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周立功登上了黄龙塬。
每次回家，一放下行李，只要没有事情绊缠，周立功都会急不可待地爬上这个村寨的制高点。尽管在这里遇见过狼，险些被狼吃了，可这也挡不住他登高远望的心愿。只有站在这里，居高临下，才能把周家寨尽收眼底，才能看清这个村寨的犄角旮旯。
周立功太想念这个地方了！
这在周家寨人看来是很好笑的事情。这里有啥嘛，除了黄土就是沟坎，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可周立功对这里却有着不同的感受：这是他的故乡。故乡是对游子而言的，周家寨除了周立功，没有一个人在外飘荡过，因此他们没有故乡的概念，也就不会有故乡的感觉。不过话说回来，周家寨就算有另外的漂泊者，他也未必有周立功的感觉——因为故乡不光是地理概念，还是文化概念，没有读过唐诗宋词的人，是不会有乡愁的。在周家寨，有文化的人就两个：周克文和周立功。周克文一辈子蜗居祖宅，哪里都没去过，压根是品不出“故乡”这两个字的滋味的。
这时候太阳出来了。站在高处能看清楚远处的秦岭，太白山顶的积雪锃亮耀眼，雪线下面是黝黑的林海，林海一直蔓延到山脚下的渭河滩涂。阴历五月正是关中的暴雨季节，凶猛的河水卷着泡沫呼啸而下，轰隆隆的响声站在黄龙塬上都能听见。从渭河北岸到黄龙塬下是宽阔平坦的沃野，这是关中道最富庶的渭河平原，旱涝保收，撒豆成金。眼下夏粮已经收割了，勤勉的庄稼人正在地里播种下一料田禾。
把目光往回收，周立功就看见了脚底下的周家寨。阳光下的周家寨充满生机。鸡出了窝，在街道上撒欢。猪到了进食的时间，扯着喉咙高声吆喝，它们拿尖长的嘴巴拱抬圈门，用肥厚的身体撞击食槽，对迟到的早饭表示抗议。牛已经套好了轭头准备出工，它们伸长脖颈，用浑厚的嗓音呻唤着，央求主人今天的鞭子不要抽得太狠。主人们正在吃早饭，一家一户的庄稼汉都圪蹴在自家的院子里，围成一个圆圈，他们的筷子轮番戳向圆心里的一个粗瓷大盘，盘里不是血红的辣椒条就是乌黑的芥疙瘩，这是他们的佐菜。就着这些辣得呛人酸得倒牙的菜肴，他们把玉米糁子喝得山呼海啸。
周立功把目光再往回收，就看见自家的院子了。院子是土墙圈成的，土墙又厚又高，像长城一样，这种夯土筑墙的方法是从秦始皇手里传下来的，至今没有变样。院子里有四孔窑，这四孔窑并排凿在周立功脚下的黄龙塬背上。院子中央坐北朝南矗立着一座大房，东西两边是两溜厦房。大房是他爹妈居住的，也是全家人聚集的公共场所，他爹给它取名为明德堂，并且用厚重敦实的颜体书写在门楣上。周立功知道“明德”二字源于《大学》，寄寓着他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门楣两边的门框上是一副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东厦房是大哥周立德的卧房，西厦房平时空着，偶尔他和三弟周立言回来住。
这样的院子站在平地看跟别人家没有多少差别，高大的院墙把里面的格局都挡住了，只有站在高处才能看出它的不同凡响来：院落中央的大房在周家寨是独一无二的。周家寨大多数人只住得起窑洞，盖房子的寥寥无几。就这几家有房子的，他们也都是单薄简陋的偏厦房，像他家这种器宇轩昂的双跨房在整个寨子里绝无仅有，真正是鹤立鸡群，因此明德堂也就成了周克文家的代称。这些建筑上的差别一般人都能看得出，因为它是有形的，可周立功觉得他们家还有一种跟别人不同的无形差别：明德堂不光是一座房子，它更承载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他爹一生的追求和理想。在别人眼里，他爹盖这样的房子显然是炫耀财富，但在他看来，他爹是在修自己心里的庙堂。这么庄严的建筑会时时提醒他爹，立善树仁是人生最大的责任。
周立功最后把眼光落在自己的脚下。脚下的黄龙塬拔地而起，高达数十丈，绵延数百里，沟壑纵横，峁梁峰立，就像是一排排黄色的巨浪颠簸起伏，稍微一站久，人就觉得头晕。正是这座黄龙塬把周家寨弄成了半吊子，全村的土地一半在塬上，一半在塬下，一半是水田，一半是旱地。这种格局往好里说是旱涝保收，往坏里说就是半饥不饱。自周立功记事起，好像后者的情景远远多于前者，三年五载的总会闹一场灾荒。
想到这里，周立功激动的心情稍微冷静了一些，他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了中国传统文人的老毛病，总是把乡村生活诗意化。然而他理解自己的激动，毕竟四年没有回家了，家乡总在他的梦牵魂萦中。胡适教授在课堂上介绍过英国人爱德华·布洛博士的审美距离说，时间和空间的距离都可以产生美嘛。在这个意义上他难免不做一回陶渊明，对田园风光做一番礼赞。可是他知道自己不能真正成为陶渊明，他爹或许可以，他绝不能——否则就等于否定了他毅然决然返回家乡的目的。
周立功上的是北京大学，他最初学的是中国文学，这显然是受了他爹的影响，但后来他越来越觉得文学的空泛和缥缈，无力应对眼下纷乱的现实。南方的革命军纷纷扰扰，北京的北洋政府走马灯似的改换门庭，各地的工运学运此起彼伏，面对这天下大乱的现实，稍微有一些责任感的学生，怎么还能够沉浸在唐诗宋词的唯美世界里？周立功在学校里虽然不是思想激进的活跃分子，可也不是埋头故纸堆的书呆子，国民党共产党组织的各种游行示威他虽然概不参加，但学校里的各种讲座演讲他却一个不落，无论它们是宣传什么主义的，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自由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国家主义，他都听得津津有味。除了文学系的课程，他还选修和旁听历史、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是马衡、胡适、熊十力、张慰慈、马叙伦、钱玄同、陈独秀等教授的课堂常客，他甚至跑到北京女子师范学堂去听鲁迅的课，因为他特别喜欢鲁迅描写江浙农村生活的短篇。在经过一段苦闷的彷徨之后，周立功将兴趣完全转向社会学，师从陶孟和教授搞乡村社会研究。他这样选择的理由有两条，第一，他觉得社会学是实实在在的学问，有现实的可操作性；第二，他是乡村子弟，乡村是他的根。
研习社会学一年之后，经陶孟和教授推荐，他认识了从美国回来的晏阳初先生，并参加了先生组织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跟着先生在长沙和烟台等地搞平民教育实验。回家之前周立功刚刚去了河北定县，晏阳初已经在那里把单纯的平民扫盲活动发展成了治理愚、贫、弱、私的系统的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正是定县的变化影响了毕业关头的周立功，他放弃了在北京就职的念头，也谢绝了几位已经在陕西各级政府任职的往届同学的加盟邀请，毅然决然地返回故乡，立志开展乡村建设运动。
想到这里，周立功明白了自己对这片土地的全部感情。他爱她，所以每次回来都要迫不及待地登上黄龙塬欣赏她，把她尽收眼底，揽入胸中。这习惯从他上中学就养成了，哪怕是离开老家一个月，他都会抑制不住对她的思念。正因为爱她，所以他才小心翼翼地避开她的丑陋和贫瘠，而避开的最好方式是远观，是把握轮廓而舍弃细节。此时此刻周立功忽然领悟了自己每次回家就要立即登高远望的奥秘。以前他的行动都是下意识的，他从来没有细想过其中的缘故，现在他豁然贯通了。他知道如果不立即登高，在村里待得稍微长一点，他的好心情马上就被破坏了。每家每户的门口都堆着高高的粪堆，粪堆沤出刺鼻的臭味，苍蝇哄哄哄地喧闹着，肆无忌惮地往人脸上撞，噼噼啪啪就像飞沙走石一般。由于干旱缺水，男人女人都蓬头垢面，不知道多久没有洗脸了，厚厚的垢甲让所有人的脸色都变成青乌色。孩子们拖着粗壮的鼻涕，就像鼻孔里爬出两条蚯蚓，要是蚯蚓从上嘴唇爬过下嘴唇了，他们就猛然一吸，把蚯蚓收进洞里；要是收不进去，他们就用手背一蹭，抹在自己的尻蛋上，反正他们差不多都是光身子的。偶尔有穿衣服的，那衣服就是宝贝，这习惯性的抹鼻涕动作立即招来大人的咒骂声，短寿的！天杀的！狗肏的！驴肏的！骂人的都是娃娃他妈，紧随骂声之后的是娃娃他爹的拳脚声，紧随拳脚声之后的就是孩子们尖厉的哭叫声……
还有更多的细节，自小在乡村长大的周立功知道很多。可是在登高远望的时候这一切都被过滤了，他看到的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风光。这让周立功高兴，反正他在家乡也待不久，还没等他的好印象被破坏殆尽，他又离开家乡奔赴城市了，这总体上的聚少离多让周立功对家乡保持着大致的美好感受。
但这一次不同了，他不再是家乡的匆匆过客了，他要在这里扎下去，那些隐匿的丑陋肯定会全浮现出来，他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就在周立功思绪万千的当儿，他的身后忽然响起了尖厉的狼嚎，周立功大吃一惊，他下意识地去摸自己的脚板，可他现在穿的不是泥屐，而是皮鞋，皮鞋根本就不能当武器。
危急关头却传来笑声，而且是女人的笑声。一直不敢回头的周立功回头一看，原来是引娃，她在学狼叫，学得太像了。周立功有些狼狈也有些生气，指着她说：“你……你……你看，你这姑娘……”
引娃笑得更厉害了，她说：“你看你，狼把你吓成啥样了，连话都不会说了嘛，乱了辈分了。我不是你姑也不是你娘，是你妹子！”
引娃显然是误会了周立功的意思。在他们家乡没有姑娘这个词儿，相应的叫法是女娃子。这误会让周立功意识到了他后面的工作该有多困难。像引娃这样的年轻人什么都不知道，简直就是井底之蛙，他先得教他们识文断字，这才能睁眼看世界，然后用现代文明熏陶他们，让他们知书达礼，变成新国民。这不是一年两年甚至十年二十年就能做成的事情，造就新国民是建设新国家的基础，这需要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正因为看到了塑造人的难处，所以周立功反对一切疾风暴雨式的革命，无论是国民党领导的还是共产党发动的，他认为革命喜欢的是轰轰烈烈，这就像呼啦啦的雷阵雨，雷声大，雨点也大，但来得快走得也快，雨打地皮湿，水来不及渗透，都顺地表流走了。辛亥革命就是例子，皇帝倒是打跑了，却来了军阀，老百姓的辫子虽然剪了却依然是暴政下的顺民，这道理鲁迅的《阿Q正传》已经说得明明白白。建设新国家需要的是晏阳初、梁漱溟他们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它从最基础的扫除文盲、讲究卫生、改良农作物品种、改造农民生活方式入手，看起来琐碎却是实实在在地为新国家奠基。
意识到了自己工作的非凡意义，周立功当即就有了精神动力，他决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义无反顾地干下去。那就从引娃开始吧，周立功想，她一字不识，基本就是一个野闺女，先把她做一个样板，教她识字，再把她变成温文尔雅的淑女，让自己也让全村人见识一下乡村建设运动的奇效。
有了这个念头，周立功就打算多接触引娃了。他问引娃：“你跑到塬上干什么来了？”
“叫你吃饭嘛，”引娃说，“大伯在塬下喊你，你听不到，我就上来叫你了。”
引娃说的大伯就是周克文。周立功这才觉得有点饿了，在学校是早晨起来就吃早饭，在家乡不同，关中农村的早饭一般是九、十点钟，农民清早起来先干一晌活儿才回来吃饭，他们硬是把城里的两晌变成了三晌，为自己挤出几小时卖苦力的时间。
在下塬坡的路上，引娃对周立功说：“二哥，你把你身上的怪袄儿脱了吧。”
这怪袄儿当然指的是西服。周立功问：“为啥？”
“人骂呢。”
“骂的啥？”周立功很有兴趣，他想知道村里人对新式文明能抵制到何种程度。
“像孝袍。”引娃说。
“这分明是你骂的嘛，”周立功说，“我昨天就听过了。”
“有人骂得更厉害！”
周立功问是谁，引娃不说。
到了塬下，路过引娃家的大门，周立功问引娃：“二爸在家吧，我顺便进去打个招呼。”周立功的二爸是周拴成，按乡下规矩，小辈人外出归来是要向长辈人问安的。
“你不要去了，”引娃说，“他把你骂得猪狗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