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文学经典：时间的朋友和敌人》，要点为：文学经典不是靠造势哄抬起来的，它是时间淘洗的结晶。时间既是文学的朋友，也是它的敌人。有的作品，出版就是死亡；有的作品，出版才是起步。让我高兴的是，《绝秦书》出版已经七年了，至今热度不减，学者评论文章不断，网上讨论此起彼伏，各地《绝秦书》读书会（包括海外境外）轮番举办，光网上听书就有四个版本，听众达百万人，英文法文译本也在翻译出版当中。正像评论家段崇轩所言：“《绝秦书》出版七年，有人读，有人评，有人翻译，已然是经典了。”
感谢段先生的美意，不过七年时间还是太短，经典需要更长时间的考验。因此《绝秦书》需要再版，需要继续接受读者的检阅。所幸在初版合同期满的两年后，我遇到了独具慧眼的新星出版社和一直关注拙著的高晓岩编辑，大家彼此信任，坦诚以待，于是有了这次出版修订本《绝秦书》的机会。
这次修订，除了内容有一些文字调整外，最大的变动在结局。修订本的结尾是全新的，其中一些主要人物的命运发生重大变化，比如周立功，初版中他死了，现在的结局是，他活着，还去了台湾；土匪旱地龙在初版中死于保护粥棚，现在是死于解救明德堂……
其实，现在这个结局才是原本具有的。初版因为种种原因，对原来的结尾做了修改。修订本等于恢复了的最初形态。当然，可能会有读者喜欢初版的结尾。审美有偏好，这是合理的，所以我们也把初版的结尾附录其后，满足他们的要求。
总之，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个修订版《绝秦书》，是最完满，也是最权威的版本。新星出版社的出品向来以精良著称，况且这次还有平装、精装插图本套餐先后推出。修订版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全面胜过旧版。顺便申明一下：在初版合同期满将近三年的现在，网上还在销售的旧版《绝秦书》当为盗版图书。
出版七年来，读者跟我有很多互动，大家提出了一些问题，借再版之机，我集中做一解答。
读者提问频率最高的，是针对书名——为啥要叫“绝秦书”？
作品命名《绝秦书》，是基于以下原因：首先，它写的事情主要是发生在陕西（包括整个西北）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一场大旱灾，这场灾难造成了当时陕西三分之二的人口折损。陕西古属秦地，简称“秦”，当时的报纸曾以“秦人几绝矣”的惊呼形容灾难的惨烈，所以我借用了这句话，用“绝秦书”来命名这本书。其次，“秦”在甲骨文中是象形字，上部是双手持杵，下部是成堆稻谷，表示用杵状农具打谷脱粒，意为“收获”。民国十八年大旱，庄稼绝收，描写这场大灾难的命名为“绝秦书”，不是很恰当吗？第三，更深层次地说，“秦”不仅是指某个地域，并且连带地指向一种文化。秦建立中国第一个封建专制王朝，自此之后“百代皆行秦政”，专制祸害中国千年，民国十八年年馑，既是天灾，更是人祸，人祸肇始于当时的专制政治。这本书起名“绝秦书”，既是对这场灾难深层原因的揭示，也表达了作者对中国社会走向的期望：告别专制，拥抱民主。
所以，《绝秦书》绝不仅仅是一部描写灾难的，它是以灾难为切口来思考近代乡土中国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宗教的、伦理的沉沦与转型，在新旧交替中西对峙的大变动中探索中国社会的出路。正像评论家杨光祖所言：“《绝秦书》是一部命运之书，是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深入描写和反思。或者也可以说，它是一部文化寓言。”
还有读者问我，为什么会对灾难题材这么执着？特别是年轻读者，他们尤其不解。其实不是我执着于灾难，而是灾难执着于我们，“中华民族是多灾多难的民族”，这是基于历史的事实判断，毫不夸张。可是我们历经灾难却没有灾难意识，所以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历史，意思是中国的历史是无限循环，原地踏步。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社会灾难，我们无辜地经受，在付出惨重代价后就轻易忘却，不会不愿不敢去反思灾难，去探索灾难的成因，进而建立防范灾难的自然和社会机制。没有这样的机制，灾难随时都可能降临；没有灾难意识的人，甚至可能成为灾难的推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对饥荒的研究对我们很有启发，他是从灾荒现象入手，对比了不同社会制度下应对灾荒的不同方式，进而给我们提出预防灾荒的根本性的建议。《绝秦书》不是理论著作，它是通过对灾难深入细致的形象描绘还原灾害现场，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命运来显示灾害的成因和结局，进而传达出作者对灾难的反思和解读，并且期望以此来影响读者，共同完成对灾难的意识警觉和制度警戒。作为一个自诩为有担当的作家，这就是我执着于灾难题材的原因。
最后，我亮一下《绝秦书》出版七年来的获奖成绩单：
《中国作家》杂志2013年度长篇排行榜第五名
第三届《中国作家》杂志剑门关文学奖大奖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优秀作家贡献奖
陕西省作协2014年度文学奖长篇奖
海南省第一届南海文艺奖文学类一等奖
第四届柳青文学奖长篇奖
一定会有朋友问，这里面缺少中国文坛最有名气的某奖，我觉得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一样，每本书也是如此，凡事不能强求，顺其自然最好。还是我开头的那句话：“文学经典：时间的朋友和敌人！”
张浩文
2019秋于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