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兰州（上）——对回胞的善后处理——造枪炮、织呢、开矿、修水利
陕甘的战事结束了，善后工作却千头万绪。左宗棠早就料到，抚比剿难。回族同胞在这次绵延50余年的变乱中，遭受了很大的灾难，汉族同胞也损伤惨重。左宗棠认为必须妥善处理战后的回军民，也包括战地的汉民，使他们各得其所，再过平安温饱的生活。处理回军民的善后，比处理太平军和捻军要难得多。捻军和太平军多数是汉民，俘虏后，给资遣散回原籍即可。对陕甘的回军民和汉民却不能这样办。
陕西有许多回民跟随回军逃到甘肃，战后如仍让这些客回和当地汉民杂居，将会对回民不利。即使陕回民和甘回民杂居也不便，在战时他们可以团结对付清军，和平时期则因地区不同、信仰新教和旧教的不同等，也难以和睦相处。照理应该送陕回民回陕，但是陕回民离开家乡已有10年之久，本乡产业早已被毁，未毁的已被官府没收，如果回乡，应该将产业归还，可是战时情况混乱，缺乏人证物证，势必引起无限纠纷。如果不归还土地房产，回民又如何生活？而且本来与当地汉民不和，还怕汉民欺凌报复。陕西一些汉人士绅早就扬言不许陕回民回陕，如关学领袖贺瑞麟（字角生，三原人）就曾代表陕人提出公禀，反对回民回来。所以陕回最难安置。在金积堡和河州留有一些客籍甘回民，和本地回汉民难于相处，也需要妥为安置。还有一些汉民为回军服务，有的是受武力驱使，有的是信奉伊斯兰教，自愿跟随回军的，认作义子或当奴仆的都有。这些汉民也应迁徙，送回原籍。
既然陕西回民不能回原籍，甘肃客回民也要迁徙，迁徙到什么地方去呢？这又是一个难题。左宗棠对安顿回民的地点定了几条要求：要有水有草、土地肥沃、河流和平原相间的地方；又要是无主的荒地，以免有人来争夺；要自成片段，回族同胞可以聚族而居，以免与汉人杂居，又惹起纠纷。他还规定：每户回民都应分得土地、房屋、窑洞、种子、耕牛和农具。在迁徙途中，大人每人每日给粮八两或一斤，小孩五两或半斤，随带的牲口也发给料草。沿途地方官吏应接送、保护，准备好供安歇的窑洞，并供给柴薪；到达安置地后，对贫困户仍要发给粮食。有些回民在原住地已种下庄稼的，可以等待收成后再迁移；有些回民一家分散在各地者，可以迁到一处团聚。回、汉民愿意投奔亲属者，也听其自便。又严禁沿途土豪劣绅对回民恐吓讹诈，为此还杀了几个违法的土豪劣绅。
左宗棠为回民善后，耗费了许多心血，也花了大量军费。西征军费本来就十分拮据，左宗棠坚决省下军费，用于安置回民。迁移的回民大部分安置在平凉、会宁、静宁、安定、秦安等地，汉民则安置在安定等地，均在现今的陇东平原、水草比较繁茂的地方。
这些对待回民比较开明和合理的措施，引起了甘肃、陕西一些上层人士的反对，当地官吏也找出种种借口多方阻挠。甘肃本来贫瘠、干旱，一些汉人看到左宗棠将有水有草的地方分给回民居住，大感不满，认为他太袒护回民，只替回族人说话、办事。但是左宗棠不顾他们的反对，坚决执行他的政策和办法。“帝曰汉回，皆吾民也。”战争是不得已的行动，回、汉都是中国人民，回民如今陷于困难境地，自然应该帮助和保护他们，首先应妥善地安顿他们。
至于饱经战祸的回民和多数下层汉民，对左宗棠的善后措施都感满意。当他的队伍经过时，回、汉民都列案焚香迎送。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多年来回、汉互相仇杀，积怨很深，这次清政府派左宗棠率大军进剿，陕甘汉人士绅早就扬言要对付回民，对左宗棠到来，寄予了很大希望。至于回民，虽然看到左宗棠入陕前颁布的“汉回一视同仁，决不滥杀”的告示，但怎能轻信？清军战胜，回军失败了，回民老百姓必然怀着忐忑不安的心理，只得听天由命。但没有想到，清军并不屠杀他们。然而即使留得性命，祸乱之余，遍地伤残，白骨黄茅，炊烟断绝，也无法生活。左宗棠又给他们安排住地、田亩、耕具、牲口、种子、房屋等，并发给口粮，沿途照顾保护，完全出于意外。封建时代的老百姓，不论是汉、回或其他民族，都愿意过安定温饱的生活，他们都厌恶不应发生的战争。
他在安置回民时，还注意将他们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每十户设一“十长”，百户设一“百长”，在回人集中的化平川、海城、宁灵等厅县，还设一较高级的“通判”官职，遴选一些熟悉风土、懂农事，了解回民疾苦，和人民同甘共苦的回人，充当各级回官，办理户籍、婚姻、诉讼等事。
左宗棠特别重视提高回民和各族人民的文化素质，在各地广设义学，免费招收各族儿童入学，对河州、洮州、循池、海城、化平川等回族聚居的地方，特别注意那里回民子弟的义学。张曜驻防宁夏时，也在回民村中普设义学，劝回民儿童一律读书。义学启蒙课本采用《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等，并供给儿童笔墨书籍。另外在各地设立一些较高层次的书院。在回族聚居的化平川特设一所专收回民子弟的书院，还设了一名回民“训导”，管理回民的就学和科举考试。
战后左宗棠立即申请在甘肃举行单独的科举考试，以前是和陕西合闱考试的，因为回民文化教育程度一般比汉民低，第一、二次乡试，回族子弟没有一人取中。为鼓励回民参加科举，与汉民有同样的机会取得功名和充当政府官吏，左宗棠特别奏准朝廷，在考试制度上对回民采取一些优待办法：回民仍和汉人同考，但是每隔一科必须取中至少一名回民举人。
左宗棠执行了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多数回民，包括汉民和其他少数民族，对他是怀有好感的。平凉老阿訇马六十说：“甘肃河州一带的回民直到现在（1936年），还常常提起左宗棠，每遇到有事不便解决时，就说：‘按照左宫保的章程，一劈两半。’因为左宗棠在甘肃时，每遇回汉族有争执，还能够折中办理，留得了好感。”民国25年（1936年）名人李维城在纪念左宗棠逝世50周年的文章中，谈到左宗棠在西北团结各民族的工作，使汉、回和其他各族人民和平相处，几十年来未发生重大纠纷，他说：“青海蒙、藏民俗，举行社火时，制泥为人，提剑砍之，谓砍年羹尧，盖泄愤也。而无论回、蒙、藏人言及左公，则未有不表敬爱之忱者。”是年康雍朝代征西大将，对少数民族做了不公正的事。李维城结论说：“此固由于个人仁虐不同，而与我整个民族之团结，盖有莫大之关系也。”
战后的陕甘，经过左宗棠苦心经营，生产和生活恢复得较快。光绪初年有人从新疆经甘肃、陕西回广东，他记述途中见闻时说：“自入陇所见，民物熙熙，一片升平景象，竟若未经兵燹者。”也许有溢美之词，但显然已迥非以前战时黄沙白骨、赤地千里的惨象了。
在进军陕甘途中，左宗棠曾为陕西会馆题了一副对联：
百二关河，十年征戍； 八个子弟，九寨声名。
西宁收复后，刘锦棠在那里建立了一座昭忠祠，祭祀死难将士，也请左宗棠写了一副对联：
黄流东注，湟水南来，任浊浪纵横，百折终须趋巨海； 胡笳勿悲，羌笛休怨，认灵旂仿佛，千载犹闻诵《大招》。
这两副对联抒发了左宗棠对10年征战的感触。战争双方都要遭受重大的伤亡，还会危及无辜人民的生命财产。左宗棠是在多方的敦劝和压力之下才从事战争这个不祥之物，也是在爱国思想驱使之下，不知疲倦地为国事驰驱。从闽、汉来陕甘，带了八千子弟，一路损兵折将，伤亡惨重。但他坚信：“任浊浪纵横，百折终须趋巨海”，内乱终将平息，国家终将统一，失地终将回归祖国。
陕甘战争结束后，他又准备进军新疆。趁这一段喘息的时间，我们暂时离开一下战争，谈谈他在西北的政绩。
他在西北的时间很长，前后有12年，大部分时间用在军事上，只是在战争的间隙从事政治、经济、教育等工作。同治八年底他接受总督关防，同治十一年七月才进驻总督所在地兰州。由于陕西设有巡抚，主持本省政务，左宗棠名为陕甘总督，按清代惯例，一般不宜对陕政多加干预，所以他尽心力较多的只在甘肃。虽然时间不长，但还是干了许多出色的工作。
首先谈谈他办的几项实业，即当时称之为洋务。同治十一年底，在兰州创办了兰州制造局，这是一所制造武器的兵工厂。当时甘肃战事已近尾声，新疆战争即将开始，建立这个工厂是为进军新疆的需要。左宗棠有一个办洋务的得力助手：记名提督、总兵赖长。他是广东人，原是粤军将领康国器（初名以泰，字交修，康有为的祖父）部下，曾随左宗棠在闽粤一带与太平军作战。他虽然是行武出生，但心灵手巧，懂得西洋机器的有关知识，也会仿制西洋枪炮。他原留在福建，宗棠来西北后，将他调来主持制造局工作。局中工匠多数是广东人，还有福建和宁波的一些能工巧匠，有些是从福建船政局调来。
该局主要生产枪炮弹药，产品有：仿德制后膛螺丝大炮，仿意制重炮，仿德制后膛七响枪。又改进国内原有的劈山炮和广东制无壳抬枪。劈山炮本来很笨重，要13人施放，改进后只需5人；抬枪也由原来三人放二支，改为一人一支。另外还大量生产铜引、铜帽和大小开花子弹等。装子弹的火药开始是由海外购运，因为运费昂贵，宗棠决定自己生产，由帮办甘肃新疆军务的刘典筹划。光绪元年在兰州成立了火药局，最初生产的火药力量不及洋药。左宗棠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亲自指导火药生产，发现原料硝和磺不够纯，提出要经5—7次反复提炼，经过改进，产品质量和洋药基本相同。虽然增加些工本，但省了运费，也节约了大笔外汇。
左宗棠对生产有一个科学的见解，他主张生产技工和使用人员互相学习、了解，使制造器械的人知道如何使用，使用器械的人知道制造中的一些知识。这样，生产者可以不断提高产品性能，更好地满足使用上的要求；使用者也可增加维护、修理的知识，而且还可参加生产改进者的行列。因此，左宗棠命厂中技工都学会使用各种兵器，又命令从军营中挑选一批官兵来厂参观演习。
兰州制造局在短短的几年中，生产了大批枪炮弹药，源源不断地供应进军新疆的部队，产品质量都不错，在收复新疆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光绪六年俄使索思诺福齐等来到兰州，看到中国自造的武器，也都同声赞叹。
左宗棠在兰州自制枪炮的目的，是支援新疆战事，长远的目的，是要使中国不因武器低劣而受制于洋人。他曾说：“如果有充裕的经费，就能大大提高武器的产量和质量，中国枪炮日新月异，西方各国再也不可能挟其枪炮之利，来欺侮我们了。”他早在湖南幕府时，就曾自制劈山炮，这次在陕甘行军途中，曾见到凤翔府城楼内尚存开花炮子二百余枚，平凉府西城有一尊大洋炮，上镌“万历”，及“总制胡”等字。他不禁慨叹，写信给总理衙门说：“尝叹泰西开花炮子及大炮子之入中国，自明已然。……利器之入中国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索一解人不得也。”
除了武器外，左宗棠也十分注意发展民生日用工业。早在办福州船政局时，就向清朝廷提出了要次第开办民用工业的计划，认为这是富民强国之本。甘肃盛产羊毛，赖长用他自己制造的机器，将本地羊毛织成一段呢样，送给左宗棠看。宗棠看看质量不错，与外国货也差不多，就和赖长商量，开办机器织呢厂。赖长说他自己“杜撰”的机器，质量还不能保证，外国有现成的织呢机，建议买一整套来。宗棠同意他的意见，委托胡雪岩在上海向德商购买，还请了几位德国技师。
这一整套织呢机器共1200余件，另外还买了掘井、开河等机器，运输真煞费苦心。轮船运到汉口后，改装木船，1000余箱分成4000余小箱，从汉水上溯，然后起岸，用牲口、牛马车和民夫从陆路运到兰州。遇到山高路窄，还需要开凿山路，或拆散大件，才能通过。从第一批机器运到兰州，直到最后一批到达，相隔达一年之久。真是“甘道难，难于上青天”！后人说这是愚公移山式的建设。
赖长织成第一段呢样是在光绪三年冬，到光绪六年九月，织呢总局正式开工。厂址在兰州通远门外，新建了几座厂房，聘请德国总管李德和奥国满德二人，另有德国技工五人，由一名中国领班管理。约定在任期中将全套生产技术传授给中国学徒。学徒是由陕甘勇丁中挑选出聪明好学的青年。左宗棠期望这批青年将来都成为熟练的师匠，以后一传十，十传百，由关内到新疆，都能生产呢料，国人都能用上国货。
甘肃织呢局是中国第一家机器织呢工厂，它的意义和影响比甘肃制造局更大，但是当时中国人似乎并不重视它。相反，英国人却十分注意。从机器刚运到，直到工厂落成，上海的英文报纸连续报道。外国人从垄断中国市场和维护商业利益着想，对中国自办近代工业颇为嫉妒。英国人对德国抢先经营也抱有敌意。他们还派人到兰州参观，说原料和产品质量不及洋货，价格又高，攻击德国的技术。德国人不服，还打了一场笔墨官司。
左宗棠于光绪六年（1880年）底离兰州后，织呢总局和制造局都先后停办，真所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他离兰后第二年，还念念不忘一手创办的织呢局，写信给护理陕甘总督杨昌濬，询问织呢局的近况，说：“至今犹魂梦难忘。”然而两年之后，织呢局就停办了。制造局是同治十年开办的，到光绪八年也停办。虽然两厂的寿命都不长，但却为我国近代军事和纺织工业起了先驱作用。它们的一些机器至今还保留了下来。65年后（1943年）有一位专门研究左宗棠事迹的学者叫秦翰才，特地去织呢局旧址寻访，那时已改名为兰州织呢厂，厂前门楣依然标着“甘肃织呢总局”赤地金字，看上去是左宗棠手笔。厂内还剩下有德制的织毛机、梳毛机等五台机器。经过几度兴衰，现在规模宏大的兰州通用机器厂和兰州第二毛纺厂就是在这两个厂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在甘肃办的洋务除上述两宗外，还试办过机器采金。采金机是由胡雪岩捐购的，他还推荐了一名德国技师米海厘，随身带了两件探矿仪器来甘肃。先在肃州文殊山，后到玉门赤金峡勘探，没有探查出大金矿，但探出了一起石油矿，就是玉门油矿的前身。左宗棠和米海厘谈过几次，认为他不是内行，不久就将他遣送回去。后来左宗棠派人在产金地办起小规模的人工淘金，他告知杨昌濬，办金矿的目的是养活部分穷人。因为那年甘肃虽丰收，粮虽产多了，但交通不便，运不出去，谷贱伤农，老百姓仍然穷苦。
左宗棠办金矿效果不大，但他提出的办矿方针在当时却是很有意义的。他说：“矿务须由官办，没有听任人民私采之理。但官办弊端很大，防不胜防，又不及包商开办，耗费少而获利多。最好是以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后来他在新疆开办金、铅、铁矿，都采用“官本试开”，办其他工业也同样倡导“官开其先，商承其后”的方式。处在封建时代末期，他已具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眼光，也已觉察到官僚资本主义的弊病。
开渠凿井是他在西北举办的另一项利民措施。西北黄土高原素缺雨水，农作物全靠渠水灌溉，左宗棠做了一番调查研究，得出结论说：“西北地亩价值高下，在水分之多少：水足则地价贵，水缺则地价贱。治西北者，先宜水利；兴水利者，宜先沟洫，不易之理。”所以他安置战后回民，必选择有水草之地。他在平凉住了一年多，经常去泾河观察形势。泾河与西北多数河流一样，平时干涸，一遇暴雨和山洪暴发，又泛滥成灾。前人曾修过郑、白二渠，引泾水灌溉。同治四年，刘典在郑、白二渠遗址上重修渠，后左宗棠也在“利民渠”遗址修了一条“因民渠”，他还有更大的计划。平凉西北是泾水发源处，泾水流到泾州，与汭水合流，水势渐壮，如开渠灌溉，可得肥沃田地数百万顷。如果节节筑坝，做闸蓄水，又可以通小船，可像湖南的湘水、资水，源头可通舟楫。他听说外国有开河机器，就命胡雪岩买到一套德国机器，又聘了几位德国技师。光绪六年秋，人和机器到达泾源工地，左宗棠命平凉知府廖溥明主持开渠工程。用机器开河，这在内地还是一个创举。那年冬天左宗棠奉诏进京之前，还亲往工地视察，作了指示。不幸次年春泾水暴涨，把渠工冲坏了。接任护理总督的杨昌濬借口财政困难，主张停工。左宗棠虽不以为然，还提出速开支渠，以宣泄上游水势等意见，但“人亡政息”，终于不了了之。
“天下黄河富宁夏”，宁夏水利建设自古有之。秦渠创于秦，汉伯和汉延两渠创于汉，到清代仍有干渠20余条，支渠140余条，灌田80余万亩。经过10年战乱，双方都曾掘堤，用渠水灌阻敌人，破坏很大。左宗棠拨出专款，一一为之修复。他还在河西走廊张掖、肃州以及西宁、河州等处修渠治坝；在最穷荒的安西、敦煌和玉门发给平民赈银、寒衣，拨款举办兵民屯田。他的部将王德榜驻军在狄道和安定一带，屯田自给。为了引抹邦河水灌田，王德榜提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将一座高三十五六丈、长420丈的山坡，挖低25丈，开成明渠。这个计划，连左宗棠都为之吃惊，后来还是批准了。王德榜从此不仅是左宗棠手下一员猛将，而且也成为一位开河、水利专家，后来在北京永定河上游和江苏六合境内滁河下游都主持过筑坝、开河的工作。
光绪三年西北大旱，河渠干涸，左宗棠下令各地打井抗旱。一时在西北各省普遍开展了“凿井运动”。左宗棠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既救济了灾民，又获得永久的水利。费用不够，他就自己拿出养廉金来，他写信给陕西巡抚谭钟麟说：“估计开数万井，所费不过数万金，如果经费难筹，可由我一人负担。”
他以养廉金捐助公益事业，是从不吝惜的。如光绪四年修兰州城垣，清朝廷工部不准报销，全部费用都由他私人负担，养廉金就是这么花掉的。另一个办法是劝富家出钱、贫者出力，两得其益。凿井运动取得了很大效果，仅陕西大荔一县就开凿三千余井。开渠凿井减轻了当时的灾荒，也为发展西北农业起了很大作用。
左宗棠在兰州还有一件想兴办但未办成的事，即修建黄河铁桥。他看到两岸人民来往十分不便，只能用羊皮筏渡河，皮筏既小，又很危险。他托胡雪岩从上海请来德商泰来洋行福克，到兰州勘察洽谈，福克索价60万两银子修建这座铁桥，左宗棠嫌要价太高，甘肃战后财政拮据，一时拿不出如此巨款，因此未能办成。直到30年后，宣统元年，后继者禀承左宗棠的倡议，终于将兰州铁桥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