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出师塞外，必须士饱马腾”——筹借洋款之争
左宗棠为进军新疆定下了一条重要的战略，用四个字来概括：“缓进急战。”
什么是“缓进急战”呢？“缓进”，就是不急急忙忙进军，要事先做好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充分准备。兵、饷、粮、运都要有周密的筹划；要有一支强大的前线部队、稳固的后方和源源畅通的运兵、运粮的通道。对敌人的情况要了如指掌，兵法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有正确的进兵路线、打击对象和长远的战略目标。每一战役则要求速战速决，如拖延时日，师老兵疲，特别是在运输线长达数千公里的新疆，对作战极为不利。
“缓进急战”说来容易，但真正认识它的意义，实际执行起来又十分困难。太平军、捻军和回军就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因而先后失败。太平军不重视后方基地，每夺取一个城池，马上又放弃它；捻军更其如此，千里奔驰，不要后方。后期的太平军和回军则只是困守据点，内线作战，缺乏进击的能力，坐以待毙。左宗棠一直是极端重视后方基地的，从戎以来，每克一城池，立即巩固它的防护，并加强它的建设，决不再让其失去。这样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但后方稳固，补给线畅通，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就更有把握，整个战争进程却更快速了。
“急战”是受人欢迎的，但“缓进”是为“急战”做必要的准备，却不易为人理解，甚至受到非议。清廷虽然要求收复新疆，也因此支持左宗棠西征，但对这名统率几十万大军的汉人，仍然是不放心的。每当遇到左宗棠正在全力准备，因而进展似乎缓慢时，就来责备了。什么“按兵不动”“拥兵自重”等帽子会纷纷飞来。在西征军内部，意见也不是一致的。有些将领在准备未成熟时，就要求进军，有些人则畏葸不前。左宗棠是在上下内外的压力下，冒进和退缩、左的和右的情绪下，谨慎而积极地备战。
执行“缓进”的决策却也并不容易，而是困难重重。左宗棠花了很大的精力筹划兵、饷、粮和运。虽然他早就知道，“筹饷难于筹兵，筹粮又难于筹饷”，但是西征军饷、粮的困难，却仍然超出了他的想象。每到年头岁尾，军中发不出饷，军士们都去睡觉了，他却不能成眠，独自在军营前“绕帐彷徨，不知所措”。而用兵前夕呢，又须反复考虑敌我力量、地理形势和作战方针，绞尽脑汁，真如古人所云：“每一发兵，须发为白。”作为一军统帅，远在边塞，无饷无粮，不要说作战，军心也难以维持，那真是够苦的了。
当时陕西粮台上奏，需要年终饷银60万两，请各方援助，并请各省将所欠饷项迅速解来，但各省都不响应，左宗棠只好命粮台向商人借款。准备出关的各军都已调到凉州，等饷到才能进军；同时关外南北两路运粮脚夫驼马费用浩繁，亟待支付。本国商人拿不出巨额款项，于是左宗棠想到了在保卫台湾时沈葆桢向洋商借款的办法，上奏请准予筹借洋商款1000万两，分10年还清。他说这实在是迫于万不得已，因为沈葆桢借洋款有经验，他奏请朝廷“敕沈葆桢依照台湾办法，代为筹借”。
朝廷接到这份奏疏后，同情左宗棠的处境，当即下令两江总督沈葆桢筹议。不料沈葆桢自己借外债，却反对左宗棠借，他上奏朝廷说：“西洋各国普遍借外债，但西洋各国受外债之害极大。去年台湾之役，因外省毫无接济，因而出此下策，借了外债200万两。倭事已定，就不敢再借了。新疆广袤数万里，一二年也平定不了，即使收复，与强俄为邻，今后朝廷麻烦可多了。借洋款要海关担保，海关应接不暇。西陲进兵愈远，转运愈难，需饷也愈巨。将半途而废乎？势必不可；责各省接济吗？势又不能；将再借洋款乎？海关又无可担保了。徒令中兴元老困于绝域，这哪能忍心！此臣等所以反复再四而不敢为孤注之一掷者也。”
沈葆桢的话乍听起来，头头是道，而且最后还归结为对左宗棠这位中兴元老的万分关注。但是唯独没有关注到新疆这块沦丧的国土。
沈葆桢本来就反对西征，他反对借洋款自有他个人的主张，但是无疑也受了李鸿章挑拨的影响。沈葆桢上奏的前几天，收到李鸿章的信说：“左帅拟借洋款千万，以图西域，可谓豪举。但冀利息稍轻，至多不得过七厘，各省由额协项下分还，亦未免吃力，何可独诿诸执事耶？”沈葆桢上奏后，立即将奏稿抄寄给李鸿章看，李鸿章又去信颂扬：“剀切详明，词严义正，古大臣立朝风采，复见于今，倾服莫名。”
沈葆桢
朝廷将沈葆桢的意见转知左宗棠，沈葆桢本来对两江应付的西征协饷就不积极，这次又反对借洋款，左宗棠极为不满，在给吴大廷（字桐云）的信中，批评沈葆桢说：“于应协陇饷付之不理，并西人商借之饷亦吝之，是诚何心哉！”他认为，“幼丹此次奏驳洋款，颇闻由人指使”。他也能猜到，李鸿章是他的后台，在给刘典的信中，他叹息说：沈葆桢竟“奉合肥为准的”，“与合肥联成一气”。李鸿章的目的很明显，反对西征出师未成，就想阻遏西征军的粮饷，使收复新疆的事业半途而废。
但是左宗棠当然不会屈服于投降派的为难，他复奏说：“奏借洋款，是因各省原定协助款项积欠很多，海防议起后，各省又照常年减了一半以上，因此不得已而有此请。西征用兵目的，是收复国土，又不是争夺、侵略；借到巨款，可济目前急需，免悬军待饷，得以迅速解决战事。虽要付利息，但并没有附加政治条件，是对国家有大利而无损。泰西各国兴废存亡，并不是借债与不借债之故，道理是很易明白的。”
左宗棠还算了细账，认为只要各省协饷能解足八成以上，海关就不会代人受过。他为了缓和朝野反对派的意见，又主动将借洋款数由1000万两减到400万两。
朝廷接受了左宗棠的要求，而且将借洋款数由400万两增至500万两，又于户部库存拨给200万两，命各省应解西征协饷提前拨解300万两，满足了1000万两之数。洋款如何筹借，着左宗棠自行酌度奏明办理。诏中说：
左宗棠出师塞外，必须士饱马腾，方足以壮军威而张挞伐。……左宗棠前议借洋款一千万两，以备应用；因耗息过多，现请减借用四百万两，系为节省经费，顾全大局起见。惟现当大举深入，酌发欠饷。豫备行粮。需款甚巨，恐不足资周转。该督既以肃清西路自任，何惜筹备巨款，俾敷应用，以竟全功。
这时的清廷对收复新疆的态度是坚定的，它全力支持左宗棠进军，军机大臣文祥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已获得了户部拨款和各省协饷500万两，左宗棠主动将借洋款推迟一年，以节省一年利息。他以前也零星借过洋款，同治十三年（1874年）曾委托胡雪岩在上海向英商怡和洋行借款100万两，英商丽如洋行借款200万两，年利率一分零五毫，期限三年。这次又委托胡雪岩向英商汇丰银行去借，汇丰只肯借英镑，因为英镑与规元（中国货币）比价不定，左宗棠只愿借规元，因此又由德商泰来洋行出面，认包英镑和规元的比价，还本付息，中国只交规元，外汇盈亏一概不管，付给汇丰月息一分，贴还泰来月息二厘五毫，共借款500万两，七年还清。
外债的利息较高，左宗棠不愿借外债，实在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举外债的。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叹息说：“夫用兵而至借饷，借饷而议及洋款，仰鼻息于外人，其不兢也，其无耻也，臣之罪也。”
为国家正当用途举办外债，原是无可厚非的事。但是一般中国人的保守思想，总认为借外债，仰外国人的鼻息，是可耻的事情，连左宗棠也不免。当时投降派反对他借外债，后世也不断有人非议。
近年来，一些历史学家对西征借洋款做出了公正客观的评价，说：“他（左宗棠）排除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干扰，为筹措西饷作了一切的努力，终于使西征军度过了军饷的危机。”（董蔡时）“尽管付出了较高利息，但却为清军西征提供了物质保证，这与那种附加政治条件、损害国家主权的借外债，不可相提并论。”（杨东梁）“重息借外债，从经济观点看，当然不合算，但是，如果没有这笔贷款，则西征军根本不能出关，而收复新疆的大业，必将成为泡影。”（杨东梁）
有了足够的军饷，粮和运也有了着落，北路由归化、包头采粮500余万斤，绕道5000余里，运到巴里坤；俄国人没有失约，也果真将粮400余万斤运到古城。南路由肃州运到安西、哈密的粮超过1000万斤，还有400余万斤也已运到古城。
士饱马腾，是大举出关的时候了。左宗棠于是决定将大本营向西推进二千里，由兰州移到肃州。光绪二年二月初八日，刘典到达兰州，左宗棠将镇守后方的大权交给他，商妥了各项事宜；二月二十一日，率一小队亲军，由兰州出发，前往肃州。当时甘中主要战事虽已平定，但各地还时有小股武装力量窜扰，左宗棠吩咐路上仍需小心。
一路晓行夜宿，一天傍晚，行程已将过半，到了一处山林茂密、有水有草的地方。左宗棠见天色已晚，下令扎营安歇。将士们经过一天的行军，已十分疲劳，吃饱饭后，倒头便睡。左宗棠照例是和将士们同住营帐中，他习惯早睡，到半夜三鼓，就起床治理军书。
那晚他睡下不久，听到“笃笃”的击柝声由远而近，是值勤的军士巡夜打更。他朦胧之中，忽然披衣坐起来，静听了一会儿，立即把将领们叫来，命令连夜拔营，向前推进30里。士兵们正在酣睡，听到移营令，大家都有怨言，有几名将官向左宗棠请求，是不是等天明再走。左宗棠大发脾气，命令不许多说，赶快拔营。军令如山，将士们知道不能违抗，于是立即收拾行装前进。
后队离开宿营地不久，只听得一声巨响，原宿营地突然沉陷，一股回兵埋伏在近处山林中，听到声音急忙出击，幸而左宗棠亲率部队已开走了，只扑了一场空。原来回军预料到该处是清军必经歇宿之地，挖了一个大坑，虚掩了土草木片，设了埋伏。将士们受了一场虚惊，对左宗棠未卜先知，十分佩服。
将官们就请教宗棠，怎么能知道设下埋伏的。
他笑答道：“其实也很简单，我听到打更声，似乎有回响，因此知道必然是地空了。”他又告知将领们：“凡事都要细心。打更是人人都听到的，打更声音有了变化，只要细心听，谁都可以听出来，只是许多人不去细心听而已。”
“缓进急战”的总战略已经定下来了，还需要正确的战术，所有军事行动都必须细心、谨慎。诸葛亮一生谨慎。左宗棠常爱用的一句话是“慎之又慎”。“细心”是宗棠在军事上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其实，这也是所有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