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革命”以后君主的权力日渐衰落，尤其是汉诺威王朝早期君主几乎不理朝政，王权更加旁落。但1760年乔治三世（GeeⅢ,1760-1820年在位）继位后，衰落的王权回光返照，君主利用封官晋爵的手段以及王室恩宠，组建“国王之友”（King''s Friends）政府，希图实行君主的个人统治。乔治三世的做法逆转了“光荣革命”以来的政治发展潮流，而在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后，战场上的失败引发了国内危机，“国王之友”政府垮台，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也宣告结束。
乔治三世在英国本土出生，亲眼目睹了王权的旁落。在他看来，祖父乔治二世麾下的大臣都是“毫不领情的、背信弃义的、腐败透顶的”，因此，在1751年被确定为法定的王位继承人后，他便决心将“净化政治作为自己的特殊使命”。乔治三世的母亲是来自德意志小邦萨克斯戈萨（Saxe-Gotha）的奥古斯塔公主（Princess Augusta），她对辉格党把持政务表示不满，希望儿子长大后改变现状，恢复君主的权威。她曾说：“乔治，做一个真正的国王！”然而乔治三世的私人教师、苏格兰贵族约翰·布特（John Bute）对他的影响更大，乔治三世视其为“最亲密的朋友”、“行为的楷模”及“钟爱的导师”。在布特的教导及熏陶下，乔治三世认为祖父乔治二世“遇事推诿”、“不配做一位英国君主”，对日益腐化的辉格党寡头非常痛恨，而将如日中天的威廉·皮特视作“心肠最黑的人”及“草丛中真正的毒蛇”。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后来乔治三世对辉格党的清洗。同时，布特还不断向乔治三世灌输这样的理念，即他是英国人，应以英国本土利益为重。乔治三世声称：“我在这个国家出生并长大成人，我为自己的不列颠人名分而感到自豪。”不像前两个乔治国王，乔治三世认为自己是英国人而不是德意志人，因此他关注英国政治、涉足英国国务就成为必然。
为了强化王权，超越政党政治，首先就要有根据自己意愿任命大臣的权力，乔治三世认为：“首相不应该成为权力的源泉，而仅仅是一个下属集团的领头者；首相应成为君主的代言人，而非像沃尔波尔和皮特那样成为国家政策的独裁者。”正因为有这种想法，乔治三世继位后迅速摧毁辉格党力量，试图建立个人的统治。18世纪上半叶的王政复兴思潮也为乔治三世复兴王权提供了话语基础。当时，一些失势的保王党和托利党贵族发表言论或著书立说，对辉格党专权表示不满，希望借助君主的力量来改变这种局面。比如在40年代，大卫·休谟（David Hume）就为“光荣革命”后君权的旁落表示担忧，认为议会权力的上升会造成英国宪政的失衡，他认为必须限制议会权力：“议会下院不要去扩张自己的权力，因为这种权力的篡夺与大多数人的利益背道而驰。君主手中掌握着任命官职的大权，而在忠诚的、对此无兴趣的议会两院的支持下，君主可以从总体上发号施令，这样至少能够避免古老宪政处于危险之中。”托利党贵族博林布鲁克的“爱国君主论”与休谟遥相呼应，在博林布鲁克看来，“不依赖任何党派、而是作为万民之父来进行统治”，是“爱国君主”的重要特征；他说“党派是一种政治罪恶，派系斗争是所有党派最坏的特征”。因此，“为捍卫宪政，君主不应该组建或扶持政党”，“君主不能为了统治臣民而使得自己成为某一党派的首领，而是应该为了统治，更确切地说为了征服所有党派，而成为所有臣民的首脑”。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ckstone）则从“宪政平衡”角度阐述王权的重要性，他强调：“君主是议会的一部分，这也是其正当地享有立法权的理由。我国宪法所赋予君主的‘否决权’绝不能遭到侵蚀，而应得到充分尊重”；他还指出：“‘享有部分立法权的君主’,在议会两院间充当着‘唯一的行政执法者’角色，这有利于维护英国宪政的稳定，推动英国宪政朝促进英国公众自由和福祉的正确路径迈进”。这些言论显然为乔治三世复兴王权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法理依据。
继位之初，年轻的乔治三世雄心勃勃，在净化政治、复兴王权思想的驱使下，他一心想摧毁辉格党的统治，在超越党派的基础上组建一个效忠于君主的“国王之友”政府。此时，乔治所面临的是辉格党两大派——皮特派与纽卡斯尔派联合控制的内阁，当时英国正卷入与法国争霸的七年战争，政局稳定尤为重要。乔治三世为此并没有贸然换阁，而是采取步步为营、各个击破的政策来摧毁辉格党的优势局面。1761年3月，乔治三世任命布特为国务大臣，与皮特在内阁中共同处理外交事务。此时，内阁中的辉格党在战争政策上出现了分裂：财政大臣纽卡斯尔继承沃尔波尔的衣钵，主张推行和平外交；国务大臣皮特则致力于通过战争来开拓英国的海外市场。布特入阁后，明确宣布自己的反战立场，认为战争是“血腥的、靡费的”，应该尽快结束战争。这样，由于在反战问题上布特与纽卡斯尔联合，致使皮特的战争政策在内阁中失败，孤立无援的皮特最终于10月5日辞职。
布特势力急剧增强，纽卡斯尔的地位也岌岌可危。尽管二人都主张结束战争，但在结束战争的时机问题上两人分歧明显。乔治三世站在布特一边，内阁中多数成员为讨好君主于是也支持布特。1762年5月，受到排挤的纽卡斯尔辞去财政大臣之职，布特接替他成为内阁首相。这标志着辉格党的优势开始终结，从表面上看，“皮特与纽卡斯尔的辞职并非因君主解除其职务，而是因为他们与内阁同僚之间的分歧所致”，但事实上，乔治三世对于布特的支持以及对内阁事务的干预是辉格党两巨头政治命运陨落的原因。
布特内阁的建立是乔治三世确立个人统治的第一步，随后，乔治三世和布特利用权势大力清洗政府中的辉格党人，同时用册封贵族、任命官职等手段来控制议会。皮特、纽卡斯尔辞职后，内阁中的辉格党贵族罗金汉侯爵（Marquis ham）、格拉夫顿公爵（Duke of Grafton）不久后也被解除了职务。内阁中仅存的少数辉格党人多属见风使舵者，他们“在思想上朝着‘国王之友’派转化”。改组后的内阁中多为忠于君主且无党派身份的贵族，还有一些是主张强化王权的托利党贵族。由此，辉格党控制内阁的局面宣告结束，乔治三世对辉格党势力的打击被后人讥讽为“对佩勒姆派无辜者的屠杀”（Massacre of Pelhamite Is）。通过改变内阁大臣，乔治三世成功地控制了内阁事务。
为了控制议会两院，乔治三世将贵族册封权和官职任命权用至极致。1760年时英国上院有174名贵族，乔治三世继位后不断将自己的亲信册封为贵族，在60年代册封42名贵族，70年代又册封33名贵族。这些贵族进入上院后造成上院人数剧增，辉格党控制上院的局面也被打破了。官职任命是君主的特权之一，在辉格党占优势的年代，这一特权实际上被首相所利用，君主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乔治三世则将官职任命权收归己有，根据个人喜好来任命官员，并以此收买议员，在下院培植忠君势力。这样，通过对政府及议会两院的控制，乔治三世成功地复兴了王权，初步确立起个人统治。
在与法国的停战谈判及和约签订的过程中，布特展现出一定的外交才能，但在内政问题上则明显缺乏政治才干。长期的战争使国家不堪重负，为弥补财政亏空，布特不断开征新税，由此引发各界不满。当布特开征“苹果酒税”（Cider Tax）时，全国性抗议浪潮达到顶峰，不满的群众“攻击他的马车，将其雕像送上绞架，砸碎其府邸窗户，并将其编入色情歌曲四处吟唱”。议会中的辉格党也开始反击，抨击政府的税收政策。1763年4月布特被迫辞去首相职务，但仍在幕后发挥作用。
布特政府的垮台是乔治三世确立个人统治的一次挫败，其垮台的根本原因在于遭遇来自议会内外的辉格党集团的强大压力。这使乔治三世认识到，内阁首相必须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而且要得到议会的支持，因此，必须到辉格党各派中去寻找盟友。在首相人选问题上，乔治三世表示将抛弃党派偏见，支持那些愿意根据君主意愿行事的人出任首相。在1763-1766年间，乔治三世先后遴选辉格党贵族乔治·格伦维尔（Gerenville）和罗金汉担任首相。格伦维尔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曾在布特内阁中担任国务大臣，并支持布特的税收政策，尽管被皮特冠之以“温柔的牧羊人”（Gentle shepherd）的绰号，却赢得了乔治三世的信任。格伦维尔组阁后也向乔治三世表示忠诚：“为捍卫我国的宪法，为使王权免遭任何不适当的、不被认可的力量之侵袭”，他将衷心履行“陛下所赋予的使命”。不过，格伦维尔内阁同样面临内外交困局面。内政方面，1763年，激进派议员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借助《苏格兰人报》（North Briton）攻击王权及“国王之友”政府，其后有辉格党人推波助澜，引起了全国性的抗议浪潮。外交方面，为应对战争带来的财政亏空及国债增长，政府准备向北美殖民地征税，先后出台1763年的《糖税法》（Sugar Act）与1764年的《印花税法》（Stamp Act），由此引发了殖民地的抗议浪潮。议会中的皮特、纽卡斯尔、罗金汉等反对派迅速活跃起来，最终促成了格伦维尔政府垮台。1765年7月，辉格党内最大派别——纽卡斯尔派的新领导人罗金汉奉命组阁。
为扩大政权基础，罗金汉邀请皮特入阁，但皮特因不愿在内阁中处于从属地位而拒绝入阁。罗金汉对北美殖民地采取怀柔政策，废除了《印花税法》，但这一举措引起政府分裂：国务大臣格拉夫顿等辞职，下院有超过50名议员投反对票。乔治三世意识到罗金汉派力量薄弱，“无法建立一个稳定而有效的政府”，于是被迫与皮特派进行“组建新一届政府的谈判”。1766年7月，他与皮特达成组阁协议，随即解散罗金汉政府。
激烈的党派纷争造成内阁的频繁更替，人们开始对国家的政治前景表示忧虑，许多人希望看到一个强有力的稳定政府。议会中的后座议员以及政府中的低级官员对政局进行热烈讨论，认为组建稳定而有效政府的关键，在于君主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君主应该享有自由选择内阁成员的权力，并且不应将国务的处理权无条件交到某一党派领导人手中”。显然，与乔治三世一样，他们对党派充满厌恶，认为党派将集团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是制造分裂或混乱的源泉。因此，他们支持任何能够带来持久性和稳定性的政府。由于这些人反对政党政治、拥护君主权威，以“忠君”作为投票或处事的原则，因此被历史学家称为“国王之友”。
“国王之友”包括议会下院的一些后座议员，他们是“彼此独立、互无关联”的地方乡绅，他们不依附于某一领袖或集团。用20世纪历史学家纳米尔（Namier）的话来说：“他们所持有的关于议会责任的概念与我们截然不同：这些人并不认为组建政府是议会的职责——对他们而言，政府是属于君主的。”“国王之友”还包括政府中一些低级事务性官员，他们在政治取向上往往不偏向任何政党，希望借助王权的支持确保自己的稳定职位。“乔治三世也非常欣赏这些勤恳而忠诚的官员，因为在党派领导者进行激烈争辩时，恰恰是这些下层官吏在实实在在地操持政府事务。”
客观而言，“国王之友”派无疑被后来的史学家夸大了，事实上，“国王之友”只是一批与“党人”相对的“忠君爱国者”或“非党派人士”，他们从来就未能组织成一股政治势力，更没有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公认领导人。因此，尽管在乔治三世统治前期的历届政府中都不乏“国王之友”的身影，但单纯的“国王之友”政府却一直到18世纪70年代才建立。
乔治三世请皮特组阁，想结束内阁分裂的局面。皮特的党派观念比较淡薄，他希望建立一个“‘超党’政府，以拯救国家于内部溃烂引起的危难之中”。在组阁时，皮特不依据政治原则，不考虑党派背景，而仅看个人能力以及是否忠于君主。这样，皮特内阁事实上变成了涵盖不同政治观点者的奇怪的混合体，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将其描述为“一个大拼盘，就像一条用不同花色石块镶嵌而又未黏合起来的路——爱国者和溜须拍马者，国王之友和共和主义，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什么人都有”。这种大杂烩的内部分裂可想而知。由于无法弥合分裂，加之健康状况恶化，皮特从1767年3月起就回到巴斯的寓所休养，很少参加内阁会议，几乎退出了政治舞台。此时，国库大臣查尔斯·汤森德（Charles Townsend）未与皮特及内阁同僚协商，就向议会提出《进口税法》（Import Duties Act），要对进入北美殖民地的商品征收进口税，导致了内阁的公开分裂。约翰·罗素·贝德福德（John Russell Bedford）派坚决支持法案，认为对殖民地征税合情合理；格拉夫顿派及谢尔本（Shelburne）派同情殖民地，坚决反对征税。政府内部的分裂促使皮特于1768年10月辞职，格拉夫顿奉命上台组阁。
格拉夫顿内阁只是一个过渡政府。此时威尔克斯事件持续发酵，在1768年大选中威尔克斯又活跃起来，他多次当选议员，但因其反君主及反政府的言论而多次被逐出下院，并被判处罚款和监禁。公众大力声援威尔克斯，大规模的抗议浪潮席卷全国。在如何处理威尔克斯的问题上政府陷于严重的内部分裂，并由于皮特的插手而加剧了分裂。皮特在上院的演说中大力支持威尔克斯，指责政府滥用权力，侵害公民自由。皮特指出：“根据大宪章及权利法案，任何公民的自由权都不得被随意剥夺”，“无限制的权力易于腐蚀当权者”，“法律终止之处，亦即专制开始之时”。不愿身背恶名的格拉夫顿于1770年1月辞职。
这样，在乔治三世统治的前十年间，他虽然一直追求建立稳定而持久的忠君政府，但其目标无从实现，每一届政府都是“短命政府”，直到18世纪70年代初，才最终建立了以诺斯勋爵（Lord North）为首的“国王之友”政府。
诺斯勋爵出身于贵族世家，1759年起进入政府。他有很强的个人亲和力，有处理经济事务的才能，并且有杰出的辩驳能力，其政治对手埃德蒙·伯克都称他是“一个令人钦佩的人，知识渊博，领悟能力强，善于处理各种政务”。尽管诺斯在政治上倾向于托利党，但他事实上是“国王之友”派。诺斯脾性温和，尊重王权，强调王权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因此得到“国王之友”的支持。正是因为这一点使诺斯赢得了乔治三世的信任，并奉命组阁。有史家指出：“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始于诺斯勋爵被任命为首相”，而诺斯内阁也被看作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王之友”政府。
乔治三世给予诺斯政府以最大支持，他甚至将君主的官职任命权交给诺斯支配，官员的任命多数是他与诺斯商议的结果。诺斯也清楚其政权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君主才是真正的首相”。于是，在诺斯当政的十余年间，乔治三世与诺斯结成了坚实的同盟，其中，君主利用个人影响力和王室特权力挺首相，而首相及其领导的内阁也以贯彻君主意志为己任。1771年的《王室婚姻法》（Royal Marriage Act）就体现了这一点。当时，王室成员格拉斯特公爵（Duke of Glouster）和坎伯兰公爵与平民通婚，引起君主震怒。乔治遂授意诺斯向下院提交一份议案，强调王室成员的婚姻必须得到君主的同意。尽管议案在下院及内阁遭到激烈反对，但诺斯仍利用其影响力而操纵议会通过了该议案。这一事件成为反对派打击内阁的活靶子。
诺斯领导的“国王之友”政府维持了12年之久，在最初的五年中它推行缓和政策，因此地位比较稳固。在政治方面，政府释放监禁中的威尔克斯；1774年威尔克斯再次当选议员进入下院，平息了一些激进派的不满。在经济方面，政府推行财政平衡政策，贵族乡绅所关心的土地税保持不变，而对奢侈品开征新税，以逐步缩减高额的国债。在外交方面，执行对欧洲的不干涉政策，并缓和与北美殖民地的关系，废除《进口税法》，仅保留象征性的茶税，由此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北美局势。于是，一直到1774年，“无论在内阁还是在议会下院，诺斯勋爵都确立起无可动摇的地位”。
但18世纪70年代中后期，北美独立浪潮汹涌澎湃，其引发的战争造成国内政治危机，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诺斯勋爵无力应对这种困局，“他甚至懒于自己做决断，而是一味依据君主的旨意行事，结果酿成了悲剧”。诺斯政府的垮台标志着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终结，事实上，乔治三世加强君权、控制政府和削弱议会的做法违背了“光荣革命”以后英国的历史潮流，因此遭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质疑和反对，各种力量最终汇合起来，借美国独立之助，在18世纪80年代摧毁了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
早在18世纪60年代，以威尔克斯事件为标志，一场反对布特政府、挑战专制王权、倡导人民自由的群众运动就拉开了序幕。1763年4月，乔治三世在议会开幕演说中称颂布特政府签署的结束七年战争的和平条约是“王室的荣耀，人民的福音”。议员威尔克斯则在《苏格兰人报》第45期上发表文章，批评乔治三世的演讲，其中说：“君主一贯具有诚信、荣耀及清白之美德，一位如此伟大且和蔼可亲的君主，居然以其神圣庄严的名誉，认可这最令人厌恶的政策以及最不合理的公共宣言，我们国家每个人都会为此感到悲痛。”威尔克斯进一步说，这篇演讲是违心的“谎言”，是“厚颜无耻的内阁最为寡廉鲜耻的实例”。乔治三世大为震怒，指使国务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直接签发不标姓名的“通用逮捕令”，查封《苏格兰人报》，拘捕相关人员，并将威尔克斯囚禁于伦敦塔。
威尔克斯得到辉格党的支持，激进主义者将其奉为“自由的捍卫者”，发动游行加以声援。在法庭审判时，主审法官查尔斯·普拉特（Charles Pratt）强调议员的豁免权，认定逮捕令“违宪、非法和绝对无效”，监禁威尔克斯是对“自由的侵犯”，并宣布立即释放威尔克斯。这一判决令激进派欢欣鼓舞，他们打出“威尔克斯与自由”的旗号，反对乔治三世的专权统治。
乔治三世并未善罢甘休，他说“威尔克斯的放肆无礼依然持续，这令人诧异”。乔治三世向政府及议会施加压力，要求严惩威尔克斯。11月底，议会下院认为《苏格兰人报》第45期“是对国王陛下前所未有的傲慢无礼和侮辱谩骂，是对议会两院最为严重的诽谤中伤，是对整个立法机构极为放肆的蔑视”。因此，议会通过议案，认定威尔克斯事件是一起“虚假的、煽动性的诽谤案件”，而议员豁免权“并不适用于撰写和发表煽动性的言论”。议案要求立即焚毁《苏格兰人报》，逮捕并重审威尔克斯。威尔克斯迅速逃往法国，但仍被缺席判处1000镑罚金以及22个月的监禁。
威尔克斯事件暴露了君主对国家政务的个人影响，是王权复兴的重要标志。乔治三世操纵议会、逮捕议员并剥夺其资格的做法显然违背1689年的《权利法案》，为在野的辉格党反对派攻击王权提供了契机。以纽卡斯尔、皮特等为首的反对派借威尔克斯事件掀起一股反对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运动。他们指出，在英国这样一个自由传统深厚的国家，王权向议会及政府施压迫其就范的行为很不正常，必须予以改变。
1768年，由于北美局势恶化，英国国内改革运动蓬勃高涨，格拉夫顿和皮特等辉格党人先后组阁，威尔克斯感到条件有利，遂在流亡四年后选择回国。随即，作为反抗专制、追求自由的象征的威尔克斯在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当选为议员，伦敦民众为此举行为期两天的庆祝活动，很多建筑物上都写下“威尔克斯与自由”、“第45期”等声援性标语。恼羞成怒的乔治三世再次下达指令：“把威尔克斯赶出议会非常重要，必须实现。”在王权的强大压力下，威尔克斯的议员资格再次被取消，其本人也被判刑入狱，受监禁达两年之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入狱后威尔克斯的声望反而大增，1769年米德尔塞克斯举行下院议员补选，身陷囹圄的威尔克斯竟第三次当选，但乔治三世操纵下的议会第三次将威尔克斯拒之门外，这显示王权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
但事件促使许多人对英国宪政进行反思，即君主所控制的议会，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人民？事件中，尽管君主通过政府暂时剥夺了威尔克斯的议员资格，并将其投入监狱，但这种“胜利”无法压制在社会各界、尤其政治家中蔓延的不满情绪。英国驻印度殖民官员沃伦·哈斯廷斯（Warren Hastings）毫不客气地指出：在威尔克斯事件中，乔治三世及其大臣的做法是在与人民作对，他还警告乔治三世：“当他为自己王冠的安全而自鸣得意时，他应该记得，这顶王冠取之于一场革命，但也会失之于一场革命。”皮特也在上院发表演说，认为“国王的专制权力”不断膨胀，这与“我们的祖辈”留下来的惯例背道而驰。威尔克斯事件充分暴露了王权对政治机制的渗透，也引发了人民的反抗，群众性集会示威和激进主义的质疑声讨都动摇了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并且开始了激进主义运动的新时代。
在威尔克斯事件接近尾声时，辉格党政治家埃德蒙·伯克的声音尤为值得关注。作为辉格党新秀罗金汉的私人秘书，伯克曾两度进入政府任职。伯克亲眼目睹了乔治三世时期的王权复兴，也见证了内阁和议会受到王权操控。身怀抱负的伯克对此深为不满，并在各种场合袒露其对政治时局的反感。
1770年，在威尔克斯事件引发的民众骚动中，伯克撰文做出解读。在伯克看来，骚动的根本原因是国王权力过度扩张，议会主权遭到侵蚀：“国王的权力，作为几乎已经死亡和腐烂的君主的特权，已经以影响力的名义重新生长……这种影响力将十足的反对者变成了权力的工具，……它使国家的不幸和繁荣同时日益增长；这种影响力是君主特权奇妙的替代物，而这个特权，由于不过是陈旧过时的偏见的产物，已经在它原有的耐力之中形成了不可抗拒的腐败和瓦解的因素。”伯克认为，王权扩张严重侵蚀到议会主权，损害了议会的独立性，破坏了英国的宪政平衡，这是极其危险的。
如何抵御王权扩张以及维护议会的独立性？伯克提出了两种解决办法：一方面推行“节俭改革”，主张由议会控制王室费用与开支，防止君主用金钱贿赂议员，裁减冗官闲职，削弱君主对官员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推行政治改革，清除“国王之友”，依靠政党管理国家。在伯克看来，“国王之友”是为私利而聚集起来的小群体或小集团，“目的只是以更高的价格兜售他们相互串通好的邪恶”，“与人民的情感和意愿毫无关系”；一个稳定的政府必须努力谋取“公共福利”，而政府之形成不能来自宗派，必须来源于“政党”，因为“政党是联合组织的团体，旨在根据每个成员都同意的特定原则，通过共同努力来促进国家的利益”。因此，伯克希望通过强化政党的作用来抵制王权的扩张，这一观点得到温斯坦莱（Winstanley）的赞同：“如果没有政党制度所带来的组织化，未经改革的议会下院就会处于君主的操控之下。”伯克的思想主张促进了政党政治的发展，同时也冲击了王权及国王个人的影响力。
不过，最终导致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走向结束的还是北美独立及由此引发的国内政治危机。从1764年起，为缓解财政危机，英国政府在北美先后开征糖税和印花税，殖民地则宣称“无代表，不纳税”，并以暴力手段相对抗。在英国，皮特、罗金汉、查尔斯·福克斯（Charles Fox）、伯克等辉格党政治家也反对向北美征税，最终促使议会于1766年废除了针对北美的征税法案。但1767年后，英国政府又通过《汤森德法》（Townshend Act），对北美的玻璃、茶叶、纸张、颜料等征税，引发北美新一轮的抗议浪潮，英军在波士顿附近遭遇袭击。乔治三世主张采取强硬政策，认为北美“这些人都是反叛的臣民，对于他们的思想决不能简单听从，而必须彻底摧毁”。但由于政府和议会内部都存在严重的分歧，诺斯只好采取怀柔政策，废除了《汤森德法》，仅保留茶税一项，以此作为“英国权威的象征”。北美的抗议风暴暂时平息下来，但更大的风暴却在酝酿中。
1773年底发生波士顿倾茶案（The Boston Tea Party），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矛盾迅即激化。乔治三世力促诺斯政府采取强硬措施，认为“事情已成定局，殖民地或者臣服于我们或者战胜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或者是征服他们，或者是完全放任他们，把他们当外国人看待”。最终，诺斯政府不顾辉格党的反对，对北美采取高压政策，派出军队镇压“茶党”，由此引发了面对面的武装冲突。随着大陆会议的召开及《独立宣言》的发布，北美走向了与母国对抗并谋求独立的道路。
北美时局在议会内部引起分歧，多数人与乔治三世一致，认为一旦英国诉诸武力，北美殖民地的反抗运动很快就会土崩瓦解。但罗金汉、皮特等辉格党人反对对北美的高压政策，认为征服行动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功。1775年，面对议会内外的战争倾向，罗金汉批判道：“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正在极力促成自身的毁灭，在我看来，除了一定程度的不幸经历以外，恐怕没有什么能让公众普遍地做出正确判断了。”正因为如此，当1777年英军在萨拉托加遭遇惨败后，罗金汉有点幸灾乐祸，他说：“这下我可以放心了。”伯克则坚决捍卫殖民地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并大力抨击政治生活中权力的垄断及滥用。伯克指出：“为什么国家陷入目前的危机之中？因为我们没有权力。为什么我们没有权力？因为过于强大的行政当局已经腐化了宪政中自我调节的力量。”皮特也是战争政策的坚决反对者。1777年战火纷飞的年代，皮特在下院宣称：“我是一个英国人，但如果我是一个美国人的话，当外国军队踏上国土之时，我绝不会放下手中的武器——绝不会，绝不会，绝不会！”辉格党政治家攻击政府、反对战争的言论极大地侵蚀了诺斯政府的根基，随着北美战局失利，国内政治危机更为加剧。
1777年10月英军在萨拉托加（Saratoga）遭遇惨败，内阁及议会下院中反政府的力量开始抬头，不少独立派议员放弃了对政府的支持，诺斯于是在1778年提出辞职，但被乔治三世拒绝。此时，除了让诺斯留任以外，很难再找到合适的人选可以继续推行战争政策；而让辉格党组阁，又是乔治三世绝不能接受的。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乔治三世的政治行动更加强化了反对派的意识，即他正在将个人统治强加于这个国家之上。”于是，在君主的支持下，尽管遭遇各方挑战，但诺斯政权仍摇摇欲坠地延续了几年时间。
北美战争的失利造成英国国内一系列政治危机，首当其冲的是18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反对乔治三世及“国王之友”政府的乡绅请愿运动。1779年年底，约克郡乡绅、地主、教士、自由持有农等各阶层向议会提交一份请愿书，有9000多人签名。请愿书要求限制王权，反对王权过度扩张，“清除国王身边无用的冗官闲职，而正是他们应为战局恶化负责”。请愿书反对苛捐杂税，要求限制政府开支，要求在议会增加100名乡绅议员，支持“能够导致恢复议会自由的任何值得称颂的改革以及类似的其他举措”，使议会摆脱对王权及政府的依附。可见请愿运动的目标依然是抵制王权扩张、消除王权对于政府及议会的影响力。约克郡的请愿运动在1780年波及全国，另有24个郡举行了类似的请愿运动。这场以乡绅为主体的请愿运动表明国家的政治危机已非常严重，以至于乡绅这支传统上支持王权的力量，此时也加入了反对派的行列，从而大大地动摇了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
议会外的乡绅请愿运动在议会内得到政府反对派的响应，以罗金汉、谢尔本、福克斯为首的新一代辉格党政治家开始联合起来向王权和政府发难。他们指责诺斯政府的错误决策造成北美殖民地走向独立，同时又抨击强大的王权对于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从表面上看，反对派是在攻击政府，但背后隐藏的意思是，乔治三世应该对北美危机负责，这就颠覆了英国长期以来“国王不犯错”的定见，王权合法性遭遇空前危机。
1780年，伯克在下院提出五项议案，“以确保议会的独立性，推动王室及其他机构的节俭改革”。这些议案包括：裁撤商务部等冗余机构；清除如第三国务大臣、宫廷财政总管等冗官闲职；推行政府财政改革，压缩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对各种经费开支确立一项固定的分类制度”；对王室薪俸及王权加以限制，避免君主利用特权及恩惠来控制政府和议会。伯克的议案体现了辉格党的改革主张，得到很多独立议员的支持，结果在下院以微弱差距被否决。
北美战争一再扭转国内政局，反政府力量空前壮大。1780年年初，除了最保守的“国王之友”以外，几乎所有政治势力都站到了君主及其政府的对立面。4月6日议会下院在紧张气氛中讨论各地呈交的请愿书，辉格党议员约翰·唐宁（John Dunning）趁机提出一项动议，其中说：“王权的影响已经增长，并正在增长，必须予以限制。”该动议在下院引发激烈辩论，最终以233∶215票获得通过。唐宁接着又提出一项动议：政府应公布其成员从王室处获取津贴的数目，宫廷低级官员不能担任下院议员；这项动议以215∶213的微弱多数也获得通过。唐宁的动议获得通过，乡绅议员功不可没，这些人多为托利党人或独立议员，曾经是乔治三世及“国王之友”政府的坚定支持者，如今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开始倒戈，与辉格党联手反对政府，这成为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瓦解的转折点。
两个月后诺斯政府再次面临新的考验，伦敦发生了乔治·戈登（Geordon）领导的暴乱。1778年，议会通过《罗马天主教解放法》（Roman Catholic Relief Act），规定天主教徒只须简单向国王宣誓效忠即可参军，意在解决北美战争中的兵源枯竭问题。这项法案引起新教徒的不满，各地成立了多个以废除该法为目标的“新教联合会”（Protestant Association），戈登成为伦敦地区联合会的领导人。1780年6月2日，戈登在伦敦发起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约6万名支持者在圣乔治广场集结，浩浩荡荡地向威斯敏斯特宫挺进。议会在是否接受请愿书的问题上拖延不决，于是请愿很快演变成一场社会下层参加的暴乱。在一周时间内，伦敦被暴力袭击所笼罩：一些教堂被捣毁，大臣的住宅受袭击，许多富人的房屋及工厂被焚毁，几座监狱的大门也被砸开，连英格兰银行也受到袭击的威胁。暴乱使伦敦处于全面失控状态，政府和议会暂时弥合了彼此的分歧，政府调遣军队进入伦敦平定了暴乱，恢复了正常秩序。据统计，这场暴乱造成458人死伤，其后有59名参与者被判死刑，而戈登也被关入伦敦塔。暴乱反映了伦敦下层民众对于政府政策的不满，民心的丧失促进了诺斯政府的垮台。
北美战争的失败给诺斯政府最后一击。1781年11月英军主力在约克镇败降的消息传到国内，社会各阶层极为震惊，连诺斯也惊呼：“啊，我的上帝，一切都完了。”事实也正是如此，诺斯的命运与北美战争联系在一起，北美战败必定引起内阁垮台。此时，尽管多派政治力量要求停止战争，但乔治三世仍拒绝和谈，终致英军全面溃败。1782年3月，辉格党在下院提出弹劾政府的动议，认为现政府继续执政“将导致国家的毁灭”，要求诺斯立即下台。这项动议在表决时以10票之差被否决，不少托利党人及乡绅议员也投赞成票，“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失去了社会基础，倒台之日屈指可数了”。
3月18日，诺斯向乔治三世递交辞职信，信中写道：“本届政府将难以为继了”；下院“希望更换政府，这股激流太强大，无法抵御。陛下完全清楚：在这个国家，王座上的君主不能轻易反对下院深思熟虑的决定。……如果陛下能仿效您那些最有声望和荣耀的前任君主们，最终顺从下院的意见和愿望，您将不会丧失任何名誉。”乔治三世从心底里不想接受诺斯的辞职，他很清楚，诺斯的辞职意味着北美战争政策的失败，同时意味着他个人统治的终结。不过，形势已使诺斯政府不可能留任，议会反对派力量的滋长，只会给诺斯内阁带来被弹劾的命运。为避免这种不体面的结局，乔治三世不情愿地接受了诺斯的辞职。在新首相的人选上，乔治三世仍希望扶植一个“国王之友”出面组阁，他向大法官瑟洛勋爵（Lord Thurlow）伸出橄榄枝，但瑟洛说：目前只有“罗金汉、谢尔本及其党羽有能力并且愿意组阁”。由于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乔治三世只能极不情愿地任命罗金汉上台组阁。至此，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宣告结束。
乔治三世的失败说明了什么？“光荣革命”后，英国确立了二元制的君主立宪，君主和议会共享权力，但在某种程度上君主仍是权力的中心，他“不仅是立法机构的一部分，而且是唯一的行政首脑”。但此后一系列变故却使王权不断削弱，议会力量不断加强，终致议会主权逐步形成。这一变化体现出英国从君主政治向贵族政治即寡头政治的转变，而权力重心向下转移，推动了英国政治的现代化进程。乔治三世试图恢复君主的个人统治，逆转了权力中心向下转移的趋势，从而也就违背了“光荣革命”后英国历史发展的潮流。在辉格党反对派、激进主义势力以及下层民众的联合打击下，以北美独立战争为契机，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图谋终究不可避免地失败了。由此，“光荣革命”的成果得到巩固，君主立宪制又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在经历了乔治三世的回光返照后，英国的王权不断衰落，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以及责任内阁制的完善，君主“统而不治”的时代渐渐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