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1世纪开始的鲜卑大迁徙浪潮中，有一小部分人抱着怀疑的目光，鄙夷地审视着远去的人们。几百年后，他们终于耐不住寂寞，先后走出大山，开始对农耕文明发起新一轮猛烈冲击。他们就是曾经令宋朝乃至欧洲人一筹莫展的契丹和蒙古！
在1世纪开始的鲜卑人的迁徙大潮中，仍旧有一小部分人抱着对故乡的极度热爱而留了下来，在他们的祖先栖息的地方，他们仍旧按照祖先的方式生活着。在东部鲜卑的宇文部被慕容部击溃之后，一部分宇文部众向北流浪，与这些留在故乡的人们相融合，充实了大兴安岭两麓鲜卑人的势力，也使这里的鲜卑人在社会文化方面有了明显的发展。进入唐朝以后，当中原地区的鲜卑人逐渐汉化、融入汉族之中的时候，活动在大兴安岭南麓的两支鲜卑人的后裔逐渐兴起，这就是契丹人和库莫奚人。
如同他们的祖先与乌桓人一起行动、一起兴起并最终融为一体那样，契丹人与库莫奚人也是几乎同时兴起。契丹人征服奚人之后，两族常常一起行动并相互通婚，结果再难分彼此。在契丹人建立辽王朝的过程中，奚人发挥着极其特殊的作用。
契丹人的建国过程是极其曲折的。自唐初他们就已经拥有了相当的实力，并开始向国家社会演进，但由于他们的居住地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与中原地区相邻，兴起中的契丹人不断遭遇来自中原的打压，一次次被击溃，又一次次重组。直到唐王朝灭亡，中原地区进入五代十国的割据混战时代之后，摆脱来自中原的压力束缚的契丹人才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国家。
在契丹人与中原势力苦苦抗争，努力构建自己的国家时，在大兴安岭北麓，另一支鲜卑人的后裔却在默默地发展，这就是室韦人。至唐代中后期，室韦人已经在鲜卑人的故乡发展为一个相当大的族群，拥有数十个分支部落，其中一支被称为蒙兀室韦的小部落开始逐渐离开大兴安岭的林海，向蒙古草原迁徙，这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蒙古人的祖先。
自鲜卑人兴起以后，巍巍兴安岭几度辉煌，又几度沉寂，可是山区中的生活却几乎是一成不变的。
当山区的居民走出大山以后，他们不论是西进成为蒙古草原上的牧人，还是南下成为辽西的农民，随着经济类型的改变以及与中原先进文化的接触，他们都会迅速迸发出令人不可思议的活力，不仅会将自身的文化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而且成为中原的统治民族，建立北朝甚至统一全中国。
可是，进入中原地区的北方民族从来不会返回大兴安岭这片故土，无论他们在中原遇到何种艰难困苦，他们似乎全然忘记了他们的故乡，而故乡似乎也完全忘记了他们——后来在大兴安岭中兴起的民族，甚至不存在回忆他们并不遥远的祖先业绩的神话。当一个从山林中走出的民族最后消失于中原大地之后，大兴安岭周围的历史也就再一次恢复了沉寂。这个曾经辉煌过的民族在故乡几乎留不下任何痕迹，大山的周围依然故我，不变的渔猎采集经济，不变的部落社会，以及不变的不关心山外世事默默无闻地生活着的人们。而当另一个族群走出群山的时候，我们发现，一切又都会从头开始，由部落社会开始，由渔猎采集经济开始，他们一点点地发展出较高的文明，而后又是同样的归宿——消失在中原大地。
历史不仅仅具有规律性，甚至具有周期性，但令历史学家们困惑的是，山区历史的这种周期性原因何在？为什么这里的历史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从头跃”？当人与山的稳态平衡被打破之后，人为什么能改变山外的历史，却不能改变山区的历史？山民的身上到底蕴藏着何种因素，使他们能够在人数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一次又一次地征服山外的人们？
鲜卑人早已离我们远去了，可是他们留下的种种历史之谜却令我们困惑，令我们惊叹，令我们止不住去探究这一段早已尘封的往事。似乎鲜卑人与大兴安岭一样，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遥远，但却完全陌生，而当你走进它的时候，你会为之震惊！
逝去的是草原夕阳里马背上的身影，留下的是热爱故乡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