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世纪交接之时大英帝国臻于极盛，英国殖民地遍布于全世界，东、西、南、北到处都有米字旗飘扬，英帝国成为名符其实的日不落帝国。然而，维持这个帝国是要付出代价的，辽阔的帝国带给英国无尽的财富，也意味着英国为征服、统治和维持这个庞大的帝国，需要投入多少人力和物力。帝国从福音变成魔咒，变成挂在英国脖子上的沉重磨盘。为此，大英帝国面临新的调整，它尝试改变殖民地的统治方式，从自治领的代议制到印度、埃及等的“开明专制”，从黑非洲的直接统治到附属国的间接统治，都体现了调整的尝试。英国一以贯之的“分而治之”策略，也表明大英帝国有一定的弹性。然而，这些情况同时也表明：帝国辉煌的光环下不祥之兆已经聚集，从民族主义的兴起，到独立意识的增强，都预示帝国的末日正悄悄到来。
18世纪以来，英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海上霸权，把政治、经济、文化势力渗透到遥远的世界，在全球范围内扩展殖民地，建立依附国，构建势力范围，缔造了日不落帝国。到20世纪初，当世界领土几乎被瓜分完毕时，英国占有了最大的份额。1800年英国拥有150万平方公里殖民地，2000万人口；1880年拥有770万平方公里殖民地，人口2.6亿；1899年达到930万平方公里土地，3亿多人口；1900年拥有1100万平方公里土地，3.9亿人口；到1914年增加到335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4亿多人口，相当于英国本土的139倍，人口的10倍多，相当于地球陆地面积和当时人口的1/4!英帝国的领土遍及于东西两个半球，分布在除南极以外的世界六大洲，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也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
在1911年英帝国人口中，有6000万白人和3.44亿有色人种。在各殖民地，印度人口达3亿之多，西非殖民地次之，有1800万，埃及和苏丹有1100万，东非和南非各有760万，人口最少的是新西兰，但也有100万之众。（表56）
表56 1911年英帝国人口分布（单位：万人）
让我们追随太阳的运转轨迹，来清点英国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从新西兰向西，是澳大利亚殖民地，还有太平洋中的许多岛屿，星星点点地分布在大洋之中。进入亚洲，从马来半岛开始，向西经印度次大陆，沿波斯湾直到阿拉伯半岛和两河流域；向北经缅甸、印度、中国西藏，再进入中国内陆，这是一片广大的亚洲区域。进入非洲，包括北非、东非、南非、西非殖民地，英国在非洲占取了最大的份额，也获得最多的财富。越过大西洋，它据有北美的加拿大、纽芬兰，南美的英属圭亚那、福克兰群岛，还有加勒比海上大大小小的群岛，那里是非常富裕的地方。
白人殖民地大部分位于最适合人类生存的温带或寒温带，包括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殖民地是英帝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英国是母国，它们是自治领，是母国的分支，主要由白人居住，实行自治，管理内部事务。帝国的其他区域大多位于热带或亚热带，气候炎热，居民主要是黑色和棕色人种，只有少数白人在这里定居。
殖民地是英国重要的原料产地与商品销售市场，英国通过繁忙的商路向殖民地输送工业品，殖民地则向英国提供原料和农产品。英国从加拿大获取木材和小麦，从纽芬兰获取丰富的水产资源；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获取牛羊肉、奶制品、羊毛和矿产；从印度获取棉花、茶叶和香料，从马来半岛获取橡胶和水果；从非洲得到各种热带作物和矿物，包括黄金和钻石；从加勒比得到烟叶和甘蔗，还有其他热带美洲原材料。在这繁忙的商业活动中，英国建构起几条国际海上航线，服务于英国与殖民地的贸易活动。第一条是最为繁忙的大西洋航线，它从英国穿越大西洋，直达美洲的加拿大或牙买加。第二条穿过地中海到埃及，再由苏伊士运河到印度、东亚和澳洲。第三条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直达好望角，中途可到达西非各个港口；从好望角穿越印度洋，就到了印度、锡兰、马来半岛，虽说这是从葡萄牙时期就有的传统航线，可是到20世纪初它仍然很重要。最后一条航线从加拿大西海岸斜插太平洋，可以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条航线发展得相对较迟，是随着澳洲的开发而重要起来的。这四条航线在不同的地点相互交叉，为英国构筑了一个世界性的海上交通网，而这些，就是英帝国的生命线。
商路上有一些重要的战略据点，是维护帝国的生命点，其中包括地中海口的直布罗陀，地中海中的马耳他岛；红海的出海口亚丁，大西洋沿岸的弗里敦；大西洋中的阿森松岛（Assion）、圣赫勒拿岛、百慕大群岛；非洲南端的开普敦；印度洋中的毛里求斯和塞舌尔，锡兰的科伦坡（bo）；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马六甲海峡、新加坡，以及中国的香港。在太平洋航线上，最重要的是斐济群岛。
殖民地为帝国财政作出了巨大贡献，从英帝国税收分布表来看（表57），印度的收入几乎一直是英国本土财政收入的一半，可见它在帝国内部的重要性。在1897-1911年期间，澳大利亚的财政收入增长了近1倍，加拿大则增长了近3倍，西非（尼日利亚、黄金海岸、塞拉里昂和冈比亚）增长5倍。
表57 英帝国税收分布表（单位：万英镑）
南非的黄金维持着伦敦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从世界和英帝国的黄金产量来看（表58），英帝国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1901-1911年英帝国在世界黄金产量中的比例从46.29%增长到59.1%,其中德兰士瓦所作贡献就从2.03%增长到37%。
表58 世界和英帝国的黄金产量
经济学家杰文斯在1865年曾说：“北美和俄罗斯的平原是我们的谷仓；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矿区；加拿大和北欧半岛为我们种树；澳大利亚为我们牧羊；还有阿根廷为我们养牛；秘鲁送来白银，南非进贡黄金；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茶，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至于我们的棉花种植园正在从美国南部向地球一切温暖的地方扩展。”总之，整个世界都在为英国服务！
30年之后，英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帝国，在五大殖民帝国中名列前茅：
表59 20世纪初世界五大殖民帝国对比表
这个帝国靠夺取和控制一大批战略要地来支撑，靠皇家海军来保卫，靠打击对手和镇压殖民地来维持，靠霸占海洋来生存。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帝国通往远东或加拿大的海上航道始终保持通畅，从未受到过真正威胁，无论是从苏伊士运河到波斯湾，还是从好望角到印度洋；无论从开普敦到广州，还是从直布罗陀到孟买，英国把海上交通看作是帝国的禁脔，所有挑战者都会受到无情打击。这就是所谓“不列颠治下的和平”。
那时的英国人浸染着帝国的矫情，格拉斯顿说：“帝国情绪是与每一个英国人与生俱有的。”卡纳温勋爵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世界“传播明智的法律、优秀的政府以及组织良好的财政”，向世界“提供一种体系，以使最谦卑的人可以与最伟大的人平等地享有不受压迫的自由”。对19世纪英国人来说，拥有并统治最大的殖民帝国不仅合情合理，而且是英吉利民族所担负的世界责任，是上帝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英国人对帝国的狂热已经达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了”，“一想起帝国，每一个英国人的心中就必然充满骄傲。”因此，每一个不经意的举动都会散发浓厚的帝国意识：历史教科书描述帝国的建立、赞美帝国的伟大；大英博物馆陈列世界各地的文物，有意无意地颂扬殖民者掠夺的功绩；维多利亚女王的塑像在全世界矗立，无声地昭示着大英帝国的辉煌；当英布战争中英军解除马弗金之围的消息传来后，英国举国欢腾，伦敦人高唱爱国歌曲，在大街上庆祝游行。帝国意识渗透在每个英国人的肌肤中，有书宣称：“少男少女共学习，要做帝国之藩篱。英伦人民无所惧，吾国强大不可移。”殖民主义者对殖民统治大唱赞歌，罗得斯多次说：“我们碰巧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种族，拥有体面、正义、自由、和平这些最高的理想。”连自由主义的旗手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都在赞扬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说它“不仅在意愿上是最纯洁的，而且是有史以来对人类最为有益的统治之一”。
然而，日不落帝国真的能永远不落么？早在英帝国如日中天的1852年，迪斯雷利就说过“殖民地是挂在我们脖子上的沉重磨盘”。索尔兹伯里在1861年也抱怨说，英国每年支出150万英镑保卫殖民地，“仅仅收养了一大堆军事驻地和一种‘日不落帝国’的自满情绪”。作家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则首先使用了“白人的负担”，来表达他心目中的英国与殖民地。
其实，对“英国从殖民地究竟得到多还是付出多”的问题，英国一直争论不休。自由主义者宁愿从无形帝国的贸易中获益，认为自由放任比开疆拓土更有效，亚当·斯密认为殖民地是“一场金钱的浪费”，保卫帝国更是纳税人的负担。一位写过《牛津大英帝国史》的历史学家，甚至推算出如果英国在19世纪40代中期就甩掉帝国的包袱，那么它可能得到相当于减税25%的“去殖民化红利”。1870年以后，随着有形帝国不断扩展，帝国的经济效益呈下降趋势，似乎验证了自由主义关于帝国的“预言”，从1897年到1911年，英国对殖民地的进出口都处于下滑中，进口从85.76%下降到72%,出口从75.9%下降到68%。
表60 英帝国内英国对殖民地的主要进出口贸易情况（单位：百万英镑）
殖民地的原材料也不是轻易得来的，为了向黄金海岸内陆地区扩张，1896-1900年又发动了两场阿散蒂战争，直到1903年英国控制阿散蒂首都库马西以后，那里的可可、黄金和木材才能被利用。殖民地也并非总是投资的第一选择，例如，对印度的投资虽然一直在增长——1870年1.6亿英镑，1895年2.7亿英镑，1900年3.05亿英镑，不过英国对印度的投资一直少于对美国的投资；1870-1913年英国对印度的出口也从85%下降到66%。在殖民地的投资并未带来人们预想中的巨大收益，东印度公司那样的“飞来横财”似乎再也不会重现。就投资而言，有人研究了482个公司的情况，结论是对帝国的投资收益逐渐减少，1860-1884年间，国内与海外投资收益均为5.8%,而对帝国的投资收益则为9.7%;但1885-1912年利润率下降，国内收益为5.5%,海外收益为5.3%,帝国收益只有3.3%。因此有人争辩说，兼并和领土扩张并不是大大有益于英国。
帝国只是为少数人谋利而已。英国的一些理论家尖锐地指出，帝国为资本家创造了大量利润，却对殖民地和英国的普通百姓毫无益处。J·A·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认为，19世纪后期的帝国主义是“国家生活中一种让人堕落的选择”，从根本上迎合“自私的攫取欲和暴力统治欲”。他在1902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一书中断言，资本主义不平等的财富分配造成穷人入不敷出，富人却能积聚财富，并将这些财富作为资本投向海外，以获得更大的收益。这就是帝国存在和扩张的动力。
帝国负担首先是征服的负担，帝国史专家P·马歇尔做过细致的分析，他说：“在征服战争中以及建立新的行政机构时，导致的开支如果有很大可能要落到英国的纳税人头上的话，英国的财政部和下院是反对的……也有一些团体基于人道主义和基督教理由，反对入侵战争并在一场明显的非正义的战争中夺人性命……政府通常能够比较容易经受这些批评而不至于倒台。但是一场似乎毫无理由而又代价高昂无法速胜的海外战争，是政府希望避免的令人尴尬的问题。”
其次是殖民地的管理费用。殖民地虽说是原材料的供应地，是商品和金融投资市场，但控制和经营殖民地也必须付出，并承担保护和发展殖民地的责任。殖民地越大越多，英国承担的义务也越多，以冈比亚和黄金海岸为例，19世纪上半叶从这两个殖民地收取的商业税远远赶不上行政开销，议会几次建议缩小殖民地规模或将其完全抛弃，只是由于皇家海军需要在几内亚湾建立据点，英国才保留了这两个地方。曼彻斯特学派在要求自由贸易的同时也提出殖民地自由，他们认为殖民地是帝国的负担，为殖民地提供行政和安全经费得不偿失，据他们统计：“我们每年与殖民地的贸易额为1000万英镑，而花费的保护费就高达500万英镑。”
第三是镇压和维护统治的高额开支。科布登私下以为，指望英国去保卫遥远的澳大利亚是荒唐的，他被称为“小英格兰人”。其实小英格兰人反对的不是帝国，而是保卫帝国所需的花费。1898年为镇压塞拉里昂反茅屋税起义花了4.5万英镑，1895-1905年东非保护地（肯尼亚）强迫人们交税，支出占保护地公共开支的1/3.为镇压印度民族起义，共花费5000万英镑；布尔战争则消耗了2亿多英镑，相当于英国和平时期一年的军费开支，占1902年英国国民收入的约14%,成为英国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最巨大、最昂贵的一场战争。历史学家说：“这次战争没有能够粉碎布尔人，但它确实粉碎了格拉斯顿式的财政制度，……战争……显示了帝国的弱点，帝国似乎过于庞大，无法协调。”
最后表现为人力的消耗。西非一直是“白人的坟墓”，一系列致命疾病如伤寒、黄热病、疟疾等肆虐，1819-1836年驻扎在冈比亚、黄金海岸的英国军队有3/4死于疫病，只有一小部分适合值勤。镇压印度起义动用了1.1万名军人；为使起义“永不重演”，多达7万名英国士兵永久驻扎在印度。1896年，在一场反对英属南非公司的游击战中，有600多名欧洲人被打死。在布尔战争中，英国先后动员近45万人投入战争，包括25.6万正规军和10.9万英国志愿军，还动员了南非、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的3.1万人参战。三年战争中英方伤亡近2.2万人，其中有1072名军官和20870名士兵丧生。为了支持战争，英国先后动用1027艘舰船，除了把38万军事人员运到南非外，还运送了35万匹马，10万匹骡子，134万吨军备和其他物资。战争的巨大负担让英国吃紧，最后只能与布尔人妥协。
布尔战争使大英帝国的道德支柱发生断裂。英国一向声称，殖民统治是向野蛮民族传播文明，是白人对有色人种的福音教化，犹如父母对子女的关照与爱护。但布尔战争是白人对白人的战争，成千上万的白人，包括妇女、儿童死于暴力和冲突。战争中白人破坏白人的财产，焚毁他们的村庄，偷盗他们的牲畜。英国人对布尔人实行三光政策，把他们关进集中营。这些措施在英国激起了从基督教人道主义到各种反战团体的道德谴责。1900年10月，集中营里的儿童死亡率达到34.4%;据估计，至战争结束时，集中营中有2.5万——2.8万名妇女和儿童死于非命，比死于战争的人数还要多。参战的布尔人有3700人阵亡，3.1万人被俘，2万人投降，1万多人流亡到德属西南非洲和莫桑比克。英国失去了道德制高点，经济学家霍布森出版的《在南非的战争》一书，提出“我们为谁而战”的问题，他说战争不过是“为了使一小部分国际矿业和投机寡头在比勒陀利亚处于掌权地位”。透过飘扬在比勒陀利亚上空的米字旗，英国的上层社会产生了信心危机。
这场战争让人们感觉到帝国扩张的沉重负担，后来当首相的自由党政治家坎贝尔班纳曼（Henry Campbell-Bannerman,1836-1908）说：英国无论如何“已经不能负担一个战斗的帝国了”。连一向热衷于帝国扩张的张伯伦也持同样观点，战争结束后一个月，1902年6月，他在殖民地会议上向各自治领呼吁：“筋疲力尽的巨人在命运的巨大轨道上蹒跚，我们已经多年承担责任了，我们认为，该是我们的孩子帮助我们支撑它的时候了。”战争的挫折给英国人的帝国热情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确实，为支撑帝国，英国必须维持巨大的防务开支，1860-1912年英国用于防务方面的开支平均每年占母国预算的37%,自治领的3.3%,印度的32.5%（除土邦外），在其他依附地为2.8%。
表61 1909年列强防务开支对照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英国人口相对少，防务开支却最高。直到1909年，英帝国的防务开支大部分是由母国承担的，1910年的开支几乎是1890年的2倍。
为保卫帝国和通往殖民地的航道，英国不断扩大海军力量，1880年英国海军预算为1020万英镑，1890年为1380万英镑，1900年增加到2920万英镑。1889年索尔兹伯里政府提出“双强标准”，即英国海军总吨位应该是第二、第三海军强国吨位数之和，同年的《海军防卫法》拨款2150万英镑建造10艘战列舰，还实行了各种军舰设计建造的标准化。在1897年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的活动中，英国有165艘军舰接受女王检阅，盛况空前。
为减轻母国的负担，英国开始重新考虑帝国的防卫政策，殖民地会议承担了这项任务。许多人把帝国联邦运动看作一场失败，但正是帝国联邦运动促成了殖民地会议的召开。1886年8月9日，帝国联邦协会的一个代表团来到外交部，向首相索尔兹伯里提出一项建议，就是在英国政府的赞助下，召开一次由自治殖民地参加的代表会议。索尔兹伯里接受了这个建议。
1887年4月4日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之际，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殖民地会议，所有自治殖民地都派代表出席，多数殖民地政府总理参加了会议。帝国联邦协会的出版资料显示：出席会议的人员中英国有11人，纽芬兰2人，加拿大2人，开普殖民地3人，纳塔尔1人，新南威尔士3人，塔斯马尼亚2人，南澳大利亚2人，维多利亚4人，昆士兰2人，西澳大利亚2人，新西兰2人。
会议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尤其是防卫与贸易问题。与会者同意“其他事情都可以等待，但帝国防卫问题一天都不可等待。”作为会议结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同意每年向皇家海军支付12.6万英镑，为皇家海军太平洋舰队开支之用，而英国则同意在未得到殖民地同意之前，不削减太平洋舰队。会议还同意在温哥华和澳大利亚之间铺设一条海底电缆，并把英女王的称号改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殖民地和所有附属国的女王和印度女皇”。
这一届殖民地会议本身并不重要，但意义却很特别，因为它让母国领导人与各殖民地政府首脑第一次坐在一起，讨论帝国的有关事项。它试图在各殖民地之间创造一种亲近感，并且在英国人中强化帝国热情，让他们为帝国的存在而自豪。
1894年在渥太华（Ottawa）举行了第二届殖民地会议，与会代表分别来自加拿大、开普殖民地、新西兰、塔斯马尼亚、南澳大利亚、昆士兰和维多利亚，英国代表是泽西伯爵（Earl of Jersey,1845-1915）。会议通过了诸项加强帝国联系的决议，比如铺设加拿大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海底电缆，开通英、加、澳之间的快递邮路等。会议还讨论了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和关税问题，提出殖民地相互间的贸易优于外国贸易，但这个建议只得到加拿大、塔斯马尼亚、开普殖民地、南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的赞成，新南威尔士、昆士兰和新西兰反对。会议最后决议：在母国能找到办法解决与殖民地的关税问题之前，希望各殖民地采取措施，使其他殖民地产品或部分产品比外国产品更有优势。
第二次殖民地会议同意定期召开殖民地会议，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主要是防务和贸易问题。加拿大主动提出给英国进口商品以优惠关税，其他殖民地也对关税问题发表了见解，这就把帝国特惠关税问题提出来了，它很快就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1897年举办了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庆祝大典，各殖民地代表也再次齐集伦敦，并召开第三次殖民地会议，殖民大臣张伯伦做主席，13个殖民地的总理参加。会议讨论了政治关系、商业关系和国防事务，殖民大臣张伯伦提出加强英国与殖民地合作的三项建议，即在商业上建立统一的关税联盟，在政治上成立统一的帝国议会，在军事上形成统一的帝国防御体系。帝国议会（Federal cil）的主张为殖民地代表所婉拒，他们宁愿宣称殖民地与英国的关系是“满意的”，不需要改变。而在贸易问题上殖民地就直截了当地拒绝帝国关税同盟（Imperialsunion），认为那样就取消了殖民地的保护性关税；相反，他们要求实行帝国特惠制（Imperial Preference），以增强向英国出口的能力，英国因此不能接受，从而无法实行。但加拿大同意削减英国货物的入口税，算作是帝国特惠制的最初尝试。
关于帝国防御问题，海军部希望建立统一的帝国海军，陆军也提出类似建议。开普殖民地总理在会上答应支付军舰费用，但回到开普就收回了诺言。澳大利亚只愿意继续承担太平洋地区的年度防卫费用；加拿大坚决反对统一的帝国防御计划，对统一的关税同盟及帝国议会也不置可否。这次会议最后无果而终，只作出了如下决议：集会的总理们一致认为，在目前条件下，联合王国与各自治殖民地的政治关系基本令人满意。
1902年，张伯伦主持了他毕生最后一次殖民地会议。1900年他曾提议建立“帝国会议”（Imperial cil），侧重处理帝国防务问题，但没有得到足够的响应。在1902年会议上，张伯伦首先赞扬各自治领和自治殖民地在英布战争中的作用：“在整个这段期间，我们一直受到我们本血统和本民族人民的支持、加强、鼓励和帮助。自战斗开始的第一天起直到投降条件签订之日为止，我们一直获有英王的所有各领地和附属地的同胞们的诚挚关注和赞许，我们一直获有他们的积极的帮助，我们一直获有他们道义上的支持。”出于这种同胞之情，张伯伦希望这次会议能取得实质性结果，切实巩固大英帝国。
会议讨论了帝国防务问题，英国建议各自治领和殖民地共同承担防务开支，这一次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大洋洲各殖民地同意每年将海军捐款增加到20万英镑，开普殖民地每年拨出5万英镑，纳塔尔殖民地拨款3.5万英镑，纽芬兰同意每年出资3000英镑，只有加拿大拒绝出资。在关于帝国与其他国家关系方面，英国允诺在可能的范围内征求各有关自治领和殖民地的意见，使它们能够参与帝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但张伯伦提出的改革关税和帝国特惠制却遭到反对。这种政策与英国一贯推行的自由贸易背道而驰，自治领对此众说纷纭，其中加拿大尤其不愿意降低英国货物的进口税，最后，与会各方同意向特惠制方向努力，但不做任何决定。受此打击，以及在内阁中与其他大臣政策相左，张伯伦辞去殖民大臣一职。
但会议还是将殖民地会议明确为帝国的一个常设机构，每三年开一次会，讨论与帝国有关的各种问题，以增强帝国内部的联系。1904年又设立帝国国防委员会，负责协调帝国的防御战略。
也是在1902年，首相贝尔福试图用一种新的方式来维持英国与自治领、殖民地的关系，于是就开始了对“英联邦”概念的探讨，这种探讨影响了英帝国后来的发展。1907年的殖民地会议形成决议，英国正式启用“自治领”一词取代“殖民地”，殖民地会议也改称“帝国会议”。名称的变化反映了身份地位的变化，标志着白人自治殖民地成为帝国内部具有不完全国家身份的特殊实体。自治领与英国之间的地位差别缩小了，自治领向主权国家方向发展。即便如此，加拿大民间仍然发出不同的声音，在一本1908年出版的书中，有人把加拿大看成是在“帝国内的独立”，这种独立应该与英国的独立一样，加拿大议会应该具有和威斯敏斯特议会一样的权限；“自治领”这个词仍然隐含着从属性，加拿大应该属于加拿大人，而不属于英国人。
随着殖民地会议转变成帝国会议，大英帝国开始了从帝国到联邦的转变，英国也开始改变帝国政策，从19世纪晚期致力于扩大帝国版图，转变为20世纪初完善殖民地内部的治理和加强帝国内部的联系。
针对不同类型的殖民地，英国实行不同的统治方式。英国殖民地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的白人移民自治领；印度、埃及这样的非移民殖民地；分布于非洲与其他地区的英国附属地。
移民殖民地在1907年正式改称为“自治领”，成为殖民地中“成熟的子女”。这类殖民地通过大量移民的方式，将母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全盘移植到殖民地，最终实行自治。自治领拥有很大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权，英国政府一般只控制其外交和防务。自治制度有效地缓解了英国与殖民地的紧张关系，既维护了英国的宗主国利益，又保证了殖民地的相对权益。这一类殖民地包括加拿大（1867年）、澳大利亚（1901年）、新西兰（1907年）、纽芬兰（1907年）和南非联邦（1910年），其中除南非之外，其共同特点是白人占人口多数，文化传统比较单一，与母国的关系相对平和。
爱尔兰也走上了争取自治的历程。1870年，在艾萨克·巴特（Isaac Butt,1813-1879）领导下成立了“爱尔兰自治会”（Irish Home Gover Association,1873起称Irish Home Rule Association）。巴特是律师，长期为芬尼社出庭辩护，后来滋生出爱尔兰自治思想。爱尔兰自治会只要求自治（home rule），让爱尔兰人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并不要求脱离英国。1871年巴特进入英国议会，开始领导自治运动。在1874年英国大选中，自治党获得了100个爱尔兰议席中的58个，1880年获得60个。不过，由于爱尔兰议席在英国议会总席位中的比例小，巴特又比较谨慎，因此爱尔兰的诉求很难在议会中真正表达。1879年巴特去世，查尔斯·帕内尔接过爱尔兰自治运动的领导权，这时，出现了1885年的议会大选，给爱尔兰自治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时自由党比保守党多得86个议席，而爱尔兰自治党恰好得到86个席位，按照大选组阁的规矩，自由党单独组阁，必须得到爱尔兰自治党的支持，否则这个政府是不稳定的；而保守党如果和自治党合作也可以组阁，于是自治党的立场就成为由谁组建下一届政府的关键了。格拉斯顿决定支持爱尔兰自治，把自治党拉到自己一边，从而确保自由党掌权。于是，1886年自由党上台后立即提出“爱尔兰自治法”，按照这个法案，爱尔兰将组织自己的议会，并成立责任制政府，处理爱尔兰自己的事务。伦敦政府管理爱尔兰的外交、军事、财政和关税等，如果爱尔兰议会的法律与英国法律相抵触，那么英国国王可以否决爱尔兰法律。格拉斯顿坚持认为，帝国统一和爱尔兰自治并非不兼容，但这个立场遭到大多数英国人的反对，保守党认为其荒谬愚蠢，连自由党内部也发生了分裂，以约瑟夫·张伯伦为首的93名“自由党统一派”也反对法案，格拉斯顿于是被迫下台。
在1886年7月的大选中，格拉斯顿的自由党惨败，只获得191个席位。自由党于是和自治党结成联盟，继续为爱尔兰自治而斗争；张伯伦的“自由党统一派”则与保守党结盟组成联合政府，坚决反对爱尔兰自治。自由党的内部分裂由此开始，一直到20世纪初，都不能挽回这个党的颓势。由于保守党在下院的地位稳固，自治党失去了制衡能力。不久，帕内尔因风流韵事受到舆论谴责，政治上陷于被动，心绪不安，不久病故，自治运动受到沉重打击。
1892年格拉斯顿第四次组阁，再次提出爱尔兰自治法，除原有内容外，还规定爱尔兰向伦敦议会选派80名议员，并允许爱尔兰贵族进入英国上院。该法案在下院讨论了82次，辩论异常激烈；1893年7月27日双方在下院几乎动武。不过，法案最终以43票的多数获得通过，但在上院却以419票对41票遭到否决。格拉斯顿的爱尔兰自治事业功败垂成，爱尔兰留在联合王国内部的最后机会终于丢失了。
到20世纪初，爱尔兰民族主义更为高涨，出现了爱尔兰文化复苏运动，以恢复和弘扬凯尔特文化为特征。1905年，诞生了主张爱尔兰独立的政党“新芬党”（Sinn Fin）。在1910年大选中爱尔兰自治党又获得平衡地位，当时自由党获274席，保守党加自由党统一派得273席，工党获得41席，爱尔兰自治党获得82席。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党再度把爱尔兰自治问题提上议事日程，1912年“自治法”在下院获通过，该法规定爱尔兰可以建立两院制议会，上院议员由英国任命，下院议员由选举产生，行政权操在总督手中，外交、军事、税收等仍由英国掌握。1914年英王批准了该法案，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恰巧爆发，英国政府借口战争，宣布延期执行自治法；等到战争结束，爱尔兰已不再满足于自治了，它要求完全的独立。
对印度和埃及这样的非移民、非白人殖民地，英国采取恩威并重的手法，希望以此来巩固它的统治。英国人牢牢守住最高宗主权，同时进行某种改革，作出一些妥协，比如增加当地人的参政权利，在地方事务及次要事务上与当地人合作，使他们为英国统治服务。在经济上，把殖民地作为原料产地和商品推销地，推行单一作物种植制。
英国于1882年占领埃及之后，一直宣称它只实行“暂时”管理，但实际上埃及已落到英国手里，受英国控制，英国驻开罗总领事（sul-General）成了埃及的太上皇，巴林（Evelyn Baring）在这个位置上占据24年之久（1883-1907），是埃及的实际统治者。继任的戈斯特（Eldon Gorst,1861-1911）继承巴林的政策，扶持埃及原统治集团，增加地方政府中埃及人所占的比例，同时对民族主义实行打压，颁布《放逐法》，规定未经审判便可囚禁任何人。1911年继任的基钦纳勋爵同样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办法对付埃及人，他加大埃及立法会的权力，同时又厉行镇压。经济上，在埃及推行棉花单一作物种植，为英国纺织业提供原料。
在印度也是这种情况，寇松（Gee Curzon,1899-1905）和明托（4th Earl of Minto,1905-1910）任总督时，同样挥舞“胡萝卜加大棒”。寇松曾说：“只要我们统治印度，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可一旦丢掉了印度，我们的地位将一落千丈，降格为一个三流国家”，因此，“没有印度就没有大英帝国”。为了争取印度人的好感，寇松开办学校，兴修水利，改良农业生产，改革税制，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利益，还大力修筑铁路，发展公共事业；另一方面，他又减少印度人在市政机构中的比例，使英国人占据多数，并且不让印度人担任高级文官，取消印度人对教育的控制权——这些就是所谓的“开明专制”。他认为开明专制是适合于印度的统治方式，“没有其他任何统治形式适合一个因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宗教仇恨而分裂的种族各异、语言不同的广大人口，而且也没有一种比村委员会更大的自治政府的经验适合于它。”
1905年寇松拆分孟加拉省，以分化和削弱民族主义运动，此举引发了大规模的民众反抗，孟加拉发生罢市，许多人上街游行，有些地方还发生暴动，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诉求第一次与民众运动产生对接。明托在这个时候上任，他面对的是“强烈不满的遗产”，局势极为动荡，到任后他连续两次受到炸弹的袭击，国大党也在1906年宣布以“自治”作为斗争目标。明托于是又一次挥舞“胡萝卜加大棒”，他一方面加强镇压，逮捕和流放了许多民族主义领导人；另一方面又实行改革，调整统治政策，启动了所谓的“莫莱明托改革”（Morley-Minto Reform）。在这种情况下，1909年英国议会通过《印度立法会议法》（Gover of India Act），规定印度人可以参加设在伦敦的印度事务委员会和设在德里的总督行政委员会，并增加各级立法会议中印度议员的人数。他还在隶属于副王的行政会议中任命了一个印度人，这些改革暂时平息了印度的局势，使英印政府渡过了20世纪第一次群众运动的高潮。应该指出，改革并没有改变专制统治的本质，英国统治印度的整套机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英国的统治并没有改变普通印度人的困苦生活，据估计，在19世纪晚期的饥荒中，有1500万印度人死于饥饿。
在附属殖民地，像赤道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和东南亚这些地区，英国人广泛采用“间接统治”形式。附属殖民地可以分为直辖殖民地和保护领两类，前者直接归英国殖民当局管理，后者有名义上的“国家”地位。自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后，英国感觉到直接的统治不是好办法，因此在很多地方实行间接统治，其特点是保留该地原有的管理体系和统治者，但要求他们按英国的指令行事。这种做法的好处，是英国人不需要直接面对殖民地普通民众，当地原有的统治者（例如酋长）充当了殖民当局与当地民众之间的缓冲器。这一类殖民地面积总计超过200万平方公里，80%以上分布在非洲和亚洲。
这一制度是由尼日利亚殖民地总督卢加德（Lord Lugard,1858-1945,1914-1919在任）创立的，后推广到乌干达、阿散蒂、巴苏陀兰等地。1900年前后尼日利亚分为南北两个省，间接统治方法是他在北尼日利亚首创的。当时，北尼日利亚的土著国家十分强大，卢加德决定利用当地“天然的统治者”实施实际统治，英国官员进行监督，按照他的解释：“每一个素丹和埃米尔以及主要的官员均由遍及全国的英国高级专员来任命，……被任命的埃米尔和酋长将按照旧时的方式统治人民并按照高级专员的建议收税，但是他又必须遵守总督的法律和驻扎官员的意愿。”后来他将这种方式推广到南尼日利亚，1914年两地合并后，整个尼日利亚都实行了间接统治制度。在间接统治制度下，土著统治者拥有某些权力，比如维持社会秩序，征收赋税，传达和执行殖民当局的命令和政策，在税收中留取一部分用于日常行政开支，按土著法对土著居民实行审判等。通过这种方式，从尼日利亚的酋长到乌干达的国王和贵族，都变成了英国殖民地的基层官员。
总之，从19世纪晚期开始，英国调整了在各种类型殖民地的统治方法，借助分而治之的手段，加强了对殖民地的控制。但这并没有能够阻挡殖民地的离心倾向，事实上，殖民地成长的过程也就是它们离心的过程，无论自治领还是其他殖民地，离心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像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的移民殖民地，随着其经济力量逐日增长，便日益感觉到自己正在成熟，自治政府提升了它们对自我管理的自信心，在海外出生长大的移民后代与英国的关系已不像其祖辈那么亲密，新的“家”导致新的身份认同，一旦新的认同产生，脱离母国就是一种趋势。加拿大在这方面首当其冲，其自主意识越来越强。早在布尔战争之初，法裔加拿大民族主义领袖布拉萨（Henri Bourassa,1868-1952）就竭力反对加拿大卷入战争，他说：“如果我们派出2000人、花费200万加元去与两个总人口不过25万人的国家作战，那么我们又要派多少人、花费多少钱来与第一流强国或强国联盟作战呢？”战争期间，加拿大国防部长博登（Sir Robert Laird Borden,1854-1937）曾隔着桌子对一位英国将军大吼道：“我问自己这个问题：加拿大仍旧作为帝国的一个部分是否值得？”针对历届殖民地会议的首要议题，即帝国防御问题，加拿大不愿自动承担参与战争的责任，正如总理洛里埃所指出：加拿大不认为有义务参加每一场战争。加拿大还拒绝向英国皇家海军支付军费，同时又要求组建自己的海军。从1909年起，加拿大坚持“加拿大必须有自己的、由加拿大人控制的海军，这支海军应尽可能由加拿大人亲手缔造、并由加拿大人组成”。
1900年以后，由英国全面负责帝国的防卫已经非常困难了，英国希望白人殖民地能够分担，包括提供军队和军费。在支付军费问题上，殖民地的态度让英国人失望，它们不肯付钱，或只是象征性地支付极少金额。1909年大英帝国决定各自治领建立海军并建立自己的国防体系，但殖民地并不肯把自己的军队交给英国指挥。以澳大利亚为例，在1859年之前，澳大利亚海上防御完全依靠英国皇家海军，1859-1913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参与维持和控制。1909年英、澳双方在进行详细的讨论之后决定组建澳大利亚舰队，第一批舰艇于次年11月抵达澳大利亚，1911年7月该舰队正式更名为“皇家澳大利亚海军”，1912年10月舰队的全部控制权正式移交给澳大利亚。一战前夕，澳大利亚海军拥有3800名现役军人，一艘战列巡洋舰、6艘轻巡洋舰、2艘潜艇、相当数量的保障及辅助船舰。
在经济方面，自治领竭力维护其自主性，以加拿大为例，科布登早就说过：“我们听到了加拿大的忠诚，然而这种忠诚实际上是极大的讽刺，他们既不纳税，又不遵守帝国法律，也不履行战争义务，他们甚至要求放弃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对他们领土的宗主权。他们建立的关税制度不仅排斥外国产品，而且排斥母国商品。”自1878年以来加拿大就抵制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实行保护关税。加拿大政府提出和英国实行平等互惠关税制，并于1897年率先给英国工业品以优惠税率。1898年加拿大把对英国的关税优惠率提升为25%,1900年又提升到33%。1906年加拿大财政部长对前来洽谈的英国代表说：“加拿大已经给过了，下一步应该由英国走出。”英国迟迟不愿做答，各自治地区于是彼此签订互惠协定，把宗主国抛到一边。
离心倾向不仅在自治领滋长，而且从印度到西非，从埃及到东亚，受过西方教育的殖民地知识分子都逐渐走上争取独立之途。印度在1885年组建国大党，早期的国大党成员来自中产阶级，受过西方教育，许多人还为英国殖民政府工作，是政府职员。印度的民族主义就是在殖民统治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正是在这些人中，滋生出早期的印度民族主义者。起初，英国统治者赞成在这些人中建立政党，认为与其让其暴露在极端思想的侵害下，不如给他们一个活动的场所，让他们支持殖民统治。因此在一名退休的英籍军官艾伦·休谟（Aln Octavian Hume,1829-1912）的策划下，在孟买成立了“国民大会党”（the Indian National gress）。国大党后来成为民族主义的旗手，最终把印度引上独立之路，这是英印统治者始料未及的。
埃及的情况也是这样。镇压阿拉比起义后，英国把埃及变成它事实上的殖民地，并在20世纪初将它列为保护国。但埃及人民的反抗一直没有停止，新世纪刚刚来临的时候，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很快就翻开了新的篇章。
在非洲，宗教运动成为民族意识最早的启蒙师。伊斯兰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传播很快，整个部落、有时整个地区皈依伊斯兰教，在后来动员民众、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将会起号召作用。赤道非洲与南部非洲基督教的传播，一方面有利于西方的统治，有利于殖民者的精神控制；另一方面又有可能滋生出“本土的”教会，这些教会憧憬基督教的“平等”与解放，后来发展成传播民族主义思想的动员中心。
尽管如此，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帝国看起来仍旧是牢不可破的，白人殖民地仍旧向英国表示效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英国有密不可分的经济和防卫关系。印度基本上是平静的，知识分子的离心倾向还没有转变成强大的民众运动，也没有找到它发动民众的合适方法。黑非洲殖民地基本上仍处于无意识状态，民族意识尚有待开发。英国在亚洲有强大的势力，除了与俄国的角逐之外，似乎还找不出其他国家在向它挑战。英国殖民地遍布全球，它们既忠诚又刚开始产生朦胧的自主意识，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殖民地状况。英帝国何去何从，殖民地向什么方向发展，这些问题就要留给20世纪去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