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3世纪以后，有关罗马不列颠的铭文和文献显著减少了。就碑铭而言，罗马帝国的铭文绝大多数集中在元首制时期，即公元头两个世纪，帝国各行省的铭文数量在3世纪之后普遍减少，不列颠的情况也不例外。在罗马征服前，铁器时代的不列颠人虽然善于制作金属制品，但由于文字尚未出现，他们还不能在石头或私人器物上刻字，现有铭文除个别是希腊文之外，其他都是拉丁文铭文。至于铭文数量为什么减少，目前流行的解释是所谓“观感”（sense of audience）变化：行省居民采用罗马的碑铭习惯，表明他们想成为罗马人，并以此为骄傲；但由于罗马公民权在3世纪得到普及，而罗马帝国又日趋衰落，成为罗马人已不是可炫耀的本钱，碑铭的习惯遂遭放弃。换言之，铭文反映着罗马的荣光，荣光不再，铭文也就无光彩。
另一方面，3世纪以后，帝国西部的莱茵河与多瑙河沿线，蛮族对罗马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在帝国东方，萨珊波斯取代了安息王国，对罗马的关系日渐紧张。新的发展趋势吸引了古代的历史学家，不列颠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了。此时，与不列颠有关的文字只是历史学家顺便写出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只言片语。不列颠没有连贯的编年史，连历任的总督是谁，也无法连贯地重构，所以把这些海岛上发生的事精确地重现出来，几乎没有可能。
根据3世纪以后的铭文和考古材料人们可以知道，奔宁山脉和北部边境的许多军营被修复了，某些还得到部分的重建。这些工作在卡拉卡拉皇帝离开不列颠及不列颠被分成两个行省后，依然在持续。被修复和重建的大多数建筑，并不是非有不可的防御工事，也没有证据说明重建工作是由军事行动带来的破坏引起的。因此，不列颠北部这时可能是平静的，虽说那只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
5世纪早期，远在伯利恒修行的基督教圣徒哲罗姆曾说不列颠“盛产篡位者”，这是一句常常被后世引用的名言，而它所指的现象，其源流发生在3世纪中叶。当时，罗马帝国受到内战和外忧的打击，元首制趋于崩解，帝国的政治中心上演着一系列篡位的大戏，在公元235-284年之间，有20多位皇帝登基，此外还有一批共治者和谋位者。虽然整个帝国在这所谓的“三世纪危机”中仍能保持相对稳定，但它造成的影响却是深远的，皇帝和篡位者终日惶恐，为了自保，他们忙于集结军队和打击对手，并抵御蛮族和波斯的入侵。在255-260年间，日耳曼尼亚和潘诺尼亚出现了从不列颠调来的驻军分队，其人数可能相当之多，他们长期留驻欧陆，有些可能再也没有返回。
253年，瓦勒良（Valerian）及其儿子伽列努斯（Gallienus）登基共治，混乱的状态有所缓解，瓦勒良治理帝国东部，伽列努斯治理帝国西部。但好景不长，日耳曼的阿拉曼人（Amanni）大举入侵，到258年兵临米兰。东方边境的情况更糟糕，瓦勒良在260年战败，成了萨珊国王沙普尔的阶下囚。伽列努斯自顾不暇，无法尽孝，终使其父客死他乡。就在260年，伽列努斯的一个将军、下日耳曼行省总督珀斯图姆斯（Marcus Cassianus Latinius Postumus）被驻扎在莱茵河的罗马军队拥立为王，建立所谓的“高卢帝国”（Imperium Galliarum），成了该国的第一个皇帝。
新帝国名为“高卢”，却没有恢复罗马征服以前的部落组织，而只是复制罗马的行政体系：政治结构的顶端是一个元老院，两位选举出来的执政官年度轮换，一支皇帝左右的禁卫军。军队拥戴珀斯图姆斯，与其说是信任这个人，不如说对罗马的皇帝失去了信心。除高卢之外，这个帝国还赢得上下日耳曼、西班牙和上下不列颠五个行省的支持。铭文显示，珀斯图姆斯也控制了里提亚的大部分，这让他可以轻易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与伽列努斯一争高下。不过，珀斯图姆斯并无此野心，他似乎只满足于分裂状态，割据一方。伽列努斯虽然从未承认高卢帝国，却也对它束手无策。268年伽列努斯遭刺杀，这在罗马帝国西部引发了一系列的叛乱和暗杀，珀斯图姆斯也在自己军队的哗变中丧生。直到公元274年，罗马皇帝奥勒良（Aurelian）才最终镇压了高卢帝国，恢复了帝国的统一。
不列颠被高卢帝国统治了十几年，但后者对不列颠的影响却没有反映在史料中。珀斯图姆斯称帝后，不列颠原有的总督和官员命运如何？珀斯图姆斯有没有进行大规模杀戮？不列颠官员有没有反抗？这些都不得而知。珀斯图姆斯是作为皇帝统治不列颠的，理应会任命行政和军事官员，兰开斯特发现的一块碑铭表明，他曾任命奥克塔维乌斯·萨比努斯（Octavius Sabinus）为总督（Praeses）。萨比努斯属于元老阶层，在当时，任命一位元老当总督已经不是常态。3世纪中叶开始的政治动荡给行省带来许多变化，罗马皇帝对潜在的篡位者戒心日增，他们开始从骑士阶层中任命总督和军事官员，伽列努斯在位时就规定只有骑士才能当军官，这实际上为职业军人在罗马社会的兴起创造了条件。3世纪以后的诸多皇帝往往出身低下，通常具有军事背景，并不遵循传统的元老晋升模式（见第三章）；此外，大多数3世纪皇帝的祖籍在巴尔干，而此前的皇帝主要来自地中海的核心行省。由此看来，珀斯图姆斯此举很可能说明，高卢帝国缺乏足够的骑士阶层成员，因此只能任用可以得到的任何人治理行省。
高卢帝国覆灭后，帝国的政治动荡并没有结束。奥勒良在275年成了宫廷政变的牺牲品，当时他正带兵驻扎在色雷斯，为进攻波斯做准备，结果，他成了第一个死后没有葬在罗马城的罗马皇帝。由元老院推举的皇帝塔西佗（Tacitus）统治了大约6个月就死了，死因不明；随后，叙利亚腓尼基埃及行省的总督普罗布斯（Probus）被他的军队推上帝位，他于276年击败塔西佗的兄弟弗洛里安（Florianus），成了罗马帝国的皇帝。
在普罗布斯统治时期，有两起叛乱涉及不列颠。一起是由普罗库鲁斯（Proculus）和伯诺苏斯（Bonosus）在高卢发动的，除高卢外，他们还宣称不列颠和西班牙行省也归他们管辖，普罗布斯在蛮族人的帮助下把这起叛乱镇压下去。另一起是由一个不知名的不列颠总督在不列颠发动，很快也被镇压了。据佐西莫斯说，普罗布斯曾御驾亲征勃艮第人和汪达尔人，并且把活捉的俘虏送到不列颠，帮助他对付叛乱分子。
282年，禁卫军长官卡鲁斯（Carus）取代普罗布斯，成了罗马帝国皇帝。他仿效之前的瓦勒良和伽列努斯，也把帝国一分为二，东部由他和他的小儿子努梅里安（Numerianus）治理，西部则由大儿子卡里努斯（us）管理。在这三位皇帝统治期间，与不列颠唯一相关的史料是卡里努斯曾获得“不列塔尼库斯·马克西穆斯”（Britannicus Maximus）的名号，这说明他曾在针对不列颠的军事行动中获胜。然而，此次军事行动起因为何？与谁作战？卡里努斯是御驾亲征还是派遣手下将军前往不列颠？这些都不得而知。从不列颠日后的发展来看，罗马的军事行动也许与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的海盗活动有关，后者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控制了北海、高卢及不列颠沿海地区；罗马不久就派了一位名叫卡劳修斯（Carausius）的将军专门来肃清这些海盗。
留在东部的卡鲁斯和努梅里安承继普罗布斯的未竟之业，打败了波斯，但还没有来得及享受胜利之果，两个人就神秘死去了。284年，戴克里先被军队拥戴为皇帝；不久卡里努斯被杀，他的军队转而听命于戴克里先。戴克里先发现罗马帝国太大，靠一个人统治不了，他于是着手进行行政改革，任命马克西米安（Maximianus）为“奥古斯都”，即名义上与他平起平坐的统治者，负责帝国西部的防御，但事实上戴克里先是两人之中的主导者。
马克西米安的第一个任务是在高卢剿匪，在此过程中，比尔盖人卡劳修斯脱颖而出。286年，马克西米安委其以重任，让他集合一支舰队，肃清横行在英吉利海峡两岸的日耳曼海盗。卡劳修斯年轻时是水手，承担这个任务应该是驾轻就熟，他以布洛涅港（Bononia）为据点，取得了节节胜利。但不久就流言四起，说他没有把从海盗那里剿来的财物统统上交，而是中饱私囊，甚至不惜与海盗勾结。结果马克西米安下令处死卡劳修斯；但后者索性夺取了不列颠，自立为帝。
卡劳修斯去不列颠时带去了他创办的那支舰队；马克西米安手上没有海军，因此只能听之任之。不仅如此，卡劳修斯甚至控制了高卢北部的部分地区以及英吉利海峡的一些港口，钱币证据表明他麾下还有来自日耳曼、莫西亚甚至意大利的“分队”（vexiltiones），其人数之多足以让他防御自己的一方领地，虽说不足以让他与马克西米安和戴克里先一争高下。
现有的罗马文献对卡劳修斯的记载都是负面的，毕竟，历史是胜利者写出来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卡劳修斯只是“海盗”，其军队也以海盗为主。但这类记载也还是勉为其难地承认，他“获取了众多的蛮族武装力量”。卡劳修斯占领不列颠，不仅没有引起当地居民和军队的反抗，反而赢得了他们的好感。原因可能是，卡劳修斯在肃清海盗时已经得到不列颠人的拥护，而不久之前随高卢帝国陷落不列颠重新被置于罗马统治之下，因此再次脱离罗马帝国，对当地军队极有吸引力，激发了他们对独立的记忆和向往。
卡劳修斯发行的钱币更可靠地反映出他的统治，他在钱币上的全名是“Marcus Aurelius Mausaeus Carausius”,前两个词表明他自视为公元2世纪安东尼王朝诸帝的直系，因此比马克西米安或戴克里先的出身更好，当然，这个谱系是编造的。他还自称为“不列颠的复兴者”（Restitutor Britanniae），在他发行的一种银币的反面，不列颠的化身与他握手欢迎，并配有铭文“Expectate Veni”，意思是“来吧，众所期待者”，此语出自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许多钱币的铭文上还有“RSR”三个字母的缩写，近来人们解释为“农神时代的回归”（Redeunt Saturnia Regna），即“黄金时代的回归”，是对维吉尔第四首《牧歌》的引用；在古代，人们认为这首牧歌预言了救世主的来临，因此，卡劳修斯向不列颠居民转达自己是救世者的意图便昭然无疑。值得注意的是，卡劳修斯在传达这些信息时，利用了罗马的古典传统，而不带有激发和唤起不列颠本土部落传统的企图，这与230年前波迪卡在不列颠起义时的情况相比，已成天壤之别。
卡劳修斯的钱币不仅发行于不列颠，而且在高卢广泛流通，这似乎转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不列颠比以前治理得更好。不仅如此，卡劳修斯还以他和马克西米安及戴克里先三人的名义发行钱币，铜币的正面有三人的头像，戴克里先居于正中，铭文则是“卡劳修斯及其兄弟们”（Carausius et Fratres Sui）；反面的铭文是“Pax Auggg”，意思是“三位奥古斯都的和平”，每个“g”代表一位“奥古斯都”（即“皇帝”）。显然，他认为自己与合法的皇帝平起平坐。与2世纪末的不列颠总督阿尔比努斯一样（见第二章），卡劳修斯明白自己是无法分享罗马帝国的政治权力的，但他需要头衔，否则就没有权威来统御军队、治理不列颠。篡权者未必都想问鼎皇位，很多人只想维持自己的割据，卡劳修斯从未表现出进占大陆的更大野心，可是没有某种权威，他就不能让下属听命于己。
293年3月1日，戴克里先开始实行四帝共治，他和马克西米安保留奥古斯都的头衔，再通过收养各选定一名副手，封以凯撒头衔，这相当于皇位继承人。戴克里先选中伽莱里乌斯（Galerius），马克西米安则选择君士坦提乌斯（stantius），此后，除掉卡劳修斯的任务就落在君士坦提乌斯肩上。他没有像马克西米安那样由海路进攻，而是发挥强大的陆军的优势，先着手打击卡劳修斯在高卢的势力，并一举夺下布洛涅港，从而断绝了卡劳修斯与他在欧陆势力的联系。这对不列颠政权是一记重创，卡劳修斯开始失势。他的一位名为阿莱克图斯（Allectus）的手下——可能是他的禁卫军长——将他刺杀，夺取了他的政权，在此继续统治了三年。
要夺取不列颠本土，必须要有一支舰队，君士坦提乌斯为此准备了三年，其间还平定了西部边境的其他几起威胁。296年不列颠战事重新开启，君士坦提乌斯兵分两路，他自己带领一支船队从布洛涅港出发，另一支船队则由他的禁卫军长阿斯克勒皮奥多图斯（Asclepiodotus）率领从塞纳河口出发，通过怀特岛开往不列颠南部海岸，他在浓雾掩护下登陆，然后向北进发。突袭战略让阿莱克图斯措手不及，他来不及组织反抗便仓促逃往内地。阿斯克勒皮奥多图斯尾随其后，最终将他杀死。与此同时，君士坦提乌斯沿泰晤士河直奔伦敦，他成了那里“永恒之光的恢复者”（Redditor Lucis Aeternae），一如他在后来发行的钱币上宣称的那样。
击败阿莱克图斯后，君士坦提乌斯在不列颠的统治很快得以巩固，他在297年返回大陆。在随后十年中，除了一些碑铭提到不列颠北部边境的房舍被修缮和重建，这里便没有什么文字史料了。不过，正如前一章所述，乡间别墅的数量在3世纪以后稳定增长，似乎意味着财富在这一次政治动荡时向农村转移。
305年5月戴克里先退位，他逼迫马克西米安与他同时退位，这样，伽莱里乌斯和君士坦提乌斯升为奥古斯都，他们两人又要选择副手作为凯撒。戴克里先一手缔造的四帝共治制度，是想通过收养方式建立四位皇帝的紧密合作，共同对付帝国内日渐增多的各种问题。但这套制度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它忽略了人的本性：对权力的迷恋让人更倾向于选择血缘继承制而非收养制。最终，君士坦提乌斯的儿子君士坦丁在不列颠军队的拥护下继位，为四帝共治画上了句号。
君士坦提乌斯升为奥古斯都后，便召集远在帝国东部的君士坦丁和他一起去不列颠征讨。305-306年这次战役的动机和过程，今已无从知晓，但应该发生在北部边境，当时，那里不仅有喀利多尼亚人，还有皮克特人，而皮克特人就是在这个时候首次出现在历史记载中的。“皮克特”（Picti）的意思是“在身上涂颜色的人”，可能指克尔特人一种普遍的风俗，即战斗之前在身上彩绘或文身。有学者认为，那不大可能指某一个部落，而是指一个与罗马为敌的北方部落联盟，其领袖也许正在不断搅扰罗马的边境。君士坦提乌斯可能把约克作为军事行动的基地，就像100年前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所做的那样。与塞维鲁一样，他似乎也曾涉足不列颠岛极北之地，因为文献提到他前往那里凝望大海和极昼，但似乎没有取得值得炫耀的伟大胜利。306年7月他在约克去世，与塞维鲁之死又一次雷同，其军队转而拥立君士坦丁。到312年，君士坦丁在罗马帝国西部的统治已完全确立了，317年，他成了两位奥古斯都中的主导者。324年，罗马帝国再度统一在他一个人的统治下，因此，不列颠是君士坦丁的发迹之地。
君士坦丁堪称是戴克里先改革的完成者，戴克里先具有革新精神，但他的许多政策没有被完整记录下来，其后果只有到君士坦丁时代才能看清楚。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对不列颠的重新划分。
戴克里先对行省的重组也许是这些改革中影响最深远的，他把许多行省划分为比原来小得多的单位，使行省的数量翻了一倍还不止，而行省官员和行政费用也跟着攀升。重新划分后的行省又组成12个大区（diocese），显然，皇帝认为现有的机构不够用，他需要更严厉地监督和更好地执行命令。当不列颠仍处在卡劳修斯统治之下时，戴克里先已在帝国其他地方着手进行此项改革；不列颠何时被划分，迄今并无定论，也许从君士坦提乌斯收复不列颠之后就已开始。划分行省牵涉到土地测量、情报收集，不可能一蹴而就。大约303到314年间编成的《维罗纳目录》（Laterculus Veronensis）开列了所有行省的名单，不列颠原来的上下两个行省现在变成了四个，其具体方位及各自的首府已无法确认。一般认为，“凯撒马克西米安”（Maxima Caesariensis）在英格兰东南部，首府是伦敦，从名字上看，它在四个行省中应该面积最大。“第一不列颠”（Britannia Prima）看来以英格兰西部为中心，首府位于赛伦塞斯特或格洛斯特。“凯撒弗拉维”（Fvia Caesariensis）可能囊括英格兰中部地区以东，以林肯为首府。“第二不列颠”（Britannia Seda）则在北部，以约克为中心，与以前的下不列颠差不多等同。只有“凯撒马克西米安”行省的总督是执政官级别的（叫sures），其他行省的总督都叫praeses或rector.这四个行省共同构成所谓的“不列颠大区”（dioesis Brittaniarum），各省总督要向不列颠大区的代理官（vicarius）负责，这个代理官又要向位于高卢的禁卫军长负责（故他在名义上是这位禁卫军长的大区“代理”）。不列颠大区的代理官最初集民事权和军事权于一身，但在君士坦丁统治期间民事权和军事权开始分离，随着“将军”（duces和ites）一职的出现，这种分离便完成了，如此，代理官不再过问军事权。将军一职何时出现，已不可考，关于不列颠将军（dux）的记载迟至367年才出现。这套行政制度一直维持到罗马统治结束。在4世纪晚期，不列颠可能还出现了第五个行省“瓦伦提亚”（Valentia），但也许只是“凯撒马克西米安”的另一个名字。
在剥夺代理官和行省总督军权的同时，君士坦丁还废除了禁卫军，他们之前在皇位继承中扮演的角色，使他们成了所有在位皇帝的心腹大患。不过禁卫军长一职还是保留的，但只是徒有虚名，完全丧失了兵权。军权这时掌握在两位大将军手中，他们分别统领步兵（头衔为magister militum）和骑兵（头衔为magister equitum）。骑兵中另有一类叫schoe，充当皇帝的贴身卫队，由皇帝直接统领，这一制度可能也源自戴克里先。
3世纪以来的一系列事件强化了军队的地位，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顺应形势，改组了军队，军团和辅助军这两种传统的军种尽管名称有时仍在，但其性质已转化为固定的边防军（limitanei和ripenses）和流动的、可供皇帝随时调遣的野战军（itatenses），这在总体上提高了军队的流动性。根据4世纪末、5世纪初的《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4世纪不列颠的野战军大概有5000到6000名，边防军不超过12500名。换言之，不列颠驻军的总量已经大大减少，大约只是2世纪时的1/3.不过，考古材料表明，《百官志》提供的信息可能并不全面，但足以解释为什么不列颠铭文的数量在进入4世纪以后急剧减少——毕竟，罗马不列颠时期的铭文绝大多数是军人出资刻写的。
铭文减少的另一个原因与军队的蛮族化有关。在4世纪，西部帝国的蛮族化已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日耳曼部落迁居罗马帝国境内，并在军队中越来越占据数量优势。上文已提到，普罗布斯曾在蛮族人的帮助下镇压过不列颠的叛乱，并把勃艮第和汪达尔俘虏送到不列颠去对付叛乱分子。卡劳修斯军队中的蛮族人也不会少，否则阿莱克图斯的最后战败就不会被罗马作家描绘成是罗马人对法兰克人的胜利。阿拉曼王克罗库斯（Crocus）曾向君士坦提乌提供军事援助，君士坦丁在不列颠称帝，他看来是幕后推手；当然，罗马人的史料对此应该是讳莫如深的。蛮族化趋势越到罗马帝国的晚期，就越加重；相应的，来自日耳曼、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地区的职业士兵开始取代来自地中海核心地带的人，成为军队中的高级军官。他们与以前的军官不同，不会再例行公事般地用拉丁文记录他们的建筑项目，也不会为家庭成员树立墓碑以寄托相思之情。约克郡沿海某处有一座信号台，是为数不多的可以肯定为军队在4世纪晚期修建的建筑，其题铭几乎不是拉丁文。此外，军饷在4世纪日益以实物的形式发放，军人的平均收入大不如从前，这些也促成了碑铭的习惯不再持续。
君士坦丁时代另一个重大发展是基督教的兴起。在4世纪以前，基督教是罗马帝国境内为数众多的东方密教之一种。与其他东方密教，如军人中盛行的密色拉教相比，基督教对所有人开放，因而具有包容性；但它要求信徒只接受基督教的上帝而拒绝其他任何神祇，因而又有排他性。基督教的密教特点在罗马统治者看来表现为可疑的秘密结社，而它的排他性又与罗马的传统宗教相冲突，与象征帝国政治统一的帝王崇拜尤其不协调。基督徒在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时期遭到严厉迫害，君士坦提乌斯曾接到命令，应消灭高卢和帝国西部的基督教，但他只摧毁了一些教堂，而没有主动、积极地迫害其信徒。君士坦丁在公元313年颁布敕令，宽容一切宗教，事实上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君士坦丁本人是否信仰基督教，向来被历史学家争论不休，他在生命即将结束时才皈依了基督教，因而在基督教传统中成了“君士坦丁大帝”。他死后，尽管出现了一些恢复原有的罗马宗教的企图，但到4世纪末成为泡影，因为狄奥多西皇帝把基督教奉为国教，并禁止了一切异教崇拜。
314年，即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后的第1年，在高卢境内的阿尔勒召开了教会会议，来自伦敦、约克和林肯的三位不列颠主教出席了这次会议，因此，早在4世纪前半叶，基督教的教阶制度已经在不列颠确立起来。在360年意大利里米尼（Rimini）召开的教会会议上也有三位不列颠主教出席，由于没有私人捐助，他们的旅行费用须由国家承担，他们也不愿接受别人的捐助，理由是欠国家的钱比欠个人的钱更神圣。这或许反映出：不列颠教会相对而言规模较小，也比较贫穷。尽管有这些文献记载，考古的发现却很难确证在不列颠城市中有教会存在。伦敦塔附近发掘出一座长方形廊柱大厅，被当做4世纪晚期伦敦的大教堂，但它用作世俗用途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林肯发现的一座小型木质建筑也被视为教堂。必须指出，由于没有文字佐证，对这些考古发现的断代和性质，都有很大的商榷余地。相比之下，与基督教有关的考古发现在农村地区显得更丰富、更可靠，例如前一章所述乡间别墅中基督教主题的壁画和马赛克画。此外，剑桥郡的沃特牛顿小镇发现了4世纪晚期基督徒使用的一些金银器，属于专门献给一座教堂的供物，上面带有铭文，其中一条提到“主啊，我匍匐在此，敬畏你的圣所”。在另一块异教风格的还愿板上，除了刻有代表基督的XP的醒目字样，还刻有“主的女仆实现了她的誓愿”（Amcil votum quod promisit plevit）。这种铭文在异教的还愿板上是经常出现的，现在却用来表达基督教的信念。有限的考古发现似乎表明，在4世纪，城市的基督教化程度不高，在乡村地区反而比较活跃，这可能与这一时期城市的萎缩有关。
君士坦丁在不列颠称帝，且一开始以特里尔为其统治中心，但在宣布基督教合法以后，他的兴趣和注意力开始从帝国西部转往东部，并在324年建造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罗马帝国的新首都——君士坦丁堡，这对欧洲的古代晚期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如此，君士坦丁似乎没有忘却不列颠，他至少回来过一次，罗马帝国在伦敦的造币厂发行过纪念他回来的钱币。他在315-318年间还接受过“Britannicus Maximus”的名号，这意味着他在这里取得了一次军事胜利，但究竟是镇压了一次叛乱、还是击退了北方的皮克特人或其他外来入侵者，迄今已无法知晓了。
337年君士坦丁去世，罗马帝国再次分裂。他的长子君士坦丁二世分到了不列颠、西班牙和高卢，但后来与其弟君士坦斯（stans）发生争执，于340年入侵意大利，很快被杀。两年后，不列颠的政情显然恶化，君士坦斯不得不在343年仲冬时节出巡不列颠，具体原因并不清楚。皇帝巡视后不久，后来成为皇帝的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的父亲曾以将军（es）的身份来到不列颠，目的同样不明。350年，君士坦斯死于宫廷政变，他在高卢的一位野战军将领马格嫩提乌斯（Magius）篡得王位，统治了西部。据说此人的父亲是不列颠人，母亲是法兰克人。他建立的分裂王国以拥护基督教的正统派自居，公然挑战君士坦丁的另一个儿子、统治帝国东部的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所支持的阿里乌教派（Arianism）。君士坦提乌斯二世3年后击败了马格嫩提乌斯，他派了一名素以奸诈闻名的宫廷官员保路斯（Paulus）前往不列颠，此人陷害对手的手段如同链条般周密，故得诨名“链条”（a）。他对那里曾经支持篡位者的人疯狂报复，许多无辜者受株连。不列颠大区的代理官马提努斯（Martinus）在绝望之中试图刺杀保路斯，但一刺未中，只得当场自杀。马格嫩提乌斯看来在不列颠有不少追随者。
保路斯的迫害虽然血腥，但涉及面恐怕不会越出社会上层。放眼整个罗马帝国，蛮族的大规模入侵已经开始，对帝国的经济生活造成了广泛破坏。相对而言，偏安一隅的不列颠此时还没有受这股浪潮的波及，正因为如此，这个岛上的原料和谷物等资源日益为帝国所看重。355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任命朱利安为凯撒，派他去高卢管理帝国西北事务。朱利安很快发现那里的官员中饱私囊；更要紧的是，蛮族人阻碍了海路交通，使不列颠无法向驻守莱茵河的军队直接运输粮草，而只能把谷物先运到高卢，再通过陆路运往日耳曼。为了打开沿莱茵河的供应路线，朱利安打了几次大仗，终于在359年将这个难题基本解决。然而，不列颠本地的问题却刚刚开始。
北部边境自哈德良长城建好以来享有的和平正在消逝，据阿米亚努斯记载，360年冬，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撕毁了与罗马帝国签订的和约，而入侵不列颠大区。在阿米亚努斯著作的传世手抄本中，“苏格兰人”一词只剩下后半部，人们一般认为它是“苏格兰人”，但也有人认为是“阿塔科特人”，后者来自爱尔兰，古代作家说他们是食人生番。朱利安派了他的骑兵大将军卢皮奇努斯（Lupius）去对付，至于这位将军在不列颠战果如何，史料无记载，但肯定没有获得长久效果。朱利安后来去和波斯人打仗，于363年死在东方。次年，瓦伦提尼安成了帝国西部的皇帝，此时，“战争的号角几乎响彻整个罗马世界，最野蛮的部落纷纷起来肇事，袭击他们附近的边境。在同一时间内，阿拉曼人抢劫了高卢和里提亚……皮克特人、撒克逊人、苏格兰人和阿塔科特人用不间断的灾难骚扰不列颠人”。但从考古材料来看，这些灾难似乎并没有让不列颠那些乡间别墅受到影响，它们仍然发展。
“不间断的灾难”在367年阿米亚努斯所谓的“蛮族人的合谋”（spiratio barbarica）中达到顶点，当时，众多蛮族共同对罗马帝国发动了进攻。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蹂躏了不列颠，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劫掠了高卢。罗马设在边境地区的侦察兵（areani）看来串通了蛮族，让他们轻易越过了边境，并伏击俘获了不列颠的将军弗洛夫奥德斯（Fullofaudes）、杀死了“滨海统帅”（es maritimi tractus）尼克塔里杜斯（aridus）。“滨海统帅”也许就是《百官志》中提到的“撒克逊海滨统帅“(es litoris Saxonici),”撒克逊海滨”是不列颠东南部从3世纪初开始建造的一批海岸防御要塞，它们最终合并在一个体系下，由一位统帅管理。不过，其命名为“撒克逊海滨”，究竟是因为这里的海岸线受到了撒克逊人的袭击，还是因为这里居住着撒克逊人，相关争论在学术界仍然悬而未决。
这次入侵，蛮族可能是在一位首领的协调下发动的，但不大可能结成长久的联盟作战。入侵的动机今天已不可考，只能依靠猜测，大概是为了抢夺财富或通过战事巩固自己在族人中的地位。他们深入到哈德良长城以南地区，杀人、放火、抢劫。瓦伦提尼安先后派了他的宫廷大臣和骑兵大将军前往平定，但都没有效果。最后，他派出“军事统帅”（es rei militaris）狄奥多西（Theodosius），从头衔上看，“军事统帅”不是常设职位，应该是针对特别行动临时授予的。狄奥多西带了野战军的四支部队约2000人从布洛涅港出发，一抵达伦敦附近就遇到被大量战利品拖累的流寇。在扣留了部分战利品后，他进入伦敦，并在那里过冬。他利用冬季的休整时间扩充军队，对以前的逃兵既往不咎，重新召集回来。次年，他通过海陆两路向蛮族发兵，最终恢复了秩序，并解散了被蛮族买通的侦察兵。阿米亚努斯异常详细地记载了狄奥多西的功绩，在他写作的时候，罗马皇帝叫狄奥多西一世，正是狄奥多西将军的儿子，所以，关于这次“蛮族人的合谋”的记载，就有可能是言过其实。
在罗马帝国晚期，不列颠仍被用来流放政治犯。潘诺尼亚人瓦伦廷（Valentinus）因今人不知的罪名被流放到不列颠，他立即利用这个机会联络不列颠的其他流放者甚至军队，起来反对瓦伦提尼安；这次叛乱也被狄奥多西平定。372年，瓦伦提尼安又把美因茨附近一位阿拉曼人的王派到不列颠当司令，因为当时不列颠军队中已有了一支强大的阿拉曼人组成的分队。
375年瓦伦提尼安死后，其子格拉提安（Gratian）取得对帝国西部的统治权，格拉提安遂任命狄奥多西将军之子狄奥多西一世为帝国东部皇帝。然而，不列颠驻军认为他们的一个统帅比格拉提安更胜任皇帝之位，383年，他们拥戴西班牙人马格努斯·马克西穆斯（Magnus Maximus）为他们的皇帝。马克西穆斯立即动身前往欧陆与格拉提安一争高下；格拉提安是被自己手下人杀死的，但到388年，狄奥多西一世击败并杀掉了马克西穆斯。
马克西穆斯离开不列颠时带走了那里能带走的一切驻军，他死后，这些军队再也没有返回不列颠，这样，不列颠就暴露给西北方的苏格兰人和北方的皮克特人，他们得以放肆地袭击和抢劫。到394年，狄奥多西一世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但他次年就去世了，罗马帝国由他的两个儿子继承：阿卡迪乌（Arcadius）统治东部，霍诺里乌（Honorius）治理西部。霍诺里乌成了统治不列颠的最后一个合法的罗马皇帝。
此时，整个帝国的真正领导人其实是步兵大将军斯提利科（Stilicho），将军的父亲是汪达尔人，他自己是狄奥多西一世的女婿，又是霍诺里乌的岳父。他大约在388-389年间采取军事行动，取得了对撒克逊人、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的胜利，但这件事保存在恭维他的诗歌中，从诗歌文本看不出胜利是出自斯提利科的亲征，还是他派遣手下人在不列颠获得的。大约在398年，也许是斯提利科为不列颠设置了一个新军职——“不列颠统帅”（es Britanniarum），《百官志》上说此统帅管辖一支野战军，其中一半以上是骑兵，这支军队似乎是专门为不列颠的军事行动征募的。进入5世纪，罗马帝国疲于应付愈演愈烈的蛮族入侵，形势竟至急转直下，不列颠一下成了可以抽调人马去捍卫帝国心脏的根据地了。401年，斯提利科从不列颠调走一些驻军，去对付西哥特人。从379年开始，不列颠发行的罗马钱币已锐减，在不列颠大量发现的、最晚的罗马钱币铸于402年左右，钱币主要用来支付军饷，所以，这可以视为是斯提利科从不列颠撤军的佐证。如果还剩下任何军队，那么也在407年追随篡位者君士坦丁三世，前往高卢争夺帝位去了。
西罗马帝国已经风雨飘摇，帝国首府从米兰迁到意大利东北的拉文纳，这里的偏僻沼泽或许能让霍诺里乌感到一丝安全；他再也无心过问不列颠了。由于君士坦丁三世抽走了军队，不列颠人只能自己组织武装，对抗蛮族的入侵。罗马法禁止行省人民自立武装，但此时不仅不列颠居民这么做，大陆上的一些克尔特人也这样做。在408至409年，不列颠人发动了一次起义，赶走了罗马官员。410年，霍诺里乌写信给不列颠人，授意他们保护自己。至此，那套互惠互利的庇护体系在不列颠停止运转了，不列颠人再也无需纳税供养罗马驻军了，罗马在不列颠的统治彻底落幕。
但罗马对不列颠的影响并未戛然而止，如同公元43年以前罗马的影响已经逐渐增强，410年以后罗马影响也是逐渐消失的。要等到两三代人以后，人们对罗马行省的记忆才会终结。生活在6世纪中叶的不列颠北部编年史家吉尔达斯，对罗马以后不列颠的发展做了最直接和最翔实的报道，不过，这位基督徒所写的，与其说是历史，倒更像是宗教说教——他想证明为什么在不列颠发生的事是神对人的惩罚。除了这份文献，只有屈指可数的考古材料来说明这个时期的情况了，故对于罗马之后的不列颠，只能模拟一个模糊的轮廓。
罗马人走后，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再次入侵，最终造成杀戮遍野、城市荒芜。不列颠人无奈之下，于446年最后一次向正在高卢的一位罗马将军写信求援：
野蛮人把我们赶进大海；大海又把我们赶回野蛮人那里。在这两种死法中，我们不是被杀死，就是被淹死。
此信石沉大海，没有得到回应。一些不列颠人继续抵抗，他们藏进山林洞穴之中，最终击败蛮族人，享有了一段时间的和平与繁荣。但好景不长，一场瘟疫后，蛮族人再度入侵；不列颠人召开会议，商讨御敌之道，这说明，当时仍有某种形式的政府存在，仍可能按照罗马的行事方式运行。一位领袖采用了前人的先例，把撒克逊人请来对付不列颠的敌人，条件是划出一些土地给撒克逊人定居。撒克逊人获胜后，却反过来攻打不列颠人，并把自己的族人大量引入不列颠。他们似乎逐步控制了不列颠东部；但这些事件的顺序如何，学界有很多争论，恐怕永远也不会有定论。
最后，不列颠人开始重组，听命于安布罗修斯（Ambrosius Aurelianus），他大约于493年在巴顿山（Mount Badonicus）击败了撒克逊人。安布罗修斯很可能是罗马化的不列颠贵族后代，可以说是英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罗马人。他的胜利将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的均势维持了半个多世纪：不列颠人控制西部和北部，撒克逊人则在南部和东部建立起新的优势。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民间传说中的亚瑟王，恰恰在巴顿山打败了入侵者，但亚瑟王的历史真实性却得不到信史的确认。亚瑟王传说是一个克尔特传统，在中世纪流传；中世纪的亚瑟王是一个颠倒众生的偶像，他被赋予许多中世纪骑士的特征，反倒失去了原来应该具有的罗马不列颠背景。无论如何，在吉尔达斯看来，安布罗修斯象征着罗马不列颠的终结，他是对的。577年，撒克逊人在今天格洛斯特郡的德哈姆（Dyrham）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举夺下格洛斯特、赛伦塞斯特和巴思三座城市。至此，延续某种程度的罗马不列颠的企图，也就彻底破灭了。
罗马不列颠的终结也是整个罗马帝国断裂、沉沦和衰亡的一部分。但任何终点也都是起点，经过一系列的传承、更新和转型，基督教世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不列颠也是这个进程的一部分。
罗马官员离开后，不列颠与罗马世界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基督教会来实行的。基督教不再是戴克里先四帝共治时期的受害者，相反，随着君士坦丁将其合法化，它迅速积累起大量的财富和政治权力，影响一下遍及整个帝国，而它完善的组织结构又使它成了罗马帝国的国中之国。罗马行政体系中的很多术语被基督教采纳了，比如，diocese从“大区”变为“主教区”，vicarius从大区“代理官”转化为“主教代理”，decuriones从“市元老”演变成“助祭”，诸如此类。但统一的组织结构不能保证信徒的信仰一致，从一开始，这个宗教就被教义分歧拉扯得四分五裂，有时甚至达到流血的程度。
不列颠出生的贝拉基（Pegius）曾在这方面大出风头。他在380年离开动乱的故土前往罗马学习，企图有所建树。他的思想比较自由，对原罪的教义持有异见；他否认奥古斯丁的观点，奥古斯丁认为，人在亚当夏娃偷吃禁果后丧失了自由意志，必须通过上帝的恩典才能获救，而上帝的恩典是预定的，取决于上帝的抉择。贝拉基却肯定人的自由意志，主张人可以选择行善，由此决定自己的命运，干预上帝的判决。这个异端见解在教会内引起了极大争议，奥古斯丁神学体系中最有影响的部分就是在与贝拉基的辩论中形成的。贝拉基能被奥古斯丁当做对手，其修养自然不俗；不过，他的论敌常常用针对蛮族人的羞辱性语言对他的不列颠出身大加嘲弄，称他为“大家伙”“山区鄙人”“细脖子的巨人”“灌满了爱尔兰稀粥的愚人”。这些称谓让人想起凯撒当年对不列颠人的叙述，可见，即使到罗马帝国晚期，不列颠仍然受到明显的歧视。离散在外的不列颠人，哪怕拥有贝拉基这样的教养，仍无法逃脱被歧视的命运。
贝拉基虽然不在不列颠生活，但他的学说在故土有极大影响，那里的教会没有能力反驳这种异端，就向高卢主教求助，请他们派人来肃清流毒。429年，即不列颠脱离罗马世界近20年后，高卢主教会议委派欧塞尔（Auxerre）主教圣日耳曼努斯（St Germanus）率领一个主教团访问不列颠，与当地的贝拉基分子进行辩论，辩论地点应当在圣奥尔本斯。
按照圣日耳曼努斯传记作者的说法，贝拉基的拥护者首先陈述自己的观点，他们言辞空洞、漫无目的，而高卢主教一开口便是“滔滔雄辩和来自使徒和福音传道者的隆隆雷鸣”，于是贝拉基分子败下阵去。日耳曼努斯接着治愈了一位盲女，她是当地显贵的女儿，其父有平民官头衔。之后，日耳曼努斯不慎摔跤受伤，“正当他在一间屋里休息时，周围房屋着了火。不过，烈焰虽然吞噬了周围一切，他所在的屋子却完好无损。此后，日耳曼努斯又治愈了许多病人，他自己最终也神奇痊愈了。”这时，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来袭，以前当过兵的日耳曼努斯又率领不列颠人与之作战，此次战役看来发生在北威尔士。这位圣徒打仗之前为军队集体施洗，并教导士兵打仗时跟着他高呼“哈利路亚”（意即“赞美上帝”）。这一招真把蛮族人吓得掉头逃窜，日耳曼努斯由此教导了不列颠人：以正确的信仰崇拜上帝，收效可以立竿见影。最后，他向民众布道，要他们忏悔自己的罪孽。这个故事不仅表明教会组织此时已在不列颠建立起来，更生动地透露出，基督教世界虽说衍生于罗马世界，但它的气质和风格已与旧的世界迥然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