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1945年，英国经济进入了转型时期。一方面，维多利亚时期自由放任的原则受到侵蚀，比如金本位制停止实行，自由贸易被放弃，平衡预算遭到破坏；另一方面，尽管这一时期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活动增加了，但还未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种“混合”经济或“管理”经济。
这一时期，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英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削弱了，英国不再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和最大的债权国，伦敦不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国际金融中心，英镑的地位不再稳固，英国的船运业开始走下坡路，英国的传统出口工业由于市场萎缩、低效率、低增长率和缺乏竞争力，变得越来越不景气。用贝恩斯（Dudley Baines）的话来说，这一时期，不仅国际贸易这块馅饼变得越来越小，而且英国赖以分割馅饼的传统出口工业这把餐刀也变得越来越小。
国际经济以及国际贸易模式的变化，客观上要求英国作出相应的调整，于是英国对工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对传统出口工业进行消肿，加大对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新兴工业的投入；与此同时，英国从致力于发展外贸导向型的国际经济，转向发展国内经济。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调整还比较缓慢，新兴工业虽发展较快，但还不能取代传统出口工业的地位。旧的优势失去了，新的优势还没有建立。
1914年8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上下普遍缺乏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因此，在战争刚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英国政府除了采取一些应急措施外，很少干预经济生活。战争初期，英国报纸上最流行的一句话是：“生意如旧。”只是随着战争的拖延和深入，英国政府才改变策略，将和平经济转为战时经济。
战时经济最大的特征，是国家对经济采取直接控制和干预的措施，努力将资源集中在自己手中，以保证战争的供应；经济的发展围绕着战争目的来进行，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保证战争的最后胜利。
政府利用《国土保卫法》所赋予的权力，控制了弹药生产的各个方面，包括征用生产资料、制成品。为了保证战争工业的正常运转，劳合·乔治劝说工会领导人同意不进行罢工。根据《战时军需法》，建立大量的国家工厂，加快弹药、武器和其他战争物资的生产。为协调和管理军需产品的生产，1915年5月设立以劳合·乔治为首的军需部。该部接管了各种经济和社会权力，负责制定军需产品的产量、价格和利润水平，干预劳资关系，甚至管理卫生、住宅、道德乃至酒的消耗量。在军需部的集中控制下，英国形成了独特的战争供应和生产模式。不仅在国家工厂和“受控企业”，而且在此以外，国家也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性控制施加巨大的影响。例如，政府垄断皮革、生皮、羊毛、石油、油脂以及肉类、食糖、谷物、奶酪和黄油等，通过对这些物资的发放，解决军需生产与民用生产的矛盾。工厂的产量直接由政府部门控制，或间接地通过与商人或制造商的谈判加以确定，国内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由政府集中购买，然后分配给制造商去从事生产。在一些与战争关系比较密切的企业里，甚至工人变换工种，事先都要有雇主出示的证明。为了保证有足够的粮食供应，政府一方面强制购买土地或强制将牧场改为农田以生产粮食，另一方面对小麦价格进行补贴。到1917年底，主要粮食范畴都实行了价格控制，进口的粮食85%由军需部购进。由于大量的劳动力被征用从事军需生产，或被征募入伍，英国的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1916年10月，近一半的工业劳动力受雇从事各种与战争有关的工作，到1918年7月，甚至达到61%。以上措施最终建立起以中央高度集权、全面控制为核心的战时经济体系。到1917和1918年，英国经济已不再是依靠市场力量起作用的经济了。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迅速解除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终止战时生产，实行战后复原，恢复正常的经济运转，重建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到1921年，英国经济基本上回到了1914年前的状况。
1919年4月至1920年5月，英国经济出现了战后的第一次“繁荣”。这次“繁荣”是战时被压抑的需求在战后膨胀的结果。战时的定量供应、物价管制和其他形式的控制被取消以后，需求上升，居民消费增加。这次“繁荣”也是实际工资迅速上升所产生的通货膨胀压力的结果。“繁荣”期间，许多公司和企业增加投资，更新设备。几乎任何种类、任何价格的商品在国内外都有迫切的需求。棉纺业老板通过贷款或利用棉纺工人的存款，大量投资新机器，建立新工厂，尤其是建立合股公司。1919年，原始股份资本仅为267万英镑的62个棉纺企业出售价达1531万英镑。1920年，英国制造品生产总值比1919年增加4.79亿英镑，其中20%是由棉纺工业创造的。钢铁工业在这一时期发展迅速。战争期间，英国新建22个高炉，有的高炉到战争结束时尚未建成。1920-1926年又建成36个高炉，其中许多建于“繁荣”时期。由于这一时期建造的高炉容量比较大，加上旧有的高炉未拆除，生铁的生产能力从1913年的1100万吨增至1927年的1200万吨，炼钢能力则从800万吨增至1200万吨。造船主也疯狂进行投资，仅在1919年的一个月里就有30家造船公司开张，总投资达400万英镑。1920年，英国的造船产量达到200万吨位的高峰。
然而，这次“繁荣”是不可能长久的。一旦商店的存货补满，设备得到替换，薄弱环节得到加强，需求压力就迅速消失，“取消订单”成为商业报告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在需求得到满足以后，经济崩溃不可避免，经济史学家托尼（R.H.Tawney）说："1920年4月一切都很好，1921年4月一切都很糟。”
尽管这次“繁荣”只有一年时间，但对英国的经济结构产生了极其不幸的影响，在两次大战期间的经济史上留下了痕迹。“繁荣”期间，国内外对传统工业产品重新进货的需求，鼓励将劳动力吸引到战前已得到很大扩展、在战时为满足战争需求又进一步扩展的传统工业。由于将过多的资源集中在煤矿、钢铁厂、船坞和棉纺厂这些市场长期前景并不景气的领域，短暂的“繁荣”使原先即已存在的问题更显复杂，造成英国的传统工业不能随传统市场的瓦解而迅速减员。
在经历了短期“繁荣”之后，英国经济出现了历史上最迅速的瓦解，在20年代一直处于不景气之中。
在战前经济发展的基础已经丧失、传统工业由于战争及随后“繁荣”造成的生产能力与市场萎缩的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正确的做法是及时进行结构调整，同时将经济发展的重心由围绕国际经济转向国内经济。然而，战后“繁荣”给英国造成了心理影响。“繁荣”期间，英国经济仿佛恢复了战前状况：外国人纷纷购买英国货，这使英国重建经济的理想被普遍的怀旧情绪所代替，相信市场的自由运转将带来更有利的后果。战前是“正常”时期，回复“正常”成为普遍的取向。战争和随后的“繁荣”使英国选择了“向后看”的道路，这对英国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
“向后看”主要体现在1925年以战前平价恢复金本位制。恢复金本位制是20年代英国经济政策的基石，它的基本出发点是：只有金本位制才能复兴遭到战争破坏的国际经济，保障国际经济的稳定，从而为英国传统出口工业的复兴创造条件。从1919年起，英国即朝这一目标迈进，但到1925年才付诸实施。这一方面是因为战时债务和战争赔款仍威胁着市场稳定，造成外汇兑换的混乱和物价水平的剧烈变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战后初期英国的国际支付能力和资本地位恶化。因此，在1925年前，英国没有恢复金本位制，只是在为恢复金本位制创造条件。1925年春，当英国和美国的物价水平关系与战前的汇率大体一致时，英国才恢复了金本位制，英镑与美元的比率恢复到战前的1∶4.86的水平。这使英镑的定值比实际价值要高10%。
20年代以恢复金本位制为主体的经济政策，对英国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存在着方向上的错误。在外部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英国仍固守战前的政策，必然导致经济结构牢固不变，出口乏力，国内需求被压低，经济得不到恢复。20年代，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实行扩张性金融和财政政策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都比较快。英国是20年代欧洲各大国中唯一经济停滞的国家。只是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英国才被迫实行大的转变。
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爆发经济危机。尽管当危机到来时，英国经济活动的起点比较低，但危机仍然给英国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危机期间，英国投资减少，生产下降，失业人数迅速增加，商品出口几乎下跌1/3，有形贸易赤字增加，无形贸易收入急剧减少。更重要的是，这次危机最终动摇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三大基石。首先，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德国和奥地利也相继爆发金融危机，英国向这两个国家提供的短期贷款被冻结，导致外国纷纷挤兑留在英国伦敦的短期资金结余部分，到1931年9月，英国黄金储备实际上枯竭；其次，危机期间，其他国家一方面利用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向英国倾销原料和食品，另一方面，在国内纷纷采取关税壁垒，致使英国有形贸易的赤字增加，自由贸易的基础丧失；再次，危机期间，由于失业率上升，政府用于救济的开支增加。到1930年，政府预支保险金达1亿英镑，财政赤字达4000万英镑。国家开支委员会在1931年7月31日报告，预计到1932年4月财政年度结束时，财政赤字将达1.2亿英镑，这已严重背离了平衡财政的正统原则。
在危机的打击下，英国的金本位制已形同虚设，自由贸易也实行不下去了。现实迫使英国政府对政策进行调整。长期以来，英国政府一直不肯正视自己的现实地位，这次危机终于强迫英国调整认识。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次危机对英国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危机期间，英国进行了重大调整，开始将经济的重心由国外转向国内。
第一，放弃金本位制，实行浮动汇率。1931年9月21日，英国政府宣布脱离金本位制，禁止英镑出口，英镑对美元的比率从1∶4.86下降到1∶3.40.金本位制被放弃后，“犹如一块堵在溪流中的巨砾被搬掉，能量被解放出来，并流向新的渠道，环流于新的方向。”英国国内政策不再受高利率和压低物价需要的限制，这为新的货币政策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1931年9月后，“当局事实上第一次面临着有意识的和积极的货币政策”。它表明英国在试图先重建国际秩序后复兴本身经济的尝试失败后，终于意识到了必须先解决自身的问题。
第二，放弃自由贸易政策。近百年来，自由贸易一直是英国的传统政策。战时，英国财政大臣麦肯纳（Reginald Mna）对奢侈品征税，税额占商品总值的1/3.1921年，对奢侈品征税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尽管如此，到危机时仍然有80%以上的进口商品免税。危机期间，一些国家利用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千方百计向英国国内市场倾销商品，使英国经济更加恶化。金本位制放弃后，英国不再以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增长作为本国经济发展、因而也作为国际贸易发展的前提，在危机期间各国普遍实行关税壁垒的情况下，继续实行自由贸易（free trade）政策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不现实。1932年，英国颁布《非常规进口法》，迈出走向保护贸易的第一步。但背离自由贸易的关键一步是1932年2月4日通过的《进口税法案》。该法案规定，除已课税的商品以及小麦、肉类和其他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进口商品外，一律征10%的进口税。为了保证英国进出口有稳定的渠道和出路，1931年召开了渥太华会议，开始了英帝国成员国之间的谈判。1932年英国最终采取帝国商品特惠制（imperialpreference）：在英帝国市场上，各成员国给英国工业品优惠条件；而在英国市场上，英国则给各成员国的食品和原料以相应的优惠条件。
通过以上的政策调整，英国经济复苏比较明显，30年代所取得的经济成就远远超过20年代。在各大国中，英国是第一个在工业生产方面超过1929年水平的国家。工业生产指数以1924年为100,1929年第四季度为114,1934年第四季度则达到116.这一事实可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是英国20年代经济发展的起点低，二是政策调整对英国经济产生了效果。
与经济发展的重心由国外转向国内相适应，英国从30年代开始加速工业结构的调整，这就是对一些传统的出口工业进行消肿，进一步发展技术含量较高的新兴工业。实际上，工业结构的调整在20年代即已开始，只不过由于国际贸易的低速发展以及维持高利率，结构调整困难重重。30年代初的政策调整给工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机会，结构调整的步伐才开始加快。
两战期间英国工业结构的调整，更大程度上体现在对传统工业的消肿上，这主要是通过生产的合理化来实现的。对煤炭工业的消肿，主要采取计划控制。工党政府在上台时就通过了一些法律。1930年的煤矿法，将全国划成几个区域，规定生产限额和价格控制计划，在计划范围内规定最低价，对不执行者进行惩罚。通过这一办法，“阻止了不必要的竞争，改进了该工业的财政地位，使该工业有时间引入自愿重组计划，以保证煤矿业有更大的效率和竞争力”。在此基础上，1938年，英国设立煤矿重组委员会，负责煤矿业的合并工作。该委员会利用生产定额和价格控制，关闭效率低的矿井，使煤炭生产集中在低成本的大矿井。
20年代，棉纺工业面对生产能力增加与市场萎缩的矛盾，通过缩短劳动时间、破产的办法，消除了一些过剩的生产能力，但到危机发生时，棉纺业所面临的问题仍然非常严重。1936年，英国颁布《工业重组法》，对纱锭征重建税，收购和废弃过剩的生产能力，同时英格兰银行给这一行业提供大量低息贷款。到1939年，纺纱能力减少一半，10年中减少了2100万枚。织机在1924-1938年减少了30万台。1936-1937年，棉纺工业一度繁荣，生产成本下降。1932年，棉纺工业的失业率为28.5%,1937年只有11.5%。但30年代末该工业的生产效率仍远远落后于美国。同英国相比，美国的棉纺业在纺纱方面有61%-72%的优势，在织布方面有150%-160%的优势，全面生产水平比英国高一倍。
钢铁业主要依靠关税保护进行合理化。与其他传统工业不同，钢铁业尤其是生产钢的企业在20年代即在银行的支持下，根据自愿的原则，组成大型公司，以增加竞争力。但仅此还不够，因为危机使钢铁工业困难重重，其他与钢铁工业相关联的工业的不景气也加剧了这一行业的困难。这需要政府的干预。1932年春，政府对钢的进口征约33.33%的进口税。1934年，英国成立钢铁联合会，规定钢铁生产的最高数量，控制销售价格。这一联合会也试图对钢铁业进行重组，但它更关心调控功能，通过对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的征税对效率比较低的企业提供资助，因而未能关闭成本高的企业，未能对钢铁生产进行集中和整合，只是在企业间达成协议，进行零星的合理化。由于关税保护，钢铁业较快从不景气中恢复过来。随着国内需求的增加，钢铁业在30年代出现温和的繁荣。尽管如此，钢铁工业仍然存在生产能力过剩、设备落后、以小企业为主、各企业之间竞争激烈等诸多问题。
造船业主要通过自我消肿实现合理化。危机期间，随着竞争的加剧，生产能力过剩与市场萎缩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造船业的不景气导致该工业自愿减少生产能力。1930年，在银行家工业发展公司的支持下，造船业形成全国船主保险公司。该公司购进一些船坞并加以拆毁，对其余船坞生产的船只征1%的销售税，用以支付收购和关闭生产不景气的船坞的费用；到1937年，英国造船业共减少了100万吨位的生产能力，相当于造船工业总生产能力的40%。在拆除船坞方面，政府也给予一定的资助。1934年，政府贷给造船工业950万英镑，用于发展造船业。1935年，政府对不定期船运给予资助，旨在通过限制竞争提高运费。政府的资助对旧船坞和旧船的拆毁工作不利，使拆毁工作放慢下来。同时，消肿也没有发展到合并或对剩下的船坞更新设备的地步，致使30年代英国造船工业逐步丧失其固有的优势。
与传统工业的消肿相反，两战期间，英国以新技术为基础的新兴工业，包括汽车、电机、化学工业等发展较快。这些工业或得到国家政策上的支持，如关税保护，或得到国家的直接资助。特别是30年代，随着国家的政策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向的改变，新兴工业的发展进入了“狂飙猛进”时期。
汽车工业的发展尤为明显，英国早在1895年就生产出第一辆“兰切斯特”牌汽车，1896年成立专门生产汽车的丹姆勒公司，但到1913年，英国汽车工业的总产量只有3.4万辆，而同年仅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就生产19.9万辆T型汽车。到1913年为止，英国汽车的进口一直超过出口。1915年，英国征麦肯纳税，对汽车工业进行保护，即使如此，汽车工业的规模仍然不大。进入20年代以后，汽车工业的发展速度加快。整个20年代，汽车产量增加了3倍。1929年英国汽车产量达18.2万辆，占世界汽车生产总数的3.5%,欧洲的32%。在这10年，不仅汽车工业的从业人数增加，而且技术也有较大的进步。技术进步使汽车生产成本降低。1922年，奥斯汀牌汽车的成本为450-490英镑，1928年，尽管同样牌号的汽车更快、更舒适、更精致，但它的成本却只需325-335英镑。30年代，汽车工业的发展更快。1930年，英国生产的私家车和商用车共23.7万辆，1935年为40.4万辆，1937年达到50.8万辆，1928-1938年，汽车行业（包括摩托车和飞机制造）的就业人口从24.5万增至41万人。30年代，汽车工业的出口量也以相同的比例上升，它在世界汽车出口中所占的份额比20年代大得多，其出口量仅次于美国。
电机工业在20年代得到一定的发展。这一部门中的重电机部分，如发电机、马达、开关、齿轮、变压器、互感器等，增长速度比较缓慢。增长较快的是轻电机部分，如电线、电缆、电池、电话机等，但由于产品竞争优势不大，出口量小。30年代，电机工业发展较快，就业人数从1930年的19.2万增加到1935年的24.8万。该工业的各部门，尤其是电子管、收音机、留声机和重电子设备，都有一定的发展。铁路系统的现代化和电气化，住宅的建设，消费者对电灯、雪柜和无线电需求的增加，都刺激了电机工业的发展。与此相关，电力工业在这一时期也有长足的发展。1926年，英国成立中央电力委员会，负责建造电力网和大发电站。1933年，英国建立国家电力网，电的生产集中在数量较少、地理位置比较优越的发电站。到30年代中期，这一行业基本上实现了中央控制。1935年，英国已拥有4000英里的输电线。1929年，英国电力用户为300万家，10年后增加了3倍。30年代，英国人均电拥有量赶上了法、德、意，与美国不相上下。
化学工业也是这一时期发展较快的部门。该行业包括炸药、油漆、炼油、药品、染料和化学肥料等。20年代，英国吸取化学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不能满足战争需要的教训，将诺贝尔化学公司等合并成帝国化学公司。该企业资本达5400万英镑，股份资本达5700万英镑，无论从就业人数、地理分布、资本投入，还是从产品多样化方面来看，帝国化学公司在当时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这一公司不仅可以达到规模效益，跨国经营，而且还可以同美国的杜邦化学公司和德国的法本化学公司进行竞争。30年代，政府加强对化学工业的关税保护。1931年，整个化学工业的关税约33.33%。出于战略方面的考虑，政府力图使化学工业满足本国的需求，重化学如染料、药品和石油的生产，在30年代增长比较迅速。1930-1935年，这一部门的人数只增加18%,但生产增加了一倍。
两战期间，传统的出口工业部门日益萎缩，其生产能力通过合理化而被有意识地削减；与此同时，新兴工业部门在这一时期增长迅速，其重要性日益增加。英国在危机的打击下，终于能够正视现实，将经济发展由国际轨道转向国内轨道，由依附传统出口工业转向注意发展新兴工业，这就使英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的发展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如果没有这两个转变，英国在二次大战后的衰落将更快。遗憾的是，就产值、就业人数和重要性而言，新兴工业部门相对于传统工业部门都是微不足道的。即使在1932-1934年经济恢复的关键年月，新兴工业仍只占就业人数的7%和总净投资的3%。
农业在这一时期得到政府较多的重视。与工业不同，这一时期的农业没有强烈的外部竞争。政府在农业方面主要不是通过关税保护，而是利用定额、工业组织的市场计划来维持高价，或者直接给农业以补贴。1931年，英国通过《农业市场法》，该法律规定，生产者必须准备市场计划，一旦计划得到政府批准或者得到大多数农民的同意，就必须强制实施。但真正从这一法律中受惠的只有蛇麻草的生产。蛇麻草产量减少，生产垄断化，价格提高。1933年，英国再次通过《农业市场法》，重申了1931年的法律，同时增加了限制有关农产品进口的条款，规定了土豆、生猪和牛奶的计划。其中以土豆的生产和销售计划最为成功。土豆的进口实行许可证制度，规定超过最高进口额者予以罚款。生猪的计划旨在稳定价格，增加产量。1933年，英国实行生猪进口配额制，但由于涉及面比较广，该计划至1937年破产。牛奶业在30年代占农业生产总值的25%多，而且这一时期牛奶的消耗量也在增加，因此，这一部门在农业发展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尽管以上有关农业的各项计划是一种政策拼凑，并且不协调，但仍取得了一定的积极后果。1930/1931-1936/1937年，农业总产量增长20%,就业人数在20年代的基础上继续下降，从帝国外进口的粮食下降。但这一时期由帝国市场进口的粮食数量增加。消费者比在自由市场上付出的更多。一些农产品如牛肉和咸肉的质量也不如外国产品。如果将1934-1938年给农民的补贴的一半给海军，能建4艘航空母舰。
两战期间，英国的对外贸易困难重重。这一时期，国际经济关系比较混乱，凡尔赛和约产生的欧洲新国家为了保护国内工业和市场，在20年代组成复杂的高关税体系，这不利于国际贸易；战债和赔款对国际贸易起了阻碍作用；价格和汇率的波动也不利于对外贸易。更主要的是，由于英镑估价过高、技术处于劣势以及成本刚性，英国出口产品缺乏竞争力。由于得不到大量的订单，传统出口工业过剩的生产能力找不到出路。1929年，煤、棉纺以及羊毛的出口水平还不如1913年。汽车、化学制品生产的增长，不足以抵消传统出口工业的急剧下降。1929年，世界出口总值比1925年高7.6%,但英国却比1925年下降10%。1925年，英国的出口和再出口总值为9.274亿英镑，1930年为5.233亿英镑。30年代，国际贸易环境更加恶劣。澳大利亚、巴西、中国等国家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以替代进口，它们排斥外国商品，尤其是排斥英国传统出口工业的产品；原先主要从英国进口商品的国家由于受到1929-1933年危机的影响减少了进口。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传统工业的生产下降。1929-1937年，英国的钢铁、棉纺品和煤炭出口量下降1/3.由于这些原因，英国在世界出口总额中的比例，从20年代末的11%下降到30年代末的10%。在出口方向上也发生了变化，向英帝国、中东等地区的出口增加，向西欧、俄国、远东、北美和中南美洲的出口下降。
与出口下降相反，进口呈上升趋势。表4表明，1910年，英国进口总值为6.783亿英镑，1925年达到13.2亿英镑，1930年仍有9.195亿英镑。20年代末，英国进口量占世界进口总额的15.5%,30年代末上升到17.5%,实际进口量上升。30年代，随着电机、化学、造纸和其他工业的发展，对有色金属、石油、橡胶、纸浆、料布和茅草的需求增加，因此，生产原料以及半制成品的进口增加，粮食的进口减少。此外，由于30年代住宅建筑的发展，木材进口增加。
进口的地理方向也发生了变化：从英帝国、东欧等地的进口增加，从西欧、俄国等地的进口减少。英帝国在英国总进口中的份额从17%上升到26%。不过出口量下降，而进口量以相似的水平上升，这意味着一定量的出口现在能换回更多的进口商品，说明贸易条件改善了。导致贸易条件改善的主要原因是价格变化的差异。20年代，生产原料如小麦、水果、橡胶、锡、钒土和石油的价格下跌，大陆与大陆间运输费用减少，有利于贸易条件的改善。30年代，贸易条件在20年代基础上继续改善。以1913年的贸易条件指数为100,1921-1929年为120,1931-1938年为133.有利的贸易条件既可使英国增加进口量，使英国国民生活得更好，又对改善经济结构有利。英国可以利用这种进口商品比较廉价的优势，将资源从出口行业转向非出口行业。但遗憾的是，英国未能将因贸易条件改善而节省的资源用于其他方面，进行更大的结构调整，相反继续生产国内外市场已饱和的棉纺品和煤，因而错过了良机。
两战期间，无形贸易也不景气。战后，各国加强对本国船运业的资助或成立本国的商业船队，英国航运业面临激烈的竞争，从这一渠道获得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不如战前。从金融和其他服务行业获得的收入更少，1891-1913年，英国从以上两个途径获得的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3%,1921-1929年只有2.2%。在海外投资方面，战前每年平均获得1.5亿至2亿英镑的收入。战争期间，由于海外资产的出售和交战国不履行债务，英国失去8.5亿至10亿英镑的海外投资，损失数为海外投资总数的20%至25%,因此，海外投资的收入在20年代初令人失望。
表4 1910、1925和1930年英国贸易量和贸易方向 单位：百万英镑
注：出口额包括再出口，在每一栏中，上边为贸易量，下边为百分比，1925年只有百分比。
英国海外净投资在1929年后实际上已结束，为防止资本大规模外流而致英镑地位的削弱，英国在短期内曾禁止对外投资。即使在不禁止时，由于1931年以后外国大量违约拖欠债务，外汇管制使世界几个地区的资本和利息支付日益困难，再加上欧洲各国政治上的不宁和远东战争阴影的影响，因此，英国的投资者宁愿将资本投向帝国内和国内。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经济再次转为战时经济。这种经济最大的特征，是由中央管理的经济替代两战间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也就是说，由国家分配最重要的资源，决定生产什么，支付多少。就这一点而言，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没有太大差别。关于这次战争对英国经济的影响，学术界争议较大。50年代和60年代的传统观点认为，这次战争对英国有两方面的影响：第一，战争大大改变了政府的影响和作用，政府在战时采用了凯恩斯的某些政策，战时征税及相关政策致使社会趋向更平等；第二，战争证实了英国工业和经济的实力。这些观点在80年代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这些学者同意战争导致公共部门的增长这一看法，并认为这是一种位移作用，因为尽管战后没有维持战时高水平的政府开支，却也没有回到战前的水平。但他们认为采用凯恩斯政策是战争结束后几年的事，因为战争期间是对物质资源而非财政资源的计划管理。同时，他们也不认为战争使社会更平等，而是分化更大，中产阶级从中受益最大。关于第二点，一些学者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以美国和英联邦的支持为基础的，这一胜利掩盖了英国出口方面的潜在弱点，使英国在战后大量建造住宅，建立福利国家，而不是投资新工厂、新机器、研究与开发，改变技术教育和训练方面的缺陷。关于这种争论，我们不予置评。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次战争后，英国的普遍情绪是“再不回到战前去”，正是这种情绪，为战后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营造了适宜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