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兰州（下）——办文化教育——乡试分闱
西北本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但是历经数千年的风雨沧桑，政治经济中心东移，陕甘等省大部地区却成了文化最落后的边地了。要想国家富强，必须提高人民文化素质，首先需要兴办文化教育事业，这是左宗棠多年来一贯的认识。
他在浙江和福建时，军事稍告一段落，就立即兴办教育，修建书院，创立书局。进入甘肃后，看到西北文化落后，更感到办教育的重要，当地方秩序稍一恢复，就着手兴办书院和义学，各地学龄儿童和青少年纷纷踊跃入学。从同治八年（1869年）起，到光绪五年（1879年）他离甘时，已创设了尊经书院（庄浪）、泾干学舍（泾阳）、文明书院（岷州）等20余所，又修复重建了瀛洲书院（泾阳）、仰止书院（东乐）、银川书院（宁夏）等20余所，大部分在现甘肃省，也有些在陕西、宁夏和青海；其中还有专为回民子弟设立的，如在平凉化平川的归儒书院。书院学生都发给膏火费。如兰州的兰山书院，当时是甘肃省最高学府，正课学生每名每月给膏火费三两，副课学生一两五，可以维持个人生活了。兰山书院每年膏火费需要两千多两银子，由于甘省财政拮据，经常拿不出钱来，左宗棠就捐出养廉银。他年轻时也是靠膏火费维持生活的，深知穷学生的苦处。
他很关心学生的学业，时常到书院去看看，和学生谈谈天。有一次学生们写了一篇禀文，送交管理书院的布政使崇保，崇保特地拿给他看。他很高兴，亲笔在信上加批：“览呈诸生之禀，文理尚可，殊为欣然。本爵大臣四十年前一贫士耳，然颇好读书，日有粗粝两盂，夜有灯油一盏，即思无负此光景。今年垂耳顺，一知半解，都从此时得来；筋骨体肤，都从此时练就。边方无奇书可借，惟就‘四书五经’及传注，昼夕潜心咀嚼，便一生受用不尽。诸生勉旃！事平至兰州，当课诸生背诵也。”
西北边远之地，多年来战事频仍，人民食不糊口，衣不蔽体，求生还来不及，哪有心思求学！但是经过左宗棠竭力提倡，各地书院纷纷建立，因之学风文风大为改观。
一些地方的士绅和人民对左宗棠在西北所做的一系列好事十分感激，要为他建立生祠，以示崇敬。如同治十三年甘州人民为他建了生祠，他知道后，命将已建成的祠改为南华书院。光绪二年西宁士民在改建湟中书院的同时，也要为他建生祠，也被他制止。
这些书院在当时对普及文化知识起了重要作用，后来又成为兴办新式教育的基地。一二十年后，晚清政府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大都由书院改建。府办书院改为中学堂，县办书院改为小学堂，兰州的兰山书院则改为优级师范学堂，仍然是甘肃省的最高学府。
除了书院之外，还在各地兴办了几百所义学，是专为各族儿童的启蒙教育。入学儿童称为“蒙童”，免交学费；还办了专收回民子弟的义学，如兰州有正德、序贤、养正、存诚四所义学，其中养正和存诚二所就是专为回童办的。在甘肃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左宗棠想方设法筹拨经费，或拨出一些荒山绝地，收取租金，供给办学经费。在他倡导之下，一些地方官吏纷纷响应，如会宁知县许茂光、两当知县萧良庆等，不仅拨出荒地和耕牛，自己还捐出养廉金，又在地方集资。所以学习风气一时十分兴盛。左宗棠在肃州驻节时，有暇还常到义学去看看，和学童们谈谈话。他是教过多年私塾的，至今仍很爱这一行。
义学里读的是《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先教儿童识字，稍大点读“四书五经”。书院里读的书更多些。以往陕甘的书都从成都和武汉等地运来，战争时期，书贩都裹足不前，而外地的书质量也很差，错字和破句连篇。左宗棠就自己刻书。他早在杭州时，就设书局刊刻六经，在福州又设正谊堂书局。来西北前，先在汉口设崇文书局，又在西安关中书院内附设书局，两局的刻书费用都由他从养廉金中付出。同治十三年，他奏请在浙江严州开设官书局，开印“四书五经”，专运甘肃用。新疆收复后，又在迪化（乌鲁木齐）开设书局，刻印的书专供回民子弟诵读。他行军途中还有一个流动的印刷所，在安定和肃州行营都开雕过书籍。
受他的影响，他的部属如西宁知府龙锡庆，也在西宁开设了尊经书局；陕西布政使翁同爵曾利用关中书院藏版刊印书籍，种类很多，除启蒙书和“四书五经”外，还印过《十三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小学》《孝经》，以及供棉农用的《棉书》《种棉十要》，供一般人读的有关法律和生活常识的书有《律易解》《圣谕广训》《吾学录》等。左宗棠自己的著作《盾鼻余渖》也初次在西安刊刻。这本著作收集了他的诗文联语等杂稿。他虽以军事、政经等方面业绩见称于世，但诗文也很好。有几篇文章曾被选入黎庶昌等人编的文选集《古文辞类纂续篇》中，诗作不多，被人誉为“军中诸作，如扶风豪士，气韵沉雄”。尤其是工于联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对联，已散见本书各章中。
左宗棠还创办了一件有惠于甘省广大知识分子的事，即“乡试分闱”。
何谓乡试分闱呢？按照清代科举考试制度，每省举行乡试，中举后就有资格进京参加会试。可想而知，举人是贫寒士人梦寐以求的改善政治、经济地位的晋升之阶。在清初，甘肃本来是和陕西合为一省的，康熙二年才从陕西分出来，自成一省，但是乡试却没有分开，两省士人仍然合闱（闱是考试地点），同在陕西省会西安参试，到左宗棠入陕甘时，已行之200多年。“合闱”对甘省士人有很大的不利：第一，取中总名额比分闱要少；第二，甘省文化落后，考不过文化水平较高的陕西人，有时一榜中甘省士子竟然完全落第；第三，贡院在西安，由甘省各地去，路途遥远，最近的也有七八百里，由宁夏去二三千里，河西走廊三四千里，由新疆镇迪道（隶属甘省）则有五六千里。来回时间需一二月至三四月，路费昂贵。大多数秀才都是寒士，因此能到西安应试的甘省士人，顶多只有十之二三，多数优秀人才失去了竞争的机会。
甘肃贡院及左宗棠所提匾额：至公堂
左宗棠看到合闱对甘肃士人的不利，于是奏请甘肃乡试与陕西分闱，在兰州省会举行。经清廷批准，就在袖川门内与萃英门之间修建了贡院，于光绪元年举行分闱后第一次乡试，打破了二百年来合闱的局面。这次与试者约三千人，比在陕西合闱时多出两三倍。左宗棠以陕甘总督身份，照例入闱监临。合闱时陕甘共取中举人62名，分闱后，左宗棠奏请甘肃取40名，朝廷只批准30名。光绪二年分试，左宗棠再次奏请，于是批准40名，外加旗员2名。左宗棠看到回民子弟文化较低，前二科一名都未取中，又奏请每二科中有一科至少要取中一名回民，这样可使无论汉回各族士人都乐于就学，在兰山书院肄业的学生多至四五百人，甘省人文由衰而盛了。
兰州新建贡院规模很大，号舍可容四千人，在全国也算数一数二。左宗棠入闱监临时，为试院写了一副对联：
共赏万余卷奇文，远撷紫芝，近搴朱草； 重寻五十年旧事，一攀丹桂，三趁黄槐。
“一攀丹桂”，是说他一次中了举；“三趁黄槐”，则是说会试失败三次。兰山书院主讲吴可读对左宗棠奏请分闱、创建贡院十分敬佩，读了这副对联后，咏诗说：“紫芝朱草光芒在，留得楹联百世新。”
68年后，秦翰才到贡院旧址（当时的甘肃学院）寻访，看到礼堂中居然还悬挂着这副楹朕，惊叹不已。
左宗棠是科举过来人，他深知科举虽能取得人才，人才却不一定能考上科举，他就是一例，若非机遇，断难施展为国驰驱的一番抱负。他年轻时曾受到许多前辈的知遇，所以他也倍加珍惜人才，特别是不遇、失落的人才。
他看到参与乡试的士子，衣衫褴褛，许多人几乎像个要饭的，当然还有更穷的秀才，连兰州也来不了。参加乡试士子的旅费多是由地方官借筹的。他经常自己拿出养廉金，送给外地士子，做回家旅费，每人送给八两。士子中举后去京会试，路费更困难了，他又分送每人20两，后又加到30两。他说：“我自己也是寒士出身，当年进京考试，辛苦奔波，仆仆道途，衣服破旧，囊中空空，困苦状态，至今回忆犹在目前，和如今见到的士子一样，当然应竭尽微薄的力量给予帮助。”
他帮助寒士，珍惜人才，曾流传有一段佳话：兰山书院有一个学生安维峻，字晓峰，秦安人，读书勤奋，有才识胆略，左宗棠很赏识他。曾告诫他端正读书的态度：“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晋升之阶耳。”安维峻本来以为读书就是为取得功名，听了深感惭愧，他自说听了左宗棠的教诲，从此胸襟稍开阔了。
光绪元年，贡院落成，举行分闱第一次乡试。左宗棠希望安维峻能中举。试卷是密封的，分给各考官评阅，究竟安维峻考得怎样，他也不得而知。发榜前夕，正值秋宵月出，他睡不着，就到贡院的园中散步，拄了拐杖站在小桥边赏月。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如果安维峻能取得第一名，这次乡试算是没有辜负了！”
不想有一位小官员在一旁听到了，在闱中传开了。发榜那天，左宗棠以监临身份坐在一旁听考官唱名。按例先从第六名唱起，一直唱到最后一名，没有安维峻的名字，左宗棠有些不安了。然后又从第五名倒唱上去，唱到第二名亚元，仍没有安维峻，左宗棠这位临阵多年的大将，这时竟有些坐不稳。最后唱第一名解元，正是安维峻，他摸着胡子哈哈大笑起来，得意地向考官们说：“宗棠的老眼还不花吧！”
第二年，安维峻上京师会试，左宗棠用篆书写了“行无愧事，读有用书”八个字的对联，送给他作为座右铭。安维峻会试两次都失败，左宗棠写信鼓励他说：“科名不足为人轻重，幸勿介怀。惟读书自乐，静以俟之。”安维峻家境贫寒，每到岁暮，左宗棠总要寄钱给他，接济家用。光绪六年春，宗棠又寄钱给他，并写信告他说：“我料你今科必捷，特寄上少许钱作为喜费。”因为如中了进士，报子的报喜费等就要不少花费。那年果然如宗棠所料，安维峻中了进士。
光绪十九年（1893年）安维峻当了御史。次年，甲午中日之战中国失败，和议起，他上章奏劾李鸿章和大太监李莲英，并且涉及慈禧太后。奏章中说：“窃闻和议之说出于皇太后，而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而敢干预政事乎？”这些警句传诵一时，而他的胆量真够大，戆直亦少有，几乎凌驾他的恩师了。于是被革职、充军。但名声震撼中外，没有辜负恩师对他的教诲和期许。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他被释回，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民国15年（1926年）去世。
主讲吴可读是兰山书院另一位“行无愧事，读有用书”的人物。他字柳堂，皋兰人，道光三十年进士，是书院创办的积极赞助者。左宗棠奏劾成禄，吴可读接着也上疏朝廷，陈述成禄的种种罪状，提出可斩者十，不可缓者五。在封建社会中，说直话的人容易闯祸，他说了直话，被连降三级。光绪五年（1879年），他因不满时政，看不到光明的前景，服毒而死。遗疏中还请为穆宗（同治帝）立嗣，可谓义烈而又有些迂阔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