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英国见证了工业化、民主化和都市化，社会思想正是对这个过程的回应，人们思考：新社会的特点是什么，应该向哪个方向前进，社会变化意味着什么，会产生哪些后果？围绕这些问题形成了两种意识形态：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激进主义面向未来，坚持改革和人民权利，愿意推动19世纪的各项改革；保守主义面向过去，坚守秩序与基督教信仰，多少怀疑或抵触改革。如此概括虽然难免简单化，比如19世纪英国思想界巨擘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便自觉地将两种倾向都囊括在自己的思想中，但正是密尔自己，在《柯勒律治与边沁》一文中，对两种思想作了精确的划分，在他看来，贯穿整个世纪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属于第一种意识形态，而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批评家，包括牛津运动那些人，则属于第二种意识形态。
自由主义在19世纪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广义自由主义以个人权利作为国家基础，认为国家的合法性存在于保障个人权利之上，当国家忠实地执行这种使命时它就是合法的，当它不执行这种使命甚至侵犯个人权利时它就是非法的，在这个时候，以重建社会为目标的革命便会到来。在霍布斯、洛克甚至英国革命时期的共和主义思想中，权利主要指生命、财产与选举权；在19世纪，自由主义成为一种成见，在西方世界广泛传播。
19世纪早期的30年中，自由主义的旗手是边沁（Jeremy Bentham）和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边沁提出“功利主义”理论，他认为趋乐避苦是人的天性，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幸福，但作为个人的结合体，社会的整体目标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就是“功利主义”。他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判断国家立法与制定政策的基本标准，凡符合这一标准的法律与政策是合理的、正确的，凡不符合这一标准的法律与政策是不合理的、不正确的。他因此提倡出版自由、宗教宽容与立法改革，支持议会改革，主张改进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同时又反对法国式的暴力革命。他的主要著作包括《道德与立法的原理》（Introduto Principles of Morals aion,1780）、《惩罚与奖励的理论》（Punishments and Rewards,1811）、《议会改革问答》（Parliamentary Reform Catechism,1817）、《论证据》（ATreatise on Judicial Evidence,1825）等。他死后留下2000万字左右的手稿，为边沁式的自由主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詹姆士·密尔的主要著作有《论政府》（Esay on Gover,1820）、《政治经济学原理》（Elements of Political Ey,1821）、《人类心灵现象分析》（An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a of the Human Mind,1829）、《教会及其改革》（The Churd Its Reform,1835）。作为功利主义的信徒，密尔的根本信条是：人类的所有制度装置乃至所有活动，都服务于一个扎根于人性的目的：趋乐避苦、寻求幸福。这是他考察历史与社会问题的根本点。作为历史学家，密尔认为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有益于文明的进步。他毫不掩饰对印度与中国文化乃至种族的轻蔑。密尔认为政府是实现共同体和个人幸福的工具。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而苦乐要么来自自然，要么来自人的同类。国家主要通过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使人获得快乐。除了国家外，密尔还关心教育、刑罚，特别是议会改革。教育的目的是产生好人特别是公民，政治教育是统治的基石，犯罪是基本上缺少教育所致，因此惩罚是一种补救性的教育，目的是重塑性格，让罪犯回归社会。密尔生活在法国革命与英国议会改革之间，他坚信代议制既可以避免法国式的暴力革命，也可以避免直接民主导致的混乱。成年男子的普选权是他一生致力的目标。
詹姆士·密尔的儿子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是新一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他早年受其父及边沁的影响，是功利主义的代言人；后来他将功利主义改造得更富有人情味，内容也更加广泛。他认为人的品质有差异，幸福的品质也有差异，只有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才能让最大多数人都感到幸福。为了保障个人的自由，既要反对政府的控制，又要反对多数人的强制，为此他主张扩大议会选举权，把工人阶级纳入到政治体制之内，并建立以选举为基础的代表制地方政府。之所以需要这样做，不是因为抽象的“权利”，而是在他看来：政治参与能够培养“公民”而不是“臣民”，通过培养公民，就能够避免“多数人的暴政”。他的这些观点最集中体现在他最著名的作品《论自由》（On Liberty,1859）之中，这本书被看作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新的起点。他还主张给妇女以选举权，认为女性的资质并不差，只是社会条件让她们无法发展。由此，约翰·密尔成为英国现代女权主义的最早发起人。他的其他著作还有《逻辑体系》（ASystem of Logic,1843）、《政治经济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y,1848）、《论代议制政府》（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1851）、《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1861）、《论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 of Women,1869）等，他也实际参与政治活动，一生都是印度事务部文官，并且是议会中的激进派议员。
约翰·密尔关于“代议制”的论述也很值得注意：他认为文明意味着人类从消极服从走向自我管理，开明专制对于野蛮人是合适的，这种带有家长制特征的开明专制，是一种可以与代议制竞争的政治形式。代议制是古代民主制度的扩展，但代表们并不组建成政府，他们只代表人民来制约政府，由代表组成的议会只对政府进行检查，它只是一个协商机构，是意见的大会、民意的机关，是讨论和辩论公共事务的地方。他反对在代议制条件下多数人的强制，而主张思想的绝对自由，从这一点出发，他认为言论自由是绝对需要的，因为除了在自由的条件下接受竞争性的言论的检查以外，没有人可以称自己为正确。但约翰·密尔同时又认为，言论自由与公民的责任联系在一起，文明的公民需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所以它不适用于儿童和野蛮人。
与约翰·密尔同时代的马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y），从“自由”的角度对英国历史进行诠释，开启了英国历史学界的“辉格学派”；他把英国历史描写成自由制度形成的历史，对以后的英国思想界甚至欧美思想界都产生重大影响。马考莱的父亲是殖民地官员；马考莱自己早年喜欢文学，对艺术与历史感兴趣，是《爱丁堡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1830年入选下议员，大力支持1832年改革，是改革的重要推动者。后来他担任印度管理委员会成员，推动印度的刑法和教育改革。从1839年起他撰写《詹姆士二世以来的英国史》（The History of Engnd from the Accesion of James the Sed,1848），简称《英国史》），把王权与议会的平衡以及议会对“自由”的捍卫，作为历史叙述的主线，他认为光荣革命最伟大的成就是恢复了英国的宪政传统，而自由宪政也是英国历史前进的目标。该书第一、二卷出版于1849年，第三、四卷发表于1855年，第五卷出版于1861年，由于他过早地去世，书中的历史只写到1702年；尽管如此，这部书被认为是19世纪英国历史编纂学最高的成就。
作为自由主义的又一个吹鼓手，马考莱并不赞成边沁的功利主义，他不认为从几条简单的功利原理中，就可以推导出政府的行为准则。他认为趋乐避苦不符合历史的全部事实，政治研究应该以历史事实为出发点，而不以抽象的人性为对象。在20年代末，他曾对詹姆士·密尔的政府理论进行猛烈批判，不过他却和密尔一样用“进步”来解释历史。“进步”的历史主要是由辉格党推动的，宗教自由、政治自由、贸易发展、废除奴隶制、大众教育、刑法改革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辉格党的功绩。他在《英国史》中论证，过去160年中在物质、道德与智力方面的进步，都与辉格党有关，工业进步使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这种乐观主义态度与密尔表现出来的忧虑不同，因此马考莱常被视为是单线进步论者。在他的书中，大宪章、宗教改革、1640年和1688年革命、议会战胜王权等等，都是进步的章节。因为这样的观点，马考莱被认为是辉格史学流派的创始人，他的书也是辉格史学的集大成者。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出身于卫斯理宗家庭，是功利主义、进步理念和达尔文主义的合流人物，他的自由主义强调削弱国家的干预，扩大个人的选择范围。在19世纪中叶，斯宾塞是进化论的主要鼓吹者之一，几乎可与达尔文齐名。他在1862-1897年陆续出版了多卷的《综合哲学体系》（System of Syic Philosophy），试图将进化论运用于哲学、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之中。
斯宾塞年轻时曾为《经济学家》杂志撰稿，与密尔、卡莱尔、赫胥黎、艾略特这些人交往甚密。此时斯宾塞是个功利主义者，支持当时的各种激进思潮。1851年他发表《社会静力学》（Social Statics），也称“对幸福的基本条件的研究”，一举成功。该书受圣西门、孔德的影响，认为随着国家干预的减少，人类将完全适应于生存环境，在社会中适应社会；通过保存行之有效的交往模式，人类能防止相互间的敌意并防止社会解体。这本书表达的“自发秩序”的思想，是20世纪自由主义的重要生长点。1852年他发表《发展的假说》（Development Hypo thesis），提出“适者生存”，把生物学原理运用于社会，认为国家就是一个有机体，“进化”也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在1855年的《心理学原理》（Principle of Psychology）中，他认为人类的心理活动也是一种自然规律，个体与种群都面临着进化。他还认为宇宙中的所有事物，包括文化、语言、道德都是有规律可循的，这种“科学”的视野，与维多利亚时期人们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理解社会不同。
在9卷本的《综合哲学体系》中，他把以前表达的思想系统化了，在他看来，从生物世界到心理的、社会的、道德的世界都是可以解释的，它们都服从某些最普遍的规律，而“进化”是其中最重要的规律。进化从简单到复杂、从同质到异质，而人的世界的进化即社会进化是进化的最集中的体现。社会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黩武的、等级制度的，服从是它的普遍行为准则，这个社会处于进化的起点，是原始的、未开化的社会形式。另一种是进化的终点，它是工业社会，工业社会需要经过复杂的进化过程才能产生，在这个社会里，国家的强制力变小了，自由以知识为基础取代了服从；与道德一样，工业也是社会适应的结果，人类通过适应最终进入完美社会的完美阶段。至此，斯宾塞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体系，然而作为体系思想家的斯宾塞与早年作为社会评论家的斯宾塞却完全不同，在早年，斯宾塞是各种改革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到这时，从他的“体系”出发，斯宾塞反对一切社会立法，包括反对义务教育。
英国的自由主义后来受到德国唯心主义的影响，它开始接受国家干预理论，接受国家有机体的观念，从而发生了向新自由主义思想的转变，其代表人物是格林、霍布豪斯和鲍桑葵。托马斯·格林（Thomas Hill Green）是19世纪中叶以后英国哲学唯心主义运动的领袖，他受黑格尔的影响。格林从1855年进入牛津大学以后，便一直任教于这所大学，他的社会哲学又称社会自由主义，以和谐与一致为目标，倡导国家的干预与个人的自由相统一。在格林之前，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而自他开始，自由主义强调社会有机体的共同利益。新自由主义主张个人是社会的有机构成，对社会负有责任，从表面看，这只是强调不同的侧重点，但实际上却划分了自由主义的不同时代。在格林看来，个人的权利和幸福当然是文明社会追求的目标，但在工业化条件下，工人的贫困和健康的恶化却造成了不平等的机会与权利，自由放任带来的社会后果，与政策的设计者所预期的结果相反。为纠正如此弊端，国家应承担责任，在保障所有人得到平等发展机会方面发挥作用。自由的含义不再是免于干涉，而是清除不让每个人都享有自由的障碍。
格林的重要著作包括：《伦理学导论》（Prolegomena to Ethics,1879）、《政治义务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bligation,1879）、《自由主义立法与契约自由》（Liberal Legistion and Freedom of tract,1881）等，最后一部书在他去世后才出版。他从德国哲学，特别是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哲学中找到了平等主义政治理念的依据；在宗教哲学方面，格林也从德国哲学中找到了对抗抽象机械论的源泉，他认为信仰是宗教生活的本质，不是神迹支撑信仰，而是信仰解释现象。真正的基督徒在良心中发现上帝，生命的物质方面始终在阻碍精神方面，这是人类的困境；但这不妨碍人的现世生存，因为信仰是内在的，上帝通过信仰、通过与信仰者之间的沟通来确证自己。
在19世纪，自由主义是中等阶级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虽然不等同于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但它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说话的。两种思潮在社会改革方面属于同一阵营，它们相互影响，到19世纪中期以后，自由主义似乎更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因此在密尔、斯宾塞和格林的思想中，社会主义倾向都比较明显。
现代社会主义是工业化的产物，是对工业化导致的贫富分化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回应。社会主义主张平等的财富占有，在此基础上建立和谐、互助的人类社会。这种思想与资本主义牟利思想一样久远；在前工业化时期，西方社会主义主要从基督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兄弟邻里之爱中寻找思想资源。但现代社会主义关注的不是天国，而是世俗的平等，自启蒙与工业革命以后，社会主义主要从世俗人道主义与18、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中寻找资源。
英国的社会主义非常复杂，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对工业社会的态度也各不相同。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生于启蒙运动的全盛时期，也可说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他在19世纪中下阶层中的影响，也许只有约翰·密尔可以比拟。欧文在童年时期开始学徒，深感社会不平等之苦，后来他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企业管理人之一。1800年他接手新拉纳克工厂以后，依靠他的管理才能将它办成了英国最出色的机器大工厂。新拉纳克雇佣了1300多名工人，与当时大多数企业主不同，欧文改进工人的生活条件与工作环境，缩短工作时间，开办学校让他们接受教育，培养他们的责任感。乍看之下，欧文是一位慈善家，他的善举不仅没有影响他的经营利润，相反给他带来更大的成功，因为工人焕发出更大的工作热情。这样，许多人到新纳拉克参观，他的工厂成为观光热点，吸引了众多的头面人物，甚至包括美国的国父们、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欧文也成为他那个时代的名人。20年代他在美国建立“新协和村”，开始他的社会主义平等试验，但没有成功。此后，他创办了许多协会与杂志，宣传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他的主要思想体现在《道德新世界》（Book of the New Moral World,1826-1844）一书，以及《新社会观》（ANew View of Society,1813）、《致拉纳克郡的报告》（Reportto the iteefor the Relief of the Manufacturing Poor,1817）等作品中。
欧文认为工业社会是罪恶的社会，这个社会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激烈竞争，竞争造成社会动荡、贫富不均，每一个人都与他人为敌，把自己的利益与别人的利益相对立。工厂主为追求最大的利益，用机器与工人的劳动进行竞争，工人被彻底打垮，成为一无所有的人，历尽贫穷与苦难。社会的贫困现象就是由竞争造成的，而要消灭贫困，就要清除竞争；竞争的根源是私有制，只有消灭了私有制，才能制止竞争现象，将社会恢复到和谐、友爱的境界。由此，他提出公有制理想，希望建立人类大同的社会。他希望用建立“新协和村”的办法来进行社会主义试验，为世界树立榜样，而试验的失败却使人们认为那只是一个乌托邦。
欧文认为环境造就了人，没有人天生懒惰或道德败坏，是错误的社会制度特别是私有财产制造成普遍的道德沦丧，鼓励人们追求个人利益，导致人类的分裂。因此，加强社会立法特别是实施教育，消灭私有财产，让人们在合作中共同劳动、共同消费，便能使人类摆脱苦难。他的《新社会观，或论人类性格的形成》阐述教育和性格陶冶的原理及实施计划，勾画了造福于贫民的社会制度。人的性格不是天生的，而是环境造成的，这是欧文的人性理论。由此出发，他呼吁建立国家教育制度，让劳动阶级享受合理的教育。他还提倡工人们通过合作获得自救，在他的启发下，工人们建立了许多消费合作社，自筹资金，建立小商店，直接从生产单位购进产品，以优惠价格卖给会员，从而避免资本主义的商业盘剥。
欧文同时代的托马斯·霍奇斯金（Thomas Hodgskin）有与欧文不同的经历，他12岁加入英国海军，参加过拿破仑战争，退役后进爱丁堡大学学习，随后去伦敦成为自由撰稿人，受到普莱斯、边沁和老密尔的影响。1823年他与罗宾逊创办《技工杂志》（Meics Magazine），1832-1857年为《经济学家》撰稿，他的名作《反对资本，为劳动辩护》（Labour Defended against the Cims of Capital,1825）是在伦敦技工学校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时的讲稿，也是与另一位社会主义者威廉·托马斯的辩论结果。在这篇文章中，罗宾逊用李嘉图的理论证明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根源，他发现劳动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劳动生产率也越来越高，但工人的所得却越来越少，工人变得越来越穷。他因此指出：工人创造的财富大部分被资本家占有了，资本家的财产来自对工人的剥削，换句话说，资本家剥夺了工人生产的剩余产品，这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先河。霍奇斯金的许多论断都给马克思很大启发，因此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曾多次提到霍奇斯金的这本书。霍奇斯金的其他著作还有《通俗政治经济学》（Popur Political Ey,1827）、《财产权：自然与人为的对照》（Natural and Artificial Right of Property trasted,1832）等，他反复论证劳动创造得越多，就被榨取得越多，利息、地租和利润都是对劳动价值的侵占，也是社会不和谐的根源；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自然权利是社会的基本法则，从这一点出发，他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
霍奇斯金死于1869年，这是《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的第三年，第一国际成立后的第五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在伦敦写成的，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在英国广泛流传。英国土生土长的社会主义是19世纪早期的欧文主义，以及在70-80年代开始兴起的费边主义。
1884年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组成费边社，其中包括社会评论家韦伯夫妇、家萧伯纳、历史学家赫伯特·威尔斯等，这些人都带有某种社会主义倾向，对资本主义社会持批判态度。费边社规模最大时只有一二百人，但这些人影响巨大，他们不定期出版《费边论丛》，阐述他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尽管这些小论文在思想和观点上并不完全一样，但基本出发点却是相同的，即批判资本主义，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费边社认为：随着工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已经为社会主义准备了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资本集中，最终一定会形成生产手段的社会所有，这个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因此是历史的必然。既然如此，社会主义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人们应该认识这个趋势、自觉地迎接社会主义的到来。但社会主义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工会将发挥关键作用，一旦财产的私人占有消失了，组织在工会中的工人将接管所有财产，实行社会化生产。因此社会主义的形成是一个和平的过程、渐进的过程，人们应该做好长期的准备，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创造条件。他们把这个过程比作古代罗马将军费边的战术，即不直接冲击资本主义，而是用迂回的手段促进它灭亡，由此而产生“费边社”这个名称。
费边社的主要理论家是西德尼和比阿特丽丝·韦伯夫妇，比阿特丽丝是一个富裕工厂主的女儿，生于1858年，她同情工人，参加过查尔斯·布思关于伦敦贫困问题的调查，接触到大量的社会现实。她曾在有关妇女和工人问题的皇家委员会里工作，调查工人阶级状况和合作社问题。西德尼于1859年在伦敦出生，曾在陆军部、殖民部担任文官，两人共同撰写过《英国工会史》（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1894）、《工业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1897）、《英国地方政府》（English Local Gover,1906-1929）等重要著作，对费边社及英国的工会运动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他们关于工会将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构造者的思想，为后来工党的建立及工党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提供了理论指导。西德尼在1892年帮助创办了伦敦经济学院并担任教授，在20世纪参加了最早的两届工党政府并出任大臣。
19世纪末另一位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是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他是画家、艺术家、诗人，从社会批判的角度向社会主义靠拢，并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他自小对中世纪有兴趣，50年代进牛津大学，受牛津运动重要人物纽曼的影响，后来又参与了拉菲尔前派的艺术运动，对中世纪的艺术与建筑充满神往。1870年以后他卷入政治活动，表现出社会主义的倾向，他相信社会主义是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唯一方式，可以克服贫困、失业、阶级对立等尖锐矛盾。1883年他加入民主同盟并开始《资本论》。在《艺术与社会主义》（Art and Socialism,1884）、《社会主义原则》（Principles of Socialism,1884）、《社会主义圣歌》（The ts of Socialism,1885）这些作品中，他批评当时的社会，认为资本主义破坏了艺术的原创性，把生活变得枯燥无味，使人失去人性。他相信社会主义将把英国从工业社会带回温暖的中古社会，那个时候，社会平静、和谐，没有动乱不已的阶级冲突。他参加过街头抗议，曾因街头演说而被捕，作为大学教授他出入于各种工人聚会，甘愿与下层人为伍。他一生都迷恋中世纪，认为中世纪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英雄主义、骑士风度、真正的爱，等等。由此便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社会主义憧憬和他的家具设计与里都充斥着浓厚的中世纪情节。
《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1890）是莫里斯的主要著作，与莫尔的《乌托邦》一起成为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经典。这是一部幻想，把中世纪的田园梦幻与社会主义的想象结合在一起。在乌有乡，没有私有财产，也没有都市，没有银行与法院，也没有学校，议会大厦里堆放肥料，工作是一种艺术也是生活，劳动是创造、是快乐之源；乌有乡里人人平等，因此是一个理想的境界。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方案。
如果把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归于“进步”的一类，那么在19世纪思想界还有“后退”的一类，他们继承18世纪的伯克传统，形成了贯穿于19世纪英国思想史上的保守主义思潮。这一类思想家反对功利主义，认为工业与民主破坏了文明；一定程度上，他们体现着浪漫主义色彩，其中不少人本身就是浪漫主义艺术家。从这个角度看，属激进主义阵营的约翰·密尔和格林也有这种倾向，而莫里斯更明显。密尔思想发生变化，是因为发现边沁与柯勒律治之间有差异，他试图用柯勒律治的感情追求来补充边沁的功利主义。人们意识到只有利益与快感，并不能让人感到幸福，于是在19世纪思想中出现了对启蒙运动的反动、对中世纪的浓厚乡愁。所以，19世纪的思想分野是非常复杂的，这是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
保守主义来源于伯克，伯克之于19世纪的保守思潮，正如洛克之于19世纪的自由主义一样。在“后退”的浪漫主义思想家中，首先要提到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是他在维多利亚时代用传统寻求秩序，抗拒科学与政治的变革。他反对政治经济学，把它说成是“阴郁的科学”，他不赞成经济学家的论断，甚至认为奴隶劳动比自由劳动更好。
卡莱尔生于苏格兰一个加尔文教家庭，其父希望他成为牧师，但在爱丁堡上大学时，他便失去了宗教信仰。在大学里，他读了大量德国文学作品，受歌德、费希特这些人的影响。他的第一部有影响的《被剪裁的裁缝》，是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品。1834年卡莱尔移居伦敦，经过4年的与思考，于1837年出版《法国革命史》，这使他一举成名。该书以亲历者的身份叙述从路易十五之死到拿破仑掌权之间的重要事件，将叙述与愤怒的评论融为一体。在卡莱尔看来，革命意味着某种精神性质的致命影响，在革命中，那些已僵化为教条的观念，带着冲动、希望与恐惧，在集体的暴力事件中发挥作用。卡莱尔在书中开始表达他后来在所有著作中表现的英雄崇拜主题：当混乱超出于肇事者的控制能力时，只有像费希特所说的“伟大人物”出现了，才能收拾残局——当然，拿破仑就是这样的人。这个主题在《英雄与英雄崇拜》（On Heroes,Hero-Worship,and The Heroi History,1841）中得到进一步发挥，书中六篇文章是系列演讲，强调英雄对时代的救治，穆罕默德、克伦威尔和莎士比亚这些人都是伟大的人物，他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创造性地处理了人类的困境。英雄之所以是英雄不在于他的道德，而在于他的力量：穆罕默德单枪匹马把敌对的氏族结合成一个强大的阿拉伯国家，莎士比亚、克伦威尔等也都是英雄。因此在卡莱尔那里，历史是英雄们的历史，历史是英雄创造的，这就是卡莱尔的英雄史观。
在《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1843）这本书里，卡莱尔将19世纪的放荡人物与中世纪的修士进行比较，他指出中世纪特别是修道院是人类的理想境界，在那里，人们保持着人性与精神的统一，体现着对深邃与超越的追求。现代人的生活是分裂的、表面化的，它分解成经济力量、普遍权利和自然规律三种价值，从而表现为完全的表面化。在19世纪，集体主义让位于个人主义，道德让位于“阴郁的经济学”，这样，卡莱尔就远离了密尔式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以一种愤世嫉俗的、极端的、嘲讽的口气，评论他所处的时代。
《当代评论》（Latter-day Pamphlets,1850）是卡莱尔对1848年革命的反应，在书中他攻击民主是个荒谬的理想，因为政府应该托付给强者，群氓是无法实施有效的治理的。书中出现“永恒的肯定”与“永恒的否定”两个术语，成为19世纪后期的口头禅，前者指有坚定信仰的人，后者指无神论和怀疑论者。六卷本《斐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1858-1865）是卡莱尔后期的重要著作，在普鲁士斐特烈大帝的身上，他看到了克伦威尔的身影。卡莱尔对1867年改革深感厌恶，他讨厌欧文式的慈善行为，赞美专制，为奴隶制辩护。总之，卡莱尔是对启蒙运动的反动，尽管他崇尚力量、赞美超人、要求超越平庸，但他却表现出悲观乃至绝望的情调。他的思想受德国哲学的影响，反过来又对尼采的超人哲学产生了影响。
另一位有影响的批评家是马修·阿诺德（Mar thew Arnold），与卡莱尔的狂暴相比，阿诺德要文雅得多。他希望通过教育来提升社会的品味，用传统所积累的崇高美学理想来恢复道德观念，使日渐平庸的生活具有意义——这就是他所说的“文明”。就这一点而言，他与密尔有很多共通之处。阿诺德1841年进入牛津大学，此时牛津运动正处于盛期，对阿诺德产生影响。在大学期间他与华兹华斯相识，直到40岁他都是诗人，40岁以后才成为文化角度的社会批评家。在文学作品以外，他的主要著作有：《论荷马翻译》（On Homer Transtion,1861）、《文化与无政府》（Culture and Anarchy,1867-1868）、《法国大众教育》(1861）、《民主》(1879）、《文学与教条》（Literature and Dogma,1873）、《批评论集》（Essaysin Criticism,1865-1888).
阿诺德把他的重点放在教育与影响社会上，在阿诺德看来，人性具有可塑性，可以向不同方向发展，教育使人性得到最完美、最充分的发展，使人的能力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各种知识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都有重要地位，而文学特别是诗歌是一个时代的表现，是对时代的表达与解释。可见，这种教育理想是扎根于西方古典文化与文艺复兴的传统之中的。
“文化”和“文明”是19世纪英国思想中少数几个关键词，在阿诺德看来，追求文化就是探究完美，它要求消除社会的阶级属性，使所有人生活在“甜美与阳光”下；它追求文明的传承，将每一个时代的自由思想固定下来，渗透到社会的习惯之中。通过对知识的学习与运用，人被塑造成有文化的人，社会被塑造成文明的社会，从而都臻于完美的境界。对社会的批评是对所有继承下来的观念进行梳理和反思，用最好的、仍然有价值的观念来对照现实，从而达到提升现实的目的。另一方面阿诺德又强调：优秀的批评家追求心灵自由、追求精神的自我满足，而不顾及外在的力量，因此批评只面对事实。他认为工业化和财富并没有带来幸福，只带来社会的市侩化，他的名言是：火车并不使人自由，只不过把人们从一个不自由与肮脏的地方送到另一个不自由与肮脏的地方而已。
阿诺德把当时的英国社会分成三个等级：野蛮的贵族、市侩的中等阶级和愚昧的百姓。这三个等级没有一个具备高雅的文化，特别是中等阶级，他们对创造性的知识产生威胁。正因为如此，他觉得那些企图恢复道德的人是孤立无援的，只能在纯粹的思想与想象世界中自我放逐。不过他还是展望一个充满生机的新时代，在物质的世界里寻找精神的救赎。他认为大众需要道德支持，这只有到《圣经》中去寻找，因此他提出抛弃基督教的神学与形而上学部分，而专注于道德格言。阿诺德敬仰纽曼，但认为纽曼的信仰是无效的，牛津运动无法理解。他称上帝的存在无法证实，因此神学不成立，但《圣经》的道德根源是有益的，《圣经》为此提供了支持，只有在提供道德的正当性这个意义上，基督教才是真正的宗教。由此可见，阿诺德为理解基督教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在19世纪下半叶，拉斯金也许是最重要的道德和社会批评家，他的思想很复杂，很难用“激进”或“保守”来评判。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是画家、建筑师、艺术评论家，多才多艺，新艺术的领军者，维多利亚时代最聪慧的智者之一。这位牛津大学艺术系教授几乎涉猎过与公共生活相关的所有领域，他写过政治经济学、地质学、植物学论文，作过诗歌、绘画和文学作品，他讨论过云彩和劳工的不满，只要公众希望了解，他都可以作出解释。
作为艺术家，拉斯金和阿诺德一样从艺术和生活的角度思考社会。他们发现在艺术的框架里自由有不同于政治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发挥创造力。在拉斯金看来，艺术是所有人的事，与所有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艺术是艺术家情绪的表达、想象力的发挥。正因为艺术应该是原创，他认为工业化带来的复制艺术，是对艺术乃至感觉的巨大挑战；他反对这种艺术，认为是对艺术本身的亵渎。在《劳动者的力量》（1871）和《经济学释义》（1872）中，拉斯金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原则是违反人性的，他反对维护剥削制度的立法，认为劳资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资本家不应榨取工人的血汗。他还认为机械生产扼杀了工人的自主性，中世纪的手工劳动是理想的，因为那是一种艺术，因此，他主张回到资本主义之前的时代。他高度评价文艺复兴之前的艺术作品，否定文艺复兴中现世的和肉欲的艺术。他认为工业社会过于丑陋，既没有艺术，也没有美。拉斯金最重要的著作是《建筑学七盏灯》（1849）和《威尼斯石头》（1851-1853），在其中，他抒发了关于艺术和美的观点。
除了从美和道德的角度否定工业社会，保守主义的另一支从宗教角度提出问题，其典型是牛津运动。激进的社会思想家和改革家可能认为宗教信仰与他们无关，有的人甚至认为它是改革的障碍。不过在19世纪，公然的无神论者是很少的，那些深陷于信仰危机之中、认为基督教神学无法证明的人，反倒不是无神论者。在19世纪，倡导宗教与科学和解、与社会改革结盟的思想基本上是18世纪的遗存，而回归传统的思想反而得到发展，这样就产生了牛津运动。
牛津运动的重要人物有纽曼、基布尔和皮由兹，1833-1845年，这几位牛津学者发表系列小册子《时代书册》（Tracts for the Times）讨论各种宗教问题，包括国教与天主教的关系，现时代的信仰表达，原始基督教的各项制度等等，因而也被称作“书册运动”（Tractarian Movement）。基布尔（1792-1866）出身于神职人员家庭，在牛津大学获圣职，1827年出版诗作《基督徒的年历》获巨大成功，1831年受委任主持牛津大学诗学讲席。纽曼（1801-1890）1816年进牛津大学，1821年毕业，三年后成为牛津基督教教堂的执事，开始其神职生涯；1841年他发表《第90号书册》，也是最后一本书册，其中表达了明显的天主教倾向，1845年他皈依天主教。皮由兹（1800-1882）在牛津大学接受教育，28岁即出任钦定希伯来研究教授，他对牛津运动的贡献是仪式研究，出版了《大教堂制度》《施洗礼的圣经学评论》《论圣餐制》等书；1836年开始编辑《牛津教父文库》，历40年凡48卷，是牛津运动的重要学术成果。
牛津运动起源于18世纪开始的教会危机，国教失去它的号召力，民众丢失宗教热情，而日益变得物质化和功利化。牛津运动的发起人认为应该恢复英国教会的活力与威望，重新唤醒民众的宗教信仰。为此，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天主教会的演化过程上，旨在证明英国的教会与基督使徒及早期的教父们是一脉相承的。为证明这个问题，他们把天主教的教义和仪式与罗马教会近几百年的腐败区分开来，论证罗马教廷制定的教义符合使徒与早期教父的教导。但当他们刻意强调英国国教与天主教的延续性时，他们却掉进另一个陷阱，即英格兰教会在16世纪宗教改革时就已经和罗马教廷一刀两断了，而且在此后300年中国教被视为英国民族性的重要标志，英国民众一直对天主教心存反感。纽曼等人为提升信仰而强调仪式，结果就有意无意地背离了宗教改革的基本方向，等同于否定宗教改革，使国教的合法性受到挑战。人们越来越怀疑他们以弘扬信仰为掩蔽，意图恢复天主教。即使连国教高教派最后都认定牛津运动心怀叵测，将其斥为裂教图谋，而高教派在开始时是多少对其持同情观望态度的。纽曼一批人后来果真皈依了天主教，给牛津运动致命的一击。
19世纪，国教的地位受到动摇，政教分离已不可逆转，在这个时候，牛津运动试图以强化仪式和教阶制度的方式来恢复教会在国家中的正统地位，对抗教会的“自由主义”倾向，在这一点上，它和其他保守主义思潮是彼此呼应的。
在讨论过以上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牛津运动四种社会思潮之后，尚需关注两个特殊的论题：女性主义和帝国主义。女性主义源于启蒙时期，1792年，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出版《女权辩护》，站在进步与理性的立场上伸张女性权利，她认为女性的无知、脆弱、多愁善感以及足不出户的状况，是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结果，成见与印象形成了带有专制性质的性别贵族制。在她看来，男女两性都从造物主那里得到理性，因此女性应该与男性一样享有自然权利。她希望给女性以平等的教育权利和工作机会，从而改变她们的受压迫地位。
欧文也关注妇女问题。他同意那个时候人们对女性的判断：狭隘、做作、欺诈，但他认为这些都不是天生的，而是不良社会制度的结果，即家庭、宗教与婚姻关系，财产制度与工业生产，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个人主义观念等等，都成为妇女不幸的原因。他认为仁爱与理性可以促成两性平等，而这有赖于一种良好的共同体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社会主义实验有利于妇女解放，只有参加工作，才能把妇女从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中解放出来。受欧文影响，威廉·托马森（William Thompson,1775-1833）于1825年发表《人类另一半的呼吁》（Appeal of One Half the Human Race），反驳詹姆斯·密尔的政府理论，他认为女性在婚姻与政治中有与男性完全平等的契约者地位，为了获得公民权，妇女应该得到精神与智力的支持；他主张以合作关系取代竞争，平等的财产权利是性别平等的前提。
从功利主义出发，约翰·密尔是60年代女性权利的最重要的倡导人。1860年他发表《妇女的屈从地位》一文，主张平等的两性关系，认为新型的婚姻关系不仅惠及妇女，也惠及全社会。他指出有选举权、受过教育、有固定职业的妇女和男性一样都是纳税者，因此应享受与男性一样的尊严。
尽管女性主义在多数场合伸张平等的权利，但它也关心妇女的独特性，在这个方面，萨拉·刘易斯（Sarah Lewis）是一个典型。她在《妇女的使命》（Woman''s Mission,1836）中反对妇女外出工作，建议把妇女限制在家庭中，她认为女性是道德的维护者，母性是女人的根本；女主内，男主外，这种分工建立在两性差异的基础上，也是基督教的根本原则。刘易斯认为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应该分开，因此，女性不应进入男性的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女性主义的另一个分支，它强调的是妇女的特殊性。罗斯金同意刘易斯有关两域分离和母性力量的观点，他认为女性应该将这种“女王般的力量”扩展到家庭之外。
女性主义有两个分支，一个分支追求权利，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她们组成激进的参政同盟，采取低度暴力手段（如在公共场所放置炸弹，又向媒体公布炸弹的位置），争取妇女的选举权，其领袖人物是潘克赫斯特母女。这些行动的妇女参政运动者同时也重视塑造自己的淑女形象，经常把时装展示和示威游行结合起来。另外一个分支是在约翰·密尔等中等阶级思想领袖影响下的温和群体，她们强调女性的品德培养，主张通过宣传、教育让整个社会都意识到妇女问题的重要性，通过立法来解决女性的权力问题。这些人用一种沙龙式的方法开展活动，一边听课、讨论，一边修习刺绣、缝纫等女子工艺。他们的工作重点是说服上层人物，请他们帮助完成妇女的解放。
关于帝国主义问题，在19世纪，无论激进派还是保守派，几乎都支持帝国主义，即使有人抨击殖民者的掠夺与暴行，也认为西方的制度比东方好，西方在技术、制度和文化诸方面，都处于更高的发展阶段。温和的思想家吁求用和平、人道的方式，或宗教、商业的方式促进西方文明，而不采用武力和占领的方式对付非西方文明。人们普遍认为非西方文明是落后的、野蛮的，这种心态一直影响到20世纪。自由主义相信普世价值，而这些价值只是西方文明中某些特征；进化论相信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而西方的现在为全人类指引未来。所以在19世纪，总的思想潮流是帝国主义，“自由主义者往往是最热切的帝国主义者，他们也常常对帝国主义提出强烈的批评”，但批评只局限于手段的残忍方面。
密尔父子支持帝国主义，认为落后民族经过先进民族的统治，其文明程度将得以提升，好帝国主义与坏帝国主义的区别在于统治者能否从落后民族的幸福出发，统治后果能否改善它们的福祉。詹姆斯·密尔曾说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对英国是一个负担，但有可能使印度人民受益，他不赞成粗暴地对待殖民地，但同时又说：即使欧洲人滥用武力，也比东方专制主义要好。马考莱说：英国人无法对那么多的印度人进行教育，但能够在印度人中培养出一个阶级，作为“我们”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桥梁；这个阶级应该是印度人的肤色，但具备英国人的趣味、观念和道德。约翰·密尔在《论自由》说中，只要结果是野蛮民族得到改进，专制统治也是合法的。文明世界有义务帮助落后社会成长，这是“白人的责任”。张伯伦在1897年说：应该把占领的意识变为责任意识，“我们觉得，如果能证明我们对他们的统治为人民带来幸福和繁荣，这就是我们对这种统治合理性的唯一证明。”
反对帝国主义的也有人在，边沁是其中之一。从功利主义出发，他认为西方对非西方的统治并不像这种统治的倡导者所说的那样高尚，西方统治者和东方被统治者的关系其实是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对双方来说这都是毁灭性的。他呼吁解放殖民地，认为西方没有权利统治他们，西方的统治有悖于被统治者的利益。与边沁持同样立场的还有斯宾塞，他虽然是个进化论者，在帝国主义问题上却不支持密尔。他从40年代起就反对帝国主义，认为暴力统治不符合基督教精神；到90年代，他激烈批评殖民母国的贪婪、傲慢和虚伪，他认为英国知识精英中弥散着沙文主义，维持帝国将使英国自己陷入野蛮化，那些自称为文明民族的统治者不过是白色野蛮人，他们用枪和炮去征服黑色野蛮人。
霍布森不是从道德的角度出发的，他从帝国对母国的危害的角度，来批判帝国主义。保持帝国对国内和平构成挑战，伤害经济发展，阻碍改革，尤其是，从1870年代开始西方主要国家剧烈争夺殖民地，刺激了对外投资，造成剩余资本外流，使国内市场迅速萎缩，影响了国内的社会事业。在霍布森看来，到19世纪末，西方国家已经发展成逐利的帝国主义了，为追逐利益而互相争夺，而争夺殖民地就形成战争的根源。霍布森的这些观点深深地影响了列宁，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提供了思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