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0年10月，乔治三世继位为英王。他是第一位生长在英格兰的汉诺威国王，也是安妮女王之后首位能说一口纯正英语的君主。在位期间，乔治三世从未到过汉诺威，不仅如此，英格兰的政治教育甚至使他存有强烈的反汉诺威情绪，在其尚未登上王位之前，即已表现出这一倾向，“那个讨厌的选侯区总是处于这个可怜国家至关重要的位置上”。乔治的忠诚对象已变成英国，在向议会作的第一次演讲中他宣称：我“出生并在这个国家接受教育，我以英国人的身份而自豪”。新国王的这种情感归属将对英国外交产生重大影响，汉诺威因素将不再对英国外交产生决定性影响。同时，新国王又是一个喜欢自行其是的国王，这个特点也将在未来的外交中体现出来。年轻时常和乔治一起玩耍的有后来的诺斯勋爵，乔治母亲的好友中有布特伯爵，这两人也将在未来对英国外交产生重要影响。
乔治三世继位时七年战争仍在进行。乔治三世认为这场“德国的战争”代价高昂，又徒劳无益，决意尽快结束战争。英国民众认为“汉诺威原则”已经过去，他们现在有了一位英国国王而不是德国的选帝侯。时任首相老皮特以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难以避免为由，提出对西班牙宣战的要求，但遭到议会否决。皮特去职后，乔治三世让布特伯爵出任首相，由他贯彻乔治三世终结战争的意图。
布特同法国和谈的政策一开始并不成功，法国乘英国内阁变动之机，与西班牙、那不勒斯及奥地利结成同盟，希图重新恢复对北美大陆的统治。布特政府被迫向西班牙宣战，结果英国舰队不仅夺取了古巴的哈瓦那港，而且攻占了菲律宾的马尼拉。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恢复了和谈，双方签订《巴黎和约》。虽然布特政府试图对法、西加以抚慰，但由于英国在战争中占有绝对优势，整个条约仍然有利于英国。
但战争结果也并非全都对英国有利。战后，英法间的竞争更趋激烈。1758年开始担任路易十五首席大臣的舒瓦瑟尔公爵（Duc de Choiseul）开始主导法国外交，他是坚定的反英主义者。为了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与英国的争夺上，他尽力安抚欧洲其他国家，法国的欧洲利益开始服从于英法的海外争夺，也就是说，在欧洲尽力孤立英国。1761年，舒瓦瑟尔公爵从外交部调任海军与陆军部，致力于重建法国军队。继任外交大臣的是其堂兄，但舒瓦瑟尔继续掌握实际权力。1766年，他再次调任外交部，其堂兄则转任海军部大臣。
布特试图缓和英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减少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但在法国积极备战的情况下，此一目标难以实现。在与法国谈判的过程中，布特遭到辉格党的广泛批评，反对派甚至散布流言，说他是王太后的情夫。布特缓和英法关系的努力未能实现，他本人也在与法国缔结和约不久后辞职。随后，辉格党在乔治·格伦维尔的带领下重新掌握政权。
辉格党视法国为英国的天然对手，因此主张英国应最大限度地孤立法国，在欧洲争取尽可能多的盟友。当法国积极备战时，格伦维尔政府把争取盟友作为英国外交的首要任务。但这个目标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因为连英国的最后一位盟友普鲁士也离开了英国——在巴黎和谈中，英国撇开普鲁士单独与法国媾和，和约也未顾及普鲁士的利益，这让腓特烈二世（FriedrichⅡ,1740-1786年在位）非常生气，他对布特伯爵十分痛恨，还长期指责乔治三世。腓特烈将普鲁士的外交目标确定为避免战争，特别是避免卷入英法冲突，于是英国与普鲁士联盟的企图不再有可能了。
补助金问题可能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七年战争中，英国向普鲁士提供补助金，该做法一直延续到1761年。之前的四年中，英国每年向普鲁士提供67万镑钱款，而战后英国的国债高达1.4亿镑；1762年的财政支出也达到2400万镑。巨大的财政负担影响了政府的政策，英国一方面加紧了对殖民地的掠夺，另一方面则不再在和平时期向其他欧洲国家提供补助金。俾斯麦后来说：英国的外交政策是在欧洲寻找肯用自己的身躯维护英国利益的傻瓜——他说的就是英国雇佣某些国家，并唆使它们与英国的主要敌人为敌。当欧洲广泛存在雇佣军时，英国人从来不愁找不到盟友；但是当英国放弃补助金政策时，它又如何争取盟友？可以说，放弃补助金是英国在寻找盟友方面连连碰壁的重要原因。
乔治三世曾希望与奥地利重新合作，多数英国政治家也认为奥地利才是英国最理想的盟友。但奥地利现在是法国的盟友了，它在七年战争中与法国并肩作战，英国想恢复昔日的盟友关系似乎并不乐观。而且，作为汉诺威选帝侯，乔治三世也反对奥地利皇帝扩大在德意志权力的努力，为此还与其他德意志邦国共同抵制奥地利，这当然使奥地利非常不满。奥地利首席大臣考尼茨（Wenzel Anton Furst Von Kaunitz-Reitberg）就曾质问英国外交官：当乔治三世持反奥立场时，英奥联盟怎么有可能？更何况，英国在未来的战争中对奥地利没有太大价值。奥地利一位官员曾说：英国的国内事务使它在大陆战争中很难发挥作用。
辉格党领袖罗金汉侯爵担任首相后，又出现了英普同盟的想法。罗金汉希望缓和与腓特烈的关系，提议建立英、普、俄三方同盟。1766年老皮特出任首相，他提出要想在反法斗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英国必须在欧洲北部寻找盟友：“北方强国林立，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他争取的对象依然是普鲁士，认为英普战时同盟关系可以恢复。尽管乔治三世勉强接受了皮特的意见，但英国的尝试还是无果而终。老皮特认为仅凭自己的名字就可以解决问题，但英国派驻普鲁士的外交官却没有如此乐观，他早就预料到此项使命难以成功。果然，腓特烈作出否定性回答，他对卷入英法冲突没有兴趣；由于老皮特的好战名声，他上台就有可能使英法冲突再次发生。腓特烈并且对英国在和约中的背叛耿耿于怀，英国外交官在向伦敦报告时说，腓特烈不断暗示：“他在上次和谈中遭受我方的（不公平）待遇，他谈论我们的政策不稳定，我国政府突然变更，这使与我国进行交易时得不到任何安全感。”皮特不死心，但第二次尝试仍无结果；英国政府终于认识到：英普同盟难以成立。
老皮特的北方同盟设想中还包括俄国。实际上，七年战争之后，争取与俄国建立同盟关系一直是英国政府考虑的方案，但英国在和平时期不提供补助金，却使英俄联盟很难成功。在七年战争中，双方虽然是对立面，但彼此并未正面交手；英国几次拒绝普鲁士的要求，不肯把舰队派到波罗的海，其主要考虑就是避免冒犯俄国。在战争中，英俄的外交关系也维持下来，贸易关系更是达到新的高峰——英俄的贸易是互补的，双方都从贸易中获益良多。问题在于，先前的英俄关系中，英国处于优势，英国只要提供补助金即可；现在，随着战后俄国政治地位上升，其要求却也提高了：俄国答应在英国遭到攻击时自己提供援助，但俄国也要求在发生与其他国家的战争时，英国也提供援助。在波兰王位继承问题上，俄国女皇要求英国支持其对波兰王位的立场，而英国大臣却认为没有必要，因为任何国家都想与英国做交易，于是就在1763年9月拒绝了俄国提出的条件。波兰的奥古斯都三世（AugustⅢ,1734-1763年在位）去世后，俄国担心法国和土耳其的威胁，就降低了与英国结盟的条件：俄国外交大臣潘宁（Nikita Panin）不再坚持土耳其条款，只要求英国在波兰问题上支持俄国，但要求英国提供50万卢布的补助金。在英普联盟基本上行不通的背景下，满足俄国的要求似乎很明智，然而，英国有关补助金的规定却使英俄联盟最终还是泡了汤。
1770年1月，诺斯勋爵领导的“国王之友”执掌英国政权，诺斯是乔治三世的幼时玩友，是在乔治三世的直接支持下出任首相的，由此就使国王对外交政策的干预更加有可能。但诺斯控制不了议会下院，许多人担心他的政府会很快垮台。为稳固自己的地位，诺斯把主要精力放在内政特别是改善英国的金融状况上，因此就很少涉足外交事务，宣称自己在这个领域是门外汉。法国人很快就看出来：诺斯政府的存在有赖于维持和平，因此英国政府并不想与法国开战。因而，诺斯不过问外交问题的前提是英法之间不出现战争危险，一旦出现战争的兆头，诺斯将不得不介入外交领域，并且国王一定会支持他。
1770年爆发了福克兰群岛（Falkl and Isnds）危机，有学者认为这是在七年战争与美国独立战争之间英法最激烈的一次冲突。冲突的起源是英国与西班牙的争执——英国在福克兰西部殖民，西班牙则控制福克兰东部。1767年，西班牙外交大臣发出命令，要求拔除英国在埃格蒙特港的圆木堡垒，驱除英国殖民者。在将这些命令送交南美时，他与法国政府进行沟通，得到路易十五的默许，但舒瓦瑟尔公爵不愿贸然行事。按照舒瓦瑟尔的计划，法国在1767年可以完成重整军备特别是重建海军的任务，然后就可以发动复仇战争。但实际上，直到1770年，舒瓦瑟尔仍认为法国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他因此要求西班牙把战争计划推迟两年。到了1769年，福克兰的局势更加恶化了。长期以来，在福克兰的英国殖民者与西班牙殖民者是不相来往的，1769年12月，两个基地的船只第一次遭遇并交换公文，英国在福克兰的海军指挥官亨特上校（Captain Hunt）不仅拒绝西班牙的主权要求，而且宣称英国对这一地区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他进而威胁西班牙人，让他们在六个月的时间内撤离，否则就以武力将其驱逐出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西班牙总督也态度强硬。1770年2月，西班牙的两艘战舰登陆埃格蒙特港，要求英国殖民者撤离，亨特上校坚决拒绝并辩称英国对福克兰群岛拥有主权。西班牙总督于是派出第二支军队，拔除了英国的这个小型要塞。事件传到欧洲，马上引起英国与法西之间的严重对抗。
英国负责此事的是南部事务大臣韦茅斯子爵（Vist of Weymouth），他认为法西海军根本无力发动战争，英国在海军的支持下，可以通过外交手段迫使西班牙接受英国的所有要求，即不仅否认西班牙政府与美洲总督的行为有关，而且重建英国在埃格蒙特港的定居点。按照韦茅斯的思路，英西甚至英法之间都可能爆发战争，而战争会打乱诺斯恢复金融的工作，甚至危及其领导的政府。诺斯于是被迫介入外交事务，他迅速接受了法国的要求，开始私下谈判。在随后的秘密谈判中，诺斯对舒瓦瑟尔公爵的方案做出修正，提出：西班牙为驱逐英国人进行道歉，并恢复英国在福克兰西部的地位；作为回报，英国将在以后放弃埃格蒙特港。为了防止英国议会的攻击，诺斯坚持以口头而不是书面的形式达成协议。
法国很快答应了诺斯的要求，而诺斯则得到乔治三世的坚定支持。乔治三世发现韦茅斯子爵的目的是诱使诺斯政府垮台，因而拒绝了其增兵的要求。在诺斯和乔治三世的联手运作下，内阁接受了诺斯的方案。韦茅斯子爵随后就辞职了，理由是内阁“在五件重要的事情上”反对他，而这五件事本来是他“直接负责的”。在英国的主战派去职后，法国那位以好战名声而不是实际行动著名的外交大臣舒瓦瑟尔公爵也被路易十五罢黜，路易十五对自己在西班牙的波旁王朝亲戚说法国需要和平，从而暗示在英西战争爆发时，西班牙得不到法国的支持。西班牙于是只好妥协，况且诺斯的建议也为西班牙人留了面子。西班牙国王于是拒绝了主战派的要求，接受由诺斯和舒瓦瑟尔商定的和平条款。
福克兰事件是诺斯干预外交事务的起点，也成为他巩固其内阁地位的良机。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诺斯与乔治三世联手，这也成为诺斯执政时期的特色。
表面上，福克兰事件加强了英国的外交地位，外界普遍认为两个波旁家族是在英国显示实力之后被迫妥协的，而舒瓦瑟尔也是在英国的强硬政策逼迫下被罢黜的。但英国的这一次胜利却导致它的傲慢与自负，这一点很快就在丹麦事件中表现出来。
1766年，乔治三世年仅15岁的妹妹玛蒂尔达（Carolihilda）嫁给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七世（ChristianⅦ,1766-1808年在位），玛蒂尔达的婚姻生活不幸福，国王对她冷漠，也很不屑。由于国王软弱，丹麦的实权逐渐落到宫廷医生施特林泽（Johann Friedrich Struensee）手中，而他很快成为玛蒂尔达的情夫。英国皇室知晓此事后，曾规劝玛蒂尔达改邪归正，但不成功。施特林泽的统治最终被推翻，玛蒂尔达也沦为阶下囚。仅就利益而言，英国在丹麦没有重大利益，但英国皇室的名声却受到损害。英国外交官基斯上校（el Keith）要求丹麦新政府尊重玛蒂尔达，宣称如果碰她一根头发，就会造成英国对丹麦的战争。在随后的谈判中，英国甚至反对让玛蒂尔达与前国王离婚，为压服丹麦，英国出动了11艘战舰、2艘炮艇、1艘火船。在强大的压力下，玛蒂尔达既没有公开离婚，也没有被废黜王后称号，乔治三世甚至拒绝了丹麦的要求，不肯保证让玛蒂尔达不再回丹麦。更让丹麦难堪的是，丹麦政府还要向护送玛蒂尔达撤出的船只行礼，并退还嫁妆。英国的枪炮外交在处理与小国的关系中占尽风头。
虽然英国可以在与丹麦，甚至与西班牙、法国的关系中恣意妄为，但英国外交在此阶段的主要任务并没有实现：英国未能在欧洲找到盟友。实际上，正如瓜分波兰的过程所表明的那样，英国在中东欧的外交进程中被边缘化。长期以来，英法之间的冲突一直是欧洲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在英法冲突中，中东欧国家要么站在法国一边，要么站在英国一边。但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俄、普、奥逐渐成为欧洲外交的主力。这三个国家背着英法瓜分波兰，英法两国被摈弃于密谈之外。在最终的结果出来后，虽然埃德蒙·伯克大声疾呼“不能把波兰看作是处在月球上”，但没有起什么效果。英国除了接受，并无其他选择，因为英国舰队不可能开进华沙。
当腓特烈二世吞并对英国来说具有重要贸易利益的波罗的海但泽时，英国同样无能为力。北部事务大臣萨福克（Henry Howard Suffolk）就坦言，海军封锁不可能影响普鲁士。从长远的角度看，因普、奥、俄外交地位上升而导致的欧洲国际关系的变化，甚至超过了1757年的外交革命。不久以后，英国将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充分体会到：没有中、东欧的支持，将是什么结果。
18世纪60年代美洲殖民地局势恶化，英国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放在美洲，负责外交的南北大臣们都注意着美洲局势的发展，北部事务大臣萨福克是使用军事手段重新收复殖民地的主要倡导者，南部事务大臣威廉·亨利·罗克福德（William Henry Rochford）也经常需要向上院介绍英国政府的政策。当时许多大臣都认为，解决殖民地问题是提升英国外交地位的重要方面，乔治三世也说：“我们必须让殖民地回到正常的秩序中来，然后才可以与邻国交涉。”
美洲危机为欧洲国家提供了介入的机会，法国和西班牙认为这是他们报复英国的好机会，法国外交大臣韦尔热纳（Charles Gravier Vergennes）说，法国应抓住机会羞辱英国。他认为即使英国能够成功，结果也是严重地削弱英国，而法国则可借机恢复在欧洲的主导地位。他建议法国秘密援助美洲殖民地，最终则直接介入殖民地的冲突。路易十六支持韦尔热纳，于是向美洲秘密提供了100万里弗尔援助。在法国的敦促下，西班牙也提供了相同的援助额。英国一方面向法国提出强烈抗议，另一方面又派皇家海军抓捕法国军火船，英法关系急剧恶化。1778年，在美洲人赢取萨拉托加大捷后，法国为防止英国与殖民地讲和，正式与美国建立了关系，英法进入战争状态。西班牙起初不愿支持美洲人造反，它自己在美洲拥有庞大的殖民地，因此担心英国殖民地独立会对自己造成不利影响。但西班牙同样想要报复英国，它一方面答应法国的要求，向美洲提供秘密军火援助，另一方面则试图利用北美革命，促使英国让出直布罗陀。英国拒绝了西班牙的要求，结果西班牙也与英国处于战争状态。
法西联合舰队的活动逐渐削弱了英国海军的优势，而英国的不谨慎又影响了荷兰的立场。为镇压殖民地，英国试图阻断殖民地与欧洲的贸易，特别是军火贸易。但欧洲不少国家却发现美洲革命为自己提供了大量机会，对荷兰而言，情况尤为真实。荷兰是靠贸易立国的，让它放弃商业活动显然不现实。荷兰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圣乌斯托西阿斯在自由贸易的幌子下，利用同美国做军火生意大发其财。英国采取了强硬政策，用武力驱散荷兰的商船队，劫掠有嫌疑的船只。在发现了荷兰同北美殖民地有秘密条约时，英国对荷兰宣战。
由于法、西、荷加入战争，英国的作战能力大大减弱，而没有盟友，终使英国大吃其亏。情急之下，英国再次在欧洲寻找盟友，目标是俄国。早在1778年，英国驻彼得堡大使詹姆士·哈里斯（James Harris）就建议订立英俄攻守同盟，促使俄国对法宣战。但叶卡捷琳娜二世不愿同英国结盟，乔治三世于是直接向俄国女皇求助，他在给女皇的信中说：“我的姐姐！……如果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陛下仍然冷眼旁观，他们的计划就会实现。使用海军力量，甚至显示一部分海军力量，都足以恢复和巩固欧洲的安宁，驱散反对我的同盟，并确立该同盟企图消灭的均势体系……”
这完全是病急乱投医，结果只招来更大的羞辱。俄国女皇拒绝了乔治三世；1779年末，哈里斯再次向俄国外交大臣提出建立英俄同盟，并表示愿意接受任何条件，但俄国再次否决。实际上，俄国更愿意落井下石，由于英国海军在搜捕与美洲殖民地进行贸易的船只时触犯了俄国的利益，叶卡捷琳娜发表《武装中立宣言》，宣布中立国船只可以自由地从一个港口驶往另一个港口，并在交战国沿岸航行。为此俄国派出了强大的海军护航队，其后，丹麦、瑞典、普鲁士、奥地利、葡萄牙和两西西里王国相继加入武装中立，使英国的封锁行动受到有力的打击。1781年，康沃利斯（wallis）将军在约克镇向美法联军投降，消息传到伦敦，尽管乔治三世希望继续作战，但强大的压力已使诺斯政府难以维持。
诺斯辞职后，辉格党领袖罗金汉侯爵组建新的政府，辉格党反法的传统在随后的谈判中又一次发挥影响。由于南部事务大臣谢尔本开始专管国内事务，北部事务大臣查尔斯·福克斯接管了所有的外交事务。自此，南方事务部演变为内政部，北方事务部则成为外交部，福克斯也成为英国的首位外交大臣。
作为辉格党人，福克斯强烈反对国王扩大权力，他甚至为美洲殖民地的独立而感到欣慰，认为这是反对国王的极好机会。福克斯打算对法、西采取强硬政策，同时尽力满足美国的要求，并且用贿赂美国的方法，拆散现有的美法联盟。美国的态度十分有利，富兰克林及其同事不相信法、西会真的维护美国利益，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富兰克林首先需要的是美国独立。他于是抛开法、西，单独与英国谈判。在福克斯的推动下，英国给了美国非常宽厚的条件。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英国产生三届政府。1783年12月，以小威廉·皮特为首的托利党开始主导英国外交，而该党缓和英法关系的传统则又一次浮出水面。摆在小皮特面前的外交形势非常严峻，英国现在完全孤立，克里斯蒂在书中写道：“英国丧失了美洲帝国，因而降到了二流甚至三流国家的地位。战争失利，使英国作为一个盟国失去了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连乔治三世也悲观地预测：英国在三十年内要扮演欧洲的领导角色和获得海上绝对支配权，是不可想象的。”没有欧洲大陆的盟友，英国就不可能与法国作战。
像诺斯一样，小皮特起初也主要关注内政，在外交领域保持低调，但他的目标却相当明确：尽可能避免新的战争，让英国获得长期的和平。而为了和平，就要与法国维持相对友好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他与外交大臣利兹公爵（Duke of Leeds）产生了分歧。利兹在1783-1791年间担任外交大臣，他虽然是托利党人，却认为法国是“我们天然与根深蒂固的敌人”，他愿意与任何有反法意图的国家建立联盟关系，而不管这些国家的其他政策是否会损害英国的利益。他千方百计地与俄、西、奥、丹麦等国讨论建立联盟的计划，但都无果而终。普鲁士倒是有一点兴趣，但要求英国支持它在东欧的政策。利兹公爵准备答应这个条件，但小皮特担心会引发战争——在他看来，现阶段英国不与其他国家结盟是最好的选择，于是利兹公爵与普鲁士结盟的方案也就无果而终。
更深刻影响了小皮特外交政策的也许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外交的目的：外交应服从于经济的发展，服从于对外贸易的需要。小皮特是亚当·斯密的信徒，他认为英法之间的许多战争，都是因损人利己的关税政策引起的，相互减免关税，就可以减少战争；英法之间的一衣带水意味着两国间的贸易比遥远的殖民地更加实惠，因此小皮特主张签订英法商约。
托利党的和平传统和工业革命于是改变了英国外交的走向：不是寻求反法盟友，而是与法国改善关系。反对的声音可以想见，前外交大臣福克斯是反对派的代表，福克斯在发言中诘难小皮特，强调英、法是天然敌人。但小皮特是从政治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的，在他看来，认为一个民族是另一个民族永恒的敌人这种观点幼稚可笑，现实的情况总是在变化；一旦外交的格局发生变化，英国外交的手段也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如果说，英国外交的目标是保卫英国的安全，那么法国不一定是威胁英国的唯一来源。换言之，小皮特认为英国应在特定的情形下采取特定的外交政策，而非感情用事——根据均势思想、采取灵活的政策，这是小皮特外交政策的最大特征；同时，这也体现了小皮特对欧洲外交变化的深刻理解。
当时，东欧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日益重要，欧洲均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法国已陷入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中，英国一些敏锐的政治家已意识到这一点，预见法国在很长时间内不会是英国的主要敌人。小皮特告诫国人：英国的外交目标是均势，而不是永久不变的“天然敌人”，当法国在某一特定时刻不是英国的主要敌人时，与法国缓和就是可能的；而且英法商约对两个国家都有益，英国获益甚至更大。事实证明小皮特是正确的，商约签订前，英法之间的贸易总量微不足道，条约签约后，贸易量迅速增加。后来当英法之间再次开战时，连英国商人都觉得非常惋惜。
小皮特尽量安抚法国，在荷兰事件中也有所体现。1784年奥、荷发生冲突，法国应邀调停。利兹公爵认为韦尔热纳正在扩大法国的影响，荷兰的外交政策有可能被法国操纵，如果考虑到法、奥之间有同盟关系，就可能出现法国主导低地国家的危险。他主张对法采取强硬外交政策。英国驻海牙代表哈里斯也主张积极应对：“我们若失去荷兰，法国将达到它梦寐以求的力量顶峰。”哈里斯于是在荷兰努力扶植亲英势力，小皮特却写信劝他要有所节制，换句话说，小皮特不愿意与法国产生激烈冲突。但韦尔热纳却向荷兰威胁说法国可以成为奥地利的朋友；奥伦治家族的威廉五世（William V,Prince e,1751-1795年在位）被推翻，荷兰新政权与法国签订了防务条约。
这表明法国正在威胁均势体系，小皮特于是放弃了英法关系缓和的政策，而开始寻求反法的盟友，普鲁士成为英国争取的对象。1786年，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Ⅱ,1786-1797年在位）继位，他是威廉五世的姻兄，腓特烈·威廉对他的妹妹、威廉的妻子在荷兰的遭遇甚感不平，于是企图帮助威廉五世恢复其地位。小皮特决定站在普鲁士一边，称维持英、普联盟关系，是维护欧洲和平的重要保证，也是“我们大陆体系的关键”。1787年9月，腓特烈·威廉入侵荷兰，英国海军也出现在荷兰水域，英、普的联合干预取得成功，奥伦治家族重返海牙。1788年6月，英、普与奥伦治统治的荷兰签订同盟条约，通过荷兰事件，英国重新寻找盟友的目标实现了，英国的影响力也开始恢复。
海外问题很容易造成英国与其他殖民国家之间的矛盾。1789年夏，西班牙扣押了几艘进入西属美洲卢德卡松德（Nootka Sound）的英国船只，英国决定采取强硬政策。议会拨出100万镑军费，英国的盟友荷兰也派出军舰介入纠纷，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西班牙起初比较强硬，但由于得不到法国的支持，最终被迫退让。不过在与俄国的斗争中英国却没有占上风。俄国在与土耳其的战争中兼并了奥佐可夫要塞，小皮特担心俄国会通过黑海进入南欧和地中海，因此决定遏制俄国。但英国的努力并未成功，一部分原因是，英国在东欧没有实力强大的反俄盟友，普鲁士的政策千变万化，奥地利的态度摇摆不定，而瑞典刚刚结束了与俄国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英国的力量主要依靠海军，但在针对陆上强国的斗争中，海军没有太大价值。并且，小皮特得不到国内的支持，“整个国家的人都在告诉皮特先生说他们不愿意进行战争”。小皮特于是放弃了对俄强硬的外交政策。
其实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注意力越来越被法国所吸引。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均势体系受到威胁，英国政治家认为革命将沉重地打击法国，因此在短时期内法国不再是危险的国家。但是英国政府没有意识到，一个共和的法兰西比贵族的法兰西威胁更大，而英国舆论又普遍认为，法国革命是进步的，应该予以同情。在这种氛围下，英国政府决定执行不偏不倚的中立政策。当路易十六与王后逃跑的事件发生时，奥皇希望乔治三世与其他君王一起，共同解救法王，但被乔治三世拒绝。其实，在英国人眼里，维持欧洲均势是其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而现在的威胁来自俄、奥、普瓜分波兰，以及俄国侵略土耳其。换句话说，威胁欧洲均势的主要是俄国，而不是正处于内乱之中的法国，所以，俄国才是干涉的对象。
英国果真是这样做的，它尽力弥合奥、普矛盾，以免有一方倒向俄国。自奥地利王位战争以来，普、奥就一直进行激烈斗争。1790年，普鲁士提出要求，要奥地利停止对土耳其的战争，并将加利西亚割让给波兰。奥皇不愿退让，便开始做战争准备。普鲁士则期望得到英国的帮助，压奥地利接受要求，并且一旦需要，也打算同奥地利开战。英国则企图维持普、奥和平关系，在莱亨巴赫会议上，英国表示不会在军事上援助普鲁士，但要求奥地利放弃它所占领的土耳其领土，并退出对土战争；只有在此条件下，英、荷、普才愿意帮助奥地利恢复它在比利时的统治。协商的结果是奥、土停战，英、普表示协助奥地利恢复对比利时的统治。《莱亨巴赫协定》是小皮特重要的外交成就，它制止了普、奥争斗，促使这两个国家接近，通过维持中欧两个强国的和解共存，保持了欧洲的均势。
但法国大革命开始冲击欧洲均势体系。路易十六出逃失败后，法国革命政府要求奥地利停止支持法王的活动，不再敌视法国革命。奥地利拒绝，法国于是在1792年4月对奥宣战。瓦尔密大捷后，法军节节推进，占领了萨瓦、莱茵河左岸、奥属尼德兰等地。在军事胜利的鼓舞下，国民公会逐渐突破了早先的谨慎政策，宣布“向一切要求恢复自由的民族提供兄弟般的援助，并责成政府命令所有将军援助这些民族和保护那些为自由事业而受到或可能受到迫害的公民”，随即将萨瓦、比利时、莱茵地区等并入法国。法国的扩张打破了欧洲的均势，英国从不干涉转入反对。英国外交部不给革命政府委派的外交官以正式地位，小皮特在会见法国外交官时警告说：法国对荷兰的侵略意味着战争。小皮特其实对法国革命十分反感，他在一份文件中发出这样的指示：“在所有时刻，你都要谨慎地宣称英国政府确信世袭君主制应该得到承认，路易十七应该是合法的统治者。"1792年12月31日，英国外交大臣给法国外交大臣发出信件，对法国侵犯奥属尼德兰提出抗议。法国的回信态度强硬；1793年2月1日法国向英国宣战，英法两国再次进入战争。
英法开战后，小皮特的首要目标是争取足够的盟友。由于早先在《莱亨巴赫协定》中已促成普、奥和解，二者均成为英国的盟友。小皮特还同俄国、撒丁、那不勒斯等缔结共同行动条约，答应给这些国家巨额补助金。但补助金不能买到真正的团结，参与同盟的各国都心怀鬼胎。中东欧国家想从波兰得到好处，俄国在反法战争中立场最温和，普、奥虽竭力与法国作战，但两国都对波兰存有野心，并且因此而互相猜疑。撒丁在拿到补助金后却不肯履约。各国都希望其他国家多做贡献，而自己尽可能少尽义务。结果在法国的进攻面前，小盟国渐次退出，大国则缺少团结而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比如普鲁士一面镇压波兰的反抗，一面积极要求英国的补助，暗示如果拿不到补助金，普鲁士将召回在莱茵地区的所有军队。英国希望盟国能分担财政负担，要求荷、奥各分担对普鲁士援助的1/5，甚至俄国也分担1/5.但由于法军挺进荷兰，英国被迫答应了普鲁士的要求，普鲁士则答应提供6.24万人参加作战。
此举开了一个坏先例：英国起初只向小国提供补助金，现在却要为像普鲁士这样的大国提供补助金，而这些国家有可能像撒丁那样，拿了补助金却不履行承诺。而实际情况又恰恰如此，普鲁士在拿到补助金后，借口波兰发生暴乱而不肯在莱茵地区行动，英国于是停止向其提供后期补助。作为回应，普鲁士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在奥地利方面，英国答应提供补助金，奥地利则承诺在德意志维持12万人的军队。和普鲁士一样，奥地利要求得到更多的援助，但回报却微不足道，奥地利担心俄国对波兰心怀不轨，因此在对法国的军事行动上作战不力，结果奥属尼德兰被并入法国，荷兰也与法国签订了同盟条约。在俄国方面，英国给俄国送了厚礼，俄国则答应支援英国皇家海军，但俄国不肯向欧洲西部派出军队，英国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关于反法战争失败，英国认为中东欧国家鼠目寸光，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但俄、普、奥指责英国在战争中半心半意，它只愿意出钱，而不愿牺牲英国的士兵。约克公爵率领的远征军人数很少，在奥地利答应派出12万军士后，英国远征军却撤回英国了。外交大臣格伦维尔曾说，“向外国军队支付金钱比让我们的年轻人离开耕犁与织布机更为便宜，也更具有策略。（否则）不仅我们的工业会陷入停滞，还会抽干我们这个岛国的人力，降低我们的天然力量。”在工业革命快速进展的背景下，英国政府不愿意战争干扰经济的发展。所以，包括英国在内的同盟国相互之间钩心斗角，第一次反法联盟失败了。
在随后的20年时间里，英国又组织了六次反法联盟，但同盟国的钩心斗角并无改变，英国试图抑制法国，恢复欧洲均势的目标很难实现。但托利党的海外殖民政策却取得很大进展：1794年，英国从法国手里夺取马提尼克岛、圣卢西亚和多巴哥，1795年又从法国占领下的荷兰手中夺取锡兰和好望角，1797年从西班牙那里夺取特立尼达。
拿破仑掌权后，英法争夺更为激烈。虽然拿破仑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但法国的人力物力损耗很大，而远征莫斯科的行动则拉开了拿破仑失败的序幕。1813年，号称“民族之战”的莱比锡战役将拿破仑打回莱茵河西岸，此后战火烧向法国本土。而当反法战争转变成瓜分拿破仑帝国的遗产时，同盟内部的斗争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实际上，拿破仑在战争中的成就，一方面与他的军事天才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同盟国内部的不团结造成的，如果同盟国齐心协力地进行战争，拿破仑拿不到那么多的胜利。在反法战争中，每个盟友都担心自己是在为别人火中取栗，无穷的猜疑让各国都缩手缩脚、谨慎观望，自然就难以对付拿破仑的凌厉攻势。而同盟国打进法国后，分歧立刻又出现了，俄、普希望彻底推翻波拿巴王朝，而对奥地利来说，由于奥国公主是拿破仑的皇后，拿破仑之子因此是奥皇的外孙，奥国于是希望建立由皇后路易莎为首的摄政政权。同时，俄、普在波兰和萨克森问题上矛盾重重，彻底打败拿破仑的军事决策再次显得摇摆不定。
此时，卡斯尔雷子爵（Vist of Castlereagh）是英国的外交大臣，他是小皮特去世后英国政治的中心人物。在首相珀西瓦尔遇刺身亡后，卡斯尔雷同时兼任下院领袖一职，这使他能够更加自由地处理外交事务。卡斯尔雷外交的首要目的是将小皮特的联盟变得有效率，也就是说，英国不仅需要有足够多的盟友，更重要的是盟友之间应该团结。在拿破仑的败局已定时，卡斯尔雷前往欧洲大陆参加和谈，当时他主要有两个目标：一是保证英国的绝对海洋优势，二是重新建立欧洲均势。在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支持下，英国的海洋地位获列强承认。至于第二个目标，卡斯尔雷的思路是加强中欧（普、奥）、抵制两极（法、俄）。就当前局面而言，法国不再是威胁的来源，因此卡斯尔雷提出：如果法国退回到波旁统治时期的边界之内，拿破仑便可继续统治法国。这就形成了对法国宽宏大量的解决方案：1814年的第一次《巴黎和约》为法国保留了1792年1月1日以前的疆界，法国不用赔款、也不用割地，甚至可以不被军事占领。普鲁士和其他一些国家要求肢解法国，英国则一一否决。但法国毕竟是一个大国，有威胁欧洲均势的可能性，因此卡斯尔雷的方案中也有限制法国的内容：他设想构建一个有效期长达20年的欧洲同盟，用来监督法国，并由英国提供财政援助。他主张在法国边境上建立一些缓冲国或看守国，每一个缓冲国后面都有一个欧洲强国作后盾，例如莱茵河流域各公国统一起来，接受普鲁士领导，热那亚并入皮埃蒙特，奥地利取得对伦巴第和威尼斯的统治，从而阻断法军由沿海进入意大利的线路。英国对低地国家的安排，更是英国外交的重大胜利，卡斯尔雷曾说，“把这个地区留在法国人手中，就等于在不列颠的头上永久架设一座战争机器”。经过谈判，先前的奥属尼德兰与荷兰统一，并处在英国的影响下，这样，法国通往北方的路线就被堵塞了。
卡斯尔雷将限制俄国作为主要目标。拿破仑失败后，俄国取代法国成为欧洲大陆的军事强国，其扩张意图也开始膨胀，沙皇希望兼并华沙大公国，进一步扩大俄国版图。卡斯尔雷不同意俄国的要求，他主张加强普、奥两国的力量，认为一个强大的中欧不仅可以抵御法国，也是阻挡俄国扩张的屏障。但普鲁士要求得到整个萨克森，奥地利则对此疑心重重。卡斯尔雷做了大量工作，奥地利最终同意普鲁士得到萨克森五分之二的土地。由于普、奥矛盾太大，卡斯尔雷企图让两国联手对抗俄国的设想失败了，这使他感到非常失望。
卡斯尔雷在英国外交史上的形象长期以来是负面的，基辛格曾经说：“他没有留下任何遗产；也没有任何一位英国政治家把卡斯尔雷当作可资借鉴的典范。”为了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体制，他经常牺牲弱小国家的利益，这与19世纪追求“进步”的潮流、与欧洲民族主义高涨的潮流背道而驰。尽管他参与构建的维也纳体系让英国得到最大的利益，许多人却把他看作是反动力量的代表。在外交方面，他给英国留下的遗产是通过“会议体系”（gress System）解决问题，这种思想对19世纪甚至其后的英国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战争结束后，他认为英国应该继续与盟国维持密切关系，联盟的团结就是英国的最大利益。《维也纳和约》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在19世纪新的时代里，英国将在全世界外交舞台上扮演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