的8000名职工、1348台套各类设备，全部抵达战区。
4月5日，部署在陇东地区的第一批探井庆2井、庆3井、庆7井等全部开钻。
第一支从玉门油矿来到陇东的3223钻井队，井位被确定在太白公社的西瓜梁。
初到这里，山上道路不通，他们只好从镇原县绕道把钻井设备运上去。
这山梁上光秃秃的，荒无人烟。人们三块石头一口锅，就把家安下来了。
山上全是黄土，安装井架打基础的碎石要到庆阳县城买。山梁上缺水，当地农民吃水是从沟里挑，玉门人就用脸盆端、水桶挑，从山下把水弄上来打井。
在钻井过程中，有一次下暴雨，山下发洪水，他们几乎一个多星期同指挥部断了联系，运送生产物资和生活用品的车辆上不来，职工们断炊，情况十分危急。
生产办公室主任赵文元等3位同志，背上干粮，拄着棍子，冒雨从西峰绕道步行3天，把干粮送到了井队。
5月17日，玉门局党委又决定：
迅速组建10个浅井钻探队，赴陕甘宁盆地渭北地区开展浅油层勘探，同时将玉门局所属的“银川石油勘探指挥部”及6400名职工，成建制划入陕甘宁盆地的杨探队伍。
不久，捷报传来。位于华池县城关的庆3井，于8月7日首先在侏罗系获得日产27.2吨的油流，成为陇东地区第一口出油井，也是华池油田的发现井。
1970年11月3日，兰州军区党委发出（1970）15号通知：组成军区陕甘宁地区石油勘探指挥部。
长庆油田会战指挥部组建完成后，1971年1月15日发布6号文件，明确了整个战区的编制序列：
以玉门局在陕北的勘探队伍和新疆局的渭北大队组成一分部。
以玉门局陇东勘探指挥部组成二分部。
以玉门局银川勘探指挥部组成三分部。
以玉门局陇东地震勘探队伍和六四六厂的物探队伍组成四分部。
从此，参加陕甘宁盆地石油会战的1500名玉门人，在兰州军区的统一领导下，与各兄弟单位的职工并肩协作，艰苦转战在横跨陕甘宁三省的鄂尔多斯盆地。
1971年，石油勘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6月29日，来自玉门的3209钻井队打的岭9井喷出258吨的高产油流，创陕甘宁盆地自喷井喷油最高纪录，初步控制了马岭油田的含油面积。
在以后的几年中，经过玉门人的不懈努力，终于使长庆油田成为我国西北地区的重要石油天然气生产地，谱写了新的石油篇章。
玉门油矿支援四方
1973至1974年，东北平原相继发现了辽河油田和吉林油田。
闻到喜讯后，玉门人又一次争先恐后地报名参战，近两千人离开戈壁荒原，走向北国雪原。
1975年，华北平原发现了任丘油田。2000多名玉门人，急速东进，在任丘油田组成了以玉门为主体的雁翎油矿。
1977年，在伏牛山下的南阳盆地发现了南阳油田。在短短2年时间里，又有2000名玉门石油工人奔赴南阳油田的下二门油矿。
1983年，中原大地上又传来喜讯，中原油田宣告诞生。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3000余名玉门人陆续来到这里，参加了一场以科技为主旋律的石油大会战。
东部油田的相继发现，加速了炼油工业的大发展，在一些大油田和重要城市兴建炼油厂成为当务之急。玉门炼油厂义不容辞地肩负起了支援别人的重任。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批又一批玉门炼油人，走入上海、兰州、洛阳、北京、青岛、武汉等大城市，来到克拉玛依、大庆、胜利、长庆、华北、中原等油田，参与建起了一座座炼厂。
据统计，从5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玉门炼油厂光是成批调动就达15批数千人。
先支援别人，后发展自己。玉门在石油工业大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玉门风格”的美誉。
正如康世恩所说，玉门是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老母鸡”。
放眼祖国的版图，从天山脚下的克拉玛依油田，到黄海之滨的胜利油田；从北国荒原的大庆油田，到南国水乡的各大油田，哪里没有玉门人的身影？
玉门石油工人积极支援国家建设，几乎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石油会战。
为此，曾在玉门工作过的著名诗人李季，写下了这样精彩的诗句：
苏联有巴库，中国有玉门。
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人。
10万玉门人，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在人迹罕至的荒山戈壁，书写着最新最美的壮丽诗篇。
在他们中间，人才辈出，各领风骚。石油河畔成长起来的王进喜，在大庆油田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并被人形象地成为“铁人”。
康世恩、焦力人、宋振明、赵宗鼐、闵豫、李天相、李敬、程浩、金钟超、吴碧莲等走出摇篮，后来成长为共和国的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副省长。
翁文波、田在艺、翟光明、童宪章等，早期得益于石油摇篮的哺育，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他们都是中国石油科技界的泰斗人物，为石油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当年大庆会战闻名全国的“五面红旗”，其中四面是玉门人。大庆会战时有“八大老总”，其中七大老总来自玉门。
10万玉门人，在祖国辽阔的国土上，东奔西走，挥汗如雨，建功立业。
在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玉门工人功不可没。摇篮为此永远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