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五四运动。从国际上看，一战期间日美加紧侵略中国，中国反帝情绪高涨。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也是美日在华争霸的历史，美国和日本都想控制中国。其实最后美国成功了，1945年二战结束，美国完成了对中国的控制，当然4年以后这一切都完了。二战一结束，美国是抬中国压日本的，中国跟美国是盟国，二战一块儿打击过小日本，小日本在珍珠港祸害过人家，我们又没祸害人家。所以美国想让日本的工业停留在20世纪20年代的水平，让日本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高于遭它侵略的亚洲国家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结果到1948年看到国民政府大势已去，所以这个政策逐渐作罢。1949年4月南京解放，5月美国就停止了对日本的制裁，再加上后来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爆发，小日本很快就缓过劲来。另外，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指明了方向。
从国内背景看，军阀混战，人民苦不堪言。民族工业的发展使工人阶级队伍壮大。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促使先进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爱国热情高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冲在最前面的都是青年学生，学生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初生牛犊不怕虎，勇者无畏。也有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原因在里面。那到底是什么事把他们惹怒了，让他们上街游行呢？
巴黎和会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80年来中国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压抑了8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可算让我们当了一回战胜国。我们派了15万劳工去欧洲，本来想派军队参战，后来一想军队去了也是送死，干脆派劳工，在工厂里干活。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战胜国，要求收回德国在山东特权的合理要求，竟然被断然否决。就好比说我现在一个月工资500元，吃饭都吃不饱，突然电视上说寒假后老师的工资一个月涨到12000元，兴奋得我一寒假都没合眼。过完春节之后宣布，对不起没钱涨不了。我直接就送精神病医院了，弄不好就进八宝山。你要不给我这个希望，500块也凑合活了，还有300块的，咱认了。突然一下子你告诉我12000块，然后又说不算，这不是坑人吗？欧美列强答应给我们战胜国待遇，到时候不给，学生就怒了。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等口号。军阀政府开始逮捕学生，学生闹事还不好办？学校开除你，你没办法了吧？你嚷嚷半天，逆反了半天，把你扔马路上你身上没有一分钱，你能干成个啥？所以学生的游行很快就被镇压了。
6月初，上海工人罢工，五四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了上海，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这样一来，吓坏了政府。工人罢工可比学生罢课厉害，而且是长江流域，是在英美帝国主义的大本营上海。英美跟日本在争夺中国的问题上有矛盾，所以美国公使告诉美国外交官对五四运动的学生反抗要抱同情的态度。英美对北洋政府施压，要求给学生一个说法，不然工人都罢工了。北洋政府亲近英美，一看，大哥说话了，马上下令释放被捕学生，不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爱国运动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目的全都达到了，五四运动堪称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成功且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这次爱国运动以青年学生为先锋、工人阶级为主力军，李大钊、陈独秀领导。李大钊、陈独秀这两位，是中共的创始人。这两位先生论学问没得说，大学教授，论人品没得说，论经济地位，人家那日子好到你无法想象。
北洋时候的教授牛到什么程度？就跟现在香港的教授似的，你看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都是自个儿开车去，有专用停车位，在香港你要没车，你可以领低保。老师一个半月的工资就买一辆汽车。你要敢把这车开上街，这绝对是你经济地位的象征，一升油10.6港元，香港堵车跟北京有得拼。闹市区停半个小时上百港元，楼底下买一个专用停车位，三年100万港元，比这个车子值钱得多。所以香港有钱的人也是坐地铁上下班，那地铁挤得跟北京也有一比。香港有车的，也就是周末开到深圳牛一下。你看那些教授自己开着车上班，大学里都有专用停车位，一般教授一个月20多万港元，还有各种补贴，都到这种程度。
民国时候的教授就这样，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主任，一个月大洋150块，这只是他的一份钱，他还有好几份活儿啊。
陈独秀一个月的进项能到多少钱？300多块大洋！300多块大洋是什么概念？北京城里买一套三合院200块大洋，他两个月工资三套房，鱼翅席一桌10个人8块钱，燕窝席一桌10个人12块钱，他一个月工资光吃燕窝席能吃几十顿，你现在一个月挣12万元，你去吃燕翅席能吃几顿？张国立演的《我这一辈子》里面，1块大洋能雇两辆洋车，拉着老婆孩子岳母到酒楼里，一大桌子菜，又有酒，再给拉回去，就1块大洋。那时候当兵的一个月是6块半，大街上转圈的巡警是7块，骆驼祥子估计2块都到不了，警察局局长是40块，小学老师是80块，小学校长最少是120块大洋，私立的可能更高。大洋绝对是硬通货，北大的国宝季羡林先生，22岁大学一毕业，在济南教语文一周10节课还不当班主任，160块大洋。所以他1935年到1945年在德国留学了10年，没有公费全是自费。工作那么几年，挣的钱能在德国待10年，你现在工作1年也就能在德国待10天，买什么东西折成人民币都得乘以10。可想而知，那会儿的教授多有钱。
就跟西方一样，马克思是律师，夫人燕妮是伯爵小姐，恩格斯家拥有整个特里尔城莱茵河两岸的工厂，这些人去推翻旧的社会制度，显然不是为了改善自身的生活，真正是为了救国救民。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作为革命的武器并不容易。近代中国人，不断地找寻一条能够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道路。农民起义，地主士大夫自省，资产阶级改良或是革命，几乎所有的努力都已经尝试，在建立民国后，政局依旧没有好转。
中国思想界几乎陷入了全面的混乱。鲁迅先生说过，拿来主义，西洋的东西不分良莠，都视作救命稻草，拿来就用，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中无计可施的选择。马克思主义这个外来的思想，如何得以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被人信服，如何转换成斗争的武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似乎给探索中的中国人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但实际上，“五四革命前后，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当中，只有12人是无产阶级。其余的所有人都受过教育，而且有些还出身于相当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在地理上他们分散在北京（围绕杰出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所在的北京大学）、上海（围绕创立于1923年的观点激进的上海大学和陈独秀在1919年—1920年帮助创建的工会组织）、武汉三镇（围绕中华大学及其附属高级中学，李汉俊与恽代英在那里任教）、长沙（围绕毛泽东、蔡和森与其他人组建的新民学会）、广州（围绕陈公博、谭平山与其他人在其中任教的一些学院）、广东的海丰、陆丰（围绕彭湃的农会组织）、内蒙古（容易到达苏联和北京）、陕西的榆林（围绕由李大钊的学生如魏野畴执教的师范学校）、成都（围绕吴玉章和恽代英任教的高等师范学校），许多在日本、法国、俄国的中国留学生在那里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影响。思想影响的源头主要是北京（通过广为流传的杂志《新青年》），再加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考茨基著作的日文译本，以及在法留学生同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接触”。
对于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的翻译，是了解、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环节。中国第一次出现马克思之名是在1899年2月，《万国公报》刊载了由李提摩太译、中国教士蔡尔康撰的《大同学》，此文介绍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此后，两人的名字逐渐见于报端。
大体来说，五四运动之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译介者和传播者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有选择地引入。十月革命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系统地推出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推介、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以《新青年》为阵地。马克思主义的《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著作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中国新旧民主革命目标一致，都是以反帝、反封建为目的，而最大的区别在于领导阶级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在五四运动期间登上历史舞台，他们需要有自己的政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各地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为中共成立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南有陈独秀，北有李大钊，这两位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此前，1920年夏，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共产主义小组在全国各地和在海外的法国、日本留学生中，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地建立起来。当时全国共有53个党员，其中13个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党纲。党纲在内容上，确定了党的名称及奋斗目标：用无产阶级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现共产主义。
大会明确了党的中心任务：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同时确定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1949年能够取得胜利，靠的是先进阶级的领导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国革命要想成功，必须具备这两个最基本的条件，康有为和孙中山都是先进阶级的代表，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跟机器大工业相关联，相对于传统阶级来讲，都是先进阶级，但资产阶级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康有为的变法得到民族资产阶级、爱国知识分子、开明地主的拥护，这些人在中国是极少数。孙中山搞革命，靠的是华侨、留学生、会党，武昌革命成功靠的是新军。越看越能明白，孙中山可能一生都没有得到过资产阶级真正的拥护，中国最厉害的资本家张謇，是拥护袁世凯的。所以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和改革是先进阶级领导，但是没有群众基础。“太平天国”、义和团倒是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这更可怕。只有中国共产党，既代表了先进阶级又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才能引领革命胜利。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完成了建党任务，提出推翻资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但资产阶级在当时并不掌权，把推翻资产阶级作为自己的目标，说明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认识不清，只是照搬苏联的经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改变了这种局面。
1922年的中共“二大”，12个代表代表了全国195个党员参加会议。大会确定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最高纲领。明确了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不是资产阶级。党的最低革命纲领，即民主革命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动力。
中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五星红旗中间的那个大星星显然是中国共产党，那四个小星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当初国旗的设计者曾联松正是取意于此。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民族资产阶级不但不是革命的对象，而且是革命的动力。
在这次会议中，中国共产党决定加入共产国际。1919年成立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是世界共产党，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它凌驾于各国共产党之上。
“二七”罢工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想战胜敌人，自己单练不成，必须争取同盟，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同共产党有合作的基础，共产党愿意与其合作。
国民党在革命的政党里，有地盘、有军队、有政权。孙中山非常希望袁世凯死后的新一届政府恢复辛亥革命的象征——《临时约法》，没想到段祺瑞公开声称“一不要总统、二不要国会、三不要约法”，气焰较袁世凯有过之而无不及。
孙中山再举义旗，掀起护法运动，联合西南军阀对抗北洋军阀，结果很快失败。孙中山败走上海，随后南下广州。广州是孙中山的重要基地，也是当年革命洪流最为汹涌的地方。海军的两艘军舰宣布拥护孙中山，北京的100多名国民党籍议员也尾而随之。1917年的广州，不够法定人数的非常国会召开，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
从1921年开始，中国就存在两个政府，北京以五色旗为国旗，广州以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政府虽然建立起来，但是孙中山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他需要掀起生机勃勃的革命运动，需要有自己稳定的财政收入，需要有一支强大的能够支持革命且听命于自己的军队。作为国民党领袖的孙中山，革命总是没完没了地失败，孙中山痛定思痛，深感国民党已经丧失了当年革命的勇气。眼瞅着辛亥革命胜利10年，建党17年的国民党，党员们做了官，买了房子，娶了姨太太，生活安逸，也开始安于现状。国民党急需改组，补充新鲜血液，吸收年轻、朝气蓬勃的人。孙中山看中了共产党——彻底革命的政党。
共产国际也希望能够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运动，他们希望国民党能够支持工人运动，能够吸引民众参加反对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同国民党合作。就这样，因缘具足，时机成熟，共产国际做媒，从中撮合，国共两党有了合作的基础与意向。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1923年，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三大”，决定同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共产党员采取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帮助国民党改组为四个革命阶级联盟的政党。
共产党人的双重党籍，当两党目标一致时很好共处，一旦两党分裂，对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就凸显出来。未成年的共产党，早期容易犯下“左”倾或右倾的错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放弃领导权就是右倾；照搬外国经验，扩大了革命的对象就是“左”倾。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是同盟军。资产阶级既不是领导，也不是敌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本该由资产阶级领导完成，只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软弱、妥协，它完成不了，所以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
作为国共合作另一方的中国国民党，也表现出了应有的姿态。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的重点是改组国民党。国民党本是松散的欧美式政党，1905年成立到国共合作前，刚刚召开“一大”。是共产党告诉它，得把党员给凝聚起来。国民党组织形式向共产党靠拢。国民党“一大”通过了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接受了中共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国民党“一大”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和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革命要用暴力手段，暴力就得有自己的军队。孙中山当年外号叫孙大炮，他不像康梁那样一再给皇帝上书。孙中山明白：想要朝廷听话就得推翻它。暴力革命需要有自己的军队，不能像武昌起义靠新军，护国运动靠西南军阀那样。
1924年，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在黄埔建立陆军军官学校。正式名称叫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在黄埔的三年属于速成班，一共开办了六期，半年一期。1927年迁往南京，改名叫“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这是一所正式的军官学校，学制三年。孙中山在黄埔军校6月16日的开学典礼上，亲临讲话，勉励学生：“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
蒋介石非常看重黄埔，他在就任黄埔军校校长之前，已经是中将军衔，粤军的参谋长，国民党的军队主要就是广东的粤军。黄埔军校校长编制是少将军衔，但是蒋介石宁可降级到黄埔军校当校长，因为他看得出来这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后来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很多都是黄埔出身，跟蒋介石有师生之谊。
黄埔军校把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放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们的爱国精神和革命精神。黄埔军校不但要教会学生放枪，还让学生知道枪朝什么人放。当年的黄埔军校门口有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走他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横批“革命者来”。校训为“亲爱精诚”。黄埔声威赫赫，从东三省、内蒙古赶来报考的学生比比皆是，那会儿到广州，有的得走一年才能到。所以，到黄埔的都是热血青年，他们在战场上非常勇敢，以一当十，以十当百，黄埔军校为国民革命军培养了不少人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很多都出身于黄埔。共产党的十大元帅和十大将里面有好几个出身黄埔。就这样，两党合作，建立起革命武装，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展开了。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皖、奉三派，北洋诸将一个个粉墨登场，三派军阀一直混战不止，中华战火不断。直系以冯国璋为首领，冯国璋死后，曹锟、吴佩孚担任首领，主要地盘有直隶、江苏、江西、湖北四省。皖系首领段祺瑞，掌握了安徽、山东、浙江、福建等省的地盘。奉系首领张作霖，盘踞东北。
直系、皖系属北洋的嫡系，奉系是杂牌军，张作霖原是土匪招安而来。皖系段祺瑞一直控制着北京政府，1920年直皖军阀黑吃黑，直系吃下皖系，段祺瑞下野，皖系军阀从此淡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两年后，直奉开始斗，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战败，直系坐稳了自己的位置。1924年，奉系军阀卷土重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由于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奉系控制北京。
冯玉祥原是直系军阀，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倒戈将军，所以他的部下有样学样，好多也都背叛了他。冯玉祥堂堂的陆军上将，穿士兵的衣服，大棉袄、大棉裤，跟士兵一块儿吃饭。要是欠当兵的三个月粮饷，跟士兵一块儿啃萝卜管什么用？让当兵的吃饱穿暖就成。带兵的只要能打仗就行，不在乎穿成什么样。抗日战争期间，冯玉祥在重庆，国民政府给他配了餐具——英国的瓷器，但他非得用山东老家的粗瓷大碗。山东让日本人占着，专门派人去山东弄这个碗，为运这个碗还死了一个人，等碗运到重庆，运费早超出了英国瓷器的价钱。但人们都说，瞧冯玉祥将军多简朴，别人都用英国瓷，他用山东碗。
近代中国，有一次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最长的罢工——省港大罢工。为世界之最，时长达16个月，完全可以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是为了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广州和香港爆发的规模宏大的罢工。
五卅惨案后，中共中央派人到香港组织罢工。当游行队伍途经沙基路时，突然遭到沙基租界英法军警的机关枪扫射，当场打死50多人，重伤170多人，轻伤不计其数。
沙基惨案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各界群众纷纷声讨帝国主义罪行，更多的工人加入罢工行列。到1925年6月底，省港罢工人数达25万。广州革命政府立即照会英、法等国提出抗议，并宣布同英国经济断交，同时封锁出海口。为了有效地领导罢工，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共广东区委发动罢工工人选出代表，组成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罢工的最高议事机关。
工人运动为后来的北伐战争准备了群众基础。北伐战争的时候很多工人给北伐军送粮送水，提供支援。1925年，广东革命政府以黄埔学生军为主力，两次东征，全歼陈炯明叛军。不久，国民政府统一广东、广西，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奠定了基础。第一次东征以后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汪精卫任主席，军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国军就是国民革命军的简称，不是国民党军的简称。这样一来，有了地盘，后方巩固了，军队完成了整编，国民革命军8个军，十多万人完成了整编，就可以北伐了。
1926年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主要对象是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个军阀。孙传芳为直系“后起之秀”，吴、孙、张一共是75万兵力。北伐军10万人，兵分三路，战斗力相当惊人。北伐军首占湖南，连克湖北的要地汀泗桥、贺胜桥，占领武昌，九省通衢的武汉，居全国之正中，水陆交通全得经过此地。就在两湖战场，吴佩孚的主力被消灭。吴佩孚逃到了四川，在军阀门下避难，直至20世纪30年代才回到北平。
革命军北伐
晚年的吴佩孚颇有风骨，北平沦陷后，日本人在北平建立伪政权，想请军界元老吴佩孚出山。吴佩孚缺钱，又好面子，架子十足。北伐战争之前，吴佩孚自称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北伐失败后，吴佩孚无贼可讨，可司令部还留着，继续担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家里养着好几百人，副官处、总务处、卫队，一个都不少。吴佩孚不置产业，也没房子、没地、没钱，靠着朋友、下属周济，穷得揭不开锅还死要面子。
日本人觉得吴佩孚好拉拢，北平特务机关长某大佐，给吴佩孚拉去一卡车银元，5万大洋。吴佩孚非常高兴，照单全收，陪着这个大佐聊天，跟大佐吹牛，一念咒能把飞机给弄下来。日本人听晕了，没来得及跟吴佩孚说来的目的，吴佩孚就送客了。小日本回去揣度，大帅觉得这5万不够，再给他拉5万去，豁出去，为了弄一个伪政权嘛。第二天，又给拉了5万大洋，吴佩孚更高兴，跟他聊：我查了一下我家家谱，跟你们日本天皇同宗，论辈分日本天皇该叫我大爷。把日本人气得够呛，还不敢发作。又聊了一天，送客。
第三天，日本大佐拉来了10万大洋，吴佩孚陪聊一天，大佐晕了，送客。第四天，这人再来，门房不让进，大帅发话了，他以上将军之尊，陪着小小的大佐聊了三天够给面子了，别给脸不要再来了。大佐回去剖腹自尽。
日本在各国列强里是最穷最小气的，能拿出20万大洋，棺材本都垫出来了，结果没法报账，于是大佐剖腹。但是小日本属于人生长恨型，记仇。1939年吴佩孚拔牙，让日本人用手术刀切断了气管，被日本人害死了。
吴佩孚昔日的老长官、直系军阀首领曹锟也是如此。在天津时，汉奸登门，要求曹锟出来组织伪政权，被曹锟骂回。国民政府对两个昔日敌人的民族气节大力嘉奖，明令褒扬，两个人去世之后，追赠为一级陆军上将。国民党的上将分三个级别，特级、一级、二级，特级上将只有蒋介石一个人，一级上将在大陆只有10个，还有5个人追赠一级上将，5个追赠的上将里就有北洋军阀曹锟和吴佩孚。
国民政府对待北洋往日的对手相当大度。北平沦陷前，段祺瑞70多岁高龄从北平来到南京，蒋介石亲自过江迎接。段祺瑞曾任保定军校校长，蒋介石是保定军校的学生，蒋介石很恭敬地行弟子之礼，以芝老相称。
消灭吴佩孚后，北伐军挥师东进，孙传芳部在江西被歼灭。1927年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了武汉。不到半年时间，北伐军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国民政府从偏居广东一隅到占领国土半壁。
三大军阀倒了两人，北伐基本胜利，汉口、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这是工农群众支持的结果，也是将士英勇战斗的结果。尤其是共产党员，北伐战场上，担架抬下来的多是共产党员。最典型的是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主要就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号称铁军。
1926年底到1927年初，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席卷大半个中国，全国反帝爱国情绪不断高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和两湖农民运动的发展，进一步把国民革命推向高潮。共产党与国民党因为有了共同的敌人走到了一起。北伐即将胜利时，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制造了“四一二”政变，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与武汉汪精卫国民政府相对抗。
在大革命进行中，国民党右派不断企图同共产党决裂，蒋介石在1926年发动了“中山舰事件”，制造“整理党务案”，不断打击共产党人，始终不放弃清党。在国民党内，除了少数中间派，反对共产党的声音很多。
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跟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形同水火，互相宣布开除对方党籍。汪精卫是国民党元老，1910年只身前往北京，在什刹海银锭桥下埋炸弹，谋刺摄政王未遂，名满天下。当年的汪精卫很有革命性，抱定必死决心，孙中山去世，汪精卫起草遗嘱，以元老自居。蒋介石后来居上，掌握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大权，不把一介书生放在眼里。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关系，剑拔弩张。
共产党抓住这个机会，让汪精卫跟蒋介石对着干，没想到他们多年为了争夺最高权力明争暗斗，却在反共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冯玉祥从中牵线，汪精卫同意宁汉合流。1927年，汪精卫在武汉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合作破裂，开始了长达10年的对峙。
在对抗与对峙期，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之路，由幼稚走向成熟。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认识到，必须通过武装革命与国民党对抗。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等率军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南昌起义中诞生。解放军的军旗、帽徽上都有“八一”标志，这是解放军建立的标志。这次起义后来失败了。随后，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号，攻打长沙，损失惨重。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开创了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新局面，为中国武装革命创建人民军队，从城市转入乡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揭开了序幕。
南昌起义之后，瞿秋白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八七会议给革命指了一条路，这条路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
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攻打长沙，损失惨重。只得退回文家市，改向敌人薄弱的山区进军。可一进山人就容易跑，他原来的部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4个团5000多人，打长沙时第四团叛变。进山之后，更是走一路人跑一路，那时候还有800多人，毛泽东决定进行三湾改编，确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连以上单位都是双主官制，军事主官加上政治主官，军衔平级。
中国自1988年恢复军衔以来，没法仿照国外设立准将军衔。如果设立准将的话，中国的将官数量将突破5000，美国才几百位将官。国外穿军装的一定是打仗的，1980年代，解放军军官去美国军队参观，发现美军八十二空降师的宪兵是女兵，挂着M1911手枪。除了炮兵、坦克、潜艇不对女兵开放外，美国战斗机驾驶员都有女的。在中国，毛泽东说过，解放军是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我们不光要打仗，还得宣传。中国文艺兵的比重相当大。
1997年，香港回归，记者采访驻港部队的政委，有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有一首歌叫《人民军队忠于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从三湾改编就开始了。
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井冈山地属江西、湖南两省交界，是三不管地带。中华民国只是形式上完成了统一。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在东北宣布易帜，降下五色旗，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表面上中国完成了统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覆盖全国。实际上国民党分成了五大派——蒋介石的中央系，张学良的新奉系，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阎锡山的晋系，冯玉祥的西北系。另外，地方军阀和土著军阀更多，福建、贵州、云南、四川各地都有地方军阀。四川的军阀在旧中国最为有名，他们混战的口号叫统一全川。没钱就向老百姓征税，你把明年的地租先交了吧，再把后年的交了吧，干脆把大后年的也交了吧，1930年时地租已经预收到1970年。
军阀割据，有很多的三不管地带，对于共产党开展革命最为有利。毛泽东的战术是“敌进我退”。本是老百姓，也无所谓扔掉军装，敌人大军压境，找不到对手。“敌驻我扰”，敌军一驻扎就开始扰你，今天摸个岗哨，明天宰个哨兵，埋颗地雷，实在没招了，放一宿炮仗让你睡不了觉。中国山地多，最适合开展游击战。抗日战争，我们平原游击战也打得不错。越南人跟我们学习，发明了丛林游击战。
军阀混战割据的中国，工农武装发展日益壮大。1928年，朱德、陈毅率部与毛泽东工农革命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红四军军长是朱德，毛泽东是党代表，后人用“朱毛”指代红军。
有了红军，革命的星星之火发展成为燎原之势。到1930年，全国已经建立起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主要集中在南方。
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惹急了国民党。从1930年到1931年，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三次围剿。此时党内李立三推行“左”倾主张，制订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攻占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号称要“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王明夸大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他认为现阶段民主革命只有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才能取得革命胜利。毛泽东坚决抵制，采取“避敌主力，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各个敌人”的方针，粉碎了三次围剿。游击战是化整为零，不跟敌人进行主力决战，积小胜为大胜，运动战是化零为整。越南战争时，北越最精锐的人民军第三师1.2万人千里南下，美国发现不了。采取的做法是全师化整为零，徒步去南方，大炮一拆，你扛一个轮子，他扛一个炮筒，消失在茫茫原始森林中。到达战役地点集合，把大炮装好，填上炮弹，咚咚咚开始射击，一个主力师，1万多人，从地底下钻出来，这就叫运动战。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国民党军把手伸开围剿，红军把拳头攥紧，不用把十指都砸断，砸断一个指头，攥不住，顺着缝就溜了，围剿就失败了。
1931年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公开跟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了。毛泽东制定出一条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就调动了在根据地占人口绝对多数农民的革命积极性。
1933年，蒋介石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这时，王明、博古掌握了中央领导权，“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毛泽东被剥夺了中央苏区军队的领导权。王明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27岁，是共产国际领导人巴威尔·米夫的学生。米夫原来担任过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培训各国的共产党。王明能用俄语把马列主义背得滚瓜烂熟，米夫认为他理论修养很高，中国共产党就需要这种理论水平高的人，因此王明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王明知道国内艰苦，就把他24岁的同学博古派回来负责领导共产主义运动。
毛泽东擅长打仗，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毛泽东已经被夺去军权。但是周恩来、朱德执行了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打退了第四次围剿。1933年，“左”倾错误在根据地全面贯彻。领导人强令红军去攻打中心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武装保卫苏联”等匪夷所思的口号比比皆是。越是在敌人力量强大的地方，越要显示党的存在，越是在王府井，你越撒传单，我是共产党，来逮我吧，反正特务正愁拿不着津贴呢。同年，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德国人李德上过苏联的军校，毕业之后指挥过一个骑兵旅，骑兵旅也就千把来人，这号人奉共产国际之命来到中国当军事顾问，成为10万工农红军的总指挥。他不懂汉语，连中文地图都看不懂，同敌人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对抗了一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开始了伟大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1934年，项英、陈毅率部掩护主力，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就是长征。战略转移速度得快，前面得有先锋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后面得有掩护。但是，博古、李德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8.6万名红军湘江一战损失过半，只剩3万，要再往前走就要全军覆没。毛泽东及时站出来，往敌人最弱的地方打。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是中国战斗力最差的部队，因为他们都是双枪兵，一打仗烟瘾就犯，躺在雨伞底下抽大烟，一个师几千人都躺在雨伞下抽大烟，那个时候你叫他缴枪不杀，连烟枪带步枪都能缴获了。长征本想北上同北边的红军会师，现在就得被迫绕圈子了。
长征过程中，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领导。这是中共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是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中国共产党终于撇开了共产国际的指导，解决自己的问题。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然后渡过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穿越大草地，进入陕北，离国民党越来越远了。
漫漫长征路
毛泽东偶尔得到了几张过期的报纸。一看，眼睛一亮，上面登着国民党军在陕北与刘志丹、谢子长所部红军激战，陕北有咱的人？去那儿！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同陕北红军会师，次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及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
长征开始时，全国30万红军，胜利后还剩3万，中央红军出发时8.6万人，到陕北时还剩8000，损失了90%，但是具有伟大的意义。经过长征，革命转危为安。虽然损失惨重，但保存下来了中国共产党的精华，3万人在艰难困苦中，不掉队、不投降、不叛变，意志坚定，兵贵精而不贵多，他们构成了日后人民军队的主力。长征所经之处，撒播了革命火种，产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