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罗马官员的数量少得可以忽略不计，但在公元头两个世纪，罗马军人的数量却有30万之多。如果把当时罗马帝国的总人口设定为5000多万人，那么军人和平民的比例高达1∶150.换言之，军队是保障罗马国家正常运转的最强大的机器，军队就是国家。在不列颠，罗马军队驻扎在一些名义上由总督统辖的军事区，虽说罗马人在传统上高度看重辉煌的军功，但从奥古斯都时代开始，军事荣耀本身已很少成为一个目的；相反，它为行省的罗马化创造了条件，为行省实现它在帝国中的作用拉开了序幕。
帝国时代的军队由奥古斯都奠基，奥古斯都在公元前31年成为内战的最后胜利者，一下成了约60到70个军团的主人。他理应仿效共和国时期的将军，让军队解甲归田，但他着手改革，完成了由马略肇始的军队从征兵制向募兵制的转化，罗马军队从此迈上常备职业化的道路。到公元前25年，奥古斯都仍保留了28个军团，在随后两百多年内，整个帝国的军团总数一直浮动在这个数字左右。对不列颠行省而言，这支常备职业化的驻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最大的外来移民群体，但这一群体的组织成分如何？具有哪些特点？对不列颠产生了什么影响？本章将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
在元首制时期，罗马军队主要分为军团（legiones）和辅助军（auxilia）两种，前者由罗马公民组成，后者往往从行省当地人员中招募以协助前者。军团与辅助军的区分在共和国时期即已出现，但直到奥古斯都改革后才得以统一和定型。到3世纪末4世纪初，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对军队再次进行改革，军团和辅助军的建制才被取消。
在铭文材料的帮助下，不列颠军团在元首制时期的变动情况目前已基本清楚：公元43年克劳狄入侵时共带来四支军团，分别为“奥古斯都的”第二军团（II Augusta），“西班牙的”第九军团（IX Hispana），“双数的”第十四军团（XIV Gemina）和“英勇而胜利的”第二十军团（XX Valeria Victrix）。其中第九军团的番号“西班牙的”说明它曾在西班牙服役，时间约在公元前30年至公元前19年之间，它在来不列颠之前曾驻守在潘诺尼亚。其步兵在公元61年的波迪卡起义中几乎全军覆没，不过后来又得到增援，此后关于第九军团的各类记载都颇为稀见。约在公元71年，该军团曾在约克建造了一座新的军事要塞。公元108年约克一块献给图拉真的碑铭在已知不列颠铭文中最后一次提到此军团。到120年以后，这支军团便在所有史料中神秘消失了，有学者猜测它是在苏格兰全军覆没的，但也有人认为它因罗马战略调整而被调往东方，最终在那里被除去。无论如何，从公元122年起，“胜利的”第六军团（VI Victrix）来到不列颠，取代了第九军团。
第十四军团的番号“双数的”表明它可能在阿克兴战役后由不同军团合并而成，来不列颠之前曾在莱茵河边境服役（公元9至43年）。它在镇压波迪卡起义中立下大功，获得”Martia Victrix（战神般胜利的）”的番号。第十四军团约在公元67年被尼禄调往东方，维提里乌斯在69年又把它调回不列颠，但次年它又被调回大陆去镇压奇维里斯领导的巴塔维亚人叛乱。第十四军团以后就留在莱茵河边境服役，再未回到不列颠。公元71年，佩提里乌斯·凯里亚里斯被任命为新的不列颠总督，据铭文显示，他带来“预备的”第二军团（II Adiutrix），以填补第十四军团撤退后的空缺。“预备的”第二军团迟至公元69年内战时才由韦伯芗成立，因此到不列颠主要是为了磨炼经验、锻炼队伍。约在公元87年，“预备的”第二军团便被图密善调往莫西亚应付达西亚人的入侵。
这样，总的来看，在公元87年以前，不列颠共有4支军团驻守；而在公元122年以后，则一直有3支固定的军团驻守：“奥古斯都的”第二军团、第六军团和第二十军团。其中“奥古斯都的”第二军团在3世纪末以前驻扎在威尔士南部的卡利恩；驻扎在约克的第六军团曾一度参与修建哈德良长城和安东尼长城；第二十军团也参与修建了哈德良长城和安东尼长城，不过，它在公元4世纪初以前常驻在切斯特附近。这样，在公元3世纪初不列颠被一分为二后，“奥古斯都的”第二军团和第二十军团便驻守在南部的上不列颠，而第六军团驻扎在北部的下不列颠。
每个军团下分十个营（cohortes），其中第二到第十营的人数约为500人，每个营又分为六个百人队（turiae），因此虽号称“百人”，实则只有约80人。而第一营的人数在公元1世纪晚期扩大至800人，并由五个各160人左右的百人队组成。此外，每个军团尚有120人的骑兵，充当侦察兵和通信员。这样，一个军团的人数在5500人左右。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数目仍属纸上谈兵，现代研究表明，实际数目应该更少，平均在4600至4800人之间。
军团内部等级分明。进入帝制后，每个军团由一名大法官级别的军团指挥官（legatus legionis）领导。克劳狄入侵不列颠时，未来的罗马皇帝韦伯芗就曾担任第二军团的军团指挥官，他有六位军政官（tribunus militium）做助手，其中1名宽带军政官是20岁出头的没有军事经验的年轻元老，他是军团中的二号人物；另5名窄带军政官是30多岁的骑士，他们正处于骑士晋升体系中的“三种军职”中的第二种。军政官主要负责行政工作；军团指挥官和军政官都是流水的官，他们各自处在元老与骑士的晋升体系中，不久便会转往他处另择高枝。而普通士兵是铁打的兵，在其服役的20余年中一般只能呆在一个军团内。这样，日常训练等具体工作须由职业官员，即59名百夫长（turio）负责，他们基本上从经验丰富的老兵中擢升而来，奥古斯都曾规定，百夫长若擅离驻地，会像普通士兵那样被处以死刑。而考古发掘表明，罗马军队各级单位几乎都有保护神，但目前发现最多的是与百人队保护神（genii turiae）有关的遗物，这说明士兵对百人队这一级单位有最强的认同感。百夫长亦有高低之分，其中首席百夫长（primus pilus）作为第一营的“第一百人队”队长享有崇高威望，他在退役前会担任营垒长官（praefectus castrorum），在军团指挥官和宽带军政官缺席时掌管整个军团，所以是军团中的第三号人物。
塔西佗认为，辅助军的总人数和军团总人数大体相当，但现在一般认为这可能只是提比略在位之初的情况，事实上辅助军的人数不久就变得更多一些。辅助军被组织为三种：步兵营（cohortes peditatae）、骑兵营（cohortes equitatae）和翼军（ae）。在帝国初期，这三种部队各有500人。步兵营是百分之百的步兵；骑兵营系混合部队，380名步兵之外尚有120人的骑兵；翼军则是百分之百的骑兵。自1世纪晚期（可能是韦伯芗统治时期）始，又渐渐出现了1000人的辅助部队，就叫“千人队”（milliariae），以区别于以前的500人部队，后者从此就叫“五百人队”（quingenariae）。扩大后的千人骑兵营有760名步兵和240名骑兵。步兵营和骑兵营由营长（praefectus cohortis）领导，下分6个80人左右的百人队，其内部等级与军团的百人队类似；而千人营队则分为10个百人队。翼军由翼军长官（praefectus ae，或praefectus equitum）领导，它在三种辅助军中地位最高，下分16个32人左右的连队（turmae），每个连队由连长（decurio）领导；千人翼军则有24个连队或更多，千人翼军的数量较之千人营队的要少得多，在2世纪，帝国全境不足10个。不列颠有一支千人翼军（A Petriana），驻扎在哈德良长城西端卡莱尔附近的斯塔尼克斯。
由于辅助军从行省各地就近招募，为便于统率士兵，辅助军军官在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时期一般由当地部落贵族担任。但公元70年尤利乌斯·奇维里斯领导巴塔维亚人作乱之后，罗马断然割裂了军官与士兵之间的地域联系：辅助军军官从此由罗马官员出任，他们与军团的军官一样，也属于骑士等级，并同样按部就班地在“三种军职”上晋升。至于辅助军士兵，虽然奥古斯都没有明确规定他们的服役年限，但从克劳狄统治时期起至少为25年。上述可见，军团与辅助军在组织上严密而健全，这正是罗马军队往往能够战无不胜的制度保证。
辅助军与军团多有不同，就兵种而言，军团中除步兵外，尚有不少工于某门手艺的技术性士兵，如建筑师、测绘师、石匠、木匠、铁匠、吹号手、军械修护员、医生、马夫、兽医等等（此类职位就目前所知，不下100种），他们是些勤务兵，无须像普通士兵那样接受严格的训练（所以叫immunes）；而辅助军中除步兵、骑兵之外，尚有不少弓箭手、投石手，从事罗马人不擅长的兵种，不列颠就有来自叙利亚的弓箭手营：公元136-138年的一块献给皇帝的碑铭，显示献碑之人的官职是“praef(ectus)coh(ortis)I Hamiorum Sagittar(iorum)”，即“哈米亚弓箭手的第一营的营长”。
就战斗力而言，辅助军应稍逊于军团，因为他们的装备与装束不够精良，日常训练不及军团严格，在作战策略上更多沿袭了原有部落的传统，纪律亦不若军团严明。
就薪饷而言，尽管各军种内部不同的等级意味着不同的薪水，譬如，最低级别的百夫长的薪水是普通军团士兵的近17倍，但从军种之间来看，辅助军步兵和骑兵的薪饷在早期帝国分别是军团士兵的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此外，在退役后，军团士兵能得到一笔额外的退役金，或一块土地；而辅助军士兵表现良好的话，也只能得到罗马公民权，而得不到实在的经济利益。概言之，军团与辅助军之间外在、客观的主次之别是显而易见的。
更重要的是，两者在帝国统治者眼中的价值亦有轻重之别。公元84年，阿古利可拉在苏格兰的格劳庇乌山一役中完全使用辅助军，而军团站在营堑前作壁上观，因为阿氏奉行的作战方针是：“如果不用罗马人流血就可以战胜的话，这场胜利更为光荣。”这显然是为了投合罗马人固有的高人一等的势利。军团与辅助军的主次轻重之别自然会引起两者之间的摩擦甚至斗殴，但一旦面对共同敌人，他们的行动就完全一致了，因为胜利是把他们团聚起来的最佳黏合剂。雯都兰达出土的木牍文书是由当地辅助军留下的，在已出版的文书中只有一处明确提到了不列颠土著，文书作者把这些既不佩剑又不骑在马上投标枪的不列颠骑兵蔑称为“不列颠小崽子”（Brittunculi）。可见，在公元1世纪末，这里的辅助军自视罗马化程度高，所以看不起这个蛮荒岛屿上的居民。
罗马人与非罗马人之分是军团与辅助军之间的最重要区别，但如果从兵源募选的角度看，这种区别却日渐淡化。先看军团士兵：在公元1世纪，军团士兵主要为意大利人，入侵不列颠的四个军团的士兵约半数是意大利人，余者往往从西班牙、高卢和阿非利加的意大利人定居点中招募。但即使在这一时期，军旅生涯在意大利人眼中已变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奥古斯都时的一名骑士为使两个儿子逃避兵役，不惜砍断他们的拇指。而提比略注意到，自愿当兵者皆为生计所迫的穷人和流浪汉，他还下令在意大利各处搜捕逃避兵役之人。所以到1世纪末，兵源之募选不得不逐步行省化，譬如，从阿非利加招募的士兵便不会去西班牙服役，反之亦然。约从哈德良时期起，新的意大利募兵在军团中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那些从退役老兵组成的殖民地来的人，尤其是老兵之子。截至2世纪末，每个军团主要从它所在的行省招兵。
再看辅助军士兵：在公元69年的内战以前，辅助军通常驻扎在兵源所在的行省，军内成分单一，部落认同盛行，于推行军令和调兵遣将多有不利。此一弊端在内战中暴露无遗，内战后，这些军队被调往他处，兵源遂不再从原来的行省而是从新行省中招募，同时辅助军军官亦不再由部落贵族而改由罗马人出任，从而彻底瓦解了基于地域观念之上的部落认同。就不列颠而言，番号可以显示辅助军部队组建时的征兵地，从不列颠辅助军的番号判断，这些部队最初来自帝国的各个角落，尤以莱茵河、多瑙河沿岸和西班牙等地居多。但在离开家乡进驻不列颠之后，在驻地就近征召的兵员越来越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越来越多的辅助军退伍士兵获得了罗马公民权；他们的儿子也取得罗马公民权，但经常加入其父曾经服役的部队，而非加入军团。这样，随着时间推移，大部分辅助军的人员构成已经和番号所示的部落相去甚远，保留番号仅仅是他们珍视部队悠久的传统。辅助军兵源的复杂性，可以从4世纪驻守在雯都兰达的高卢第四大队的士兵留下的一段铭文中得到印证：“高卢公民在不列颠士兵的帮助下立此以献给高卢女神。”可见，这个大队中不仅有高卢出生的士兵，还有不列颠人。另一方面，征入辅助军的不列颠土著士兵一般被分散到各部队中，而成建制的不列颠人则会被派到外省，所以不列颠驻军中没有发现以“不列颠”为番号的部队。
综上所述，在元首制时期，军团日益从意大利以外的社会地位低微的年轻人中征兵，而加入辅助军的罗马公民越来越多，这样，军团与辅助军的兵源日益趋同——主要来自罗马化了的行省居民，尽管两者依然维持着薪饷及地位方面的差异。据研究，不列颠辅助军的本土化始于1世纪80年代，而军团的本土化始于2世纪中叶。
由于辅助军的原有特色逐渐消失，而罗马仍觉得有必要利用不同部落的战斗技能，于是出现了第三种军种，统称为“集群”（numeri，严格讲，其步兵单位叫numeri，而骑兵单位叫ei）。它与原来的辅助军一样，在帝国边陲的蛮族部落中招募，随后被调往他处。约在安东尼·庇护时期，上日耳曼边境就有铭文证明那里有从不列颠招募的集群。但直到3世纪初才在不列颠北部发现了主要来自日耳曼的集群。集群被认为是没有任何罗马化的军队，这点即使在212年《安东尼谕令》颁行之后仍未改观。从3世纪后半叶起，集群逐渐常见。
不列颠罗马驻军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的分布，在展开这点之前，有必要先对军队在整个帝国的分布特点有所理解。除了皇帝的禁卫军，帝国时期的所有军队都驻扎在行省，不仅如此，军队还是按行省组织起来的，意即每个行省的驻军完全独立于其他行省的驻军，如果没有皇帝授权，行省总督不得把一支军团派到另一个行省去，否则以叛逆罪论处。因此，与其说罗马有一支帝国军队，毋宁说它有许多行省军队。但军队在行省中的分布并不平衡，只有那些有防御需要的行省才有军队，而不是每个行省都有。即使在有驻军的行省中，军队也不是散布于行省各处，而是驻扎在需要的地方。这种驻扎方式往往会产生一种后果——行省的一部分是军事区，另一部分是非军事区，两者之间界限分明，这个特点在不列颠就非常典型。
在公元1世纪，或因征服不彻底，或因不列颠人不安于罗马统治，或因时有军团调进调出，各军团常在不同地方扎营。但随着122年第六军团的到来和哈德良长城的建成，军团的驻地就固定下来。不列颠的军事区大体形成了以军团为中心、以长城一线为重点的防御体系。军团不直接驻扎在边界上：驻扎在约克的第六军团和驻扎在切斯特的第二十军团组成的防线扼守奔宁山脉，它们还可随时开往北部边界；“奥古斯都的”第二军团驻扎在卡利恩，它与切斯特的第二十军团组成的防线密切监视从爱尔兰海到布里斯托尔海峡的西部海岸，以防止来自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海上入侵，同时又控制着威尔士山区。辅助军则驻扎在边界上，尤以哈德良长城上的兵力为多。
辅助军在前、军团在后的分布模式体现了两个军种的不同特点，因为军团系重装部队，移动起来不如辅助军便捷。古罗马的兵书上说：“辅助部队总是作为轻装兵配置于军团的战斗队列，在交战时与其说主要起配合作用，不如说是一支快速支援力量。”另一方面，这种分布模式也体现了一种层次分明的战略部署，其整体布局大致如下：
一、瞭望塔和前哨堡垒，其功能是监视边界人口流动，并对大规模入侵发出警报。瞭望塔一般直接建在边界上，哈德良长城上的大小塔楼就是这样的瞭望塔。其中大塔楼（milecastle）每隔1罗马里（等于1481米）有一座，两座大塔楼之间有两个小塔楼（turrets），即每隔三分之一罗马里有一个。前哨堡垒则建在边界之外的交通要道上，目前可以确定的此类堡垒在哈德良时期有三座，分别位于伯伦斯（Birrens），奈特比（herby）和本卡斯尔（Bencastle）。
二、视觉通讯体系，功用是燃放烽火，将前哨堡垒与瞭望塔探知的敌情传达给边界上的辅助军堡垒，再传达给后方的军团驻地。约克和切斯特距离哈德良长城各约100和140英里，现已确定有一些排列成纵轴线的烽火台把长城西端卡莱尔地区与约克的第六军团连接起来。
三、军队驻地，即前哨堡垒、辅助军堡垒和军团营垒组成的三层防线。从图密善时期起，两支军团就不能驻扎在同一个营垒中，辅助军也一样，这样，罗马军队中每支部队都有自己的营地。迄今为止，不列颠发现的由军团留下的营垒共有27个；由辅助军留下的堡垒有254个，其中英格兰152个、威尔士38个、苏格兰64个。军团营垒（castra）与辅助军堡垒（castel）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大后者小，在不列颠，前者一般占地50至60英亩，而后者根据不同的兵种和人数占地2-5英亩不等。当然，例外总是存在的，比如弗拉维王朝时期苏格兰的芬多克（Fendoch）堡垒驻守了一个加强大队，十个百人队都有单独的营房，而威尔士北部的彭立斯丁（Pen Llystyn）堡垒和苏格兰南部的艾尔金豪（Elginhaugh）堡垒都是两个大队共用的冬营。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安东尼长城的许多堡垒显然连容纳一整个大队的空间都没有。
四、道路系统，这是整套部署中的关键因素。每个防御区都有纵横两种道路，在哈德良长城一带，纵向道路成为连接辅助军与军团的通道，方便了军队的战略移动与辎重的运输；横向道路因为与长城平行而利于辅助军的日常巡逻。纵横道路构成的网络越密集，说明这里的战略地位越重要。罗马军队在边境的这套体系被罗马人称为limes，此词初指“道路”，约从哈德良时期起指边境地区——既指地区又指其中的控制体系。总体而言，作为军事区，不列颠北部和西北部的边境地区与英格兰中部和东南部的非军事区分界明显，非军事区在3世纪中叶以前找不到永久的驻军。
这种格局之所以形成，最重要的原因是军事行动日见稀少，军队日益定居化。奥古斯都在晚年遭受军事挫折，遂在遗嘱中规定“帝国的疆土今后不许再加扩充”。其继任者提比略55岁才登基，他虽身经百战，但年少的豪情与锐气，此时已消磨得只剩倦怠，故对奥氏遗训亦步亦趋。帝国头两个统治者的谨小慎微成了一股惯性力量，贯穿在整个元首制时期，其间只有图拉真对此有所偏离。不列颠自然也摆脱不了这股力量，阿古利可拉把罗马在不列颠的领土扩大了一倍，他甚至认为只要一支军团和很少一部分辅助军就可以征服爱尔兰。但图密善不等他实现这个愿望便将他召回罗马，阿氏已经征服的领土随即被放弃了，塔西佗不由慨叹：“不列颠被征服之后很快地又失掉了。”其后，只有塞维鲁皇帝有心征服不列颠全境，但最后又不了了之。帝国军事方面的这些理论与实践使不列颠军队的性质从机动的野战军逐步过渡到卫戍部队：各军队固守一方，其流动性越来越少。
不过，军队仍需要执行任务，因此自1世纪晚期起，从军团或辅助军中抽调人马（罗马人称之为“分队”[vexiltiones])去各地执行任务的做法变得越来越常见。雯都兰达出土的驻军木牍文书中有一件十分完整的辅助军兵力清查报告，时间约在公元92至97年间，它显示当地某辅助军军营中共752人，其中46人被抽调去充当总督的卫队，还有337人被派到驻地以东约20余公里的另一要塞科布里奇去了。但这种做法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驻军定居化的趋势。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在3世纪末4世纪初改革军队，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高军队的流动性，他们取消了军团和辅助军这两个军种，转而建立固定的边防军（limitanei）和流动的野战军（itatus，再后来叫itatenses），但其实这是对既成事实的无奈妥协。
驻军定居化是军中无大事的反映，军人们无须担心自己会丧命于刀光剑影之中。据估计，如果忽略公元68-69年内战中的伤亡人数，从公元前31年到公元180年，一个士兵在战争中丧生的几率为千分之一，但那次内战并没有波及不列颠的驻军。其实，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士兵除了操练和执行日常公务以外，连敌人的影子都看不见。北部边境一位翼军军官曾立碑感谢罗马的林地守护神希尔瓦努斯（Silvanus），因为在他的保佑下他成功猎获了一只矫健强壮的野猪，它曾多次逃脱他前任的追捕。这位军官肯定动用了手下的骑兵，而北部边境的士兵显然经常围猎野猪、鹿、狼和狐狸。雯都兰达边境有个商人，负责向军队供应兽皮，在运输途中，他所担心的是路好不好走，而不是会不会遭人打劫。切斯特和卡利恩这两个军团驻地附近还建有圆形剧场，事实上，前者是英国已知的最大的圆形剧场，而后者是保持最完好的。军团附近的圆形剧场主要用来军事演习和操练，同时军人们也在这里举行各种宗教仪式，不过，切斯特的圆形剧场遗址中发现了一位百夫长献给复仇女神（Nemesis）的献辞，说明这里恐怕也举办过角斗比赛。作为强大的国家机器，罗马军队在元首制的和平环境中找不到用武之地，这正是罗马驻军在这一时期的第二个特点。
平静的军旅生涯并不意味着军人的生活同样平静，军队的非军事职能此时显得突出，军人为地方政府的运作提供了人力资源。由于行省没有专门的警察机关，边疆地区的治安一般由当地辅助军负责。军队还会派人协助代理官或皇家奴隶执行任务，护送钱粮。辅助军还会负责邮驿、人口普查和公务接待。而哈德良长城这类耗时耗力、却又发挥不了实质防御功能的工程的出现，正是士兵们把本应用在征服战争上的精力用在他处的产物。铭文已证实，当时在不列颠的三支军团（即“奥古斯都的”第二军团、“胜利的”第六军团、“英勇而胜利的”第二十军团）和不列颠海军的一支分队都参与了哈德良长城的修建。辅助军承担清除林地、抽干沼泽、开挖灌溉渠等农业生产任务，使边疆地区有较好的农牧业发展条件。通常，不列颠的矿山由军队负责管理，由奴隶开采，但有时士兵也会亲自开矿，例如铭文记载西班牙老兵第一大队的士兵就曾在附近矿山执行任务。
此外，奥古斯都曾规定，普通士兵服役期间一律不准结婚，这项禁令直到公元197年才被塞维鲁解除。其制定的初衷在于使士兵免受家室之累，以保证强大的战斗力。但对于业已职业化、定居化的帝国军队而言，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法律以外的婚姻普遍存在，只不过得不到法律保障，子女亦无合法继承权。尽管如此，士兵们的生活中多了一份牵挂却是不争的事实，尤利乌斯·马科西穆斯（Julius Maximus）是一名辅助军骑兵，他曾充当总督卫队成员（singuris suris），可能正是在此期间，他的3位亲人——28岁的妻子、6岁的儿子和50岁的岳母——横遭不测，他将他们葬于一处，墓志铭的后半部分刻着：“立此碑以怀念举世无双之妻、最殷殷爱父之子和最坚贞不渝之岳母。”无尽哀思跃然碑上，其中寄托着对家庭生活的向往与眷恋。相比之下，“奥古斯都的”第二军团的士兵尤利乌斯·瓦伦斯（Julius Valens）要幸运得多，他退伍后以百岁高龄辞世，由其遗孀和儿子埋葬。
关于婚姻的禁令对百夫长以上的官员并不适用，雯都兰达的木牍中有许多私人信件，其中80多封围绕一个叫凯里阿里斯（Fvius Cerialis）的人展开，此人约在公元97-103年间担任当地巴塔维亚人第九营的营长（属骑士等级），他与另一营的营长艾利乌斯·博库斯（Aelius Bocchus）是好朋友，这种友谊也延伸到两人妻子那里，艾利乌斯之妻就邀请凯里阿里斯之妻参加她的生日聚会：
克劳狄娅·塞维拉（Cudia Severa）向她的莱琵狄娜（Lepidina）问候。我的姐妹，我在9月11日庆祝我的生日，我向你发出热切邀请以确保你能来加入我们，这一天你的光临将使我更加快乐，[你能来吗？]替我问候你的凯里阿里斯。我的艾利乌斯和我的小儿子向[他？]问好。我会等着你，我的姐妹。再见，我的姐妹，我最亲爱的灵魂，恭祝幸福，并致问候。
这是现今发现的最早的由妇女书写的拉丁文书简，如果说普通士兵的眷属只能住在军营附近的话，这封信是驻军长官与其妻儿子女同住一起的有力证明。此外，雯都兰达在发现士兵们的鞋子的同时，也发现了妇女儿童的鞋子。征服不列颠约60年后，驻军的生活可见一斑。
军人一旦成为丈夫和父亲，就要体验与平民同样的悲欢离合，从而具有平民化倾向。这种倾向又因其他一些因素而更加明显，军营附近除了有士兵们的妻子外，还有许多服侍士兵的奴隶（es）和随营人员（lixae）。士兵的奴隶一般由战俘构成，他们在行军中替士兵背负行李，有时还帮助收集粮食。在雯都兰达，奴隶操持着长官家内的大小事务，他们留下的账单详细记录了从克尔特啤酒到苹果、从碗碟到铜灯的每一笔花销。不列颠某位普通骑兵曾有一个“摩尔人”释奴，有可能是这位骑兵在不列颠奴隶市场上买的，也有可能是他在北非作战时买的，这个释奴死时只有20岁，他的主人为他立了一块异常精美的墓碑。这么年轻的释奴是很少见到的，因此有不少学者认为主奴之间可能是同性恋关系。随营人员则形形色色，从演员到巫师到妓女，数量最多的当然是供应各种日用品的商贩。这些人虽属寄生性质，但总人数往往比当地驻军还多。
平民化的倾向连同上文提到的兵源招募本土化，都使驻军蜕变成一种民兵组织。但军队内部的制度化因素却抑制了这种倾向，行会（collegia）在罗马世界是司空见惯的，军队中的行会虽不对最低等的普通士兵开放，但到哈德良时期已遍及帝国全境，其会员以“兄弟”（fratres）相称，会员在交纳会费后无论迁升、退役、去世，都可获得行会资助。因此，行会宛如大家庭，是士兵的互助组织，士兵退役前与退役后皆能从中得到温暖，军队的团队精神由此得到加强。对所有士兵而言，一旦得到资助的金钱，必须拿出一半存到所在部队中，这样，士兵知道军营中有自己的钱，就不会开小差，而会更关心自己的部队，更英勇地作战，人爱财的天性就被用来加强团队的凝聚力。这些制度性因素和朝夕相处中培养出来的生死与共的伙伴关系，有助于形成意识上的共同体：士兵们服役期间以“tubernales”（队友）互相称谓，退役后会产生失落感，舍不得离开旧营地，情愿住在附近。一些被安置到其他行省的老兵甚至会偷偷溜回来，士兵死后喜欢在墓志铭上表明自己曾属于某团某营某单位，以此为自豪。由此可见，罗马驻军俨然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社会，这是他们的第三个特点。
第四个特点表现在皇帝与驻军的关系上，元首制时期的行省军队虽仍由总督负责，但皇帝才是真正的主人和直接庇护者。这可以从“imperator”（元帅）一词的演变看出来，此词本意为最高统帅，共和时期凡军队统帅作战得胜、被士兵们自发地欢呼为“imperator”者，可在名字后面加上这一称号，但只能用到卸任或回罗马举行凯旋式时为止。凯撒第一个将其终身占有，奥古斯都则把这个原本放在名字后面的称号用作自己的第一个名字（即用作praenomen），这样，它获得了最高权力的含义。皇帝后来又逐步垄断了这个词，从韦帕芗开始，“元帅”成了皇帝固定的名字。皇帝具有元帅的身份是罗马皇帝的特征之一：除了阿非利加的一支军团，其他军团皆分布在皇帝行省中，也就操纵在皇帝手中。皇帝登基时被欢呼为“imperator”，这成为必要的程序；所有重大的战役皆以皇帝的名义进行，即使他没有御驾亲征，每次胜利的荣誉——即被士兵们欢呼为“imperator”——也归于皇帝本人。克劳狄征服不列颠后曾在罗马城建造凯旋门炫耀武功，门上碑铭刻有“IMPXXII”的字样，意为“[克劳狄被欢呼为]元帅[共]22次”，言下之意是说他取得了21次重大战役的胜利（再加登基时的1次）。
皇帝的元帅身份使他在与士兵交往时非常注意自我形象的塑造，他喜欢用“ilitones”（战友们）称呼军队，此词听起来平等而亲切：
"ilitones"（单数为“ilito”)由前缀“"(”与……一起”）和“miles"(”最普通的士兵”，前文提到的“milites”是复数）构成。高高在上的皇帝用它称呼军人难免有巴结讨好之意味，奥古斯都就觉得这个称呼“过于逢迎”，故在内战胜利后弃用；但别的皇帝还是使用。塞维鲁行军时与士兵同吃同住，不显露丝毫帝王的奢华；卡拉卡拉在重大战役中也与士兵同甘共苦，既不洗澡又不换衣服。在承平时期，皇帝每到一地，通常会视察行省驻军，整饬军纪。哈德良于公元122年出巡不列颠，在一枚纪念钱币的背面，哈德良端坐马背之上，向一群手举军旗的士兵挥手致敬。
即使皇帝不在军中，他也有办法让驻军时刻想到他。士兵们的薪饷是从皇帝那里来的，他还推行一种实质上是皇帝个人崇拜的官方宗教：2世纪晚期的拉丁教父德尔图良禁止基督徒参军，因为罗马军营中的宗教在他看来不啻为军旗崇拜，而军旗上饰有皇帝的肖像。帝国时期的军人在入伍、每年的1月3日及新皇帝登基之际，须向皇帝宣誓效忠，有负誓言之举构成“nefas”,即破坏了神圣旨意，会招致人神共愤的惩罚。
值得充分注意的是，皇帝对军队的领导权似乎是天经地义、自不待言的，其实却没有任何法律的依据，连奥古斯都的功德碑中都未提到这一点，故确切而言，皇帝领导军队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公开的秘密。其中的奥妙可以从不列颠驻军与皇帝的一次接触中窥知：康茂德耽于逸乐，无心打理政务，遂托付禁卫军长官裴瑞尼斯（Perennis）代为管理；但裴瑞尼斯把原本属元老级别担任的军团指挥官替换为骑士级别的人，致使军队不满。不列颠军队遂于185年派遣一个1500人的代表团开赴罗马向皇帝请愿，这在狄奥·卡修斯看来无异于哗变。康茂德为平息事端，只得将裴瑞尼斯处死，“他没有勇气拒绝这1500人，尽管他手中禁卫军的人数比这多出许多倍”。康茂德深知，皇帝的权力最终有赖于各地军队的忠诚，虽然这句话不便明说。
了解了不列颠罗马驻军的组织成分和特点，就可以探讨军队对不列颠的影响了，但首先需要明确一点：由于史料有限，探讨这个问题有诸多局限，因为，不列颠驻军具有自成一体的特点，由于驻军最终定居，军事区之于非军事区，可谓“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表现为军事区与非军事区之间的交往，在史料方面几近阙如，即使在军事区内部，铭文材料之分布亦有失平衡。一方面，有关平民的铭文屈指可数，据萨尔韦研究，边境地区的铭文中可以肯定与平民相关的，仅112条；哈索尔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了约10条，其中能够确切反映与军人交往的几乎没有。另一方面，军团留下的铭文远远多于辅助军留下的铭文，甚至在全由辅助军驻守的哈德良长城一带，多数铭文也是关于军团的，这是不同军种之间的薪饷差异造成的，因为磨刻碑铭价格不菲，薪水多才负担得起。出于同样原因，辅助军留下的铭文中也以骑兵的铭文居多。考虑到这些局限，此处试图从军队与城市、军需之供应及罗马公民权的普及这三个角度来讨论军队的影响。
军队在城市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突出反映为殖民市（ia）的出现。不列颠首座殖民市科尔切斯特建立于公元49年，用以安置军团中的退役老兵；随后又建立格洛斯特（Glevum）和林肯（Lindum）两个殖民市，分别安置“奥古斯都的”第二军团和“西班牙的”第九军团老兵。这三个殖民市中至少有两个原为军团营垒所在地，1968年以来在格洛斯特的系列发掘表明，退役老兵们一开始居住的棚屋在设计与规划上亦步亦趋地仿照营垒中的营房，甚至连拥挤程度也尤有过之，营垒中的街区几乎被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1972年在科尔切斯特的发掘也揭示出极为类似的情况。殖民市数量虽少，但作为罗马文化的中心，它们是城市生活的样板，有示范作用，这正是罗马军队作用于行省的首要而直接的方式。不过由于数量少，殖民市的辐射能力仍然有限。此外，这种方式作用的时间也不会很长，用退役老兵设置殖民市的做法在哈德良以后就基本消失了，越来越多的军团士兵退役后宁可住在军团驻地附近，约克、切斯特和卡利恩这三处军团驻地都有铭文表明：退役的老兵就住在附近。
军队对城市的影响还以一种无意的方式表现出来。军队在征服初期流动性较强，常常从一个地方驻扎到另一个地方，军队撤离后军营转为民用，由此成为城市的原型。切姆斯福（Caesaromagus）、埃克塞特（Isca Dumnoniorum）、赛伦塞斯特（ium Dobunnorum）等城市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罗马军营的选址甚为考究，均出自缜密的军事规划，一般扼守战略要地，尤其是新道路与河道交叉之处。不列颠罗马时期的道路和征服前的道路体系关系不大，主要由罗马军人修建；道路的走向则视战略需要而定，而不是以正常的交通需要为依据。这样，随着军队不断北上，南方原有的军事区逐步转变为平民区，那些建立在原有军营基础之上的城市无意中成了罗马军事部署的产物，这里的平民则大大受惠于连接这些城市的由军人们修建的道路和桥梁。可以这么说，罗马不列颠的城市之所以能保留下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罗马人的战略远见，而非这些城市本身的经济活力，后者即使有也只是前者的副产品罢了。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军队对民用建筑——尤其是城市中的公共建筑——的发展影响很大，军队中一些有专长的勤务兵（immunes）如建筑师、测绘师、石匠等，常被城市借调去提供有关的技术支持。但这一观点近来已受到有力的挑战，有学者认为支持这个论点的证据并未得到仔细检视。考古材料可以证明，民用与军用的砖石工艺截然不同，此外，在民用建筑中广泛使用军事技术人员的可能性也很小。
军队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设置各类勤务兵的目的就是要“防止军营里出现部队所需要的任何东西发生短缺的现象”。而士兵虽然很难因私人原因获准休假，却可以通过自己的奴隶从事商业活动。不过，罗马法律规定，士兵服役期间不可在所服役的行省中拥有土地，并明令禁止使用中介人来规避这一禁令。因此，军队在粮食供应方面无法自给自足。由于长途运输在罗马世界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费用高昂，向军队供应粮食的问题一般在各行省内部予以解决，军队以较合理的价格从当地居民手中强行购买谷物，负担于是再次被转嫁到当地居民身上。不过在地理的分布上，不列颠居民所受的影响是不平衡的。英国考古学家注意到，近在咫尺的军队并没有刺激北部高地或威尔士的农业发展，这里畜牧业仍占据主导地位，尽管谷物耕作已被引进。英格兰西南部则不同，格洛斯特方圆约30英里之内的区域显然对当地驻军的粮食供应起了重要作用。总的看来，南方地区负担了不列颠北方大部分军队的粮食供应，从而带动了这一带的农业发展。
军人的收入明显高于普通平民，扣除必须自行负担的衣食及装备开销以外，尚有足够余额，这显然是吸引众多随营人员（lixae）追踪军队的原因。这些人麇集于军营附近，构成一些定居点，其中军团附近的大定居点往往被称为“镇”（abae），辅助军附近的小定居点叫“村”（vici）。位于切斯特的镇紧挨着第二十军团的营垒，营垒内的引水渠外接到镇上，可见镇上平民与驻军分享同一水源。到1世纪末，此镇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在2世纪前半叶，这里的生活条件又有进一步提高，木制建筑逐步被石制建筑淘汰，有些建筑中甚至有私人浴室。但即便如此，尚无证据表明切斯特的地位后来上升到自治市或殖民市。村镇上的随营人员主要以士兵提供商品，雯都兰达木牍文书中有一份供应军队小麦的单据，它就写在前面提到的向皇帝递交的诉状的反面，两者笔迹相同，显系出自一人之手。这份单据可能是作者写给其合伙人的；在反面那份诉状中，作者自称为“跨海而来的人”，其身份应当是平民。木牍的整理者认为，这位不知名的作者是中介商，他既与小麦的生产者、又与军队中掌管粮食分发的官员（一般而言是百夫长的副手[optiones],他们负责各自单位的粮食供应）联系紧密，并很可能与两者都有契约关系。发现平民参与军队供应，尤其是小麦供应的证据非常重要，因为小麦是军队用品的大宗，在以前，人们只知道可能由军人自己或城市中的官员负责征收。不应忽略的是，此类从事军队大宗生意的商人数量毕竟有限，随营商人中的绝大多数为吸引军人的购买力，需要贩卖较高档的消费品，如优质餐具、上等酒、鱼子酱等军营不会供应的物品。此类贸易活动固然有利可图，但其特征仍然是区域性的，与谷物供应相比仍然是边缘性的。
雯都兰达军营遗址出土了大量罗马钱币，其中还有不少大额货币，这证明军营附近货币交易的规模不小。据估计，2世纪中叶，驻不列颠的辅助军步兵约有2.55万人，骑兵1.16万人，即使把所有人员都算作最低等的士兵，他们每年的薪金总额也达到784.48万第纳里。如果将各级军官、资深士兵和技师等较高军饷收入者考虑进去，辅助军薪金总额要多出很多。军人和退伍老兵拥有诸多免税特权，这增加了他们可支配的财富数量，也促进了他们的消费热情。因此，军人消费对不列颠市场的拉动作用是相当可观的。
军队还是扩大罗马公民权的重要渠道，这体现在两类人身上。一类是军团士兵的儿子，军团士兵本身虽然是罗马公民，但士兵不准结婚的禁令使他们不享有合法通婚权，所以他们在漫长服役期间与当地女子所生的儿女不具有罗马公民权，其身份只能随母亲。不过，如果儿子愿意继承父业，加入军团，他们就可以在参军之日被授予罗马公民权。
另一类人是辅助军。辅助军从异邦人中招募，服役期间如果表现良好能够“光荣退役”（hoa missio），便可获得罗马公民权。其程序如下：行省总督先把退伍人员的名单上报皇帝，再由皇帝颁行法令加以确认。皇帝的法令刻在大幅青铜板上，在公元89年以前，这些青铜板贴在罗马卡庇托林山上各类公共建筑的墙壁上，89年以后集中贴在帕拉丁山上奥古斯都神殿背后的墙上。铜板后来被重新熔炼，改用他途，所以今天只找到两小块残片。但法令副本由退伍士兵本人收留，故流布较多，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已发现约322件。现代学者称副本为“退伍状”（diploma或diplomata），其形制为双折青铜片，每片的规格在15×13厘米左右。目前共发现15件与不列颠有关的退伍状，其中2件是在不列颠以外发现的，下面是一份在不列颠发现的公元103年的退伍状：
皇帝凯撒·涅尔瓦·图拉真·奥古斯都这位日耳曼和达西亚的征服者、神圣的涅尔瓦之子、大祭司，四次被欢呼为元帅，祖国之父，五次担任执政官，在其享有保民官权力的第七年，将罗马公民权授予如下4个骑兵翼军和11个步兵营中的服役者：色雷斯第一翼军，来自塔姆皮亚纳的潘诺尼亚第一翼军，色伯西乌的高卢人，维托尼的罗马公民的西班牙人，西班牙第一营，范其诺第一千人营，阿尔卑斯第一营，莫瑞尼第一营，库各尼第一营，拜塔西第一营，图各里安第一千人营，色雷斯第二营，布拉卡里奥古斯都第三营，林格奈第四营，达尔马提亚第四营；它们都在不列颠，由卢奇乌斯·奈拉提乌斯·马凯路斯统辖。他们服役了25年或更久，其名字附后。授予他们及其子女和后代以公民权，并自授予公民权之日起授予他们与已有妻子的合法通婚权，或者，如果他们未婚，他们以后的婚姻是合法的，只要他们娶一个妻子的话。
1月19日，值马尼乌斯·拉布瑞乌斯·马克西穆斯和昆图斯·戈里提乌斯·阿提利乌斯·阿古利可拉二度担任执政官期间。
连长热布茹斯的副本，他是塞维鲁斯之子，来自西班牙，在盖尤斯·瓦勒琉斯·凯尔苏斯指挥的来自塔姆皮亚纳的潘诺尼亚第一翼军中服役。
此副本从位于罗马的青铜板上复制而来，并经过对照核实，原板贴在密涅瓦（雕像）附近的神圣奥古斯都神殿背后的墙壁上。
[证人]
昆图斯·庞培乌斯·赫美茹斯 盖尤斯·帕皮乌斯·尤瑟伯斯
提图斯·弗拉维乌斯·塞昆都斯 普布琉斯·考卢斯·维塔利斯
盖尤斯·维提努斯·莫德斯图斯 普布琉斯·阿提琉斯·荷多尼库斯
提比利乌斯·克劳狄乌斯·梅南德
退伍状的内容遵循固定程式，大同小异，一般依次列举皇帝的名字与头衔、相关的辅助军单位、所在的行省、统帅（即总督）的名字、退伍待遇、日期、收执者本人的名字、正本在罗马的所在地和见证人。
退伍状制度可能起源于克劳狄皇帝，现存最早的退伍状发布于公元52年。但在弗拉维王朝时期之前，所有辅助军的“退伍状”都是颁给现役士兵的，此后既颁给现役士兵又颁给退役士兵，直到110年以后才只颁给退役士兵。故严格说来，退伍状并非士兵的退役证书，而是他们具有罗马公民权与合法通婚权的证书。它不仅确认了辅助军具有罗马公民权，还确认了他们服役期间所生的子女在他们退役后也能获得罗马公民权。由此可见，辅助军士兵是普及罗马公民权的重要渠道。
这对不列颠来说意义尤为重大，因为不列颠偏居帝国边陲，居民中罗马公民的比例很低。但这里的辅助军人数最多，根据现存退伍状列举的单位、并在其他铭文材料的补充下推算，不列颠共有65支辅助军，其中8支是千人辅助军，这样，不列颠辅助军的数量能够占到帝国辅助军总数的七分之一。据估计，一支500人辅助军每年有20人退役，因此从理论上说，不列颠的辅助军每年能产生1460名罗马公民，即使其中一半人活不到退役，其儿女的数量也能抵消这一半人。如此日积月累，辅助军退役士兵显然是最大的新增罗马公民群体。
辅助军士兵在25年的军事生涯中不仅要按罗马的方式练兵、住罗马式的军营、穿罗马人的军装、崇拜罗马的神祇、庆祝罗马的节日，还要用拉丁语听说读写乃至计数。拉丁语是罗马文化的核心，也是帝国软实力扩张的最有力武器。雯都兰达驻军木牍文书全部以拉丁语书写，即使写给故乡亲友的信也不例外。其中不少是职业抄写员的代笔之作，但书信的结尾祝语和签名往往与正文笔迹不同，因此是书信口授者的亲笔，以体现对收信者的尊重。这些祝语往往风格多样：有的平实朴素，如“兄弟再见（ualefrater）"，或“我愿你身体健康，再见主人（opto bene ualere te domine uale）"；有的繁复热情，如“主人，我愿你交上最佳运程，因为你最配得上”（opto domine sis felicissimus quo es dignissimus）；生气时会写“最没良心的人（homo iissime）”或“我愿你倒霉（opto tibi male eveniat）"。上述巴塔维亚人的领袖、罗马骑士凯里阿里斯留下了一份写给一位罗马元老的信件的草稿，从木牍的涂改之处看，他曾用心遣词造句，设计文字风格。在这些文书中甚至发现了一行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中的诗句，而维吉尔的诗作在罗马帝国被广泛用作启蒙教育的读本。这些无不让人想到塔西佗对不列颠贵族的愤怒评语——“这些从来不接受拉丁语的居民现在居然学习罗马人滔滔不绝的辞令来了”。它提醒我们，辅助军军营并非文字和知识的沙漠，罗马语言在当地军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潜移默化的熏陶在军人退役后会自然地流露出来，如气急败坏地与自家兄弟吵架时会夹杂许多拉丁语。
值得注意的是，公元140年以后颁发的退伍状多了一处限制，即罗马公民权不再授予士兵服役期间所生的子女，而只授予退役后所生的子女。这种政策上反复的原因被一些学者解释为政府想使辅助军向军团看齐，一般认为，军团士兵服役期间所生的子女在他们退役后也得不到罗马公民权，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反常现象：辅助军的待遇竟然超过了军团。与此同时，140年以后的退伍状在措辞上也有变化，即明确了罗马公民权只授予那些尚未获得它的人。这说明加入辅助军的罗马公民的数量越来越多，于是这种反常现象势必越发明显，以至于有必要加以匡正。但这种解释的基础——即军团士兵退役前所生子女得不到罗马公民权——并无有力的证据。而可以肯定的是，新限制鼓励更多军人的儿子参军，因为辅助军士兵退役之前所生的儿子若想获得罗马公民权，必须像军团士兵的儿子那样，步其父亲的后尘。所以，新限制极可能是想解决兵源不足的问题，随着兵源本土化趋势增强、驻军逐步定居化，这个问题在不列颠这个驻有重兵的行省变得日益突出，晚期罗马帝国强迫军人之子参军的做法此时已露端倪。
难以想象，将罗马公民权赐予退役辅助军士兵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报答他们20余年忠心的服役，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在他们退役后仍不把公民权授予他们的妻子？也难以想象此举仅仅是为了普及罗马公民权和提高行省的罗马化程度，否则为什么一开始授予、后来却取消了他们服役期间所生子女的公民权？所以就本质而言，这依然是转嫁行政负担的方法之一，通过它，罗马旨在确保充足的兵源，以便把帝国边境的防御任务成功地转嫁到边境地区居民身上。
战争是军队存在的最终目的，但进入帝国以后，罗马的扩张活动基本上停止。相应的，元首制时期的罗马军队经历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兵源招募日益本土化，这使军团和辅助军之间的区别日渐淡化；二是行省驻军日益定居化，这使军队作为自成一体的社会具有隔离于非军事区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军队不再是战争机器，而实际上处于失业状态，仿佛一台日渐锈死的庞大机器，和平的环境彰显了军队的非军事功能。
在罗马帝国边境上，军队是最突出的罗马制度与组织。随着罗马军队常备职业化特点的形成，军人堪称行省中最大的外来移民群体，他们对行省社会具有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军队促进了城市化进程，改变了行省的道路体系，带动了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军队是罗马帝国行省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罗马帝国庞大而异质，要想在人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维系这样一个帝国，必须转嫁行政任务。随着兵源日趋本土化，越来越多的行省本地人加入罗马军队，这些人在军营中消磨掉一生中最年富力强、同时也是最骚动不安和最惹是生非的年华，等到他们退役后，其行为举止多少罗马化了，罗马由此不仅把帝国的防御任务转嫁到行省居民身上，同时又化解了可能存在的动乱因素，可谓一举两得。
军队在影响行省社会的同时也会受到行省社会的影响。随着驻军日益定居化及军队周围依附性人群的出现，军队与行省社会的整合程度日益提高，这必然激发军人对行省社会的认同，使军队产生维护并伸张地方利益的倾向。这一倾向到公元3世纪大规模爆发出来，当时帝国各地军队竞相把自己的领袖推向争夺最高权力的生死舞台，致使皇帝频繁更换，中央政权分崩离析。故确切而言，罗马帝国的军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分化为诸多具有离心倾向的、行省化了的罗马军队。简言之，军队是行省中的罗马军队。
军队还是中央权力的组成部分，各地军人的忠诚是皇帝政治地位的最终保证。元首制末期，在公元211年，塞维鲁于不列颠病逝前，向自己两个明争暗斗的儿子进言：“团结一致，让军人富裕起来，其他人都可以不屑一顾。”皇帝很清楚，只有军人才敢对他不屑一顾。元首制时期的罗马皇帝很难界定其身份，他看上去像个万事通，既是“首席公民”（princeps），又集总司令、最高法官和立法者于一身；但3世纪危机结束后，帝国皇帝的身份远没有如此暧昧，他看上去首先是个职业军人，而此时罗马国家的军队、中央政府及行省管理已经面目全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