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中国人一说到古圣先王，就是尧、舜、禹、汤、文、武这六位。其实尧舜禹也谈不上什么国王，就是部落联盟酋长，只不过特别文明，不穿孔不吃人肉，统治者之间也和平共处，大公无私，采用禅让的方式交接权力。在形式上，禅让是在位领导自愿进行的，通过综合考评，谁有能力就选择谁带领全国人民奔小康，现任者和继任者之间往往没有血缘关系，尧跟舜之间就是这样。
尧看中的是舜在处理家庭矛盾方面的本事——舜暴戾的父亲（顽父）、酷虐的后妈（嚚母）和用心歹毒的弟弟（象傲）联合起来，想通过纵火焚屋、掘井填埋这些方式害死他，而舜屡屡逃脱了这些陷害，这证明了舜智商突出；舜既往不咎，仿佛事情没发生过一样，孝悌两全，这证明了他情商超卓。再加上他政务功绩斐然，名声很好，尧觉得他是块好料，就提拔了他。于是，唐尧和虞舜便成了禅让制的第一实践者。
其后的虞舜跟夏禹也是这样，当舜年老的时候，就将一把手的位置让给了治水有功、众望所归的禹。
不过，这种友好的制度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当时禹正处在由部落联盟首长向国君过渡这么一个阶段。
禹本想继续禅让，把位子传给皋陶的儿子伯益，但伯益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于是他主动放弃了，建议由禹的儿子启来继承。再加上启也是个强势的人，特别想当老大，禹就借坡下驴，顺水推舟把王位传给了启。
约公元前2070年，启在老爸的基业上建立了夏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朝，部落联盟首领也正式升级成了君王。启上位之后，当领导当上瘾了，爱岗敬业，以家为天下，以天下为家。等到该他禅让王位的时候，他一想，我这王位是我爸爸传给我的，我凭什么传给外人？于是就不传了，禅让制到了他这一代就没有继续下去，从此演变成了王位世袭制。
后来的列祖列宗们思想觉悟和启差不多，所以这个制度在中国就一直延续了四千多年。直到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下诏退位，王位世袭制才算终结，可见“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觉悟是有悠久历史的。
这个王位世袭制的特点，简单说来就是家天下，具体来说就是王位更替采用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方式，前者比如朝鲜，后者比如古巴，这两个国家都很明显地体现出了王位世袭制的特点。
夏朝建立之后，传说中都城在阳城，离今天河南登封少林寺不远。它的疆域就是晋南豫西——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其实还是部落，巴掌大的一块地方。
为什么叫传说中呢？因为夏朝还没进入信史时代，只有以前留下的史籍上有记载，没有出土文物能够证实。我们了解历史有两个途径：一种是通过文字了解，比如历史典籍；一种是通过文物，也就是考古发现来印证。相比之下，考古发现更有说服力，因为口说无凭。
怎么能证明夏朝存在呢？有没有出土文物来证明？像商朝，我们挖出了甲骨文，周朝也有不少文物可以鉴定，唯独夏朝在考古学上至今没有找到确凿证据。所以中国香港、台湾的历史书，一般写中国历史都从商朝开始写，不写夏朝，因为夏朝还没有最后被确定真正存在，在严谨的学术领域只能是个传说，和大西洲亚特兰蒂斯差不多。
夏启争王位
据记载，夏朝最后一个王叫桀，是传说中的著名暴君，荒淫无度，暴虐无道，估计比萨达姆、卡扎菲有过之而无不及，老百姓们被折腾得死去活来。于是约公元前1600年，商汤起兵，把桀给了结了，传说中历时五百年的夏王朝宣告灭亡。
商朝随后建立，开国君主叫汤，商汤。不知道他这名字是怎么起的，因为商朝国君的名字，一般都跟天干有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都用这个起名，比如戊丁、中丁之类。所以商朝的这个开国君主，名字起得比较奇怪。周朝作谥法，其中有一条“除残去虐曰汤”，看商汤的作为，倒是符合，不知是不是谥号？
商朝取代夏朝成为新的中原王朝，它以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为统治中心，起初以亳为都城。商朝中期的时候盘庚把都城迁到了殷，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因此商朝又叫殷朝。好端端的干吗要迁都呢？有一种说法是躲避水患。当时黄河经常泛滥，黄河不是咱们的母亲河嘛，但咱们的母亲脾气不太好，老放水淹孩儿们。当时咱们驾驭母亲河的能力又很低，所以她老发大小姐脾气，都城老得避让迁徙。这种说法现在看来比较牵强。如果母亲河老泛滥的话，你为什么迁到那里它就不泛滥了？两百年都没发过大水？显然这种从客观上找原因、避重就轻的说法，不是特别可靠。
比较靠谱的一种说法，迁都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商朝的王位争夺比较厉害。商朝也是采取王位世袭制来交接权力，但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哪种形式更好呢？明显父死子继矛盾少，兄终弟及矛盾多。比如说我挂了，传给我弟弟，我弟弟挂了传给他儿子还是我儿子？他肯定想传给他儿子，那我儿子就不干了，凭什么？我爸给你的椅子你应该还给我，然后我坐完了再给你儿子坐，你儿子再给我孙子，应该是这么轮。
谁占着王位不想往下传了，另一方肯定不肯罢手，管它是椅子还是沙发，就开始明争暗抢。因此，王室的内斗就很厉害，造成迁都频繁，因为这个王把那个王杀了，都城就得换个地方。刚换了地方，他又被别的王做掉了，都城还得再换个地方，所以频繁迁都，养成了一个为了抢家具而搬家的好习惯。
据说汤建立商朝之前以部落的形式就迁徙过八次，都城则至少迁了五次，那时候也没有专业搬家公司，自然是每次都大动干戈，估计也累得够戗，所以最后迁到殷就不再迁了。
殷商历经几代发展之后也走向衰落，和夏朝一样，商朝的最后一任君王纣王也是出了名的暴君。这个纣王比起夏朝的桀王更有干坏事的天赋，所以历朝历代但凡提及古圣先王，大家就自然想到尧、舜、禹、汤，一说到暴君昏王，就会想到桀纣。实际上，比桀纣坏的帝王有的是，只不过桀纣干坏事起家起得早，历史一悠久就成了坏蛋的代名词，一块儿稳坐头号坏蛋的金交椅。通常评价帝王时，如果这个帝王无道的话，就可以说他犹如桀纣；要是贤明的话，就说他可比尧舜。如果出填空题，尧舜跟桀纣是可以当反义词用的。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牧野激战之后，武王民心所向、一路披靡地打到商朝都城朝歌。纣王一看没戏唱了，连戏台子一起烧了吧，于是在鹿台一把火，自封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焚的人。他这个不环保的举动宣告，经过将近600年发展的商朝彻底灭亡。
纣王的名字叫帝辛，“纣”是周朝给他上的谥号。当时周公造谥法，国君死后，后人用一个字或两个字来概括他一生的功过是非，这个东西就叫谥号。除了秦始皇觉得子议父、臣议君这种做法不能取，从而废弃谥法之外，从周朝开始一直到清朝，都在用这个制度，所以几乎哪个朝代都有文帝、武帝。文，经天纬地曰文；武，克定祸乱曰武、刚强直理曰武。
谥号一共就五十几个字，帝王的评价不能出了这个圈，就得在这五十几个字里找，纣是周朝给他上的谥号：残义损善曰纣。
谥号一般分成三类：表扬型、批评型、同情型。多半都是表扬型，文、武、德、景，这都是表扬型。批评型就像纣、炀，如隋炀帝。同情型的谥号一般就是给那种两岁继位、三岁退位，或三岁继位、四岁被杀的皇帝，这种情况一般叫殇：短折不成曰殇。或像晋怀帝那种：慈仁短折曰怀。刚一继位，还没有什么作为，结果他爸爸一缺德，把外族给引进来了，小皇帝身死国灭，这种情况就比较令人同情，但为数不多。
周武王伐纣之后，建立周朝，定都镐京，历史上叫做“西周”。
其实周武王之前还有个周文王，文王在位的时候，为周日后的强大奠定了基础。但是文王没有赶上好时光就死了，他儿子武王推翻商朝这么容易，除了商纣自己不讨好的内因外，也受益于文王对武王的悉心栽培。
周朝地域广袤，150万平方公里，人口据说上千万。当时最厉害的欧洲国家雅典能有多大？能有北京大？肯定没有。那时的欧洲国家叫城邦，一个城就是一个邦，人口没多少。斯巴达据说有九千户。大家都知道斯巴达三百勇士，等于是他们国王领着300个人打仗。这事放在咱们周朝相当于连长干的事儿，咱们周朝，王宫里太监也不止300个。
不过当时欧洲国王能领300个人打仗，那就不少了，虽然有可能这是国王卫队，主力军没出动。但甭管怎么说，反正他那九千户，按十口之家算，也才九万人。相比之下，周朝就是西方人无法想象的超级大国，他们想象不出150万平方公里、上千万人口是什么概念，就像吃惯了肉丝炒饼的人不知道满汉全席的概念一样，而当时的周朝就已经是个满汉全席了。
公元前9世纪，周厉王的时候发生了国人暴动。厉王，很明显属于批评型谥号，杀戮无辜曰厉。内城叫城，外城叫郭。文天祥《过金陵驿》中有“山河风景原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一句，说明城和郭是一回事。在郭里面有一个最大的就是首都。古时候首都叫做中国，除了首都就都不是中国了，后来中国才泛指中原地区、中华文明。古文里面讲中国，跟我们今天“中国”的概念绝对不一样。中国作为中华民族的代指，那是民国以后的事儿。所以住在城里的人就是国人，国人暴动就是镐京城里的人暴动了，是首都市民暴动，不是全国人民都暴动。
厉王的世界观有毛病，觉得天下的东西都是他的，这倒算了，关键是他不让百姓摘采捕猎，说山里的浣熊、河里的鱼虾你们都不能动，都是“孤”的。更荒唐的是，谁敢私下议论他、说他坏话，一旦被举报就处死，导致城里人有怨声而不敢载道，只能道路以目。最后城里人就暴动把国王赶走了，导致周厉王死在了“外国”。没国王之后，周公、召公两位大臣联合执政，周召共和，公元前841年就是当时的共和元年。两个大臣执政了若干年，周厉王的太子继位，是为宣王，他是条好汉。
周宣王在位的时候，国家一度富强，这就是周朝历史上有名的宣王中兴。可惜宣王一死，他的儿子幽王继位，幽王，你听这名就郁闷，动祭乱常曰幽，幽王一继位西周就灭亡。这个幽王是个“颇喜欢看戏”的人，宠幸美女褒姒。褒姒有心理障碍不会乐，幽王为了取悦她，就说一起看戏吧，来个烽火戏诸侯，给国家造点儿难。
宠幸褒姒也就算了，关键是他想立褒姒生的那个孩子为王，也不怕心理障碍的遗传问题，把原太子给废了。太子姥爷一急，便说好吧，你初一我十五，就把犬戎给领来了。中原民族叫华夏，名字特别好听，华是美丽的意思，夏就是大的意思，是个又大又美丽的民族。第一个又大又美丽的国家就叫夏朝，周围是蛮夷戎狄。蛮夷戎狄已经是不怎么样的词儿，已经让你说得够惨的了，还不够惨？戎前面还要加个犬！
结果就这帮很惨很惨的犬戎把周朝给灭了，这是第一个被少数民族灭掉的华夏政权。后面当然还有，北宋、南宋都是，但第一个起表率作用的就是西周，谁也不能和它抢。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西周的都城镐京，周幽王身死国灭，西周灭亡。平王迁都洛邑，史称东周。这也就是说，西周的起止时间，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771年，前后历经275年，终告结束。
周朝时流行两句话，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流行的程度跟今天我们一些房地产口号类似。这两句易学好记的流行语，毫无疑问是自上而下流落民间，因为它强调国家的土地归属问题，普天之下，土地都是周天子的，个人无权拥有，有钱想买也没有（这个是真没有）。除非是天子分封给你，获得分封之后，世代享用（这个可以有），但是不能转让买卖。
烽火戏诸侯
另外这个分封得来的土地，咱们拿的还是小产权，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而且还不能白拿，得有一帮人给你种地，缴纳供赋，这种制度叫做井田制。
跟井田制相适应的是分封制。周王把土地和人民授予王族、功臣和先代贵族。据荀子讲，周武王分封了71个诸侯国，其中姬姓诸侯53国，也有人考证是40国。姬姓就是与天子同姓，天子的兄弟、叔伯、子侄被分封，封完亲戚再封功臣，这个顺序是不能乱的。
建立周朝功劳最大者当推姜子牙，所以姜子牙的后代被封为齐国。再往后是先代贵族，比如说商纣王的叔叔微子。这个哥们儿很识时务，归顺了周朝，所以微子被封为宋国的国君。而且微子的地位非常高，微子是公爵，姜子牙不过是侯爵。先代的贵族包括尧舜禹的后代，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都被封为国君。
当然，土地分给你之后你要服从命令，贡献财物，随从作战。周朝搞分封，归根到底是要跟它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那时候如果从镐京（西安）走到现在的北京，估计得走上一年，因为它生产力水平低，交通不发达，距离远又没有路。从镐京驾着马车，走一百里，遇到一片沼泽，得抽干了沼泽再过去；要是遇到原始森林，得砍光了树再往前去。一没有路了就得砍树，结果树砍完了，车也散了。所以当时欧洲都是小城邦，也是为了适应生产力水平低的事实。
周朝普天之下150万平方公里，这么辽阔的面积都是王土，但是王管不过来这些个王土，要是不靠分封制管理，单枪匹马一个人去干俩月就得累死。结果王决定只管“中国”，就是首都周围的那些地方，其他土地就分封给诸侯。你们要自扫门前雪，管好自己的土地。
不过，你还得记住土地所有权是王的，不是你的，所以你要听命令，要贡献财物，天子打仗你要派兵跟着打，这是义务。最关键的义务当然是服从命令，需要经常到镐京来给天子请安，朝觐。该你来，你不来，这个事儿就大了：一不朝，削其爵，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次第往下降，公爵降侯爵，侯爵降伯爵；二不朝，夺其地，又该你来，你还不来，一般人也没这么干的，胆儿大的，方圆600里封地给你砍300里；三不朝，六师移之。第三次还不来，你就别混了，天子直接派兵来打你了。
周朝的制度是：天子的部队有14个师，宗周8师，成周6师。宗周就是镐京，一个师2500人，总共是20000人。洛邑6个师，一个师2500人，总数是15000人。天子一共有35000名士兵。然后大国三师，中国两师，下国一师。大国可以养三个师的部队，7500人，才养这么点儿兵。那会儿能养得起这么多兵的国家太少了。估计这7500人平时也不能脱离生产，主要任务还是种田，然后打起仗来临时凑，跟民兵差不多，挥着木头棒子就上去了。
我们中国古代的五种兵器，排第一位的叫“殳”，名字很好听，其实就是木头棒子，比棒球棍做工还差点儿。还有另一些美词形容它：梃。什么叫梃？木头棒子。还有杵，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还是血河里漂木头棒子，金属就漂不起来了。一直到春秋时，军队的主要装备依然是木头棒子，一开战就是一帮老百姓拿着大木头棒子冲上去了。那个时候一说起武装力量，夸耀自己的时候，总拿兵车千乘来说事。兵车千乘就是一辆车上3个人，每辆车后面跟着72个拿木头棒子的人，外加25个后勤人员，这100人算一乘。千乘就是3000名甲士，外加97000名拿棒子的和后勤的哥们儿，当时就是这么计算的。
其实打仗的时候没这么多人，这个10万是算上全国人口，能打的、不能打的全算，没钱的拿普通棒子，有钱的在棒子上钉个钉子，更有钱的镀个金，不论贵贱都来凑数，才能到10万。不能按照今天的人口来算，所以周天子3万多人的部队在当时已经很不得了，况且估计都是镀金棒子。
分封制、井田制的存在，使得每个诸侯国所拥有的人数、武装力量和木头棒子跟它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这在相当程度上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
在夏商周时，咱们中国人种地就懂得用水利技术，耕地使用的农具以木、石、骨、蚌为主。青铜器是不能做农具的，因为它太珍贵，主要是用来做礼器和武器，祭祀和打仗的时候用。青铜是由铜、锡、铅三种金属按比例炼成的合金，这种合金浇铸的工艺水平要求相当高，因为这三种东西的熔点不一样。锡很容易就化了，铅、铜熔点也都不一样。这一点很不好把握，而且出土的青铜器，没有任何两件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它是做一件用一个模子，完全手工制造，不可能机器生产。不像今天外面卖的假货，全是批量制造的复制品。青铜器的颜色真正做出来的时候是非常漂亮的，应该是那种黄金般的颜色，埋在土里一生锈才变成绿色。所以在严谨的电视剧里面，那个青铜器、铜瓦，都是金黄色的。粗制滥造的电视剧里，青铜器都是绿色的或生了锈的，把生了锈的东西给国王用，国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除了青铜之外，中国人还很喜欢陶瓷，而喜欢陶瓷的原因是因为崇拜玉。中国是世界上最崇拜玉的国家。英国马戛尔尼勋爵访华，乾隆皇帝赏赐给他玉如意。但马戛尔尼不识货，以为是几块破石头。他在日记里写道，中国皇上真吝啬，我们给皇上的礼物价值1.6万英镑，结果皇帝给我一堆破石头，就把我给打发了。由此可见，洋人不懂玉，不知道玉的价值。咱们中国人讲究君子玉不下身，小人连佩戴的资格都没有。
但是玉不是任何人都玩得起的，化土为玉，这就是瓷。所以最早的瓷器是青瓷、白瓷。好的瓷器肯定得具备这么几个品质：光如镜、薄如纸、温如玉、声如罄。光如镜就是说平滑得跟镜子似的，可以用来化妆。薄如纸就是薄得跟纸似的，跟今天的手机一个道理，越薄越贵。温如玉，玉的温度得是恒温，无论什么情况下，不管是搁雪里刨出来，还是搁冰箱里拿出来都是温的，声如罄，就是说真正像玉的瓷，你用手敲击它，能听到类似金属的声音，当当响的瓷，不是扑扑响的塑料。因为对玉的崇拜，导致国人对瓷的偏爱。
中国也是世界上用漆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史前时代就出土过用漆制造的碗。商周漆器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周朝漆工艺大量用于车的制造，车身、车篷都用漆来装饰，这个还是很厉害的。
周王室东迁之后，势力一落千丈，诸侯不再听从天子的命令，不再朝觐和纳贡。到了周平王的孙子周桓王继位的时候，郑国的郑庄公不服，不去朝觐，于是周桓王带领周军及陈国、蔡国、虢国、卫国四国部队讨伐郑国。结果郑国部队力挫联军，周桓王战败，最惨的是他还被郑国大将一箭射中肩膀。小弟造反不能惩治，反而被修理了一顿，老大的威信自然一落千丈。从此周天子只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各诸侯不再把他当回事了。稍后，各路诸侯纷纷崛起，为了夺得更多的土地和人口，拉开了春秋争霸的序幕。
第一个起来称霸的是齐桓公。公元前7世纪前期，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进行改革。管仲又名夷吾，这个家伙从小品德不太好，打仗的时候人家都是往前冲，只有他往后跑，他总是以家有老母自己又是独生子为借口，对自己的逃兵行为进行解释。就连跟朋友一起做买卖，他也老算计人家。这是一个特别务实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没有什么思想包袱可以限制他。
管仲尤其反感漫无边际的高谈阔论，他在相齐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精彩的论断：“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段话对于今天的中国很有现实意义。用我们的话讲，你得先抓物质文明，然后再抓精神文明。穷山恶水，泼妇刁民，必然是相辅相成的。相反，生活越富裕的地方，精神文明程度也越高。齐国秉承了管仲的务实精神，加上地理位置良好，背靠大海，尽享渔盐之利，齐国很快就做大，成为诸侯各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
齐桓公甚至建立起一支多达30000人的常备军，按照以前的规定，诸侯国的军队规模不能超过7500人，而周天子自己的部队规模也不过才35000人。所以可想而知，其他国家哪里是齐国的对手，但齐国要想对外扩张，也不能师出无名，所以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尊王攘夷。当时中原各国处在混战之中，觊觎中原已久的少数民族政权蛮、夷、狄、戎勾结起来，对华夏文明构成了严重威胁。史书记载当时是“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华夏文明，命悬一线！当时的华夏文明应该说是比较先进的，汉族的定居方式已经确立下来，农耕文明达到一定水平，同时我们还有自己的文字语言，这些都是蛮、夷、狄、戎所不具备的，如果这个时候华夏文明遭到灭绝，那么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来说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这个时候谁能够站出来保卫华夏文明，谁就是保卫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保卫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保卫了当时中原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管仲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使得齐国一下子占据了道义制高点。齐桓公出动大军先是打退了山戎对邢、卫两国的侵扰，救邢存卫，在诸侯中威望大增。其后，面对楚国南蛮的北向扩张，齐国再度出兵会合中原国家的军队共同伐楚，解除了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地区的威胁。公元前651年，齐桓公葵丘会盟，周天子都派人来参加这个会盟，承认他的地位。他成为春秋时期诸侯各国公认的第一个霸主，齐国也正式成为第一个称霸的国家。
后来孔圣人充满深情地讲：“管子相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我们老百姓到今天都受到管仲的恩赐，如果没有管仲的话，我们就要被少数民族、游牧民族同化了。“被发左衽”是少数民族的服饰发式特点，“被发”就是散着头发，重环垂耳；“左衽”就是他们穿的衣服是左边压右边。中原汉族人穿衣服是右边压左边。其实哪边压哪边都无所谓，但在中国古代，这个服装、发型要一变，就意味着礼制的崩坏，意味着国家要灭亡，道统要灭绝。这就是头可断，发型不能乱的原因。
比如，明末满人入关之后，发了一道剃发令，让汉族人改学满族人发型，一律削发留辫子，很多人不愿意，于是就遭到清兵的镇压。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即使这样，江阴城为了抵制剃发令，为了留发，也抵抗了八十多天，全城被清军杀得尸横遍野。有对联为证：“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今天看来这件事有点儿过于荒诞，十万人同心死义，就为了这个发型。
以前的中国人一向把这个事儿看得特别重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轻易不能动。年纪小的时候还可以剃头，冠礼成年之后头发就不能剃了，要蓄发蓄须，直到临终。所以崇祯皇帝在煤山殉国的时候，无颜见列祖列宗于九泉之下，以发覆面，头发散开长得能拖到腰部。
如果没有管仲“尊王攘夷”、力保中原的话，当时的中原就被少数民族同化了，发型一换，就轮不到后面这些事了。
继齐桓公称霸之后，晋文公和楚庄王陆续崛起。齐桓、晋文称公，因为齐国和晋国都是侯爵国，这个公不是它的封爵，而是尊称。楚庄称王是因为楚国乃子爵国，是南蛮少数民族政权，西周中期才被天子册封的。楚国国君嫌地位低，所以干脆自称为王，跟天子平起平坐。当时的天子周昭王不高兴了，亲自去楚国讨个说法。楚国人听说天子要来，准备了一艘船迎接他，周昭王特别高兴，以为楚国人害怕了，知道自己做错了。谁想到是因为楚国蛮人嫌周人扰民，设计用胶水粘的船身，昭王一上船才开了没多久就散架了，周天子一行人全部落水葬身鱼腹。可见这个楚国的南蛮是一个比较有个性的民族。
周天子的南征失败导致整个周朝的神话破灭，王朝由盛转衰。到了春秋晚期的时候，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竞相称霸。吴越两国在长江流域，吴国的都城就是今天的苏州，越国的都城就在今天的绍兴。那个时候，江南就已经开始得到了初步的开发。陆续称霸的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在历史上被统称为春秋五霸，个个是牛人。
据《资治通鉴》记载，公元前403年，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周威烈王册封晋国大夫韩虔、赵籍、魏斯为韩侯、赵侯、魏侯，俗称三家分晋。无独有偶，齐国的大夫田氏，与此同时也废掉了姜氏，取而代之成为诸侯，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使得中原地区逐渐形成了战国七雄争霸的格局。
从这一变局中可以看出，其中分封制起到了很大作用。周王朝实施分封制的方法是：天子把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分封给大夫，大夫分封给卿，卿分封给士，它的每一层都是往下分封的。所以天子后来能够被诸侯架空，诸侯就能够被自己国内的大夫给架空。因为这是由它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基本上，上一级只管都城周围，底下全给分封出去，随着地方势力的逐渐庞大，就等于中央集权走向衰落。所以以晋国为例，晋国当时有六家大夫具有相当的权力，除了韩、赵、魏三家外，还有智氏、中行氏和范氏，中行氏和范氏很快就覆灭了，韩、赵、魏联合起来又把智氏给灭了，并且最后这三家索性把晋国的国君给废了，自己做了诸侯。周天子一看，好家伙，太无法无天了，不过我也没办法，被迫承认册封这三家为诸侯吧，晋国于是一分为三，韩国、赵国、魏国横空出世。
小时候拿板儿砖砸缸的司马光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周封三晋这个窝囊事儿让天子之职彻底崩坏，礼制是国家赖以存续的纲纪，三晋居然威胁周天子封他们为诸侯，周天子还不得不承认，这纲纪大乱，就标示着周朝末日已经临近。
齐国原来的国君应该姓姜，例如齐桓公，名字叫姜小白，那会儿起名还不太讲究。结果大夫田氏强大起来把姜氏废掉之后，自己当了诸侯，齐国改姓田了。所以三家分晋，加上田氏代齐，形成了战国七雄的局面。
这个战国七雄一开始还不只是七个国家，当时一共20多个国家都觊觎霸主地位，历经战火洗礼，这前20强大浪淘沙般一番海选PK之后，基本上就剩下燕、齐、楚、秦、赵、魏、韩，七位选手继续死磕。从春秋五霸升级衍化到战国七雄，可以看出春秋的时候，中原的主要矛盾是南北矛盾，体现在晋楚两国的争霸当中，晋在北边，楚在南边，一直是南北对峙。到了战国的时候，主要矛盾就是东西矛盾了，具体表现就是秦国跟关东六国的矛盾。因为关东六国位居崤山函谷关以东，对秦国形成一定威胁。尤其到了战国末期，秦想统一六国，进一步激化了它们之间的矛盾。
春秋战国时期，神州大地除了华夏民族之外，四方还有匈奴、戎、越等剽悍的少数民族政权。有道是不打不相识，打架也算是一种主动的交流方式，总比谁都不理谁强，夫妻天天吵架没准还越吵越恩爱呢。于是，通过频繁的战争和经济、文化交流，中国历史上迎来了第一次民族融合的高潮。
先秦时代的中国人是这么认为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你是天子册封的诸侯，你用夷礼，学习少数民族，大家就把你看成是蛮夷，比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当时就被看成蛮夷之人。但从客观上来说，以前汉人的服装是最笨拙的，宽袍大袖，那个大袖子能钻进一个人去，穿上那衣服一上街，勤劳的清洁工都得下岗。上衣下裳，成年男女也是穿开裆裤的。裤，胫衣也，护腿的，相当于长筒袜。这种服装设计既不便于生产，也不便于战斗。人家少数民族窄衣小袖，死裆裤，生产能力和战斗力都是中原人所不能及的。
最后汉族人还是把自己的传统服装给放弃了，从唐朝开始，皇帝的服饰已不再是汉代皇帝冕服的样式，皇帝上朝已经不再头戴沉重的冕冠，而是改戴乌纱，领子也变成了圆领，腰部系一条腰带，袖口也由宽变窄，相当时尚。
除了穿着之外，饮食方面，中原人的口味也一直在向少数民族方向调整，就像大盘鸡、拉条子这些新疆维吾尔族美食，如今已成为某些人的最爱一样。在行为方式方面，以前中原地区的人们进门以后，习惯席地而坐。后来中原人采用了西北少数民族那种高桌大椅。由此可见，中原人民其实一直在向少数民族学习，但当时的汉族人认为，中原文明才是正统，谁要是学习少数民族，就把谁当做蛮夷对待，而少数民族学习中原文明，就把它当成中国的一部分来对待。
这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原人看待这种民族融合现象，主要看重的是文化认同，而不是血缘关系。在中国古代，朝鲜、日本和越南，从来不被当成外国看待，因为那时候它们跟中国完全一样，用汉字，遵汉礼。但欧洲国家对待民族融合现象的看法，就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看重血缘，而不是看重文化认同，比如一个中国人在德国住一辈子，德语说得比德国人还流利，你都休想加入德国国籍，除非在1750年时，你的祖先是德国人，这样的话，你一句德语不会说，都可以入籍德国。
中国历史上汉族政权不止一次被少数民族政权侵扰甚至终结。但每一次都是少数民族政权最后被我们同化，所以我们这个民族非常顽强，五千年没有灭绝。快马弯刀打仗容易，但征服人心十分困难。
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牛耕得到推广，生产力水平进一步发展，荒地开垦的数量前所未有地增多，这与井田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突。井田制规定土地是国有土地，耕种的土地是分封来的。而且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分封的土地尚且耕种不过来，更无暇顾及其他荒地。但随着铁器牛耕的普及，人们的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干完分内的这块土地之外，看着其他富饶的荒地，便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不种白不种，种了不白种。这些荒地可不是天子分封的，不归国家所有，我自己种了就是我自己的地，还不用缴税。于是乎，大伙儿挥起锄头，多快好省地干起私活来。
这样一来，私田开垦越来越多，国家分封的土地就逐渐荒芜了，结果大家都这么干就影响到了国家的收入。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国家一想既然大家都这么干，索性无论公田、私田，一概按照规定缴税。这等于变相地承认了土地的私有状态。
土地所有制就这样由国有制向私有制进行了转变。同时为了适应这种转变，各国纷纷变法，如春秋时期，齐国管仲的“相地而衰征”，鲁国的“初税亩”。然后到了战国时期，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商鞅在秦国，三家相继变法，新的制度确立。但是，李悝在魏国的变法和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均告失败，尤其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失败得最惨。支持吴起变法的楚悼王一死，当时的守旧派贵族们就要干掉吴起。最后逼得吴起趴在楚悼王的尸体上，以尸体做掩护，威胁贵族们，谁要是刺杀他的话，就必然会犯下冒犯王尸的大忌。但这帮贵族太恨吴起了，以至于视威胁为无物，不由分说就把吴起给射死了，楚悼王的尸体也被射成了刺猬。这对于楚国而言，失去了一次走向强大的机会。
三个改革家里唯一成功的是商鞅，正是他的改革措施，最终促使秦国走向了强盛。有个成语叫徙木立信，说的就是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之一。当时商鞅为了让百姓信服并听从自己的新法，在城南门立了一根木头，贴告示说谁把木头扛到北门就赏五十金。还真有人出来扛了，轻轻松松就拿到了五十金。商鞅并不是拿五十金来教导人们天上可以掉馅饼，而是为了建立自己在百姓心中的信誉。于是在秦孝公时，商鞅的变法顺利实施，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令民为什伍，实行连坐法。把老百姓给组织了起来。十家一什，五家一伍，一家犯罪，五家十家都受到牵连，这就叫做连坐。比如隔壁家的小三吸毒，你知情不报，被发现后一样办了你，可见当时对老百姓控制得有多严厉。
第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中国古代人分四等，士农工商，商居四民之末。当时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的关键原因还是生产力水平太低了。有道是“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农者，天下之大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不像今天，中国多少夫不耕，多少女不织，也不会有人受饥受寒，当时可没有袁隆平这些人，如果老百姓弃农经商的话，国家就完了。所以一开始搞重农抑商，跟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相适应的，政策上必须得重农。另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商品主要是奢侈品，与百姓的生活无关，要来也没用，搜罗一打翡翠玛瑙都不一定能换几串麻辣烫。直到中唐以后，民生用品才逐渐多了起来。但再往后，比如到了清朝，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仍采取重农抑商政策，那就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第三，奖励军功，按功受爵。高官授爵在此之前是世袭世禄制，生下来就有俸禄。从商鞅变法开始改变了这种情况，奖励军功，按功受爵。秦国把爵分了二十等，其中最高的彻侯是第二十级。从第一级到第八级是民爵，这一级别的晋升就靠战场上立功。砍敌人脑袋一个，爵位上升一级，所以敌人的脑袋叫首级。秦国的这种激励制度，使得秦军在战场上非常骁勇，割头不倦，被人称做虎狼之师就是这个原因。
第四，燔诗书而明法令。这就是后来的焚书坑儒，可见商鞅是典型的法家代表，强调法制，要求大家服从命令听指挥。
第五，统一度量衡。度是长度，量是容积，衡是重量。度量衡不一样的话，会给各地的交流带来很多麻烦。比如美国人开车去加拿大绝对会超速的，因为美国是用英制单位，汽车里程表上显示的是英里，1英里约等于1.6公里。如果加拿大的交通指示牌上显示限速80公里/小时，美国人一踩油门，准超速！再比如，咱大陆1斤等于500克，台湾是600克。如果台湾游客来大陆买水果，就会觉得短斤少两。
第六，废分封，行县制。以前的分封制留下太多隐患，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的力量，造成天子与诸侯的脱节。商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全国设31县，由国君委任县令。后来县上又设郡，郡守和县令都由国家来任命，这从根本上加强了中央集权。
第七，为田开阡陌封疆，废井田。商鞅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土地私有，改变了之前大家心照不宣、国家变相默认的土地私有状态。
商鞅的一系列措施，促进了秦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使秦国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统一六国创造了条件。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化高峰期，正在经历社会大变革的各诸侯国、各阶层，都对社会变革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一时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现象。
春秋时期，两位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孔子。老子，道家创始人，道家跟道教不一样，道教是中国古代神仙方术、原始巫术的集合体，吸收了道家思想之后，形成了道教。道教形成之后，神话老子，把他捧为太上老君，就是在炉子里炼孙悟空的那个白胡子老头。不过历史上确有其人，但生平事迹不详。只知道他是道家的创始人，有人说他叫老聃，也有人说叫李耳。
他的学说有两个特点：第一，朴素辩证法；第二，无为。政治上主张无为，无为好不好？老子为什么主张无为？有为什么样？谁有为？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春秋五霸这些人有为，战国七雄、商鞅变法这帮人有为，有为的结果是生灵涂炭，烽火连年。老子看到这种情况，提出咱们应该无为。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状态最佳，人与人之间没有了战争。老子希望退回到原始社会，他认识不到未来有共产主义社会，他只能认识到我们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悲剧战争，所以就提倡无为，同时他认为人一定要顺应自然，自然就是天道。老子的《道德经》，上来第一句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我说不清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只能强名之曰道，按我们的道理讲，道就是自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强调的就是天人合一。他认为国家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而道最大。道才有天，天才有王，王是万人之主，还远不如道，那么普通百姓就更加要顺应自然规律。
顺其自然的衍生状态叫以柔克刚，最简单的道理是水滴石穿。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比如你嘴里最硬的是牙，最软的是舌头，你老了，掉牙不掉舌头；大树比小草高大强硬吧，七级风一来，大树连根拔，没见过小草满天飞的。杯满则溢，只有空杯才能倒进水，所以无可以生有，有就不能再生了。中国现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把人分成四种境界：天地境界、道德境界、功利境界和自然境界。咱们一般人是在功利境界，杀人犯、强奸犯这都是自然境界。道德境界就是圣人们，他认为中国古代达到天地境界的只有一人，就是老子，孔子都只在道德境界。
一般我们在功利境界的人，是贵有不贵无，我们有什么比什么，比有钱，比有房子，比有车，比我爸爸比你爸爸官大。而老子是贵无，看破放下，四大皆空，六根清净，你才能有成就，无为才能无不为就是这个意思。
处在道德境界的孔子，跟老子的见解就出现了分歧。孔圣人提倡有为，所以孔子这一生很辛苦。
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思想家、教育家。他在中国古代，尤其元朝以后，被称为大成至圣先师，集万般礼法道统学术之大成的万世师表，老师的祖师爷，所以台湾把9月28日孔圣人的诞辰，定为他们的教师节。大陆的政协委员曾经建议把我们的教师节也从9月10日改到9月28日去。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这些观念一开始都是源自孔子的思想，其后才被董仲舒等人整理出来。
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个仁，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学》的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让我们要亲民，也就是孔子仁者爱人的意思。人指的是别人，爱跟你不相干的人，统治者爱被统治者，被统治者要爱统治者，让世界充满爱，这不就是和谐社会吗？这种仁爱比耶稣的观点早了五百多年，所以中国的圣诞节应该和教师节同一天，也改成9月28日。
孔子还强调礼，强调贵贱有序，尊卑有位，恪守本分。他认为春秋战国时下面人不把周王室放在眼里，属于礼崩乐坏，对此很不满。他认为让世界充满爱的最好办法，就是每个人都遵守自己的本分，心里别存非分之想，是哪个阶层的人就要对自己的生活知足。诸侯老老实实做诸侯，大夫老老实实做大夫，别大夫想做诸侯，诸侯想做天子，那就乱套了。为了国家稳定社会和谐，势必要克己复礼。
但孔夫子这个主张是非常天真的，中国古代礼制森严，所有的东西都能体现出等级来。天子头戴的皇冠，看着好像脑袋顶一搓板，垂着算盘珠子。这珠子都有讲究，天子要垂12串珠子，诸侯垂9串。韩国的历史剧里面，韩王一出来戴的那个就是9串，我特意数过，韩国在这点上真没吹牛，还比较真实，他们戴9串是对的，因为韩王不是天子，中国皇帝才可以戴12串。再比如故宫的大门上，九九八十一颗铜钉，屋脊上九个走兽。你说我们家屋脊上也弄九个，找死呢！我们家盖房子也用黄瓦，找死呢！这全都有等级的，皇宫九九八十一，亲王府八八六十四，郡王府七七四十九，你不能随便来。皇宫的大门可以开几间，王府开几间，也是有规定的。孔子就特别强调要维护这个礼。
大家知道孔子有一句特有名的话，叫“是可忍，孰不可忍”。什么事儿把老爷子给气成这样了？鲁国大夫季氏开宴会跳舞，天子跳舞可以动用64人的文工团，诸侯48人，大夫32人，结果季氏居然动用了64人。孔子气坏了，你大夫怎么能摆出天子的架势来呢？这如果都可以忍受的话，还有啥不能忍的？我们今天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孔夫子有病，人家有钱，愿意用128个人你管得着吗？但那个时候礼制森严，不但管得着，而且必须管。所以他的核心思想，一个仁，一个礼。
除了思想外，孔子在教育上也功绩斐然，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情况，使平民有受教育的机会。咱们现在讲素质教育，没有教不会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你不能用一种方法教学，不能千篇一律。最早孔圣人就是这种主张，孔子一生3000弟子，72贤人，它这3000弟子里面，年龄最大的跟他差个五六岁，最小的比他孙子都小。他从爷爷教到孙子，不能用一种方法，所以当然是因材施教。那会儿没有应试，孔圣人绝对是搞素质教育的。好多教育思想对今天都很有借鉴意义，咱们现在一写教育论文，动辄苏霍姆林斯基说，或者杜威说，还不如先研究一下孔圣人怎么说的。
为了素质教育的推广，孔子编订整理了《诗》、《书》、《礼》、《易》、《春秋》，这就是后来儒家的五经，本来还有一个《乐》，隋朝的时候还是六经，后来这部经失传了。孔子的标准像就是两手胸前一搭，佩剑。一般情况下，画像上边有一个题款，写的是大成至圣先师，或万世师表，两边是一副对联：“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这个对联说明了孔子述而不作，《论语》虽是他说的，但不是他写的，是他弟子整理的。看来大人物都是这样，释迦牟尼只讲，也不会自己写，穆罕默德也这样。
老子和孔子是春秋时期的两位著名思想家。尤其孔子的儒家思想，成为后来历朝历代的指导思想。
战国时儒墨道法百家争鸣。
首先看墨家，墨子提倡兼爱、非攻、尚贤。兼爱就是爱一切人，这个有点儿跟仁者爱人相似。非攻就是不要战争，不要打仗，保家卫国还可以。尚贤，任用贤人，进行选举，最好国君都选举产生。这个不太现实，那是选美国总统的方法，万一选出的国君是个犬戎，肯定不让上。所以墨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是最不受重视的，就因为统治者不接受。
这个时候儒家代表是孟子，主张仁政、民贵君轻，政在得民。给农民土地，不侵犯劳动时间，宽刑薄税。国之根本是百姓，孟子的思想就是民本，是最闪耀人文主义光辉的。他在儒家当中被尊为亚圣，仅次于孔子。
儒家的另一位代表是荀子，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古代畏天，因为当时自然科学知识有限。人们把山崩、海啸、地震、日食、月食都看做是上天的惩罚，所以荀子提出利用自然来改造自然。后来有人把这种思想发展到极致，叫人定胜天。这个是不可能的，你胜不了天，该地震就得地震，地震完了这个地方就废了，得迁走。你说你能战胜自然，还在那儿建个城市，继续震，服了吧？千万别说人定胜天，要不然霸王也不会别姬，但可以利用自然规律来为人民服务。
今天更不应该强调人定胜天的思想，因为这是非常可怕的，如果过度开发，就会遭到自然的惩罚。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长城是中国农牧业的天然分界线，我们老祖宗很明智，长城以北的地是不能耕种的，只能放牧，风吹草低见牛羊。现在呢？风不吹都能看见黄鼠狼。哪儿还有草原？就因为长期耕种造成了破坏，我就不信邪我偏种，种的结果是粮食不长，草也不生，变成荒漠了。北京干吗老刮沙尘暴？因为长城那边变成荒漠了。孟子说过，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人都要有规矩，何况自然？
战国时期庄子继承了老子的道家学说。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巧者劳，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蔬食者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能者多劳，智者多忧，蔬食者就是平头百姓，当官的是肉食者。古诗说：“铁甲将军夜渡关，朝臣待漏五更寒。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大概跟庄子的话是一个意思吧。
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是韩非子。法家咱们讲过，商鞅就是法家，法家跟儒家的区别有三点：
第一，法家认为历史向前发展，当代胜过古代，要进行改革，不能以先王之道，治当今之世，就是说别拿前年的内存条来跑今年的新游戏。从统治思想上看，儒家强调的是法先王，干什么事儿得学古代。中国古代最牛的帝王是尧、舜、禹、汤、文、武。没有一个皇帝，敢说我比这爷儿六个还牛。唐太宗也好，康熙大帝也好，绝对不敢说我比尧、舜、禹、汤、文、武牛，敢这么说的那是疯了。当然现在无所谓了，“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法家则是法后王的典型，他们认为以后比现在要强，所以咱要经常不断地进行改革。可中国古代改革总困难重重，凡进行改革的人最后一般都迹近“奸臣”，就是因为主张改革的人，多少带点法家味道，跟主流儒家思想违背了。儒家强调尊重祖宗，尊重祖宗的法度。天坛斋宫，皇帝宝座后面有块大匾，上书四个大字——敬天法祖。我们前面还提过一个提倡改革的人，管仲。管仲也是法家，法家一般不是很看重道德的作用，所以管仲说的话特别好：“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别在那儿唱高调，吃饱了什么都明白，以此看来法家的源起，可以追溯到管仲那个时候。
第二，主张以法为本。人类近代资产阶级提倡法制，这个“制”是制度的“制”，强调制度的完善和不可触犯。法家强调的法治则是以法治国，治“国内的老百姓”，国君不受治。那法律本来就是皇帝制定的，比如说明太祖颁布圣旨：“朕有天下，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我拥有天下之后，让老百姓都遵守礼法，光有礼法不行，你不听话就定律以绳顽。冥顽不灵的，绳之以法。皇帝冥顽不灵没关系，因为皇帝不会不听自己的话。贵族呢，贵族有免死金牌，凭什么有金牌呢（奥运会上你又没拿第一）？因为我祖先有功啊！像清朝的法律里面，贵族犯罪有八议，跟八议沾边的，就可以往下减刑。比如说议功，我们家祖先有功，所以应该死刑改无期了，议功、议贵、议亲……八议议完，走好吧您，无罪释放。这个在今天看来很荒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爸爸有功关你什么事儿？比如我爸爸是志愿军烈士，我犯死罪了，该枪毙照样枪毙，不能因为我爸爸是烈士，我杀人就白杀。所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跟韩非子的法治还不一样，那时候的法治，就是用来治老百姓的。法家和儒家最大的区别就体现出来了，法家强调法治；儒家强调德治，为政以德，强调仁政。法家强调轻罪重刑，不杀不刑无以树威，吓唬老百姓，让平民不敢闹事。
第三，法家还有一个观点是要加强中央集权。韩非子主张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他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法家思想能够被秦王嬴政接受，能成为指导思想，就因为这几点：法后王，主张变革，不拘泥于古代；主张法治；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统治者当然喜欢它了，这个东西好，对统治者有用。
还有几件事需要说一下。第一，《春秋》记载，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秋七月，有星孛（彗星）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首次关于哈雷彗星的确切记录，比西方早670多年，这是一个世界之最。但咱最早记载了哈雷彗星，它为啥还叫哈雷彗星，不叫鲁国彗星？显然是记载之后，没有研究。
第二，十九年七闰，这又是一个世界之最。世界各国的历法分为三种，阴历、阳历和阴阳历，中国传统农历属于阴阳历，不是阴历。阿拉伯历法是阴历，即回历。回历以公元622年穆罕默德率麦加穆斯林迁徙麦地那为元年，这么算来回历的今年应该是13××年才对，但他都到15××年了……，过得这么快是因为回历一年354天，它以月亮绕地球一圈为一个月，大月30天，小月29天，这叫做阴历。阳历就是地球绕太阳一圈为一年，然后一年12个月，每个月理论上应该是31天或30天，但是没谱。比如七月大，八月应该小，结果奥古斯都皇帝（屋大维）过生日，加一天，八月就大了。那这一天从二月拿吧，因为那个月杀人，快点过去，所以二月就少了一天，很随意的。中国古代为了指导农业生产，就尽量都照顾到，按照月亮绕一圈是一个月，地球绕一圈是一年，这样的话，我们一年也是354天，但我们又要照顾到地球公转的周期，19年里增加七个闰年，闰年有13个月，所谓的闰二月，就是这一闰年里有两个二月；闰七月，就有两个七月。因为咱们现在都用公历，你不会在乎这个，要用农历的话，就经常会提到闰月。咱中国历法属于阴阳历，不是纯粹的阴历，这个原则的确立是很早的。另外，就是出现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著作《甘石星经》，甘德、石申这两个人写的，五大行星都有记载。如果从那时候坚持研究，说不定今天已经可以入住火星了。
第三，物理学方面，《墨经》里讲光学八条。墨子是劳动人民出身，所以他比较注意自然科学、生产经验这些东西。从这时到牛顿发现光谱，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如果从那时候坚持研究，说不定时光机都已经出来了。
古代医学首推扁鹊。名医扁鹊，脉学之宗；望闻问切，建立了中医传统诊病法。现在对中医争论得挺激烈的，民国时就有人主张废除中医。有人讲其实“中医”这个词儿不准确，应该叫传统医学，以与西医现代医学相区分。中国古代没有西医，老百姓看病找中医，传统医学能一直延续到现在，自然有它合理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