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问孙刘当年事，无言鸥鹜自为群
——宜昌、宜都沿革 合江亭考
宜昌古称“夷陵”，今为湖北省地级市，位于鄂西南部、长江上中游分界处、长江北岸。宜都古称“夷道”，今为宜昌市代管县级市，位于长江中游南岸［1］，在宜昌下游。
而夷陵之“夷”，不同于夷道之“夷”。
夷陵之“夷”，意为平坦。夷陵得名，源于其地理形势：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宜昌位于长江三峡之口，江山至此变得平缓，高山至此变得低矮，故而名夷陵。
夷道之“夷”，非《老子》所言“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纇”之平易之道，而是因其地濒临夷水（今清江。宜都县城位于清江入长江处，两江交汇处泾渭分明，为当地一景）［2］，按照中国从山从水取地名的习惯，择取了一个“夷”字，作为本地地名，“道”即县，为行政区域的之古称。
远古时，宜昌属西陵部落［3］，宜都无考［4］。秦时，两地均属南郡（治江陵，今湖北荆州），但未正式设县。当时南郡领江陵、竟陵、安陆、鄀县、鄢县、邔县、巫县七县。
西汉时，宜都、宜昌均设立县制，分别名夷道、夷陵，隶属于荆州刺史部（治所江陵）所辖南郡。当时南郡领江陵、华容、州陵、枝江、夷道（宜都）、佷山、夷陵（宜昌）、当阳、鄀国、宜城、邔国、中卢、襄阳、编县、临沮、秭归、巫县，共十七县。
三国争雄时，曹操先取得荆州之地，分南郡枝江以西置临江郡，治所夷道（宜都），夷道（宜都）遂一跃成为郡治所在地，行政级别大大提高。
不久，刘备取得荆州，改临江郡为宜都郡，含“人杰地灵、宜于建都”之意［5］，此为“宜都”之名初现，张飞为首任太守（秦汉时对郡守的尊称，汉景帝时更名为太守，为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
东吴夺取荆州后［6］，仍在荆州之下设南郡及宜都郡。南郡（治所江陵）领江陵、枝江、旍阳、当阳、编县、华容、孱陵、作唐八县。宜都郡（治所夷道，今湖北宜都）领夷道、佷山、西陵三县。此西陵，即夷陵（宜昌）。因而彼时之宜都，实包括今宜昌及宜都。
西晋时，南郡领江陵、枝江、旍阳、当阳、编县、鄀县、华容、石首、州陵九县。宜都郡领夷陵（宜昌）、夷道（宜都）、佷山三县。此夷陵，即前之西陵。而宜都郡的最大变化，是将郡治由夷道（宜都）迁往夷陵（宜昌）。
东晋之后，宜都郡辖地大致不变，惟分夷陵西境（在长江南岸的黄牛岩至黑岩之间）另置一县，名“宜昌”，寓意在于祈福分境置县宜于国运昌盛，此为“宜昌”之名始见于记载。因而彼时宜都郡（治所夷陵，今湖北宜昌）领夷陵、夷道、佷山、宜昌四县。
南朝陈时，后梁与陈划长江为界，将夷道县域分为江北夷道（位于长江北岸）、江南夷道（位于长江南岸）二县。江北夷道县属后梁，江南夷道县属陈。陈改江南夷道县改为宜都县。梁则改宜都郡为宜州，西魏改为拓州，北周改为硖州。
隋朝统一天下后，改硖州为夷陵郡，郡治夷陵，辖夷陵、夷道（江北夷道县）、远安三县。宜都县（江南夷道县）则改名为宜昌县，划归南郡所有。
唐初，改夷陵郡为硖州，州治夷陵，领夷陵、夷道（江北夷道县）、长阳、巴山、远安五县，属山南东道。而宜昌县（即江南夷道县）又重新改回原名宜都县，属荆州（即前南郡，治所江陵）。贞观年间，又将夷道县（江北夷道县）与宜都县（即江南夷道县）合并，隶属于硖州。
宋朝时，仍设硖州，属荆湖北路（路治江陵），下辖夷陵、远安、宜都、长阳四县。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改“硖”为“峡”。
元朝升峡州为峡州路，领原四县，属河南行省荆湖北道。
明初，先改峡州路为峡州府，后又为夷陵州，领夷陵、宜都、长阳、远安四县，治所夷陵，隶属湖广布政使司荆州府上荆南道。
清初顺治年间，改“夷陵州”为“彝陵州”［7］，隶属于荆州府。雍正十三年（1735年），升彝陵州为宜昌府，改彝陵县为东湖县，并为宜昌府治所。宜昌府领东湖、兴山、巴东、长阳、长乐五县，及归州、鹤峰二州。而宜都、枝江、当阳、远安四县，则隶属于荆州府。
光绪二年（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宜昌府被辟为通商口岸。次年，宜昌设立海关，正式对外开放。
中华民国初年，废府、州建制，实行省、道、县三级制。民国元年（1912年），改东湖县为宜昌县，与宜都、兴山、秭归、巴东、长阳、五峰、鹤峰属荆南道。当阳、远安属襄南道。民国十一年（1922年），宜昌、宜都属荆宜道。
新中国成立后，湖北省分设八个行政区。其中宜昌行政区专员公署辖宜昌、宜都、枝江、当阳、远安、兴山、秭归、长阳、五峰九县。同时划出原宜昌县城区和近郊农村置宜昌市。
1954年11月，宜昌市、宜都县改属宜昌专署领导。
1955年2月，撤销枝江县，将其所辖区域划归宜都县管辖。
1958年12月，撤销宜昌专员公署，建立宜都工业区行政公署。1961年5月，撤销宜都工业区行政公署，设立宜昌专员公署。
1962年12月，恢复枝江县制，白洋等6个区和江口镇划归枝江县管辖。
1968年1月，成立宜昌地区革命委员会。1978年8月，撤销宜昌地区革命委员会，设立宜昌地区行政公署。
1987年11月30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宜都县，设立枝城市（县级）。
1992年3月，为适应改革和发展的需要，经中央批准，宜昌地区和宜昌市合并，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
1998年6月，枝城市更名为宜都市，属湖北省宜昌市代管。
再提几句宜都合江亭（今宜都陆城合江楼）。古人常于两江交汇处修建亭台楼阁，以登览江景，故在中国历史上，合江亭不止一座，但成都合江亭无疑是名气最大的一座。
唐德宗时，西川节度使韦皋在郫江（今府河）与流江（今南河）交汇处修建了合江亭，遂为“一郡之胜地”，后更是成为成都迎客、送别的经典场所。南宋名臣范成大在《吴船录》中详细描述了合江亭的位置及景致：“绿野平林，烟水清远，极似江南。亭之上曰芳华楼，前后植梅甚多。故事，腊月赏梅于此。管界巡检营在亭傍。每花开及三分，巡检司具申一两日开燕，监司预焉。蜀人入吴者，皆自此登舟。其西则万里桥。诸葛孔明（诸葛亮）送费祎使吴，曰：‘万里之行始于此。’后因以名桥。杜子美（杜甫）诗曰：‘门泊东吴万里船。’此桥正为吴人设。”
宜都合江亭位于长江南岸、清江汇入长江之处。据明天顺《大明一统志》及清同治《宜都县志》，该亭为元代县令谭文德所建：“元县尹谭文德登览江表，二水合流，因建此亭。”明嘉靖年间，知县陶师文又集资重修，因清江至此汇入长江，故亭名“合江”。
清《大清一统志》则记为唐时所建：“合江亭在宜都县北，滨江。唐建，后圮。元大德四年重建，明嘉靖中重修。孙光宪《北梦琐言》：唐路侍中岩镇宜都，后移镇渚宫（春秋战国时楚国宫名，故址在今湖北荆州），祖帐合江亭，以官妓行云等十人侍宴。岩即于离筵作感恩多词十首。”
路侍中岩即唐懿宗朝宰相路岩，其离别之作《感恩多》词中有“离魂何处断，烟雨江南岸”之句，也被认为是描写宜都合江亭景色，盖因为宜都合江亭位于长江南岸，而成都偏处东南，距离江南地域文化远矣。
事实上，路岩生平从未到过宜都，更不要说在宜都合江亭设宴。《大清一统志》中所记“唐路侍中岩镇宜都”一句，实误，当为“镇成都”。路岩三十六岁即高岁居相位，势动天下，后因权位之争与另一宰相韦保衡交恶，被贬任剑南节度使（驻所成都），此即为“镇成都”。再查孙光宪《北梦琐言》原文，亦为“镇成都”。成都任后，路岩被召回长安，再度重掌大权。后又因有“异图”而坐罪，出任荆南节度使（驻所江陵），此即“移镇渚宫”。
唐代制度，被贬官员必须立即离京［8］，且须乘传乘驿［9］。因为极为苛刻的时间限制，被贬官员根本没有任何闲暇，只能一路马不停蹄地直奔贬地。而路岩刚到江陵，即遭免官，被逮捕下狱，在江陵监狱中一夜白头。不久追贬为新州（今广东新兴）刺史，至新州时被赐死，并割取喉管为证［10］。
由路岩个人经历可以看出，称其“移镇渚宫”还可以勉强说得上，但他根本不可能到过宜都，故而“以官妓行云等十人侍宴”之宴会所在，只能在成都合江亭。至于“烟雨江南岸”之句，当可理解“江南”为虚指，且成都合江亭风光旖旎妩媚，确实有“极似江南”之说。
再有一则，如果唐代时宜都即建有合江亭，必是一方胜地，何以唐宋两代诗文中不见丝毫记载？关于此点，最有说服力的当属南宋名士陆游所著《入蜀记》及名臣范成大所著《吴船录》。
宋孝宗乾道五年（1170年），陆游由山阴（今浙江绍兴）赴任夔州（今重庆奉节一带）通判一职，五月十八日晚起程，乘船由运河、长江水路前往，历时160天，五个多月，经今浙、苏、皖、赣、鄂、渝六省市，于十月二十七日早晨到达夔州任所。《入蜀记》即是陆游入蜀途中所记日记，详细记录了每天所见所得（仅有寥寥几天只记了日期而没有记事），是中国第一部长篇游记。
当年于十月五日，陆游所乘舟船进入宜都境内，“五日。过白羊市，盖峡州宜都县境上。宜都，唐县也。谒张文忠公天觉（宋徽宗朝宰相张商英）墓，残伐墓木横道，几不可行”。
白羊即今白洋镇（宋时属宜都，今属枝江），位于长江北岸，与宜都陆城（县治所在）隔江而望。白羊亦位处在清江、长江交汇处，若南岸建有合江亭，算是真正地正面相对。如果彼时已有合江亭，陆游日记中势必提及，甚至会登岸游览一番，但陆游只花了不少笔墨来记录与张商英有关之事，唯一与宜都相关者，只有一句“宜都知县右文林郎吕大辨来访”。地方长官亲自乘船过江，来谒见陆游，断无不邀请对方游览一方名胜之理，既然陆游《入蜀记》中半句不曾涉及，足以证明当时宜都尚无合江亭。
范成大之《吴船录》也是同理。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范成大自四川制置使（四川最高军政长官）召还，五月由成都起程，取水路东下，于十月抵临安（今浙江杭州），随日记所阅历着为《吴船录》书。书名取杜甫诗“门泊东吴万里船”句意。《吴船录》对沿途名胜古迹如青城山、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长江三峡、洞庭湖、赤壁、黄州、庐山等记载尤详，且时有考证。
离开成都时，友人在成都合江亭为范成大送行，甚至还有人一直送到合江（今四川合江），见范成大诗：“合江亭前送我来，合江县里别我去。”而后范氏顺流直下，详细记录了沿途经历名胜。若宜都已有合江亭，范成大绝对会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毕竟（成都）合江亭前送别、中途再遇（宜都）合江亭之事，并不常有，堪为奇闻趣事。
如上，可以推测出《大清一统志》所称宜都合江亭为唐时所建一说实误，元代始建的说法更为准确可信。
令人叹惋的是，当宜都建起合江亭时，成都合江亭已在南宋末年毁于战火，成为一片白地。直到七百余年后，1989年，成都市人民政府方才重建合江亭，恢复了这处名胜。
望江汉兮濩渃，心紧絭兮伤怀。谨以此篇考证文章作为《江入大荒流》一书的后记。
宜昌亦是作者的故乡。在这里，谨借唐代诗人陈子昂《感遇诗》来表达作者对家乡的深切思念：“朝发宜都渚，浩然思故乡。故乡不可见，路隔巫山阳。巫山彩云没，高丘正微茫。伫立望已久，涕落沾衣裳。岂兹越乡感？忆昔楚襄王。朝云无处所，荆国亦沦亡。”
故事中，蕴含着历史的细节；细节中，还原了历史的声音和颜色。“真”之《江入大荒流》，力争用更宏大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北宋仁宗一朝的历史，以及宋朝的历史。
读诗使人灵秀，读史使人明智。鉴历史，可以知兴替；鉴以往，可以知未来。
愿前行路上，你我同行。
吴蔚
2019年12月31日于北京
［1］此南岸指今宜都位置，而夷道（古宜都）辖境覆盖江北、江南两岸，所以后来夷道（古宜都）才被分析为江北夷道、江南夷道两县。
［2］夷水即今之清江，清江是长江中游在湖北省境内仅次于汉水的第二大支流，全长423公里。源出湖北利川齐岳山龙洞沟，流经利川、恩施、宣恩、建始、巴东、长阳，在宜都市陆城处注入长江，两水相交，清浊画然。清江水清见底，沿江风景如画。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夷水”注：“夷水即佷山清江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见其澄清，因名清江也。”又记载云：“水所经皆石山，略无土岸。其水虚映，俯视游鱼，如乘空也。浅处多五色石，春夏激素飞清，旁多茂木空岫，静夜听之，恒有清响。百鸟翔禽，哀鸣相和，巡颓浪者，不觉疲而忘归矣。”作者生平到过许多胜地，但清江无疑是最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尤其是长阳清江画廊一段，“人在画中走，画在水中游”，亲眼见之，方知即便古人妙笔生花，笔下所摹美景，亦不及实地十分之一，这还是在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今天。感兴趣的读者，可自行前往验证。
［3］西陵部落即西陵古国。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西陵古国只存在于史书的记载中。据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娶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史记·五帝本纪·正义》解释说：“西陵，国名也。”综合而言，住在轩辕之丘的黄帝娶了西陵国王之女嫘祖为正妻。又，传说嫘祖发明了种桑养蚕，据唐人赵蕤所题《嫘祖圣地》碑文：“嫘祖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谏诤黄帝，旨定农桑，法制衣裳，兴嫁娶，尚礼仪，架宫室，奠国基，统一中原，弼政之功，殁世不忘。是以尊为先蚕（蚕神）。”
［4］关于西陵古国具体所在，尚存在争议。而关于西陵的最早历史记载，称其位于楚地，参见《战国策·秦策四》：“顷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烧先王之墓。”《史记·楚世家》有类似记述：楚顷襄王“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清同治《宜昌府志》记今湖北宜昌西北处有西陵山，遂后世多认为西陵古国靠近夷陵（宜昌古名），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将上述文献所记“西陵”绘制在今宜昌市西北。
［5］传说刘备在宜都东南笔架山祭拜时，得到神灵指引，暗示有两个地方适宜建都，一为宜都，二为成都。后刘备入川，定成都为蜀汉都城。因刘备上山时着紫衣，故笔架山又得名著紫山，后世文人诗文多记其为紫山。明代名臣赵贞吉有《紫山怀古》云：“赤甲清江天畔垂，紫山黄叶正纷披。高鸿自托长风翼，下泽谁听短笛吹。地接山回秦避路，云颓天迥汉留祠。周郎陆弟空相忆，细雨荒台猎罢时。“笔架山山岗高处并立有三座巨型笔苞，故当地习称“三管笔”或“三杆笔”。站在山顶，可以鸟瞰长江“出三峡而北来，回浩波而东去”，风光绝美，古人记为“长江滚滚浮天去，芳草萋萋接地来”。“三管笔”被认为蓄有文气，已于文革时期被人为铲平，作者小时候常听家人提起。
［6］三国时著名的“夷陵之战”即发生在宜都郡。当时东吴袭取荆州，杀死蜀汉骁将关羽，刘备为报仇而大举兴兵伐吴。孙权力排众议，用陆逊（妻子为东吴主孙权侄女）为主帅。陆逊在夷道清江汇入长江处（长江南岸）筑城，以抗刘备，后世称为“陆城”，即今宜都市政府所在地陆城。刘备大军则驻扎在长江北岸猇亭一带。陆逊以火攻击破刘备军，火烧连营四十余寨，刘备败走白帝城，宜都郡遂落入东吴之手。
［7］清朝统一全国后，满清统治者忌讳“夷”字（因相较于中原地区的汉族，原处关外的满族只能算作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一向被称作“夷族”），在顺治五年（1648年）将“夷陵”改作“彝陵”，这也就是“夷陵”一名有两种写法的由来。
［8］据《太平广记：凡唐官员遭贬谪，“自朝受责，弛驿出城，不得归宅”，即遭贬官员从朝堂下来，连家都不能回，就要直接出城，奔行贬地。唐玄宗朝宰相张九龄被贬荆州后，有《荆州谢上表》云：“闻命皇怖，魂胆飞越，即日戒路，星夜奔弛。”唐诗人张籍有《伤歌行》：“皇门诏下促收捕，京兆尹系御史府。出门无复部曲随，亲戚相逢不容语。辞成谪尉南海州，受命不得须臾留。身着青衫骑恶马，中门之外无送者。邮夫防吏急喧驱，往往惊堕马蹄下。”描写的就是京兆尹杨凭（柳宗元岳父）贬临贺尉时的情形。
［9］唐朝对贬官的处置极为严酷，据《唐会要》卷四十一《左降官及流》：“左降官量情状稍重者，日弛十驿以上起任，流人押领，纲典画时，递相分付，如更因循，所由官当别有处分。”此制度设于唐玄宗天宝五年（746年）。规定获罪较重的贬官，一路有官差押送，一天得赶奔十处驿站。唐代“凡三十里一驿”，正常一天的行程，“乘传者日四驿，乘驿者六驿”。乘传是指驿站用四匹下等马拉的车，乘驿应是驿站好马拉的车。无论传驿，一天要走十驿，时间上显然是很仓促的。而且贬官每到一站，还得按规定画押。如果做不到或违反了规定，会受到处罚。
［10］唐懿宗李漼在位时，游宴无度，不理政务，而路岩善于逢迎，故而得宠。唐僖宗即位后，路岩立即失势，被削官流放。他是有名的美男子，以仪表堂堂著称，被囚禁于江陵监狱中时，一夜之间，胡须和头发全部变白，一时传为奇谈。路岩性情残忍，曾密奏唐懿宗说：“凡三品以上的大官赐死，都应让使者将死者结喉三寸处喉骨剔下，交给有关衙门，以验正死者已必死无疑。”唐僖宗赐路岩自尽后，此节也报应到路岩自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