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安岭的苍茫林海终结了延绵八千多公里的欧亚草原。为了生存，大山把大量过剩的人口倾泻到平原地区。源于大兴安岭的民族不断走出丛林，要么朝东奔向松嫩平原的黑土地，要么向西进入蒙古草原，对草原帝国发起强劲的冲击，逼迫他们一路西逃。在这些推动历史发展的民族中，鲜卑不经意间成了第一个“吃螃蟹”者。
蜿蜒1200公里的大兴安岭阻断了横亘8000公里的欧亚北部大草原，苍茫林海取代了无垠草原，成为自然地理景观的主旋律。但是，这里却不是草原民族历史发展的边缘，而是连接草原与平原的轴心。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指出，山区会经常向平原地区倾泻其过剩的人口，大兴安岭也是如此。从远古时期开始，发源于大兴安岭的民族就不断从丛林中走出。他们有的向东进入东北地区的松嫩平原，沿嫩江、松花江顺流而下，征服当地的土著民族，并最终为土著民族的文化所征服，转而成为农耕民族；有的向西进入蒙古草原，构成对草原帝国的最强劲冲击，他们成功地摧毁立国于蒙古草原的游牧帝国之后，却总是步其后尘，建立起新的草原帝国。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的沿大兴安岭东西两麓南下，最终来到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并存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在这个草原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交汇地带，他们既从游牧生活中养成了强悍的性格，却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吸引，不由自主地走向中原地区，与汉族王朝相碰撞，与汉族文明相交融，在他们将自身融入中华文明历史发展长河的同时，也将他们的文化融入中华文明，使之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些由大兴安岭南下的民族中，第一个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形成深远影响的就是鲜卑人。
发源于大兴安岭的民族周期性地走出大兴安岭，并不意味着大兴安岭是贫瘠的。正相反，这里的野生资源非常丰富。在浩瀚的绿色海洋中繁衍生息着马鹿、驯鹿、驼鹿、梅花鹿、棕熊、紫貂、野鸡、榛鸡、天鹅、雪兔、原麝等四百余种动物，源于大兴安岭的二十多条大小河流还盛产鲟鳇鱼、哲罗、细鳞、江雪鱼等珍贵冷水鱼类，优越的自然资源吸引着生活在大兴安岭里的人们长期以渔猎采集为生。
也许我们不应该武断地认为渔猎采集经济必定是落后的生产方式，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经济类型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是非常不充分的，其所能供养的人口也是非常有限的。大兴安岭的富饶造就了大兴安岭人的执着，他们不愿意改变渔猎的生活方式。当人口增殖之后，他们不得不离开故乡，去寻找新的资源。
从大兴安岭中走出的人们并没有如愿找到像大兴安岭那样资源丰富的乐土，但他们或者从草原民族那里学会了游牧，或者从东北民族那里学会了农耕，开始了崭新的生活，迸发出全新的活力，成为中国历史舞台上光芒四射的主角。
当然，离开大兴安岭的日子也不会总是一帆风顺。远离故乡、面对陌生环境的人们经常遇到各种困难，甚至在生存竞争中被其他民族打败，不得不重新撤回大兴安岭。这时他们会发现，大兴安岭不仅是他们的故乡，也是他们的避难地。他们可以在敌人不熟悉、不敢进入的茫茫林海中休养生息，并寻找时机再一次投入山林外面的竞争。当东胡人被发源于阴山的匈奴人打败之后，其中一支避居于大兴安岭中的鲜卑山，他们就是后来鲜卑人的祖先。
由于经历长久的风雨侵蚀，大兴安岭的山体大多是浑圆的，并不险峻，既不能抵挡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也不能阻遏游牧民族的扩张，习惯于马背上生活的人们可以轻松地骑在马上穿越大兴安岭。众多民族的进进出出，使得大兴安岭成为连接东北平原与蒙古草原的桥梁，草原对平原的辐射与平原对草原的影响，都是以山区为媒介完成的。在中国北方民族文化共同性的形成过程中，大兴安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只不过这种作用长久以来一直为我们所忽视。
发源于大兴安岭的民族的迁出和迁入，构成原本封闭的山区与外界的交流，使山区的生活也发生了缓慢的变化。但总体来说，山区的生活就如同大山本身一样，是呈静止状态的。山区的生活、山区的文化甚至可以千百年不变。文化的传播可以在横向上轻易地穿越数百公里的区域，但是在纵向上，却对几百米的高山无能为力。
习惯山外精彩生活的人们无法再适应山区生活的沉寂，对于从大兴安岭走出去的人们来说，故乡是他们魂牵梦系的地方，却也是他们无法回归的地方。
与鲜卑人一道由大兴安岭中迁出的乌桓人一直保持着这样的风俗，在家中饲养一条肥大的猎犬，当有人去世的时候，用它来殉葬。在乌桓人的观念中，这条猎犬可以给亡人的灵魂带路，回到他们的故乡——位于大兴安岭群峰中的赤山。但是他们自己却从未动过回乡的念头，以至于早已忘记了回乡的路。
鲜卑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当拓跋鲜卑雄踞北方，建立北魏之后，他们已经不知道自己祖先的发源地大鲜卑山在什么地方了。当生活在大兴安岭的乌洛侯人来向北魏朝贡，并告诉拓跋人，在他们的居住地附近有拓跋鲜卑祖先居住的石室时，北魏的王室也就信以为真了，并派人前往祭祀。
沉寂的山区往往为历史所忽略，但是，周期性地自山区走出的人们却在改变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使人们将目光再一次转向山区。
自东汉开始的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寒冷期，不仅造成中原地区自然灾害频繁，农业经济衰败，使东汉王朝国力下降，同时也对蒙古草原的草场造成了破坏作用。日趋寒冷的北方变得越来越不适宜居住，游牧民族或是西迁，或是南下。为寒冷的气候所逼迫，生活在大兴安岭中的人们也开始了缓慢的南下进程。
在这场规模宏大的民族迁徙浪潮中，一群原本生活在鲜卑山的人们也离开了这片他们栖息了二百多年的故土，沿大兴安岭山麓南下。由于他们来自鲜卑山，被其他民族称为鲜卑人，渐渐地，他们也自称为鲜卑人了，一个新的民族在形成。
3世纪，鲜卑人在其杰出首领檀石槐的领导下迅速崛起，在此后的三个世纪里，鲜卑人一直在中国北部的历史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其声名传遍亚洲大半地区。但是，即使在北魏王朝强盛的时期，鲜卑人也说不清本民族的早期历史。记忆历史对于没有文字的民族来说毕竟是太困难的事情。
唐以后，失去自己政权的鲜卑人渐渐与其他民族相融合，不论是在中原地区，还是在中亚、蒙古草原，鲜卑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都已经不复存在，有关他们的历史与传说就更加不为人所知了。
经过几代历史学家的努力，直到现在我们才能够串起历史文献中的残篇断简，结合考古学新发现的蛛丝马迹，勾勒出这段已经尘封千年的历史，来打开鲜卑人久已忘却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