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要来注意一下北京城内另外一伙人——公使。他们不仅是义和拳骚乱的利益攸关方，更是对拳民感到最为恐惧的人，广大的“红头巾”要“灭”的，就是他们啊。
1900年3月2日（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二甲戌日），英、美、德、法、意五国公使，再次前往总理衙门就直隶义和拳迅猛发展的问题向朝廷提出抗议，要求迅速将拳民剿灭。三天后，五国公使严重警告：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必要手段”。什么是“必要手段”，我们很快就会知道。
4月6日，公使团向朝廷发出通牒：限令在两个月内将拳民剿灭干净，否则他们将出动各自国家的军队，在直隶和山东“代剿”（请大家记住这个日子）！随后，英、美、法、意六艘军舰开到大沽口外，在海上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各国军舰开始源源不断地开赴大沽口外，停泊在外海。
高洛村事件后，公使们感到了无比恐惧。现在连小孩都能看出来，这些拳民是要进城的，如果他们冲到北京，冲进使馆，使馆里的人都手无寸铁，连踩都要被踩死啊。公使夫人们通过各种渠道，把自己的孩子送往日本，而十一国公使馆都在储藏面粉、大米、大豆、煤油、煤炭等生活用品——后来的事实证明，局势紧张之时先囤点吃的东西实在是太有必要了。
慈禧并没有不管这些公使，她怕的就是拳民的动乱会刺激洋人，所以在她之前一次次颁布剿匪上谕时，总理衙门的官员也一次次来到使馆，向公使们保证：我们会用一切力量来保护使馆和你们的安全，你们就放心吧。5月22日，步军统领衙门发布在北京城内“禁拳”的10项措施之时，就已经专门派兵勇在使馆区外巡逻，保护使馆和教堂。然而，洋人们最敏感的不是使馆区外增加了多少保安，而是拳民离北京还有多远。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知道了，5月29日，拳民大部队到达丰台，一把火烧掉丰台火车站，附近的津芦铁路被破坏。此时大沽口外的军舰已经云集到20多艘，然而，北京城里的公使、传教士等所有洋人的恐惧是空前的。
虽然外海有他们的军舰，但毕竟离北京还有200多里，士兵们上岸后必须通过津芦铁路才能快速到达北京救他们。同样地，一旦北京形势危急，这条铁路也是北京城内所有洋人快速逃离北京，到达天津出海口的救命通道。而现在，这条铁路毁了，也就是说，逃命的通道没了，救援的军队很难迅速到来，他们也无法立即逃离，已经成了瓮中之鳖！
29日，公使们经过紧急磋商后，决定由八国紧急调兵进京。他们向总理衙门提出了调一批他们自己的“保安”（使馆卫队）进京的要求。洋人要调兵进京！这个消息深深地刺激了慈禧和朝中大臣。虽然1898年10月初（端王集团造谣光绪被洋人害死了之际），洋人的军队也曾以护卫使馆为名开进过北京，但那次北京的形势远远没有现在这么严峻。而现在，在拳民聚集北京城外之际，如果洋兵再次进京，不仅朝廷的脸面没地儿搁，而且更加不利于局势的稳定，擦枪走火的事情必然难以避免！
这一天，荣禄紧急“销假”上朝，连上七道奏折要求剿匪，慈禧两天内明发两道上谕要求“各有关部门”严厉剿匪，同时调动武卫军中军、前军和直隶淮军练军准备围剿匪民。为了让洋人们安心，慈禧特意在29日的上谕中强调要保护使馆和教堂，免得洋人要动武（“现在人心浮动遇事生风，凡有教堂教民地方，均应实力保护，俾获安全，而弭祸变！”）。
至于保护好津芦铁路对安抚住洋人的重要性，慈禧其实也注意到了（在洋人要“动武”之后，她始终在关注洋大人），所以她不惜让武卫军前军分兵去保护津芦铁路，并且还在5月30日特意发了一道“电旨”
给裕禄（“著裕禄饬令聂士成，将芦保、津芦两路电线铁道，专派队伍，妥为保护，毋任再有疏虞，是为至要！”），真是交代了又交代，叮嘱了又叮嘱啊！
然后，在5月30日，总理衙门礼貌地回绝了洋人调兵的请求，官员们又开始做公使们的思想工作了：各位尊敬的公使阁下啊，北京的局势很快就会稳定，朝廷将一举歼灭义和拳，所有的铁路将会得到妥善的保护，你们在北京将是安全的，请你们放心吧！
然而，北京城里已经有了另外一个比官方消息更加令洋人恐慌的厉害武器——谣言。
5月29日起，谣言已经开始在北京城内涌现，很多人都在谣传，朝廷其实“已经剿不了匪”，义和拳已经做好了攻城的准备，他们要在6月1日这天（农历端午节）杀尽北京城内所有洋人！
与此同时，5月29日，保定的拳民围攻了在芦保铁路上工作的洋人铁路工程师，40多名洋人工程师和家属向天津方向逃窜，拳民一路追杀，这个消息传到了北京的时候，是谣传这些洋人和他们的家属已经全部遇害！
公使们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决定不顾朝廷未批准，自己调兵进京。5月31日，天津租界的洋兵开始坐火车开进北京，公使团通知总理衙门：不管你们同不同意，军队都必须进京！
总理衙门的官员再次前往公使馆，希望公使们能够收回命令，然而，所有的解释、劝说甚至哀求都是无效的。
朝廷终于知道没有办法阻止这支军队的进城了，为了照顾面子，总理衙门只好抢在军队进入北京前“批准”了公使们原来请求调兵的报告，然后提出了一个条件：能不能像上次（1898年10月）那样，规定每个国家进京的军队不超过30人？
应该说，总理衙门的这个要求是一点都不过分的。直隶的拳民确实很疯狂，但在公使们擅自调兵进京之前，他们并没有造成一个洋人的死亡（被追杀的保定洋人铁路工程师后来证实有几个人被杀，但那是在使馆区调兵之后），使馆区周边也还没有发现一个拳民，朝廷已经派出了兵勇在守卫，八国派军进入一个国家的首都本来就是非法的，如果还不做出人数上的限制，那根本就是没把大清朝廷当政府了。
然而，朝廷这个可怜愿望最后也破灭了，各国公使都完全没有理会30人的“上限”。1900年5月31日至6月3日，八国军队以护卫使馆为名，携带枪炮，分批强行开进北京。根据当时不同当事人的记录，准确的军队人数各有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八国军队的总人数在450人左右，平均每队接近60人，没有一个国家遵守人数不超过30人的规定（有个别记录称日本出兵未超过30人）。
而这些国家各自出兵的秘密，我们以后就会知道。
这是史上第一批进入北京的八国联军（为了便于分辨，我们仍然称他们为“使馆卫队”），他们非法进京，又以远远超过限定人数强行进京，进驻位于皇宫附近的使馆区，皇宫位于大炮的射程之内！也就是说，尽管他们还是只有几百人，但他们可以几炮轰掉紫禁城！
形势急转直下了！按照惯例，此时慈禧并没有住在皇宫，而是（携光绪）住在她的夏季办公场所——颐和园。要是在往常，慈禧是可以舒舒服服地“消暑”的，而现在，接到“使馆卫队”进京的报告之时，正是荣禄、裕禄和聂士成三位军方巨头按照慈禧之前一举歼灭拳民的意旨，上报“三路兜截”计划，而慈禧也将要批准这个方案之时！
前面我们已经了解了慈禧对待拳民的根本态度，现在，是时候来了解一下她对待洋人的根本态度了，因为这种态度将决定慈禧接下来的出招。
1898年12月13日，此时正是1898年的“使馆卫队”还驻扎在北京城内之时，慈禧把北京城里洋人公使的老婆都接到了她的宫里，请她们吃了一顿大餐，临走时还每人送了一个金戒指，十分客气，十分友好，简直有贿赂的嫌疑。
而到了1899年11月21日，此时正是列强“瓜分”大清达到高潮之时，连意大利这样的“欧洲二流国”也试图侵占三门湾。慈禧给军机处和各省督抚发了一道上谕。在这道上谕中，慈禧对洋人的态度十分强硬，简直就有抡起袖子跟洋人动刀的态势（“万一强敌凭凌，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亦惟有理直气壮，敌忾同仇……‘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诸口，并且不可存诸心！”）。
慈禧一会儿送礼，一会儿又要威胁动刀，其实她的内心只有一个秘密——惊恐。对洋人无比的惊恐，但这种惊恐并不只是列强的“瓜分”。
我们知道，“清日甲午战争之后，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高潮”（教科书语），这是事实，因为甲午战争给当时世界的震动是“日本人打开了世界的眼，让人看到了大清帝国的真正无能”（1895年《纽约时报》），既然大清无能，那么大家都能像日本那样来发横财。于是，各国都来了，在大清的土地上圈钱圈地，当时的情况我们是比较清楚的：长城以北属俄国势力范围，长江流域属于英国，山东属德国，两广和云南大部分属法国，一部分属英国，日本在割走台湾岛后，又阴谋把手伸到福建。
但是，无论对于列强还是慈禧来说，他们最关心和最敏感的其实并不是在大清的土地上划分了多少势力范围和占了多少地盘，而是——权力。
统治清国百姓的是大清朝廷，谁都清楚，只要把控大清朝廷的皇权（哪怕是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实现比去划势力范围和占地更大的利益，而且是永远的利益。因为你不仅能统治地，还能统治很多的人——清国的百姓嘛，那是出了名的好统治啊。
也就是说，大清朝廷的皇权，才是各方争斗的真正核心。慈禧最惊恐的并不是失地，而是失权！在慈禧看来，如果洋人扶持光绪为傀儡，然后令她归政光绪，皇权也就从她手里滑落到洋人手上了，更何况康有为那一伙还在海外运作什么“保皇派”，这一点慈禧也不得不防。
正是因为她的掌权并不正当，正是因为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永远也不会得到真正解决），慈禧一直在猜忌和恐惧是否有什么势力要逼她废掉光绪（端王集团），或者勒令她归政光绪然后取代她成为新的“太上皇”（洋人的势力）——总之，是要逼她丢掉视为生命的皇权，所以，慈禧不得不送送礼，又对自己的臣子们打打预防针：如果洋人要借着“瓜分”逼迫她归政光绪（哪怕只有这种嫌疑和可能），这都是“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她都将不惜一战，将整个大清绑上战车！
这就是最真实的慈禧，过去我们常常认为慈禧属于经常性地两面三刀、朝令夕改，某些时候“保守”、某些时候又“开明”的飘逸型选手，经常让人看不懂。事实上，慈禧并不奇怪，也不“变态”，她所有的考虑都是从一个专制王朝“帝王”的角度出发的，她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帝王，一个“合格”的帝王，她对待洋人的根本态度和她对待拳民的根本态度是一致的。
洋人来“瓜分”大清了，慈禧自然会很心疼，但是，老人家更加时时刻刻记得的是——她是这个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如果有“中国”而无大清朝廷，她不会为了“中国”；而有大清朝廷而无她自己掌权，她不会为了大清。慈禧已经把“保中国”“保大清”和保她自己的权力分得清清楚楚，她只能在权力刀尖上行走，只能为权力而活，唯有如此，才能让她在无数次的权力斗争和危机中保持不败啊！
现在我们知道了，王朝的最高权力并不是那么好掌握的，慈禧就这样处于双面夹击、内外交困之中：这边，是要“废立”的端王集团；那边，是有“归政”嫌疑的列强集团。别说端王集团本来就有政治野心，列强集团也本来就有对大清侵略的利益——就算本来就是安分守己，也挡不住慈禧的惊恐和猜忌而被逼反啊。
那么慈禧最恐惧和戒备的是哪一方势力呢？
答案是：正是因为洋人是她唯一搞不定也没有自信和能力搞定的人，所以慈禧才对他们有最深的警惕和惊恐。
在慈禧看来，洋人的“使馆卫队”是完全没有必要进京的，因为在她的眼里，山东义和拳的骚乱主要是民教冲突，而直隶义和拳的骚乱主要是他们要进京而官兵们挡着不让他们进京（事实也是如此），说起来这还都是清国人民的“内部矛盾”。再加上北京城外并没有造成洋人死亡的严重事件，城内的使馆区更是十分安全，洋人急急忙忙调兵前来掺和，到底所为何事？
如果说这一批八国联军进京只是为了“护卫使馆”，慈禧是打死也不信的。
差不多两个月前（4月6日），公使团曾经向朝廷发过“最后通牒”，限令朝廷在两个月内将拳民剿灭干净，否则他们将“代剿”！现在时间差不多了，看来洋人只是要兑现“代剿”，调兵进京对付拳民。
但是，就像慈禧不相信拳民带着武器上街是“扶清”一样，她也不相信她搞不定的洋人军队开进皇宫周边、让皇宫处于大炮射程之内只是为了“代剿”！慈禧最担忧的是那个会令她半夜惊醒的后果——归政。
毫无疑问，在慈禧的眼里，这几百人的威胁远远要大过城外的那几万人。对付拳民，她基本没有了什么办法；而对付洋人，她是从来没办法的。也就是说，此时的慈禧已经断定对她的权力安全威胁最大的不是城外的义和拳，而是城内的“使馆卫队”！
慈禧做出了第一个反应，这是跟40年前英法联军进北京之前她与老公咸丰做出过的反应一样——逃。
“6月2日，法国公使从权威方面了解，慈禧太后准备逃往陕西西安府，因为义和拳对她本人采取了敌对的示威行动。”（引自《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当然，洋人“从权威方面”了解到的信息还是不太权威，因为让慈禧六神无主，真正感到害怕的并不是拳民，而是城内那几百人的洋人军队。只不过怕洋人，这是不能明白说出来的，大清被欺负几十年以来，谁说自己怕过洋人呢？
慈禧终究没有逃，不知道她是终于清醒过来还是臣子苦劝的结果，她毕竟还是这个朝廷的主人，是大清国的主人，大难临头之际又撇下臣民百姓独自跑了，那实在是说不过去的。
虽然最终没有逃，但慈禧已经下定决心：在确认洋人不会对她构成危险之前（也就是不会逼她归政之前），打死也不回皇宫！
那么，还有那个等待批准的“三路兜截”的计划到底该怎么办呢？很简单：紧急叫停。
洋兵已经在城内了，威胁最大的就是洋人，更可怕的是他们目的还不明，军队必须先保存实力，不能去向拳民开火，免得将来腹背受敌，这是急停的最主要原因。
另外，“使馆卫队”是荷枪实弹、耀武扬威进城的，全北京的老百姓也都看见了，而义和拳打出的并不是“反清”，他们打的恰恰是“扶清灭洋”的旗号，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再出动大军对义和拳进行大规模剿杀，那么朝廷就是“清国人打清国人”的罪魁祸首。这个民心因素，慈禧也不得不考虑一下。
最后，作为王朝的统治者，慈禧的眼光不仅是要盯着北京，还要盯着全大清，此时南方出现了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分子，一旦义和拳问题在京城处理不好，革命党人趁机号召百姓在各地发难，那就真的不好收场了。
也就是说，不是慈禧不想“剿匪”，而是无法“剿匪”。原先一举歼灭拳民的“三路兜截”计划，必须立即停止执行！
惊慌失措中，慈禧连发数道上谕改变政策。
6月3日当天，慈禧在颐和园连发上谕，分别给荣禄和裕禄，作为对他们上报的“三路兜截”计划的批示，没别的意思：行动取消，你们要把即将伸出去的铁拳给我生生撤回来。
先让裕禄改变一下工作方式：“现在畿辅一带，拳匪蔓延日广，亟应妥速解散以靖地方，该督（指裕禄）抚务当通饬各州县，亲历各乡，谆切劝导，不可操切从事！”
再给荣禄打预防针，控制武卫军不要冲动：“此等拳民，虽属良莠不齐，究系朝廷赤子，总宜设法弹压解散，该大学士（指荣禄）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是为至要！”
虽然是自己反悔，也是自己反复无常、朝令夕改，但慈禧对行动取消还是很有信心的，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荣禄和裕禄一定不敢不听她的话的。果然，上谕下发后，荣禄和裕禄将军事行动停止，而聂士成继续率军去保护津芦铁路。
5日，慈禧委派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翘亲自前往拳民大本营——涿州。赵舒翘是陕西西安府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汉人进军机，总得有点门路，而赵舒翘的门路就是刚毅——是刚毅将他拉进军机处的。所以赵舒翘算是端王集团里的主要汉臣。
6月6日，慈禧又派了军机大臣刚毅前往拳民另一大中心保定，而与此同日，慈禧明发上谕，昭告天下。
上谕先是极为罕见地对拳民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指出这是由于地方官府办理民教冲突案件不力，甚至变相地承认了官府的错误（“遇有民教涉讼，未能悉心考察，妥为为理。是教民、拳民，均为国家赤子，朝廷一视同仁”）。
然后说明在朝廷看来，其实大部分拳民都是好的，只是难免会有少量不法分子混迹其中（“再有奸民会匪附入其中，藉端滋扰”）。因而广大拳民不要上了这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当，尽快回家过日子（“应即遵奉一齐解散，各安生业”）。
在苦口婆心的“劝说”之后，大棒也跟着来了：“经此次宣谕之后，如仍不悛，即着大学士荣禄分饬董福祥、宋庆、马玉崑（kūn）
等，各率所部，实力剿捕！仍以分别首从，解散胁从为要。”
最后，慈禧特意命令有关部门要对这道上谕广泛张贴，广为传播，要让“天下百姓”都知晓（“此旨即着刊刻誊黄，遍行晓谕军民人等一体知之！”）。
在局势变化之后，慈禧的真实目的就体现在这道上谕中——希望能够和平地解散拳民。她寄希望于拳民解散之后，北京城里的“使馆卫队”也能够撤走——这才是慈禧最真实的目的。
也就是说，虽然慈禧停止了“剿匪”，但是对于此时的慈禧来说，停止“剿匪”并不意味着要去向洋人开火，更不是要去联合义和拳向洋人开火，那种后果她是知道的。慈禧对义和拳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对洋人又有着根深蒂固的惧怕，于是只好寄希望于“和平解决”了。
而派出刚毅和赵舒翘，只是去宣讲她的这个政策（晓谕），既然要将她的这个政策直接传达给拳民，慈禧自然要派出跟义和拳关系很好的大臣（端王集团的人），如果她派汉党的人去，不说不能传达她的旨意，会不会被拳民扣押回不来都是个问题。
正是因为派出刚毅和赵舒翘主要目的就是“晓谕”，所以不论他们回京之后如何进言“拳民可用”（那一定会的），都从根本上改变不了慈禧对待拳民的态度。慈禧后来态度的改变有其他原因，而不是“轻信了刚毅和赵舒翘的谗言”——接下来的故事中会说到这一点。
好吧，现在我们知道了，慈禧将原本就是她吩咐下去的“剿匪”计划骤停，又派了端王集团的两位大将“来到拳民中间”，种种“亲拳民”的举措，并不是如过去很多的书中所说的那样已经“倒向了拳民”，甚至已经“决定利用义和拳抗洋”。慈禧的如意算盘是在两面夹击中，先两不得罪，左右逢源，求个稳再说。
算盘是打得比较好的，但慈禧忘了，在拳民的背后，也在她的背后还有一群人，一群抱着越乱对他们越有利的信念而唯恐北京不乱的人——端王以及他的小伙伴们。
慈禧对“剿匪”工作突然抓得没有那么紧了，武卫军等北京城外所有的军队停止“剿匪”了，这对于端王集团掌控的禁旅八旗来说，正是机会！
因为是这些人守卫着城门。城门守卫是听令而行的，但正如武卫军听的是慈禧的命令一样，在没有慈禧明确命令的时候，他们听的是端王集团的暗令。
慈禧发给武卫军和直隶淮军、练军的那两道上谕，估计端王集团也是认真研究了的，别的没发现，但当看到慈禧叮嘱荣禄、裕禄“谆切劝导”“不可操切从事”时，立刻发现机会来了。
大家看到没有？上谕中说的是“劝”啊。如果拳民要进城，你们城门守卫是不是也应该多“劝劝”？
什么？劝不住？劝不住那就只好放行咯。
谜底揭开了。在后有武卫军、直隶淮军练军数路大军，前有八旗城门守卫的情况下，面对城高墙厚的北京城，面对连正规军都难以突破的北京城门，所谓“义和拳进北京”，他们既不是攻进去的，也不是挖地道潜进去的，而是——大摇大摆走进去的。
大乱之际，朝廷中的任何一个政治小集团都会从最高文件（上谕）中找到有利于本集团的信息，然后才坚决、彻底、干净地执行，不分环境也不讲条件地执行。义和拳毕竟还是“匪”，是朝廷的敌人、大清的敌人，只要慈禧不点头，任何人（包括端王集团）对义和拳的支持和利用就不敢由暗中转为公开，但是——他们可以放水啊。
1900年6月（据我考证具体时间大致在6月3日至8日之间），北京，天气有点热，西瓜上市，义和拳入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