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的二十四孝
曹操为了统一思想，打击反对分子，制造了一起孔融案；为了结束乱世，重新建立一个高效运作的政府，实行了名法之治。两件事情，都收到了预期效果。接下来，曹操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改造比较顽固的社会旧道德、旧观念。
在此之前，理应先行评估一下，东汉末年的道德水准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东汉末年，是一个乱世。提到乱世，一般的看法是世风日下，道德观念大滑坡，人心不古。东汉末年是否如此？完全不是。恰恰相反，东汉末年可能是中国古代史上最标榜道德的一个时代。举两个例子。
第一，皇帝的谥号。汉朝讲究以孝治天下，所以皇帝死了以后，谥号之中都要带一个“孝”字。比如前面提到的汉灵帝，全称应该是汉孝灵皇帝；汉献帝，汉孝献皇帝。由此可见，当时的统治者非常注重道德，道德建设要从皇帝抓起。
第二，选官用人、人物评论的标准。察举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名目，就叫孝廉。孝，孝顺；廉，廉洁。看重的都是道德品质。官方用人如此，民间评论人物亦是如此。东汉末年兴起了一股人物评论的风气，比如月旦评。当时民间评判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道德品质是否高尚。道德越高，获得的好评就越高。至于才能如何，一般是不怎么考虑的。
宋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明末顾炎武《日知录》也叹：“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由此可见，东汉道德高尚、风俗淳美，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汉末政治虽至于不振，人们却依然标榜道德。
既然东汉末年这么看重道德，为什么曹操还要改造当时的道德观念呢？
因为东汉末年的道德不正常，是一种变态的道德。古人云：“百善孝为先。”就拿“孝”这一最基本的道德来举例子，看看当时的人所追捧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孝。
元人郭居敬曾辑录了自尧舜时代至宋朝的二十四位孝子及其事迹，编成一部书，叫作《二十四孝》。《二十四孝》之中，三代以下（秦以后）共有十八人，其中东汉占了七位。由此可见，司马光和顾炎武认为“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如东汉”的评价并不夸张。《二十四孝》中有一个故事，叫《郭巨埋儿》，说的是：东汉末年有个孝子，名叫郭巨，和母亲在一起过着非常穷苦的生活，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是他对母亲非常孝顺，一家人倒也其乐融融。后来，郭巨的妻子生了个儿子，郭巨就觉得这个孩子是个累赘。为什么呢？他有两个考虑：第一，孩子年纪这么小，需要大人照顾，而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我照顾了儿子，老娘那边就难免照顾不周，有损于孝道；第二，他发现老太太特别疼孙子，每次吃东西，总要剩下一半，自己舍不得吃，留给孙子吃。家里就那么点食物，孙子吃饱了，老太太就要饿肚子，这也有损于孝道。
怎么办呢？郭巨思前想后，想到一个办法。有一天，他就抱着这个儿子，跑到荒郊野外，在地上挖一个深坑，打算把孩子给活埋了，去掉这个累赘。没想到挖坑挖了一会儿，居然挖出一坛子黄金来。这样一来，钱有了，儿子也不用埋了，老娘也可以养了，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郭巨就一手抱着儿子，一手抱着金子，开开心心地往回走。
《二十四孝》，在元代以后属于儿童读物。这种故事，对儿童来讲，完全是恐怖故事，完全是噩梦。
鲁迅在《二十四孝图》这篇文章中，对郭巨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他说：我看了这个故事以后，就有两个担心。第一，我担心这郭巨当时挖地的时候，如果没有挖到这坛金子，那怎么办呢？孩子岂不是没命了？第二，我担心我爸也去学郭巨做孝子，到时候把我给活埋了，以此来孝顺我奶奶。
郭巨埋儿这个故事，从道德伦理来看极其残忍，违背了基本的人性，没有丝毫可取之处。但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在东汉时期居然得到了当时人的追捧，人们把郭巨看成是大孝子的一个典型，认为他很了不起。由此可见，东汉末年的道德文化，已经成了一种畸形变态的文化。正是在这种变态的文化土壤之上，才会滋生出前面讲过的那个所谓的青州孝子赵宣，在父母的坟墓里面住了二十多年，前后生下五个小孩，这样的怪事情来。
那么，东汉末年的畸形道德观念，问题的根源出在哪儿呢？根源在于：道德的形式主义。
东汉末年的人特别看重道德——请注意，是“看”重道德。一个人有道德，要能够让人们看得见。这样一来，人们追求的就是道德的外化形式，特别担心自己道德这么崇高，别人会不知道，就每天挖空心思，怎么能让道德表现得更加骇人听闻一点，争取能上报纸的头版头条。他们就每天琢磨着作秀、炒作、哗众取宠，这样产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出名的人，往往都是装出来的，都是伪君子；而真正有道德、有才能之人，反而默默无闻。
这种变态的道德观念，再搭配东汉时期的选官制度，就产生了第二个问题。东汉的选官制度是一种推荐制度，而且往往推荐名气大的人。因为道德这个东西，本身没法量化，只能看舆论风评。而能够激起一时舆论风评之人，往往没有真才实学，只会夸夸其谈，名过其实，清谈误国。
北宋苏东坡的《议学校贡举状》，专门评论以道德取人才的制度。他说：以德治国，本身是没有错的，但“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德治的关键，是君主率先用道德要求自己，表现出正当的喜好与憎恶，以此为民间做表率。如果专门设立一个以道德取人才的制度，那就是教天下人都来做伪君子。比如君主以孝顺这种美德来取人才，那么就会产生种种怪异的事情，比如勇敢的人就割大腿上的肉给母亲吃，胆小的人就住在坟墓里面来服丧了。
东汉末年的情况，恰好相反。皇帝、外戚、宦官“豺狼当道”，毫无道德可言，不足以为民众之表率，却偏偏要责成天下人都来做君子，自然造成了真君子纷纷落马、伪君子大行其道的局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问题积弊已久，曹操却想要毕其功于一役。
由于道德的形式化，“以德取士”的选官用人制度已经难以挑选出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曹操意识到了旧有制度的弊端，于是先后三次发布求贤令，不拘一格地招纳天下英雄。
不拘一格降人才
公元210年，曹操下了第一道求贤令，向全社会公开招聘杰出人才，明确提出了“唯才是举”的口号。第一道求贤令，连续追问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
这里用了春秋时期齐桓公的典故。齐桓公是春秋时期第一个兴起的霸主，所谓“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为什么能够称霸？一般认为最关键的原因，是他任用了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才——管仲。管仲的能力非常突出，但是他的道德品质很有问题，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非常贪财。据说他年轻的时候，和好朋友鲍叔牙合伙做生意。挣了钱分成，他自己总是拿得多，分给鲍叔牙的很少。后来，他在齐国做了大官，家里也很有钱，而这些钱估计也来路不正。
《论语》中，有学生问孔子：“老师，你说管仲这个人能不能称为节俭呢？”孔子回答：“管仲这个人，家里面光宅院就有三套。这个人如果都算节俭，那还有谁不算节俭？”（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由此可见，管仲的道德问题很大。但是管仲能力非常突出，他有能力帮助齐国富强，有能力帮助齐桓公称霸。所以曹操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非要用廉洁之人，那么像管仲这样的人，就不能得到任用。如果管仲不能得到任用，那么齐桓公还怎么能够称霸呢？这是第一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可以做两点分析。第一，管仲有点像袁绍手下的许攸。许攸也是贪财而足智多谋。袁绍有道德洁癖，难以忍受许攸的贪财；曹操却兼容并蓄，能够善用许攸的智谋，所以一成一败。曹操此处虽然用的是古典，但一定有他自己的切身经验。第二，孔子对管仲的态度，比汉末的所谓名士，要开明得多。如前所引，孔子认为管仲虽然私德有问题，却十分推崇其功业。他说：要是没有管仲协助齐桓公尊王攘夷的话，我们现在都要穿蛮夷的服饰了吧！管仲真是个仁人啊。要知道，“仁”是孔子心中的最高道德，他是不轻易以“仁”许人的。孔子称赞管仲为“仁”，可见他觉得管仲虽然私德不可取，但一码归一码，瑕不掩瑜。
第二个问题：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
这个用了姜太公的典故。民间传说，姜太公到八十多岁的时候，还是默默无闻，空负一身绝学，没有人来任用他，他就只好穿着一身破旧衣服，在渭水河边钓鱼。“被褐”，就是穿着破旧衣服；“怀玉”，形容身怀绝学。曹操就借用这个典故，大发感慨。他说：在现行不合理的评价机制之下，有真才实学的人往往就像姜太公一样，默默无闻，活到八十多岁都没人知道。当今天下，难道就没有像姜太公一样，虽满腹经纶，却默默无闻的人吗？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
这是用汉朝开国元勋谋士陈平的典故。
《史记》记载：陈平是一个美男子。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和自己的嫂子私通，这是违反人伦道德的。他先在项羽手下工作，项羽觉得陈平风评太差，把他辞了。陈平又跑到刘邦手下工作。但是，他在刘邦手下大肆贪污受贿，拿了很多钱，手脚不干净。刘邦很生气，把陈平求职的推荐人魏无知叫到跟前来，质问他：“你怎么给我推荐这么一个货色？”魏无知反问了一句：“您想要我推荐的，是道德模范标兵，还是能够打败项羽，夺取天下的人才呀？”刘邦没好气地说：“那肯定是后者啊。”魏无知说：“那我没推荐错啊，我给您推荐的陈平就是这样的人啊。”刘邦听了这话，遂信用陈平。果然陈平足智多谋，为汉朝的开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曹操借用这个典故，做了一个假设。他说：假如当年，陈平没有遇上魏无知这样能真正赏识他、推荐他的人，那么他岂不是就要一辈子默默无闻？当今天下，难道就没有像陈平这样默默无闻的人吗？
最后，曹操给手下那些做人力资源工作的人员提出了要求。他说：“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你们要协助我大力地挖掘那些被埋没起来的人才，把真正的人才推荐上来给我用，不要管这些人是不是道德有问题。只要他有才，就可以推荐。第一道求贤令，在中国历史上率先提出了“唯才是举”的口号。
公元214年，曹操发出了第二道求贤令。这一道求贤令的核心思想是：对于偏才，不能偏废。
曹操认为：天底下的人才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全才，那就是德才兼备的人，这种人少之又少，可遇不可求。所以更多的是第二类人——有才而无德的人。这样的人，往往被埋没。因为他们道德品质不过关，而现行的人才评价机制偏偏最看重道德。所以对这样一类人才，要大力挖掘，大力抢救。这就是我们的人才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曹操并不把“有德无才”之人看作人才。
公元217年，曹操又下发了第三道求贤令。在这道求贤令里，曹操把他要大力挖掘、大力抢救的人才，具体划为五大类，把“唯才是举”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第一类，出身低贱的人。
像商朝的伊尹和傅说，一个做过厨师，一个做过瓦匠，都是奴隶出身。但是伊尹是商朝的开国元老，傅说是中兴名相，都非常了不起。
第二类，有仇的人。
典型就是管仲。管仲最早是公子纠的手下，公子纠是齐桓公的君位竞争对手。管仲为了帮自己的主子夺取君位，曾经射了齐桓公一箭，差点把他给射死了。二人之间，有一箭之仇。但后来齐桓公不计前嫌，仍然能够重用自己的仇人管仲，最后得以称霸。
第三类，文俗之吏。
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基层公务员。比如萧何、曹参，这两个人在秦朝的时候，都是县里面打杂的，是较底层的公务员。但最后，他们都做到了汉朝的宰相。
第四类，道德品质有瑕疵的人。
比如刚才讲到的陈平，他“盗嫂受金”，道德有瑕疵；再比如韩信，甘受“胯下之辱”，在别人的裤裆底下钻过。这种人在当时，都是被人嘲笑的，后来却成了非常伟大的军事家。
第五类，道德品质有严重缺陷的人。
这个典型就是战国时期的名将吴起。吴起年轻的时候，在外地读大学。老家传来消息，他的母亲去世了。吴起听说此事，居然不回家奔丧，而是一心钻研他的学问，这叫“母死不奔丧”。他的老师，是孔门最重孝道的曾子，一怒之下就把吴起逐出师门。吴起后来去鲁国找工作，鲁国的国君表示很为难。他说：“我们鲁国最近正在跟齐国打仗，而你老婆又是齐国人。我们将来和齐国打起仗来，你保不齐帮哪边，所以我们对你不放心，不能够任用你。”吴起听了这话，二话没说，回到家里，操起一把刀，就把老婆给宰了。他提着老婆的首级，来到鲁国的朝堂之上，向国君献忠心，表明自己忠于鲁国。吴起就这样在鲁国当上了将军。这叫“杀妻求将”。吴起这样一个人，应该说道德品质极其败坏，但是这个人的才能也是非常突出，在军事方面，是百战百胜的一代名将；在政治方面，主持变法，使得楚国迅速强盛。
曹操就举这五类人做例子，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他说：无论你是“负污辱之名”，名声不好的；“见笑之行”，被大伙儿嘲笑的；甚至是“不仁不孝”之辈，像吴起那样道德极其败坏的，都没有关系。只要你有一技之长，我的大门向你敞开。
以上三道求贤令，统称为“求贤三令”。中国历史上的求贤令很多，但是曹操这样公然招聘不仁不孝之徒，称得上空前绝后。那么，曹操为什么要公开招聘道德败坏的人呢？
招聘的行为艺术
也许有人认为：汉末三国，群雄纷争，人才难得。所以这个时候就别挑三拣四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把人才先吸引过来再说吧。
这个说法，值得商榷。
第一，如果公开标榜招聘道德败坏之人，会使有德之人不愿意同流合污。
正如宋人王安石《读〈孟尝君传〉》说的：“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如果降低人才标准，尽招一些鸡鸣狗盗之辈，那么真正的人才也就不屑于来了。
第二，求贤三令的目的，主要不是求才。
不妨关注一下求贤三令的发布时间，分别是公元210年、214年、217年，也就是赤壁之战结束以后。此时，天下三分的格局已经大体奠定，主要人才也有了归属。曹操最求贤若渴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此后也并没有听说，他从吴、蜀两方，吸引来了什么特别的人才。所以，求贤三令在历史上并没有收到求才的效果，我觉得其原初目的也不是求才。
求贤三令不为求才，那为什么呢？
我认为，曹操发布求贤三令，主要有三个考虑。
第一个考虑，矫枉必须过正。
东汉末年过分看重道德，轻视实际能力。道德形式主义的不良社会风气，积弊已久。要想矫正这种不良风气，你光说：咱们不能只看重道德，也要看重才能啊，才能和道德二者不能偏废，二者要并重啊！这话对是对，但过于四平八稳、中规中矩，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不会引起社会上的讨论和反思，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曹操才故意公开喊出口号，故意强调：我偏要搞唯才是举，我偏要招聘不仁不孝之徒，我就是不看重道德！曹操当然不是不知道德才兼备最好。他是在故意引发争议、制造噱头。他的求贤三令，相当于一种行为艺术，故意采取了一种夸张的表现手法，来引起全社会的广泛讨论和反思。
第二个考虑，为自己辩护。
曹操是宦官的孙子，被当时的儒家士大夫看不起。就算曹操做到了曹丞相，但儒家士大夫还是把他看成一个暴发户，跟诗礼传承的世家大族不可同日而语。曹操本人当然也不打算去学习这些世家大族。附庸风雅、装腔作势挤进所谓的上流社会，那是曹操年轻时代的表现。如今，曹操已经掌握了话语权。他采用的是一个相反的手段：我自己不会往上凑，但是我偏要把你们这些人都给拉下马，大家谁都别装，大家都拿出本色来。潮水一退，哪个不是在裸泳？
所以曹操发布求贤三令，破除旧的道德观念，促成价值的多元化，为自己的行为方式、个性模式找到合理的依据。你们上流社会讲究穿着，要戴礼帽，冠冕堂皇，衣冠楚楚，我偏偏不戴礼帽，我就随便系个头巾，你敢说衣冠不整者不得入内吗？你们讲究笑不露齿，我偏偏要放声大笑，龇牙咧嘴，把满口的牙都龇出来，你敢有意见吗？
根据史书记载，曹操曾经有一次在一个高级的社交宴会上，吃饭的时候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手舞足蹈，把整个脸都埋进了杯盘之中，抬起头来的时候，满脸都沾满了米饭粒和菜汤。（“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由此可以看出，曹操是非常随性的一个人，他不习惯装腔作势、故作斯文。
不仅是生活作风，曹操在婚姻问题上，也充分体现了不拘礼法的性格。
曹操的正妻卞夫人，出身倡伎，是音乐工作者。在当时来讲，也就是唱个小曲儿、跳个舞，卖艺的，出身非常低贱。但曹操并不在乎，娶进门来。曹操的妾，有好几个曾经是寡妇，曹操也不介意。曹操还专门叮嘱她们：“我将来死了以后，你们也别傻乎乎地在这儿守寡，没有必要，都赶紧找一个好人家给嫁了。但是有一样，你们要记得跟你们新老公宣扬我的好处。”（“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由此可见，曹操这个人非常随性。正是因为求贤三令的公开倡导和曹操本人的身体力行，到了魏晋时期，中国人终于能够从传统礼教的束缚之中挣脱出来，迎来了个性解放的高潮，史称“魏晋风流”。相关的故事，《世说新语》记载了很多，此处不赘。
第三个考虑，为自己的人才政策辩护。
为什么你们都说孔融是人才，我却偏偏要杀？就是因为他是伪人才！为什么你们认为道德有问题的人，我却偏偏要用？正是因为他们虽然不符合世俗的人才标准，却符合我曹操的人才标准！
曹操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除了前面提到的许攸，还可以举个例子。曹操手下有一个人，名叫丁斐。这个人非常有才干，但是有一个缺点，手脚很不干净，喜欢偷拿公家的东西。司法官员几次三番告状，曹操总是大手一挥，从轻发落。司法官员很不理解，问道：“大人，您养这么一个贪官，图什么呢？”曹操说：“我养着丁斐，就好像家里养了一条狗。虽然有的时候会馋嘴，会偷点儿肉吃，但是可以帮我捉老鼠，帮我看守粮仓。总的来讲，还是利大于弊嘛。”（“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盗狗而善捕鼠。盗虽有小损，而完我囊贮。”）
东汉末年，野猫比较多，家猫还不普及，所以捉老鼠的重担就落在了狗的肩膀之上。什么时候家猫才普及呢？明朝人张岱的《夜航船》记载：唐僧西天取经，从印度取回了佛经，捎带引进了家猫。从此以后，狗就退居二线了，狗拿耗子反而变成了多管闲事。这是一段题外话。
总之，由此可见，曹操用人，总能够发挥人的长处，避免其短处，这在历史上是非常了不起的，也是曹操对自己能力足够自信的表现。春秋鲁国有个乱臣，名叫阳虎。此人与曹操差不多，也是霸道狡诈的权臣。他后来在鲁国失势，跑去赵国。赵国执政赵鞅重用了他。有人劝说赵鞅：阳虎狡诈，是个乱臣贼子，不可重用。赵鞅说：没事，我拿得住他。果然，阳虎在赵鞅手下，居然乖乖地成了个得力助手。曹操的驭人之术，与赵鞅一样：司马懿是老谋深算；贾诩反复卖了多少个主子；夏侯惇、刘晔都是十几岁就敢拔刀杀人的狠角色，在他手下，无不乖乖卖命。清人赵翼评价三国君主各自的用人特点：“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可谓的评。
这里有一个问题。前文说曹操实行名法之治，执法严格；这里又说曹操用人不计较小毛小病，丁斐犯了贪污罪，曹操从轻发落。两者之间，是不是矛盾的呢？
三个人的三种选择
其实，把两方面综合起来，才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曹操。
曹操名法之治，和今天提倡法治不是一回事。今天说的法治，是有法必依，不能搞特权，要以法律作为定罪量刑的唯一标准。曹操的名法之治所反对的司法随意，是反对以感情因素、道德良心作为判案标准。那拿什么作为判案标准呢？取而代之的，不是法律，而是利益。
曹操割发代首，换来的是三军将士严格守法，利大于弊，所以我就选择严格执法、割发代首。杀丁斐，丁斐才贪污几个钱？杀了他，给我造成的损失却非常之大，完全是得不偿失，所以我就选择不严格执法，对其从轻发落。
要法治还是要人治？这两者在曹操手里，只不过是两个工具而已，是可以选择的。这就是法律的实用主义。从求贤三令来看，也是如此。道德是虚的，对曹操来讲没有用。一个人是不是人才，就看你能不能给我带来实际的利益。能，那你就是人才；不能，那你道德再高尚也没有用。法律的实用主义，带来的恶果一定是道德的虚无主义。
说到这里，不妨从更宏观的角度，引入两个人物作为参照系，进行观察。
汉末的道德问题，许多人都看到了。但是，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回应。
孔融，抨击伪道德，干脆说父母对子女没有恩情可言，反对孝道。结果他的嬉笑怒骂、正话反说，反而被政敌利用，将他送上了断头台。
曹操，提倡不道德，干脆说我就是要任用不仁不孝之人，大家谁都别装，伪君子不如真小人。为此，他发布了求贤三令。效果如何呢？东汉末年，虽然搞形式主义的道德，但毕竟还拿道德来做一块最后的遮羞布。毕竟小人还装成君子的样子，不敢原形毕露。为什么要装？因为不道德不具有合法性。而曹操发布求贤三令，遮羞布都不要了。顾炎武《日知录》沉痛地说：“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道德仁义，东汉百年建之而不足；毁灭伦常，曹操一人坏之而有余。这绝非苛评。
诸葛亮，身体力行真道德。他明白，汉末的道德，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的人太多，做的人太少。孔融以反讽的方式抨击伪道德，曹操以退而求其次的方式提倡不道德，都非正道。所以诸葛亮以精纯的道德、深厚的涵养，济之以务实而不迂腐的处事策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身体力行展现了三代以下、一代完人的真道德。南宋朱熹素以严格的道德标准苛责历史人物，但仍心悦诚服地以诸葛亮为“五君子”之首，这不是没有根据的。
三道求贤令，突出反映了曹操“唯才是举”的观点。有趣的是，曹操不仅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坚持这一观点，甚至把“唯才是举”贯彻到了自己的家事之中。随着晚年的到来，曹操不得不把选拔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提上日程。按理来讲，中国古代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只需要立长子就可以了。但是曹操作为一位父亲，偏偏不按常理出牌。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他也想搞一次唯才是举。那么，这次接班人的选拔，都有哪些候选人呢？曹操那么多优秀的儿子，究竟谁会笑到最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