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人物出场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海对面的这个国家——日本的历史和政治制度。如果大家去翻日本史，会很枯燥，但我的讲述会有些不同。
日本这个国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万年，当然那个时候还是原始社会，成天光着屁股追着猎物跑，没什么可说的。日本真正实现统一是在公元五世纪，相当于我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有大量的中国人和朝鲜人移民至此，他们带来了耕田和种植稻米的技术，这样，日本人终于可以吃上一碗饱饭了。
接下来，日本进入了漫长的农业社会时代。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大唐文明，京都的皇宫是仿照大唐修建的，政治制度也几乎是照搬唐朝的，一开始天皇的权力是最大的（相当于中国的皇帝），但是后来，情况出现了变化。
因为各岛之间老是要打仗，就出现了军人干政，权力转移到了将军手上，将军的权力机构称之为幕府。日本由此进入了幕府时代。
但幕府也并不是直接统治全岛，下面有几百个藩，这些藩是有很多土地和庄园的领主（名主），所以他们还有一个称号叫“大名”——也就是相当于我国的地主。
为了保护这些土地，大名又不得不养着一群持刀打架的人，相当于地主的护院或者保镖，这就是“武士”。在武士阶层的下面，是数目庞大的农户、町人（商人、手工业者）。再接下来是等级制度最底层的两类人，一种是叫“秽多”，感觉他们身上总是带着脏东西似的，而最低等的叫“非人”，实际上他们都是破产了的无业游民、流浪汉、乞丐等。
值得指出的是，上至天皇，下至非人，等级制度里这些人的身份都是世袭的。万一你不幸出生在“非人”之家，这辈子基本上就是悲惨的命运。不仅吃不饱，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举个例子，当时日本武士如果新得了一把刀，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找个非人来试刀，因为按照规定，杀掉一个非人是不会有任何处罚的。
天皇虽然处于最高层，但自从幕府夺权后，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收成好的时候就给你多吃一点，碰上一个海啸地震什么的，天皇一样要饿肚子。一代代的天皇饥一顿饱一餐，缝缝补补又三年，就是这么过来的——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了几百年。
原因除了天皇是被幕府软禁和监视的对象外，还有一个更加主要的原因，其实幕府也不是故意不拿天皇当干部，而是幕府时代的日本实在是太穷了。
在黑暗的等级制度下，加上资源匮乏，日本的生产力水平不仅无法跟当时的中华帝国相比，在全世界范围内都算比较低的。根据一些史料记载，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人都没有解决住房问题。一家人要居住了，就随便找个地方挖个洞，而这个洞要挖得很有水平。
它们叫“直洞”，也就是在地上直挖下去，洞口用茅草挡着雨水，洞中间插根木棒棒作为需要双手攀爬的直梯工具。早上出去劳动，爬上之前要朝洞口大喊一声：“我出去了！”这是为了防止有人在洞外准备撒尿或者鸟拉屎到头上；同理，晚上回来跳下之前还要大喊一声：“我回来了！”
如果事先不打那声招呼，那是很容易踩到洞里家人的头上的。
西方人称日本人为“亚洲黄猴”，除了脸长、脖子短、腿短等因素外，会爬树也是一个原因。“嗖”的一声，他就出去了。
还有一种说法，日本人挖这些洞有另外的一些讲究。为了能遮风挡雨，方便进出，经常挖在一些对生活比较便利的地方，比如“松下”“渡边”“山口”“田中”“竹下”等，天长日久，这些地标就成了日本人最常见的姓氏，方便大家记忆——你是从松下来的，你是从渡边来的。但这是野史，可信度不高，没有找到相关的史料证据，我讲这些也不是要对日本人的名誉进行毁谤，谁都有过苦日子的时候，纯粹是个程度问题。
在日本皇宫，服侍天皇的是又老又丑的老妈子。咦，太监去哪里啦？这个真没有。整个日本历史上都没有太监。
日本从唐朝学习了政治制度而没有搬走宦官制度，人们在谈到这个现象时一般会谴责中国封建王朝的黑暗而会褒扬日本讲人性，其实完全是另外一个原因。
要了解这个原因就必须先来了解下面这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成为太监，也就是要把那个要命的器官割掉。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首先你要准备一个月的米，这是因为你要在床上躺一个月。然后是几根粗大的绳子，绑住手和脚，避免你疼得受不了时乱动。最后是几枚熟鸡蛋，含在嘴中，疼痛难忍时就咬鸡蛋。
动刀子的过程就不再赘述了，那是一个比较惨烈的过程。其他的工作还包括手术前的心理疏导、手术准备，意外情况处理以及术后的恢复观察等等，总之，这项工作是必须由专业人士来完成的。虽然我们熟知一句话：欲练神功，必先自宫，但小朋友们千万不要上当，自宫是很危险的，没有主刀师傅来主刀，你自己一刀下去，那个器官是掉了，后果也不堪设想。
综上所述，如何顺利地成为一名太监，绝对是一门技术含金量很高的活儿，其中，一个技术精湛的主刀大师起了关键的作用，在古代培养一个这样的人才也相当不容易。而我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证明，要想掌握这门高深的技术，最好有从理论到实践的积累，也就是主刀大师必须有一个实习期。
实习的话拿人就不好了，需要拿一些跟人差不多的动物来反复做试验，比如牛啊羊啊。
问题是日本一直是一个狭小的岛国，只有米和绢的产业，基本没有畜牧业。没有畜牧业的结果就是没有人来掌握那高深的阉割技术——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没有太监的真正原因：纯粹的经济问题。他都没给动物割过，你怎能放心让他割？
由于没有畜牧业，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人都是不吃肉的——没肉吃。我们以前形容一个人穷，最多是“三月不知肉味，嘴里淡出个鸟来”，而日本人可能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不知肉味，嘴里连鸟蛋都淡出来了。日本人吃不上肉，只好鄙视吃肉的行为，认为那是“脏东西”，碰上某些时候，“吃肉”的方法就是关起门来，一家人干坐两小时，然后推开门宣布：“今天我们吃肉啦！”
直到1872年左右，在我们即将出场的这位人物的带领下，日本全国国民才开始吃牛肉。
这就是农业社会时期日本的现实。农业生产水平单一低下，住得不好，吃得简单，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却很频繁。穷得受不了的日本人只好冒险渡海，到中国的沿海抢劫，于是，我们熟悉的一批人——倭寇出现了。
在我们印象中，倭寇是那些小打小闹抢完东西就走的零星队伍，其实就连当时日本的统治阶层，都很有当倭寇的瘾，他们最大的梦想是有朝一日登上富饶美丽的中华大地。幕府时期的1592年（明朝万历年间），大将丰臣秀吉曾带领日军打到鸭绿江边，并计划最终打过鸭绿江，建立一个以北京为首都的大东亚帝国，把北京周边十个县给天皇，其余的他自己掌管。
丰臣秀吉的狂想虽然最终幻灭了，但是，这一设想成了日本“大陆政策”的源头之一，日本人对中华大地的虎视可谓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日本的最后一任幕府属于德川家族，称为“德川幕府”。从1633年起，为了严格禁止西方基督教在日本传教，德川幕府宣布了长达200年的“闭关锁国”，在先后五次颁布的“锁国令”中，非法出海的日本国民一律被严厉处死，在海外居住五年以上的日本人自动脱离日本国籍，禁止再回国。整个日本只把长崎港稍微开放了一下，允许日本商人在这里同中华帝国、荷兰和朝鲜三国做有限的国际贸易，换点茶叶、丝绸、奶酪什么的，而完全禁止同其他欧美国家的任何贸易和交往。
一切从1854年改变了。在1840年英国人用炮火轰开了清国的国门之后，美国人也用炮火轰开了日本的国门，迫使日本签订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亲善条约》。然后，英国人、俄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蜂拥而至，纷纷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什么开放通商口岸、划定租界，被迫给予西方列强治外法权和最惠国待遇等这些在清国出现的事情，也在日本出现了，日本于是被迫对外开放——进入了“开国”时代。
但在日本百姓看来这是卖国。民族感情加上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经济搜刮，使得日本各地纷纷揭竿而起，举起了反抗西方侵略者和政府——幕府“卖国统治”的大旗。在1857～1867年的十年间，日本全国爆发了500多次农民起义，起义的后期，西南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大名和武士阶层加入了进来，想趁机摆脱幕府的统治，史称“倒幕运动”。
大家知道，起义总要搞个口号，用来表达理想，凝聚人心，建立统一战线，临死前还可以振臂高呼一下，激励后来人。对于倒幕派来说，现成的口号是赶走洋人——“攘夷”，但这还不够，还需要推出一个起义的精神领袖，这个人应该是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于是，大家想起了那个躲在破破烂烂的皇宫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天皇。
在“尊王攘夷”口号的带领下，经过几次规模不大的战斗（日本人少，当兵的更少，所谓“大战”经常是几百人的群架），到1867年，倒幕派取得了胜利，第二年，幕府被迫将权力交还给天皇，日本首都由京都迁往江户，改名为东京，幕府从此退出日本的政治舞台，史称“王政复古”。
但这个时候，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
那就是倒幕派推出的精神领袖孝明天皇去世了，当时天皇正值壮年（30多岁），所以关于他的死，历史上一直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认为他是得病死的，也有人认为他是被倒幕派毒杀的，以便更好地控制他的儿子。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是个谜。
孝明天皇去世后，他16岁的儿子继承皇位。这就是睦仁——日本第122代天皇。
虽然之前的睦仁是皇太子，住在京都的皇宫里，但由于受到德川幕府的软禁，他从一生下来过的就是一种囚徒式的生活。
他一家是没有行动自由的。父亲孝明天皇每天生活在不安和恐惧之中，神经高度紧张。皇宫破破烂烂的，清冷狭小，宫墙早已经坍塌，在恐怖气氛的感染下，一到晚上，就出现了类似日本鬼片里的场景。小时候的睦仁经常被雷惊醒，吓得哇哇大哭时，却没有人来保护他。大部分的时候，他只能一个人待着，孤独地成长，陪伴他的是几个有气无力的老妈子，偶尔能够听见宫墙外其他人的欢笑声，或者看见越过宫墙的风筝，但他走不出去，长年累月地生活在鬼片里。
皇宫里的生活也比较悲惨，虽然不至于饿死，但也仅仅能解决温饱。睦仁的姐姐还因为没有房子住，只好寄养在寺院里。
睦仁最大的兴趣爱好是看书。借着晚上微弱的光亮，从各种途径找来的日本的、中国的和西方的书籍，他通通要看，钻研学问，认真地做笔记。这增长了他的知识，也带给了他勇气，更陪他度过了那些难熬的无聊寂寞的时光。
在所有的书籍里面，他最爱看的是战争书籍，他很佩服那些南征北战的将军，最大的梦想是能够亲自带领一支军队，去战场上厮杀！
对于一个被软禁的皇太子来说，这样的梦想只能想想而已。多年刀口下求生存的生活磨砺了他，也锻造了他的聪敏和野心。他的性格沉默寡言，人前显得腼腆而胆怯，骨子里却隐藏着冷酷和赌徒性质——因为他知道，自己原本就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宫廷内外人情的冷暖与世事的无常也让他少年老成。在一个个身家性命被别人掌控着的日子里，在一个个自尊被别人踩在脚底下的时候，他只有忍耐，他并不是不想反抗，他只是知道，当反抗无力的时候，唯一要做的就是积蓄自己的力量，去坚忍等待。
然后他等来了倒幕运动的胜利和目睹父亲的死去，成为了新一代的天皇，成功地摆脱了幕府的软禁，告别了囚徒式的生活。这时候，他终于发现，命运之神会为难一个人，但不会永远刁难一个人。对待一个人最残酷的方法，就是给他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式的生活，而对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人来说，越早接受生活的磨砺，越早明白人只能靠自己，就越幸运。
因为这会给你一颗坚强的心。
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心灵是很容易受到伤害的，在遭受生活的磨砺或者情感的打击之后，它会伤痕累累，也许更加脆弱，也许慢慢变得坚硬，也许会更加麻木，但这都不是一颗坚强的心。
一颗坚强的心就是经过了这些洗礼之后，在战胜所有的恐惧、疑惑和失落之后，你会发现，那些曾经丢失的信心、勇气和信任也重新回到了你的心里。这是人生真正的财富，它使你对生活永远充满希望，对自己永远充满信心，即使是带着累累的伤痕，也能轻装前进，即使是在跌倒多次后，仍然能找到前进的方向。人生最关键的，其实就是在不如意的时候如何扛下来。
只有一颗学会了即使在角落里哭泣也要在抬头后微笑的心，才是真正坚强的心。
前进道路上的陷阱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我们，等着我们掉下去，然后爬起来。当真正爬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原本就是一个坚强的战士！
当睦仁离开生活了16年的京都前往东京新皇宫的时候，他把这当作了一个新的征程。
去用战刀砍出你的灵魂吧！睦仁告诉自己。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有着坚强的心的人，因为每一个赌徒都有一颗坚强的心。
尽管睦仁知道，自己也可能只是倒幕派手中的一枚新的棋子，但倒幕派内部要取得平衡，必须将最大的权力归还于他。睦仁决定利用好这个机会，完成从精神领袖到实际领袖的转变，用自己的实力告诉所有人：我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君主！
在东京新的皇宫里，睦仁仍然刻苦攻读各国书籍。为了安心读书，他不仅裁撤了后宫三分之二的女官，自己还搬到外殿去住，大半年也不会去后宫一次，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统治国家的理论，以及战争的知识。然后，他在宫里亲自训练亲兵，跟将士们比赛骑马，他要求士兵们称呼他为“元帅”。因为在他心里，永远隐藏着那个金戈铁马、纵横驰骋的梦想！
而当睦仁回到处理政事的大殿，从梦想中惊醒过来，面对这个贫穷破落的国家，这个民族骨子里的不安和自卑又涌上他的心头。
日本还是一如既往的穷，四周都是茫茫大海，“日本沉没”的传说就像一个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深深地植根在骨子里。
皇国乃绝海之一大孤岛啊，土地贫狭，物产稀缺，当人口过剩、资源用竭的那一天，活下去的希望难道就是去跟鲨鱼抢吃的？
东京湾的大海边，睦仁时常走出皇宫，朝海面远眺。我们不能认为他是在看风景，他是在排遣沉重的心情。
我只有去继续丰臣秀吉的事业，让那美丽富饶的中华大陆成为日本的领地，我才能得到日本臣民的真正拥护，也得到真正属于我的权力！
我要去实现那个遥远的“大陆政策”！
我要开拓万里波涛，宣国威于四方！
出征吧！我们穷，但我们可以去对岸的清国那里抢过来！
1868年9月，睦仁正式举行登基大典。礼仪过后，睦仁登上属于他的高台御座，他环视四周，拿出一本书——《易经》，翻到其中的一页，他高声而念：
“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
睦仁史称明治天皇。
御前会议上，睦仁将他的心愿告诉众位大臣，大臣们惊奇地听着这位16岁少年的梦想，睦仁说完，大殿里先是一阵出奇的安静。然后，所有人反应过来了，他们激动万分地表示：陛下，实现“大陆政策”，这也正是臣等多年的梦想啊！
大家激动之时，有一个人站出来了，他告诉睦仁：陛下，您刚刚登基，还急不得，我们必须先做好另外一件事情。
他叫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出生在倒幕的西南四藩之一——长州藩。年轻时的伊藤博文虽然是个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但为了“尊王攘夷”，他成立了一支暗杀队，带领一帮人，表面上成天在街上晃荡，实际是寻找机会对洋公使下刀子，在暗杀不成之后，就去公使馆放火。
伊藤博文的热血感动了长州藩的藩主，又担心他这样闹下去会闯出更大的祸端，就干脆出钱送他去英国学习深造。
正当伊藤博文在伦敦啃着英语书时，英国军舰和长州藩又发生了冲突，双方要打起来。听到这个消息，伊藤博文赶忙丢下课本，赶回长州藩。
大家以为他是来参加战斗的，不过伊藤博文的表现让人们大吃一惊：他是来帮英国人说话的。伊藤博文力劝藩主不要跟英国人战斗，先做出让步。他的理由是：洋人很强大，以我们藩现在的实力，是打不过他们的，长州藩只有先向洋人做出部分妥协，保存和发展实力，在倒幕运动成功，日本真正统一和强大之后，再跟洋鬼子计较不迟。
伊藤博文告诉他们，以自己对外面世界的了解，现在与外国人作战，必输！
而曾经跟伊藤博文一同灭洋的“战友”对此无法接受，他们怀疑伊藤博文已经变成了“英国奸细”，喝了点洋墨水就站在洋鬼子一边。于是，“战友”们又成立了暗杀队，只不过这次的暗杀对象变成了“伊藤奸细”，好在有藩主的暗中保护，伊藤博文才逃过暗杀。
然后，长州藩的战斗打响了，英法美荷四国联军的大炮将马关炸成烂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大家才认识到伊藤博文说的是对的。长州藩转而开始从“灭洋”到“学洋”，从“攘夷”到“师夷”，对外开放，自立自强，最后联合西南地区其他三个藩成功倒幕，扶植睦仁登台。
这就是知识分子伊藤博文在明治政府成立之前的重要经历。明治政府成立后，伊藤博文成为了政府里重要的智囊，一路升官。这个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灵活，注重实际利益，他没有一个被很多条框禁锢住的头脑，不会一头钻进某个死胡同里就出不来。不背包袱，放得下身段，能很快接受现实让他接受的东西。他的表面上是文人，骨子里却是武士，不仅能拿毛笔，还能握战刀，不仅可以读书，还能打架——这与一头扎进八股文、浑身散发出“妇人之态”的清国读书人是不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伊藤博文也是一个可怕的人。不怕只会打架的流氓，就怕除了会打架还有文化的流氓——这话是有道理的。
伊藤博文告诉睦仁，侵外必先安内，陛下现在对于您最重要的是清理好后院，外侵之前必须做好一件事情——集权。
集权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清除旧势力。既然幕府已经倒了，按照兔死狗烹、过河拆桥、打江山人不能坐江山的原则，藩主和武士这两个阶层就逃不过被清洗的命运。睦仁需要下一道命令，命令各藩藩主必须交出他们的土地和军队，并且在行政机构上不再保留藩，全日本的行政区划重新分为三府72县。
这就是废藩置县。废藩置县的政策对日本的影响是巨大的。前面已经讲过，之前的日本虽然被称作一个国家，但实际和我国西周时期的诸侯分封差不多。作为国家的权力中心的幕府并不是直接统治这个国家的，它下面还有大大小小200多个藩，各藩各有各的政策，各收各的税，也就相当于200多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而废藩置县结束了这种诸侯分封，统一行政，统一收税，建立了一个真正统一的近代化国家。所有的日本人，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才有了“国家”的概念。
此时，大家一定会想到我国历史上取代诸侯分封的郡县制，而睦仁和伊藤博文类似我国历史上的两个人——嬴政和李斯。正是这个效果。
在解决了诸侯地主之后，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地主的打手——武士。
这是一件极为棘手的事，因为武士在倒幕运动中贡献是最大的，他们大都是没有读过几年书的武夫，唯一认识的就是一个字——刀。大爷就是用刀来解决问题的，之前听说要推翻幕府，拖着刀就上了，舍生忘死，浴血奋战，现在听说要废除，能不急吗？
但是站在国家的角度，这一批人必须废除。
因为除了没事磨磨刀以外，武士这个阶层是不劳动的，以前是各藩拿钱养着他们，现在藩没有了，他们就向国家要钱，而国家是出不起这个钱的（穷）。
更重要的是，西方列强已经让睦仁和他的团队明白，这不再是一个拿刀砍人的时代，而是依靠铁枪大炮的时代。武士阶层不管为国家的统一建立过多少功勋，也不管他们的过去有多么辉煌，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他们已经没什么用了。
但是废除武士阶层要冒更大的风险，一旦逼急了他们，手中的刀又是起义的武器。于是明治政府采取了一个逐步清算的方法。先是颁布了征兵令，规定凡是20岁以上身体健康的男子必须义务服兵役，也就是说所有的年轻男人都变成了国家新的“武士”，原来的武士就没有了特殊性，既然不特殊，国家就再没必要出钱养着他们，而且还必须和其他人一样要交税。
这个命令并没有激起多大的波澜，引发动乱的是下一个命令——废刀令。
所谓废刀令，就是规定武士不能随便带刀上街。我们知道，武士是刀不离身的，白天扛着它走路，晚上抱着它睡觉。很显然这是一个彻底摧毁武士阶层的命令。你说之前让我们失业交税也就忍了，这个精神上的打击谁也受不了啊。
但睦仁的态度很坚决：今后能动刀子的，只有国家！而且要对外动刀子！个人不能动，每天扛着一把刀，吓唬谁呢。
担心的事终于发生。1874年，一个著名的人物西乡隆盛回到了他的家乡鹿儿岛县，武士们都簇拥到他身边，要求他为武士说说话。提到西乡隆盛大家一定很熟悉他那首被青年毛泽东同志引用过的诗：
男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死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最原始版本的作者是西乡隆盛的战友月性和尚，西乡隆盛略作了修改。所谓战友，就是一起参加了倒幕派对幕府的作战行动，西乡隆盛就是其中的领军人物，为推翻幕府和建立明治政府立下了赫赫战功，连东京都是他为政府夺取下来的。而西乡隆盛本人出生于下级武士家庭，是当时全日本武士的精神偶像。
三年后（1877年）西乡隆盛最终举起了反抗政府的大旗。最后，政府军艰难战胜，西乡隆盛被割下首级，这次战争也是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内战（双方各战死6000人），史称西南战争。
武士的问题解决了，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被排除。自此，日本已经完成了从形式到实质的统一，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已经建立。而睦仁的权势也大大增强了，因为他成了国家新的武士——义务兵的效忠对象。
接下来，就是完成集权的第二步：培育新势力，进行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变革。
从有历史资料记载开始，日本一直是这个世界上最善于学习的民族，他们的思想、制度和生活方式都是从国外学习过来的，顶多有个结合自身环境，消化吸收后的再加工。在漫长的农业文明里，中华帝国一直是日本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但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认为，必须改变学习对象，向有铁枪大炮的西方人学习。
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日本著名学者福泽谕吉，如今一万日元上印着的头像，就是此人。福泽谕吉抛出了著名的“脱亚入欧论”。睦仁派出了一茬一茬的代表团去欧美取经，学习政治、军队、社会制度，在这些代表团取经回来后，日本成了一个奇怪的国家。
这个奇怪的国家实行了君主立宪，有内阁，有议会，开放了党禁和报禁，实行多党制，人们基本可以自由地批评政府，有全民共守的宪法，这些都是同西方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没有区别。而最重要的区别是这一条：天皇的权力。
按照日本宪法规定，天皇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制约。跟西方立宪体中“君权民授”不同，它的本质是“民权君授”，也就是说西方的国王或者总统的权力是民众通过议会授予并制约，而睦仁是将天皇的很大一部分权力下放给了普通民众。这样的体制，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开明的专制”。
与此同时，日本虽然高调宣扬“脱亚入欧”，但也并没有完全西化。
比如他们穿上了西服，但和服仍然受到欢迎，正式场合是握手礼，日常场合是鞠躬礼。更重要的是，尽管废除了武士，但也保留了日本传统文化的核心——武士道精神。这种保留将对后来的日本产生很大的影响。
好吧，对于睦仁来说，这并没有损失。虽然分了一部分权出去，但他的权力原本就是被幕府占有的，还不给饱饭吃，现在过上好日子了，真的没必要死捂着权力的袋子。将原来的封建君权改为君主立宪，普通国民对政治的参与度更高，大家切身感受到，所谓政治，就是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而政府就是这个共同利益的代言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每个人都会提建议和出力气，当政府做得好时，会真心支持，但政府出现差错时，会积极监督，当政府遇到困难时，也会砸锅卖铁变卖首饰家产支持政府。总之一句话，它成功地将政府的利益和民众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
日本人由此更加强化了“国家”的概念，虽然国土面积只有巴掌大，又穷得吃不上肉，但“大日本帝国”的观念开始逐渐深入每一个人的内心。这就是利益捆绑带来的好处，当一个政府真的代表了大部分人的根本利益时，不用什么“忠君爱国”的宣传，大家也会尽全力支持它。
而通过开放舆论监督，让一向喜欢骂骂政府的知识分子享受点自由，可以随便骂骂政府和其他人，也可以随便被其他人骂骂，在这样长盛不衰的骂战中，他们磨砺了自己，提高了骂的水平和其他水平，然后整个社会的思想理论水平也提高了。
总之，这是一种既可以维护政权利益又可以换来全民效忠的方法；适应近代社会的时代潮流，在体制和精神层面解放了这个国家；更是一种让大家安心去勤劳致富，然后自己多收税的方法。这实在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
这就是“明治维新”的核心内容。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它给日本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多的正能量，但它在本质上，我认为还是加强了睦仁的集权。而在政治体制改革之外，通过另外的一项工作，睦仁的权力不仅得到进一步增加，也让日本这个奇怪的国家变得更加奇怪，那就是——军队改革。
前面我们提到，在废除武士阶层时，日本颁布了征兵令，实施全民皆兵的义务兵役制，这使得日本的兵力大为增强，但这并非奇怪之处，奇怪的是这支军队的管理。
经过多次兵制改革，日本军队中征兵、养兵等属于行政的部分（军政）归政府管，而派兵、调兵、作战等属于命令的部分（军令）归另外一个机构——参谋本部管。所谓参谋本部，也就是总参谋部，古代的参谋就是那些摇摇鹅毛扇子的人，负责给大将提建议，具体该怎么打，还得将领拿主意。但在日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门，它是独立于政府的。
也就是说，政府只管招兵和养兵，至于这些兵要干什么，准备如何干，一概无权过问。在军队里，指挥士兵的是军官，而指挥军官的，就是参谋。参谋归上一级参谋管，上一级参谋又归再上一级参谋管，直到最后的参谋本部。
那么，参谋本部又归谁管？大家猜对了，它就归天皇管——也就是睦仁大哥。
有人要说，这也没什么奇怪嘛，实际上就是睦仁通过参谋集团来控制军队，这跟我国宋朝的皇帝通过文臣驾驭武将差不多。问题出在这些参谋，他们并不是什么文臣，而是一群特殊的军人。
参谋们是从小开始培养的，一批孩子还吃着奶就被送到幼年军校，然后一直读到相当于大学的士官学校。在这些学校里，所有的教育都是围绕如何作战展开，而作战的核心只有两个字——进攻。
举个例子。在考试的时候，老师冷不丁抛出一个问题：“前方发现敌军！”如果你下意识地问一句：“有多少人？”那么你完了，标准答案是：“进攻，包抄消灭敌人！”如果老师再来一句“敌众我寡，有利防守”，你要是真的来一句“防守”也完蛋了，标准答案是：“想办法包抄进攻！”
而学校里唯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我们在电视里听过多次的那句话——“为天皇陛下尽忠！”
大家知道了，这些的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参谋，就是一群狂热的战争分子，一堆极端的战争机器。长期封闭的军校生活使他们跟社会脱节，既不懂政治，也不懂社会，只知道听命令。如果让他们去打火星，估计也会去的。而他们上了战场最喜欢做的只有一件事——包抄。他们相信只有首先把自己置之于死地，才能绝处逢生。为了取胜，他们是不惜血本的，也不会在乎伤亡率，什么人体盾牌、人肉炸弹，通通都能用上，哪怕只剩下两个人，都要再去围一次。
要指出的是，参谋本部管理的是陆军的参谋。后来新兴的兵种——海军出现了，于是属于海军的“参谋本部”也设立了——它换了一个名称，叫海军军令部，同样，海军军令部的头儿也是睦仁。
到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一旦开战，如何能从组织上保证陆军和海军相互配合。如果是陆军只打陆军的，海军只打海军的，那就乱了，效果肯定不理想。于是，日军又设置了一个完全为战争服务的机构——战时大本营。
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战时大本营。这个机构平时并不存在，只有到了决定发起战争前夕才会成立，也就是说战时大本营的成立就标志着日本马上要开战。跟参谋本部一样，它也是独立于政府的，首脑仍然是睦仁，而其他组成人员都是陆海两军的高级参谋和指挥官，政府里的文职人员不得参加，即使是内阁总理也不行。
由于天皇的权力并不受限制，又是陆海两军的最高首脑，他的手下又是一群狂热的战争机器，我想大家已经理解了一个名词——军国主义。
好吧，是时候总结一下日本这个国家了。通过上面的描述，我们已经知道，明治时期的日本是一个处于新旧之间的国家，一个半新半旧的国家，也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它学习了西方的近代政治体制，又保留了一个真正的皇帝；虽然成功倒幕，但整个国家又留下了军人可以干政的幕府遗风。这样的体制和阴魂不散的“大陆政策”结合起来，对于清国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国家。
危险并不是后来才有，在一个很早的时候，在清洗武士、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发展这些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做好的时候，睦仁就已经开始了一场掏家底的豪赌。早在1874年，在废藩置县取得成功的同时，睦仁就开始了他登基后的第一次对外用兵——台湾。
睦仁御桌的案头，摆放着一叠厚厚的文件，这是《台湾番地征战要略》，也就是武装侵占台湾的指导方案。当时大臣内部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应该先去打朝鲜（征韩论），而另一派认为先不着急攻下朝鲜，为了实现“大陆政策”，可以先从清国的离岛台湾入手，打开缺口。睦仁支持了先攻占台湾的意见，他告诉众位大臣：必须先夺取台湾，以便永固皇国的南门！
夺取台湾并不容易，因为向台湾出兵意味着跟清国开战，总要找个借口。这个借口就出现在三年前（1871年）台湾和琉球国之间的一次渔民冲突上。
琉球国是一个群岛国家，大小36岛散布在台湾东北的茫茫大海上，明朝时，它曾是大明帝国的藩属国，然后成为清的藩属国。为了方便向清国朝贡，琉球国在福州设置办事机构——琉球馆，每两年进贡一次，而它也受到清国的册封和保护。但是，和朝鲜的情况一样，日本也在琉球扶植了自己的势力。
可见，渔民冲突和日本无关，它是清国和琉球国之间的事情，而且当时也已经得到了处理。明治政府在当时也并不知道此事，在渔民冲突一年后才偶然从清国的外交文件中得知，于是日本人知道他们可以打个歪主意了：打着为琉球渔民“出头”的旗号，武装侵犯台湾！
1874年4月4日，日本本土成立了入侵台湾的机构——“台湾都督府”。也就是说，还没有行动，台湾已经被当作了第四个府。睦仁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西乡隆盛的弟弟）为台湾都督，由西乡从道率领五艘军舰、13艘运输补给船和36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从长崎军事基地出发，开向台湾！
需要说明的是，这36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实际上是陆军，因为这一时期日本全国海军的总人数很可怜——1500人，主要用于海上打渔。但是，对于睦仁来说，这点老本已经够赌一次了。
是的，我从来就是一个赌徒，为了得到那些想要的，我必须先去赌一把，押上自己的家底，没有关系，因为家底本来也不丰厚。赌成了，大家吃肉，赌不成，没有关系，有了经验下次再来，要知道那块肉总会被我们吃掉的。
5月6日，日本舰队绕过台湾岛，在台湾最南端的恒春（电影《海角七号》主景地）靠岸，陆战队在军舰炮火的掩护下强行登陆。
恒春沿海的台湾原住民部落英勇地反击了，虽然他们手中的武器还属于原始社会级别的——只有砍刀、镖枪，但是他们利用有利地形，埋伏在高山峡谷间，英勇阻击日军。
在原住民阻截日军的同时，十万火急的军情传到了北京，清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表示了对日军入侵台湾的严重关切。抗议声中，日军对原住民部落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围剿和歼灭，成功地占领了恒春。西乡从道将他的“台湾都督府”搬到了恒春。
直到此时，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林则徐女婿）才明确得到了来自北京的令他率领舰队出发的命令，但按照命令，他不是去作战，而是执行另外一个任务——进行军事演习。朝廷显然还是希望用谈判来解决问题。
这时候睦仁也在盼望着谈判。不是他突然收敛了“平定台湾”的野心，而是西乡从道告诉他：在占领恒春后，部队再也无法前进了。
士兵们水土不服，军中流行痢疾和瘟疫，每个人都抓紧时间往厕所跑，刚刚提上裤子，上大号的感觉又来了。而日军是找不到的药品的，因为恒春周边所有的百姓坚壁清野，无论日本人出钱买还是用刀逼，台湾人都拒绝提供任何食物和药品，就这样，每天拉肚子拉死的日本士兵有20人左右。而此时原先被击退的英勇的原住民又重新组织起来了，他们捡起地上的砍刀、镖枪，没日没夜地袭扰“都督府”，焦头烂额的西乡从道只好派人向睦仁汇报：陛下啊，这个地方简直不是人待的，我们现在真的还不具备占领台湾的条件，即使打得下来，也无法在这里长留，还是先跟清国谈谈，捞上一笔吧。
在睦仁指派的全权谈判大臣到达北京后，1875年，清日《北京条约》签订了。在这个条约中，日军答应从台湾撤军，而清国放弃了封贡长达500年的琉球王国，自动脱离宗主国地位，以后你日本对琉球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五年后（1879年），日军进驻琉球，琉球国王被软禁到东京，琉球王子逃出，漂洋过海千里迢迢来到天津，每天早晨在李鸿章的衙门外长跪不起，哭请清国出兵救救琉球，但清国政府出于综合考虑，最终放弃出兵——琉球就这样完全被日军占领了，改名为冲绳，成为日本的第73个县。
而就在这一年，沈葆桢去世了，死前他留下了一封遗折：要防备日本人，日本自入侵台湾后，从天皇到大臣，野心一直不死！
在冲绳的日军发现了附近还有几个无人小岛，于是他们登陆上去，在上面插了根桩，写明此地归冲绳管辖。大家知道，这几个小岛就是钓鱼岛，日本人最先去了岛上溜达，但问题就在于这些岛的名字。
按照国际法，茫茫大海中的孤岛上面如果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以他们的语言文字命名，那么这样的岛屿就属于还没有被发现的无主之地，谁先占了就是谁的，先到先得。问题是在日军登岛之前，“钓鱼岛”这个名字已经存在几百年了，并且明确地存在于有文字记载的史料中，当时它是作为明朝人前往属国琉球的航标而被记载的，所以按照国际法，它们是中华的领土，而日军属于非法侵占。
1885年9月6日，上海《申报》第一次报道了日本企图窃取钓鱼岛的消息。不过，这样的消息当时还没引起多大的重视，无论是清国还是日本，都没有出现“保钓”人士，不就是几个光秃秃的石头岛嘛，大家都忘了。直到几十年后，海洋石油勘测技术出现，钓鱼岛附近发现大量石油天然气，老问题才被翻出来，钓鱼岛也名扬天下了。
让我们回到日本出兵台湾的事件，在1879年吞并琉球之后，睦仁上台后的第一次出兵活动结束了。用3000多人的豪赌就换来了一个县，成果斐然。照常说一般人都会乐上一阵。但睦仁脸上的表情却不是欢喜，而是很郁闷，他威严地环视左右：为什么台湾还没有得到？
如果连一个小小的台湾都还没有得到，我们又如何能实现“大陆政策”？
大臣们低头思索良久，然后告诉睦仁：陛下！这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强大！我们只有等待，耐心地去等待！
这一等待，就是15年。日本人的野心也不能不引起了清国的警惕，在这15年的时间里，双方都在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清国财大气粗，买军舰买枪炮。而日本人本钱不多，只能边买边引进技术自己改装改造，但为了军备的发展绝对达到了不惜血本的疯狂境界。
从1883年开始，睦仁宣布：从这年开始的八年时间里，国内收入最多的两项税收——酿造业、烟酒业税收政府不能拿走一分钱，全部用于建设海军和陆军的军费！
1885年，清国从德国购买亚洲最大的装甲军舰——定远号和镇远号装备北洋舰队。睦仁突然发现日本海军中还找不到一艘军舰的大炮可以击穿定远和镇远的装甲，深受刺激，于是他每天只吃一顿饭，每年从生活费中挤出1/10（30万元），并且要求大小官员也每年献出工资的1/10，作为购买和建造军舰的费用。
双方兵力对比的情况我们以后再说。15年过去，1894年到来了，朝鲜发生了东学党动乱，通过袁世凯的运作，清国即将向朝鲜派兵，而日本驻朝鲜公使信誓旦旦地向袁世凯表示：我们日本只注重保护商业利益，即使你们派兵，我们也不会派兵的，和平还是我们两国之间的主题。
但是，日本人真正的计划隐藏在他们的心底。当年“大陆政策”的鼻祖丰臣秀吉正是以朝鲜为跳板，进犯中华帝国的大陆——取清国，必先取朝鲜！现在机会又来了。
日本人的真正计划是：日本是一定要向朝鲜派兵的，先根据之前的清日《天津条约》，把军队光明正大地开进朝鲜，让清日两国的军队在朝鲜短兵相接。然后想办法擦枪走火，将朝鲜国内的动乱直接演变成清日两军冲突，引爆清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