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朝五花八门的金融机构
逝者如斯，倏忽而已。岁月还真是过得太快，堪堪这部金融二十四史就快要到尾声了。
好，我们来看中国这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信用情况。
清朝一开国，就对民间借债做了清晰的规定，顺治皇帝亲自指示户部，今后借债只许收三分利，不能多收，不能息上加息。而且不许任何人借债给赴任官员，也不准外官借债给当地百姓。
最后提到的这两点，是历代官员腐败的导火索，皇帝心里也是明镜似的。
后来编辑的《大清例律》里，专门有“钱债”一篇，记载了大清关于放债的法律条文。其中特别提到，大清律禁止军官向士兵放债，也禁止平民向军人放债。
里面还特别提到了“印子钱”。
这是很厉害的一种债务。比方，我借给你70文，但是要按100文计息，每天要交给我4文。这样只要17天半，利息就和本金相等了。
你每天给我付息的时候，我在借款折子上盖个戳，这就是所谓“印子钱”。
这是敲骨吸髓的债，谁沾上了都不得了。在早些年，也是我们现代人控诉“旧社会”的依据之一。
法律虽严，但是难挡人的贪婪。清代八旗兵丁对民间放债的现象非常厉害。不光是印子钱，还有驴打滚，老百姓借了八旗兵丁二三十两银子，不到一年，就要还本付息二三百两。
这还是康熙盛世时候的事，当时就有人说，这是“无天无日，惨不可言”！
这么厉害的债，为什么老百姓还要借呢？
是被逼的。
因为赋税催得急。“完粮”是有期限的，官府一催命，老百姓就只好饮鸩止渴，到八旗兵丁那儿去借高利贷。借10两，一个月的利息就是二三两，而且10两实际到手的只有8两。那2两是先期当作额外利息扣掉了。
康熙年间，在杭州的八旗兵丁勾结地皮恶棍放债，抢夺平民子女抵债，还曾引发过“群体事件”。
那时候河南地方的穷百姓抵押借债，没有值钱的抵押物，习惯上是将子女、童养媳抵押。有一班恶势力人家贪图小姑娘美色，在债务到期后不让债务人赎回人质。这也是“旧社会”的恶例之一。
在清朝，也有“京债”，就是赴任官员举债，到任后立刻偿还。
这也是高利贷。当时放京债的多为山西商人。他们借钱给新官，钱还没到人家手，先扣去三四成。往往新官刚刚到任，债主跟着也就到了，蹲在你身边催债。
新任官员只好拼命搜刮下属和百姓。搜刮不足，就动用“库藏”偿还（挪借公款），弊病甚大。
朝廷屡次下令禁止京债，乾隆是还允许赴任官员先向户部借债，而不要去借高利贷。
就因为放京债这事，还催生了一个新的金融机构——账局。
乾隆末年有人写了一本《晋游日记》，里面说，山西汾州、平阳两地的人，多以贸易为生，他们放京债可以获利10倍。
具体过程是这样的：富人携带巨资进京，开设账局，有候选官员来借债，必先跟他讲好扣头。如果是九扣，就是名为借一千，实则只有九百。
根据任职地的远近，扣头不同，从九扣到四扣不等。甚至还有倒二八扣的，也就是名为一千，实则二百。
扣除之外，再计月利三分，三个月后如果没还，利息部分也要计利息。如此利滚利，借给官员几百两银子，用不了多久就能回收上万两利息——你的钱反正也是黑，所以我黑你没商量！
不过，账局只是官僚体系上的一个寄生物，不是商业社会的必然产物。下面我们还是来看清代比较正规的信用机构。
清代的信用机构非常复杂，越到清末头绪越多，让我们一个一个看过来。
当铺。清代多有小型的当铺，叫作“短押”或“小押”，是专门收穷人不值钱的物品的。随时典当随时赎回，一般百姓都觉十分方便。有什么破烂，可以拿去换银钱，也可以换米换酒，解一时之急。
俗话说，没钱怎么过年？所以那时候一到年关，穷人就成群结队涌向当铺，柜台伙计有应接不暇之势。《津门杂记》一书说：“大除夕，城乡当铺，一律向不关门，纷纷一夜，竟有守候通宵者，至元旦日出，人数始稀。”
旧社会的穷人，难啊！
清代也有官营当铺，一种是内务府办的，一种是各地方机关办的。
内务府为什么要开当铺？主要是为了赚点钱用来赏赐兵丁，大概是这方面的钱不好打入财政预算，用这个办法解决，还比较合理。
开私营当铺的，都是有钱或有权的，上至皇子、亲王，下至官僚、地主、商人。清朝官僚开当铺的尤其普遍，嘉庆年间查抄大奸臣和珅，他家里就开着4间当铺，有本银120万两。
当时的当铺也接受存款和办理货币兑换。一般官员都愿意把自己的银钱存到当铺生息，算是把当铺当成储蓄银行了。
因为当铺要交营业税，所以清政府也把当铺作为一大财源。光绪年间财政吃紧，李鸿章有一次奏称，说是按户部要求，直隶各州县当铺竟然预交了20年的税！
不过当铺一向也是官府的好帮手，咸丰年间朝廷搞通货膨胀，发行大钱和宝钞，怕老百姓不认，就指令当铺搭配使用，让当铺充当了推行大钱的工具。
银铺。银铺在清代非常发达，有官营和私营之分，它的主要业务就是成色鉴定和熔铸银器。
当时白银是主要货币，政府税收很大一部分是银子。因收上来的税银成色不一，就需要通过银铺来鉴定，还要由银铺统一熔铸成元宝，送交布政司储存。
所以银铺的业务一直不错。
清朝中期以后，有的银铺自行发行银票，作为一种准货币进入流通。这个生意做得也很旺盛，一直到清政府发行了银元，银票才衰落下去。
钱庄。最初钱庄是乾隆时代在上海的绍兴人开的煤炭店，也兼营小额存放款、兑换银钱、鉴定成色等业务，群众都感到方便。后来就开得越来越多，逐渐成了专门的金融行业。
小的钱庄只有一张桌子，这就是明代就有的“钱桌”了，俗称“找换店”。
资本雄厚的钱庄，则专做存放款业务。他们囤积制钱，操纵钱价，签发庄票，异地汇划，与工商界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已经具有近代银行的功能了，俗称“汇划庄”。
钱庄是清代才兴盛起来的，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上海有170多家，汉口有500多家，北京有300多家。
鸦片战争以后，进出口贸易扩大，钱庄就在融通资金和办理结算上提供了更方便的服务。
首先钱庄能够利用庄票和汇票，为进出口商提供信贷。
庄票，是由钱庄签发的可兑现的票据。分为即期和远期两种，即期是见票就付，远期是到期才兑付现金。
庄票的信用很不错，所以当时国内的外贸公司——洋行，都愿意接受庄票为结算工具。
在口岸和内地之间的支付，钱庄可以提供汇票，这就省得搬运现金了。那个时候，洋货之所以能顺利销往内地，汇票支付起了很大作用。
另外钱庄还创造了汇划制度，也就是钱庄业内部的票据结算。这已经具有现代票据交换制度的雏形了。
票号。这是金融业的后起之秀，是专办汇兑业务的信用机构，其地位到后来超过了钱庄。
票号有独资有合资，合资的票号非常类似现在的股份公司。
出资人一般不参加经营，而是聘请内行当经理，只在年终查一次账。每过三四年算一次大账，决算出盈亏，给股东分红。
经理和优秀职员也可以入“身股”，即人力股，参加分红。这样的激励机制，使得员工极愿卖命，把企业的盛衰看成是“切己之厉害”。
因为票号业务主要是经营异地汇款，所以往往是在一个总号之下，分号遍布全国各地。
票号是鸦片战争之后发展起来的，多为山西商人创办。
读近代的经济史，我觉得有两点不能忽视：一是鸦片战争的客观后果，不仅激发了国人的图强意识，同时也打破了以前经济社会的僵局，近代商业的繁荣与格局，受这场战争的很影响很大。二是山西商人敢为天下先，大规模地推动了近代金融业，这个功劳我们应该记住。
票号业务中，有一种叫作“逆汇”，就是商户请求票号先垫付汇款，然后在一定期限内补上，并支付给票号利息。这其实就是商业贷款。
另一种情况是，商户交了汇款后，票号与之协商，将汇款日拖延几天，票号向客户支付利息。这等于是极短期存款。
清政府的财政来源，除常例的税赋之外，还有捐官收上来的钱——你拿多少银子，我给你什么官。捐官的汇款，也是由票号负责办理。
票号还有一项业务，就是贷款。它之所以有能力贷款，是因为有雄厚的资金来源，那就是官府的公款。
官府公款一般是在官库里存起来的，但如果票号跟某单位领导比较要好，就可以把大量公款拉来存上，不计息，这样就解决了资金来源的问题。
票号揽来存款之后，立马就贷给钱庄，可以说对钱庄的支持很不小。
票号也是看人下菜碟的，主要满足达官贵人的贷款需求，对一般工商户则根本不理。他们的利息，最高的是三分，贷款期限一般是三个月。利率也会有所浮动，那要看对象和银根松紧而定，一般对官僚放款的利息就比较低。
票号一向走的是“重信用，轻抵押”的路子，这个办法有很大风险。结果到了清末，大量贷款无法收回，都眼睁睁地赔了本。
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一带的自然经济解体，商品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资金流转的频率和规模也猛然增长，票号的兴起，就是借了这个东风。
另外票号与清政府的联系也很密切，包揽了各省向中央的财政上缴业务（解饷）。这一块的业务量，非常可观。
太平天国闹起来后，南北交通受阻，跨区域生意做不起来，汇兑也就少了，票号业务在这一段时间内有所收缩。
等到甲午战争之后，票号又有一个极为辉煌的时期，只可惜太短暂了。
因为清政府丧权辱国，有大量的赔款要汇出，也有一些对外借款要汇进来，这都由票号来承担。
各级政府的各种公款，包括税款、军饷等，这一时期也都存放在票号，致使票号实际上代理了国库和省库的职能。
票号业务一时之间搞得蓬蓬勃勃，各分号开遍全国，当时称“山西票号遍天下”。他们在海外的分号，甚至开到了大阪、神户、新加坡、莫斯科，真是国家不幸商家幸。
但是在1905年户部银行成立后，票号的好日子到头了。一大批官办、商办银行忽隆隆地冒了出来，直接跟票号争夺业务。
当时票号的管理方式已明显落伍，业务不断被抢走，连“解饷”业务也被后起的“官银号”给夺去，眼看着业务量减少了四分之三。
有人倡议将票号合并起来，也成立银行，但受到业内保守人士的强烈反对，于是就只能等死。
清政府一倒，票号失去了政治背景，苟延残喘到20世纪20年代，终于被挤出了金融大舞台。
看来，过于依附于“官”的商，终究不是正途。官一倒，商也就废了。
官银钱号。这个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这里再补充说一些。
官银钱号，也叫“官银钱局”“官钱局”“官银号”，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官办金融机构。
它有一个设立、裁撤和再设立的曲折过程。
鸦片战争后，政府在军需、治河、赈灾上费用大增，需要额外弄些钱以补不足，于是内务府就成立了“五天”官银号。
咸丰年间，为了对付太平天国，政府铸大钱、发官票宝钞，需要有自己的机构来推广，于是又设立了 “四乾”“五宇”官银号，以大钱作为准备金，发行“京钱票”。
为了在各省推广大钱，解决地方的财政困难，朝廷还命令各省也要成立官银钱号。
不过这次官办金融的寿命不太长。因为官银钱号发行的银钱票太滥，引起通货膨胀；而且营私舞弊的也太多，激起了民愤，后来不得不裁撤。
到了光绪年间，各省财政又感到吃紧，便纷纷申请成立官银钱号。
地方官银钱号也发行纸币，即银两票、银元票、钱票，只在本省流通。鉴于咸丰年间通货膨胀的教训，这次各省银钱票都有一定的准备金，可以维持兑现。
另外，地方的官银钱号也办理存款、代垫公款、经理省库，基本上成了各省政府的小金库。辛亥革命后，地方官银钱号摇身一变，都转为各省地方银行。
以上所说的，就是清末杂七杂八的金融机构。之所以复杂，是因为社会在发展，市场有需求，而综合性的大型金融中介——银行，迟迟没有诞生，这才给各色金融机构提供了一个生存空间。只要银行一来，它们也就走到了头。
三次金融风潮预示末日将临
从2007年8月起，一场因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让中国人领略了资本社会大震荡的风景。
其实这种海啸式的大震荡，在中国的金融界早就有。
从鸦片战争之后，到大清国倒台，清政府内外交困，渐渐对整个国家失去控制力。在金融界，危机四起，闹过好几次大的金融风潮。
仅上海一地，就有过三次著名的金融风潮。
那也是够惊心动魄的！
我们逐个来说。
一、倒账风潮
这场倒账风潮，发生在光绪八年（1882）。
在此之前，大清国的股份制企业刚刚冒头，前景看好。其中，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起到了示范作用。
这两家股份公司获利甚厚，激发了人们的投机狂热，以后一有新公司出来，都有千百人争购股票。
中国第一家股票公司——上海平准股票公司，也宣告成立。
往里投钱吧！只要投进去，就能生出更多的钱来了！
这个似乎不合常理的说法，就是眼前的事实，无数老百姓怎能不信？这股大众投资热，也深刻影响到钱庄的业务，各钱庄无不卷入其中。
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众手浇开幸福花”的大好时刻，一场金融风暴卷地而起。
这是历史给大家变的小魔术：只要你跟着千百人一起把钱投下去，常理就回归了。
投资过热——股票跌价——公司破产。
光绪八年十二月初四（1883年1月12日），“金嘉记源号丝栈”因为亏损56万两巨款，突然倒闭。
这家商号一垮，牵累的钱庄一共有40家。
其他没沾水的钱庄见势不好，都纷纷收回贷款。眼看就要来到旧历年的年终了，金融市场银根骤然紧缩，不是吉兆。
钱一玩不转，用现在的说法就叫“资金链断裂”，那是神也解决不了的难题。
资金一紧，市场越发恐慌，商号跟谁借钱也借不到。跟着就有20多家商号因为资金周转不灵，完了！
金融危机就是链式反应、接连跳水、多米诺骨牌效应，没有谁敢去救市，也没有人敢逆势操作。
这20多家商号一倒闭，倒欠人家的款项160多万两，这又牵连到20多家钱庄玩不转了，在除夕之前停业清理。
到了正月初五，上海南市和北市的汇划庄，停业了快一半。
上海平准股票公司也在风潮中烟消云散。
这个年过得，一片白茫茫啊！
这一年，也该着上海金融业多灾多难。到了光绪九年（1884）的10月上旬，金融风暴再次刮起，广东商人徐润经营房地产亏损，拖欠债务好几百万两还不上，牵累钱庄22家。
紧接着，上海“阜康雪记钱庄”破产倒闭，再次引起金融业大地震。
这个钱庄，是浙江巨商胡光墉个人开的。他在杭州、宁波、福州、汉口、北京等地也有“阜康”钱庄和银号，此外还有当铺22家。
当时各省的公款和权贵豪门的钱财，大多都存在他各处的钱庄里。
胡光墉的破产，极富戏剧性。
他依仗雄厚资本做后盾，主营茧丝。那时候，生丝是外国商人最中意的中国商品，茧丝市场的价格一般都操纵在外商手里。
胡光墉倒也有点民族自尊心，意欲与外商在茧丝市场一决雌雄。他叫手下的各当铺在江浙两省放开收购茧丝，预付给蚕农定金，务必不要使货源落入外商之手。
而后，他便在伦敦组织销售，要开拓自己的茧丝外销渠道。
哪晓得人家外商也有地方保护主义，伦敦茧丝收购商联合起来，故意压低收购价，上海的各洋行见势头不对，也同时停止收购茧丝。两边先后一动作，茧丝价格立刻大跌。
几天之内，胡光墉就亏损了白银1000多万两！
当年10月，他在杭州的泰来钱庄率先倒闭，11月，上海阜康雪记钱庄跟着倒闭。这一来，他庞大的金融帝国的信用立时中断，上海商界为之震动！
上海的消息一传出，各地富商纷纷涌向胡光墉的钱庄提现，一家伙就提垮了他在各地的钱庄和银号。
大清的金融界顿时一片愁云惨雾。
过去，钱庄业一直以票号和外商银行为后援，现在票号和外商银行都拒绝向钱庄拆借资金。
钱庄回天乏术，只得接连倒闭，连累到各行各业。一时之间，上海倒闭的钱庄、商号有好几百家。影响还波及镇江、汉口、福州、杭州、金陵、天津、宁波等地。
到处都是风声鹤唳！
胡光墉这祸惹大了。他是有官衔的，任江西候补道，朝廷一怒之下，革了他的职，还命左宗棠对他严加追究。
当时正值中法战争爆发，这又给上海金融业雪上加霜，钱庄停业的有十之六七。凄凄惨惨又过了一年。
这个惹了塌天大祸的胡光墉，就是清末著名的官商胡雪岩。“雪岩”，是他的字。
自从台湾已故作家高阳的五大本历史《胡雪岩》出版后，胡雪岩这个“红顶商人”在当代中国，可谓妇孺皆知。
胡雪岩之所以被当代人欢迎，是因为他是白手起家的楷模，符合大多数人对自己前程的心理期待。
胡雪岩幼时家贫，也是靠帮人放牛为生的。稍长一点，经人推荐，到杭州一家于姓钱肆当学徒，得到肆主赏识，提拔为“跑街”（业务主办）。
咸丰十年，胡雪岩因为勤勉，时来运转。为老东家无后，临终前就把钱庄赠给了他，从此他自开“阜康钱庄”，开始和官场中人往来，终成为杭州一大商绅。
胡雪岩的成功经验有很多，包括调教几个老婆、使之分别发挥正面作用的经验。这个平民出身的官商，成为当代中国的全民偶像，是有其特定原因的。
但是很不幸，在中国金融史上只有胡光墉，没有“胡雪岩”。只有他耻辱的惨败，而没有他辉煌的业绩。玩钱玩失败了的人，在这里没有任何光环。
二、贴票风潮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又发生了一场贴票风潮。
所谓“贴票”，是融资双方在办理贴现业务时的一个特殊手段，举例来说，比方客户存入90元现金，钱庄却开出面额100元的半月期远期庄票一张，到期客户可以凭票支取100元现金。
这等于是钱庄和客户的位置倒过来了，是客户借钱给钱庄使用。
当时贩运鸦片能赚大钱，因此鸦片商就拼命向钱庄借钱，放手开展业务。
钱庄的资金被借光了，就以高息吸储，弄来钱就马上贷出去。
这就是贴票，是金融业的一种另类经营，违反了金融业的规矩。首创此法的，是潮州帮一个姓郑的商人开办的协和钱庄。
他这一弄，效法者众。因为此法吸储极快，有的钱庄就专营贴票业务，被称为贴票钱庄。
贴票钱庄一多，各家就要展开竞争，致使利率越抬越高，贴票率甚至有达到60%的。
——我们看着很眼熟吧，这不就是非法集资吗？
当时人们见贴票来钱快，就全民大动员，上至富豪家眷，下至妓院女佣，都拿出私房钱来凑热闹，还有借贷的、变卖衣物的，谁都想贴上一票。
这样会出大问题的！利率越来越高，集资的钱庄越来越多，钱庄互相间融通不了，也就意味着资金链要断裂。
这个大崩溃的日子，终于来了！
一个月内，上海几十家钱庄倒闭，接着所有的贴票钱庄全军覆没，还连累到一批根本就没沾边儿的汇划庄。
上海金融界，又遭一劫。
三、橡皮股票风潮
在大清倒台的前一年，上海又发生了橡皮股票风潮。
所谓“橡皮”，是那时候上海人对橡胶的叫法。
当时有一个英国人麦边，在上海开了一家“橡皮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这家橡皮公司的牌子已经挂了五六年，但业务总没有什么起色。后来恰逢1909年世界橡胶价格大涨，伦敦市场生橡胶价格疯狂飙升。消息传到上海，麦边先生灵机一动——他要借此良机搂钱了！
他找来了几位笔杆子，在报纸上鼓吹“今日橡皮之作用”，展开舆论轰炸，花说柳说，总之，都是说“橡皮”这玩意儿跟国家现代化密切相关。
把大道理谈完，又谈具体的，自夸本公司在南洋大种橡胶，进展顺利，不日就会财源滚滚。
媒体的忽悠，比啥忽悠都强。上海的官商平民，无不受到他的蛊惑，竞相购买他那个皮包公司的股票。
许多官员和商人想玩大的，就向钱庄借款来买橡皮股，许多钱庄也投下巨资，把麦先生的橡皮股票炒高了十六七倍。
这麦先生空手套白狼，启发了在华的广大外商，群起而效仿，各种橡胶种植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而且，他们在自己的招股章程上都特别说明：本公司以外资银行作为自己的往来银行。这就更增加了“可信度”。
到宣统二年（1910）3月，麦氏橡皮公司股票上涨了28倍，其他跟风的公司股票也都上涨了五六倍。麦边等一伙洋诈骗分子琢磨了半天，看样子股票市价已经涨到顶了，就抛出手中全部股票，先后卷款潜逃。
6月，外商银行突然宣布：停做一切橡皮股票押款！
橡皮股票随之一落千丈，成为废纸一堆。
这次地震的力量太大了，大批钱庄应声而倒，总共被骗子卷走了几千万两银子。100多家钱庄，倒得只剩下30多家。
眼看整个市场都要大崩盘，上海道和两江总督慌得不行，连忙向外商银行借款，以维持市面。
度支部又下令大清银行、交通银行紧急调运银子到上海，上海商会也向汇丰银行高息借了款，这才把局面稳定住。
这次风潮，足可见出外商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的能量——说让你死，你就肯定活不了。
什么叫作半殖民地？这就是半殖民地，金融的命脉全都被人把持了。
这样的王朝，还能活上几天？
外商银行把大清玩得团团转
现在，我们要讲到金融业的巨无霸了，也就是近代中国的银行。
银行，是经营借贷资本的特种行业。商业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银行是一定要出现的。
银行其实就是中介机构，从事的是规模化的借贷，它可以吸收社会上一切可用的资金，提供给产业和商业资本集团使用。
“银行”这个词，在我国南唐就已经出现过，但那和近代意义上的银行完全是两码事。古代的“银行”，不过就是银铺而已。
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涌入中国抢占市场，争夺资源。它们向清政府投资，企图控制大清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外商银行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来到中国的。
外商银行在中国设立的机构，一开始就叫作“银行”。
最早在中国设立的是英商的丽如银行，它最先进入香港、广州和上海，以后扩展到各地。1850年丽如银行在香港发行了纸币，这就是在中国流通的第一批外国钞票。
此后，又有一批外商银行涌入，除一家是法兰西银行外，其他的都是英商银行。
后来又有德、日、俄、法、比、荷等国银行跟进。
外商银行多数是完全的外资银行。中外合资的只有3家，即华俄道胜银行、正隆银行和北洋保商银行。
其中的华俄道胜银行，是俄国迫使清政府从俄法借款中拨银500万入股的，使其成为有中资参加的外商合资银行，但是权力完全掌握在俄商手中。
正隆银行是由日商控制的一般性商业银行。
北洋保商银行则要特殊一些，是因天津商业萧条，导致天津的一些商人还不起洋款，于是经过协商成立了这个合资银行，逐年偿还借款。等借款一还完，这个银行就转成了中资银行。
在所有的外商银行中，汇丰银行是金融界的老大。它的股东，多是在中国开洋行的老板。大清国海关的总税务司赫德（英国人），也是它的一个大股东。
有了这个背景，汇丰银行就成了英国在华资本的总代理人。
那么，这些外商银行在中国究竟干了些什么呢？
总之是无利不起早。
它们干的勾当，大致有三。
一、垄断国际汇兑
外商银行在中国一开张，首先弄的就是国际汇兑。以前大清的外汇业务是洋行的专利，洋行一贯是排挤外商银行的。后来，强龙渐渐压住了地头蛇，外商银行拿到了几乎所有的外汇业务，一切进出口生意都要在外商银行那儿结算。
清政府对外的借款和赔款，也都是外商银行经手。后来，外商银行还包揽了侨汇业务。
当时的汇价，完全由汇丰银行说了算。上海汇丰银行每天都要挂牌公布汇价，各地的汇丰银行再参照这个价格，公布本地汇价。
汇价这个东西，就很有一定技巧了。我们来看汇丰的“宝典”：清政府在进行赔款时，汇丰在挂牌时就故意压低汇价，这样，列强就可以多拿到银两。
反之，外商银行在把外国借款支付给清政府的时候，汇丰又故意抬高汇价，这样就可以少付银两。等到清政府还债时，再玩一次压低汇价的把戏。
这外商银行，把堂堂大清给当猴耍了！
人不能太老实，国不能太弱。看来这还真是硬道理。
二、控制中国金融
外商银行来中国，不是来做善事的，他们看中的是大清国庞大的社会闲散资金。
他们在中国地面上发行纸币，开展存款、放款和汇兑业务，就是要吸引游资，然后用于放款，给外商企业输血，并且控制中国的钱庄。
其实外商银行的存款利率都很低，有的时候存款还要支付手续费。
如此苛刻的条件，为什么还有众多大清国民愿意去那儿存款呢？是因为有隐私保障，清政府无权过问。
这样的避风良港到哪儿去找？大清的官僚、商人、地主都乐不得地把钱存进去。
光绪三十年（1904），有一位御史揭露，庆亲王奕劻在汇丰银行有巨额存款，来路不明。慈禧太后就派人去汇丰银行查询，汇丰方面一口拒绝，坚决否认跟庆亲王有什么瓜葛。结果，揭发人反而遭到慈禧太后的申斥。
当然，外商银行对中国金融的控制，是有一个渐进过程的。一开始只是解决在华外商的资金融通，后来逐步通过票据贴现，对中国的钱庄直接进行拆放。
这样，就把钱庄置于他们控制之下了。接着又通过钱庄这个跳板，把势力深入了广大的农村。
外商银行的放款，在某些地方成了维持市面正常周转的主要来源。它们跺一跺脚，市场就要乱颤。上海的橡皮股票金融风潮，实际上就是它们故意弄出来的。
它们也对中国的企业放款，但条件比较苛刻，属于重利盘剥。它们并不想让大清国的本土资本主义成长壮大。
列强资本主义自有它的逻辑——有老师就够了，还要学生干什么？
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在中国划分了了势力范围，外商银行也与此同步，各霸一方，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活动。通过建工矿、修铁路、搞贸易，对中国的经济进行强有力的渗透。
三、控制中国财政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财政吃紧，只能向外商银行借外债。外商银行就看准这个机会下手，要控制中国的财政。
外商银行答应向清政府提供长期大额借款，但是要以大清的关税做抵押。
汇丰银行在借款上玩的花样，也是相当的狡猾。甲午战争之前，汇丰包揽了清政府一半以上的借款，但是自己并未借出一个子儿，而是从清政府那里承揽了借款数额，然后发行债券，公开销售，实际上是让公众来出这笔钱。
这样，汇丰自己既用不着出资，又能从中抽取利息。
甲午战败后，清政府对外赔款数额巨大，这只老恐龙根本就负担不了。以甲午赔款和赎金为例，共有2.3亿两，年息5厘，限三年还清。而庚子赔款，则有4.5亿两，年息4厘，分39年交清，本利合计9.8亿两。
中国就是遍地都是银矿，也拿不出那么多银子啊！
大清这种政府，混到这个分上，不亡真是没有天理。
它只能向外国借款，外国恰好也愿意借给它。一个是饮鸩止渴，一个是趁火打劫。
为了支付甲午战争赔款，清政府有过三次大借款，即，一次俄法借款和两次英德借款。
能畅饮大清国民的血，列强谁不愿争着干？
英法俄德四国，分成了两大集团，争着要对清政府借款。几国的公使每天都到总理衙门去，威胁大清的高官：“你们到底是借还是不借？”
到宣统二年，英美德法为了联手对抗日、俄势力，组织了四国银行团，由汇丰、花旗、德华、东方汇理银行分别代表本国资本势力，与清政府鉴订了兴办“东三省实业借款”合同。后来幸而辛亥革命爆发，这项借款才没能完全实施。
外商银行通过借款，控制了大清海关。他们提出强硬的要求：大清的各口岸海关一律要有英法美各一人，担任税务“帮办”，并推举英国人赫德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
从此大清的关税收入，就要优先支付战争赔款和外债，剩下来一点，才能给清政府。
大清现在是彻底从龙变成了虫，不管哪个国家，都能骑在它脖子上。从这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人为什么会在20世纪猛然转向激进。
——有这样不能保卫自己国土、不能保护本国人民利益的政府，中国人能不激愤吗！
中国人终于办了自己的银行
但是，天下有熊包的政府，可没有熊包的人民。外商银行在中国的种种恣意妄为，激发了中国人自己办银行的想法。
最先提出自己办银行的，是太平天国的思想家洪仁玕。他在《资政新篇》里首次提出，我们中国人要“兴银行”。
后来，自办银行的呼声越来越高，李鸿章率先将此设想付诸实施，与美商签约合资办华美银行。但这一创举引起朝中大哗，慈禧太后也不高兴，下令给禁止了。
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国人才有了自己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由著名实业家盛宣怀提议并负责筹备。这比外商在华开设银行整整迟了半个世纪。
中国通商银行的股本，是由国企、个人联合出资的，其中有盛宣怀担任总办的招商局和电报局的股本，也有盛宣怀、李鸿章等人的私人股本。
通商银行有了成功的先例后，清政府也考虑，是应该有一家国家银行了！于是酝酿成立了央行——户部银行，后改名大清银行。
此后又有上海信成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先后成立，两家都是商业银行。
光绪三十三年（1907），邮传部尚书陈璧提议成立交通银行，获得批准。
交通银行承担了一部分国家银行的职能，主要办理公债、外债、分理国家金库等业务。
光绪三十四年（1908）后，中国人自己办的银行更是如雨后春笋，有一些省的官银钱号也转成了省银行。
大清这头快咽气的老恐龙，这才算长出了现代金融的器官。
可是，晚了。
这个国家的命运，不是人家有银行你也有银行就能挽救得了的。政治经济体制落后于世界大势，想在不改变框架的前提下修修补补，想带着千疮百孔去闯激流过险滩，那怎么成？
人也好，国也好，如果你僵化落后，如果你懦弱无能，那么上天凭什么要特别照顾你？
大浪打来，最先打翻的就是你的破船，最先呛死的就是你这头史前动物。
想拖着一条大辫子扮演新世纪里的一员，不等于痴人说梦吗！
在世纪的转折点——丧钟为谁而鸣？
就为你，为所有的顽固不化者！
最后还要跟各位说几句
一部古代金融史，烽烟滚滚，从头说到了尾。这其中有权谋，有机巧，有铁律，也有平民之泪。
我最后要说的是，读了我的书而毫无所感的人，就尽管去悠游吧，只要社会还有一个角落供你陶醉人生。
而读了以后有所感的人，我要告诉你：机会已经离你不远了！
机会不是金蛋，一弯腰就能捡到你的筐里。
机会是大众情人，万众瞩目。你如何能在众人中脱颖而出，让她看到你，让你抓住她？
这就要用脑子。
你看看钱这东西，我们天天用，天天过手，如果我们不知道古人的金融智慧，哪里能知道钱的流动，就是经济博弈的结果。
凯恩斯认为，货币不仅具有交易媒介的功能，它还是人们用来对付未来不确定性的贮藏手段。人们持有现金，就应该以增加资产流动性来规避风险。
这就是说，钱不是死的，它在滚动。你若能抓住它，推动它，玩好金融的滚雪球，你就是博弈中的胜者。
这样，命运就给会不断给你发奖牌，一枚枚钱币就会滚滚而来，与日俱增。
反之，你若不知钱为何物，只等着有人来施恩，只抱着生死由天的奴隶心态，那你就永远茫然。财富对你来说，就将是毕生也不能抵达的地平线。
为什么有人能屹立在地平线上，而有人却只能遥望地平线？卢梭所说的“人生而平等”，又体现在哪里？
现代社会当然是平等的，但是，就连马克思也不否认人的能力有差别。
什么叫能力？当然不是指跑得快、跳得高、力举千钧这样的特异体能，能力，就是使用脑子的水平。
人是怎样从动物中脱胎出来的？
人是怎样成了真正的百兽之王的？
脑子，是脑子的进步。
浑浑噩噩，也想过上好生活吗？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也想有辉煌的结局吗？
那还不如买本童话书来解解闷吧。
你要想幸福，就要直面现实——
资本固然是猛兽，但是，你恶狠狠地咒骂就能把它吓走吗？
资本的运动，是一段我们有生之年看不到尽头的历史，你谈论它何时停止有什么意义吗？
还是像人类远古的祖先那样吧，拿起你的投石器，拿起你的石刀石斧，朝着这猛兽的咽喉猛击下去。
再凶狠的猛兽，也有它脆弱的咽喉。
找不到它咽喉在哪儿的人，就别埋怨老天没给你配备冲锋枪。
更不要指望有神迹能破除枷锁，让众生都能像国王那样悠哉游哉。没有谁能解脱众生，倒是如何解脱你自己，才是个真问题。
——假若人人都能想办法解脱自己，众生也就得到了解脱。
那些企图维持既得利益的经济学家，他们能把这真理告诉你吗？
哈耶克曾经说过：“在一个先进的社会里，最一般的可以实现未知的各种具体目的的手段就是货币。一个人只要知道他所需要的和他能够提供给他人的那些物品和劳务的价格信号，就能够成功地从他知道的那些机会中作出选择。有了关于价格和机会的信息，他就能够依赖自己的知识在具体环境下选择他的中间目标和扮演（分工中的）具体的最能获利的角色。”（哈耶克《法，立法，与自由》）他说得还不明白吗？
信息——机会——知识——获利。
这就是现代社会的捕猎过程，这就是商业场上的丛林法则。
不要希图侥幸，也不要抱怨自己没生在富贵家庭，对于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就不要去想它。
有一个你极有可能得到的东西，就摆在你面前。
它对所有人的诱惑，都是平等的。
就让我们拿出原始人的勇气来吧，面对金钱这个庞然大物，发出你生命的低吼：“来吧，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经济上的切·格瓦拉”。
——挽着盾牌，重上征途。
这个征途，弟兄们，就是我们奋斗不息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