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英国政府在外交上恪守现实主义原则。在战时，军事行动压倒一切，但外交活动仍在积极进行之中，尤其在大战后期为决定战争结束及战后一系列问题而进行的高层外交更加引人注目，其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比军事行动逊色，而且其影响更加广泛和深远。二战结束时建立的“雅尔塔体系”支配世界格局达四十余年之久，就是一个证明。
英国对德宣战后并未立即与德军交火，也未发兵驰援波兰，看上去英国对德军攻占波兰并不怎么在意。但是，当苏联军队于9月17日从东面越过苏波边境时，英国感到事态的严重，担心德苏结盟，在瓜分波兰后挥师西进，共同对付英法。事态的发展加剧了英国的忧虑，11月30日苏军侵入芬兰。第二天，一个由苏联支持的奥托·库西宁（Otto V.Kuusinen）领导的芬共政府成立，英国立即决定给芬兰提供援助抗击苏联，但由于挪威和瑞典不准援助物资过境，所以英国的援助计划未能实施。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向法国增派远征军，因此，在大战开始阶段，英国对苏联的担心超过对德国的担心。
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的坦克打破了西线的平静，德军借道比利时，迅速攻入法国。英国除在战场上抵抗德军外，在外交上则力图阻止意大利参战。5月14日，美国驻巴黎大使将意大利外长加莱阿佐·齐亚诺（Galeazzo o）的一次讲话转达给法国，并认为意大利有可能站在德国一方参战。但直到5月26日战事吃紧时，法国总理保罗·雷诺（Paul Reynaud）才来到伦敦，将美国的转告通知了英国。英国主张给意大利一些好处，避免它参战。为此，英、法两国共同起草一份照会，同意在战争结束时满足意大利的某些要求。次日，法国政府起草了一个更大的让步计划，准备将大片法属非洲殖民地割让给意大利。但意大利的参战决心已下，墨索里尼在5月25日就写信告诉希特勒：意大利准备参战。6月10日，意大利宣布参战，英、法的外交努力遭到挫败。
6月4日，英法盟军完成了敦克尔刻大撤退，德军兵临巴黎城下，法军士气低落。法国政府准备放弃抵抗，英国则主张战斗到底。为了避免单独作战，英国试图说服法国继续战斗。6月11、12-13日，丘吉尔首相率外交大臣艾登等军政要员前往法国，与法国总理雷诺、西线盟军总司令魏刚（Maxime Weygand）等人举行会议，劝说法国不要停战。6月14日，由英国起草的一个建立英法联盟的草案通过英法经济合作委员会提交给英法两国政府，草案说：“在现代世界历史如此危急的关头，联合王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声明永不分离地联合起来，以不可动摇的决心共同捍卫正义和自由，反对把人类变成机器人和奴隶的奴化制度。”根据这项草案，英法两国合并为“英法联盟”，建立共同的机构决定防务、外交和经济政策，两国的军事机构、立法机构也予以合并，两国公民享有共同的公民权。草案还表示：“联盟将竭尽全力在任何战场上同敌人的有生力量相对抗。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英国议会在6月15和16日认真讨论了这个草案，但法国内阁在16日召开的会议上，根本没有提及这个方案。由于内阁中主张停战的意见占了上风，主战的雷诺总理于当晚内阁会议结束后宣布辞职。同日晚上10点，主和的菲利普·贝当（Henri Philippe Petain）接任总理，英法联盟计划夭折。
贝当上台后即宣布法国退出战争。丘吉尔希望法国能够将舰队转交给英国，用于对德作战，但被拒绝。失望之下，英国转向法国的反停战组织，尤其是以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为首的抵抗运动。很快，就有大批反停战的法国人士来到伦敦，包括戴高乐。6月18日，到伦敦的第二天，戴高乐就在英国广播电台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号召法国人民继续战斗，伦敦也成了“自由法国运动”的中心。英国政府还派新闻大臣达夫·库珀和戈特将军前往拉巴特，会见在该地的25名法国议员，包括芒代尔（Gee Mandel）和达拉第（Edouard Dadier），商讨建立抵抗政府的事。后因贝当政府逮捕了芒代尔，这个计划未能实行。
6月22日，德、法签署停战协定，当晚英国召回了驻法大使。7月4日，英国舰队袭击法国舰队，法国宣布与英国断交，英国陷入了与德国单独作战的险境。此后，丘吉尔就把争取美国支持，发展英、美关系作为英国外交的首要任务。
还在德军进攻西线后不久，丘吉尔就以英国首相的名义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发出电报，要求“美国借给英国40或50艘旧驱逐舰，使我们能够从我们现在拥有的舰队，向我们在战争初期开始建造的巨型舰队顺利过渡”。罗斯福倾向于同意英国的要求，但考虑到国内反对卷入欧洲战争的呼声很高，便指示有关部门与英国进行谈判。不列颠空战打响不久，英美双方交换了照会，英国同意把在美洲的纽芬兰、百慕大、巴哈马、牙买加、安提瓜、圣卢西亚、特立尼达和圭亚那等地的军事基地租借给美国，租期99年。美国则向英国租让50艘驱逐舰，并同意出售大量军火。但英国很快就出现资金困难，到1940年11月，英国给美国支付了45亿美元，欠款约20亿美元，而英国还需要购买更多的美国武器。12月8日，丘吉尔给罗斯福写了一封长信，将上述情况告知罗斯福，暗示说，英国经济若崩溃，对美国的利益也是伤害。第二天罗斯福收到了这封信，他明白这封信的分量，也知道丘吉尔想要什么。12月17日，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向与他相处甚为融洽的记者们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如果邻居的房子失火，你会毫不犹豫地把水管子借给他使用，等他把火扑灭后再和他算账。接着他切入正题，提议建立一种租借制度，将英国和其他友好国家需要的战争物资“租借”给他们。12月29日，罗斯福在广播中向全国公布了这个建议，他说：“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1941年1月6日罗斯福向国会正式提交《租借法案》（Lend-Lease A Act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fense of the Uates），经过激烈辩论，该法案于3月11日通过国会。该法授权总统下令制造、购买并向所有他认为与美国防务有重要关系的国家出借或出租武器、弹药、战略原料、粮食等物资和情报、专利，战争结束后进行清账。这项法案不仅为英国等反法西斯国家解除了财政困难，使英美关系得到加强，而且也表明美国开始放弃中立政策。
当然，英国更希望美国直接参战，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1941年1月起，英美在华盛顿召开了一系列秘密会议，商讨加强两国的军事合作。将两国关系推向高峰的是英、美首脑在大西洋的会晤，8月9日至13日，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大西洋纽芬兰阿根夏湾的军舰上讨论了苏德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调整和发展了两国关系，商议了战略部署，并明确了各自的政策。会后发表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确定国际关系的八点原则，即：英美不谋求领土扩张；未经当地居民同意，不得改变任何国家的领土现状；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政府的权利；努力促进世界贸易和取得原料的机会均等；促进所有国家进行合作，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摧毁纳粹暴政，保障国际安全，战后两国须起草和平条约；保障海上航行自由；战后两国应该进行全面裁军。美国制定该宪章，原因之一是担心英国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采取秘密瓜分领土的做法。会谈中最有现实意义的决定是：美国一旦参战，应首先对德国作战。
本来，英国对苏联一直抱有很大的戒心，但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后，英国立即改变态度。丘吉尔于第二天就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苏联进行反抗。7月，英国与苏联签订了关于共同行动的协定；8月16日，英、美驻苏大使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宣布对苏联提供战争援助。1942年1月1日，英、美、苏、中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Decration by United Nations），宣布在战争中互相合作，不与敌国单独媾和。这样，反纳粹、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就正式形成了，英国和苏联也成了战争中的盟国。对苏联政策的重大转折，完全出于英国的现实主义外交考虑，丘吉尔认为苏德战线的开辟会减轻西线和中东方面的压力，既然斯大林成了希特勒的敌人，那么英国就可以成为他的朋友。还在英国自己对德空战激烈进行之时，在短短3个月中，就向苏联提供了450架飞机。
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英国也顿时感到轻松了不少。英美的安全利益都受到同一个敌人的侵犯，为协调两国的军事行动，丘吉尔和罗斯福于1941年12月22日在华盛顿举行代号为“阿卡迪亚”的会议。会议的成果之一就是上面提到的《联合国家宣言》，另外，两国决定建立“特殊关系”，为此组建了好几个“联合委员会”，以确保对英国的食品、原料和军火供给。双方建立“联合参谋部”，作为军事上的最高合作机关，同意将整个战场划为几个战区，实现战区内的统一指挥。英国同意让美国使用英帝国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军事设施。这次会议直到1942年1月14日才结束。
在此后的战争进程中，英美两国的特殊关系不断加强。1943年，英美领导人又举行了多次重要会议，协调盟国的战略战术，并讨论战后的处置问题。1943年1月14-24日，丘吉尔和罗斯福及两国高级军事领导人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商讨盟国的近期军事行动计划。会议决定在完成北非战役后进攻西西里岛，加强对德空袭，加强盟军在太平洋战区的实力，并推迟开辟第二战场。3月12-29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到华盛顿会晤罗斯福及赫尔（Cordell Hull）、霍普金斯等美国领导人，商讨战后的有关问题，在有关苏联边界的变动、德国的分治、奥地利的重新独立等问题上双方形成共识。5月，针对斯大林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华盛顿举行了“三叉戟”会议，决定1944年5月1日实施在西欧登陆的“霸王计划”，否决太平洋战区的优先地位，宣布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意大利成立新政府之后，两国首脑又于8月14日至24日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举行代号为“四分仪”的会议，中国代表宋子文也参加了有关的讨论。会议制订了四大国（英、美、苏、中）关于建立国际组织、维护和平的宣言草案；缔结了英、美合作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协定；决定成立东南亚战区总司令部，由蒙巴顿和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分别出任司令和副司令，打通滇缅公路。
战争中，英、苏这两个盟国的关系虽有改善，但远不如英、美关系那么融洽。两国关系在1942年上半年比较好，苏联在5月派出外交部长莫洛托夫（Viachesv M.Molotov）访问英、美，要求尽快开辟第二战场，并加速对苏联的军火供应。在伦敦，莫洛托夫未能说服英国于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但与英国达成了《英苏互助条约》（Anglo-Soviet Treaty），两国约定不与希特勒政府及任何没有放弃侵略政策的德国政府谈判，战后采取一致行动以防止德国新的侵略；战后应进行政治和经济合作，不参加旨在反对另一方的任何同盟。该条约的有效期为20年。在华盛顿，罗斯福向莫洛托夫表示：有可能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但此后便没有下文。据此苏联大为不满，认为英、美把欧洲的作战负担全扔给自己。
英国感到需要向苏联出作解释，1942年9月12日，丘吉尔和美国驻苏大使威廉·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斯大林提出严厉指责：“不难设想，英国政府拒绝于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必然要破坏苏联人民的士气，因为他们一直希望开辟第二战场，同时也要使前线的红军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并且要打乱苏联政府的计划。”丘吉尔指出目前在西欧登陆的条件不成熟，作为补救，英国愿加强对德国的轰炸；英、美将在北非发动“火炬”行动，先消灭北非的德、意军队。斯大林表示接受丘吉尔的建议，但并未停止对英、美的批评。丘吉尔这次访问只取得部分成功。
1943年10月19日，艾登和美国国务卿赫尔去莫斯科，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会谈。莫洛托夫最关心的是第二战场，但艾登受命不作承诺，只对苏联提出的鼓动土耳其参战的提议表示支持。会议取得两项成果，一是在德黑兰举行三国首脑会议，二是通过了关于处置德、意、奥地利三国以及关于普遍安全的四项宣言，宣布了德、日必须无条件投降的原则。
在赴德黑兰途中，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开罗与蒋介石会谈。11月22-26日，三国首脑集中讨论了对日作战和战后对日处置的问题。三国在《开罗宣言》（Cairo Decration）中宣布要与日本作战到底，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宣言规定：“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我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与独立。”会议讨论了中、英在缅甸战场的协调作战问题，但英国方面态度消极。
随后，丘吉尔、罗斯福前往德黑兰与斯大林会晤，讨论“霸王计划”的实施和战后世界秩序。在英国看来这次会议并不成功，丘吉尔希望盟军按计划在法国登陆时，也在巴尔干同时登陆，但遭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反对。关于战后处置，丘吉尔和斯大林在有关波兰的未来、英苏两国在巴尔干的存在方面有严重分歧；丘吉尔与罗斯福的分歧则集中在未来法国的作用和地位以及英国在中东、印度的地位和利益方面。罗斯福向斯大林表示：美国军队将在战后迅速撤离欧洲；丘吉尔对此不悦，他认为在欧洲遭到大战的削弱和摧毁的情况下，苏联会加大扩张。但会议还是通过了三份宣言，三国并宣布：“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战后的和平时期都将共同协作。”
1944年6月”D日”，美、英联军成功地在诺曼底登陆，英、美关系更加密切了，而与苏联之间则发生摩擦。在1944年8月——10月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英、美、苏、中四国代表决定成立联合国组织，并就该组织的宗旨原则、主要机构及其职权、会员国的资格等问题达成协议。英、美担心苏联权利过大，遂反对苏联有关安理会成员国对所有议案都拥有否决权的提议。
1944年下半年战事的发展使各大国之间的关系产生重大变化。在东线，苏联红军在当地游击队等人民武装的配合下解放了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及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的部分地区；在西线，英、美军队将德军赶出了法、比、荷、意等国。大国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开始形成了，对此后的大国外交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为协调立场和作战方案，丘吉尔与罗斯福再次前往魁北克，举行代号为“八边形”的会议。双方决定盟军在西线分两路进攻，向柏林挺进；在对日作战和划分两国在德国的占领区问题上双方也取得谅解。
英国对苏联的影响十分不安，1944年10月9日，丘吉尔亲赴莫斯科与斯大林讨论波兰和巴尔干问题。苏联挟红军胜利的强大势头，拒绝在波兰问题上让步，但两国在巴尔干问题上达成一些谅解：英国占领和控制希腊，苏联控制保加利亚，两国在南斯拉夫各占一半。
美国得知英、苏的以上安排后表示不快，而且它还想弄清楚苏联在波兰问题、对日作战问题上的态度，于是提议再次举行三巨头会晤。斯大林表示军务繁忙，不能离开苏联。美国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提议会址可设在克里米亚，苏联方面表示同意。1945年2月4日，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再次会晤，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关于德国问题，苏、美两方都不同意划出一块占领区给法国，因它对战争胜利没有多大贡献；英国却坚持要给法国一块占领区，丘吉尔对罗斯福说：因为他一再重申美军将在战争胜利后的两年之内撤出欧洲，因此英国只能在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和具有活力的法国的协助下才能对抗苏联。霍普金斯同意丘吉尔的看法，他说：“没有一个强大而有影响的法国，欧洲的稳定是不可想象的。”于是罗斯福改变了态度，斯大林最后也同意了英国的主张。然而，三国在战争赔偿问题和肢解德国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
关于波兰问题，三国的分歧较大。对于未来波兰的政府组成，英国和美国倾向于支持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但苏联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卢布林政府，三国最后同意在较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扩大卢布林政府，英、美还得到斯大林在已解放的国家举行“自由选举”的承诺。不过，三国对波兰的新边界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罗斯福主张以1919年的寇松线为波东部边界，丘吉尔希望更往东，斯大林坚决反对英国的立场，提出波兰可以从德国得到领土补偿。
关于对日作战问题，丘吉尔不是很感兴趣，他只是强调：反对将香港归还中国。美国要求苏联对日作战，苏联则同意：在德国投降后两至三个月对日发动进攻，条件是收回俄国在1905年失去的在华利益。三国于是在会上签订了一个秘密协定，满足了苏联的要求。
会议的另一项决定是确定在1945年4月25日于旧金山召开联合国会议，三国首脑决定了联合国安理会的组成及其职权。会议结束后，英国对它的评价不是很高，因为美国未能完全理解和接受英国关于加强法国地位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英、美在限制苏联对东欧的支配权方面未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雅尔塔会议后，随着德国的战败指日可待，英、美与苏联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日趋明显。为了争夺战后主导权，夺取更大的物质和安全利益，东线的苏联红军和西线的英美军队展开了一场抢占德国领土的“赛跑”。4月25日，东、西盟军在易北河会师。5月7日，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英美与苏联在好几个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关系逐渐紧张。1945年2月27日，苏联副外长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y Y.Vyshinsky）前往布加勒斯特干预罗马尼亚的政府更迭，他迫使国王米哈伊（Michael）同意由共产党人彼得鲁·格罗查（Petru Groza）组建新政府，取代原有的政府。美国提出抗议，英国也表示不满。4月，苏联阻止在伦敦的波兰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打电报向斯大林提出抗议。此外，斯大林则谴责英美试图安排盟国驻意大利总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Harold Alex and er）与驻意德军指挥官阿尔贝特·凯塞林（Albert Kesselring）谈判，安排驻意德军的单独投降。
为调解争端，在霍普金斯的斡旋下，三国首脑同意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会议，会期是7月17日——8月2日。如以往一样，英国十分关注波兰的前途，理由是英国参战就是为了维护波兰的安全。但英国将波兰留在西方阵营中的努力失败了，三国首脑承认了新成立的亲苏政府。会议结束时，三国首脑签署《波茨坦协定》（Potsdam Agreement），对战后德国由四国分管、审讯战犯及对日作战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但由于有关波兰边界、与战败国签订和约以及战后德国的地位和国体等重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会议同意设立英、美、法、苏、中五国外长会议（cilof Fn Ministers），负责处理这些问题。后来，由于东西方对立，五国外长会议实际上未能发挥作用。7月26日，英、美、中三国发布《波茨坦宣言》（Potsdam Decration），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就会被彻底毁灭。
欧洲战事结束不久，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也以盟军胜利而告结，英国再次成为战胜国，但战争给英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英国的经济实力大大降，黄金和外汇储备实际上已耗尽，私人和公司自1918年以来拥有的外国财产几乎全被政府强迫售出。英国欠帝国内各自治领和印度的债务达35.67亿英镑，而根据《租借法案》从美国获得的各种物资价值310亿英镑以上。美国政府最后决定只收回6.5亿英镑，但即使这个零头，英国也付不出。同时，英国战时出口下降到1939年的约三分之一，1945年的财政赤字达7亿英镑。
其次，英国对英帝国的控制被削弱了，战争期间，英国为争取殖民地、附属国的支持，对它们作出大量承诺，战后就必须兑现。同时，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促使帝国走向解体。
第三，欧洲的地缘政治发生变化，德国战败，在中欧留下了政治和军事真空，在波茨坦会议召开时，苏联已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些真空。1939年以前，英、法是遏制德国的主要力量，苏联处于次要地位。战后苏联实力大增，已控制了东欧许多国家，英、法仅靠自己的力量不足以与苏联抗衡，于是就倒向美国，使美国成了西方的霸主。
尽管如此，英、美关系却有一点微妙。在战争中，英、美两国相互支持，彼此依赖，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因此在战后欢庆胜利时，两国都对这种源于共同的文化传统和安全利益的“特殊关系”大加赞颂。但两国在战后世界格局方面却有不少分歧，就远东而言，分歧表现在对待印度、缅甸和马来亚等英属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态度上，美国主张尽可能满足民族主义的要求，英国则希望尽量拖延，延续英帝国。在中东，美国不愿看到英国恢复战前的政治、经济支配地位，英国则力图避免美国以牺牲英国为代价控制这里的石油资源。1945年2月，罗斯福在参议院的反对下被迫取消了1944年《英美石油协定》，更使英国对美国在中东的意图存有戒心。在西欧，英国主张由君主派组成比利时、意大利和希腊的政府，美国则认为这些人是纳粹的合作者。
战争中在一些问题上的不同立场也对战后英美关系产生了影响，其一，美国为建立经济霸权，刻意削弱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1942年2月英、美签订的《租借总协定》中的一项条款要求英国“在国际贸易中取消一切歧视性规定……降低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其目的是要废除英国的帝国特惠制。另外，美国在德国战败后，突然终止《租借法案》，令英国感到措手不及，甚至有过河拆桥之感。
其二，两国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前都没有商定共同策略，主要原因是罗斯福和杜鲁门不愿给斯大林造成印象，好像英美要合伙来对付苏联。但这也反映美国对战后英帝国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存有戒心，而英、美的分歧就使斯大林受益。
其三，两国在波茨坦会议后对苏联的扩张立场不一，美国起先主张由欧洲人自己负责保卫欧洲，美军撤回；英国则认为欧洲国家无力承担这项任务，强烈要求美军留驻欧洲。后来，英国在这个问题上占了上风。
最后，两国在英帝国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分歧。英、美在殖民主义问题上的立场从来就不同，一方面，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是殖民主义的坚定倡导者；另一方面，美国原本是英国殖民地，对殖民主义素有反感，一战结束时威尔逊总统提出“自决”原则，向欧洲的帝国、包括英帝国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立场与他一样，他认为欧洲殖民主义是欧、美合作的主要障碍，不利于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也不利于美国扩大它的经济和政治影响。他声称殖民地只需经过宗主国一段时间的“训导”便可以走向独立，在这个问题上，罗斯福与丘吉尔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1943年在开罗时，罗斯福曾告诫丘吉尔：“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了，而你将不得不去适应这个时代。”丘吉尔则在英帝国军队获得阿拉曼战役大捷之后，向全世界表达了他维护英帝国的坚定信念：
我们决不放弃我们拥有的一切。我担任国王陛下的首席大臣并不是为了主持搞垮大英帝国。至于这项差事，假使真的出现的话，那就必须通过民主程序，由另外一个人来承担……此时此地，我们坚如磐石，拯救这个前途未卜的世界。
关于《大西洋宪章》的一项原则，即民族自决的权利，两国有不同理解。英国认为它指的是欧洲受纳粹压迫的民族，与英帝国无关。丘吉尔说：“《大西洋宪章》明白无误地……是针对那些我们希望使之摆脱纳粹暴政的欧洲民族，并不是针对大英帝国的内部事务，或者美国与菲律宾的关系。”美国则认为该项原则适用于整个世界，助理国务卿韦尔斯声称：“任何一个民族要求获得自由的权利都必须得到承认……应确保《大西洋宪章》的各项原则在全世界——在各大洋各大洲都得到推行。”
美国不仅如是说，还采取具体的行动，打算将英帝国去殖民化。1942年春，美国国务院就开始拟定一份文件——《民族独立宣言》（Decration on National Liberation），要求实施《大西洋宪章》提出的各项原则；它要求殖民国家“通过教育和自治的方式为附属地各民族取得独立做好准备，并公布这个过程的时间表”。美国国务院还起草了一份关于非自治民族的国际托管草案，主张将所有的殖民地置于国际托管之下。在这里，美国的企图暴露无遗：它不仅要结束老殖民国家的殖民统治，还想用美国主导下的国际托管取而代之，将原先的殖民地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对此，英国政府明确反对，1943年5月3日，英国政府召开了一次大臣会议，会议提出四点反对意见：反对将殖民地与被纳粹占领的国家等同起来，反对提出殖民地“独立”问题，反对制定独立或自治的时间表，反对将敌国附属地与其他国家殖民地放在一起处理。
为在争论中获取主动权，英国政府提出了名为“波因顿罗宾森方案”的殖民政策文件，主要内容是：英国的目标是促进殖民地人民的福祉，最终使殖民地走向自治；英国同意殖民地管理公开化，但反对美国主张的委任统治制度。
罗斯福虽然在许多场合提出“搞垮”英帝国的主张和要求，指示国务院等部门起草了一系列文件，但并未产生直接的效果。随着他的去世，以及美、苏对峙逐渐展现，美国政府对英国作出了重大让步，前提是维护自己在太平洋等地区的战略利益。双方在战时达成的文件只有两个：一是《大西洋宪章》，二是《联合国宪章》，其中有关于非自治领土的宣言和关于国际托管制度的内容。应当说，这两个文件中包含的反殖民主义原则对二战后的去殖民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在二战期间，这些文件并未对英帝国造成直接的冲击，因而也没有动摇英、美的同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