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冠县发生“义和拳”事件的同时，一件恐怖的事情也正在山东黄河沿岸的县份上演，这就是1898年的夏秋大水灾。
黄河沿岸，山东30余县受灾，农田和棉花地基本上全部被淹了，房屋被冲毁了，道路上全是逃荒的灾民。灾民们吃光了路边的柳树叶、榆树皮，吃光了地里的毛毛虫，吃光了路边腐烂的野狗和老鼠尸体，更恐怖的是连丢在路边的死婴都会成为食物。
在贫穷的州县，地方官府不是在忙着调粮赈灾，而是忙着进行一件事情——杀人。
山东本来就是《马关条约》赔款的支付大省之一，甲午战争之后一直在筹措赔款。朝廷摊派到省里，省里摊派到州县，各地早已经是赤字严重，加上大灾之年，贫穷州县里甚至连监狱里都没有余粮。为了给狱卒们省下口饭吃，死刑犯就只好不等到秋后了，统统先拉出去处死。
此时北京正在进行戊戌变法，而在与北京近在咫尺的山东，大多数农村人口对“变法”毫无感受，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吃顿饱饭。
天灾之年造成的流民很多，而大量的流民聚集在一起，总是会成立个什么帮派组织的（比如丐帮）。山东原本就是武术大省，流民中有很多都是习武之人，看来兴起一两个武术组织是不奇怪的，而神拳的特别之处就是在于“神”。
只要是练习“神拳”的人，经过一定的程序，就可以让神仙上身，获得神力——这叫“降神附体”。
这是一种结合了武术的对神力的极度崇拜。自古以来，每到灾荒之年，正是绝望的情绪特别容易蔓延的时候，也正是各路神仙特别容易出现和扩散的时候，因为人们不仅需要五谷杂粮，更需要精神慰藉。“降神附体”的程序是比较严格的，现在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小朋友们请勿模仿。
仪式开始之前，练习者先把一个红头巾戴到头上，向东南方向的山东肥城县桃花山磕几个头。传说桃花山上有山洞，洞里住着各路神仙，比如大名鼎鼎的孙悟空同学、杨戬同志、猪八戒兄弟、关公老爷、赵子龙帅哥以及黄天霸猛将等。朝他们磕完头，然后就是关键的“请动”他们下山了。
首先是念一套咒语，接着烧香，然后喝下一碗符水。当感觉到神灵快要下山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为了便于神仙从空中降下“附体”，就要搬把椅子放在方桌上，然后坐到椅子之上，紧闭双目，凝神运气，渐渐地身体开始摇晃，呼吸加速，浑身乱颤，口吐白沫——这样，就已经附体了。
虽然我们并不清楚到底是因为“降神附体”才口吐白沫儿，还是因为吐白沫儿才让人感觉到已经“降神附体”，但在神仙问题上，向来是先有仪式感才有存在感。反正大家已经知道了：神拳所谓的“降神附体”，就是如以鸟叔跳骑马舞为开始，以让人想打120为结束。
而神拳受到灾民欢迎、迅速流传开的原因除了“神”，还有另外一大特色——民主。
请神的对象是十分民主的，它从来不会像其他神秘的组织一样（比如白莲教），规定只能信仰一个神，想请什么神，只要你能想起，全凭个人爱好，一时心血来潮可以，长久崇拜也可以。而神拳弟子为了好区分，规定谁请的神，就会成为他的外号，比如请孙悟空的就叫老孙，请黄天霸的就叫老黄，请猪八戒的，他向其他人自我介绍时就会说：咱老猪……
请神的资格也是相当民主的，它从来不会像太平天国那样，规定只有“天父”才能请神上身，造成对请神权力的垄断。只要你加入了神拳，成为神拳弟子，每个人都可以去请的。
最后，连加入神拳也是十分容易的，谁想加入，只需要在头上裹块红头巾，然后按照上面的程序完成请神的仪式即可。在这一点上，它比梅花拳和原来的义和拳都要开放，梅花拳有严格的师门传统，义和拳有相对严密的组织形式，而神拳却是面向广大的灾民，来去自由，加入容易，退出也容易，能够迅速集中，也能够迅速解散（注意）。
1898年底，大水之后，受灾各县神拳遍地开花，灾民们整家、整村地加入，连那些因交不起香火钱而被大刀会排斥在外的武林高手，也纷纷入拳。而拳民最多的，还是受灾最严重的茌平等县。
茌平位于鲁西平原地区，紧靠济南，即使没有水灾，这里也是常年积涝，地薄民穷，土地盐碱化程度很高，稠密的人口带来了极端的贫困，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记录道：“他们非常穷，以致要花极大的力气才能将狼从门口赶走。”
水灾时，朱红灯跟随灾民大军逃荒到了长清县，朱红灯也加入了长清当地的神拳。朱红灯个子矮小，人们都叫他小朱子，但他却有一项在灾民中受人尊敬的技术——能看病。正是在行医看病的过程中，朱红灯很快在神拳队伍中积累起了巨大的威望。1899年2月，已经成为长清神拳组织的一个大头领的朱红灯回到了拳民最多的茌平。
而朱红灯回来，是准备来做一件大事的：他要成为茌平拳民的领袖！
这个难度其实并不大。拳民都是灾民，一帮人聚在一起，不可能天天口吐白沫儿，他们先得要有饭吃。
在天灾之年，找饭吃无非就这么几种途径：一是抢官府（造反），这个风险有点大，弄不好就把脑袋给丢了；二是抢路人（当土匪），这也有代价，落草为寇的名声毕竟不太好听，更何况路人也没有吃的啊。
朱红灯将要带领拳民进行的是一种既不需要造反，也不需要落草的全新找饭方式——反教。
教民中有不少流民地痞，但也有不少家境殷实者，更何况他们还能够得到教会的灾粮补助，抢他们才有效果。更重要的是，在大清的土地上，只要打着“反教”的旗号去抢劫教民和教堂，不仅没有道德负担，甚至还有优越感。
反教就不能怕洋人的洋枪，朱红灯必须要让拳民相信跟着练习神拳真正可以“降神附体”——刀枪不入！
也就是说，朱红灯必须把神拳中的“降神附体”由形式走向实质，他能有什么办法呢？
跟随朱红灯一同来到茌平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心诚和尚。他自小出家，练习了20多年的少林硬气功，大家又叫他“铜头和尚”。铜头和尚当众表演时，运起少林硬气功，大刀砍不进，长矛刺不进，犹有神灵附体，“刀枪不入”，多少能够为朱红灯在拳民中聚拢人气。但是，洋人手里的“枪”并不是长矛，而是洋枪，如何能让拳民相信神拳可以挡子弹呢？朱红灯他们也有办法。
办法就是向刘谦同志学习。
演示时，枪是真正的鸟枪，可以当场验货。鸟枪虽然没有洋枪的威力大，但也是可以打死人的，而问题出在鸟枪的子弹上。在表演过程中，只要用偷梁换柱的手法将铁砂换成黑豆，如此一来，“挡子弹”就变成了挡黑豆。魔术不过是预定的程序，很多的神话看来也是如此啊。
而神话已经流传开了，大家一传十，十传百，最后的结果是朱红灯的人不仅能挡子弹，甚至连炮弹也不怕！
在大水过后，朱红灯终于又依靠医术之外的魔术，依靠“刀枪不入”的神话，迅速建立了威望，聚拢了人气，他率领的队伍进一步壮大了。实际上，朱红灯并不是天生有领袖欲望，只是在这样的乱世，找饭吃很艰难，人们期望找到一条能够轻松找到饭吃的捷径，大家只相信，世道乱了，谁的拳头硬谁就是大哥！
因为生存的需要，朱红灯终于走到和当初赵三多相同的那一步了：既不想得罪官府，又要进行“灭洋”。接下来，朱红灯等人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带领大家去“反教灭洋”，而之前赵三多的“义和拳”不仅已经打出了“灭洋”的名号，更是打出了“灭洋”的名气，朱红灯等人又把“义和拳”的名号拿了过来，用“义和拳”来称呼神拳。
朱红灯版的“义和拳”和赵三多版的“义和拳”在很多地方是相同的，比如他们都“只反洋人不反官府”，朱红灯打出的也是“扶清灭洋”的旗帜，为了避免刺激到官府，朱红灯的弟子们所请的那些“神”，有“三国”中的英雄，有“西游记”中的英雄，唯独没有在山东地区家喻户晓的水浒英雄。盖因这些好汉们曾经举起过反抗官府的大旗，而朱红灯的队伍自然要避嫌——谁说基层老百姓就没有“政治智慧”呢？
但朱红灯版的“义和拳”还是与赵三多的有很大不同。如果说赵三多版的“义和拳”主要是维权，朱红灯版的“义和拳”就主要是抢劫。
但它们最大的不同还是在于——神。赵三多版的“义和拳”是没有神仙什么事的，而朱红灯版的“义和拳”却是“降神附体、刀枪不入”，越传越“神”，在更多的时候，他们打出的其实是“神助义和拳”或者“天下义和拳”的旗号，真正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在过去很多的书中，人们常常把这当作愚昧和可笑的（事实如此），其实在大清的社会，早就隐藏着产生“义和拳”的根源：民众安全感的普遍丧失。
长期以来，大清的子民总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普遍性格是安分守己、畏惧权力、习惯性地从众，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能做出一点“越格”的事情。而在1898年前后，大清普通百姓的不安全感是空前的，这种不安全感绝不只是源于三年前甲午战败，而是基层百姓生活中的现实。
当北京的光绪皇帝大张旗鼓“变法”之际，百姓们对新思想毫无感觉，但对日渐恶化的生活环境和状态却感触尤深。经过一次次的内忧外患，他们已经实实在在地明白，损害这个国家肌体的不仅是西方国家的洋枪洋炮，还有朝廷政治体制的落后、分配不公以及官场腐败，它们给百姓生活带来的损伤甚至要比那些洋枪洋炮更加厉害！千百年来百姓们传统的观念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但并不是他们天生就是喜欢“寡”，只是当他们发现这种贫困其实是由盘剥、非正义和不公正的行为造成的时候，相比于贫困本身，更加让人不可忍受。大清不能只有分赃，而没有分配吧？与赤裸裸的剥削比起来，人们倒是宁愿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下“寡”一点，因为这样至少还有机会和希望。
戊戌变法本来就是去破解这一切难题的，然而变法又很快被扼杀，无疾而终，却也让人发现，腐败的源头原来就是出自皇宫之中，出自于党争，出自于落后的政治体制。这种挫败感深深地刺痛着清国的人们，再加上基层官员又是这样不作为或者乱作为。在基层的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中，百姓们发现剩下的出路似乎只有两条了：一条是奋起直追，拼命加入官僚集团的分赃圈；一条是已经确认自己无法通过正当竞争去获取利益，只能去另辟蹊径。一旦失去对规章制度、伦理道德的敬畏，剩下的便只有对暴力的恐惧以及崇拜：在这个乱世，其实就是比谁更流氓，老子没爹没娘，有些流氓，你能奈我何？
而暴力的极致便是——神力。
然而，崇尚暴力、标榜神力并不能让拳民真正强大起来。就拿信仰来说，他们信仰的也并不是“神”本身，而是神可能给他们带来的某种利己的“力量”，这正是弱势心理的完美体现。
所谓弱势心理正是期待救世主、高人、神人的心理，因为他们相信的并不是自己，而是虚幻中的“强者”，只有依赖强者，才有希望破格获取，以最短的时间、最低的代价（降神）去获取最大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看来，义和拳的出现决不能当作“民族意识的觉醒”，真正的民族意识是建立在现代公民人格基础上的，现代公民人格重要的前提是“独立”（人人独立，民族和国家才能独立）。而“扶清灭洋”
不过是几千年来，先帮助朝廷，然后依靠朝廷，不受欺负过好日子的传统“依靠”思想。接下来，朱红灯就要带领大家行动了，“灭洋”的第一步是——斗法。
1899年，这也是一个大灾年——跟上一年的大水灾不同，这一年是大旱灾，而且是很严重的一种旱灾——春旱。
进入新年后，老天爷滴水不下，连月的烈日造成土地干涸龟裂，往年正常的春耕春种被打断了。村民们聚在一起无所事事，又开始忧心起本年的夏粮秋粮。
朱红灯带领拳民求雨，而与此同时，教会也在组织教民求雨。朱红灯等头领到处宣扬“神助义和拳可得雨水”。而教会也在到处告诉大家：只要加入教会，成为教民虔诚信教，上帝一定会“将甘露遍洒人间”，并且有上帝的庇佑，拳民即使到教堂放火，火也“烧不起来”，拳民抢劫教民，上帝定会来惩罚拳民！
这是一场本土组织与外来集团的PK，为了压过对方，他们必须宣扬自己，争抢信徒！
在当时普通百姓们的眼里，这就是两个差不多的组织，谁的“法术”更灵，谁更亲近，他们就跟谁走。一个向本国的神仙求雨，另一个向外国的神仙求雨；一个宣扬“降神附体，刀枪不入”，另一个宣扬“上帝的意志无处不在，水火不进”。它们有什么区别？在当时拳民和教民的眼里，对方都是不可理喻，都是“邪教”。
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教会拥有洋枪洋炮的事实反而在百姓们和拳民们心目中被淡化了。是的，洋人手中有洋枪洋炮，很厉害，但它们很可能也只是来自西方“法术”中的一种，而古老的中华法术是可以打败它们的！百姓和拳民们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早已经是以近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世界，教会虽然也在宣扬“神”，但在关键时刻，它们是要用钢铁大炮来体现“上帝的意志”的，而不是大清子民手中的长矛大刀。
由于对“外面的世界”不了解，对自己和对方认识不够，拳民被自我催眠了。从事实上说，这是一种比“降神附体、刀枪不入”更大的催眠，“刀枪不入”还只是防御，而认为对方“不过如此”则会激发人们的斗志，由被动防御转向主动进攻！
大量攻击性的传单开始在齐鲁大地上出现：
“只因天主爷、耶稣爷不遵守佛法，大违圣道，今上天大怒，免去雨雪！”
“我们是上天派来的，来收拾作恶的洋鬼子！”
“杀了洋鬼头，猛雨往下流！”
朱红灯率领无事和无粮的拳民转战10多个村，见教堂就烧，烧完再抢，骚乱进一步升级。虽然老天爷就是不给面子，雨一直没有下，证明了无论是拳会还是教会的“法术”都不灵，然而，“神助义和拳”的亲近感和加入拳会的实际利益还是带来了更多的普通百姓。教会紧张了，在北京，各国公使不断对总理衙门施压，山东的教会都在大量购买枪炮，加强武力戒备，官府出动越来越多的兵马弹压。
然而，由于拳民人数越来越多，各地“剿拳”不力，更大规模的民教骚乱一触即发，整个山东都成了火药桶！朝廷又拿出了应对危机最常用的一招——撤官。1899年3月14日（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三辛巳日），山东巡抚张汝梅被撤职。这是继李秉衡之后被撤掉的第二任山东巡抚。
巡抚是皇上外放的官，所谓封疆大吏，是必须由皇上钦点的，代表皇上管辖“王土”，平时即使是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对巡抚也只能发政令而没有管辖权。此时的慈禧也是焦头烂额，半年前（1898年9月），她刚刚终止了戊戌变法、囚禁了光绪，刚刚实现“临朝训政”不足半年，而现在面对山东越来越复杂和严峻的局势，慈禧将派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