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集枪杆与政权、谋略和机运于一身，以区区七千人的“新建陆军”，挤入大清帝国的政治心脏，呼风唤雨，举足轻重。孙文，得风气之先的华侨青年，立志救国的新知识分子。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倡导革命，引领思潮。两个纵横于体制内外的重要人物，共同终结了晚清的残局……
袁世凯在近代中国元首中算是短命的，他只活了57岁。生于清咸丰九年（1859年），卒于民国五年（1916年）。比康有为小一岁，比孙中山大七岁。
袁的寿命虽短，而影响甚大，并且一生事业，阶段分明。他在22岁以前，和洪秀全、胡传（1841—1895，胡适的父亲）、康有为少年时期一样，科场失意，屡考不中，可说是个落泊少年。可是在22岁投军之后，正值朝鲜多事。翌年他跟随吴长庆的“庆军”，东渡援朝，迅即脱颖而出。年未30，他已变成清廷派驻朝鲜的最高负责官吏。甲午战争爆发，袁氏潜返天津，幸免于倭人之追杀。甲午战后，袁因有“知兵”之誉，被李鸿章荐往小站练兵，竟练出一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新建陆军”。他这支7000人的小小武装，在戊戌政变（1898年）帝后之争中，被帝党的维新派看中，想利用以剪除后党，被袁暗拒。因此变法失败，光绪被囚，六君子被杀，袁亦以背弃维新派，而背了破坏变法的恶名。
庚子（1900年）拳乱突起。袁于前一年底奉诏率其小站新军去济南，继满人毓贤为山东巡抚。毓贤为组训拳民来“扶清灭洋”的始作俑者，因而不容于洋人，改调山西。袁继任后乃一反毓贤之所为，对拳民大肆镇压。义和团运动乃自山东移入直隶（今河北省），竟为西太后及青年皇族亲贵所接纳，终于惹出了八国联军之大祸。在这场国难之中，袁世凯也是毁多于誉的关键人物。被现代史学家所诟病，至今未能平反。
八国联军之后，李鸿章积劳病死，力荐袁世凯继任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事实上便是当时大清帝国的宰相。此时袁氏42岁，正值壮年。而大乱之后，百废待举。西太后以老病残年之身，吃一堑长一智，亦自觉朝政有改制变法之必要。袁氏在太后信任之下，更成为清末新政的重心所在。——无奈世凯在戊戌时为帝党新派嫉恨太深，时遭掣肘。1908年11月光绪帝与西太后于一周之内先后死亡。溥仪即位，光绪胞弟摄政王载沣监国，对袁世凯乃力图报复，欲置之死地。世凯虽幸免于难，然旋即奉旨开缺回籍，做了“离休高干”。可是朝中也就继起无人了。
这时袁氏50岁，精力犹旺，而久掌军政大权，羽翼已丰。虽被迫退休回籍，然国中一有变乱，彼势必卷土重来，时人皆可预测也。果然袁氏“退休”未及三年，武昌城内一声炮响，辛亥革命爆发起来，颟顸的满族亲贵应付不了，这位“洹上钓叟”，收起了钓竿，重握枪杆，就再掌政权了。——这便是辛亥革命前，那位后来做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的学历和经历的大略。
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人物，他一生成败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我们看“辛亥前的袁世凯”，他以一位“考场失意”的青少年，竟于短短的20年中蹿升至大清帝国的宰相，不能说不是一帆风顺。其所以然者，众多历史家和传记作家虽各说各话，但是大体上他们也有若干共同语言，那就是袁老四基本上不是个好东西。笔者由于家庭背景的关系（详下节），接触袁氏各种史料，包括“街谈巷议”，至今也有六七十年之久了。早年由于不同史料的影响，对袁的看法亦时有起伏。——大致在十岁之前吧，我就听到一则显然是外人编造的袁某看戏的故事，就信以为真，而恨死了“袁世凯”。
这故事是：某次袁看京戏《捉放曹》。当曹操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一句话时，袁世凯摇摇头说，曹操太无用了。他那时如果把救他一命的恩人陈宫也一起杀了，这句恶言哪里会流传千古呢？我记得说这故事的老鸦片鬼，更开玩笑说，袁世凯也太无用了，既有此意，看戏时又何必说出呢？他不说出，又有谁知道他“比曹操还坏呢”？——这故事一出，一屋老头子笑声震天。我那时是坐在屋角里的小娃，居然也听懂这故事，也跟着大笑，其情至今不忘。——后来我长大了，才渐渐了解到，这则动人的故事应该是说相声的人编造的，但是我对袁世凯的其他真实的“恶行”，如幼年是纨绔子，不读书；中年是封建官僚，出卖“变法”，“镇压农民起义”；老年更一坏到底，“背叛民国，妄图帝制”等等，也认为都是恶迹昭彰，“罪无可逭”的。
我这个信念，当抗战时期在沙坪坝上读历史时，才第一次发生了动摇。郭廷以老师在班上说，袁世凯在朝鲜12年是爱国志士之行。“袁世凯居然也做过‘爱国志士’？”这对我是个小小的启蒙。后来私淑于胡适老师之门墙，老师一再告诉我要“不疑处有疑”。“不疑处有疑”，那就是一种智慧经验上的震撼了。及老，阅人更多，觉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亦渐有轨迹可循。论史论政，固不敢自诩十分客观，然无欲则刚，心平气和，则时以自勉也。今日为袁氏史传再发掘，只敢说以心平气和之言，以就教于心平气和的读者罢了。——请先从袁世凯的家世与幼年说起。然限于篇幅，只论其可评可议者，不及其他细节也。读者贤明，不论知我罪我，均盼随时赐教也。
在传统中国里，家族背景，对一个官僚的政治行为是有其决定性影响的。但是，家族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亦拟从宏观史学的角度，不揣浅薄，略加诠释。
旅美民族学家许光教授，曾以三个C打头的英文名词：（家族）、club（社交俱乐部）和caste（印度阶级制），来概括中国、美国和印度三种迥然不同的社会结构。笔者久居联合国之所在地纽约，亦尝与役印度，再反观祖国。涉猎许子之书，真是心有戚戚焉。
我祖国者，实世界各族中别具一格之“文化整体”（cultural entity）也。论其传统政治社会的组织形式，则是国家强于社会，职业官僚层层节制之农业大帝国也。论其社会阶层则以士农工商为序，而贯穿其间者，则为其基本结构之家族也。
传统中国里的家族组织之严密，其所负担的社会职责之重大，实远非美国之社交俱乐部（包括教会）所可比拟。而中国士农工商之社会阶级则可相互转移（transferable），不若印度阶级之壁垒森严，绝不容相互逾越也。
传统中国既然是“国家”（state）独大，则加入国家的管理阶层，换言之，也就是“入朝为官”，便成为全国人民所共同向往的最尊贵的职业了。一朝为官，则名利、权势、荣耀、智慧、黄金、美女……凡人类七情六欲上之所追求者，一时俱来。官越大、权愈重，则报酬愈多。——因此小人之为官也，则毋须杀人越货、绑花票、抢银行。贼之所需，官皆有之。俗语所谓“贼来如梳，官来如剃也”。君子之为官也，则圣贤之志，救世济民；菩萨心肠，成佛作祖，皆可于官府之中求之。毋须摩顶放踵，吃素打坐也。
可是为官之道，唯士为能。农工商不与焉。俗语说“行行出状元”，那是“旧中原”里的土阿Q的自宽之言也。——行行皆可啖饭，原是事实。“出状元”则只此一行，外行就没有了。——凡此皆足使来自异文化的观察家为之瞠目结舌，认为古怪的支那为“一条出路之社会”（a single-career society）。英雄亿万，出路只有一条，则此路之大塞车，就可以想象了。
因此仕途虽窄，依法除少数倡优贱民和近代所谓“禁治产人”之外，人人可得而行之。这就是唐太宗（生于公元599年，在位626～649）以后，千年未废的“科举”了。但是考科举却与买“乐透奖券”无异也，购者千万，得者万一。吾人读史千年，书本上所接触的什么三公九卿、州牧刺史、封疆大吏、中兴名臣……所谓“科甲正途出身”者，也都是“乐透得主”也。只是故事读多了，就见怪不怪而已。至于“乐透失主”的凄惨情况，就很少有人注意了。
记得多年前读中文版《读者文摘》，有文曰：“老兄，你是个奇迹。”何奇也？原来人类在母体中结胎时，卵子只有一个，而向其蜂拥而来，争取交配的精子则十万也。胡适有诗曰：“虽一人得奖，要个个争先。”十万取一，才变出老兄，则老兄岂非奇迹哉？——因此，上述的科甲正途出身的达官贵人、名公巨卿，也都是“老兄式”的，科举制度下之“奇迹”也。
再者，在咱古老中国里，没啥“人权”也。因此我们那些学富五车的“国学大师”，也不知啥叫人权（详上篇）。何也？因为“人权”的基础是西方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而个人主义又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可是，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却是我们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所最瞧不起的德性。——传统中国的社会基层单位，不是个人，而是上引许教授所说的家族也。
中国的家族原像一窝蜜蜂，上有蜂王，下有蜂群（工蜂、雄蜂）。大家吃大锅饭，分工合作，共存共荣。一个传统家族往往是个在孔孟主义之下，“五世同堂”的大同世界。时间久了，各房兄弟吵架，要“分家”、要“析产”。但分出的各“小房”，实质上还是吃大锅饭的！
这个古怪现象，不特熟读《红楼梦》《金瓶梅》《金粉世家》等的读者知其细节，甚至许多老到像笔者这样的“中国人”，都是亲身经历过的。
在试撰上节的两千字衍文之前，在下曾咬笔甚久，原思整节删去而终未果行者，盖中国传统家族制，今已迅速转型。它对老辈“中国人”“外省人”或“荣民老兵”，固属老生常谈。而它对四五十岁以下的“台湾人”“本省人”“眷村子女”“海外华裔”甚至“文革”以后的大陆同胞，就是和“辫子”“小脚”一样的骨董了。——不把这些骨董搞清楚，那我们对“袁世凯”这件古玩，也就不大容易说得明白了。
袁世凯便是出生于河南省东南部项城县，一宗累世以农为业，是聚族而居的大家族。在这种家族里，扶植聪颖子弟读书上进，参加科举，几乎是合族的事业。偶有佳子弟“连科及第”“为官为府”（凤阳花鼓的鼓词），不但可以荣宗耀祖，而且合族上下都可鸡犬升天。——只是这一“乐透大奖”不易取得。屡试不第，乃是士子之常情；榜上有名，那才是意外。
笔者出生的那个合肥唐家，今日有高速公路可通，与项城之间半日车程耳。所以在清朝时代，皖北和豫东经济和文化的客观条件，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可怜的我们唐氏老农，历大清268年之中，只考中了一个秀才。——俗语说：“穷秀才，富举人。”考个秀才，管屁用？其惨可知也。不服气而去造反，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有张献忠、洪秀全等寥寥数人而已。其他千百万“屡试不第”者，包括我的老祖宗和曾国藩的爸爸曾麟书（他老人家也前后考了25年未考取），就“认命”了。
项城袁家，显然原来也是屡考不第的，以致数百年默默无闻。——想不到到了清朝末叶的道光年间（1821—1850），他们袁府忽然一声春雷，大“发”起来。父子进士，兄弟举人，一时俱来。十数年间，项城袁氏一下便从畎亩小民，变成官宦世家了。
今且把侯宜杰教授为他们早期袁家所做的世系表复制如下。再以诸家之说分析之。
（录自《袁世凯全传》第五页）
在本表中，我们可看到袁耀东（可能是个屡试不第的老童生，三家村老塾师，所谓“世业儒”者也。见《容庵弟子记》），他有子四人：树三（1801—？）、甲三（1806—1863）、凤三、重三。长、三子均为或考或捐（出钱买）的秀才。但是次子甲三却“连科及第”。中举之后，又于道光十五年（1835，鸦片战争前四年）在北京考中进士。——举人和进士是不能花钱“捐”的。
甲三与曾国藩（1811—1872，1838年进士）同时，稍长于李鸿章（1823—1901，1847年进士）。他学成则仕期间，正值清末内忧外患最烈之时，亦是汉族文臣开始带兵习武时期。因此甲三和曾、李一样，在剿灭太平军和捻军的战役中，都是立有军功的文职大臣。甲三不幸只活了57岁。官运方隆时，就一命呜呼了。
甲三的长子保恒（1826—1878）也是道光三十年（1850）的进士。比他父亲的进士晚15年，比李鸿章的进士晚三年。他和李同时，一直也是李鸿章的得力助手，文事武功也都烜赫一时。可惜袁保恒也只活了52岁就死了。因为他曾做过翰林院编修，所以卒谥“文诚”。在清朝颁赠谥法的惯例中，只有生前曾入翰苑，死后才能谥“文”字，如曾文正、李文忠、张文襄……。保恒谥“文诚”，其父只谥“端敏”，是子胜于父也。
他们的父子进士之外，树三的幼子保庆[1829—1873，此处房兆楹在《清代名人传略》（Emi ese of the g Period，1644—1912.Edited by Arthur W；Hummel.Washington：Gover Printing Office，1943—1944.2 vol.Reprinted by SMC Publishing Inc.Taipei，1991.）中误为1893，今顺便校正之]和甲三的次子保龄（1841—1889）也同为举人。这使我想到我唐家那些老祖宗，考了两百年，只考出过秀才来；二者之间，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了。不过据说我的老祖宗们在清初也有借口，说他们是难民，“义不食周粟”。大明遗氏，不屑要满虏的“功名”。——没个考科名的传统，等到子孙要想图个把功名，就考不到了。
可是，在这点“酸葡萄”之外，我还是要提醒读者，在帝制时代考科举，原是十考九不取的啊！——屡考不取才是正常现象，考取了才是反常和意外。不是书读得好，就一定可以高中的。当时人称作：“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读书只是参加科举五要件的末项。
他们袁家的“三”字辈和“保”字辈，在道光年间，忽然来个“父子进士，弟兄举人”，大红大紫了一阵子。到“世”字辈、“克”字辈，便再度滑坡，又屡试不第了。
再者，袁府最得意的两辈祖宗甲三和保恒兄弟行，寿命都很短：甲三算是最高寿，只活了57岁。其后保恒52，保龄48，保庆则只活了44岁。可说都是死在壮年。据说袁府其他“保”字辈兄弟，也都寿命不长。
袁家这个短寿的传统，对后来做了总统的袁世凯来说，也是生命中很大的压力——他在55、56岁的时候（与国民党和日本斗争最激烈之时），就怕自己也余日无多了。
他既有这桩迷信的恐惧，“大太子”袁克定以迷信治迷信就乘虚而入了。克定认为只有做皇帝，做“真命天子”，才能突破他们袁氏家族传统里的生死大关——项城显然是听信了“太子”之言，堕入“欺父误国”的“太子”术中，才决心称帝的。——这也是民国史上“迷信影响政治”的实例之一吧！
朋友，你以为民国领袖中，只有一个搞封建帝王之术的袁世凯才迷信吗？非也。那位基督大总统蒋中正，其迷信的程度皆不在袁皇帝之下，非关本题，就不用多说了。
以上便是出了个总统兼皇帝之袁世凯的旧中原地区，农业社会之结构与运作的大略情况。以下再谈谈袁世凯其人。
袁世凯是袁甲三长兄树三的孙子，是树三长子袁保中的第四子（见上表），他出生时正值袁家在内战中打了个小胜仗，故取名世凯。保中也是个秀才，生子六人。世凯行四，俗呼“袁老四”。这六兄弟中只世敦一人为保中元配所生，余均侧室（姨太太）之子，在传统的宗法社会里叫作“庶出”。——世凯晚年欲葬生母刘氏（已扶正）于项城祖茔“正穴”，为世敦所峻拒。一般史家，包括房兆楹夫妇和陈志让、侯宜杰，都认为这是宗法礼教中的“嫡庶之争”，实非也。他兄弟之失和，盖起于拳乱时期。庚子前世敦原在山东任“营官”，补用知府，前途看好。迨世凯出任山东巡抚时，背景坚实。政敌衔恨，然无奈他何，乃杀鸡儆猴，拿乃兄开刀，说世敦纵勇扰民，予以革职，并驱逐回籍。世敦大好宦途，顿遭摧折。此事分明是世敦代弟受过，而世凯不但未加维护，或不无弃兄自保之嫌，以致世敦含恨在心。迨世凯返籍葬母，乃借口庶母不应入正穴而予以难堪，以泄私愤。气得世凯亦永不再回项城故里，而寄居彰德（今安阳市）——此是后话。因诸家颇有异辞，故于此顺补一笔耳。
世凯生父袁保中可能只是个“捐班秀才”，却生子六人；而他的胞弟“举人大老爷”袁保庆，则年近不惑（40）膝下犹虚。经过家庭会议，乃把七岁的世凯过继给胞叔保庆为子。[见上引房文及哥大所编《民国名人传》，卷四，第79页（Biographical Diary of Republi a.Edited by Howard L.Boorman&Richard G.Howard, in 4 vols.New York&London, bia Uy Press，1971.vol.4，p.79.）]自此他就跟随养父及养母牛氏生活。保庆宦途不恶，最后官至江苏盐道任职南京。道员是当时府县之上的高级地方官。随父在任的小世凯，当然也是个尊贵的小“衙内”。不幸的是袁道台未几即死于任所，年方十四的世凯就只好奉母回籍了。翌年世凯的生父袁保中，又病死项城故宅。越年两丧，世凯母子就是不折不扣的寡妇孤儿了。——袁氏两代显宦，虽然不愁衣食，但他们毕竟是孀妇孤雏。反袁的作家，总欢喜说世凯幼年在南京花天酒地。其实十三四岁的孩子，又能花天酒地到哪儿去呢？
15岁以后的袁世凯，便被他堂叔袁保恒翰林接去北京，继续其科举教育的“帖括之学”（习作八股文）。在亲丧“服阙”（三年）之后，他在堂叔严厉的管教之下，显然是以“监生”（捐来的秀才）身分回开封参加“乡试”而落第。三年后再考，还是落第。——保恒自己是科甲出身，乃鼓励其侄再接再厉，然世凯自知久困科场之非计，在此期间，他已与于氏夫人结婚，就永别科闱，另寻出路了。
后世之论袁者，每说他是纨绔子，不用功，故两试不第。在下却不以为然也。盖当年科举考试，谁能期其必中？试看长袁一岁的康有为——岭南名士，一代大儒，文胆梁启超的业师，不能说读书不用功吧？然康某考举人，五试不售，困于考场者18年，可算是十分惨烈也。以故世凯终于投笔从戎，未始不是个明智的抉择。
前节已言之，当年科举时代，落第士子是惨不忍言的。自己前途暗淡不说了，举家乃至合族的失望，才使你痛不欲生呢！洪秀全天王落第归来，一病40日不醒，终于见到上帝爸爸的故事，在那个时代，说来也不算稀奇，只是各种上帝的训示不同罢了。笔者这一辈老华人，系出旧中原，去古未远，幼年时听到的有关科场的故事多着呢！
所以袁世凯青年时代的遭遇，不是什么例外。他和长他18岁的胡传落第后的故事，简直如出一辙。胡传落第后去投奔吴大澂（1835—1902）；袁世凯落第后去投奔吴长庆（1834—1884），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据当年淮军遗族传言，世凯第一个投奔对象原是较高级的刘铭传。刘不纳，乃改荐他去山东登州投吴长庆。袁从此便一帆风顺了。
长话短说，袁世凯在朝鲜12年的工作和成就，大致可以归纳于如下数项：
一、敉平朝鲜“壬午（1882）兵变”
1882年，朝鲜在日本暗中煽动下发生兵变。清廷派丁汝昌率海军三舰，吴长庆率陆军（庆军）六营赴援。终执大院君至华，并驱逐前来干扰之日军。此时袁世凯才23岁，任庆军营务处。几乎一手戡平此乱，而崭露头角，朝野众口交赞。事详不备述。
二、督练亲军、整理财政，再平“甲申（1884）之乱”
此时朝鲜内部之糟乱有甚于中国。世凯为其练军4000人以自卫，并为其整理财政以自给。迨朝鲜亲日派勾结日人，于甲申12月再度发动政变时，世凯临机应变，独排众议，加以镇压。日本势力，第二次被逐出朝鲜。
三、护送大院君返朝（1885年10月），出任商务委员，做驻朝“小钦差”，撑持危局
此时世凯不过26岁。但其后九年他在朝鲜竟然大权独揽，做了藩邦实际的“监国”。颐指气使，纵横捭阖，不但朝鲜朝野大为慑服，环伺的日、俄、英、美、法五大帝国主义，亦瞠目结舌，无如之何。——可惜的是大厦既倒，一木难支。甲午平壤兵败（注意：此非袁氏之过），世凯于最后关头，始奉命匆忙撤退。日人此时恨袁入骨，袁公如不幸被俘，其下场不会比1928年济南惨案时的交涉员蔡公时更好也！
关于袁世凯在朝鲜这段掌故，笔者在幼年期即耳熟能详。因我家原是淮军遗族，传闻滋多，而庐江吴家（吴长庆的家庭）亦是先母的外婆家。吾幼年即曾随表兄弟辈，嬉戏于吴家花园。男孩淘气，某次以竹竿捣下巨大蜂巢，被数千黄蜂追逐，几遭不测，如今记忆犹新也。——那时去古未远。我记得还看过吴长庆逝世时，朝鲜国王所遣专使致祭的礼品。
不过斯时的吴氏遗族对袁的评论，几乎全是负面的。他们认为袁对他们的延陵公是忘恩负义的。——吴长庆于壬午之役曾“打赤膊，持大刀，翻越朝鲜宫墙……”真是功莫大焉。谁知其后小小的奸臣袁世凯，在中堂（李鸿章）之前进谗言，化功为过，使其被斥退回籍……云云。
等到我在郭廷以老师班上听到袁世凯的故事，再在各种参考书内发现袁世凯竟然是个“现代班超”，始豁然有悟。——原来当年朝鲜那样复杂的“内忧”（派系倾轧）、“外患”（五大帝国主义环伺）的局面，实在不是一位“打赤膊、拿大刀、翻墙头”的老外公的老外公，所能应付得了的。所以吴长庆最后才被中堂褫职，返乡务农。
后来李宗仁先生也告诉过我一则，他把那最忠于他，也是“打赤膊、拿大刀”，武功赫赫的老部下何武将军，褫职还乡务农的故事。李说“何武的军职只能到此为止”（见《李宗仁回忆录》第15章末段），使我不禁联想到我那“打赤膊、拿大刀”的老外公的老外公的故事，不禁大笑起来。
不过那时应付不了朝鲜那样复杂局面的人，又岂止那位打赤膊的吴长庆？纵是“大魁天下”的张状元（謇），一代大儒的马建忠，学贯中西、官至宰辅的唐绍仪，身任驻朝督办的吴兆有，身为商务委员的陈树棠，也照样应付不了。国内六部九卿中的干吏能员，也找不出一个才能应变的官员，可以肩挑此一重担。
量材器使，李鸿章找来找去，只有这个二十几岁的小毛头，一代“奇才”（吴大澂评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袁阿瞒，足当此任——胜任愉快，甚至游刃有余！
记录袁氏在朝鲜这段不平凡经历的史传，而能遍用东西史料者，当以吾友陈志让教授最为深入。然志让的《袁世凯（1859—1916）的紫（黄）袍加身》（Jerome , Yuan Shih-k’ai，1859—1916：Brutus Assumes the Purple.Stanford Uy Press，1961）及其续编诸书，皆雅善敷陈；至于袁氏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所扮演者究系何种角色，则未言其详也。台海两岸史学界，近年所见涉及袁氏之专著，当以上引侯君《袁世凯全传》最为翔实。书中所发掘之新史料亦最多。关于在朝鲜之一段，则讥刺多于分析，亦美中不足也。
盖中朝关系原为已有三千年历史的东方文明中之“宗藩制度”的一环。吾人治比较史学，固知东方民族史中之“宗藩关系”，与西方民族史中之“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关系”，绝不可混为一谈！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制度。
袁世凯这个不世“奇才”，这个“治世之能臣”，便是在这中朝“宗藩关系”转型末期，不顾一切，死命“打拼”的一位可泣可歌的民族英雄，也就是抗战初期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也。明乎此，我们对当年袁世凯在朝鲜，打拼些什么，又如何个打拼法，就可思过半矣。
须知朝鲜当年的一切，正和中国国内一样，政治、社会皆在青黄不接的“转型”期中。
在宗藩两国的朝廷认知中，“朝鲜为大清之属国”（早期朝政府向列强行文的国书上，便是如此自称的）就含意不明了。——吾人今日读史，尤其是今日朝韩人民读史，读到这一段，那真是深恶痛绝，认为朝王何以如此下贱。这种心理在现代史学上便叫作“现时观念”（present-mindedness）了。吾人读史治史，不可以为时不过百年的“现时”价值观念，去强奸古人。遥想当年势能九合诸侯的齐桓、晋文（现代的罗、邱、史），不但不以“大周属国”为耻，且以大周属国为荣。朝“王”自称为“天子”属国，已逾两千年。日本且一度以不能为天子属国为耻，而痛恨朝人之横加阻扰呢！
朋友，我们东方的政治哲学，是以伦理学为基础的。它是不鼓励以“国”为单位，去搞“种族主义”和“部落战争”的。我们的孔孟之道是“敬天法祖”，要统治者知“天命”、行“天理”、做“天子”，有教无类；看到“百武彗星”横行太空，“天意”示警，要下诏罪己……认为朕躬于“德”有亏。大明亡国时，许多朝鲜士子，也搞“反清复明”。认为满人爱新觉罗入主中国，其“德”不足云云。余读朝儒所撰《热河日记》，真是感慨良多。总之，咱东方政治哲学，自孔孟而后，主旨是“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虽是个通天大牛皮，但是吹牛皮的政客，至少还“要脸”。
西方的政客，尤其是搞国际外交的政客，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要脸”。绝口不谈“仁义”，公开地唯“利”是图。
其实西方古代的政治哲学，也并不如此。这种下流哲学实始自白色帝国主义兴起之后的代言人马基维利（Niachiavelli，1469—1527）。“马基维利主义”一出笼，有能力的西方政客，都变成“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曹孟德了（威尔逊博士可能是少数的例外）。自马氏哲学风行之后，伦理学中的义利，已经换了位置。我们孟夫子所讨厌的这个“利”字，在现代西方伦理学，尤其是政治学中，早已变成了一个“道德名词”（moral term）。因此“保护你自己的利益”（protect your own i），以至保护你国家的利益，便反而成为道德哲学中，至高无上的道德教条了。——今日起康德于地下，他的“绝对命令论”（categorical imperative）应该也有新的内容了。
这种殖民哲学和侵略行为，就把在清末民初，政治社会也在急遽转型的朝鲜，冲击得七零八落了。
首先它分化了朝鲜的朝野，使其分裂成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各派分别搞亲清、亲日、亲俄、亲英美法……各是其是，动荡不停——但是都依人作嫁，很少能取得主动。
在环伺的帝国主义之中，野心最大，动作最积极的便是日本了。日本搞的是百分之百的当代西方的“殖民主义”，其目的和手段大致是：首先大量移民和扩展商务，从根本做起——其时日本旅朝侨民为华裔的12倍，商业大致是华商的四倍。接着便大量扶植金玉均等亲日派，得机发动政变，组织亲日政府，割断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最后勾结法国，各取所需——法国占领安南，日本占领朝鲜。——可是日本那时实力未充。它两次发动政变，都受制于袁世凯，未得逞。日本之勾结法国亦为李鸿章所阻。李虽然在中法战争（1883—1885）中，丢了安南，却能以夷制夷，利用英国，缓冲了日本。对访华的日相伊藤博文做了主权性的让步，许日以平等地位；但在朝鲜现场，却不遗余力地支持袁氏，把日本势力赶出藩国。维持了中朝的宗藩关系，直至甲午战败为止。
第二个觊觎朝鲜的便是俄国了。但是和日本一样，它得先挖中国墙脚，扶植亲俄势力，才能深入。这一阴谋也因受制于我们的“小钦差”而中途泡汤。详情可参阅陈、侯二氏之巨著。
英国此时志在西藏、九龙、长江各口岸和山东沿海，对朝则不欲打破中朝“宗藩关系”之现状。盖“朝鲜为大清之属国”，终较朝鲜沦为日本或俄国之殖民地，对英为有利也。因此虽然驻朝英使厄士顿（ston）认为袁世凯太跋扈而主张朝鲜“独立”，驻华英使巴夏礼（Harry S.Parkes）这个火烧圆明园的老牌帝国主义者，反而暗中协助李鸿章遏阻法国和日本的勾结。另外，他更鼓励英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遣送一位德裔老帝国主义者摩伦道夫（P.G.Mollendorf），去朝鲜协助袁世凯整理朝鲜税收，加强海关监督。有着英德两强背景的摩老日耳曼，在朝鲜表现得比袁世凯更为跋扈而有效率。朝鲜朝廷因此税收大增，袁世凯所训练的5000亲军，也军容大振。足令日俄使臣，均为之注目。
最后就是美国了。我们的蒋公说得好：“美国也是帝国主义。”这个青年帝国主义，首先要统一北美，视之为“天降大任”（ma destiny）；次要独霸南美，名之曰“门罗主义”（Monroe Doe）。内战后目光渐及远东，终于占领了菲律宾。在这一系列扩张行为中，也出了不少的小帝国主义者。英法联军时的美公使伯驾，和八国联军时的美公使康格，都是力主占领台湾的老牌帝国主义者。后来台湾给日本占领了，老美好不懊悔。——这时五帝窥朝所共同讨厌的人物便是袁世凯。美驻朝公使孚特（Lucius H.Foote）向不承认中朝之间有什么鸟“宗藩关系”。因此，他一有机会便要质问：“袁世凯算老几？”这时孚特的态度是绝对亲日的。他倒不是要把朝鲜送给日本人做殖民地。他主要是讨厌在朝鲜以主人自居的“中国人”。“中国人在朝鲜算老几？”这才是决定美国人对中朝关系态度的基本要素。——以上便是日、俄、英、美、法五大帝国主义，在朝鲜半岛耍弄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底牌，而他们的共同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把我们的小钦差袁世凯赶出朝鲜。
最后就要谈到中朝两国关系的本身，和袁世凯在朝鲜所作所为的历史意义了。
前节已言之，袁初到朝鲜时才23岁。但是在其后两年中，竟弄成支撑朝局，“非袁不可”的局面。——读者知道，武昌起义后的政局，也有一段“非袁不可”的时期（详见下篇）。那是第二次。在这第一个“非袁不可”时期，26岁的袁世凯并无心恋栈，他的堂叔袁保龄也劝他不要干。他在1885年二度去朝时，是李鸿章勉强他去的。李鸿章何以强人所难呢？那是因为偌大的中国竟找不到第二个人可以支撑朝局——有传统训练而大魁天下的张謇状元；有从欧洲留学归来，精通数种西语的文法大家马建忠（1845—1900）……他们都是吴长庆之下的要员，有在朝鲜工作的经验，但是他们都干不了这差事呢！
李鸿章是精明的，知人善任。他认为应付朝鲜那个复杂的局面，量材器使，非袁不可。这不是李鸿章任用私人吧！后来因为忌袁者众（包括张、马），朝廷派有边事经验的吴大澂（胡传的上司，久驻宁古塔）去加以察查。吴的报告是正面的，他认为世凯是不世奇才。
按理朝廷派往朝鲜去主持要政的，应该是个钦命大员（钦差）。但是袁老四才26岁，又没“功名”。因人设官，他只能戴个“三品顶戴”，官阶只能当个“商务委员”，算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之下的一个附属机关，不能代表大清皇帝。
可是这个娃儿小官的权责，那可吓坏人了。第一，他手握重兵。掌握由他一手训练、用德式操法、欧美配备的朝鲜亲军5500人——这种现代武装，小站之前，中国都还没有呢！朝王李熙在阅兵之后大为赞赏。他要封世凯为全国陆军大统领（大元帅、总司令）。世凯固未谦辞，而阻力却出自国内。李鸿章怕他太招摇，会引起国际反感。袁只顾整理朝鲜，而李则困于中法战争，在搞其以夷制夷也。
第二，世凯替朝鲜朝廷整理财政，亦大有成绩。李熙对世凯的忠诚服务称赏之余，竟根据咱中朝老传统，赠世凯“宫姬”美女四人，以示姻娅之情。四人中有一姬为朝鲜贵族，李熙之内戚也。一人早死，存者三人成为世凯之第二、三、四房如夫人。其后共生子女15人（七男八女）。世凯次子克文即三姨太金氏所生。克文之第三子，即今日名物理学家袁家骝教授也，其夫人则为名扬海内外之原子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也。
家骝幼年颇受祖母宠爱。余尝戏问家骝兄：“祖母也说汉语吗？”
“啊，说得很好呢！”
我又戏问曰：“大脚呢，小脚呢？”
袁教授说他祖母晚年常卧病在床，总是盖着被褥。大脚小脚，就不知道了。
那时在朝鲜的宫廷之内，大院君与国王李熙的父子之间，以及大院君与闵妃的翁媳之间，都时有争执。朝鲜那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朝廷中的六部官员，亦不大协调。社会上的士农工商亦至为复杂。但是袁君指挥其间，以宗邦监国自居，上下亦尚能悦服。
只是不幸值此“转型”时代，千年不变的宗藩制度，至此也必须转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状既然维持不易，那时清廷亦曾有进退二策。进则师秦始皇之故事，废封建、立郡县，改土归流。徙朝王于国内，使半岛郡县化。然大清积弱，自身难保，此策断难执行。退则包包叠叠，宗邦自藩国全部撤退，任朝鲜自主独立。无奈此策亦不可行。盖朝鲜斯时无独立条件，而五帝环伺。宗邦遽撤，则朝鲜必沦为列强之殖民地。
如此进退两难，则只有让那位卑权重的袁世凯去做个小班超，在五强之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斯时五帝的驻朝公使，都以“钦差”自命。纵是北美合众国的公使，以中文行文亦自称钦差。——周旋于五大帝国主义的钦差之间，我们这个只有三品顶戴的小班超，也真难为他了。——最后落荒而走，乃形势之必然，非战之罪也。掷笔几上，吾欲何言？
【1996年4月6日脱稿于北美洲】
袁世凯一生的事业是在朝鲜开始的。在朝鲜他虽然铩羽而返，但所学到的本领和累积的经验，却是其后毕生事业的基础。
举其大者：袁在朝鲜学会了与东、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本领。在他那个时代，漫说是与洋人办外交、耍国际政治，一般政客对洋人都是一无所知的。一旦碰到洋人洋务，便手忙脚乱，乱来一通，因此所受到的灾难也至为惨痛。笔者在另篇谈八国联军之役，就说过大学士老进士徐桐父子，因不谙外情，便弄出灭门之祸（一家女眷18人集体自杀）！那时的西太后和她的亲贵“四人帮”，竟也糊涂到对11个帝国主义同时“宣战”的程度——这都是对洋人毫无所知，一旦面临紧急情况，便方寸大乱，胡干一通的结果。可是，袁世凯经过朝鲜那一段，就成了个“洋务专家”，知彼知己，遇事就不会那么胡来了。
比洋务更为重要的，则是袁世凯在朝鲜也学会了带兵和练兵。前文已言之，袁在朝鲜为朝王练了一支5500人的现代化亲军，使藩邦朝野大为叹服。朝王李熙不但要委派他做朝军总司令，还送他美女四人以为奖励呢！
二十几岁的袁老四，一个科考落第的秀才，哪儿来这么大的本领呢？说穿了也没啥稀奇。要了解袁世凯，我们还得看看转型之前的中国旧式兵制。——须知咱中国人搞军事，最高境界本是文人将兵。你看诸葛亮，连匹马也不会骑。指挥大军作战不用指挥刀，却坐着独轮车，用把鹅毛扇，摇来摇去。等到上帝宠召了，那个“死诸葛”，还能吓退“生仲达（司马懿）”呢！——这个半真半假的故事，本是中国重文轻武的传统中，文人的骄傲和牛皮，谁知到了清朝，它竟变成了事实和制度！
原来在公元1644年，当那位不祥的人物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时，全部清兵一共只有“八旗”六万人。后来再加上“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也不过24旗，最高额亦不足15万。那时中国本部18行省人口上亿（十足人口），至乾隆已逾四亿。15万“旗兵”何能统治上亿的“汉民”呢？所以清初的“外来政权”，只好沿用明朝原有的“卫所制”。各省政府保留原明朝职业军人的卫所二级，为地方警卫武装，以维护各省治安，“以汉治汉”。——这一大明遗规，使我们今日还剩个“威海‘卫’”。天津市原名也是天津“卫”，今日南京还有个孝陵卫。国民政府统治大陆时代，县以下的乡村政府叫区公“所”和乡、镇公“所”，用的都还是明代的老名称。
这种旧卫所所辖的汉兵，在明原为国防军，约100万人；在清就变成各省区粮饷自筹的保安队了。此一省防军在清代兵制中叫作“绿营”。清初各省共有绿营兵66万人，中叶稍减。分布地区以沿海各省（包括水师）及边陲地区为重，内部较少；安徽最少，不足万人。（见《清史稿·兵志》）
这一绿营制度，清初已遭疑忌，三藩之乱（1673—1681）以后，清室乃蓄意约束，绿营之中，将不专兵。省级指挥官，提督、总兵等皆受制于科甲出身的文职官员总督和巡抚，而督抚之间又相互制衡。这就逐渐形成清代重文轻武，以文人将兵的传统制度了。其后不但绿营如此，连八旗都统亦更调频繁，将不专兵。
清廷这种重文轻武的政策自然有其严肃的政治目的。它要使像三藩祸首吴三桂那样的武将专兵的汉族藩镇，永不再见于大清帝国。
总之，清廷这一重文轻武的政策走火入魔的结果，就是不但汉族再无藩镇专兵，连那些原有高度尚武精神的满蒙武夫，亦渐染汉习，以不文为可耻，而摇头晃脑去做起诗来，致使一些像袁枚（1716—1798）那一流的无聊文人，去乘势投机，攀援权贵。余读《随园诗话》，有时就要出而哇之。
文人将兵既成制度，则大清帝国，尤其是汉族之中，便没个真正的职业军人做统帅或封疆大吏。以致鸦片战争一起，领军去和“英夷”开打的不是职业军人“李广”或“霍去病”，而是诗文做得顶呱呱的翰林学士林则徐。英法联军之役时，最初文武一把抓，独当一面的叶名琛（1807—1859）也是一位进士。最后弄成“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却被英国人捉到印度去当俘虏。
其后八旗、绿营都腐烂了，不能再用，另组“湘军”“楚军”“淮军”“自强军”“定武军”“武卫军”“新建陆军”……几乎所有的军头，从曾、左、李、胡开始，到张之洞、胡燏棻、袁世凯，都是清一色的文人。其中曾、李、张且是翰林学士，文采风流。曾、张在中国近代文学史、思想史中，都有崇高的地位。纵是李鸿章也是位才华横溢的文学作家。——笔者幼年曾能背诵李鸿章考秀才时的墨卷，文题曰：“天台仙子送刘阮还乡赋。”那时才十几岁的李鸿章，竟能改窜《西厢记》，写天台仙子送男友还乡“拜拜”时，叮咛道：“……野店风霜，何妨晏起；荒村雨露，慎忽迟眠……”（真是依依不舍，一派深情！）考他的那位府考官，显然也是位多情人物，阅卷后，大为感动，乃批说：“大盗劫人，不伤事主……天才也。”这一批，小小鸿章就做了“犯法可免打屁股的”的秀才了，其后21岁中举，24岁成进士。
在这些能够“将兵”的文人之中，“文采”最差的，那可能便是袁老四了。他是个“务实派”，至少不是“感情中人”。在他笔下，讨一房姨太太，也叫作“置办”——等于是买一件家具，如沙发、摇椅、毛巾、夜壶一般。所以，他对崔莺莺小姐那种脉脉的送别柔情，什么“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风霜要起迟。鞍马秋风里，最难调护，[甜心呀，侬要]最要扶持……”是不会发生太多生理反应的。笔端不带感情，所以他就考不上童子试了。
但是袁世凯是这批文人中，弓马娴熟，真正打绑腿、扎皮带，下得操场去，喊“立正、稍息、开步走”的实际练兵官和带兵官。
清廷搞“重文轻武”，就是因为吃定了这批经过“十年寒窗”磨折，手无缚鸡之力，只会下围棋，不能拿大刀，只会坐独轮车，不会骑马的“文人”做事畏首畏尾，让他们带兵，他们也不愿（因为孔孟之学的大洗脑），更不敢（因锐气已挫）去造反！
可是，清廷这项设计到袁世凯时代，就是不才所说的要“转型”了。——事实上，袁世凯“小站练兵”，便是中国“陆军军制转型”的开始。（注意：海军转型较陆军要早20年。笔者拙文谈马尾海校时，曾细述之。）
在此之前的“湘军”“淮军”，打起内战来，虽也战功赫赫，但他们都是小脚放大的半吊子部队。——刘铭传在与太平军和捻军作战时，是头戴“红顶花翎”去冲锋陷阵的。（见罗刚编《刘公铭传年谱初稿》上册·同治六年）那时太平军作战，尤其是破城庆功时，穿的则是明朝袍套，看起来像一场“京戏”大合唱。笔者出生的那座唐家圩（音围），一度是淮军对捻军作战时的后方的非正规兵站。曾有（不开花）千斤重炮四尊，重250斤的大刀两把（武考用的），强弓硬弩数十张，“抬枪”“鸟枪”不计其数——硬是十八般武器样样俱全……这些大概都是淮军换用新武器或裁兵时，遗留下来的“废物”。——这座规模并不太小的“淮军武器博物馆”，如留至今日，说不定可为本地“无烟工业”捞一笔门票钱。
淮军当年的对手方，尤其在捻军名将任柱率领之下的那一支，剽悍至极。他们大半是骑兵。主要武器则是削巨竹为枪，成为“丈八蛇矛”（古人所谓“揭竿而起”者也），也有少数火器——三千战马夜鏖兵！当他们蜂拥而来之时，势如疾风暴雨，狂涛骇浪。当者无不粉身碎骨，所谓“马踩如泥烂”也。
任柱是捻军名将，淮军畏之如虎。对付他如不用开花大炮、毛瑟快枪，简直就无如之何。笔者幼年震于传闻中任柱的威名，及长读捻军书，钦慕之余，每思为任柱作传，而苦于心力不从，至今未能执笔。
所以，我国史上的三国演义式的传统战场，离我们并不太远。把它们搬上银幕，比美国“西部片”（western），好看多矣。
总而言之，湘淮两军虽也有一些“洋枪队”，但基本上还是一种传统武装，是西安兵马俑博物馆的嫡系苗裔。可是，袁老四的“小站”就不同了。
位于天津、塘沽之间的小站（上引陈志让书页第49页误为“平津之间”），原为平捻之后，部分淮军北调担任“防军”的屯田区。清代军制中有所谓“防军”“练军”诸名目。“防军”者驻防之部队也。而“练军”则是在训练中之部队。（参阅同上《清史稿·兵志》）甲午战前，李鸿章最反战，因其深知中国海陆两军均不足以参加国际战争，然迫于国内外压力，渠亦自知对日抗战为不可免。李氏乃临时抱佛脚，积极备战（亦如抗战前之蒋公也）。海军之备战详情，笔者曾有另篇述之，不再重复。在陆军方面，李鸿章则一面商之英将戈登在天津创办武备学堂，以满人荫昌主之，培训新制军官以逐渐淘汰旧淮军；另于甲午战争前夕，在小站防军东调之后，以旧营房作为“练军”之所，来试练一支新军，以前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主之。
所谓“练军”，练的自然是“稍息、立正”的西式操法。搞点稍息、立正阶段的训练（今日军训所谓“典”“范”“令”），没啥深文大义也——笔者这一辈，抗战前在南京孝陵卫教导总队营房中，受“学生集训”，三个月就完成“营教练”（有当营长的基本知识）。当年黄埔一、二期，亦不过如此也，何神秘之有哉？！
可是在清末就不然了。那时中国人见洋兵“敬礼”，都觉得好奇怪啊！归而记之曰：“洋兵肃立，举手加额，拔毛数茎，掷之地上，以示敬！……”乖乖，那时在头上拔掉几根头发，甩到地上，算是对上司“敬礼”，也不简单啊！也得要洋教习来教啊！其他如“正步走”“枪上肩”……没个洋人来教，哪里行呢？！
所以练新军必用洋教习，当时所谓洋员。但是，那时欧美游民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来教稍息、立正的，有几个不是冒险家，甚或洋瘪三呢？！——笔者曾撰文并举例细论之。他们彼此之间，互揭西洋镜的记载，更是说不尽的。
这种冒险家和游民，往往就是孔子所说的地地道道的“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洋二流子。但是，练新军、用洋械、上洋操，又不能没有他们。善加利用，他们是会做出一定贡献的，只是偶一不慎，或驾驭他们的知识不足，也就易于失控而已。
那时在中国搞新军，一般都最重“德式”。（蒋公后来亦然。）1894年胡燏棻受命去小站练兵，和他名位相埒的总教习便是德人汉纳根。汉纳根本是李鸿章兴建海军中的要员，曾设计大连要塞。丰岛海战时，他也是“高升”号的乘客之一。高升被日舰击沉，我军死于海者700人，汉氏竟以善泅幸免。中日海军黄海大战时，汉氏亦在定远旗舰上与丁汝昌、刘步蟾共生死。但汉某原非海员，黄海战后乃请调至小站搞陆军，与胡燏棻共事。
汉纳根是个日耳曼人，干活固有其“日耳曼的效率”（German efficy），但处人亦有其“日耳曼的顽固”（German arrogance）。而胡燏棻虽有些新思想，却没有与老日耳曼拍肩共事的经验。不数月便自觉吃不消，乃挂冠而去。——这时甲午战争已近尾声，大清海陆两军同时全军覆没，京师门户洞开。政府要赶练新军，急于燃眉，而朝中无人。时势造英雄，小站求才，也就非袁不可了。至少以他去掌握那位老日耳曼，是游刃有余的。
袁世凯在甲午开战时曾在后方帮办粮台，算是大材小用。他在朝鲜既练过新军，有知兵之名，闻于朝野，这次练兵需人，袁氏于1895年12月8日，便以“温处道”的官阶，奉命去小站接替胡燏棻督练新军。
前引房兆楹论袁之文，曰：袁世凯并未实授“温处道”。这实在是多余的话，须稍加解释。盖大清帝国是个传统的法治国家（注意：“传统”二字是指东方式的法制，与西式略有轩轾）。它的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编制，官员有定额，任免有定期，铨叙有定制。（参阅《大清会典》）纵是皇帝也不能胡乱改制——《汉书》上所谓，陛下亦不能不遵“陛下之法”也。
再回头说说袁世凯的“温处道”。
小站练兵处在当时的文官系统中，原是个地方军制中无定制、无定额、无定期的临时建制。这时中央的“督办军务处”派袁前往，是以袁的老资格“道员”出任的——他的前任胡燏棻的资格是“按察使司”，比袁高一级。——“道员”是有定额、定制、定俸、定期任免，分隶各省的地方官。（“候补道”当时是可花钱买的。关节搞得好，也可以“遇‘缺’即补”。但这种“捐”来的官衔，是为科甲士林所不齿的。刘铭传的儿子，就因私下捐了个候补道，受了爸爸严厉的体罚而羞愤自杀。见上引《年谱初稿》。）所以袁世凯的“温处道”，原是浙江省的地方官，辖温、处二州。但在中央吏部档案中，显示有“缺”（要是现在就用电脑了）。此“缺”可能是前任道员“开缺”（离职），或根本建而未置，或置而后撤，既缺则这一名额就移作他用了。因此所谓未实授者，就有语病了。——清制中的“总兵”（师长）也是地方武官，有定额也有地方头衔。但是有些总兵，竟不知他那头衔的“镇”（地名）在何处呢！
再者，袁之练兵小站，实是众望攸归的结果。袁那时颇享有知兵之名，更有治事的才名。他之任职小站是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龢和后来有名的“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众口交赞，一致掬诚推荐的。而且这些大臣之中像李鸿章和翁同龢，像恭亲王和庆亲王等，彼此之间矛盾极深，甚至是终生的政敌。要他们一致赞誉，一致推荐袁老四这位小小的前驻朝商务委员，直隶总督的一个小下属，他本身没两手，是不成的呢！——所以，我们执简作史的人，因为对“袁世凯”三个字有成见，便硬说他得以出任要职是由于个人吹牛拍马、攀援权贵，是有欠公平的呢！
汉末政论家许劭（子将）评曹操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大笑，认为评得对。（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据说袁得势时，时人亦以项城比曹操，袁不但不以为忤，且大为得意，认为比得对。所以近世治民国史者，对袁公为“乱世之奸雄”这一评语，大致是没有二话的。其实袁氏又何尝不是“治世之能臣”呢？——民国时代甚多知名之士，包括劝他做皇帝的“六君子”和后来在台湾被处决的陈仪，对袁之干才都是诚心诚意倾慕的。读者知否，论人品论学识，“六君子”（如刘师培、杨度等）都不能算是坏人呢！陈公洽虽在台湾出了纰漏，但他也是国民党高干中极少有的“廉吏”呢！吾人“秉笔直书”，都不应以人废言。
有的朋友或许要问：袁世凯连个秀才也未考取过，更未进过军事学校，只做了十多年的小外交官，有啥军事知识，能独当一面去训练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支现代化的陆军呢？
曰：袁君起自行伍。军事知识得自实际经验呢！
再问曰：现代化陆军是一种科技专业，行伍老兵，焉能胜任？！
答曰：可以。不但在当年中国可也，在目前美国犹可也——君不见刚离职不久的美国陆海空三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四星上将（华盛顿只有三星），在越战和波斯湾之役均战功赫赫、将来还要问鼎白宫的黑人大将之鲍尔（Gen. Luther Powell）将军哉？鲍尔非西点产也；与孙立人母校之维吉尼亚亦无缘也。此公行伍也。忆20世纪50年代中，笔者在纽约市立大学教夜校糊口时，鲍尔即在敝校上学，系一成绩劣等之学生也。彼亦从不讳言其在母校为“全C生”（straight“C”student）。余近读畅销之《鲍尔回忆录》，讶其40年来作文并无大进步。设回母校重读，仍难免为“全C”也。鲍君时在纽约市大（.Y.，.Y.）参加学生“备役训练”（R.0.T.C.）。毕业后入伍为伍长，初不意40年中累迁，竟位至三公。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混账的《纽约时报》，瞧不起鲍君，暗笑他为黑人幸进。——但是黑青年在陆军中可以幸进，白儿童就不能在更为科技化的海军中，行伍幸进哉？！两周前由于误挂越战勋章而被媒体揭露，竟至愧恨自杀的海军上将包尔达（Adm.Jeremy M.Boorda），即另一“行伍出身”之美国海军中最高级之军令部长也。包尔达少年时为一顽童，不容于父母。17岁时（1956年）乃诳报年龄入海军为水兵。40年中竟累迁至今日上将军令部长，为美国海军中之第一人，麾下节制将士凡47万人，战船千艘。初不意以误佩两枚“V”字勋标，竟至自裁也。
以上所记鲍、包二君，均为今日美国行伍出身的陆海两军之最高级将领也。我国陆军于一百年之前，出一行伍出身之训练总监袁世凯，又何足大惊小怪哉？！
世凯在1895年年底接掌小站，乃易原“定武军”为“新建陆军”。兵员亦增至7000人，步骑炮工辎俱全。原有洋员教习之外，并于荫昌的武备学堂之教练学员中，择优借调。其著者则有王士珍、段祺瑞（1865—1936）、冯国璋、梁华殿等人。梁后来因意外早死，而王、段、冯皆一时俊杰，成为后来北洋系之重心，所谓龙、虎、狗也。
此后中国南北诸省分练新军成一时风气，青年学子被派往日德诸国学习陆军，亦络绎出国，返国成为新军中坚者，亦多不胜数，而袁之小站，虽是群龙之首，却不随流俗。盖当时各省督抚（其尤著者如湖广总督张之洞）筹练新军，类多筹其款，掌其权，而实际训练则委诸专业军人执掌之。主政者高高在上，袍套朝珠不离身，诗文不离口。武场操练细节，则向不与闻也。因此，各省“新军”几为留日陆军学生所包办。然留日学生龙蛇混杂。泰半学生均未尝涉足日军训练下级军官的“士官学校”，一般都只就学于日本为赚取华生学费而特设的预备学校，所谓“振武”也，“成城”也。按例他们在这种预备学校中要先进行点“稍息、立正”的初步训练，并学点“请坐、吃茶”的口头日语，然后加入日军联队当兵。成绩佳者，再遴入“士官”做入伍生。——“士官学校”那时在日本亦系初办，一年卒业。稍息、立正之外，亦所习无多。纵如此，那时华生留日，能幸入“士官”者如蒋方震、蔡锷、阎锡山、吴禄贞……亦凤毛麟角也。笔者曾自日本士官档案中查出历届华生全部名册。后来做黄埔军校校长、陆军大学校长之蒋公中正（原名志清），未尝涉足“士官”也。他老人家在日本的学籍到联队学兵为止。何应钦、张群则真是士官毕业生。岳公是个认真求学的好学生，学业因辛亥革命而中断，二次革命后流亡东瀛时，始续学毕业。蒋公的把兄黄郛则真正毕业于日军测量学校，一工兵专才也。
但那时在日本花天酒地的中国留学生，不论入学“士官”与否，一旦归国都制服鲜明，马靴、马刺耀眼争光（但多半不会骑马），再加上指挥长刀着地，行路铿锵有声，俨然“将军”也。
[附注]那时日圆比中国银元便宜。去日的公自费留学生，生活比在国内上学更为节省。加以留东不要签证，来去自由，而当时日本经济刚起飞，都市中声色犬马，样样比中国新鲜；连下女和阿巴桑都颇有文化。加以当时日本无种族歧视，而日俗男尊女卑远甚于中国。公共浴塘中有时且男女同浴，使中国留学生大开眼界。身入宝山花丛，还念啥鸟书呢！——笔者的父执辈（包括一位亲舅舅），当年留日者不计其数。我长大后曾习日语三年，才发现他们一句日语都不会说。总借口说“忘了，忘了”，其实很多连假名亦不会发音。但他们之中却不乏中山信徒、革命志士呢。所以，当时各省“新军”都是革命温床。胡适之先生也曾告诉过我说，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了不起，因为他们是留日学生中“极少数”能念日文、说日语，“还能用日文写信”的。胡汉民、汪精卫、吴稚晖等“党国元老”，也算是留日学生，却一句日语都不会说。女人比较有语言天才，据说居正夫人就说得一口流利日语，所以居院长留日时私生活“很规矩”（老友居浩然兄告诉我的）。——以上所说的还是文科学生，武科学生就更不必谈了。但是，不论他们学的是怎样的二百五，一旦回国搞起“新军”来，那可就神气了。文人上司（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奉天将军增祺等）哪知底蕴？下面的学员就更被吓得一悔一悔的了。那时尚在读“陆军小学”的李宗仁就是其中之一。（见《李宗仁回忆录》）
拙文原是谈袁皇帝的，何以一下扯上这些时下英雄好汉呢？无他。笔者觉得洪宪之可哀者，是袁世凯处身在那一“转型”阶段，他是既无改制的“机会”，更无改制的“智慧”，所以败得百身莫赎。而今日这批领袖，是既有此机会，也有此智慧（智慧是累积的）的。若再惨败下去，那就太可惜了，更是国家民族之不幸。我们搞比较史学、比较传记的人，以古证今，骨鲠在喉，顺便提一下罢了。
现在再回头谈谈老袁。
袁氏既入小站接任练兵大臣，枪杆在手，乃一心一意要为大清帝国练出一支德式新军。不用说，袁世凯是精明强干，对洋员华员，皆驾驭有方，知人善任。文员则扳请总角老友、翰林徐世昌（1855—1939）屈尊做“参谋营务处总办”，庶务军需一把抓；武员则重用段祺瑞等德国留学生，配合洋员，以德国模式严格训练。袁本人亦着军服、扎皮带、穿马靴、挂佩刀，日则观操、夜则巡营。军令如山，纪律严明。小站中严禁吸毒。某夜，袁巡营见一军人偷吸鸦片，乃以佩刀就地手刃之，全营肃然。
袁军中无日本留学生。其原因盖有两端。日本军制原袭自德国。袁军亦采德制，延有德国教习，购用克虏伯军火，军中干部如段祺瑞等均系德国留学生。既然直接取经德国，又何须做日本的再传弟子呢？再者，日本留学生原为革命党之渊薮，为防止革命党人渗透北洋新军，干脆不用留日学生，则革命党不就不禁自禁了？——从闹革命的立场看来，袁世凯实为民国史上的第一个“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也。不幸所有的革命党都有其“不断革命论”的主张。既然“不断革命”，就必然有“不断反革命”。——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百余年来，革命与反革命大家轮流做，这叫我们笨拙的历史执笔者，如何下笔呢？所幸中国近代政治转型史，已近尾声。
总之，袁世凯当年在小站所练的新建陆军，是近代中国第一支现代化部队，全国瞩目。但是建立这支武装，袁某也是呕心沥血的。君不见蒋方震（百里）后来主办保定军官学校，在无可奈何之下，竟至在大操场检阅台上，当众举枪自杀。又不见蒋公介石（中正）受命主办黄埔军校，还不是一再辞职，一再不辞而去，其愤激之烈而未举枪自杀者几希。
袁公练兵小站之艰难，不在二蒋之下也。他本是李鸿章的亲信，甲午兵败李氏搞掉黄马褂和花翎之后，世凯便成为孤军孤儿了。李宗仁早年亦有相同的处境，晚年还余叹犹存地告我说：“真如大海茫茫中之孤舟！”（见《李宗仁回忆录》第九章第一节）
俗语说：“不招人忌是庸才。”袁世凯正因不是庸才，而生性跋扈，乃忌者如云，谗言四起。那时他的顶头上司，便是个野心勃勃的满族军阀和大官僚荣禄。荣有专杀之权，在谗言四逼的情况下，荣便有心找个借口，杀袁而并其军。谁知一次荣氏亲至小站检阅，预备就采取行动时，却被袁军的整齐军容和鲜明的器械所感动——荣是个旧军人，未见过这种现代化的新式部队也。他竟认为袁是个练兵的奇才，不但不愿加害，且欲引为心腹肱股。——两情相悦，就这样袁老四这孤儿就找到另一个干爹，而大红大紫起来，成为荣禄麾下的第一号大将。
荣禄是李鸿章失势后，得西太后专宠的大清帝国宰相（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又入阁做军机），手握重兵，权倾一时。笔者在论拳乱的前文中，就提过他的兵权。那时清廷防卫京师门户的防军，有两大系统，约十万人。
第一是“京畿戍卫系统”（禁卫军），由西太后近支亲贵掌握。
第二是“北洋国防军系统”，由荣禄掌握。这些原是甲午战争中，各地勤王之师的残余。荣禄把他们集中起来，改编成“武卫军”，共有“前、后、左、右、中”五军。荣氏自将精锐的“武卫中军”，而把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改名为“武卫右军”，纳入他的指挥系统。——这一系统的“武卫”五军，分驻北京内外各咽喉要地，而以袁的“右军”为最强，嗣扩充至万人以上，声威远播，朝野注目。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就这样，袁世凯就从一个练兵裨将，挤入大清帝国的政治心脏。此后不论是戊戌变法、八国联军、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建立民国……都少不了他的一份了。
【1996年6月1日脱稿于北美洲】
我们的大清帝国，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之后，还苟延残喘了16年（1896—1912）。在这16年中，他老人家又经历了山崩地塌的三大危机和一项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这三大危机是：戊戌变法（1898）、庚子拳乱（1900—1901）、辛亥革命（1911—1912）。
穿插在此三大危机之间，有一项起起伏伏的救亡运动。这项救亡运动，始自公卿大夫、知识分子所推动的“自强运动”和“维新运动”或“变法运动”。到拳乱之后，再次落实为朝野一致认可的“立宪运动”（1902—1911）。吾友张朋园教授，便是今日专攻这一运动的海内外第一号大专家。
关于这三大危机，笔者曾自个人零碎的英文讲稿回译改写，断断续续地写了十余万字。承绍唐先生不弃，几乎全部在《传记文学》中连续刊出。笔者是个中国农村出来的山野村夫，习惯于庄子所说的“曳尾泥中”的任性自由的生活，对庙堂文学没有兴趣。因此试论上述三大危机，则拙著可能与严肃朋友们的学报史学略有出入。但是性相近，习相远，每个治史者，都有他自己个别的看法。司马迁所谓成一家之言，而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也。对知我罪我者，就一言难尽了。
就说戊戌变法吧！我的史学界朋友们，一般对它都有正面的肯定。我就认为从历史上看，尤其是悄立于巫山十二峰之巅，俯瞰滚滚洪流的“历史三峡”，不论是从宏观认知或微观探索，戊戌变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是那时推动变法的英雄们，从光绪皇帝到康、梁，到六君子，都人在此山中，看不见罢了。但是，史学工作者（且用个时髦名词）于一百年之后回看全局，就很清楚了。
不才估计，至少还要40年，不生意外，到2040年，我们历史上“第二次文化大转型”，大致就要完成了。
以上所说是从“宏观”立论。——我们变法改制，至少要搞150年才可略见端倪。光绪爷“载湉小丑”（章太炎语）算老几？！他要听康有为的话，毕“百年”之功于“百日”（所谓“百日维新”），岂非荒唐哉？笑话哉？不待智者便知其不可能也。
我们不妨再以“微观”史学的法则，去探索探索康有为，这个“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的通天教主，最自信、最夸大、最独裁的“今文学”死胡同中的“教条主义者”。笔者对康圣人所论已多，不再重复（见拙作《解剖康有为》，及其他相关各篇）。至于我的两位最好的朋友黄彰健（大学同班）和汪荣祖教授（小同乡）有关康氏的越洋笔战——考据康有为遗著的章句之争——我就认为是一种《水经注》之学，是文人行有余力的奢侈品，是非之间与“变法”无直接关系也。
记得一次深夜恭聆胡老师说《尔汝篇》《吾我篇》及《水经注》中各项考证，就归而感叹：国破家亡莫此，大才槃槃的思想家胡适，还在草庐之中品琴棋书画；渺小若余，亦不忍为之。作诗自律因有“不共胡郎辨尔吾”之句。
总之，吾读康圣人之书，宏观上他必然失败，固无论矣；在微观上他也非管（仲）、萧（何）、诸葛之流。康有为误尽苍生则有余，其他就不足多论矣。
在他的变法运动已至最紧张阶段，眼看西太后即将回官，废立便在目前，光绪自觉“朕位不保”之时，据大陆最近发现之史料及康氏自述，他们的确是拟有计划，要搞宫廷政变，囚杀西太后，拥光绪独裁，变法改制的。但是，这几位缚鸡无力的知识分子，如何能搞苦挞打呢？（用句今日台湾俚语）他就卯上袁世凯了。——须知变法者，和平政改也。如今和平政改不成，而改采军事政变，苦挞打、宏大，那就化“变法”为“革命”了。如此则康有为就不是康有为了，康有为就是孙文了。
不搞“和平变法”，改搞“军事革命”，把“戊戌”改成“辛亥”何伤哉？——可是辛亥革命是先有个“武昌起义”。既起义矣，那窝小革命骑虎难下，不得已才找个在英国留过学的清军协统黎元洪来当头头，领导造反。
读者知否？造反在清朝刑法中，犯的是大辟，大辟是十恶之首，犯者诛三族，本身凌迟处死。黎元洪这个“黎菩萨”（元洪的诨号），在甲午战争时泅水逃生，几乎为国捐躯。现在长得胖嘟嘟，官运看好，他原不要造反嘛！不幸如今落入造反派之手。哼，你如来带头造反，大家同生共死。成则为王，败则流亡。失败了，也不会搞个凌迟处死。你要不答应呀！哼，人头落地再说。——元洪思前想后，据说长吁短叹，泪流满面，最后凄然同意（不是“欣然同意”），才参加革命。
好了，戊戌变法时，谭嗣同一伙搞不下去了。他们卯上了袁世凯，也叫袁世凯做辛亥时的黎元洪，来领导搞军事政变，把顽固的叶赫那拉老太婆抓起来，甚或杀掉。最近史料显示，他们是预备把老太婆杀掉的……详情笔者曾有深入的记述，此处不必再提了。
总之，当谭嗣同于9月16日夜访袁世凯，把这项政变密谋向袁泄露时，袁氏后来回忆说，他那时倾听之下，直被吓得“魂飞天外”。——我想这“魂飞天外”，可能是事实。不特袁也，那时朝中任何大臣，在此一情况之下，都是会“魂飞天外”的。
袁世凯在突然“魂飞天外”的精神反应之后，这位现代曹操的理智的抉择又如何呢？历史家不是他“肚里的蛔虫”，不应乱猜。但是客观形势却明显摆在那地方，不容置疑。上节所谈，从宏观史学着眼，戊戌变法断无成功之可能。这一点，袁世凯看不到。那是百年后历史家的结论。当年袁是“身在此山中”，识不及此。可是，袁是位务实派的官僚，他所见的是近在眼前的政治现实——他要根据这个铁的现实，来决定他的政治行为。——袁是老谋深算的张作霖，不是那躁急冲动的张学良。
那时的铁的现实是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则是西太后要把光绪皇帝囚起来，只需动动嘴，一句话。
光绪皇帝和他几位“近臣”——四个年轻的“四品章京”，和那志大言夸，没有一天行政经验的教条主义者康圣人（五品小官），想勾通一个师长，到颐和园去搞个政变，绝无此可能！这一铁的事实，是这位目光如电的袁师长（袁世凯那时的实际官衔是直隶按察使，从二品），看得清清楚楚的。
毋烦师长操心，我们搞历史的越俎代庖，来替他掰掰手指。——袁有精兵7000人，驻于天津与塘沽之间的小站。他如接受光绪的“衣带诏”（并不存在），起兵勤王，他首先就要在天津搞个政变，把顶头上司荣禄杀掉。荣禄是好杀的？这一点袁世凯就做不到。
纵使做到了，袁还要发个《讨武曌（则天）檄》，带兵打向北京。北京又是好打的？那时统率武卫前军的聂士成、武卫后军的董福祥都是悍将，打洋人不足，打内战有余。袁世凯有把握能消灭他们？纵使能消灭他们，也保不了光绪。光绪爷如人头落地，还有啥“王”可以勤呢？——这些都是铁的事实，毋烦一百年前的袁世凯，和一百年后的历史家代为分析也。可叹的是谭嗣同，爱国如救火，病急乱求医，饥不择食地去找一个素昧平生的袁世凯，哪里做得到呢？
后世史家为此曾痛骂老袁。骂他背叛变法，破坏变法，骂得牙痒痒的。其实老袁只是兵练得好，被维新派改革家“卯”上了，而爱莫能助罢了。——从头到尾，他是被动的，是被卷进去的。这话没什么不公道吧！
以上是从“帝党”方面看，我们不妨再略窥“后党”。
可是尽管如此，西太后的中心领导地位，一直笃笃定定，未动摇丝毫。她的统治是真正的五族一统。四海之内，莫非后土；率土之滨，莫非后民。她没有党派，不搞特务。在全国臣属之中，量材器使，向不搞“拉一派、打一派”。中央、地方人才鼎盛（所谓中兴名臣），而治下臣工，不论贤愚和族群，对她都鞠躬尽瘁，唯命是听。吾人须知，所谓“湘军”“淮军”，实质皆是地方军阀的胚子。然历西太后40年之统治，未闻割据自雄，称王称霸也。若论私生活，较之前朝的“脏唐臭汉”，西太后算是宫闱中的修女了。——当然慈禧也是个心际狭小，生活侈靡，而个性狠毒，睚眦必报的泼辣女人。她具备着一般大独裁者和小后妃好虐善妒的一切短处。因此对她自身安全与权力之掌握可以说纤介不遗，对她两个儿皇帝（同治、光绪）之管制，也是彻底的高压。光绪自四岁入宫始，每聆太后训诲，辄至跪地战栗。宫廷生活30年，身边直无一个贴身太监。太后要囚禁皇帝，一句话足矣，毋烦二话也。在此情况下，若说光绪有弑母密谋，实是笑话。谭、康诸氏纵有刺太后之心，也是蚍蜉撼树，不知彼不知己也。
话说回头。袁世凯对这情况，却了若指掌，他怎能糊涂到与谭嗣同作一夕之谈，就参加他们的幻想政变呢？他改变不了当时那个铁定的局面，而这一局面后来发展到六君子被杀、变法流产。若要把这出悲剧怪到老袁头上去，纵以春秋之笔，责备贤者，亦稍嫌过分也。
袁世凯既以此支新军被卷入戊戌变法，又因此支新军再被卷入另一危机义和团之乱，那就更是顺理成章的了。
关于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的是是非非，笔者曾以近十万言的长篇，才略述梗概。今再试述袁世凯被卷入这场是非，更是一言难尽。义和拳这个邪门宗教，若说它复杂，则无法说得完。若说它简单，那就再简单不过——它是全人类共有的现象。在平时，它只是个烧香拜神、求财求子的邪门宗教而已；在乱世，它就是作乱者的渊薮——颠覆政府的大本营，反革命或革命起义的老巢（看你各取所需的不同解释）。我国史上赤眉、黄巾、白莲教、拜上帝会、一贯道、红枪会、同善社……都是这一类的邪门宗教。在高度科学化的美国，近年几乎每年都有，严重的弄到“人民庙”内，八百老幼集体自杀。今年（1996）还有个“自由人”（freemen）在闹事。柯林顿总统怕他们又要集体自杀，只好围而不剿，软围三个月。在笔者这次访台前夕，阅报始知那最后一个自由小爷，总算投降了。朋友你说古怪吗？据说柯林顿的老婆希拉蕊也“通灵”呢！她要生在我们的义和团时代，也是“刀枪不入”的女“拳民”呢！有啥奇怪。
这种土生土长的义和拳的“拳民”呀，在清朝末年就往往与那些洋传教士所组织的“教民”发生冲突。洋教士出头保护教民，拳民不服，恨屋及乌，揍了洋人，甚或杀了洋人，那就变成不得了的“教案”了。教案闹入中国官府，中国官不敢开罪洋人，就拿捆杀拳民来消洋灾。拳民不敢抗官，益发拿仇杀洋人来报复，这一来，教案就没完没了了。教案又以出“响马”出名的山东为最，而山东又有个新帝国主义的德国正在找碴儿，以便借口占领胶州湾，火上浇油，山东就全省大乱了。
大乱如何得了，清政府乃于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把个以杀人出名的大屠夫旗人毓贤升任山东巡抚。毓贤以前做曹州知府时，有一任三个月，杀死1500人的惊人纪录。如今升任巡抚，那就更可大开杀戒。但是山东老乡有脑袋2500万颗，哪里砍得完呢？砍多了，巡抚大人也多少心有不平。毓秀才是从知县知府做起的亲民之官嘛！他深知教民拳民相互仇杀之间，拳民也是“良民”嘛，犯了教案，为了安抚洋人，为何专杀拳民呢？依附洋人的教民，“吃教饭”（洋人叫Rice Christians）为非作歹的多着呢！他这念头一转，新花样就出现了。他决定将对义和拳的政策，改杀为抚。索性把一“团”一“团”的拳民，编成“民团”。因而他乃通令把义和“拳”，改为义和“团”，并发下“毓”字大旗，把全省地上地下的黑白社会，通统编成由政府认可的“义和团”。——毓巡抚这一决定虽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却弄得全省哄然。他自己也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朝廷得报也认为他是个“治世之能臣”，慰勉有加。这一来，毓大人一不做二不休，乃通令全省，以后凡洋人有所要求，“一概当作‘耳边风’！”“团民”得令，自然更是摇旗呐喊，在毓大人领导之下，正式叫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一呼百应，全省鼎沸。
[附注]这在我们搞“行为科学”的范畴之内，便叫作“意念决定行为”。毓贤巡抚这一意念，就决定了他治理山东省的政治行为和政策了。
但是洋人又岂是好惹的呢？想当年道光爷、咸丰爷，最初不也是“耳边风”他一下，等到圆明园着了火，骄傲的小皇帝带着小老婆懿贵妃（慈禧）抱头鼠窜而去之时，才叫小六子（恭亲王奕）不惜一切代价听从洋人。笔者曾撰有专书论之，此处便不能详谈了。
总之，毓贤这个土秀才，不知大清帝国此时已在瓜分边缘（洋人叫作cutting the ese melon），列强对华正做分赃竞赛（battle of cessions），中国佬只能“拉一派、打一派”，以夷制夷，哪儿能把所有洋人一锅煮，小不忍而乱大谋呢？果然洋人在山东无奈他何，一纸抗议到北京，毓大人就丢官了。——毓贤被调往山西，他的山东遗缺就由袁世凯递补了。
袁世凯于1898年冬率领了他那支已超过万人的武卫右军，前往济南接事。——这时山东遍地都是义和团，袁世凯来此怎么办？朝廷给他的训令，为着应付洋人，显然是“阳剿阴抚”。但是，根据大陆近年在山东各县所搜集的地方档案文献，袁的政策却是相反的“阳抚阴剿”。他显然指使他的胞兄营官袁世敦和部将张勋（就是后来搞“复辟”的那个张勋，此时对袁自称“标下勋”），把山东各地的“假义和团”杀得血腥遍地，人头乱滚。——真义和团敌他不过，乃纷纷北窜直隶（今河北省），最后被领入北京，闹起来就不可收拾了。笔者曾草有数万言长文详叙之。读者高明，尚恳不另麈教也。
袁世凯为什么要和义和团过不去呢？
第一，他是个洋务派官僚，对华洋两造都知彼知己。他知道洋人在华（包括传教士），是急则合，缓则分。你要搞以夷制夷，只能分而制之。搞义和团是促使诸洋大联合，为渊驱鱼，搞不得也。
第二，他也是传统官僚，对草芥小民的黑社会、土迷信，一向也认为是盗贼渊薮，必要时他也未始不可做袁屠夫，一杀了事。连国故学大师曾国藩不都是有名的“曾剃头”吗？何况职业军人袁老四乎？他们那个时期还没有“社会问题”这一概念。他们只知道强盗土匪就是坏人，就该剿灭。偶尔虽可招抚以劝善惩恶，但是像毓贤那样大规模的招抚，只能更增加麻烦。盗贼土匪很多都是铤而走险的饥寒贫民，毓大人把他们招抚了，并未能解决他们的衣食问题。当了兵还要靠抢劫过活，那就官匪不分了，这在传统官僚看来成何体统？所以他就力主剿灭了。当然剿灭也解决不了吾人今日才了解的所谓“社会问题”。但是，剿灭总是合乎三千年传统的老香火。——谈什么解决社会问题，那就把19世纪错当成20世纪了。
有的历史家硬把袁之驱逐义和团，说成取媚于帝国主义，那多少也是逞口舌之快了。
总之，袁在山东可说把义和团赶得十分彻底。等到庚子之夏，拳民把北京、天津、涿州、保定闹得天翻地覆之时，义和团发源地的山东省反而一片清净，椑橹不惊，山东老乡对袁巡抚倒颇为感戴呢！等到义和团小将挖了铁路，拆了电线，围了使馆，北京与外界交通完全断绝，洋公使生死莫卜，伦敦《泰晤士报》已刊出英国驻华公使的“讣文”（obituary）时，袁世凯的济南府忽然变成世界瞩目的交通枢纽了。——原来那时身在军机处的荣禄，表面上虽在指挥“武卫”各军，尤其后卫“甘军”攻打使馆，但实际上他早已里通外国——他一面不断以军火、食粮、蔬菜、瓜果接济在使馆被困之洋人和二毛子；另一面又利用传统驿马的日行八百里加急，与济南府的袁世凯信息不断。
这个交通枢纽，不但使世界列强确知他们驻北京的公使们（除掉德国公使）和夫人们平安无恙的真消息，也使世界媒体遍传，中国太后和皇帝“被拳匪劫持”，中国皇帝对世界十一国列强的《宣战诏书》是“矫诏”、是“伪造”等等的假消息，使洋人信以为真。
它不但传达了太后懿旨，重任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使其享有对十一国列强议和之全权；也提供了情报与设施，让李全权有足够资本去搞对十一列强“挑拨离间”之诡计，终使老美一国能与其驻北京公使“密码通讯”，以美制欧、制日，把大清从“交战国”变为“受害国”，赔款而不割地。使十二国（包括中国）以国际条约（非“和约”）互制，使十一国在中国有“均势”（bance of power）而免“瓜分”（partition of a）。
笔者在前撰有关庚子联军诸篇中曾点明，西太后并不那么糊涂。她分明知道中国与列强之英、法、日对垒，尚且一败涂地。庚子之役，她如何糊涂到对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呢？
回答这一问题，不能从心理学出发，说她歇斯底里什么的。——这个老太婆，的确是个泼妇，但是她也头脑细密，拿得起，放得下。她“放泼”的对象只是满汉臣工。因为她当国40年，对儿皇帝和满汉臣工的掌握，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的。你碰了她的脾气，她就“泼”你一下，看你怎样？任凭你是怎样的齐天大圣，也跳不出老佛爷的手掌心。
可是这老太婆不通夷务。洋人在圆明园一把火把她吓惨了。她对操纵洋人毫无把握，对洋人的喜怒哀乐、外交方针、政治行为也毫无所知，因此她最怕洋人，绝不敢对洋人“放泼”。但是她这次为什么忽然对十一国宣战呢？那也不是在死到临头，舍命和洋人一拼；更不是相信义和团的法术可以“扶清灭洋”——她根本不相信那一套。在她对十一国宣战前夕，她还要勒令解散义和团呢！
但是老太婆为何突然对十一国宣战呢？
答曰：那是受一桩“假情报”刺激的结果。1900年6月16日，西太后在一次讨论和战大计的六部、九卿、军机、总署、诸王、贝勒同时出席的“御前会议”里，还力主召回李鸿章和袁世凯，主持对列强和谈，并令刚毅和董福祥共同开导义和团，“勒令解散”。谁知当天夜里荣禄收到一则假情报，说十一国公使已共同决定“勒令皇太后归政”。这一则莫须有的情报把老太婆吓得魂飞天外。
这是西太后最怕的一招，如今竟变成事实。因此在翌晨（6月17日）的第二次“御前会议”里，西太后方寸大乱，直至语无伦次。那效忠西太后最激烈的亲贵20余人，竟相拥哭成一片。
这一哭一闹，乃把24小时之前的决议，全部推翻。——接着便是德国公使被枪杀（6月20日），主和五大臣被砍头，6月21日她就以儿皇帝之名和英、美、法、德、义、日、俄、西、比、荷、奥匈十一国同时宣战了。
那位后来也在中国“当差”的费正清的英籍老师摩尔斯，面对西太后此一转变，也觉不可解，他说：太后一向做事都是留有退路的，只有这次她这个政治家只剩个女人家了。
其实摩老师有所不知，老太后这次误信了一则假情报，自觉死到临头，已无“退路”可走了。她倒不是“政治家只剩个女人家”，而是这个女政治家想学学中国古代男纵横家——经过数天的考虑之后，显然她是把这十一国的驻华公使和代办们扣起来做“人质”（hostage），然后以义和团小将为替罪羔羊和借口，“绑票勒赎”，迫令各该国政府改变对她老人家（勒令归政）的既定政策。
义和团之乱闹成八国联军之役，其“画龙点睛”之笔，便是这则不知谁人伪造的假情报！——这也是一个独裁者在“一念之间”所决定的“政治行为”，完全发诸“偶然”的政治行为，影响国脉民命，“一言丧邦”最明显的例证之一。
老太后出了岔，那是因为她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李鸿章下放广州。李如仍在北京，也参加了“御前会议”，派个人去问问赫德，或直接去问问各公使，哪里会上“蒋干偷书”这个大当呢？无奈李被排挤而去，剩下了一些无知而好权的土高干，碰到这一情况，就只好“相拥哭成一团”了。他们那时没有“飞弹”。如有飞弹，他们不乱放一通才怪呢！
闲话扯多了，再回头聊聊老太后。当《辛丑条约》原本电报抵达西安时，据说老太后欣喜不尽，因为洋人这次一不要她“归政”（这是她最怕的），二不要她“割地”（她虽不在乎，究竟窝囊）。赔点小钱，在这位一掷百万的老姨太才不在乎呢！钱反正不是她的。从哪儿筹来，反正是李鸿章的事。在老太后看来，鸿章和戎之才，真是古今无双。鸿章之功，保国卫主，也真是遮天盖地。老李虽然为她累死了，死了也要封侯——把“肃毅伯”晋封“肃毅侯”。
鸿章遗札保荐袁世凯自代。老太后追念老臣，爱屋及乌，袁世凯便以42岁的壮年，继世界驰名的李鸿章之后，做了大清帝国的“宰相”了。
慈禧老太后吃一堑、长一智，通过这次惊险的逃亡，她气焰也低了，私欲也少了；年纪也大了，把握也小了。自此，军政大事也不敢乱作主张，唯宰相是赖。她信得过李鸿章，也就信得过李所保荐的接班人袁世凯。
根据袁世凯晚年的所作所为，公正而深入的历史家，也无法否定他是“乱世之奸雄”。但是，通观他一生在内政、外交、军事、经济各方面的领导才能，读史者也不能否定他是“治世之能臣”。若把清末民初所有的高层风云人物，论将相之“才”来排排队，我个人就觉得，诸公几乎无出其右者。李鸿章或可相拟，甚或过之，但李失之太君子。李鸿章这个翰林，不够“跋扈”，不够“流氓气”。吃他们那行饭的，要推动工作，驾驭同官上下的大小流氓，就不能是像胡适那样畏首畏尾、脸皮薄、心肠软的白面书生了。——袁世凯在这方面比李强多了，因此他也就失之在太跋扈，失之在手硬心狠，没有高知气息，为士林所鄙。如今数十年了，恩怨早断，袁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仍难平反，其原因亦在此。有其长，必有其短。令人叹息。
但是，袁某毕竟是近代中国数一数二的治世能臣，得君甚专。所以他从1901年冬至1907年秋，干了六整年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大清帝国的实际“宰相”（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兴利除弊，变法维新，也做了不少建树。只因为那是“袁世凯”做的，在历史上就略嫌灰暗了。——在这六年中，袁是尽量自我贬抑，捧满族亲贵出头，自居其下。无奈这些亲贵太颟顸，而袁自己又要做事，无法不露锋芒也。西太后老人家对他是信之、任之、宠之，但这老寡妇也知道，她在做小寡妇时，自己的政权是以杀“权相”肃顺起家的。如今她自己也行将就木了，而眼见另一汉族“权相”袁世凯声望日隆。为下任孙皇帝阿斗着想，她就要先除此“肃顺”，以后才能瞑目，因此经过一番布置，便把袁某“踢上层楼”——由有实权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慈禧与光绪死前一年，9月4日（阴历七月廿七日）调升有职无权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这一调，袁相国在他的“二五计划”中的许多项目，也都适可而止，甚或干脆泡汤了。
事实上袁世凯在他为相六年之中所推动的各项建树，也可说是“袁世凯的变法改制”吧！每一项（如废科举、兴学校）都可写一本博士论文。吾人也不妨三言两语，点到为止，也算是项记录吧！
军事上，袁以其完整的武卫右军为基础，逐渐练出一支精锐的、现代化的国防陆军。有名的“北洋六镇”（每镇6000人，约合今之一师），和与这支国防军有关的各项设施，诸如“保定军官学堂”“军械学堂”“军医学堂”“经理学堂”“马医学堂”等等，都是袁氏一手创办的。袁更拟订全国征兵方案，并由朝廷饬令各省兴办陆军小学，依次递升至陆军大学。他的最高目标是为大清帝国练出36镇现代化的“常备军”。
[附注]抗战前夕，国府军委会曾着手编练36个“整编师”。数目可能是不谋而合，也可能是以袁的老方案为张本的。
36镇的计划，自然因袁的调职而搁浅。但是这北洋六镇却是辛亥革命时，袁氏复出的最大本钱。袁死后它们也是皖、直系的基本武力，它们的军官都变成了“军阀”，为国人所诟病。可叹的是，一个国家政治不上轨道，哪一个大军官不是军阀呢？政治若上轨道，他们不都是国防精兵？
此外袁宰相还为大清帝国练出一批现代化的警察。根据《辛丑条约》，洋人不许中国在天津市及京津铁路沿线驻兵。袁乃挑选身高体健的北方农民，寓兵于警，训练出数支极其现代化的警察队伍——他们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批现代化的警察。民初京、津两市的警政是享誉世界的。1927年（民国十六年）国府定都南京时，为着新首都内的安全、秩序和门面，还向北平、天津两市借调数批警察呢！
关于海军，袁就无能为力了，因为庚子赔款数目太大，全国罗掘俱穷，重建海军需款过巨，政府就无此巨款了，虽然他也做了些整补的工作。
可是袁对落后无效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却做了翻天覆地的大改革，尤其废除科举考试这一项。科举从汉朝的公车举士开始及隋唐改为考试以还，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这一制度，第一是牵涉到全国人民的教育文化生活。普及和振兴教育以各级考试督导之，它也是化民成俗的主要媒介。第二它也是为政府官员遴选候补人、接班人的培训机构。舍此则政府官制将陷于混乱。科举是个有千年以上的历史，牵涉深远，试验可行的“较好的制度”（better system）——现代政治科学家也公认“民主”是个可行的“较好的制度”，虽然并不是“最好的制度”（best system）。这一制度陈腐了、过时了、不适用了，要加以废除。但它的作用牵涉太广，不可说废就废。要废，就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其釜底抽薪之谋，才不会出纰漏。袁就掌握了此项原则，先稳定了各级地方官的培训工作，同时兴办新式学校——袁早在拳乱期间即已在济南创办山东大学以期替代科举，及升任北洋大臣，更创设各种学堂，并力主选派学生赴国外留学，一以培育人才，亦为莘莘学子另觅职业出路——一切行之有效，科举不废自废，袁乃领衔与开明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岑春煊等，奏请废除科举。果然在全国安堵，四境椑橹不惊中，千年科举就在“丙午科”（1906年）悄悄地滑入历史了。
吾人熟读戊戌变法史，想到张之洞初曾全力支持康有为推动变法，而为康氏这位教条主义者所峻拒的往事，再看袁、张兴学校废科举的成绩，便知其高下！——当国执政者，不怪自家无见识，而以木头头脑自作聪明而误己误国，可不慎哉！
袁氏另一种建树便是发展科技、路矿和各种现代企业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家财政，被庚子之乱及赔款拖入绝境。袁公试图恢复经济，振兴企业，用句50年后蒋经国的名词，可说“克难”而为之。虽限于条件，亦颇有声色。例如开滦煤矿，我国之最大煤矿也。谁知在拳乱期间，经英商上下其手，巧取豪夺，竟然变成英商财产。乱后我国欲收回自办，而英人以已签的合同与国际公法条例为借口，霸占不还，甚至企图以清国违犯国际财产法向我兴讼。打国际官司，大清帝国哪儿有此人才！不得已乞援于“洋员”，而洋洋相护，又岂有好结果！——我们最后捞回了开滦，也真是难为袁老四了！叙其详情，400页大书也。读者如欲稍稍深入，则参阅上引吾友陈志让教授著《袁世凯（1859—1916）的紫（黄）袍加身》（第86—90页），当可略知其详。
矿路之外，袁公对邮传（政）、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新式币制……亦多有创建与改革。笔者手头史料盈筐，抄录不尽也。前引侯宜杰教授大著中，亦颇有征引（见该书第111—115页）。侯君乃一反袁作家也，然对袁氏之建设，亦多有肯定之辞。
在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史中，李鸿章、张謇、盛宣怀、袁世凯，固经济史中之萧、曹也。然袁则颇有异于其他三人。盖李、张、盛三公均为代国家管治金融企业之高官也，然三人皆“下海”（且用个今日大陆上最时髦的名词），最后自己都做了大官僚资本家。——李鸿章和他的儿子们，都是招商局等大企业的最大股东！
读者贤达，您批览拙著至此，千万别大惊小怪！说句意蒂牢结的话，官僚资本家化国库（或利用国库）充实私囊，是封建社会的王侯（或中国的宗法社会里的职业官僚）转型为市场经济中的“自由企业家”的必经之途。以前的英国如此，法国如此，后来的日本亦如此。美国的民主政治，牛皮遮天盖地，他少爷早年的参议院，还不是叫作“百万富翁俱乐部”？天下乌鸦一样黑！不这样，大家吃大锅饭，干不干，八分半，哪儿还有啥经济奇迹呢？——赚饱了以后大家再到“俱乐部”去肢体抗争一番，白吃白拿就行不通了。
但是奇怪吧！在这传统官僚变资本家的必然转变中，袁世凯倒是个例外。他既不是个资本家，又不炒股票，也不做股东什么的。他账目不清则有之，也多少有几个钱零花，但为数有限。不像李鸿章、盛宣怀，富可敌国！
“袁世凯还是个清官呢！”——古怪吧！
但是，袁的另项更深远的计划就触礁了——他要在中央搞“君主立宪”，在省区搞“地方自治”。
有的历史家便不认为，康有为被放逐以后的清末立宪运动与袁世凯有直接关系，而说推动者另有其人。本来一个文化运动或政治社会运动，便很难说谁是老祖宗。白话文白话诗，始自胡适？实验主义的开山之祖是杜威？甚至儒家的始祖是孔丘？都未必也。写历史的人要注意的是谁为首要。清末日俄战后，国人咸以“立宪”的日本打垮了“专制”的俄国，而一窝蜂要学日本搞“君主立宪”。袁是目光敏锐的“宰相”。他自觉在这桩极时髦的大救亡运动中，他应顺理成章地居于领导地位——这是一个时代意志，敏感的政治人物是跳不出佛祖之手掌中的——君不见在北伐之前的联俄联共时，连那杀了一辈子共产党的蒋介石，还不是在日记中写着，他相信“精神出自物质，万物始于一元”？——这时袁世凯要领导“立宪运动”的心理正是如此。以他那时的政治权力与地位，朝野亦无异议。连他的老政敌张謇状元，也屈尊希望他大力领导，并在各省试办“地方自治”。
1905年俄军在我东北溃败之后，立宪运动在全国各地也如决堤之水，一泻而下，无法阻止。西太后终被袁世凯说服，批准12年行宪之议，并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出国被刺，再出国，那桩闹剧毋烦赘述。滑稽的是五大臣遍游欧美，欧美媒体记载弥详。他们看电影、听歌剧，看勇士斗牛、舞女大腿……宪法何从考察起呢？
但是这五位长辫子、挂朝珠、之乎者也的大官僚，对宪法虽一无所知，回国之后，总得写篇“考察报告”。他们自知不能写，因此在出国公费旅游之前，就早在寻觅捉刀人。——那时的留学生也没几个能执笔啊！谁知最后的撰写人，竟是大叛国犯梁启超和小投机客杨度，岂不可笑哉？
推开窗子说亮话。梁启超和杨度又知道多少“宪法”呢？但这一来，倒把康、梁等流亡的老立宪派和以袁世凯为重心的新立宪派，扯到一起了。迨西太后一死（1908年），老袁再度魂飞天外，然终免一死而被“开缺回籍”，无知而好权的满族亲贵把持了朝政，开明派、立宪派一致靠边站。亲贵不但一党专制，而且是个右派专权，大清朝政就是另一套把戏了。
迨武昌城内一声炮响，各省谘议局群起响应。谘议诸公为何许人，孙文大总统和同盟会就不能全部掌握了。迨“洹上钓叟”收起钓竿，拿起枪杆，挟“六镇精华”一时俱来，民国政局就“非袁不可”了。
【1996年6月29日脱稿于台北南港】
辛亥革命的爆发，至今已整整80周年了。为这八秩大庆，海峡两岸乃至日本和美国的中华史学界，都在纷纷集会研讨，并撰文以为纪念。在我们执笔之前，首先想自问一下，“辛亥革命”这四个字是谁发明的呢？或是谁首先使用的呢？笔者不学，自觉此答案已不可考，至少是争议很大，姑置不论。且说“辛亥”。辛亥在我国历史上传统的干支纪年里，是60年一循环之中的一个年头。我国历史自黄帝以降，已有78个辛亥年。我们这个辛亥革命是发生在第77个辛亥年。这个辛亥，在清朝历史上是宣统三年，在西方耶稣纪元上，则是1911年，所以西方史学家，都把“辛亥革命”翻译成“1911年之革命”。因而我们今日来撰文讨论这个“1911年之革命”，首先面对的便是“定义”的问题了。
我们如望文生义，则“辛亥革命”只是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到1912年元旦孙文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间两个半月的事。这个狭义的用法曾为甚多中西专著所采纳，然为本篇所不取。盖“革命”究与突发的“政变”不同，它是长期酝酿的结果。只见其果，不明其因，是会引起误解的。至于广义的用法，似乎就应该包括辛亥革命的背景和它立竿见影的后果了。——换言之，我们研讨“辛亥革命”事实上是包括清末民初，中国革命运动的全部过程。但是这一段最早期的革命运动，又是从哪一年起步的呢？这就有点争议了。
一般的说法，总认为近代中国最早组织的革命团体，便是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以后，孙中山先生于是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所成立的兴中会了。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因此也就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起点。国民党官书如是说，大陆上的李新教授在其《中华民国史》上，亦作如是说。
这一点实颇有可议，因为在兴中会成立之前，还有杨衢云烈士和他的一伙同志在香港所组织的“辅仁文社”。该文社成立于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另一说为1892年），比兴中会要早四年多。它最早的创立者杨衢云、谢缵泰、刘燕宾、何星俦等十余人，其年龄、学历、社会背景，和他们“推翻清朝”“创立合众政府”、选举“伯理玺天德”等主张，与孙逸仙（中山别号）他们在檀香山的小革命集团，几乎一模一样。所以，当中山于1895年1月返抵香港时，经共同友人如尢列等的撮合——尢列为文社社员，亦中山好友——这两个小革命团体，也就一拍即合，搞其联合组织了。
在这个双方联合的新组织里，他们决定用“兴中会”为会名。因为“振兴中华”这个响当当的名字，较之那酸溜溜的“辅仁文社”四个字，要冠冕堂皇多了。——后来孔祥熙等一群山西青年，也在太原组织了一个“兴中会”。这个远在华北的兴中会，与孙、杨的兴中会毫无关系。据孔祥熙说，他们那时听说海外有个“兴中会”。他们喜欢“振兴中华”这个响当当的名字，乃把他们自己的小团体取个名字，也叫“兴中会”。（这是笔者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对《孔祥熙回忆录》时，听到录音带内孔氏亲口说的。当时亦有人把孔祥熙的小组织，当成孙中山兴中会的“太原分会”，实是误听录音的结果。）
杨衢云、孙中山等在香港所组织的兴中会，事实上除掉名字外，一切皆是辅仁文社的延续，会员们也大致都是杨衢云的班底。因为杨的团体已成立四年有奇，而孙的团体还未满二月。杨是香港的地头蛇，孙则是新从夏威夷回来的，双方强弱之势是可以想象的。据说他们合并之后，选举新会长（他们叫“总办”或“伯理玺天德”）时，曾发生孙、杨之争。据后来国民党的官书所载，在同年10月他们预备搞广州暴动时，孙曾当选“伯理玺天德”或“总办”。后来“杨既获大权，遂借端要挟，而请[孙]先生以‘伯理玺天德’相让。郑士良、陈少白等闻之大愤，极力反对，士良且欲除之。先生以大事未成，首戒内讧，力表谦让，即以此席让衢云……”云云。（见《国父年谱》第68—69页）
这段官书颇难说服任何公正的读者和历史家。如所叙属实，那可能不是杨的“借端要挟”，而是孙的党羽为拥孙，暗中想搞杀杨的“苦挞打”，为孙所阻。官书甚至说杨衢云排满抗外的思想，以及他组织辅仁文社的叛逆行为，都是受中山“感召”的结果。（见前书第50页）。这些似乎都是想象之辞。有人或许要说辅仁文社的宗旨是“以友辅仁”，它是个社交团体，而非革命团体。其实辛亥首义时，最活跃的一个组织则是“文学社”。文学社却是革命团体，而非社会团体。所以名字与实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在地下革命的时期。我们不能望文生义，或以辞害义。
须知杨衢云开始其革命行动时，孙中山还是个用功的医科学生。1894年中山还亲赴天津“上书李鸿章”呢！他“上书”不幸被拒。如果李鸿章英雄识英雄而重用了“孙文”，中山不也就是清政府的“能臣”了吗？哪里还搞什么“革命”（他们那时叫“造反”）呢？所以在这一阶段里，杨衢云是否受“先生感召之深”，吾未敢必。而孙在“上书”被拒后走上排满革命之途，所受杨衢云的影响，倒是很明显的。
再者，兴中会最初在檀香山组织时，其形式和性质也只是个“银会”。会员每人出“底银”五元，“股银”每股十元，购买愈多愈好。目的是“举办公家事业”，事业成功，每股“收回本利百元”。该会宗旨，除报国之外，“兼为股友生财捷径……比之[向清朝政府]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见冯自由著《兴中会组织史》及《香港兴中会章程》第八条）所以在檀香山的兴中会里，孙逸仙是在暗中筹款造反，而绝大多数“银会”会员，则是在买“乐透奖”。这个兴中银会的会长也不是孙逸仙而是殷商刘祥。但孙是这银会首会的得利人——他筹到港币13000元，外加个“兴中会”的组织名义。有了这些本钱之后，中山便匆匆赶回香港向杨衢云洽商（事实上是bargain）两会合并的事务了。合并之后，会长一职顺理成章自然应该是杨衢云。是年10月，他们竟然发动了“义兵3000人、洋枪600杆”外加火轮船二只的广州起义。试问中山皮包里的13000港币，能买几枝“洋枪”呢？这些起义的本钱，显然都是杨衢云搞起来的。中山半途加入罢了。可惜杨氏早死——1901年1月10日被清吏刺杀于香港，他的事迹功勋就被埋没了。所以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是应该从杨衢云开始写的。
笔者写这段小辩正，绝无意贬抑中山先生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相反，我们更上层楼地尊崇他为我们的民族领袖；民族领袖应有其不偏不倚的民族领袖的地位。因此，我们不愿采用“党史家”为“党魁”作传时，视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谱牒方法罢了。
青少年时期的孙中山先生，恕我大胆地说一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甚至如粤人俗语所说的“金山仔”。笔者蜗居纽约40余年，在“穷人哈佛”的纽约市立大学从兼课到专任，教书经验亦有30余年。在我课室内进进出出的华侨小青年，亦不下数百千人。我平时总欢喜举中山先生的故事来勉励他们。行行出状元，如今虽做不到大总统和国父，但在不断努力之下，不做“大官”也可做点“大事”嘛！其实我的学生中，卓然有成者，亦为数颇有可观。
相反地，我们如以中山先生比诸今日侨生，他老人家其实也是当年的华侨小青年之一而已。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华侨小青年或金山仔有其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是铸造后来革命家孙文的社会条件。
大体说来，他们的特点约有数端：
一、工农家庭出身。其父祖伯叔类多为贫雇农、苦力工人或小商人。胼手胝足，日常工作都在12小时以上。他们除旧有的观念和道德标准之外，平时没空亦不知如何管教子女。
二、小华侨们受父兄宠爱，甚至溺爱，类多丰衣足食，至少不愁衣食。佳子弟，颇可上进；恶子弟，则至为堕落。
三、教育水准，下辈平均都在高中以上，远超过长辈。——当年老辈华侨多不识字，纵识字也不过稍读“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而已，而下辈则于“三百千千”之外，有的且精通外语了。
四、以汉语的“弱势文化”，在海外对抗西语（英语）的“强势文化”，老辈多不谙外语，为自尊自重乃坚拒同化。因此，一般老辈华侨较之国内人民，更为保守；而讲“双语”的小辈于自卑之余，则趋向“全盘西化”。所以，他们父子之间“代沟”极其严重。笔者本人便不时为学生父子间之冲突，排难解纷。中山先生与他的长兄孙眉曾一度反目，弄到互找律师的程度，吾知其冲突根源所在也。处于我辈今日，“西化”与“现代化”固截然有别，然在孙公青少年期，则二者固为同义字也。
五、这老少两代的华侨对祖国都有极深的感情，甚至流于“沙文主义”。但是他们两代对祖国的爱法，却截然不同——老一辈的总希望大清大皇帝多争点气，也好为我辈天朝弃民出口鸟气；小一辈的则要驱除鞑虏，创立以美国模式为张本的“共和国”和“合众政府”，乃至新的社会、新的宗教和新的道德标准了。
老实说，当年在檀香山的兴中会和在香港的辅仁文社，都是这一类的华侨青年所组织的。孙中山先生（谱名孙帝象，学名孙文、孙德明，字载之；入耶教时，名孙日新；行医时他的汉文老师区凤墀为他作一音之转改为孙逸仙，后来变成“美国公民”时，在美国护照上的英文名字则是Sun Yat-sen）当时便是这一类的华侨青年之一。他或许由于禀赋较高，幼年时确实“异于群儿”。他也确实是读书用功，做事有恒，终能“脱颖而出”。但是，他青少年期的社会背景自有其特殊模式，这模式对他有特殊的影响。
这儿更不妨附带一说。中山那时代的青年华侨，与笔者班上的侨生，亦略有不同。我班上的侨生有“竹升”（或作“竹心”）、“竹节”之别。“竹升”者，美国土生也。老华侨们认为这类小华侨，“肚子内一无所有”。“竹节”者，唐山出世，幼年来美，“两头不通气”也。
我们通番语的学术界，则叫前者为ABC。ABC者，America-born ese 也。后者则叫CBA。CBA者，a-born Ameris 也。而中山那时的华侨小青年，几乎全是CBA而绝少ABC。因为那时的旅美华侨，生存在最凶残、最下流无耻的《排华法案》的压榨之下，中国妇女，除少数妓女之外，旅美者可说是绝无仅有也。
而那些小“竹节”，则由于父亲是“美国公民”（母亲不是），取得美籍“出生纸”而旅美也。
所以这些小“竹节”绝大多数都能使用中英“双语”（bilingual）。其天资笨拙或不愿用功的，往往双语皆不通；而禀赋卓越，又肯于用功学习的，则每每两语皆精。孙中山就属于后一类。而孙逸仙这位小“竹节”之取得“美国公民权”，则通过另一管道。孙公于13岁时（光绪五年，1879年）随母就兄，迁居檀香山。那时的夏威夷是个红种人的独立王国。不幸老王于1891年晏驾。兄终妹及，夏威夷乃出了个女王。三年之后，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那一年，女王被英美德裔的白种殖民主义者篡了位，夏威夷乃变成个傀儡共和国。1900年（庚子），也就是八国联军侵华的那一年，这个小傀儡共和国就被美国兼并了。
夏威夷既变成了美国殖民地，按美国宪法，则凡是土生的夏威夷人，也通统变成“美国公民”了。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并不是在夏威夷“土生”的，但他却说一口夏威夷腔的英语，因而撒了个谎，自称出生于夏威夷，也就取得了美国公民权，领用美国护照了。可是，当他于1904年在三藩市初持檀岛出生纸入境时，如狼似虎的美国海关检员对他产生了怀疑（另说是保皇党告密），乃把他拘留于“木屋”。所幸年前中山已入洪帮，有“致公堂”堂籍，乃由该堂出美金500元保释候审，并雇请律师向华府申诉。这场官司美国移民局居然打输了，中山乃得以美国公民身分重入国境。这个“美国公民权”对中山其后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有的读者们读史至此，可能要批评：我们的“国父”，族之圣贤也，岂可弄虚作假，非法取得美国公民权？读者若做如是想，就昧于史实了。须知在那人类文明中最可耻的美国《排华法案》欺压之下，我辈华裔移民在当时美国种族主义者的“法律”分类中，是比“黑人”与“印第安人”都还要低一等的。印第安红人在那时的美国法律之下，是不算是“人类”的。因此“华人”（aman）在当时更是非人类中的非人类了。中山先生为非作假吗？朋友，你能和当时排华杀人的种族主义者这批野兽，谈孔孟之道吗？明乎此，你就了解孙中山先生何以如此做了。再者，中山的做法并不是他发明的。“美籍出生纸”在华侨社会里，是有其公开市场和价格的。
所以，近代中国最早期的革命运动，便是有上述特征的华侨小青年们所推动的。他们都是爱国华侨，寄迹异邦、粗通番语，因此得风气之先，对现代西方的新观念、新事物接触较早——比内地的知青如黄兴、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大致要早十年。由于这早晚两期的革命骨干的家庭、教育和一般社会背景都截然不同，所以标志出近代中国革命运动显明的阶段性：兴中会基本上是个华侨组织，而后来的同盟会就带有浓厚的士大夫气息了。
笔者在许多篇拙著里，都曾强调过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阶段性”，而这些大小阶段的进化，往往又是以十年为一个单元。“革命”原是我国“现代化”运动的方式之一，因此它也逃不过这个“十年一变”的基本公式。以杨衢云、孙文为首的两个革命小团体，自从1895年1月合并为兴中会以后，至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也正是整整的十年。在这短短的十年之间，革命运动在中国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现在让我们先翻翻兴中会的老账。看看这个最早的革命团体怎样地从生到死；中山本人却又如何脱颖而出，从初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
兴中会在革命理论和行动上，都是有欠成熟的。要言之，他们在政治理论和形式上是完全抄袭美国。甚至连美国佬做官就职时，捧着《圣经》举手发誓那一套洋皮毛，也照搬无讹。这原是一个“弱势文化”在一个“强势文化”的笼罩之下，反映在青年身上，“东施效颦”的普遍现象。华侨青年如此，侨居欧美的亚非拉各国的青年，亦无不如此。可是19世纪这个华侨青年的小圈圈，实在太小了。因此在那个时代，与他们有“共同语言”（on nguage）和“共同信仰”（on faith）的海内外华人究竟太少了。他们没有代表性，也就搞不出什么气候来。
再者，他们所采取的革命行动，却又是百分之百的传统的“造反”方式，有时甚至是“恐怖主义”（terrorism）。例如，孙中山在他所策划的“十大起义”中第一次的广州起义（1895年10月26日）中，中山自己的计划，便是在武装攻打督署之外，“四处放火”“施放炸弹、以壮声势”。而他们那时的革命群众则全靠“会党”。会党虽是从反清复明开始的，但发展至清末已经变了质，甚至变成横行“地下”的黑社会，为正当人士所不取，而兴中会诸公却以他们为主力，因此就没有真正的革命群众和“倚靠阶级”了。事隔五年，当清廷为八国联军所困之时，兴中会诸公再来个惠州起义，结果损兵折将，一败涂地。经过两次武装起义的失败，兴中会和它的会党朋友们也就泄气了。——最后兴中会竟消沉到只剩孙逸仙一个独人班了。
可是就在兴中会这个革命气球逐渐泄气之时，孙中山本人的声望、理论、经验和机运却扶摇直上，终使他成为近代中国史上，首屈一指的革命领袖。
原来杨、孙两人自1895年10月在广州（第一次）起义失败之后，清廷发出通缉，香港英国当局也迫令两人离港，五年之内不许入境。杨衢云乃潜往新加坡，转赴南非避难。孙中山则于11月初旬避往日本。当他于11月12日在神户登陆时，阅报才发现自己已成为支那的“革命党”。经日本报纸这一宣传，不特“孙文”已跻身为国际人物，中国近代史上也多出了“革命党”这一词语。
中山在日本略事勾留，便剪掉辫子、改穿西服，于翌年1月东渡檀香山。这时中山除母兄之外，他的妻子卢氏、长子孙科（五岁）、长女金琰（一岁），均已避难在檀。所以这位年方三十的孙逸仙，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他虽然是个职业医生，却不事家人生产。老婆孩子还要靠一度与他反目的长兄孙眉来养活。他兄弟两人此时如何相处，我们就不能轻信官书上的描述了。
可是孙中山是个最有毅力、最倔强的人。他在檀香山住了几个月之后，便抛妻撇子，跑到美国去了。这时美国的排华运动已到了疯狂的程度。中山之所以能安抵大陆，所用的证件，显然就是他的“夏威夷出生纸”。中山游美的目的，自然是想筹款和组织兴中会。但是在这方面他完全失望了。因为此时革命风气未开，而侨社中的主宰团体致公堂又十分“顽锢”（这是中山自己的话）。至于中山在美何以为生？我想他那时也和我们后来的留学生一样：“手舞银盘去复回，老子今朝作企台。”他在餐馆或洗衣店“打工”。——我们已查到中山当年在美国打工的人证。
1896年夏秋之间，孙公在美国待了几个月。9月下旬他就从纽约搭船到英国去了。他去英国的目的，显然是绕道欧洲回远东去。因为他的根据地毕竟还是在香港、日本一带，那儿有他大批的伙伴和同志。他有推翻清朝的坚定的决心。在那儿他可再次组织暴动和起义。可是他绝未想到在伦敦却突然被清廷驻英使馆所绑架。这一出发生在伦敦的历时两周（10月11日至23日）的事变，却帮了中山一个大忙——孙文在国际上原无籍籍之名，可是这次闻名世界的“绑架案”，却使他从一个大清帝国的逋逃犯，一跃而为世界一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自此以后，中国革命阵营中再没有第二个领袖，享有与中山相埒的声誉和地位。
再者，他环绕地球的不断旅行、观察和书报，也使他对发生在中国的问题，有更广阔、更深入的理解。他掌握了加富尔（Cavour，1810—1861）、加里波的（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和俾斯麦（Otto Fürst von Bismarck-Shausen，1815—1898）的现代“民族主义”（有别于我国传统的华夷之辨）；寄居英伦，他也更深地体验了英语民族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代议政府”的运作。更明白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分裂的毛病，而向往于当时正在美国风起云涌的“国民运动”（Populist Movement），尤其是这一运动的理论导师亨利·乔治（Henry Gee，1839—1897）的“单税法”（Siax System）的精髓，特别是对土地的“无劳增值”（unearned i）和“涨价归公”诸要点。好学深思的孙中山先生，在融会贯通之后，把它们有条约理地编纂起来，这就是他后来指导“国民革命”的政治理论“三民主义”了。虽然这三个“主义”，都是当时在西欧北美甚嚣尘上的政治经济理论，没一个是他具有原始性的发明，但是孙公能实际深入西方社会，耳濡目染，采自源泉，然后活学而活用之；较之与他同时或后辈之热衷“西学”、奢谈“主义”，而一知半解的夫子们、领袖们，那就高明得不可以道里计了。在那些多半是“不知不觉”的青年信徒的眼光中，则“总理”“国父”，就更是“先知先觉”的天生圣哲了。
孙中山在“伦敦蒙难”之后，应出版界之请，写了一本名利双收的小书，畅销一时，足使他在伦敦住了九个月，不虞匮乏。他于1897年7月初离英赴加拿大。再穿过加拿大至温哥华，搭船于8月中旬抵日本横滨，投宿于老友陈少白寓所。中山于1895年冬路过日本时，只是个薄有微名的中国逋逃犯。两年后“蒙难”归来，他已成为国际知名之士。他的日渐上涨的“知名度”，吸引了日本人的注意。首先慕名来访，嗣后成为中山终身密友的便是宫崎寅藏和平山周两人了。他两人都是当时日本政党政治中的活跃人物。通过宫崎和平山，中山又结识一些头面人物，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尾崎行雄、副岛种臣、久原房之助、山田良政、萱野长知等数十人。日友平山周在无意中为他又取个日本名字曰“中山”。孙公自己在“中山”二字之下加个“樵”字。其后便偶用“中山樵”作为他的日文“化名”。后来在同盟会时代，黄兴、胡汉民等对外界通信，都尊称孙总理为“中山先生”，结果弄假成真，全国上下都叫起“孙中山”来，真的名字反而不用了。其实孙公从发命令到签遗嘱，一直都只用“孙文”二字，他在公文上函札上，向未用过“中山”的诨号，而国民政府的官书和国民党的传记作者，却偏喜叫他“孙中山”，实在是很滑稽的事。
中山此次访日，来结交他的日本人盖有两大类。其一是英雄崇拜、慕名而来，如宫崎寅藏、山田良政等人。另一类则是别有居心的政客和帮会头头了，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等人。在他们的想象之中，孙文是清朝政府的死敌，而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这“朋友”在对清政策中，可能是个有用之材也。
中山的知名度在日本也吸引了一些好奇的中国留学生，像钮永建和马君武等人。一年之后，康、梁所领导的戊戌政变（1898）失败了，梁启超跑到日本。由于同乡的关系（大家都说广东话），孙、梁一时颇为接近。而梁氏的真正意图是，在国内既然搞不下去了，他们这批“保皇”分子，要到海外来打入华侨社团，抢夺孙文的地盘。私人的友谊，实在是无从说起的。
至于在中国真正翘尾巴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对孙文这个帮会头目，这时还是敬鬼神而远之，瞧不起他的。吴敬恒（稚晖）（1865—1953）就是个最好的例子，而章炳麟（太炎）却是个例外。
在八国联军（1900）之后的一两年之间，孙中山和比他长一岁的吴敬恒俱住东瀛。吴那时是中国留日学生中声名赫赫的名“举人”。中山慕吴之名倒颇有意高攀一下，而吴稚晖此时却是个尾巴翘得比天还高的“一举成名”的士大夫、臭老九。他才瞧不起这“绿眉毛、红眼睛”的黑社会头头呢！竟然不要见他。吴举人尚且如此倨傲，中山那时如想谒见比他小两岁的蔡元培进士（1868—1940），恐怕也不能如愿，可是这时已文名满全国的章炳麟（1869—1936）倒颇看重孙文，两人时有往还，斯为中山结交中国士大夫之始，不幸两人后来竟反目成仇。
可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进度是快速的，为时不过三数年，河东就变成河西了。盖庚子拳变之后，尤其是日俄战争（1904—1905）前后，清政府和中国士大夫阶层也追随上述华侨青年之后，体会到传统的老一套搞不下去了，非兴“西学”，搞革命或维新无以自强。西学西语一时顿成显学，老辈不再歧视，小辈则趋之若鹜。因此，留日留欧的公自费留学生乃成群出国，势如潮涌。日俄战争期间，东京一地的中国留学生，便多到两万人。欧美两洲亦各有百数十人。
这时吴稚晖举人亦以《苏报》案牵连，做了政治犯，逋逃伦敦。比中山晚出十余年，他也“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语见中山先生于1896年“伦敦蒙难”后之自述）。再看所居之地，物品之盛，习俗之醇，“不图三代之治，见于今日”（这是清廷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对英伦的印象）。吴举人傻眼了。以他那四十之年，无锡之腔，霜晨月夕，还在大啃其初级英语abc拼音，稚老真要跳楼了。这样也才开始认识孙文并不是“绿眉毛、红眼睛”的江洋大盗；相反地，孙文是个眉清目秀、温文儒雅，语通英汉、学贯中西的大博士、洋翰林，世界一级的政治家和革命领袖。以一个无锡的土举人和孙公相比，真是丘陵之与泰山也。所以，吴稚晖就要把所有“线装书都丢到茅坑里去”，尽弃所学而学焉。因此，他在伦敦第一次见到中山之后，傲气全消，搞了一阵无政府主义之后，终于做了个诚恳的孙文主义信徒而50年不渝也。
40岁的吴举人尚且如此，二十上下的革命小青年和留学生，就不用说了。“江流石不转”，孙中山未变也，可是潮流变了，中国现代化运动已进入另一阶段。孙公的历史任务也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个同盟会的阶段了。
可是就在同盟会成立前两年（1903），中山在日本还只是个灰溜溜的会党头目。他显然自觉在日本久住无聊，乃于是年9月底离日赴檀香山。但是斯时中山潦倒到资斧全无，由侨商黄宗仰慨赠银洋200元，始能成行。
中山此次一别八年重返檀岛，再转美洲大陆的道理，显然是他在远东两次“起义”（1895与1900）之后，一筹莫展，想回到美洲另觅机缘。中山先生这个人的长处是信仰坚定、百折不挠，必要时破釜沉舟，为着远大目标，不择手段，亦在所不惜——这就是不拘小节的英雄本色。写历史的人如把他老人家看成个循规蹈矩的圣贤或迂夫子，就大错特错了。他此次回檀岛，发现他早年的小团体早已风流云散。檀香山已成了保皇党的天下。他的家这时还在檀香山，但是家人对他的态度，可能也是“妻不下织，嫂不为炊”了——这位满口大话，不事家人生产的“老二”，他们怎能相信他后来竟佩“六国相印”呢？一不做、二不休，中山乃于1904年年初加入洪帮（致公堂）当了“洪棍”。洪门的义气居然帮助他穿过美国移民局的拘留所，而二次进入美国。
中山于1904年3月底抵美，在美一直住到是年冬季才应中国旅欧学生之约去欧洲。他在美国由西岸到东岸，跑了大半年。其目的无非是组织兴中会，并筹募革命经费。显然他是一文未筹到。正式加盟愿意和他一道革命的，据最可靠的第一手史料——冯自由著《革命逸史》所载，也只找到邝华泰一人。两个人革什么命呢？真是可叹。因此在1904年风雪交加的严冬，中山形单影只地住在纽约市贫民窟中的一间单人房（rooming house），真是四壁萧然。虽然他个性倔强，永远不认输！
可是就在中山命运的最低潮，“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真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忽然收到中国旅欧学生汇来一笔巨款，据说有八千佛郎（亦译“法郎”）之多，并约他即时赴欧，共商救国大计。这一下峰回路转，中山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又进入一个新纪元。
旅欧中国学生何以忽然心血来潮，汇款邀请中山呢？原来就在中山这段不得意的时期，革命意识和时机却在中国大陆迅速上涨。在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于1895年4月签订之后，全国上下还寄望于康有为、梁启超所发动的强学会和变法维新。孰知1898年戊戌变法彻底失败了。失败之余，大清帝国也就在这一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几乎遭了瓜分之祸。笔者曾另有专篇记其大略。别的不谈了，就说香港吧！九龙就是在这一年被英国强迫“租借”了99年。——时至1997，租约期满，女皇陛下就要按期归还了。也就是这一年，德国强占了胶州湾，它的老搭档帝俄也“租借”了旅顺、大连。为阻止此二强垄断中国东海岸，英国又加租了威海卫。法国不甘后人，一下也就霸占了广州湾。大小帝国主义这时在中国都大搞其“势力范围”，要不是列强的野心为“均势”（bance of power）所阻，他们早就把这个“东亚病夫”大清帝国瓜分了——那个不幸的“欧洲病夫”鄂图曼大帝国就是被他们这样啃掉的。时至今日那个不自量力的伊拉克小独裁海珊，还想“收复失地”——并吞同文同种的科威特，哪里由得他呢？
在1898年大清帝国已危如累卵，瓜分之祸迫在眉睫，可是我们那个昏聩糊涂的慈禧老太后，竟然异想天开地搞出一套“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来“扶清灭洋”，那就荒唐透顶了。作者落笔至此，何敢冒犯那品质高贵、大义凛然的贫下中农所组织的义和拳？我所可惜的只是他们气功未练好，惹起了八国联军，又抵挡不了洋人的刀枪直入，在《辛丑条约》中累得我们四万万无辜老百姓，每人各赔纹银一两罢了。——那时我祖父家中，男女老幼也有十多口，所以我家大致也赔了十多两银子。因此在下写这段历史，也大有可抱怨的权利。
拳变刚了，又爆发了两大强邻的日俄战争（1904—1905）。这两个混账的帝国主义竟然为抢夺我中国的土地财宝，在我国境之内开起火来。而更混账颟顸的，却是我们的清朝政府。它无力阻止两个强邻在我国土上作战，竟然公开地把辽河以东的土地划为“战区”，而自己在辽河西岸宣布“中立”。
朋友，这时的中国哪里还配称为“国家”呢？我们连殖民地都不如。一般的殖民地都还有个殖民国来保护它。我们这个“次殖民地”（中山警语）就只好做俎上之肉，任人宰割了。但是有时有若干知识分子对大清政府发点牢骚和警告，而那批满族统治者竟能把脸一抹说，大清政权维持不下去时，则“宁赠友邦，不畀家奴”。这种话哪儿是人类嘴里说出的呢？
贤明的读者，你我如果也是那时的中国人，做何感想呢？
所以，中国的内忧外患发展到日俄战争前后，已变成所有有良知良能和最起码知识水平的中国人的切肤之痛、燃眉之急。认识它的严重性，已不限于“得风气之先”的身居海外的青年华侨了。因此就在这一两年之内，国内救亡团体组织乃风起云涌。少数爱国者甚至不惜采取牺牲个人的行动，以暗杀清朝当道。1905年9月24日，吴樾烈士（1878—1905）在北京车站谋炸“出洋五大臣”未遂而惨烈殉难，便是个突出的例子。这种恐怖主义虽无补于大局，但是它既表示出民愤之深，也炸得清吏胆寒。辛亥革命时，我们安徽第一大码头芜湖，就是被两颗“咸鸭蛋”光复的。老乡吴樾导夫先路之功也。
这时长江流域的革命小团体之建立亦如雨后春笋。一般性的民变和小规模的组织撇开不谈，那两个最有影响的华兴会和光复会也就是在这两年成立的。华兴会是黄兴、刘揆一、宋教仁、吴禄贞、张继等于光绪二十九年除夕（1904年2月15日，一说1903年11月4日）在长沙成立的，以湖南青年为主体。光复会则是1904年秋成立于上海。蔡元培当选会长，成员有徐锡麟、秋瑾、章炳麟、陶成章等人，以苏浙皖三省青年为主体。与两会同时，一批湖北青年也在武昌的湖北陆军之内，组织了一个“科学补习所”（1904年5月成立）。社员中有曹亚伯、张难先等，后来也都是革命阵营中的骨干。一眼看来这些革命小团体，似乎是各地区青年分别组织的。其实不然。他们彼此之间乃至他们与“留日”“留欧”“留美”等学生团体的“海外关系”不但声气相通，会员之间更有千丝万缕的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往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则是他们的宗旨、目标和方法，实在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武昌起义的前夕，更有一些新的小团体出现，如“共进会”“日知会”“文学社”等等，其实都是上述这些小组织的骈枝机构。只是搞小圈圈，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性。君不见纽约市爱好“国剧”的“票友”们，他们唱的都是些完全相同的《武家坡》《春秋配》一类的戏目，却组织了五六家不同的“票房”，结果没一家可以单独“上台”唱戏。要“宣扬国粹”，还得彼此“挖角”和“借角”。人们或问：诸公诸婆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呢？朋友，要能联合起来，岂不变成德国人和日本人了？那还是什么中国人呢？
长话短说，时至20世纪初年，大清帝国害了癌症，气数已尽，非垮不可了。“墙倒众人推”！众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罢了——这便是清朝末年，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和性质。
再问一句：这些革命团体和革命单干户的共同方向、共同方法，又在哪里呢？要言之，则以1903年出版的畅销书，邹容烈士所写的《革命军》最有代表性。我们这位死年才20岁的“邹大将军”主张：“推倒满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蛮政府”，“驱逐住居中国之满洲人”，“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建立“中华共和国”——这个“共和国”还要以美国为模范。如此而已。——这几条简单的口号实在是辛亥之前，大清帝国之内，从朝到野、从男到女、从老到少、从农村到都市、从国内青年到留日欧美的学生，乃至绝大多数华侨一致的呼声。他们的方法则是组织革命团体，活动新军，联合会党……“他们的精神，干干干；他们的武器，手枪炸弹……”
可是把这个全国统一的意志（national sensus），简单地概念化（ceptualize）一下，还不是孙文那两句老口号“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这个口号，孙文和杨衢云在十年前不早就叫过了？那时无人理睬，现在却变成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这一下不得了，孙文就变成全国共同意志的发言人、将来中国的形象和意蒂牢结中的“先知”（prophet）了。大家想到了他，敏感的青年留学生就要请他出来现身说法，甚至实际领导了。这样一来，就使得我们的国父中山先生从美洲的灰溜溜，变成欧洲的香饽饽了。
首先汇了8000佛郎把中山请到欧洲去的，是湖北籍的留欧学生朱和中、贺之才、胡秉珂、魏宸组等人。朱、贺等湖北青年原来也是武昌城内满口新政、革命、排满的小捣乱，声势颇大。湖北早期地方当局的张之洞等原亦是新派官僚，对这些小把戏一面羁縻、一面“充军”，乃拨资把他们送到海外留学，以免他们在国内鼓动青年造反。其中最激烈者则送往遥远的欧洲，较和平者，则送往东邻日本。所以，他们都变成留欧、留日的“官费生”。
那时的“官费”和后来的“庚款”一样，是十分充裕的，因此每一个“官费生”都是个小富翁。而且他们又都是富裕家庭出身的小少爷，轻财仗义。既到“花都”等大城市，才发现自己原是些土包子，而孙文却是满口流利英语的留学生老前辈。敬佩之心，不觉油然而生。乃通过与中山有旧的鄂籍旅美学生刘成禺，邀请中山先生赴欧一晤。
这时待在纽约的孙中山，原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我相信他那时在纽约以“打工”为生。50年后的不才，也是纽约市内的一个穷光蛋，也以打工为生，深知这批打工仔当中藏龙卧虎，而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便是我们打工仔前辈中最大的一条“龙虎”。只是在1904年冬季，忽然8000佛郎凌空而降，他不啻中了“乐透”头奖。因此一下把“银盘”扔掉，一溜烟就跑到欧洲去了。——在欧洲，中山先生是有崇高声望的，因为他是当年震惊世界的伦敦事变的主角。
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布鲁塞尔和柏林，中山与那百十个汉族留学生真是一拍即合。他是个名震国际、革命经验丰富、英语流利，又博览群书，满肚皮哲学，而又有正式M.D.学位的老留学生。（其实孙文并无M.D.学位，但是那时的留学生都以为他有，孙公亦未尝自谦。）那批斗志昂扬，却两头不通气的小竹节，哪里能和他比？很快地，中山就搬出他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老套套，把他们组织起来了。——这个新组织是没有名字的。中山怕引起留学生的反感，没有把他那个早已死掉的“兴中会”搬出来复活。（事实上年前他尚在檀香山时，已不愿再用这老名字，而改用“中华革命军”了。）
这时中山自觉已经是个世界级的革命领袖，与英法政府当局都有往还，实在不能再住rooming house了，他要搬入一级观光大旅馆。这意见一经提出，信徒们从无异言。据朱和中回忆，大家“争相捐助”，佛郎、马克如“雪片飞来”。中山既得巨资，在巴黎、伦敦大活动一阵，尚余“万余佛郎”，乃乘高级邮轮，直奔远东去者。
[附注]那时留法公费生每月学杂费为400佛郎。
中山在巴黎时虽然还有些不愉快的小事，如汤芗铭等四个“反骨仔”，偷他的文件向清吏告密，殊不知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琦已早存戒心，不敢妄动，还是把法国公文直接退还孙博士，并恭送中山离境了事。
中山先生于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7月19日抵日本横滨，当即由日友宫崎寅藏介绍认识了黄兴（1874—1916）。“老孙”（1866—1925）与“小黄”这两位华裔革命家的约会，为什么要通过一个日本人来安排呢？朋友，你如久居海外就知道，有些外国人对中国事务的热心，往往有甚于中国人自己。
孙、黄两人晤面之后，真是一见如故。黄兴这时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实力派、中坚人物。他有个生气蓬勃的华兴会。会中围绕着他这个30岁的青年领袖的，是一群干劲冲天的小“湖南骡子”。他们勾结了长江中上游最有势力的会党哥老会，在中国内部十八行省中心的两湖地区已搞过数次造反行动，死了不少英雄豪杰。如今这群小头头逃到日本，个个都在摩拳擦掌，要得机渗透回国，重新来过。他们留在两湖地区的还有千千万万的小革命，分散在“新军”之内，附托在教堂边缘（清吏最怕教堂），寄身于新政、学堂、巡警等不同的机构里。他们个个都“新”得要死，和“旧”的、“老”的，尤其是老太后、老官僚、老风俗、老习惯过不去。他们有他们的小组织，但是那些逃亡于日本的黄克强（兴）、赵伯先（声）、宋渔父（教仁）等却是他们的小鬼大王、精神领袖。他们勒缰以待，静候驱策。——另外华兴会还在日本办了个机关报《二十世纪之支那》，风行一时。
在华兴会带头之下，光复会中的人马也围拢了过来。这光、华两会，在宗旨上，在社会成分上，并没太大分别。只是光复会出自文人荟萃之区，多了一些进士、举人和国故大师如蔡元培、章炳麟这样的人。他们也有一批组织家和死士像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在基层为他们披坚执锐的，也有个骇人听闻的青帮。
总之，这两个团体的靠拢，已把长江流域的革命精英笼络过半矣。其实那时留东学生两万人，人数较多的省份大致都有学生会的组织。这些地方性组织虽非革命团体，然类多倾向革命。一经号召，都是革命的后备军。所以孙、黄接触之后，他们就想组织起一个全国性的大同盟了。
但是这些革命社团，却都有其先天性的缺点。就谈打倒专制、建立民国吧！他们之中几乎没一个人知道，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家，是个什么样子。换言之，他们都是一批未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不会讲大话、谈学理，只能动手、不能动口。他们也没有海外关系。同文同种的中国和日本之外，也不知欧美华侨社会是什么个样子，对欧美国家去协商、去折冲樽俎，是如何个协商法、折冲法，这一点他们就得听孙中山的了。
我们的国父中山先生原是个见多识广，能说会吹（学术名字叫作“宣传”吧）的，有名的“大炮”。他说兴中会单在南洋即有会员十万人。美洲更有的是金山、银山。千万华侨是如何地富庶多财、慷慨好义，为革命之母。三合会、致公堂是如何地凶狠，清吏无不闻声落胆。他与欧美朝野两界的过往，又是如何地得心应手……总之，这些小革命团体之所无，正是这位孙逸仙大革命家之所有。——大家携手合作，截长补短，何愁清社之不屋乎？
现说现卖，1905年8月13日，星期一，日本的中国留学界，在曲町区富士见楼开群众大会欢迎孙逸仙先生。先生着笔挺的白哔叽西装、戴通草帽，按时出现于讲演台上。中山是第一次以现代政治家姿态，向广大而热情的政治群众发表了政治讲演。他使尽他讲演的天赋，使尽了浑身解数，一炮而红，风靡了当时在场的一千数百位听众；通过这些听众，他也风靡了在东京的两万名中国留学生；通过中国留学生，他也风靡了数以千万计的黄海彼岸的祖国同胞。——孙文在中国革命中的不移地位，也从此确立了。
一个星期之后，1905年8月20日，在中国近代史上起划时代作用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一家市民住宅里便呱呱坠地了。（为免日本政府干涉，会名中删除“革命”二字。）
同盟会是怎么回事呢？它的名字本身就说明得很清楚。它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加上许多革命单干户）所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同盟或革命大拼盘。
同盟会最早的团体盟员计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军国民教育会、科学补习所等。按道理，这些小团体一经入盟，小团体本身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但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干法。咱中国人知识分子是欢喜搞小圈圈的，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原是无党无派之人，一经卷入“党派”，还要再制造小派系，何况原先已有党派了呢！这样一来，许多盟员就要发生“双重忠诚”（double allegiance）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了。
事实上，在同盟会成立之初，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当时当选“总理”（也就是党魁）的孙中山先生本人就是个“跨会分子”。他原是兴中会的党魁，但此时兴中会已不复存在。原兴中会员加入同盟会者，也只有中山本人及梁慕光、冯自由三人而已，而中山却念念不忘他的兴中会。所以等到同盟会需要有个“会旗”时，中山就坚持非用原兴中会的“青天白日”会旗不可。党魁示人不广，这一下就和他的副党魁黄兴几乎闹翻了。——这点小芥蒂，在这两位可敬的民族领袖心中，是死掉也要带进棺材里去的。
华兴会当时是同盟会团体盟员中，最具实力的一个。华兴会员在第一次入盟时即有九人之多，另还有个《二十世纪之支那》这个杂志和社址。这刊物旋即易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黄兴既坐了同盟会的第二把交椅，他倒能舍弃“第二种忠诚”而和中山合作无间，但是华兴会在精神上却并未消失。那些后来不愿或无意与同盟会发生直接关系的小团体，像共进会、日知会和文学社等，实际上都与华兴会有最密切的关系。
至于光复会，它在一开头便是同盟会中意兴不大的盟员。会员中最初加盟的，也只有一个人。同盟会早期的重要位置，他们也未分到一席。一直到章太炎因“苏报案”在上海坐牢期满，于1906年夏季，东渡日本，接编《民报》之后，光复会的会员在同盟会内才稍形活跃。《民报》也以太炎接编而声价十倍，畅销一时。与保皇派的《新民丛报》之笔战，尤其脍炙人口，誉满神州。
孰知好景不长，《民报》发刊未及两年，日政府在清廷压力之下，赠中山巨款15000元，礼逐中山出境。孙公未与众议，乃收下巨款（留两千给《民报》），便于1907年3月4日率尔离去。这一下不得了，几乎触怒了留在东京的全部盟员。他们在章太炎、张继等的带领之下，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驱孙怒潮——同盟会分裂了。光复会也恢复了它自由的组织，和同盟会分头革命了。是年夏季，徐锡麟、秋瑾等起义失败就义，后来国民党党史上都认他们是同盟会的死难先烈，其实他两人都不是同盟会会员。后来那位被蒋志清（介石原名）亲手刺杀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原来倒是同盟会会员，并做过《民报》总编辑。陶氏之死，算是叛徒或烈士，连治党史的也难下笔了。
同盟会这次虽然分裂，但是并没有把这一大拼盘闹垮。第一是因为这时革命的浪潮已如日中天，而且是全国性的。在千万革命志士、无数革命集团各自为战、群龙无首的状态之下，“同盟会”和“孙逸仙”却正好具备这个“首”的资格。引一句洪秀全告诉李秀成的话：“朕的江山，你不保，有人保。”
第二是同盟会的团体盟员此时已不发生决定性作用，因为绝大多数（数以千计）的新盟员，原都是一些革命的单干户。他们在入盟之前并没有个小组织，因此也没有“第二种忠诚”——他们就一心一意，生死以之，为同盟会的理想奋斗到底。这种单干户最标准的代表，便是汪精卫（1883—1944）和胡汉民（1879—1936）了。汪是广州秀才中的“案首”（即第一名，也是“三元及第”中的第一“元”），胡则是“举人”丛中“每发必中”的名“枪手”或“捉刀人”，在科举中为人“代考”。1902年胡为某兄弟捉刀皆中举，曾获报酬银洋6000饼。（见汪、胡两人自传）那时的6000元银洋是一宗吓坏人的财产。
所以汪、胡两人都是清末第一流的才士。他两人入盟之后，立刻就变成《民报》的台柱。再与章太炎等相配合，真是云从龙、风从虎，几管毛笔横扫天下。而他们对手方的康、梁也是海内第一流。因此在清末他们的文坛对阵，其光辉灿烂，真照耀古今。那时还是个中学生的胡适，也为之目迷五色，赞叹不已。所以，同盟会自然也就成为中国革命独一无二的发言人了。
但是汪、胡在加盟之前都没有参加过小组织。因为广东佬那时不论是革命或保皇，都站在最前排。搞革命要做“会党”，汪、胡不为也；搞保皇要抬举“载湉小丑”（章太炎办《苏报》所用的詈辞，章也为此坐牢），汪、胡亦不为也。所以，他两人就变成排满革命的单干户。一旦入盟，也就只有第一种忠诚，追随中山，做其肱股，而终身不渝了。中山也幸亏有了这哼哈二将。
但是那时保持同盟会不致分裂的最大功臣，应该还是黄兴。黄兴是同盟会中的实力派，也是孙公之下的法定接班人。他已是众望所归。黄兴这个人虽也是个跨会分子，却有点儒家气质——也可说是“固有文化”的涵养吧——他识大体、有气度，拒绝了赵匡胤的那件黄袍，并且苦口婆心、任劳任怨地维持了同盟会的团结，这才有后来的中华民国。
不幸后来有一些史家，按传统治史的方法，把缔造民国的功勋，全部派给了国父孙中山先生，而对黄克强的贡献，显然是只给了些低调的认可。这可把他的小女婿薛君度教授气坏了。君度不知吹断了多少根胡子。他为这位民国的cofounder老泰山明冤白谤，真忙了大半辈子。最近我的朋友汪荣祖教授著书研究章太炎（1991年6月20日台湾初版），也颇为克强不平。其实历史书为英雄做不公平的定位，是自古而然。杨衢云烈士还不是因为少了个女婿，而至今无人替他平反？再者，中国现代化是分阶段前进的。中山的历史功勋如只限于同盟会那一阶段，而没有“联俄联共”的后一段，他在历史上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光鲜。黄公不幸，没等到历史进入另一阶段，他就短命死了，夫复何言？
还有许多历史家，尤其是若干美国汉学家，像已故的哈佛学派健将玛丽·瑞德教授（Mary C.Right）。她把狭义的辛亥革命追根究底，竟发现武昌起义是文学社、共进会搞起来的，同盟会几乎没有实际参预。
我们治革命史的，如果只从“组织”这一个角度来看它，这话原没有错。辛亥10月10日武昌首义时，同盟会和那些首义团体，的确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但是“革命”原是在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下，“一时俱发的群众运动”（a spontaneous mass movement）。在爆发之前，更重要的则是有一个“全国一致信服的意志”（national sensus）。此一意志，虽革命群众人人皆有，然其中总有一两个，甚或只有一个团体，为“众星所拱”，为兄弟团体所信服，“马首是瞻”的老大。中国革命如此，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也都是一样的。老实说，辛亥革命前后，革命群众所一致笃信不移的共同意志，只有八个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须知袁世凯就是抓住上四字而掠夺了革命果实，身正大位的；他也是背叛后四字而身败名裂、遗臭青史的。）而同盟会却正是这个“共同意志”的发源地和推动者。它也是化这一意志为革命行动的“马首”。它更提供了“以美国为模范”的运作方式、抽象理论和领袖人才。——辛亥革命期间，同盟会之外，其他的小革命团体，都只是一些“娃娃队”造反有余，建立民国就不是他们办得了的事了。所以治辛亥革命史而忽略了同盟会领导的重要性，正如治黑奴解放史而低贬了林肯一样，都是二次大战后，美国繁琐史学泛滥的结果，不足取也。
可是同盟会当时这八字灵符，宣传起来虽有其摧枯拉朽之力，而实行起来却有其难易之分。那时，“驱除鞑虏”是最有效率的口号。它扩大了统战范围，缩小了打击目标。把大清帝国的一切罪恶，腐烂社会的一切不平，帝国主义的各项侵略，这些大黑锅都让“鞑虏”大哥一肩背了过去。把“鞑虏”一下“驱”掉了，一个灿烂光辉的中华上国，立刻就可“恢复”了。——好不痛快哉？！
驱除鞑虏岂难事哉？非也！现在纽约市大执鞭，当年是“正黄旗”贵族的吾友黄庚教授，便时常指着他自己的鼻子向我说：“你们（汉人）那时要驱除的鞑虏，就是我！”“我们（汉人）”那时为什么要“驱除”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小鞑虏黄庚呢？我拍拍黄教授说：“我们不但不驱除你，还把汉家姑娘嫁给你呢！”
所以孙中山那时要“驱除鞑虏”，只是驱除几个可怜又可嫌的满族寡妇孤儿和十来位昏聩糊涂，连半句“满语”也不会说的满族老头子罢了。其后袁世凯歪歪嘴，不就把他们“驱除”了？——干净利落。
可是那八字灵符的后四字“建立民国”，就不那么简单了。中山与同盟会诸公，首先即以他们自己新组织的同盟会为示范，来试验那个“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和“司法独立”的美国式的共和模式（republi model）。
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成立时，其组织形式即分“执行”、“评议”（立法）、“司法”三部。中山由全体一致推选出任“执行部总理”，黄兴当选为“执行部庶务”，等于副总理。汪精卫则当选为“评议部议长”，邓家彦为“司法部判事长”。每部各有分属。全会干部30余人，三权分立，煞有介事。然据曾任执行部书记的田桐回忆：“当时以秘密结社，最忌手续繁复。稽考时日，司法、评议二部，尤难实行。同人提议开三部联合会。遇有重要之事，将三部人员结合，一次议决实行。自此制行后，司法、评议二部未曾独立行使职权矣。”（见田桐《同盟会成立记》，载《革命文献》第二辑）事实上，当1907年3月4日孙总理接受日人馈金离日时，如此重大事件，他们显然连会也没有开过。于此一纠纷，我们就可看出这个革命司令部内，平时会务操作的程序了。其后由“同盟会”进而改组为“国民党”而“中华革命党”而“中国国民党”。连“总理”“总裁”二职称都变成孙、蒋二公专用的“谥法”，再没有第二个“总理”，第二个“总裁”了。三权分立云乎哉？有人或许要问：既然如此，革命不就不彻底了吗？朋友，革命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它是分阶段前进的。每一阶段都有些进步，搞了七八上十个阶段，“革命”就会“成功”了。用不着做急色鬼。所以当时以一个首倡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神圣政党、国父完人以身作则，尚且如此，欲以之托诸军阀及“八百罗汉”（民初国会议员的集体诨名），而期其有成，岂非缘木求鱼哉？
精通“国父思想”“孙文主义”的专家们，可能认为笔者所说的“八字”灵符，太简单化了。国父还有“五权”宪法呢！你只提了三权。国父还有“三民”主义呢！你只碰到“二民”。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你就不谈了耶？
限于篇幅，应另有专篇始能详答。简而言之，我们要知道，国父也是逊清遗老，去古未远。他老人家看中了祖宗遗教中最最可取的两大制度：考试制度和御史制度。他要把它们延续下来。于三权之外，另设“考试权”和“监察权”。殊不知这对难兄难弟，都只是在“农业社会”和“中央集权”前提下的天才发明。可是在工商业发达，现代化的“多重中心的社会”（multi-tered society）里，他兄弟就无能为力了。因为在一个多重中心的现代化社会里，要“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就以这超级工业化的美国来说吧！凡是沾上要领取执照的职业，几乎无一不要考（虽然“考试”这个怪物原是中国人发明的）。且看律师、医师、建筑师、会计师、社会服务员（social worker）、警察、邮务员、飞行师、领航员，甚至尝酒师（wiaster）、水喉工、地产经纪、货车驾驶员、计程车驾驶员、电器工、电梯操纵员、私家车驾驶员……盖不下百数十种，再加上各大公司行会，亦各有其专业考试，下及垃圾佚等等无不有其考试。一个“考试院”哪儿考得了那许多？所以中山所特别强调者，只是“文官考试”（高普考），专为入朝当官而参加之考试也。试问今日台港有志青年，有几个要做官？他们要在工商界当大老板呢！考试院派啥用场？
至于监察权就更不值一提了。我国传统上的“御史”也、“言官”也、“参劾”也，都是专制政体中的看家狗（watchdog）罢了。在一个现代化的政府之中，发生监察作用的，不是御史大夫也，反对党也！所以在一个现代化了的政体之内，防贪防腐，三权已足。政治民主化不了，搞五权、十权亦无济于事也。设个专打苍蝇的监察院有屁用？
再看看国父的“平均地权”。他的重点是亨利·乔治的“单税法”中“无劳增值、涨价归公”那一套——说浅显一点，中山先生反对现代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炒地皮”。伦敦地价在19世纪涨了3000倍，不知出了多少地皮客、大富翁。其后美国和澳大利亚也急起直追（读者也可看看今日的香港、台北甚至厦门）。亨利·乔治老兄在纽约点出了这一点。1896年中山在伦敦待了八个月，也证实了这一点。孙中山是个好学深思的人，一辈子都在中西典籍（尤其是西书）中探索学理。读到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之后，恍然大悟，非反对炒地皮不可。
中山和乔治这一套，都是相当深奥的。它不是青年留学生如薛仙洲和八股文专家胡展堂，或“一夜就学会了日文”的梁启超所能轻易了解的。所以他们都曾和中山“激烈争辩”，甚至反对到底。这一套对同盟会、共进会里面的那些革命小将来说，那就更是一头雾水了。因此共进会后来颁布的会章，一切都以同盟会的会章为蓝本，只是把“平均地权”一条改为“平均人权”。胡汉民在《民报》上谈“六大主义”，其中之一竟然是“土地国有”。
中山那时所搞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分田”“土改”，那他老人家晚年才想起的“耕者有其田”，一句话就够了。提倡“耕者有其田”，则“十代务农”的梁启超和早年贫无立锥的胡汉民，是都不会反对的。殊不知早年中山所搞的却是亨利·乔治那一套的洋东西，对胡、梁等一些土老儿说来就有对牛弹琴之感了。
其实亨利·乔治和马克思（1818—1883）一样，都是19世纪的理论家。乔治第一本谈“土地政策”的书是1871年出版的，那时资本主义的诸“大王”，都还潜龙在田，蓄势未发，只有炒地皮才一马当先。所以，乔治先生以为用“单税法”解决了土地问题，其他一切社会经济问题也都迎刃而解了。这是他老先生一厢情愿的想法。其实“经济起飞”了，哪一项利润不是unearned i（无劳增值）呢？要“涨价归公”，为什么只跟地皮客过不去呢？这就是“民生主义”的涨价归公的办法，直到今天的台湾也实行不了的缘故。现在我们在纽约的“小台北”法拉盛，一度有华裔“地产经纪”三百家，这两年来地皮跌价，据说都纷纷改行了——这就叫作“市场经济”“自动调节”嘛！中山早年的操心，是值得理解的，却是个不必要的杞人忧天。
孙中山先生实在是十分伟大的。他不但在辛亥革命时代是个最前进的思想家。搞历史的人一百年后回头看，孙公仍然是我民族最高层领袖中，近百年来极少有、甚至唯一的“现代人”。
中山先生是个现代人。他在辛亥革命时的思想，是“新”得过了头，也可说是“躐等”吧！其实他那“八字”真言，就足够领导一个“辛亥革命”了。其他都是多余的。
为着“驱除鞑虏”，同盟会一成立，他们就想到要联合会党，搞武装暴动。在辛亥之前，孙中山所亲身领导的所谓“十大起义”，有八次都是同盟会在它短命的六年（1906—1911）之内发动的。1907年一年之内就“起义”了四次，计有“潮州黄冈起义”（5月）、“惠州七女湖起义”（6月）、“钦州起义”（9月）和“镇南关起义”（12月）；外加同年7月光复会徐锡麟的“安庆起义”。1908年则有“钦、廉上思起义”（3月），云南“河口起义”（4月）；1910年则有“广州新军起义”（2月）；1911年“武昌起义”之前则有最惨烈的黄花冈（一作“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广州黄花冈起义”（4月27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
同盟会诸公为什么要不断地搞这些准备并不充分的小起义呢？而这些小起义为什么没一个能维持若干时日呢？这就因为孙黄诸公都坚信清朝政权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末日。墙倒众人推，只要他们能以有限的力量，在中国南部沿海占领一两个城市，全国各地就会一致响应，然后群策群力，就会把大清皇帝拉下马。——他们的这一构想，并没有错。辛亥武昌起义之后，各省响应之热烈，不正是如此？可惜的是清末革命党人搞了十余次大小起义，竟然没一次能占领一个城池至一个星期以上的，所以连锁反应就无从发生了。
再者，孙、黄二公都是运动秘密会党起家的，他们过高地估计了会党的战斗能力了。其实会党只是些乌合之众，而革命党领袖如孙黄等人，筹了些极其有限的“军饷”，买了些陈旧枪炮，便驱策这些乌合之众上前线作战卖命。而孙、黄两人又都是文人。孙逸仙是个学贯中西的洋翰林，黄克强则是个“文似东坡，字工北魏”的名秀才。两人基本上都不知兵，至少没有临阵经验。那些桀骜不驯的会党分子，也不一定听他们的指挥。率领他们去“起义”，正如古人所说：“驱市人为战。”清军虽说不上是什么劲旅，但至少是职业性的正规军。两相砍杀，则胜败之数，就毋待蓍龟了。所以同盟会诸子，在罗掘俱穷，运动会党发动七次起义，都一无斩获的沮丧心情之下，最后不顾一切，干脆舍弃会党，就自己赤膊上阵了。
最先丢掉笔杆，拿起手枪炸弹，去和满族王公拼命的高级干部，便是有美男子之称的才子汪精卫了。汪精卫其时年方二十七，由于《民报》的深入朝野，已才名满天下，连北京的深宫内院继慈禧、光绪（1908年死亡）执政的后妃，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汪原在南洋一带随孙、黄二公办杂务，然自觉同盟会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非自己舍身做烈士别无他策，乃留下血书不辞而别，由倾慕他的女友陈璧君向乃母逼出8000元（此为陈璧君自报，实数犹待考），乃偕璧君及同志喻培伦、黄复生等数人辗转潜入北京，诈开“守真照相馆”，谋刺摄政王载沣。小才子怎能做职业刺客呢？事机不密，汪、黄两人就被破获逮捕了。
北京捕获的革命党刺客，竟然是文名满天下的汪精卫。消息传出，一城皆惊！汪黄大狱由肃亲王善耆亲自主审，而善耆竟是个惜才之士，他首先便被汪氏的文名、仪表、供词和风采所慑服。当他把汪、黄两犯“隔离审讯”时，两人皆坚称是“个人谋反，累及无辜朋友”，叩请庭上将本犯千刀万剐而将无辜者释放。据说善耆闻供大为感动，竟放下朱笔，再三叹息，口称“义士、义士”不绝。就这样他才说服摄政王载沣，把这两个罪至凌迟处死、九族同诛的“大逆犯”，轻判为“永远监禁”的。
作者落笔至此，倒觉得载沣、善耆这些“鞑虏”贵族，颟顸误国，固罪无可逭，然较诸后来诛锄异己、残害无辜者之凶狠毒辣，实有足多者。治史者记录善恶，可不慎哉？！
汪精卫那时年轻冲动，激于义愤，不惜一死，曾引起全国同情，把排满革命带向另一高潮。其实汪氏只是因其多彩多姿，而暴得大名。当时革命党人，痛恨清室误国，沮丧之余，人人皆有必死之心。其中无名烈士，其死难之惨烈，更足铭人肺腑。即以喻培伦烈士而言，喻君原为三位刺客中的漏网之鱼，原可不死，但是最后还是自求一死，做了黄花冈上的烈士。今日世人但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又有谁知道，真正引刀成一快的小四川佬喻培伦烈士呢？！
辛亥“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最后丛葬于黄花冈的“七十二烈士”（实数是86人），他们当时是人人自求一死的。这群烈士都是当时中华民族中热血沸腾的青年，他们眼见国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间，而人民愚昧、清吏颟顸。他们原想借华侨之钱，凭会党之勇，以推翻清朝恶政。可是起义十余次之后，才知借华侨之钱匪易，凭会党之勇尤难。绝望之余，乃决心以一己血肉之躯，做孤注之一掷。这就是七十二烈士死难前的孤愤心情。
他们死得太惨烈了。80多人原是同盟会的骨干，他们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将相之才，却被当作冲锋陷阵的小卒牺牲了。一旦集体牺牲，则同盟会之精英斫丧殆尽，但是他们之死也挖掘了我们民族的良心。——全国暴动已蓄势待发，清廷恶政也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果然距七十二烈士之死，为时未及半年，便发生了10月10日（阴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义，从狭义的观点立论，这就是“辛亥革命”了。所以所谓“辛亥革命”者，便是近代中国为“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而发动的革命运动之最后一次的“起义”。通过这次起义，则“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两大目标，便完全达到了。——因此吾人如认为“中国现代化运动”是有其阶段性的，则“辛亥革命”应是第一阶段，而且是完全成功的第一阶段。不过，其后还有三五个乃至七八个阶段，有待突破罢了。
可是我们如果是“一次革命论者”，认为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国共两党的理论家，都是一次革命论者，就难怪孙中山先生要慨叹“革命尚未成功了”。
让我再看看这武昌起义是怎样搞起来的。
长话短说。直接推动武昌起义的，有两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另一个团体日知会则作用不大。它只是个被革命人士用为盾牌的圣公会读书室的名字。那且也早在辛亥前就解散了。
共进会于1907年成立于东京。原动议人为同盟会内黄兴以后最末一任的“庶务”刘揆一。揆一为什么于同盟会之外，再组织个共进会呢？其原因是同盟会闹分裂。光复会退盟，孙中山与汪、胡等人在南洋另组同盟会“总部”，因此原同盟会分子之留日者，不愿再隶属于老同盟会。刘揆一是倾向于中山的，所以他想另组一个与同盟会性质相同的团体以为弥缝。
据共进会成立宣言：“共”者“共同”也，“进”者“有进无退”也。所以它也是许多小革命团体的“共同”组织。宗旨与同盟会完全一致。只是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至于会旗，他们就不用孙中山坚持的“青天白日”了，改用“锥角交错”的十八星旗。中国那时有十八行省，每省一颗星，显然亦以美国星条旗为模范也。新会既立，一时颇得人心。各省英雄纷纷加入，如川人张百祥（百祥与哥老会有渊源，故被选为第一任总理）、熊克武、喻培伦，鄂人居正、孙武，湘人焦达峰、覃振，浙人傅亦增、陶成章……均是一时之选。东京之会既立，旋即移师武汉，俨然是长江中上游的革命重心。虽然共进会与同盟会之间并无直接关系，然“共进会亦戴同盟会总理为总理，以示不与同盟会分别门户，独成系统也”。（见蔡济民、吴醒亚合著《辛亥武汉首义实录》）如果此言可信，则本篇前引美国史家玛丽·瑞德之言，就不攻自破了。
武昌首义时，第二个主要团体文学社，则是个青年军人的组合，原名“振武学社”。盖清末行新政，练“新军”，在袁世凯的“北洋六镇”之外，以湖北张之洞所练的“鄂军”最有成绩。袁世凯狡猾而专横，他的六镇之内不用有革命倾向的留日学生。张之洞则较开明，他不但大批保送优秀青年留日，并且重用留日归国学生以扩展新政、新军。不幸的是，在任何腐败的独裁政权之内从事改革开放，都是自掘坟墓。因为有旧政权的克制，改革开放便不可能顺利开展。一旦改革不能尽如人意，则改革运动中的大批“新”人，就必然要走向叛逆之途。——这就是辛亥年间，新建鄂军之内，其所以革命党成百成千的道理，而文学社则是他们的秘密组织。文学社成立于辛亥之初，社员遍布鄂军诸标（即现今之“团”）及工程营、辎重营、炮兵队等单位。所以他们一旦搞起“起义”来，就同孙、黄在华南所策动的不一样了。在南方他们多半是以“乌合之众”对抗“正规军”；在湖北他们要“起义”，那就是“正规军叛变”了。搞军队叛变的效率，较之搞会党暴动，自然就事半功倍。
不过文学社里的小革命家，却有个美中不足之处——他们之间，有兵无将（这和同盟会内有将无兵的情况，恰相反）。文学社的首任社长蒋翊武（湖南澧县人），也不过是鄂军混成协第四十三标三营里的一个小士兵。后升正副目（正副班长）。其他列名史册的辛亥功臣熊秉坤等人也都是小兵。所以他们一旦造起反来，局面搞大了，就有有兵无将之苦——后来情急智生，竟强迫一个反革命的旅长（混成协的协统）黎元洪来领导革命。辛亥之夏，四川“路案”骤起，清廷要调鄂军入川弹压，而众兵丁不愿离鄂。文学社与共进会乃暗通声气，终于联合造反。10月10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268年的大清帝国就摇摇欲坠了。
辛亥革命，尤其是武昌起义的故事，史家所记盖不下千百万言。笔者个人在海峡两岸的近代史研究所暨老友章开沅、谢文孙诸教授鼎助之下，所收中西日文书目便有数千种之多，允为“民国史”中各专题之最。按题翻阅起来，岂一人一辈子所能了？
可是武昌起义的实际情形，亦不妨以三数百言一笔带过：武昌起义是清末革命党人所发动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装暴动，而能占领城池至一星期以上者。它也是如孙黄诸公所逆料的，一旦站稳脚根，则全国各地便会做连锁的响应（ rea）。从湖南、陕西、江西（10月22、23日）开始，时未逾月，全国便有13省宣布独立，而策动独立的主要分子往往不是革命党，而是各该省内，由立宪（保皇）党所掌握的民意机关——谘议局。这样一来，那些无用的满族王公应付不了，清廷乃召回已被摈斥的袁世凯来撑持危局，而袁氏则养寇自重——一面“进剿”，一面又与革命党人私通款曲。他向武汉三镇反攻，也只取二城，留个武昌给黎元洪、黄兴这一架两头马车去慢慢拖延。
原来当黎元洪被拖出做革命军的“都督”之后不久，黄兴亦赶到武昌（10月28日），并被推举为革命军战时总司令。如此令出两府，便隐约引起黄黎、湘鄂两派的分歧。黄兴苦战经月，终致两汉皆失，武昌垂危，黄氏终为鄂派孙武（民间误传为孙文之弟）等所排斥，悄然解职遁返上海（11月27日）。然克强虽去，全国革命形势已如火燎原。越日南京光复（12月2日），各省遣沪代表复举黄兴为革命军大元帅，以黎元洪副之，拟组临时政府奠都南京，而鄂方拥黎者则坚主黎正黄副。相持不下，俨然成为十余年后“宁汉分立”之前奏。而此时革命军的旗帜，鄂方所用者为共进会的“十八星·锥角旗”；宁方所用者，则为自制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而广东光复时（11月9日）所用者又为“青天白日旗”。一军三旗，亦见革命党人错综复杂之组织关系也。然斯时民国未建、鞑虏犹存，黎、黄双方为自解计，竟分电袁世凯。袁如倒戈反清，当公举之为民国大总统。斯时归国途中的孙中山亦有相同的表示——遂奠定清末民初，安定中国“非袁不可”之局（“非袁不可”四字为新出狱的汪精卫所发明）。
但是在袁氏遵约倒戈之前，总得有一番和谈，以终止此南北对峙之局。这样一来，则南方这个支离破碎、一军三旗的纷乱场面也得有个整体的规划和一个总负责人。黎黄二公既相持不下，则声望原在二公之上的孙文，就呼之欲出了。时局发展至此，袁氏亦觉时机成熟，由前敌将领段祺瑞等42人一封联衔通电（民元1月25日），六岁的宣统皇帝就遵命退位了。
当国内革命运动闹得如火如荼之时，孙中山先生在做什么呢？香港那时不许他入境，日本亦做有礼貌的挡驾。中山活动的地区，只限于南洋。后来南洋荷属、法属、英属诸殖民地，为着向清廷讨价，对他亦不表欢迎，弄得中山无处存身。以致在民国前二三年间（1910—1911），他连绕地球二匝。全部时间都用在旅途之上了。
中山旅行之目的何在呢？他是在寻觅有钱有势之欧美人士，同时也想加强他在美加一带的同盟会的基层组织，为计划中的“起义”而筹饷。
中山对欧美当局寄存希望最大的原是法国。他在1905年夏应中国留欧学生之请路过巴黎时，被汤芗铭等所窃走的文件之中，便有一封法国当局把他介绍给安南总督的信件。法国驻安南的殖民地官员，当时窥伺中国之不暇，何厚于孙文？显然这些帝国主义者是想利用孙文，而孙文饥不择食也想利用他们。
后来同盟会成立了，中山席不暇暖，便于是年10月自日本专程经过西贡，赶往马赛、巴黎。舟过吴淞口，并与专程来访的法国在华驻屯军参谋长做最机密的往还（简直是一种“合符将兵”的方式）。其后中山并派专精英语人员，偕同法国军官，前后凡三人，前往与法国殖民地安南接壤的广西、贵州、四川三省，做实地调查。法人此举用意何在，就发人深思了。后来密件泄露，清廷据以抗议。法国驻华公使亦为之吃惊，乃行文向巴黎问询。法政府居然要其驻华公使，不必管闲事。中国政府亦无如之何。（有关此事件的中国资料散见政府档案及私人杂著，包括《国父年谱》，法文原始史料亦不难查证也。）
1909年5月，中山做“第四次环球之行”时，亦自新加坡径赴马赛转巴黎，在巴黎住了一个多月。他到巴黎的目的，据说是“竭力运动一法国资本家，借款千万”。其主要牵线人则为前任法国安南总督。据说是“将有成议；不意法政潮忽起，法阁遽改组……此人[资本家]迟疑。因其非得政府之许可，断不肯在国外投巨资，事遂不谐”。（《国父年谱》卷上，第265页；亦见中山于1909年10月29日发自伦敦的《将赴美洲致各同志函》，载《国父全书》第419页。）
据吾友吴相湘、蒋永敬诸先生之考据，辛亥之前中山在世界各地所得捐款，总数尚不及50万。何来此法国千万富商？所以此一“资本家”很可能便是法国政府自己，而法国政府投此“巨资”，意欲何为？而中山要吸引法国投此巨资，“条件”又为何？均史无明文。盖同盟会当年与西方诸帝国主义所办的秘密“外交”，均由中山独任之。黄兴、汪、胡等人因不通西语，亦不谙西情，均不知仔细也。
中山先生此时虽病急乱求医，四处筹款，但所得则极其有限。东西帝国主义都想利用他，但是又不信任他。中山当时在美洲华侨界的最大靠山厥为“洪山致公堂”，而致公堂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口惠而实不至。据中山先生于1910年3月1日（宣统二年庚戌正月二十日）《致美洲同志赵公璧函》，他的第九次起义之失败，实因缺款5000，而“波士顿致公堂初许担任5000，所寄不过1900余元。纽约致公堂许担任者，一文未寄……”。
所以在近代史书如邓泽如所著《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中所罗列的十万八万之数，都是“认捐”的数目，或事后夸大之辞，不是实际的收入。这实在不是致公堂诸公悭吝，而是中山的革命原是个无底洞，钞票是填不满的。加以当年华侨社区之中，既无“王安”，亦无“包玉刚”。大家都是打工仔，在美国《排华法案》欺压之下，做点洗衣店、餐馆的苦力劳动，终年所得，勉却饥寒。在一身难保之下，支持革命，已尽其所能了。过分捐献，大多力不从心。因此，中山先生在辛亥七十二烈士死难之后，他实在已罗掘俱穷，甚至自身也衣食难周。
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中山时年46，正值壮年。据党史所载，他那时正在北美“致公总堂”支持之下，组织个“筹饷局”，到处巡回讲演革命，筹募军饷。但据一些私人记述，中山此时日常生活都很难维持。武昌起义期间，他正在科罗拉多州典华城（Denver，亦译但维尔或敦复）一家卢姓唐餐馆中打工，当“企台”（粤语茶房）。他原先对“武昌暴动”的消息，并未有太强烈的反应。因为同样的起义他已领导过十次了，何况这次的发动者和他并无直接关系呢！可是一天他正手捧餐盘自厨房出来为客人上茶时，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声说：“老孙，你有份电报。”说着，那同事便把那份来电丢到“老孙”的餐盘中去。中山拆阅来电，不禁喜出望外。原来那电报（显然是黄兴打来的）是要他立刻束装回国。因为革命情势发展迅速，“中华民国”可能即将成立；一旦成立了，则首任“大总统”，实非君莫属也。——果然，两个多月以后，企台老孙就真的做起中华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了。
笔者写出上段孙中山先生的轶事，朋友们骤读之下，可能认为是稗官野史。其实这故事的真实性相当高。因为把这份电报丢到中山餐盘内的那位“企台”，和这家餐馆的主人卢瑞连君，据说在二次大战期间都还健在美国。卢君的长子卢琪新君曾任国民党中央社“驻美京特派员”，与笔者老友、名记者龚选舞君曾长期同事并为好友。卢的次子卢琪沃君，曾任“青年归主教会”的牧师，也是交游广阔之士。他们卢家与孙公为世交好友和同乡同志，可能还是至戚。中山先生当年在他们餐馆中帮忙做企台，原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在那清末民初劳工并不神圣的中国社会，如传说孙总统曾在美国当茶房，恐怕会引起国内守旧分子不必要的误会，所以孙公讳言之。卢家父子为亲者讳，除向至亲好友，作为革命掌故笑谈之外，亦未多为外人道。
笔者在80年后的今天，写出中山先生当年这段小轶事，正是要宣扬一代圣贤的伟大之处。不才在美求学期间亦尝打工有年。今日中国在美的清寒留学生，有几个没打过工？——在美打工，何损于孙国父的日月之明？相反，孙公的打工正可说明先贤缔造民国的艰难，足为后世子孙追念耳。
中山于1911年10月中旬离开科州回国，便道访华府、伦敦、巴黎，想举点外债，以度艰难，却分文无着。可是中山是当时革命党人中，唯一可以结交异国贤豪、华侨巨富的最高领袖。一旦自海外归来，中外各报皆盛传他携有巨款回国来主持革命。当他于1911年12月25日偕胡汉民抵上海时，各界皆以巨款相期相问。中山答曰：“我没有一文钱。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的精神！”——我们后辈打工仔固知我们靠打工维生的前辈，一文不名也。至于“革命精神”之充沛，也倒是一样的。
中山这次自海外归来，可说是“适得其时”（perfect timing）。他是12月25日在上海上岸，12月29日全国17省代表在南京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每省一票），他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在南京就职。改元、易服，使用阳历。中国历史上3000年的帝王专制和最后268年的满族入主，同时结束。中华民国也就正式诞生了。
辛亥革命如今整整80年了。80年回头看去，辛亥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辛亥革命所完成的两大任务：驱除鞑虏，建立民国，前者是没什么可说的，重点是在后者。
什么是“建立民国”呢？简单地说，就是“把君权换成民权”。君权是“中古”的制度，民权是“现代”的制度。在政治上把“中古的制度”换成“现代的制度”，用个抽象的名词，便叫作“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不是任何国家所独有的，它是世界历史上的共同现象。而各国又因为历史和社会等条件的不同，其政治现代化的程序，亦有长短、缓急、迟早、逆流、顺流……之不同。
具体说来，把“君权”换成“民权”，以美国为最早——美国摆脱英皇于1776年，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国”（republic）。但是美国建国不是一蹴而就的。他们“英语民族”自有其特殊的“英美政治传统”（The Anglo-Ameri political tradition）。大体说来英语民族成功地约束王权，盖始于“光荣革命”（1688）。自光荣革命到美国革命，他们大致挣扎了80余年，才“建立”了一个说英语的“民国”。
法兰西民族从君权完全转换成民权，自法国大革命（1789）到第三共和之确立（1875），大致也挣扎了80余年。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历经军阀起伏专政，直到1945年战败，也挣扎了80余年，始搞出点民治的雏形来。
比诸世界先进的民治国家，老实说，咱们中国人向现代民权政治进展，也不算太坏。我们自辛亥革命搞起，至今也已80年了。80年中我们出了一个只在位83天的袁皇帝。1917年宣统爷也回来搞了几天。但是我国近代史上，从君权到民权的转型浪潮，正如今夏（1991）百年一遇的洪水……朋友，对付这场洪水，君不见官家只能“炸堤”，哪儿能“筑堤”呢？——“社会科学”还是应该多学点才好！
我们搞“炸堤泄洪”大致也要搞它八九十年。这时限是民主先进国家一致遵守的通例嘛！——所以我们的成绩，不算太坏！
那么，“辛亥革命”在我们这“从君主到民主”的百年“转型期”中，算个什么呢？
曰：广义的“辛亥革命”（1890—1912），是我国历史上从君主到民主这个转型期的“开始”。
狭义的“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0日至1912年1月1日），则是这个“开始的结束”（The End of a Beginning）。如此而已。请读者诸位指教。
【1991年9月1日脱稿于北美新泽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