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书行将付印，借此补充几句。
这个集子里的稿件，都是我于1962年至1966年先后写下的。其中的几篇曾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的《文史资料选辑》（内部发行）刊出，读者看后，指出稿中的一些错误和缺点，这次已尽量改正了。这个集子里的多数稿件是过去没有发表过的，仍希读者予以教正。
我写这些资料，都是凭记忆先后整理出来的，既不会全面，又可能记错；有的事情在不同的稿件中出现，不仅有繁有简，甚至连语气用辞等都不一致。这次我本想全部整理一下，但因年届古稀，而且有病，身体精神都远远不如过去，力不从心了。我女儿美娟对有些稿件替我作了增删，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只好等以后有时间再来修改。
我开始写这些资料时，想着如能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当代人写当代事，自己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总比后人来写容易一些，真实一些。但实际上，我感到越写越难，有时甚至写不下去。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写自己的情况，有时也很好写，往往能够挥笔疾书，一写便是几千字，因为这大都是自己过去所作所为，有时还唯恐其不能详尽，生怕别人看不明白。但是，涉及自己的历史罪行丑事就慢得多了，有时悔恨交加热泪盈眶再也写不下去，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才又把笔拿起来。我想，军统特务的种种罪行，虽是“奉命而行”，自己与对方并无私仇，但自己仍是有责任的；况且这些事不是一个人做的，也不只是一个人知道，自己如果不写，别人也会揭露，因此不如自己交代出来。经过思想斗争后，我的历史罪行便顺利地写了出来。
除此之外，我感到最难下笔的是那些很少人知道的事情，而且知道的人或是死去或是不在大陆，便产生能不写便不写或能少写便少写的念头。为了写这些东西，我的确进行过不少次的激烈思想斗争，常常弄得夜不成寐。但是我再一想，正是这些见不得人的东西，或者更可有助于说明旧社会如何使人变成鬼，新社会如何来之不易，于是勇气就来了。
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便可以说明我为什么会有这种矛盾到极点的思想。例如戴笠死后，军统局分为郑、唐、毛三派，我既属毛派又是唐派，同时因手中掌握大量公家财物，还与郑介民老婆瓜分财物。所以，在写到我拥毛倒郑时，所耍的种种手段，我是边写边擦汗，因为那种事连自己也感到太见不得人。我为了讨好毛人凤，竟去鼓动大批军统特务的遗属，在郑介民老婆给郑做五十大寿时去大吵大闹，同时又去讨好郑的老婆，告诉她有上百名拖儿带女的特务遗属要来郑家吃寿面，吓得郑妻一再央求我去劝阻，我才赶去把那群人挡回，这件事由我挑动而能两面讨好。
又如，我曾帮助毛人凤把郑介民挤出保密局，由毛当上了局长。毛人凤则过河拆桥把我从局本部挤出去，像充军一样把我弄到云南去。最后，他到昆明住在我家一个多月，我几次准备干掉他。这在我来说，当时不仅轻而易举，而且能够做到不给人发觉是我干的。但由于自己当时站在反动的立场上，考虑到报私仇会影响公益，没有适当的人能接替他，才没有动手。
还有，1945年间，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竞选中委时，戴笠自己不愿当中委，而把唐纵、郑介民推举出来。唐纵当选后，我去向他道喜。可能是由于我在讲话时太强调了戴笠自己不愿当中委而让给别人，唐听了有点不高兴，他无意中冒出一句：“最后没有委员长的话，谁也帮不了忙。”他这话刚一出口，看到我当时的表情不大自然，知道说走了嘴，又马上补充一句：“如果没有戴先生提出来的话，委员长有意栽培也有不便，总不好凭空下条子，因为这不是派工作。”我当时对他这种态度表示出不痛快，他也察觉了，便一再叮咛我，刚才的谈话不要向别人去说。我虽满口答应不会说，可是一回来就一五一十告诉了戴笠，却不料竟碰了戴笠一个钉子。他听完我的话以后，便恶狠狠地朝我说：“以后你别管这些事。我也不要听这些。”这件事明明是在戴、唐之间进行挑拨，我当时还很得意，因为从戴笠当天对我别的事都表现出很高兴，我便认为他是喜欢听这些话的。
这些为了个人升官发财所干出的丑恶勾当，反映出反动派之间钩心斗角、尔虞我诈、两面三刀等等丑恶行径，在这里写将出来，或可起到反面教材的作用。
当然，我不是说我写东西就没有顾虑了。例如在1943年我亲自看到林彪在重庆与戴笠往来时，彼此十分亲热，互称“学长”等等。但我在写戴笠时，曾提到不少人，却不敢写林彪的名字。直到林彪死去、罪行被揭露之后，我才把这一情况作了交代。又如江青、张春桥当年在上海与军统特务的往来，我虽知道一点点，也是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我才敢写。
有人问我，还有没有什么没写出来的？我的回答是：“现在没有存心保留什么。如果有想不起来的事，将来我女儿美娟给我整理我的资料时，会把它写出来的。”
这个集子可能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我诚恳地期待读者的指教和批评。
（1982年1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