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墙大院里的生活——平淡亦多彩，欢乐复忧伤
我家在长沙的住宅原是由骆文忠公（秉章）和胡文忠公（林翼）合资购买，送给文襄公的。咸丰七年（1857年）文襄公在骆文忠公幕中已有几年，因在长沙无房屋，家人一直住在湘阴柳庄。那时胡文忠公任湖北巡抚，骆文忠公是湖南巡抚，两位文忠公看到文襄公家人两地分居，生活诸多不便，又是个寒士，因此凑了五百两银子，买下这所老宅，送给文襄公。文襄公很欢喜这所宅子。这里原是南宋司马辛弃疾练兵旧址，他的军营取名为“飞虎寨”。该地原有一座桥，后人为纪念这位爱国英雄和大词人，就名为“司马桥”。后来桥没有了，地名仍然保存。这里位于城东北角（现已算市中心），老宅有两进、二十余间房子，还有一片菜地，几亩池塘，既可种菜，又可养鱼，“虽近城市，却似山村”。周太夫人率领全家于咸丰七年由柳庄迁来，以后一直住在这里。
文襄公在这所宅子里住了三年，咸丰十年（1860年）他离湘出征，以后20余年一直没有回家。家中人丁逐渐增多，原来的房屋已不敷应用。二伯祖父当家时，加盖了后进；光绪四年（1878年）又买下了南邻李姓屋基，改造为正屋，与旧房连成一片。文襄公虽远在西北，却很关心司马桥住宅，他希望新疆战事平定后，就回长沙养老。他对住宅的修建提出了很具体的意见，写信给几位祖父说：“司马桥李氏屋可通为本宅前进，方向一式。惟头门宜改向西，中空一夹道。由头门进夹道，由夹道转进前栋正屋大门。大门以内，中为大厅，厅左为夹室，储书籍，厅右为吾会客之所。旁为住屋，前植花木，后为厨，足供栖止，夏不热，冬不寒，明窗净几，起居自适足矣。吾百年后，即为吾祠堂，可省修建之费也。”
左宗棠用过的粉瓷菜碗
司马桥新改建的那一部分房屋，基本上是按文襄公的意见建造的，即后来二房住的房子。只是文襄公去世后，并没有将那里作为祠堂，而是另在北门湘春街盖了一座颇为“壮丽”的左文襄公祠（今人民文化宫），在各地也修建了一些专祠，未免违背了文襄公的节约精神。
直到光绪七年十一月，文襄公从军机处调两江总督，才有机会请假便道回湖南省墓，在司马桥故宅停留了不到二十天，此后没有能再回来。他多年来念念不忘的在故宅终老的愿望，终于没能实现。
我是在民国7年（1918年）四月在司马桥宅内出生的，但生后几个月就由父母率全家同去杭州，在杭州一住七年。1925年父亲去世，这才又和母亲、祖母等一家同回到长沙，住了11年。直到18岁那年（1936年）去北平清华大学上学，离开家中一年，次年暑假回家。几天后爆发卢沟桥事件，北平沦陷，抗日战争开始，清华南迁到长沙，与北大、南开合并成立临时大学，我在长沙又停留了一年。1938年再度离开，以后就再没有见到那所老宅子了。我在老宅前后住了12年，度过了美好的黄金童年时代，虽然它已消逝，但仍然活在我的记忆之中，它展示了一幅贵族家庭没落的图画，一个旧时代的消逝。
司马桥是南北走向的一条小街，长约一百米，宽四五米，路面用麻石铺砌，那时长沙城内街道大致都是如此。这条街僻处长沙东北隅，但却是一条南北通衢要道。北端与三公祠、营盘街交叉，一直北向通过湘春路出城。南端通过水风井和贡院东街（今中山路）相交，再向北过东长街，由青石桥向南，就到了繁华的司门口和八角亭。司马桥和附近街道虽然没有大商店，但也终日熙熙攘攘，行人车辆不绝。在我的童少年时代，窄小的街上除了慢悠悠的行人外，只有人力车和自行车，小汽车还绝无仅有。最出风头的是一路铃声叮当的私人包车。
怡怡堂的四大房全住在司马桥宅子里，它占据了整条街的东侧，除了南端十字路口有一家小南货（副食品）店和北端路口的胡庆余堂药店（创办人为胡雪岩）外，路东高大的围墙内就是我家。有三座大门，南端的称为“老头门”，也许是最早修建的吧，由二、四房共用。中间的门有门额，题名“齐园”，是我们三房的大门，门前有一对石狮。北端的门题额为“湘山旧望”，是大房的大门。文襄公去世后，四大房分了家，大房分得北面的菜地，在菜地南部盖了一幢长约50米的二层红砖洋楼，由大、三、五伯母家分居。洋楼前有一排高大的梧桐树，面临一座小花园，园内栽有桃、李、蜡梅、石榴、柿树和葡萄架。四房分得了宅子东南的园子和水塘。水塘改建成一座长方形的池子，池子的南北两面各盖了一座白色的二层洋楼，分别由七伯和十一伯父母居住。楼和池子的东边有一座小花园，有假山和小茅亭点缀其间。二房和三房分得原来的旧房子（包括后来新建的房子）。由老头门进去，通过一条甬道，甬道尽端（东端）是四房的二门；甬道中途向南，是二房的二门，门口有一对石鼓。这是旧宅前栋正屋的大门。进门后居室结构是按文襄公的规划修建的。前面二进和偏院由四、八、十等三位伯父母分居，后面二进是我们三房，由伯父、祖母和母亲分居。每进房子都有一方天井分开，中间是一间大堂屋，一般做餐厅用，两边前后各四间居室。祖母和伯父住在前面一进，母亲和我们住在后一进的东侧，西边则为公用客房和书房，也做过我的住房。我们住房的西面原有一块空地，也盖了一座二层洋楼，可能原来准备自己住的，可是设计得不好，房前没有空地，直对齐园大门内的轿厅，楼梯设在一旁，又窄小黑暗。我们没有住，楼下租给文毅公后代，楼上则堆放杂物。
四大房虽然分了家，但各房之间并没有明显的门墙阻隔，平日也都敞开着门，俨然是一个大家庭。二房和三房只隔一方天井；三房后面是大房的花园，只隔了一道矮矮的篱笆墙，虽有一小边门，门虽设而常开。全家虽有三座大门，但内部来来往往，通行无阻。虽然分了家，相处融洽，仍如一家人。我们的父母辈和兄姊辈经常来往，互相看望。当时是孩子的我，也有一群年龄相仿的堂、表兄弟姊妹，我们常在宅内各处奔跑游戏。我的卧室窗前，正对着大房花园里的几棵高耸的梧桐树，每天清早树上的鸟儿乱鸣，把我从睡梦中惊起。我更喜欢四房池塘旁的那个小亭子，平常很幽静，独坐在那里，看花丛中蝴蝶飞舞和池塘内游动的鱼儿，时时闻到一阵花草的清香，可以享受一下城市里难得的大自然的趣味。
最令我们兴奋的是那些喜庆节日，特别是过旧历年。从学校放寒假开始，我们就一天天屈着指头算计，到过年还剩几天了？到了旧年除夕，总算盼到过年了。从除夕夜直到元宵节晚上，这15天是中国人的“狂欢节”。孩子们不仅有好吃的，穿新衣服，全家人都聚在一起，还有许多亲戚朋友来拜年、串门，真是难得的热闹。旧历年还开了禁，准许大人和孩子玩一些平日不能玩的东西，如放鞭炮、玩灯、打锣鼓，以致赌钱。这都是令孩子们异常兴奋的事。
每逢过年，不单是孩子们高兴，长辈和仆妇等都忙坏了。除夕前半个月，母亲和伯母就结伴到长沙城内有名的南货店“九如斋”去采办年货，买一大堆年糕、点心、糖果回来。她们还要准备摆供的果盘，将桂圆、荔枝、红枣等干果用细线串起来，放在盘中，堆成一个尖塔。到了除夕那天，就将各色果盘和蜡烛、香炉等放好在供桌上，挂上红桌布围。供桌是设在全家祭祖宗的堂屋内，就在祖母和伯父住的那进房子的堂屋，因为那是最老的房子。堂屋正中的木板墙壁上安放着一座大神龛，里面存放着祖宗和去世的所有家人的神主。到了除夕下午，伯父指挥着家人，将所有的神主都从神龛内请下来，按辈分、年龄一一排列在三张方桌拼成的供桌上。供在正中的是我的高曾祖父母松野公和杨太夫人，即文襄公的祖父母；依次是高祖父母春航公和余太夫人，文襄公和周、张太夫人，伯叔祖父母，祖父，伯父母等。也有父亲的神主，每次我见到它，心中总有一阵悲怆之感。堂屋的三面墙壁上还挂上祖宗的喜容（画像），男人都是朝珠补服，女人是绣花红裙。奇怪的是父亲和几位伯父，还有几位堂兄，在清朝没有做过官，在民国政府里倒干过事，却也穿上清朝补服，也可见20世纪20年代内地的封建习惯势力还十分顽固。
除夕晚上、大年初一和初五（“五终”）的中午、元宵节晚上，要摆供祭祖，将一桌丰盛的筵席，端端正正摆在供桌上，放上酒杯和筷子，请祖宗过年，吃年饭。家中人要按序向祖宗神主磕头，男先女后。神龛下面的长几上，放了一口小磬，平日是闲放着，这时却是祭祀礼仪的指挥者。由一位老家人用一根小木棒敲打着磬，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我们就随着磬声跪拜行礼。行礼毕，阖家男女老少聚谈一会儿，这也是平常难得的机会，然后分手了。供桌上的菜肴撤下来，由管理全家祭祀和公田的伯父一房享用，他照例要约请各房代表共来会餐，但各家都准备了自己的年夜饭，一般都辞谢。母亲和我则经常应约去吃一顿，因为是陪祖母。
元宵节前，街道上的花灯队有时也到我们家来玩玩灯。有一次在我们的轿厅里舞了一阵龙，我只感到新奇、热闹。后来几位大哥哥、姐姐导演我们办了一次小小的“灯会”，那热闹劲儿至今记忆犹新。我和比我长两岁的达哥（景权）各骑一盏白马灯，马头挂在身前，马尾拖在身后，在前面开路，取“一马当先”之意。后面跟着一大群兄弟姊妹，都只十来岁，每人提一盏五色的鱼灯、兔灯、狮灯等。有几位姐姐、哥哥走在队伍后面，拿着锣鼓，敲敲打打。我们这个队伍在宅内一家家拜年，还一路放鞭炮，每到一家，伯母和姑母们就笑容可掬地出来接待，摆出果盒请我们吃，还要夸我们几句。在宅子里转了一圈，虽然感到疲乏，我们却像打了一次胜仗，人人做了一次演出的主角。这是一次充满童年时代欢娱的回忆。这样愉快的灯会，以后没有再举行了。
除了过年外，我们还有许多愉快的时候：端午、中秋、长辈的生日、兄姊的结婚，都有一番热闹。祖母的寿诞是一场盛典，因为她是家中辈分最高、年龄最大的人。她的生日是中秋前一日，八月十三晚上吃寿面，十四日更是宾客满堂，平日不常来往的陶家、曾家等都来拜寿。那天伯父穿上半新的缎子长袍马褂，满脸笑容，平日那副严肃的面色不见了。伯母也穿上红裙，显然还是清朝的规矩。母亲和其他守寡的伯母们则只穿素服。家中一片喜洋洋的气氛。我们回长沙后的第七年（1932年），祖母去世了，享寿83岁，在当时是高寿了。从此以后，我没有再遇到那种欢乐、热闹的家庭场景。
在我的脑海中，也留下了一些不愉快的、悲怆的记忆。我们家中的老人多，在司马桥宅生活的11年中，不断有长辈逝去。自父亲故后，紧接着是七伯父，后来是祖母、大伯母、三伯母、伯母等。办丧事是一件大事，人死了，棺材要在家中停放许多天，要作七七（七个七天），请和尚来念经。每当我看到哪家的堂屋内悬上白帐幔，两边墙壁和柱子上挂满了白绫或白纸挽联时，心中就有一种悲凉之感。特别是逢到大祭典，如出殡前夕，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用悲痛欲绝的声调，慢吞吞地念着逝者生平的祭文，这时匍匐在灵前的孝子和帷幕后面的孝妇孝女低低地抽泣，这种情景真令人肠断。还有，每次祭典结束之前，要行一次绕棺礼。由一群和尚敲打着木鱼和铙钹，口中念着经，领着孝子、孝孙，以及有服的男吊客，慢慢地绕棺行走，要走好几圈。家中长辈的丧礼，我也得参加绕棺。我们穿着白布孝袍，手中擎着一支香，低着头，虔敬而哀伤地随着和尚们默默地走着，一面听着那单调的念经和咚咚的木鱼声，伴随着四周的抽泣，眼前还不时闪动着挂在灵台正中的逝者放大的照片，仿佛正在向我们微笑。每当这时刻，我的心忧伤极了，好似到了人生的尽头，我算是初次尝到了人生的悲哀的味道。
在我那短暂的童、少年时代，既有欢乐，也有忧伤和烦恼，但是最多的时候是在平淡中度过的。每天早上背着书包上学，中午回家匆匆吃了饭，又赶到学校去；下午四五点钟，拖着一双疲惫而又轻松的脚，悠悠晃晃回到家来，玩耍一两个小时，晚上又开始做习题，复习功课。通过许多寒暑假，通过数不清的考试——小考、期中和期末考、入学考试、毕业会考等，总算从小学升到中学，又从中学升到大学。上了大学，于是离开长沙，离开了生活了十几年的司马桥宅子了。回想人生，即使是童、少年，也是多么艰辛啊！
至于那所老宅子，如果还有什么值得我怀念、记下来的地方，恐怕要数它那古老敝旧的程度了。两位文忠公买进来时，本来就是座旧宅，送给文襄公后，也已80年了。房屋倒是高大宽敞，除了两端是砖墙外，所有房间都是用木板间隔的。时间久了，板壁裂了许多缝，冬天冷风飒飒地吹进来，晚上一家人围坐在母亲房中的炭火炉边，背诵课文，说一会儿闲话，周身烤得暖暖的，然后上床睡觉。夏天倒是很凉快，天井里还搭起凉篷，太阳下山后，将凉篷拉开，躺在竹床上乘凉，听姐姐们讲故事，这也是童年最令人回忆的时光。秋风吹起时，暑气全消，空气又清新、凉爽，又干燥。独自在房内读书，不时会听到天花板发出的吱吱喳喳干裂的响声，乍听到时真不免吃一惊。天花板上还有一层低矮的阁楼，四周没有墙壁，只用栏杆围着，不能住人，只堆放各种杂物。当有人在阁楼上行走时，楼板上的灰尘就会扑簌簌地落下来，而且楼板上走动的声音也着实令人不安。好在平常很少有人上阁楼去。可是有时在沉寂的午后或昏黑的夜晚，偶尔会听到阁楼上窸窸窣窣的碎步声。家人仆妇们就传说开了，有人说楼上住了大仙（狐仙），也有人说有猴子，还见过。但后来我们却发现有一只长着一身红毛的野猫，那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猫，它偶然出现在楼梯口。家人们曾想办法把它哄下来，将装了鱼的饭放在楼梯口，但野猫将饭吃光了，却又跑掉了，我们终于没有抓到它。它习惯于过自由的、野性的生活，不久就消失了。
在这所我曾消磨了黄金时代的老宅里，最使我怀念的，还是曾经生活在这所宅子里的人们，特别是我的母亲。童年的生活是艰难、清苦的。父亲去世后，母亲挑起了一家十口人的重担。她只能量入为出，严格限定了每天的小菜钱，我们也很少零花钱。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到春秋两季学校开学时，母亲为筹措我们的学费而满脸愁容，有一次托伯父向父亲生前的好友——一位有钱人借点钱，遭到拒绝。母亲既失望又沮丧，只好将剩下的一点点首饰拿去变卖。至今母亲那呆滞、失望的目光仍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母亲也变卖过少量的田地房产，这在当时是视为败家、不光彩的事，家庭中和社会上的压力很大。我们虽住在那门前有石狮子、高墙后面的侯府里，实则正如家所说，外强中干，底子已经空虚了。我们的生活虽然清苦，但是很愉快，母亲慈爱，兄弟姊妹和睦，家庭气氛和谐。
各房的境况虽不一样，整个大家庭的气氛也是和谐的。文襄公生前一再告诫我们：“境遇以清苦淡泊为妙，不在多钱。”“子弟欲其成人，总要从寒苦艰难中做起。尔曹能谨慎持家，不至闲饿。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恣情流荡，以沉溺为欢娱，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所损不已大哉！”
我现在回想，文襄公的教训真是至理。如果他留了许多钱给我们，我们恐怕会变成游手好闲、放荡荒唐的花花公子，求为一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恐也不可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