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第一馊主意
曹操第三次被朝廷起用，加盟大将军何进、司隶校尉袁绍的阵营。何进是何皇后的兄长，外戚集团的领袖；袁绍是何进的智囊，士大夫集团的代表。何进与袁绍在宦官集团的压力之下，结成了统一战线。
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汉灵帝和何皇后之子刘辩即位，成了新一任的皇帝。刘辩当时年纪还特别小，按照东汉外戚政治的惯例，何皇后升级成为何太后，临朝听政，掌握了政权；大将军何进自然就成为朝廷之中权势最大的人物之一。袁绍想到，朝廷权力格局的变化，势必引起宦官集团的忌惮，所以诛灭宦官必须提上议事日程，遂多次为何进谋划诛灭宦官之策。
但是，偏偏何进此人是屠夫出身，目光短浅，政治能力有限，更缺乏决断大事的魄力。诛灭宦官这样重大机密之事，他居然屡次进入宫中，与妹妹何太后商量。何太后坚决反对，原因是宦官对何氏有恩。
原来，汉灵帝生前曾宠幸王美人。王美人怀有身孕。何皇后性格强势，嫉妒之下，曾多次买通御医，企图害死王美人母子，以免威胁自己的地位。王美人之子刘协倒是福大命大，顺利出生，王美人却被毒死了。汉灵帝得知此事，勃然大怒，曾打算废黜何皇后。幸亏宦官们为之苦苦求情，方才作罢。
因此，如今的何太后对政治的残酷估计不足，对宦官很有好感。她对何进说：“宦官在禁中服侍，这是汉代的规矩，至少也有数百年历史了。你打算把宦官一举铲除，这怎么可能呢？我是一个妇道人家，在宫中有诸多不便，全靠宦官为我上传下达。要是把宦官全杀了，让我直接去和朝堂之上的那群男人打交道，这成何体统？”
何进一听，我妹妹说得也很有道理嘛。出了宫，又来问袁绍：“太后不让我杀宦官，你看怎么办？”
这个时候，袁绍就给何进出了一个馊主意。如果要评选汉末三国史上最馊的主意，可能非这个莫属。袁绍说：“大将军请放心，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为什么太后不同意呢？因为她看不到现实的威胁。所以您只要下一道命令，让天下各路猛将率领军队来洛阳城兵谏，以‘杀宦官，清君侧’为名，用武力威胁太后，说必须把宦官都给杀了，否则我们可就造反了。太后一害怕，准听咱们的。”
何进听谁的话都觉得有道理，现在听了袁绍的，又觉得：你这话讲得也太有道理了。又问：“那你看，召集什么人进京呢？”
袁绍说：“哪支军队，平时以军纪败坏、好勇斗狠著称，就召谁入京吧。我听说西北有个军阀董卓，性格强悍，屡次违抗朝廷命令，手下的军队混杂了许多羌人，声名狼藉，是一个很好的人选。”
袁绍和何进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说得不亦乐乎，曹操在一边实在听不下去了，“扑哧”一声笑出声来。何进很生气：“这么严肃的场合，你怎么能笑呢？解释一下，怎么回事？”
曹操连忙解释。《三国志》注引《魏书》说曹操“闻而笑之曰：阉竖之官，古今宜有”，宦官这个东西，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不是到了东汉末年才冷不丁产生的，古往今来哪个朝代没有宦官？所以说宦官本身不是问题。“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皇帝不应该让宦官掌握最高权力，以至于发展到了今天这样不可收拾的地步。“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你今天想要铲除宦官，那只要把宦官的头头脑脑逮捕入狱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动用军队呢？
在此，曹操和袁绍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袁绍认为，宦官就没有一个好东西，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所以斩草必须要除根；而曹操认为，宦官本身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你不应该让宦官掌握最高权力。既然现在宦官已经掌握了最高权力，那么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你只要把掌握最高权力的那几个宦官解决掉就可以了，不能想着赶尽杀绝，以免狗急跳墙。
袁绍认为，目前诛灭宦官集团的难点在于，太后站在了宦官一边。要逼迫太后转变立场，唯有召集董卓这样声名狼藉的地方军官，以“清君侧”为名吓唬太后。这仍是从体制内解决问题的思路。曹操认为，太后不过一介女流，不必理睬，直接派几个狱吏进宫抓捕宦官即可。因为宦官集团虽然声势浩大，爪牙遍布州郡，但强大的是他们的党羽。宦官的首脑既没有武力，软弱不堪；又深居禁宫，与其党羽完全隔离。只要抓了首脑，再考虑分化瓦解其党羽，问题就解决了。
总之一句话，曹操主张把政治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然后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尽量避免搞成一场大规模的流血政变。
最后，曹操还给他们下了一个结论：“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你们两个想要偷偷摸摸地把宦官一网打尽，这不可能。动作太大，纸包不住火，早晚要失败。
何进这一次倒是很有主见，在曹操和袁绍之间，奋不顾身地选择了袁绍的馊主意。他给包括董卓在内的天下各路猛将下达命令：“抓紧时间，进京兵谏，威胁太后，铲除宦官！”接到何进命令的这些猛将，立刻率领本部人马往京城赶。
且说宦官得知各路军官进京兵谏，吓坏了。他们个个是宫廷斗争的绝顶高手，但对军事斗争实在外行。宦官们商量了半天，决定探一探何进的底牌。他们主动到何府登门谢罪，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我们知道错了，任凭大将军处置！”
袁绍见宦官送上门来，大喜过望，劝何进将他们全部诛杀。何进哪里下得了手？面对宦官如此跪求，他居然不知所措，心也软了下来。他说：“各地进京兵谏，就是想杀你们。你们何不自己辞职回老家，保住身家性命呢？”
宦官们点头称是，告辞出门。他们当然知道，绝不能辞职。现在手握大权，至少还能困兽一搏；一旦辞职，只能任人宰割。他们回宫之后，立刻假传何太后旨意，召何进入禁中。汉朝的制度，任何人不得君主召见，是不能入禁中的。何进权力再大，也只能孤身一人进入禁中。
可叹何进在此政治斗争的紧要关头，居然还真的进了禁中。一进禁中，那就是宦官们的天下了。何进被当场拿下。宦官们咬牙切齿，怒骂道：“汉家天下搞得如此混乱，难道就完全是我们宦官的责任？禁宫之外，你放眼天下，有几个人是干净的？你为何苦苦缠住我们不放？当年要不是我们说情，何皇后早就被废了，哪有你们何家的今天？你为何恩将仇报？”咒骂之后，将何进杀死，又假传何太后的命令，罢免袁绍的司隶校尉之职。
禁门之外的文书官接到命令，十分疑惑：何进与袁绍关系非常好，何太后为何会下这样的命令呢？不敢执行，问道：“请让何大将军出来，让我们问问清楚。”禁门之内，立刻抛出来一颗人头，伴着宦官尖利的喊声：“你们要的何将军在这里！”
消息急报何府。袁绍一看何进死了，也急红眼了，也不用搞什么兵谏、集结天下各路猛将、威胁太后了，这些都不搞了，直接率领何进留下的残余人马，杀进宫去，跟宦官展开了一场火拼。
一场火拼下来，有120%的宦官被屠杀。为什么是120%，多出来的20%是怎么回事？《三国志·袁绍传》说：“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形体而后得免。”大意是说：何进的残余势力怒火冲天，进去以后不分青红皂白，见到没有胡须、白白净净之人，就一刀砍死。所以有很多冤死刀下之人。有些脑子反应快的，就赶紧脱下裤子，验明正身，这才得以幸免。
最后，张让和几个宦官头子挟持小皇帝逃出宫殿，跑到黄河岸边。眼看江河茫茫，天地间哪里还有容身之处？张让叩头说了句“陛下保重”，转身跃入河中，随着泥沙俱下，葬身鱼腹。
就这样，东汉王朝势力最大的两个政治派系——外戚和宦官，就像两个一辈子作对的武林高手一样，最后互对一掌，同归于尽。
袁绍把一切都搞定以后，董卓来了，率领军队来了。
董卓本来按照何进、袁绍的要求，进入司隶校尉辖区的关中上林苑；后来再次奉令，驻扎洛阳近郊。政变当天夜晚，看到洛阳城中火起，董卓心知机会来了，立刻率军杀入洛阳城，收拾残局。
请神容易送神难，袁绍现在自食苦果了。他原本接管了何进的残余势力，控制了京城武装，正可以号令天下，现在却来了个董卓。袁绍对董卓手下的骄兵悍将颇为忌惮，摸不清他到底带来了多少兵，一时也不敢轻举妄动。
实际上，董卓一共带了三千兵马。以袁绍当时的实力，足以将之驱逐。但董卓用了个计谋，他将这三千兵马，在夜晚偷偷运出城外，白天大摇大摆进城；晚上又偷偷运出城外，白天再大摇大摆进城。如此几次，营造出援兵源源不断到来的假象。然而这个粗糙的诡计，居然同时骗过了袁绍和曹操！
董卓在洛阳城站稳脚跟之后，便废掉少帝刘辩，另立王美人之子刘协为帝，这就是东汉历史上的末代皇帝——汉献帝。废立之际，董卓曾在一次朝会上象征性地征求过袁绍的意思。袁绍以为不可。董卓很恼火，咆哮道：“竖子！天下事岂不决我？我今为之，谁敢不从？”袁绍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天下健者，岂唯董公？”意思是：我袁绍也是个英雄。说完这番话，袁绍拍拍屁股站起来，冲满面通红的董卓作个长揖，提着佩刀便步出京门而去，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般英姿，实在是非常潇洒。
袁绍一跑，原先聚集在何进幕府的人才四散星陨，曹操也开始了逃亡生涯。袁绍跑出去以后，以四世三公、汝南袁氏的名义，号召天下各路人马讨伐董卓。而曹操，则在逃亡的过程中，发生了一段非常精彩的故事。这段故事经过《三国演义》的描写，脍炙人口，后来又被改编为家喻户晓的京剧《捉放曹》。
这段逃亡路上扑朔迷离的故事，大概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富魅力的谜案之一。且让我们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尝试着一步步推理还原出当时的案发现场。
灭门惨案的三个版本
在正式讲述历史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三国演义》是怎么讲这个故事的。
董卓废立皇帝之后，飞扬跋扈、胡作非为，搞得洛阳城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有良知的士大夫们逐渐聚拢到司徒王允的身边，曹操也不例外。有一天，曹操受司徒王允的嘱托，拿了一把七星宝刀，想要刺杀董卓。他先假装到董卓家里做客，趁着董卓背对自己，就缓缓地拔出宝刀，想要下手。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董卓虽然背对着自己，却面对着一面镜子。董卓从镜中看到曹操正在背后拔刀，扭过头来大喝一声：“你干什么？”
曹操脑子转得飞快，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灵机一动，顺势拔出宝刀，献了上去，说：“我最近得到一口名刀，名曰七星宝刀，特地来呈献给您。”董卓得到了这口宝刀，非常高兴，转手送了曹操一匹马。曹操骑了马，飞奔逃跑。
董卓当时虽然没看出破绽，事后却反应过来了：你这不是来送刀的，你是要杀我呀！给人送刀，哪有一上来不说，趁我背对着你的时候，冷不丁拔出刀来，被我发现了才说送给我的？这不可能！董卓脑子再笨，这时候也明白过来了，立刻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画影图形，贴悬赏令，通缉刺客曹操！
董卓反应过来之时，曹操早就逃出了洛阳城，跑到了中牟县的境内。就在此时，悬赏捉拿曹操的通缉令也送到了中牟县。曹操因为形迹可疑、鬼鬼祟祟，被当地人扭送到了县衙门。中牟县的县令名叫陈宫，他屏去左右，私下询问，这才知道曹操孤身行刺的来龙去脉，非常仰慕曹操的为人。所以陈宫白天把曹操抓进来，晚上连夜就放了曹操。不仅如此，陈宫还弃官而去，追随曹操，两个人一起逃跑。
出了中牟县、路过成皋县时，两人又饥又累，人困马乏。曹操说道：“此地有一个我父亲曹嵩的结拜兄弟，名叫吕伯奢，是个庄园主。你我二人不妨去他家中住宿一晚，明日再走。”
二人来到吕家，吕伯奢见世侄曹操来了，非常高兴，吩咐家里人设宴款待二人。他自己则骑着一头毛驴，带个酒葫芦，去村中买酒。
到了晚上，曹操突然听到隔壁有磨刀的声音，仔细一听，还有人说：“捆起来杀了吧！”曹操此时是惊弓之鸟，非常警惕，深感情况不妙，立刻叫起陈宫，拔出刀剑出门，在吕伯奢的家中见人就杀。除了出去买酒的吕伯奢，曹操、陈宫把吕家八口人全杀了，血流遍地。最后杀到厨房，曹操发现地上捆着一头猪。这个时候，他俩才明白过来：“捆起来杀了吧”，说的是这头猪；磨刀，也是预备杀这头猪来款待他们。
杀错人了。曹操和陈宫看了看地狱般的命案现场，没有办法，只好连夜逃跑。逃亡路上，正赶上吕伯奢打完了酒，骑着小毛驴回来，问他俩上哪儿去。曹操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次挥剑，砍死了吕伯奢。陈宫大惊失色，质问道：“此前杀人，是出于误会；现在你既已明知错杀，为何还要杀死这位无辜的老翁？”曹操咬牙道：“如果我不杀他，他回去看到命案现场，一定报官。你我二人行踪暴露，就会被捉。”紧接着，曹操说出了一句千古名言，为自己辩护：“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宁可我对不起别人，也不能让别人对不起我！
经历了一头猪引发的血案，陈宫这才彻底认清了曹操的真面目：我原本以为你是个反抗强权的义士，没想到你竟然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当晚同宿之时，陈宫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终于下定决心偷偷离去，与曹操分道扬镳。（参见《三国演义》第四回）
以上就是“捉放曹”的经过。从艺术的角度而言，人物形象鲜明丰满，故事情节一波三折，环环相扣，非常精彩。但是，“捉放曹”的故事是真的吗？应该说，有真有假，接下来就从历史的角度去伪存真。
《三国演义》中“捉放曹”的故事，可以分为三段情节。
第一段情节，刺杀董卓。这段情节，基本出于家的虚构。但也不完全是虚构，很有可能是从曹操小时候的游侠经历获得的灵感，原型可能是曹操刺杀张让的故事。
第二段情节，陈宫捉放曹。“捉放曹”的事情是有的，但是人物可能有点出入。历史上，“捉放曹”的男一号当然是曹操，男二号却并不是陈宫，而是一个不知道名字的龙套。
《三国志》注引《魏晋世语》记载：曹操逃到中牟县境内，因为形迹可疑，被当地的一个亭长扭送到县衙门。当时县衙里，已经接到董卓下发全国各地捉拿曹操的通缉令了。县里有个功曹，相当于二把手，劝说县长：“大人，如今天下大乱，将来这天下是谁的还不一定呢。咱们也犯不着一心为董卓卖命。我看这曹操也是个英雄，说不定将来比董卓还要牛，干脆把他放了得了，这也算是一个风险投资。他将来牛了，还得报答咱们呢！”曹操就这样被释放了。至于这个功曹到底姓甚名谁，史书上没有记载；而且他就在这儿出现了一次，后来再也没有出场。没有资料表明，这个功曹是陈宫。
另外，还有一个重大区别：“捉放曹”和“吕伯奢家灭门惨案”时间顺序搞反了。从地理位置来看，曹操从洛阳出发，一路从西往东逃向陈留，必须先经过成皋县，再经过中牟县。所以在历史上，是先发生成皋县的“吕伯奢家灭门惨案”，再发生中牟县的“捉放曹”。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曹操逃到中牟县的时候，会慌慌张张、形迹可疑，还被亭长给抓了起来。原因很简单，当时的曹操，可不仅仅是董卓通缉令上的要犯，还是身负九条人命的杀人凶手！
以上事实都很清楚，最大的疑点在于“捉放曹”故事的核心事件——“吕伯奢家灭门惨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说吕伯奢家灭门惨案是最大的疑点呢？因为汉末三国历史最重要的史料——《三国志》和《后汉书》，对这个案件都没有任何记载。今天关于这起案件所能掌握的一些蛛丝马迹，都来自南朝裴松之为《三国志》所作的注释。裴松之的注释中，一共引用了三位证人和他们的三份证言。但是这三份证言各不相通，互相矛盾。下面，我们就请出三位证人，看看他们分别是怎么说的。
证人一：王沈 证人证言：《魏书》
根据王沈的证词，曹操经过故人吕伯奢家的时候，吕伯奢本人并不在家。而吕伯奢的儿子们见财起意，一看曹操骑了这么好的高头大马，又带了这么多的盘缠，所以组建了一个犯罪团伙，对曹操实施抢劫。曹操被迫无奈，进行正当防卫，把这个犯罪团伙的成员全给杀了。杀完之后，就跑了。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这里没说吕伯奢是曹操父亲的朋友，只说是曹操本人的“故人”，不过从吕伯奢的儿子们有杀人能力来看，吕伯奢应该确实是曹操的父执辈；第二，一共杀了几个人，没说。这是第一个版本。
证人二：郭颁 证人证言：《魏晋世语》
郭颁也说：曹操跑到吕家的时候，吕伯奢本人不在家，吕伯奢的五个儿子并没有对曹操实施抢劫，而是热情地款待了他。但是曹操这个人疑心病太重。他觉得：你们对我这么好，是要干吗呢？俗话说得好：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你们是不是要谋害我？所以他就拿起屠刀，杀死了吕伯奢家的八口人，然后跑路了。这里有具体的死亡人数。这是第二个版本。
证人三：孙盛 证人证言：《杂记》
孙盛说：曹操在吕伯奢家中留宿，睡到半夜，突然听到隔壁有“食器声”，也就是餐具碰撞的声音。也许很难分清楚这到底是食器声还是兵器声。反正曹操起了疑心，出门杀人。杀完以后，曹操才发现杀错人了，“既而悽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也就是非常痛苦地说了一句话：“宁可我对不起别人，也不能让别人对不起我啊！”说完以后，就跑路了。这里交代了作案动机、误会的缘由，但是没有杀人的过程。这是第三个版本。
一个深夜，数条人命，三份证言，各不相同。到此为止，吕伯奢家灭门惨案变得扑朔迷离。真相只有一个，问题是，哪个才是真相？一桩家喻户晓的灭门惨案，由于文献记载的相互矛盾，成为千古之谜。那么，裴松之所引用的三种记载，到底哪一种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呢？一千八百多年前的案发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曹操杀人的真实动机又是什么呢？对这桩灭门惨案，素以“良史”著称的《三国志》，为何只字不提呢？
迟到一千八百多年的真相
历史真相只有一个，史料记载却歧异错综，这种情况在历史研究之中经常见到。而历史学者要做的事情，就是依据处理史料的基本规则，抽丝剥茧，探索出一个最接近事实真相的结论。
第一步，先把三份证言变成两个说法。
其实仔细审查三份证言，就可以发现：其中第二、第三份证言并不矛盾，而是可以相互补充的；而第一份证言，则与后两份证言无法兼容，必有一假。
王沈的证言一为我们提供了说法A——正当防卫：吕伯奢的家人对曹操实施抢劫，曹操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郭颁的证言二和孙盛的证言三可以互相补充，提供了说法B——蓄意杀人：曹操由于主观上的认识错误，误以为存在着一个不法侵害，从而采取了过激的防卫行为，最后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八个人被杀死。从现代刑法学的理论上来讲，充其量构成假想防卫，主要过错在曹操，应负刑事责任。
实际上，证言二、证言三不是随意合并的。从史料学的角度，证言三是从证言二衍生而来的。
《世说新语》注有云：“郭颁，西晋人。时世相近，为《魏晋世语》，事多详核。孙盛之徒皆采以著书。”意思是说：证言二的提供者郭颁是西晋人，距离三国很近。他写了一部书叫《魏晋世语》（又名《晋魏世语》），内容翔实，史料价值很高。孙盛写书时，大量参考了《魏晋世语》。换言之，孙盛是从郭颁那儿听来的。用现代证据学的话说，郭颁的证言属于原始证据，孙盛的证言属于传来证据。
此外，裴松之引用的孙盛《杂记》，全名《魏氏春秋异同》。这部书今天已经亡佚了。不过，北宋类书《太平御览》刚好引用了《魏氏春秋异同》关于“捉放曹”这段记载，正好是裴松之注引郭颁、孙盛两段内容的结合。由此可以证明，以上推测是正确的。
现在，问题已经得到了简化：说法A正当防卫，说法B故意杀人。到底哪一个才是案情的真相呢？
第二步，运用常理进行推断。
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面对互相歧异的史料，运用常理推测，乃是史学的基本方法。这在考据学上，叫作“理证”。以常理推断：
首先，吕伯奢是曹操的老朋友。就算吕伯奢不在家，他的儿子们又怎么会平白无故抢劫曹操呢？吕伯奢好歹也算是成皋县的一个地主，家里也很殷实。为什么他的儿子们都穷疯了，没见过钱，非得抢劫自己父亲的老朋友的财物？这是第一个疑点。其次，就算吕伯奢的儿子们铁了心，非得抢劫曹操，那按照常理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何况，吕伯奢的儿子们是在自己的地盘上主场作战，又组建了一个犯罪团伙，以多敌少。曹操，虽然前文说过，他曾做过游侠，有一定的武艺。但他毕竟是曹操，不是关羽、张飞这样的万人敌，怎么可能在孤身一人、仓促应战的情况下，将一个犯罪团伙干掉，自己却一点事没有，扬长而去？这是第二个疑点。
根据这两个疑点，我认为说法B故意杀人可能更符合事实的真相：是曹操临时起意、蓄意杀人，用宝剑杀死了毫无防备、手无寸铁的吕伯奢全家，而不是吕家集体抢劫而遭遇曹操的反杀。既然如此，那么说法A就是伪造的了。这样一来，就牵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王沈的《魏书》要做伪证呢？
第三步，分析一下以上三份证言的性质。
王沈是曹魏的官员，他写《魏书》是奉了曹操的儿子曹丕和孙子曹叡的命令。所以王沈《魏书》的性质，是官修的本朝史。既然如此，他于曹操早年间做过的一些错事，就不可能不有所隐讳，这是中国古代修史的惯例。唐朝的史学家刘知几有一部史学名著，叫作《史通》。《史通》就曾评价王沈的《魏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因为时代的局限，隐瞒了很多事实真相，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可信度并不高。
而反观郭颁和孙盛，这两个人都是晋朝人，晋朝人谈论汉末三国的事情，相对来讲可以少一些顾忌。而且，他们的这两本书，也都是私人著作，言论自由度要高一些，所以敢于大胆地揭发曹操的老底。从史料性质的角度分析，在“捉放曹”这件事情上，郭颁《魏晋世语》、孙盛《魏氏春秋异同》要可靠一些。
最后，我们还可以请出第四位证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来做一个旁证。
也许有人要问：《三国志》不是对这起灭门惨案只字未提吗？为什么现在又可以让陈寿来做旁证呢？没错，正是因为《三国志》对这件众说纷纭的事情只字未提、保持沉默，所以才奇怪。有理由相信，陈寿这样的优秀史学家，在写作《三国志》时，肯定对以上两种说法都有所掌握。那么，他为什么却只字未提呢？
原因很简单：《三国志》是西晋作品，而西晋的正当性是通过曹魏皇帝禅让而来的。
在中国古代，王朝的建立形式，主要有革命与禅让两种。革命建立的王朝，必须否定前朝的正当性，才能确立自己的正当性；而禅让建立的王朝，其正当性正来自前朝的正当性。所以，西晋是以曹魏为正统的。陈寿写作《三国志》，得到了西晋皇帝的过问，必须以曹魏为正统，也就必须为尊者讳。
如果曹操像王沈所说的那样，是正当防卫，那么陈寿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写进《三国志》：一个人灭一个犯罪团伙，这是多么光荣的事情！反过来推，正因为《三国志》对这件事情只字未提、讳莫如深，恰恰可以以此推测吕伯奢家灭门惨案的真相。
根据以上推断，我的判决是：
曹操故意杀人；
陈寿隐瞒事实真相；
王沈作伪证；
郭颁和孙盛所说，才是真相。
经过以上四步，我们可以得出最后的结论：一千八百多年前的一个深夜，成皋县郊外的吕伯奢家，一个凶手正在疯狂地杀戮。当他停下手中的屠刀之时，已经有八具尸体倒在了血泊之中。凶手缓缓转过脸来，借助忽明忽暗的火光映照，我们逐渐看清此人狰狞的面目——这个人，正是曹操。
一刀两断，开始新的生命
吕伯奢家灭门惨案，在中国历史上来讲，是一起不值一提的小案子。在曹操波澜壮阔的一生之中，后人来评价，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毕竟曹操一辈子杀过的人太多了，湮灭在历史夹缝之中的吕家八口人，实在算不了什么。
但是，历史不宜开启上帝视角，不宜用“后见之明”，而应采取当事人视角，深入历史人物的心灵，体察他的心路历程。的确，作为后人客观评估，这个案子在曹操的一生中实在是太渺小了；但是对当事人曹操而言，这个案子，这段逃亡生涯，在他的心路历程中，在他的心态史上，必定隐秘地占据了一席之地。
我们只要想一想，曹操当时还很年轻，只有三十五岁，并没有后来那么狠辣，那么老谋深算；而且，这也许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亲手杀人，尤其是第一次杀害无辜的人，一杀就是九个。这件事情，肯定会成为他埋藏心底的一个秘密，一个禁区。那么，这起灭门惨案，这段逃亡生涯，会对曹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如果把坐标轴拉长，以曹操的整个人生为参照系，我们不难发现：曹操的这一段逃亡生涯，不仅仅是逃出了洛阳城，也逃离了旧体制、旧文化的束缚。
曹操从十五岁进太学、二十岁举孝廉开始，就把命运的把柄交到了别人的手中。当时盛行人物评论，曹操就去讨好各种各样的人物评论家，去为自己挣名气；当时盛行卖官鬻爵，曹操通过家族关系跑官买官，去走一些他自己所不屑的歪门邪道。曹操的命运如何，完全掌握在汉灵帝这样的昏君、何进这样的庸才手中。宦海沉浮、三起三落，从头到尾，曹操都只不过是在旧体制之内随波逐流、委曲求全。
古人云：“三十而立。”三十岁以后，一个人要真正地寻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这个根本，不仅仅指经济基础，更多的是一种独立的价值理念。
三十五岁的曹操，逃出了洛阳城，也从大汉王朝的旧体制内逃出生天，对自己的未来、自己的人生，有了一种更加清醒、更加独立的认识。
从此以后，他白手起家，用拳头说话，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再也不曾假手他人。由此出发，他推翻了旧文化、创造了新体制，最后走向了自己人生的辉煌。所以，可以这么说，曹操在用他手中的屠刀，杀戮那九个无辜生命的同时，也和过去的自己一刀两断，三十而立，浴血重生，开始了新的生命。
曹操逃离了洛阳城，跑到陈留以后，招兵买马，成立了一支五千人的军队。几乎同一时间，在洛阳以东的大地上，先后已经有十几个人发兵反对董卓。这些人聚集到一起，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反董联军，共同推举袁绍担任总盟主。这就是《三国演义》非常热闹的一个著名回目——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
一方，是信心满满的正义之师；一方，是恶贯满盈的虎狼之师。究竟是正义战胜邪恶，还是邪恶压倒正义？曹操在这场血与火的洗礼之中，又会有什么样的成长与转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