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1865年，英国外交的掌舵人是帕默斯顿子爵（Vist Palmerston），他掌管英国外交26年，打下了深深的个人烙印。帕默斯顿践行炮舰政策，凭借海军优势控制海洋，强制推行“自由贸易”，迫使世界为英国的商品打开大门。
帕默斯顿出身于贵族家庭，曾就读于爱丁堡大学（Uy of Edinburgh）和剑桥大学（Uy of Cambridge）。他早年就支持常备军政策，主张在和平时期也保持常备军，为此可以牺牲英国人的生活需要，1820年他就曾在下院说过：为维持常备军而承受的负担和痛苦，是维护英国自由和独立须付出的代价。在政治上他是坎宁派，支持1832年议会改革；1830年他拒绝加入威灵顿内阁，此后就转入了辉格党阵营。在外交方面帕默斯顿延续坎宁的思想，1848年3月31日他对议会说：“如果允许我用一句话来表达一位英国外交大臣应该遵守的原则，我将采纳坎宁的话：英国的利益应该成为每一个英国大臣制定政策的标准。”
此时，英国已完成工业革命，经济实力已经是世界第一，这种实力体现在帕默斯顿的外交理念上，他认为，作为一个可以特立独行的世界强国，英国不需要结盟，也不需要依靠其他国家，英国应该成为正义和权利的维护者，但行动上要谨慎，不充当现代的堂吉诃德。他说英国应该依据自己的标准进行判断，“支持它认为是对的东西，制裁它认为是做错的事情”。英国这样做并不会孤立自己，相反，只要行为得当，它就能得到其他强国的支持：“将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当成英国的永恒的盟友或永久的敌人是一种狭隘的政策，我们没有永恒的盟友，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是永恒的，我们的责任是遵循这些利益。”
虽然帕默斯顿以强硬著称，是炮舰外交（gunboat diplomacy）的开创者，但他并不主张四面出击，只要不涉及英国的根本利益，英国应该对国际风云袖手旁观。1848年4月他在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中写道：虽然欧洲连续发生了一些非常重大的事件，政府却宁愿观望而不是行动。他认为，英国虽然具有强大的实力，但均势外交依然是必须恪守的原则。1865年他在临去世前仍旧重申：英国应遵守欧洲力量平衡的原则，防止任何一个国家力量过大。
1830年法国革命为修复英法关系提供了契机，作为同样的宪政国家，英、法应该是天然的盟友。七月王朝（July Monarchy）时期，英、法两国政治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但政治变化不能改变英、法两国的地理位置，帕默斯顿认为，无论法国出现何种性质的政体，法国都是英国的竞争对手。因此帕默斯顿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使法国与其他欧洲大国相互对立，这样，英国就可以从中渔利。
帕默斯顿执掌外交事务之初，比利时独立问题是一个考验。1815年的维也纳条约把原来的奥属尼德兰划归给荷兰，目的是在法国北部构造一道坚实的屏障，遏制法国扩张。但是在1830年法国革命的影响下，比利时发动了反对荷兰的起义，得到了法国的全力支持；俄国和普鲁士却主张镇压，以维护维也纳会议的权威性；奥地利虽然正忙于镇压意大利的革命，却也表示支持俄、普的立场。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态度就举足轻重了。比利时独立符合英国利益，这样可以削弱荷兰，让英国有机可乘，把荷兰的殖民地抢夺过来。但另一方面，英国又不愿看到比利时被法国控制，如果让比利时成为一个独立的中立国，得到欧洲所有大国的承认，英国就可以实现它自己的目标，维持欧洲均势。为此，帕默斯顿一方面与法国联手支持比利时独立，另一方面又利用俄、普、奥牵制法国，防止它吞并比利时。最后，英国的主张被各方所接受，帕默斯顿的现实主义外交初获成功。
然而由谁来担任比利时国王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s I）提出由荷兰国王威廉一世兼任比利时国王，这个提议遭到英、法两国的共同反对。比利时国民议会试图把王位交给法国的王子内穆尔公爵（Duke of Nemours），英国也反对如此安排，认为它违反大陆均势的原则，因此发出严正警告，表示将不惜动用武力阻止法国王子获取比利时王位。
萨克森科堡亲王（Prince of Saxe C）利奥波德（Leopold）被认为是合适的人选，利奥波德是德国萨克森·科堡·萨尔菲德公爵的幼子，在拿破仑战争中他取代兄长恩斯特接受了公爵爵位，并于1815年晋升为元帅。利奥波德曾经是英国国王乔治四世的女婿，尽管他的妻子因难产去世，英国人却对他非常满意。利奥波德还促成他的孀居姐姐维多利亚与英国王子爱德华结婚，他们的女儿就是后来的维多利亚女王。在英国的坚持下，利奥波德出任比利时国王，他向宪法宣誓的那一天成为比利时的国庆日。
但荷兰和比利时之间还是爆发了战争，荷兰占领安特卫普（Antwerp）后法国出兵比利时，英国也派出海军特遣队予以支援。在英法联合行动下，荷兰退出安特卫普，但法国却不愿撤军了；于是，英国又与普鲁士等国家联手，对法国提出战争威胁。1831年11月15日英、法、俄、奥、普共同承认比利时独立，并宣布比利时的永久中立。利奥波德就任国王后娶法国公主路易丝·玛丽（Louise Marie）为妻，法国因而也比较满意。但荷兰不愿接受这个现实，总想把比利时再夺回来，在英国和法国的反对下，荷兰的目的始终没有达到。1839年4月19日，关于比利时永久中立的五国条约生效，比利时正式独立。
在比利时问题上帕默斯顿不惜与英国的传统敌人法国联手，而对付英国的盟友荷兰，其现实主义外交可见一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为英国在75年后卷入欧洲战争埋下了种子。其实，比利时独立意味着尼德兰再也不可能统一了，而统一的尼德兰应该更能抵抗法国或其他欧洲国家的侵略。强调实力的帕默斯顿忽视了这个问题，他的比利时政策是否符合英国利益，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在伊比利亚半岛问题上，帕默斯顿采取了与比利时事件基本相同的立场。1826年3月10日葡萄牙国王若昂六世去世，其长子巴西皇帝佩德罗一世（Pedro I）兼任葡王。两个月后，佩德罗传位于其女玛丽亚二世（Maria II），并指定自己的弟弟米格尔为摄政。1828年9月，在贵族和教士的支持下米格尔自封为葡王，即米格尔一世（Miguel I）。米格尔是一个专制主义者，对自由派进行严厉的镇压。1829年玛丽亚返回巴西，佩德罗在英、法的支持下，决意夺回玛利亚的王位，1832年7月遂爆发米格尔战争。
而西班牙也发生了宪政危机。1833年9月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Ferdin and VII）去世，其幼女伊莎贝拉（Isabel II）在军队的保护下登上王位，由其母玛丽亚·克里斯蒂娜（Maria Christina of the Two Sicilies）摄政，得到中等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支持。在贵族和教会的支持下，斐迪南的弟弟唐·卡洛斯（Don Carlos）在北部地区发动暴乱，以争夺王位；伊莎贝拉派兵征讨，启动了第一次卡洛斯战争（First Carlist War）。
面对相继出现的葡萄牙、西班牙危机，英、法两国在帕默斯顿的极力主张下联手站在立宪派一边。1834年4月22日英、法、西、葡在伦敦签订协议，建立了四个立宪国家之间的联盟（Quadruple Alliance），英法合作由此进入高峰。1834年5月米格尔投降被逐出葡萄牙；1839年8月卡洛斯逃往法国布鲁日（Bruges），在英、法的支持下，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立宪派先后获得胜利。
但支持立宪政权必须有一个前提，即这个政权是亲英的，不会损害英国的利益。玛利亚二世在其父亲去世后对立宪主义心生恶感，在其夫君的帮助下开始恢复专制制度。对英国而言，掌权者亲英还是仇英，这是根本的判断标准，玛利亚夫妇都是英国的坚定盟友，因此仍得到英国的支持，英国支持伊比利亚立宪派的外交政策多少具有虚伪的成分。
而且，对欧洲自由运动的同情也是有前提的，即不能损害欧洲均势原则，更不能引发欧洲大战，因此，由于担心奥地利国力下降会削弱中欧抗衡俄国的力量，英国对奥地利统治范围内的自由运动都采取不支持立场，不向它们提供援助；为避免与三皇同盟国家发生直接冲突，英国也未向西班牙境内派出军队以帮助西班牙的立宪运动。炮舰外交并不是四面出击，符合英国利益才能开炮。1850年6月25日，帕默斯顿在议会发表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讲话，为他十多年的外交政策进行辩护，他在讲话结束时说：“在过去，罗马人只要说‘我是罗马人’就可以免遭别人轻视。英国人也一样，无论在哪里都会感到自信，英国的呵护和强大将保证英国人免遭非难。”帕默斯顿的讲话迎合了日益膨胀的英国人的高傲心理，很快就传遍千家万户。这种不可一世的感觉在1851年的伦敦博览会以后登峰造极，在很多英国人心中，英国不仅高于那些“次等”国家，也高于其他欧洲强国，多数英国人认同帕默斯顿的炮舰政策，认为它维护了国家利益，代表了进步的思想理念。
在英、法关系有所缓解后，俄国成为英国主要的防范对象。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外交重点关注两个方向，一是尼德兰地区即低地国家，二是奥斯曼帝国，前者关系到法国对英国本土的威胁，后者关系到通往印度的路线畅通。在奥斯曼问题上，俄国是英国的主要对手。
英、俄冲突表现在两次土、埃战争（Turko-Egyptian War）中（1831-1833年，1839-1841年）。希腊革命时，奥斯曼帝国驻埃及的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出兵帮助土耳其镇压希腊人，土耳其苏丹（Sultan）曾承诺将叙利亚交给埃及以作回报。但战争结束后苏丹并没有兑现诺言，只答应给阿里一个小小的克里特岛。阿里十分恼火，决定动用武力。阿里本来就野心勃勃，他试图以埃及为中心，建立一个庞大的阿拉伯帝国，取代日益衰落的土耳其奥斯曼。法国帮助埃及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俄国则自我标榜为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基督徒的保护人。在1806-1812年、1828-1829年的两次俄、土战争中，俄国沉重打击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变得更衰落了，俄国则成为多瑙河（Danube）各公国以及塞尔维亚（Serbia）的保护人。如果俄国帮助土耳其平息了埃及的反叛，就可以迫使苏丹接受沙皇的要求。
第一次土、埃战争爆发，埃及军队势如破竹，苏丹政府遂向西方求救。当时英国正陷在议会改革的危机中，因此没有给苏丹实质性的支持。帕默斯顿希望建立一支多国联军来阻挡埃及军队的进攻，并向亚历山大港（Port of Alex andria）和达达尼尔海峡（The Dardanelles）派出一支英国海军中队。但这个计划没有得到内阁的批准，从而给俄国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在维护奥斯曼帝国主权的问题上，只有英国和俄国的立场最坚定，虽然各自的出发点并不一致。根据《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Treaty of Unkiar Skelessi），俄国与土耳其缔结了长达8年的合作关系，土耳其承诺在俄国遭到外国军事攻击时关闭达达尼尔海峡，除了俄国军舰，其他外国军舰都不得驶入黑海（Bck Sea）；俄国则向君士坦丁堡提供安全保证。埃、土双方停战后，阿里得到了叙利亚，但继续承认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
这个结果完全不符合英国利益：俄国势力控制黑海，进一步加强了它的影响力；叙利亚落入阿里手中，则威胁了英国的印度通道。为此，帕默斯顿寻找机会扭转局面，在英国的怂恿下，1839年春，奥斯曼苏丹以埃及不接受新的英、土商约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土、埃战争。埃军军队很快打败土耳其的进攻并攻入土耳其本土，就在土方准备求和之际，英国利用沙皇对埃及的不满，并在奥、普等国的支持下，出动军队帮助苏丹打败了埃军。1840年7月，英、俄、土、奥、普签订《伦敦条约》，要求埃及接受，被阿里拒绝；9月，五国开始进攻埃及。此时正好发生叙利亚的反埃及起义，英国派军舰封锁叙利亚海岸，支持叙利亚的起义力量，使埃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法国也不愿为了埃及而与英、俄、普、奥四强兵戎相见，阿里只好接受了列强和土耳其提出的一切条件。与此同时，英国与奥地利、普鲁士联手，迫使俄国取消了1833年的俄、土条约。1841年7月，在帕默斯顿的斡旋下，英、俄、法、奥、普及奥斯曼帝国签订《海峡条约》，禁止一切军舰在奥斯曼帝国和平时期进出土耳其海峡（Turkish Straits）。埃及撤军，仍旧臣属于奥斯曼。这一系列的外交和军事活动让英国摆脱了第一次土埃战争的不利结果，为今后控制埃及并加大对奥斯曼帝国事务的干涉打下了基础。
在东半球，“炮舰外交”的典型案例是中英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前，中国在中英贸易中一直处于出超地位，为改变这种状况，英国政府有意无意地鼓励鸦片贸易，1833年以后取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使许多“散商”加入鸦片贸易，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急剧增加。鸦片输入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使大量白银流出中国。
1839年道光皇帝下令禁烟，林则徐在广州虎门焚烧英商鸦片，并禁止中英贸易。英国在华商人要求英国政府动用武力，保护他们的丰厚利润。1840年4月，英国下院就是否对华开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后以9票多数否决了皮尔派议员格雷厄姆爵士（Sir J.Graham）提出的反对开战的提案。当年6月英国发动对华战争，1842年迫使中国签订了《南京条约》，按条约规定：中国须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赔款2100万银元，并割让香港岛；中国关税应经与英国商榷，并允许英商在华自由贸易。这是西方国家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的门户从此被打开，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中国面临深刻的民族危机。
10年之后英国又以“亚罗号事件”（Arrow I）为由，与法国联手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亚罗号”是一艘中国船只，为走私方便在香港向英国当局注册。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在“亚罗号”上逮捕了几名海盗和涉嫌水手，在英国驻华公使、香港总督包令（John B）的指使下，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Sir Harry Smith Parkes）致函两广总督叶名琛，称“亚罗号”是英国船，要求送还被捕者并赔礼道歉。叶名琛只答应放人，但拒绝赔偿和道歉。包令要求英国政府出兵干涉，英国内阁在是否出兵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但首相帕默斯顿坚持认为，无论“亚罗号事件”本身正义与否，英国都应该成为它派驻中国使节的后盾，这是英国的荣誉使之然。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清廷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瑷珲条约》，中国的市场进一步开放，社会危机更加深重。
英国政府的侵略行径遭到以理查德·科布登为代表的激进议员的指责，他们认为这场战争是武断而不道德的行为。帕默斯顿则认为这是在捍卫英国的利益，利用英国人的爱国狂热，他在1859年大选中再次胜出并连任首相。
克什米尔战争是炮舰外交的另一个例子。第二次土埃战争后英国的利益得到了保证，俄国不肯善罢甘休，英、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战争不可避免，耶路撒冷（Jerusalem）的“圣地”事件正好成为导火索。
从理论上说，法国长期保护“圣地”，但由于成本过高，去朝拜的天主教徒又远远少于东正教徒，因此它并没有认真承担职责，这就给俄国干预巴勒斯坦（Palestine）问题提供了机会。俄国一直说它是东正教的保护人，苏丹也承认俄国对该地区东正教的保护权。在天主教徒的压力下，法国的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于1850年决定重启圣地保护的责任，在1852年得到土耳其政府的认可。俄国针锋相对，声称拥有对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基督徒的保护权，并向苏丹施压，要求夺回对圣地的管辖权。法、俄关系变得极为紧张。
1853年7月俄国占领摩尔多瓦（Moldavia）和瓦拉几亚（Walchia），以此向苏丹继续施压。在法国和英国的支持下，土耳其苏丹不退让，并于1853年10月4日向俄国宣战。由于奥斯曼帝国对英国而言十分重要，英国对尼古拉一世沙皇又十分反感，两种因素使英国在圣地危机中站在法国一方，不过，按照英国的一贯做法，英国不愿为法、俄之间的摩擦而卷入一场全面战争，这不符合英国的利益，然而一份报告刺激了英国人开战的决心。
1853年1月英国驻俄大使在提交议会的报告中写道：尼古拉一世有一次与他交谈时说，一旦奥斯曼帝国解体，俄国将取代它成为君士坦丁堡的主人。受此报告渲染，以帕默斯顿为代表（他已于1851年辞去外交大臣职务）的主战派，在议会内强烈要求与法国结成反俄联盟。尽管如此，阿伯丁政府（Aberdeen ministry）依然举棋不定，认为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付诸战争手段。随后，俄国海军在黑海击沉土耳其军舰，在帕默斯顿等人的压力之下，阿伯丁政府终于下决心与法国联合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国撤出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俄国不予理睬，1854年1月英法舰队驶入黑海，3月28日英法向俄国宣战。在这种情况下，俄军被迫撤出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但已经太迟了，英国和法国已经决定诉诸战争，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爆发了。
战争中双方都打得很艰苦，俄罗斯的技术装备明显不如英法，军事指挥也不尽如人意；英、法军队也打得不好，指挥不佳、后勤保障工作十分混乱，大量伤员得不到照顾，军队腐败也在战争中暴露无遗。南丁格尔是这次战争中最著名的英雄人物，唯独她，才是战场上的一盏“明灯”。英国议会对阿伯丁政府的作战能力提出质疑，1855年1月26日罗巴克（J.A.Roebuck）在下院提议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战争组织情况，追查政府责任。1月29日议会就此进行表决，最终以305:148的多数票通过了提议，阿伯丁辞职，帕默斯顿接任首相，“炮舰外交”似乎得到了多数英国人的肯定。
帕默斯顿发誓要将战争打到底，5月28日他致信法国的拿破仑三世不寻求妥协，不要让外交活动抵消已经取得的军事胜利，他希望继续战争，让大炮说话。但拿破仑三世希望见好就收，他认为凭英法两国的力量，不可能把俄国彻底打败。1855年底，在奥地利的斡旋下，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作出让步，为和平谈判打开了大门。
战争以俄国战败收场。1856年2月25日英、法、奥、普、撒丁、土耳其及俄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3月30日签订《巴黎和约》。根据和约，各国保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黑海及两个海峡为非军事公海，所有国家的商船都可以进出，欧洲国家不得部署军队和设施；俄国放弃多瑙河口的比萨拉比亚（Bessarabiya）、摩尔多瓦、瓦拉几亚以及塞尔维亚，放弃对奥斯曼帝国内东正教徒的保护权。多瑙河向所有国家开放。俄国虽然签署了和约，却不可能长期忍受这些束缚，“东方问题”没有结束，1856-1870年间发生在欧洲的许多事都与《巴黎和约》有关。
克里米亚战争对欧洲造成持久的影响。战后，俄国认识到自己与西欧的距离，开始进行内部改革，外交上则进入半孤立状态，与早期的扩张政策形成对比。普鲁士不必担心俄国的威胁了，于是抓住时机加快了德国统一的进程。奥地利失去了俄国的支持，其前程比较暗淡，如果奥地利在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Sed War of Italian Independence）和1866年的普奥战争（Austro Prussian War）中得到俄国的支持，欧洲的历史可能要重写。
《巴黎和约》签订后英国再次将法国看作主要的防范对象，法国又成为潜在的外来威胁，这种担心一直维系到法兰西第二帝国（Sed French Empire）终结。对法国的提防又影响到英国对普鲁士的态度，在后来的普法战争中，英国并不干预。克里米亚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1815年巴黎和会建立的欧洲国家体系，欧洲局势开始重新洗牌。在19世纪接下来的时间里，英国利用德国来制衡法国，而德国过分强大时，又联合法国牵制德国，最终使英国自己卷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这个结局是事先没有料到的。
英国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执行炮舰政策。在亚洲，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又发动了针对日本的萨英战争（Anglo Satsuma War）和下关战争（Shimonoseki Campaign）。在西非，英国常常用炮舰迫使土著就范，其中最典型的是阿散蒂战争（Anglo Ashanti War），阿散蒂（Ashanti）是黄金海岸以北内陆的一个部落国家，为征服这个地区，英国人多次发动战争，直到1873年攻入阿散蒂腹地。在印度，英国镇压了1857年的民族大起义。
在北美洲，英国与美国在很多问题上不和，尤其在美国与加拿大的边界问题上一直存在争执，英国甚至怀疑美国想要吞并加拿大。但英国在加拿大问题上一直很克制，它只动用抗议与警告的外交政策，而不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其原因是，一方面英美有特殊的种源关系，另一方面英国在美国有大量投资，它对美国棉花有很大的依赖性，一旦发生战争双方贸易就会受损，而且还会给其他欧洲国家提供机会。
英美关系在罗伯特·皮尔的第二届政府期间（1841-1846）得到很大改善，其中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的贡献最大。在他的努力下，英美签订1842年8月9日的《韦伯斯特阿斯伯顿条约》（Webster Ashburtoy），它解决了英属新不伦瑞克（New Brunswick）与美国缅因州（State of Maine）的边境争端，确认了美国对康涅狄格河（ecticut River）上游200平方英里土地的所有权，解决了自美国建国以来所存在的边界争议，并在取缔奴隶贸易的问题上达成合作意向。
在俄勒冈（on）问题上，英美两国争议的是哥伦比亚河（bia River）与落基山脉（Rocky Mountains）以西北纬四十九度线之间的三角地带。美国移民在19世纪40年代大量涌入俄勒冈，使美国籍居民大大超过了英国籍居民。在1844年大选中，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波尔克（James Knox Polk）提出“北纬54°40‘或战争”的口号，上台后加大了吞并整个俄勒冈的力度。阿伯丁依然主张和平解决，最后双方都作出让步。1846年英美签署俄勒冈协定（oy），划定北纬49度作为俄勒冈的北部边界。
在1861-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Ameri Civil War）中，英国内部的意见不一致，但英国经济与美国南部联系密切，南部生产的棉花是英国工业的重要原料，在北方封锁了南部港口后，兰开郡的原料来源受阻，工厂纷纷倒闭，工人大量失业。美国北方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以保护本国工业。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从情感上会倾向南方，但又不能无视北方关于废除奴隶制的要求。因此，它必须在经济利益与道义之间进行权衡。
帕默斯顿政府决定采取严格的中立立场。1861年10月南方特使与英方代表在古巴哈瓦那（Havana）举行秘密会谈，南部联盟（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要求英国派船支援南方作战，但被英国拒绝，只同意为南方建造军舰。此后，南方先后从英国购买了多艘军舰，引发了英美间的争端。
1861年，南部联盟使节乘坐英国特伦特号（Trent）船前往欧洲，寻求英国和法国的援助，途中被北方军舰查获，两名南方官员被逮捕。帕默斯顿大发雷霆，发誓绝不姑息，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威胁。最后美国联邦政府正式道歉并释放了被捕官员，放行船只驶往英国。此后又发生亚拉巴马号事件：1862年亚拉巴马号（Abama）交付南部联盟使用，此后在两年内击沉或俘获了60多艘北方舰船，美国联邦政府认为这违背了英国的中立立场，战争结束后，许多被英国制造的战舰掠夺过的美国船主和货主，向英国提出赔偿要求。英国政府拒绝赔偿，两国关系一度紧张，双方报纸也展开了一场舆论战。格拉斯顿政府同意将亚拉巴马号事件提交国际仲裁，1872年9月，由瑞士、意大利等国组成的国际法庭作出裁定，英国向美国赔偿1550万美元，以补偿北方蒙受的损失。英国接受了这一仲裁，不过，帕默斯顿已在1865年去世了。
炮舰外交依靠的是英国强大的经济和海军力量，在帕默斯顿去世的时候，英国仍保持世界的领先优势。但英国的优势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其他大国已追赶上来，于是在19世纪最后的30-40年时间里，英国作为地理小国的不利因素开始凸显，与之前的50年相比，其对外政策也更显得扑朔迷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