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是解放前蒋介石集团中规模最大的一个特务机关。它是由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改组而成的。我从1946年10月1日这个局成立起，到1948年4月间，曾在该局局本部内担任总务处处长兼财产清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8年5月，到1949年12月9日云南和平解放前，我任该局云南省站站长。因此我对该局成立前后的情况，种种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以及历次大屠杀大破坏的罪恶活动，了解一部分。现就个人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分别写出。从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王朝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对中国人民进行血腥统治所采用的残暴手段。但因所知范围有限，尚有待了解该局内幕者陆续补充，俾使这一臭名昭著的特务组织的全部罪恶活动，真实地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
1946年国防部各厅局于7月1日成立后，直到同年10月1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才正式宣告结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兼任局长，原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任副局长。
1946年3月17日军统局代局长戴笠摔死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全国人民都渴望能真正走上全国团结一致、和平建设的阶段，对这个一向为全国人民所痛恨的庞大特务机关，都希望能按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主张早日撤销。但蒋介石仍旧要坚持走他的反共反人民的老路，所以对这个一贯执行反共政策最忠实最得力的庞大特务集团，便千方百计地让它完整地保留下来。戴笠刚一死去，他便急于挑选戴笠的继承人，同意毛人凤向他提出的建议，在郑介民与唐纵之间挑选郑介民为代理军统局长，实际由毛人凤主持一切。
毛人凤提这一建议，是有他自己的打算的。因为戴笠每次出门总是把军统局的工作交由毛人凤主持，而名义上却请郑介民代为负责。郑本身兼职很多，也很了解戴的个性，对军统工作和人事、经费等一向不愿多加过问。戴出门期间，郑虽然也抽出一些时间去军统局办公，但只是在毛人凤拟好的文件上批上一个“照办”或“可”，极少更改毛的意见，因此郑毛相处很好。唐纵为人拘谨，事必躬亲。在他任军统局帮办期间，对军统人事、经费虽不过问，在工作方面却常与毛人凤有不同的意见。毛人凤生怕戴笠死后局长由唐纵代理，便向蒋介石说，军统大部高级人员对郑很好，和唐的关系比较疏远。蒋介石便听从了毛的意见，把唐纵挤了出去。郑介民这时正在北平任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委员，执行蒋介石交给他的对付中共的任务，无暇兼顾保密局的工作，毛人凤便利用这一机会极力扩充个人势力，逐渐把郑介民在该局的关系削弱，并找郑的缺点进行攻击。经过这一系列的活动之后，到1947年12月5日，毛人凤终于取郑介民而代之，当了保密局局长。
从戴笠死后，在这个特务集团中，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以毛人凤为首的浙江派和以唐纵为首的湖南派，争权夺利的斗争非常激烈。他们表面上一团和气，骨子里却水火不相容，直到相互残杀。这些情况，我将专门以一章来叙述，这里从略。
戴笠刚一死去，国民党内部便有一些人也提出裁减军统的意见。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在反共反人民方面与军统目标相同、意见一致，但是对军统和戴笠的种种做法非常厌恶，或在本身利害方面与军统有冲突。戴笠在世时，由于戴为蒋介石所宠爱，大家都畏惧他几分，有意见也不敢提或不好提。戴笠死后，这些人便想趁机报复或分赃。他们绝不是和全国人民一样真正想撤销这个特务机关，而是各有各的打算和目的。例如，对军统反对最力的陈诚，是想裁减军统之后，扩大他自己的特务系统，希望他手下的特务头子张振国能把军统部分机构和人员接收过去。而陈立夫、陈果夫等CC派首脑，则想趁机打垮军统扩大中统特务组织，加强中统职权。孔祥熙在当时也表示过军统不应再拥有和过去一样庞大的组织和巨额的开支，这是由于戴笠杀过给他弄钱的心腹林世良。至于过去复兴社中的一些太保之流如邓文仪、康泽、贺衷寒等人，则是想由自己来分掌特务组织，扩充个人势力，所以也跟着叫喊缩减军统。在此四面楚歌中，由于得到蒋介石的袒护和宋子文、胡宗南等的支持，这个特务组织才改头换面地保留下来。
当初在没有决定将保密局附设在国防部之前，毛人凤与唐纵曾一度商量向蒋介石建议把军统改为“国防警察局”。蒋介石没有同意，他认为这一名称不适合军统工作的职权范围。以后决定附设在新成立的国防部时，毛人凤又建议仍然保留调查统计局这个名称。蒋介石自己很清楚，调查统计局这块招牌上涂的鲜血太多，再拿出来实在太不雅观，便采用了“保密局”这样一个比较隐讳的名称。当国防部各厅局的名称、组织及人数、经费等都已决定好了，最后才提出保密局来，这说明这个组织在当时国民党内部也曾经有一个“难产”的过程。
保密局成立前后，蒋介石最为关心、考虑也最多的问题，倒不是用这一个名称或那一个名称，而是戴笠死后的继任人能不能和戴笠一样把戴经营了十多年的这个庞大集团很好地领导起来，继续为他效命；其次是这个集团今后对预算以外的庞大开支怎样支付。戴笠在世时，这笔见不得人的巨款，大部分是自行筹措。抗战期间，戴笠用制造沦陷区行使的伪币的办法，榨取沦陷区人民的血汗，充实特务经费，胜利后这个办法已不能用。蒋介石为了避免以后由他经常下手令，按月支付预算以外的巨额特别费，便考虑怎样能使保密局做到“自力更生”。他多次找毛人凤、郑介民研究这一问题，最后决定，军统在各地接收敌伪的现金财宝不送交敌伪产业处理局，准许保密局留下来作为基金。此外，蒋介石还准许保密局经营接收敌伪的一些企业，并把与美帝特务合作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剩余物资，一并交由保密局经营，以便将盈利所得作为预算以外的特务活动费用。但蒋介石对郑介民、毛人凤、唐纵，又不像对戴笠一样放得下心，便加派在他身边多年的机要室主任毛庆祥共同主持这一工作，由他们四个人组成一个委员会。经多次研究，决定把军统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等地接收的敌伪产业、企业和中美所剩下的2000辆十轮大卡车、印刷机器、照相器材等集合起来，组成一个“三有公司”，由毛庆祥任董事长，其余为董事，以军统大特务戴颂宜为总经理，总公司设在上海圆明园路。
当时属于“三有公司”经营的企业，在南京方面，有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裕丰纱厂，由保密局经理处长郭旭兼任经理。有开设在南京最热闹地区花牌楼安乐酒店对面的亭亭照相馆，全部是中美所留下的器材，由军统摄影师王文钊任经理。这是当时南京规模最大，资金、器材最雄厚的一家照相馆。除照相外，兼售各种器材，还出租照相机，代客拍摄家庭生活电影。它一面为保密局赚钱，一面也从事一些特务方面的活动。还有开设在中山路的鸿业印刷文具公司，由军统四一印刷厂厂长李如澍任经理。这也是当时南京规模最大的印刷公司，资本雄厚，使用中美所留下来的美国最新式的电动印刷机，还兼营文具纸张。原来还准备与南京江南汽车公司合作，由保密局拿出500辆卡车改装成为客车，曾由我与江南公司总经理吴琢之接洽多次，以后对方怕惹不起这班人，才没有合作起来。在上海方面，则有由日本人经营过的东方渔业公司，拥有40艘渔轮，可以出远海捕鱼，并有自己的冷藏仓库。另外有由中美所500辆十轮卡车组成的启明运输公司，专办上海附近各线的货运，由上海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任经理。还有一处大型锯木厂和一处三夹板厂，都是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也由陆根泉代为经营。在北平方面，有一处日本人经营的无线电器材制造厂、西单北平大饭店和几处仓库。天津也有一些仓库和冷藏库等，都是由军统中一向搞商业活动的白莲丞经营。
“三有公司”除了经营以上企业外，还兼做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活动。因为保密局掌握有全国经济情报，资本雄厚，人员可以随时大量调用，自以为占有最优越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完全可一帆风顺，一本万利，保密局今后会有用不完的盈余，所以决定采用“三有公司”这个名称。而一些了解这家公司内幕的商人，却把它说成“有势、有钱、有人”，都不敢去惹它，害怕赔了老本还要吃官司。
蒋介石煞费苦心安排下这一着棋，最初由于条件着实优越，尚能差强人意，赚了不少的钱，但以后就越来越不行了。因为条件虽优越，可是经营的人都是些外行，不但官架十足，而且动辄凶横霸道，蛮不讲理，别人光顾一次之后便不敢再度问津。特别是层层负责人都挪用公款经营自己的生意，加之法币天天贬值，收入的现金只要迟交一两天，便可获不少利润，而售出的东西却再也买不进来。当经手的特务们每人腰包里都装进不少黄金美钞之后，最后终于把“三有公司”弄得垮台完事。蒋介石在抗战刚胜利时还有所顾虑，等到他发动了全面内战以后，反共反人民的嘴脸已暴露无遗，再也无须避讳，因而对特务经费仍和过去一样滥事批发。这时他只要求特务们把全副精力用在反共的活动上，因此便同意了毛庆祥、毛人凤的建议，把“三有公司”的产业全部出售，不再从事经营。
保密局还没有成立之前，军统经费已经感到入不敷出。郑介民一看这情况，知道再拖下去便不得了。他常常说，他不能和戴笠一样生财有道，只能量入为出。1946年5月前后，他匆匆由北平赶回重庆，经过和毛人凤、唐纵商量，决定裁汰内外勤人员。过去戴笠在世时，实行的是只准进不准出的一套做法。一向被人看成参加军统便是拿到了“铁饭碗”，可以吃一辈子，这时“铁饭碗”也随同戴笠乘坐的专机一样摔得粉碎了。郑介民不但准许任何人员请长假自谋工作，而且对一些资历浅一点、人事关系少一点、能力差一点的人员，采用送往军官总队去转业或径予遣散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抗战时，军统全盛时期，内外勤特务不包括武装特务部队便有5万人左右。直接在军统局领取薪金的在后方有17600多人，在沦陷区有6000多人，海外各地有2000多人；其余半数则分散在各公开特务单位，不由军统局开支。抗战胜利后，一些战时性质的机关相继撤销，一大批过去不由军统发薪金的特务这时又都回到军统请求另派工作。按照军统惯例，特务们在没有派定工作的“待命”期间，照样要发给生活费。这样一来，经费便更感到紧张，几乎月月要先向军需署透支。蒋介石对此也大伤脑筋，便同意采用汰弱留强及整顿经费等办法，准许动用一部分接收汉奸的财物珠宝之类变价出售发遣散费。对死亡了的特务的眷属，也一次发给一笔抚恤金之后，便不再负担他们的生活费。按照军统过去的办法，因公死亡的特务遗属，每月或每年要发生活费或补助费，其子女入学也由军统负担。十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遗属遗孤数以千计，这一笔开支也很不小，并且无法报销。这一次便发给约可维持三个月到半年的生活费之后，便不再置理。
当时这些措施，在郑介民和毛人凤看来是他们的得意之作。这种快刀斩乱麻的手法，的确使以后经费的收支渐渐走上轨道，不再和过去一样乱抓乱用。戴笠虽然弄过不少的钱回来，但是没有积累，弄得越多，开支也越大，会计部门经常在过年三十夜，叫喊钱不够用。经过这次大整顿，情况好了一些。少数自动请长假离开的大特务还极力歌颂这一处置。因为他们大都已经腰缠万贯，戴笠不死，还天天担心被人揭发要出问题，想走也走不了，准请长假的办法正合他们的心愿，可以无忧无虑地去享受下半辈子的清福了。
但是一些被遣散的与送到军官总队去转业的人，由于平日与外间关系少，贪污敲诈得到的钱也不多，或者因为来得容易也花得痛快，满以为有军统这个靠山何愁没钱可用，这时怨声四起了。特别是他们在军统工作时，在社会上有一批酒肉朋友，彼此互相利用，各方面还买账，等到他们离开军统之后，再去找这些朋友时，便都采取回避敷衍的态度了。例如一些担任检查工作的特务，当他们在水陆码头上耀武扬威的时候，一些轮船上的负责人和私车老板、运输商人，对他们真是恭维备至，一旦知道他们已离开军统想要点工作做的时候，态度立刻改变，再也不和他们称兄道弟，有的还送上几文钱打发一下，有的干脆不予理睬。
到军官总队去的人，只能拿到有限的生活费，住在挤满人的宿舍里，吃着和部队一样的伙食。这对过惯了舒服生活，花惯了钱的特务们说来，叫苦连天是自然的。在重庆的特务们，有的就经常跑到祀奉戴笠的“戴公祠”去痛哭。那些一向靠军统抚恤过活的遗属，很快花完那点抚恤金后，也经常吵着再要钱。保密局从成立到逃往台湾，一直没有停止过处理这类问题。
这次裁汰人员的标准，主要是保留“核心分子”与“基本人员”，对一般特务则进行挑选。当时被军统称为“核心分子”的大多是指抗日战争以前参加军统的老特务，“基本人员”则多系抗战期间军统各个特务训练班所毕业的学生，“一般分子”则多为抗战期间从各公开机关中吸收来的和私人介绍进来的以及由士兵中提升起来的人员。当时军统送往各地军官总队去转业的特务，前后达2万人左右，其中重庆最多，有5000多人，西安3000人左右，江西800多人，其他各地也都是几百到一两千人。
当军统大量裁减人员时，被裁的和保留下来的都有些人不满，他们无耻地认为自己是抗日与反共有功之臣。毛人凤也有此看法，内心里也希望多保留一些人。郑介民与毛人凤意见相反，主张多裁去一些没有多大作用的人员，以减小目标。他于1946年6月初赶到重庆，召集各单位负责人讲话，说明今后军统的工作重点是和共产党作斗争，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而是必须有精明强干的人才能担得起这项任务，所以宁可少些，但要精干一些，目标越小越好。
郑介民还特别把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给蒋介石有关撤销特务机关的一段电文再次向大家提出，并着重说明共产党早已公开提出这一要求，很得各方面的赞同。他说，如果不能自动先行缩小编制裁减人员，不但将来组织新政府时通不过，反而会引起很大反感，特别是增加蒋介石的麻烦。他一再要大家体念领袖苦心，顾全大局，顺应时势，切不可因小误大。他为了使被裁的人安心起见，还提出被裁人员只算是暂时脱离军统工作，准许他们仍保留组织关系，等将来扩大编制增加人员时有被优先派用的权利。此后，吵吵嚷嚷的情况稍好了一些。
当时为了多安置一些人到军统掌握的公开单位去，郑介民和毛人凤一再亲自出马找公开单位负责特务进行工作。过去戴笠在世时，凡是军统掌握着的公开机关，人事安排几乎全由军统局人事处统一调节，主管人员不能擅自任用私人。戴笠死后，情况变了，一些公开单位的负责人对局本部的命令大都阳奉阴违，出缺不上报而自己找人；对派去的人不是说没有缺额安插，便推说资历不合而拒绝任用。郑、毛亲自出马找各部门，实际上是不得已。有些大特务自己找到了较好的工作，如张国焘活动到江西救济分署当署长，黄荣华活动到广西救济分署当署长，余乐醒活动到救济总署上海汽车管理处当处长等，郑、毛便推荐一些人请他们帮助分别安置。由于军统特务到处不受欢迎，许多机关一听到就想法拒绝，加上以后各地大城市不断被解放，特务人员逃出后请求派工作的越来越多，这项转业安置工作，做了两年多也没有彻底解决。1947年下半年为安置这些人，还在苏州成立了一个转业人员训练班，收容了3000多人。
自戴笠死后军统改组成保密局起，把过去军统时期一年一度的“四一大会”，从1947年以后改为“三一七大会”，用以纪念戴笠在这天死去。“三一七大会”与“四一大会”性质完全相同，主要是一年一度的全国性工作会议。开会的日程也和过去一样，第一天上午公祭死去的特务，接着开工作会议。中午会餐时，照例是敬三杯酒，第一杯祝蒋介石身体健康，第二杯祝所有的特务身体健康，只有第三杯改为祝郑、唐、毛三人身体健康。
参加工作会议的人，局本部一般是科长以上，外勤代表一般是站长或副站长以及各公开单位的正副负责人。蒋介石没有再亲自参加过大会，只召见过出席会议的各省站负责人与局本部处长级大特务一次。
保密局领导人郑介民和毛人凤，不像戴笠一样经常更换化名。郑介民一直是用“杰夫”这个名字批阅公文和下手令，毛人凤也一直用“以炎”这个名字，只有唐纵在批阅公文时用他的别号“乃健”，局本部的化名却经常更换。各处各室对外行文都有各单位的专用化名。每隔不久便又重新规定一次，列表通知外勤各省站。对无线电密码的规定，也比过去更严密。一个省站有好几套密本，翻译密本的方法也经常变更，有些密码本，只用几次就不用了。这是怕中共方面侦收到这些密码后研译出来。
保密局成立后，原军统局的机构虽保留了下来，但内部组织，有的缩编，有的合并，有的甚至裁撤，而保卫蒋介石个人安全的特别警卫组，不但完整地全部保留了下来，还由原来的200多人扩充到300多人。当时在蒋介石身边担任警卫的“随节警卫组”，开支一向归侍从室供应，它的任务是负责蒋住宅与办公地点的警卫，以及在蒋介石出外时前呼后拥地跟着他。此外还有个“特别警卫组”，专任外层警卫，蒋介石外出时，便先到马路上去布置，每数百步布置一人，均以左手执报纸为暗记。蒋介石这个独夫最怕别人暗算，每次外出必仔细看看两旁有没有这些人在为他担任警卫；如果到远的地方去，也得先把特别警卫组的人派去布置好以后，他才敢去。这个组先后由朱金骅、梁绍周任组长。
保密局成立不久，约在1946年冬或1947年春，蒋介石在对这个局处长一级的大特务讲话时，着重讲了这个局以后的工作任务。我当时也是被召前往听训者之一。当毛人凤把听训者的名单交给他以后，他逐一点了名。他首先念念不忘地一再提到死去的戴笠，极力赞扬这条走狗以毕生之力为党国效忠，要大家向他学习，继承其遗志，在郑介民和毛人凤领导下，再接再厉地发扬过去的成绩，保持过去的荣誉。接着他谈到今后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说同共产党作斗争比过去同日本人与汉奸作斗争要困难得多。他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全力以赴，说稍不注意，不只危及党国，而且会死无葬身之地。他希望大家多研究一些办法，多出一些主意，随时总结经验和教训，很好地担负起这项直接和共产党作斗争的任务。
1948年5月，我被调任云南省站站长时，毛人凤特别调集了30个左右的省站站长，在南京举办了一个站长讲习班。一个月讲习完毕后，蒋介石又接见所有调训的站长和出席“三一七”工作会议的代表，地点仍旧是黄埔路中央军校后面他的官邸办公室。他照例点名之后，首先对毛人凤调整各省站站长的办法表示极为赞许。
原来保密局成立后，毛人凤担心各省站站长大都是一些老干部，不大听话，便从军统临澧特训班毕业的学生中和一些中级干部中提升一批人来替代。后来他发现这些新手由于在军统的资历浅，对各省的公开单位领导不起来，而各公开单位的负责人都是军统老干部，对这些新提的站长不买账，站的工作推不动。所以毛人凤取代郑介民当了局长之后，感到再这样下去不行了，才又决定把一批将级大特务调出去当站长，并且在毛的亲自主持下，把这些新调任的站长和准备保留的一些老站长调集到南京训练一个月，把原有的一些资历浅的站长降为副站长。蒋介石对这项加强外勤各省站的工作很是满意。他在讲话中便指出，各省站今后仍应和过去军统局时期一样，秘密领导公开，各省的工作重点应摆在省站。
蒋介石这次讲话的重点是要求各省站的负责人对外勤特务必须加以调整。保密局的外勤人员应当社会化，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公开的职业作为掩护，以便打入各民主党派和进步团体，除多多拉拢一些民主党派中的动摇分子参加工作外，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千方百计、不惜任何代价打入共产党在各地的组织，以便彻底消灭各省共产党，巩固后方。对一些不称职或身份已暴露的特务人员，应调往公开机关去安插，留下来的必须是有能力的和有工作路线的人，并要不断吸收新的人员参加。他要求各省领导人不单是负责领导工作，还要亲自去从事高一级的情报活动。他当时便提出省站站长可以加委为国防部专员，用这一名义在当地作公开活动，站长以下则绝对保密。他还要求各省站领导人搞好地方关系，与当地驻军将领及行政负责人密切联系，发动各方面的力量搞好特务工作。他叫我们重视利用中共叛徒工作，但又应注意防范这些人。他还以颇亲切的口吻对这些为他尽心竭力充当鹰犬的大特务们说：“你们都是跟随戴局长多年的老部下，都是最革命、最忠于党国的人。保密局在各省的组织由你们去领导，我很放心。今后在各地展开和共产党作斗争的工作，有你们去领导，我相信一定能够不辜负我的期望，做出卓越的成绩。你们在工作中有什么困难，我一定负责替你们解决，使你们能一心一意去工作。”末了，他照例对中共来一番诬蔑，并对在场的人进行一番恐吓，说什么如不努力战胜敌人，必死无葬身之地。
1946年10月1日保密局成立时，是在南京马台街二十二号办公，到1947年上半年才迁入洪公祠新建的大厦。国防部核定保密局全部人员的数目，内勤各处室由原来军统局时期的1000多名减为335人，外勤减为6023人，电讯部门人员保留了1000人，总共比原来少了近2万人。到1948年又增加了外勤人员2880人。保密局刚成立时由郑介民兼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1947年12月5日，郑介民被免去保密局局长和国防部二厅厅长，调任为国防部次长，由毛人凤升任局长，原任军委会别动军司令徐志道调为副局长。
这个局从成立到大陆解放逃往台湾，内外勤机构名称很少变动，不像过去军统局时期一年数次变更和扩充。局长、副局长以下设局长办公室主任。郑介民任局长时，由黄天迈、张继勋任局长办公室主任。毛人凤任局长后，把郑介民的人换掉，将他最亲信的潘其武调为局长办公室主任。局长办公室下设专员和秘书、助理秘书十人左右，先后由王清、萧漫留、刘镇芳等任专员；毛钟新、袁寄滨、周念行、郑尔铨、徐昌俊等任秘书。直接由办公室领导的还有一个文书科，由周石甫任科长。
局本部设七个处：第一处为情报处，由原军统局第二处处长何芝园任处长，下设军事、党政、经济、国际四个情报科；第二处为行动处，由叶翔之任处长，下设行动科（主管逮捕、暗杀、破坏）、侦防科、策反科（这个科领导有许多策反站，专门进行对解放军和地方进步武装力量等的策反活动）和一个心理作战科；第三处为人事处，由郑修元任处长，下设人事行政、考铨、卡片等科；第四处仍和军统时一样为电讯处，由杨震裔任处长，下设通信、机务、工务等科；第五处为司法处，由李希成任处长，下设审讯、狱管两科（重庆磁器口渣滓洞与白公馆的两个看守所，西安、上海、北平、南京等地的看守所和集中营，都由这个处领导）；第六处为经理处，由郭旭任处长，下设审计、综计、会计、出纳等科，主管财务工作；第七处为总务处，由我任处长（1948年5月以后，由副处长成希超升任处长），下设庶务、管理两科及收发、交通两个直属股，附属有一个汽车队，由孙超任队长，一个电话队，由梁修元任队长。
局本部内还有三个室：一个督察室，由廖华平任主任；一个总稽核室，由张冠夫任总稽核；一个预算室，由朱光斗任主任。在这些处室之外，还有机要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特种技术研究组、布置组等几个组。机要组，由军统中唯一的女少将姜毅英任组长，主管译电和密码工作。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原来由张国焘主持，改组时张离开军统，由瞿梦秋任组长，专门研究有关中共的一切问题，内部成员均为中共叛徒。毛人凤对这些人，虽尽量利用他们过去的关系为保密局工作，但并不放心他们。所以这个组不在保密局里面办公，另外在外边找房子，只有在必要时找瞿到局本部参加一些不重要的会议，其余的成员都不让他们去保密局。特种技术研究组，由刘绍复任组长，专门研究暗杀、爆破、破坏、放火等技术，制造各种定时炸弹、毒药、毒弹、毒刀与各种杀人工具及纵火伞、纵火金笔、铁道破坏器等物品。1948年，又从人事处中划出一部分人成立了一个布置组，由赵斌丞任组长，下设一、二两科，由李葆初、任鸿传分任科长，专门向解放区作潜伏布置和在将要解放的地区预为布置潜伏特务和电台。原军统局的设计委员会照样保留，专作储备高级特务之用，张严佛、刘启瑞等任过主任委员。另外还有保密局局本部直接领导的高级情报员40名，这些人有的是在国民政府中央部门中工作的高级幕僚，有的是大商人，有的是过时官僚政客，专搞一些所谓上层情报。
军统局由重庆迁回南京，直到保密局成立后半年多，重庆方面还保留一个军统局和中美所合并组成的“结束办事处”，由张严佛主持，负责办理军统及中美所的结束工作。这个办事处除对外安置大量被裁人员外，对留在重庆的大量物资处理了一年多，也没有处理完。他们把一部分器材用具出售，把一所“四一”医院和一些不易搬动的医药器材交给了重庆中央医院，用那些美式武器装备了交通警察总队之外，还剩下不少。临解放，该局在重庆中美所内施行大屠杀的同时，还把几个仓库的器材、物资、武器等纵火焚烧了两天两夜。
保密局外勤各省站的编制，按国防部核定的人数分为三种：如上海、南京、天津、北平、四川、云南等大一点的地区为甲种站，为160人；安徽、贵州、新疆等地区为乙种站，110人；更小一点的地方为丙种站，只有60人。各地的实有人数，因要求过严，往往不足编制的人数。当时各省站的编制情况，以甲种站为例，除站长、副站长外，有一个书记、一个或两个助理书记、一个情报编审、一两个助编、两个司书、一个译电员，此外，还有主管人事、总务、会计、交通的人员，一个搞学运的学运指导员和搞工运的工运指导员，几个直属省站的情报员；另有一个由局本部督察室派去的督察员，受督察室和站长的双重领导。省站一级大都由电讯处配有一个电讯支台，各组设有组台，由支台直接和保密局总台联系。这个支台是站的配属单位，不受站长领导。支台一般有两三部大型电机，组台都是小型的特工机。
各地站长我记得姓名的有：北平站，先后由黄天迈、乔家才、王蒲臣、徐宗尧任站长；河北站（设保定），由杨清植、孔觉民先后任站长；天津设有两站，一站专搞一般情报，二站专搞外事情报，一站由吴景中、李俊才先后任站长，二站由黄天迈任站长；山西站为田畯；晋南站为王明江；山东站为许先登；青岛站为梁若节；河南站为刘暨、刘茂欣、杨蔚；陕西站为侯定邦、王鸿骏；甘肃站为任冠军；新疆站为佘万选、饶铁珊；拉萨站为谭兴沛、萧崇清；云南站为王巍、苏子鹄、沈醉；贵州站为钱霁林、周养浩、陈世贤、汪剑英；川西站（蓉站）为杨超群、吕世琨；重庆站为吕世琨、李修凯；康定站为董士立；湖北站为余克剑、黄藩初、谢经武；鄂北站为杨振铎；湖南站为唐乘骝、黄康永、夏松；江西站为邓树勋、王迈夫；安徽站为唐玉昆、翁一揆；南京站为叶翔之、钟贡勋、黄加持、张明扬；上海站为王新衡、刘芳雄、王方兰；苏南站为李修凯、陈楚之；苏北站为陈轶珍；浙江站为章微寒、毛万里；福建站为陈达元、王调勋；闽南站为沈觐康；台湾站为郭寿华、林顶立；广东站为郑鹤影、冯德恭、郑星槎；广西站为苏业光、钟可庄；香港站为李惟棉、谢力公、杨华波、刘芳雄；承德站为褚大光；沈阳站为荆有章；长春站为崔志光；南满站为滕勉、褚大光；北满站为王力、项乃光；四平站为张静宣；热河站为龙超、徐政。在国外设站的有韩国、西贡、新加坡、曼谷、开罗、卡拉奇、菲律宾等。以后在站以上又有过一些高一级的组织，如东北督导室，由文强任主任；西南特区，由徐远举任区长；西北特区，由胡子萍任区长。1949年反动政府逃到广州时，又成立了广州办事处，由郭旭兼主任。以后迁到重庆时，又成立过重庆办事处，由唐治任主任。
毛人凤领导保密局工作，仍旧用戴笠的老一套办法。局本部副处长以上人员，中午仍在一起会餐，一边吃饭一边商谈一般性问题，有关人事、经费等当时即予解决。外勤省站正副站长到南京，也往往被邀去参加这种会餐，一些问题也能很快得到解决。各单位负责人在一起当面商谈，不经过科股，这样就逼着各单位负责人非看公文不可，不然临时提出问题接不上头会当场出丑。毛人凤对这一工作抓得很紧，无特别事故，他几乎每次必到，每到必提出一些问题来谈。
另外，在和一些公开特务机关的联系上，毛人凤也保留了过去军统时期的一套，每月邀请宪兵司令、中统局局长、警察总署署长、国防部二厅厅长等开会一次。毛人凤特别在傅厚岗通往玄武门的那条马路上买下一幢房子，取名叫“诚庐”，作为各单位首脑开会之用。对一些有关对付中共及镇压民主爱国运动等问题，便在这个会上提出，以便各特务机关采取一致的步骤。同时规定各省站长，必须参加各地省一级的特种会报，以便在反共方面能与各方面取得联系，互相配合。毛人凤还规定各省站站长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公秘会报，由各省站出面邀集，该省所掌握的公开特务机关负责人要亲自参加，一般多采用聚餐或茶会的方式。会上先由站长报告该省一般情况及保密局有关工作的指示，然后由各单位负责人轮流报告自己单位中一个月来的工作，并提出一些共同性问题进行研究、讨论。会议完毕，还得向保密局汇报。这是过去军统一贯的秘密领导公开的传统办法。不过在保密局时期，有些地方已经流于形式。
保密局控制的公开特务机关，既不如过去军统时期那么多，在控制程度上也远不如过去那么紧。当时最大的全国性公开的特务机关是警察总署，由于它为唐纵所领导，表面上虽然接受保密局的控制运用，实际上是自有一套。比如唐纵提出，要使警察人员正规化，凡不是警官学校出身的人不能当警官。这等于公开声明，对当时军统所裁编下来的人员拒绝接受。虽然警察总署人事室一些主管人事的人员大都是保密局人事处推荐去的，如刘本钦、汪摄吉等，都是军统时期人事处的老人，但是他们不能和过去一样受双重领导，而是一切全由唐纵作主。因此在各省保安处与警务处合并改编为警保处时，不少警保处长不是安排军统分子，而是给了转业的高级军官。以后唐纵兼任国防部保安事务局长时，他也只挑了赵世瑞等几个军统的人到这个局。至于那些大城市警察局长的更换，都得由蒋介石亲自决定，郑介民、毛人凤既不便越过唐纵而直接找蒋介石，唐纵也不肯为保密局力争。本来戴笠早在抗战期间便对一些大城市的警察局长人选预作了安排，胜利后却都由蒋介石另行派定，如上海给了宣铁吾，北平给了陈卓。戴仅把天津警察局长抢给了李汉元。李汉元是替外国人当奴才、在天津租界干了十多年警察工作的“天津通”。南京的首都警察厅长这一职位，戴笠多年来一直是在培植着任建鹏。南京撤退时，任建鹏任首都警察厅保警总队长，他带着一批武装保安警察向重庆逃跑时，便把首都警察厅的印信带在身边。他到重庆后，改任内政部警察总队长，一直眼巴巴地望了八年，好容易等到日本投降，满以为可以出任首都警察厅厅长，结果蒋介石没有答应戴笠的要求，而把这一职务给了宪兵司令部参谋长韩文焕。任建鹏带在身边八年的首都警察厅印信，一次未用，便交了出去。戴笠为这事难过极了，勉勉强强地为任争到了个汉口市警察局长的职务。这几个大的警察局局长的职务，直到1948年以后，才慢慢地落到军统特务手中。北平归了杨清植，上海解放前给了毛森。南京警察厅却始终没有轮到军统。
保密局所控制的第二个公开机关，是交通部的全国交通警察总局，这个局先后由吉章简、周伟龙、马志超任总局长。局里的成员，大都是从原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及忠义救国军等单位凑合来的，基本上还能接受保密局的领导。当时几条铁路的警务处长，如京沪、沪杭甬的王兆愧，平汉路的朱若愚，北宁路的吴安之，陇海路的程一鸣，津浦路的贺元，粤汉路的张辅邦，湘桂路的史铭，浙赣路的毛万里，晋冀路的李希纯，成渝路的曾晴初（当时成渝铁路还没有动工修建，却先成立了铁路管理局和警务处等机构），滇越路的田动云等，都是老军统。公路方面，除了公路总局的警稽室由刘子钦、蔡慎初先后当过主任外，各地公路局的警卫稽查组、各运输处的警稽室以及招商局（水运）警稽组（组长石仁宠），也都由军统特务控制。这个局收容了所有的特务武装部队，改编成了20多个交通警察总队。
按照过去军统局的传统，国防部第二厅也应由保密局控制。郑介民是以保密局局长兼二厅厅长，照理也不应成为问题。可是他本人经常不在南京，二厅副厅长侯腾不但不是军统，还想独树一帜，不愿接受保密局的领导。郑介民兼厅长时期，侯腾表面上还敷衍一下，等到郑介民被免去保密局局长和二厅厅长改任国防部次长以后，侯腾当了二厅厅长，情况马上改变。不仅保密局不能再控制二厅，侯腾还想把原来在二厅工作的军统分子慢慢排挤出去，在搞军事情报方面与保密局分庭抗礼，自己把持军事情报，而让保密局专搞党政情报。毛人凤自己也很清楚，保密局在军事情报方面抢不过二厅，但他不肯放弃这一项工作，便暗中指使还留在二厅系统内工作的军统分子，继续保持与保密局的关系，并尽力设法和侯腾捣乱。直到逃台前，彼此还在钩心斗角，互相倾轧。
当时保密局控制得最多的单位是各地的稽查处，这是从抗战胜利后便在各大城市中首先抢到的公开单位。如上海淞沪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长程一鸣、南京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长何龙庆、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倪超凡、天津的陈仙洲等，都是由戴笠亲自安排的，以后一直掌握在保密局手中。至于原来大后方的一些地区如重庆、成都、西安、兰州等处，也一直没有变动，仍由保密局掌握。另外各大城市的侦缉大队或刑警处，也都掌握在保密局手中，如北平刑警大队长李连福、上海刑警处长廖公劭、重庆刑警处长谈荣章等都是军统分子。
保密局在各地掌握了稽查处和刑警处这两种公开特务机关后，对逮捕、搜查、监禁等方面的活动，仍有很大的方便。毛人凤也特别重视这些单位，掌握以后死不肯放手。1947年重庆警察局长施觉民，曾在蒋介石侍从室干过，自恃来头大，不买保密局的账，把军统派在该局的刑警大队长撤下来，用自己的亲信何某继任。毛人凤表面上虽同意了，暗中却指使在重庆的特务进行捣乱，几个月时间里连续发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案件，使何某无法破获。施觉民只好将刑警大队长又让出来，请毛人凤派人去担任这个职务。
当时干这些刑警工作的特务们，不仅本人大多是帮会流氓头子，同时还掌握有一大批各种门道的小偷、扒手、惯窃。他们对有权有势的人丢失东西，能在两三天内清查出来，原物奉还；而无权无势的人被偷窃后，任你怎样去要求也不会破案，纵然破获了，东西也不能全部清出。保密局要掌握这些单位，主要是利用这些机关任意搜捕，对一些没有证据的政治犯，可随意捏造罪名，栽上伪证，把人抓起来。
另外，在保密局控制下的还有兵工署的稽查处。这个处成立于抗战初期，原来叫警卫稽查处，胜利后仍旧保留下来，改名稽查处。保密局内部却称它为兵工稽查处，以区别于各地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这个处是专为防止共产党在各兵工厂的活动和镇压各兵工厂的工人而成立的。国民党把所有兵工厂的工人列为现役军人，不准组织工会，对待兵工厂的工人动辄以“军法从事”，这个处便是专门担任监督工人活动的。各个兵工厂都设有警稽组和警卫大队，抗战期间由张师当处长，胜利后由廖宗泽当处长。这两人都是中共叛徒，自认为懂得共产党的一套，但是，他们除了迫害过不少工人外，始终没有在哪一个兵工厂中清查出中共的组织。
保密局的外围组织，最大的一个要算“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了。这个组织是由抗战时期戴笠所主持的“军事委员会人民动员委员会”扩大起来的。戴笠野心很大，想把全国的青帮、洪帮、袍哥、哥老等组织统一起来，由他领导，以加强军统的外围力量。当时被邀请参加这个组织的委员有杜月笙、向松坡、梅光培、刘治陆、杨庆山、杨虎、陆京士、石孝先、田得胜、范绍增、冯什竹、唐绍武、徐亮等人。1946年在上海静安寺路丽都花园开成立大会时，各路丑类代表均赶往参加，即使在旧社会，也是少有的盛举。戴笠死后，这个组织改由军统大特务徐亮负责主持，于是情况发生了变化。徐领导不起来这个组织，特别是在发展组织时，遭到了CC和政学系等各方面的攻击和阻挠。主要原因是他们害怕保密局掌握了各地帮会组织之后，对选举国大、立委等起操纵作用。郑介民和毛人凤看看风头不对，不愿为这事开罪于各方，这个组织便无形中停止了活动。
保密局在工作上除了继承军统的全盘业务外，还学会了美帝一套造谣宣传的办法，并在第二处设立了一个心理作战科专门主持这项工作。属于这个科领导的外围机构和组织，主要的是南京大同新闻社。这个社由军统老特务刘启瑞任社长，军统息烽特训班毕业的特务丁匡华任编辑主任，专门制造对中央、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的诬蔑材料。这个社的外勤记者到各处去活动时，并不是采访什么新闻，而是假借记者身份从事特务活动。它的稿件来源是由心理作战科供给，通过它发出去。心理作战科的稿件，是从接近解放区的特务发回的情报中摘录一点半点，加以颠倒黑白，胡乱编造而成的。
当时在武汉还有一个汉潮通讯社，也是搞这些把戏的。另外在上海、东北、重庆、贵州以及昆明等许多地方，也都先后办过一些这类通讯社或报刊，其中最无耻的要算在重庆办的《新华时报》了。
当时中共在重庆发行的《新华日报》深得各方人士的赞扬，政治影响很大，特务们虽曾在几年中夜以继日地想方设法扼杀它，用尽了一切卑鄙伎俩，采用过打报馆、殴报童、拒绝传送。邮局查扣等手段，这张报纸始终没有被破坏掉。相反，越是这样，爱看的人越多，越是相信这张报。在无可奈何之下，重庆警察局刑警大队长（以后改刑警处，任处长）谈荣章，便自告奋勇，向保密局建议，以报纸对报纸，和中共作宣传上的斗争。毛人凤马上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允许给以财力、物力、人力的支持和稿件的供应。为了报纸的名称问题，特务们曾绞尽脑汁，最后才决定取名为《新华时报》，一想混淆视听，二想表明要与《新华日报》相竞争。谈荣章自任发行人，把他的老婆、军统黔阳特训班毕业的女特务薛树华捧出来当社长，以专门从事新闻界活动的陈××为编辑主任，还拉拢了一些无聊文人和漫画家。军统除先后拨给房屋外，还把原来四一印刷所的印刷机、工人等全部拨给他们，满以为凭这张报纸的发行，便可在重庆压倒《新华日报》了。
《新华时报》发行时，除了让各级大吹大擂一番之外，并由刑警大队的队员们分途到各商店去强迫商人、市民订阅。谈荣章为了诬蔑中共，特地派人到川西红军长征时经过的地方搜集所谓材料，把国民党军队追击红军时屠杀的大批无辜人民（连小孩在内）的坟墓掘开，将一堆堆的白骨摄成照片，颠倒黑白说是红军屠杀人民的证据。尽管他们费尽了心机，却根本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看这张报的人越来越少，并且更加暴露了他们的丑恶嘴脸。
到1947年2月，重庆《新华日报》被迫停刊撤走的时候，谈荣章以警察局刑警处长的身份前往红岩村监督撤退工作。他这时得意极了，认为从此去了眼中钉。当他和《新华日报》一些工作人员谈话时，曾以极其傲慢的口吻表示今后还要在政治宣传上继续进行竞争，并以胜利者自居。当时《新华日报》一位工作人员回答他说：“采用正当的方式进行竞争的话，共产党是绝对欢迎的。”“我们暂时离开了重庆，不久还是要回来的。”当时我正有事去重庆，谈荣章把这一段情况告诉我，并且认为再没有竞争的对手了。谈荣章一方面希望拿这张报纸作敲诈的工具，借以发财；另一方面则用来为他老婆竞选国大代表当宣传工具，所以报纸越办越下流，最后强迫推销也销不出去了。由整张改成半张，仍然没有人看，到1948年便不得已而让它结束了。
保密局另一个外围组织，是从日本特务机关手中接收过来的东方经济通讯社。这个通讯社由邓葆光主持，专作经济情报活动，同时也对外发稿，并在北平、武汉、重庆等大城市设有分社，配有专用的无线电台，专门搜集经济方面的情报。他们还在北平办过一张《华北经济导报》，由秦××主持。
保密局成立后的两三年中，在反共活动方面，毛人凤一直认为比过去军统局时期更有成绩。他最得意的是更加受到蒋介石的奖励，主要的有：
（一）1946年在上海破坏过中共苏北地区的一个财经贸易组织，截获到一只小火轮和准备运往解放区的许多物资，逮捕了十多名地下工作人员。其中有在上海江海关工作的张渊、尹兰荪等，均被杀害。
（二）1947年在北平破坏中共的地下电台，逮捕了地下电台的报务员李政宣和他的妻子译电员张厚佩，报务员孟良玉和他的妻子译电员李毓萍；同时还清理出地下党的重要骨干北平市地政局代理局长（原系该局科长）董剑平，北平贝满女中教员田仲英，北京大学学生李恭贻等多人。当时对中共无线电台的侦测是靠密布在各大城市中的侦测电台来进行的。各地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电检科，便是专门干这种活动的。它先把所有公开的无线电台的呼号、波长、通信时间等，作了详细的登记，侦测台一发现有没有登记过的电台发出的呼叫，便进行方向位置的侦测，慢慢由远及近地找出电台的所在地，即进行搜捕。
（三）由于北平地下电台的破坏，同时又在保定绥靖公署内清查出参谋处处长谢士炎、副处长丁行（两人解赴南京后，在雨花台被杀害），军法处处长王某以及绥署设计委员余心清等多人。通过这些线索，又在西安、兰州发现中共地下组织和电台。蒋介石得到报告时高兴极了，马上叫空军总部准备飞机，毛人凤派第二处处长叶翔之率领大批特务连夜飞往西安，又在盐店街奇园茶社逮捕到梅永和、赵耀斌等，还破获了一部电台，逮捕了十几个地下工作人员。当时连胡宗南的一个秘书和他所办的西北通讯社的一个负责人，都被牵涉进去，使得胡宗南大吃一惊。他真没有料到在他的身边也有共产党。当他听到叶翔之说兰州方面还有线索的时候，他马上叫叶翔之乘他的小飞机赶去，不料飞机在平凉上空发生故障，几乎把叶摔死。胡又请空军另派一架专机从平凉把叶送到兰州，又逮捕了尹家明等几个中共地下人员，一同由叶翔之带回南京。蒋介石除发给1万元奖金外，还特别发给叶翔之和北平行营电检科科长赵容德四等宝鼎勋章。这一案件还牵涉到东北行辕新闻处专员李年、沈阳防守司令部新闻处代理处长王书鼐，以及巩天民等。最后还发现连长期在蒋介石身边负责机要工作的陈布雷的一个女儿，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使得蒋介石大为吃惊和震怒。他一再责令毛人凤，务必竭尽一切力量，彻底清查打入各军政部门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宁可错抓错杀，也不能放过一个。当时连毛人凤也感到棘手和惊异，有天中午，他在集合保密局处长级的特务们在一起午餐时，很感慨地说：“我们这样抓、这样杀，还是有这样多的人敢提着脑袋闯进来，真不知是为什么？”当时在座的人谁也没有吭声。那些骑在人民头上过着花天酒地生活的特务们，怎么能理解共产党员那种为革命不怕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敢于虎口拔牙的伟大精神呢！
（四）1948年，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与保密局重庆站长吕世琨密切合作，在重庆破坏了重庆地下党的《挺进报》之后，进而破坏了中共重庆市委组织。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的叛变，使在重庆和四川其他地区的地下工作人员近百人被逮捕。毛人凤特别重视这一工作，又派叶翔之赶往重庆去主持，并把刘××带到南京，要他破坏中共长江局的组织。以后我由昆明到重庆，见到这个叛徒，他还准备和我一同到昆明破坏云南的工委组织。据他说，在云南工作的个别负责人，他还能认识，可以协助云南站进行这方面的活动。后来由于我去上海，回来后又去西北、成都，他没有和我一同去昆明。
毛人凤自从这件案子办完后，对徐远举加倍称赞，除给他请勋章、发奖金外，还决定成立保密局西南特区，派徐为区长，负责领导西南四省的工作，以便集中力量从事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在这同时，毛人凤还把另一个中共叛徒王×派到西南特区当专员，协助徐远举。王×原为东北军区参谋处的科长，在四平街战役中被俘后叛变，曾在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工作过一段时期。当时毛人凤希望王×对在四川方面捕获的中共人员进行说服，使之叛变，但无结果。早先刘××叛变后，受他领导过的许多人虽被他出卖，却不肯和他一样叛变组织出卖灵魂向敌人屈服。以后这些忠贞不屈的优秀党员全部于解放前被屠杀在渣滓洞看守所内。
1949年10月底，军统在重庆市大坪杀害了中共四川省委蒲华辅，重庆市委王朴，以及涂孝义、刘国志、成善谋、邓兴邦等十人。接着又秘密在原中美所范围内岚垭电台旧址杀害了30多人，其中有江竹筠（江姐）。在11月27日大屠杀中被害的烈士有：许晓轩、陈然、何雪松、李青林、何敬平、沈迪群、张现华、杨翱、黄显声、李承林、韩子重、黎又霖、周均时、王白与、周从化、阎继民、张醒民等，加上原囚禁在新世界饭店的王亚细、艾仲伦、单本善、钟奇等，共达300多人。此外，他们还在成都十二桥杀害了许寿贞、杨伯凯、于渊、姜乾良、彭代梯、刘仲宣等30多人，造成了惨绝人寰震惊世界的大屠杀。
除去上述之外，保密局、毛人凤的罪恶活动还有很多。
解放前，民革在西南地区的武装革命活动，声势相当浩大。蒋介石对于民革在后方从事武装起义的活动，感到非常不安，也是防不胜防。他除了一面责成各地驻军随时“进剿”外，并命令保密局尽力设法破坏和防止。西南特区从四川华蓥山区先后查获的民革武装组织的文件内，发现从事这些活动的主要人员中，有前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便准备把材料搜集起来，在重庆将杨逮捕进行审讯。因为杨杰在反动派部队内的人事关系很多，不少的国民党将领是他的学生，蒋介石认为如不除掉这个人，对国民党十分不利。
特务们除对杨严密监视外，还收买他的秘书，威胁一个准备嫁给杨的女护士为他们工作。以后杨杰发觉了，便秘密逃往昆明，托庇于卢汉。但是蒋介石并不因杨杰离开重庆而放过他，便叫毛人凤再三命令我（当时任保密局云南站长）在昆明将杨暗杀，以除心腹之患。由于种种关系，我迟迟没有执行。1949年9月，杨杰由昆明逃香港。毛人凤发现杨在香港的关系后，便派叶翔之率领特务韩世昌等六人由台湾出发，将杨刺杀于香港。但是西南地区的民革武装并未因此而停止活动，相反，却越来越活跃。毛人凤为此挨过蒋介石好几次臭骂。
毛人凤在搞策反活动方面，也曾费过不少心思。保密局第二处专门设有策反科，幻想对解放军及起义的部队进行策反活动。除了在开封、郑州、青岛等处设立有策反站外，第二处还派副处长黄逸公随同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严佛到武汉“和平爱国团”去挑选人员，秘密进行训练后派往接近解放的地区去从事阴谋活动。“和平爱国团”的成员，都是被俘的解放军军官和文职人员，保密局从中挑选人事关系较多的人带回南京，施以训练再派出去活动。但是，这些人被派出去后，从来没有把解放军部队策反到国民党这边来。
在策反工作中，毛人凤极力在蒋介石面前争功的是策反郝鹏举的事件。当时很多方面都在进行这一活动。薛岳说是他一手搞成的；毛人凤却硬说是由于他通过吴化文的关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等到吴化文起义后，毛人凤满以为有把握再把吴策反过来，结果空夸了一顿口，给蒋介石骂了一顿。
保密局在进行策反工作中，还弄过许多次赔本生意。如对河南军区牛子龙的策反，便把派去的人和电台一起送掉了。牛子龙曾在军统中工作过，因发现他有同情中共的言行便把他扣押在军统西安西北看守所中。牛在看守所内联络了几个心腹人员，趁看守人员不防备时劫夺警卫枪支，击毙几个看守，逃出监狱，投入解放军。毛人凤以为凭过去关系，只要不追究他越狱的罪行，允许给以官位金钱，便可把他策反过来。结果等到把人和电台派去后，便一去不复返了。这类的事虽然有过好几次，但毛人凤并不死心。他总认为只要成功一次，便能一本万利。直到1948年冬，他还在积极搞这些活动。到1949年后，他再也不愿在这方面花气力了，他知道大势已去，谁也不会再弃明而投暗。
派特务武装进攻解放区，到保密局时期，有了新的发展。这时由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郑介民和毛人凤便一批又一批地把所掌握的交通警察总队调往各个战场，直接参加反人民战争。最初毛人凤担心这些部队不能作战，在阻止解放军解放大同和包头的两次战役中，他发现特务武装发挥了一点作用，便越来越胆大起来。可是等到张国梁、熊剑东等几个总队被解放军全部歼灭以后，毛人凤既感到非常心痛，又有些恐慌，但是蒋介石为了垂死挣扎，还是不断地把这些部队投入战场。在上海外围战争中，第二、第五、第六、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八以及水上总队都投了进去，结果除两三个不完整的总队由他的亲信周文新带往台湾以外其余几乎全部被歼，最后剩下的残余部队，也在代指挥李铁夫率领下放下武器，投向了人民。
在1949年初任交通警察总局长的周伟龙，个人野心一向很大，他用尽一切方法，特别是通过和毛人凤老婆向影心的勾结而抢到这个职务后，不愿再听毛人凤的指挥而独树一帜。他最反对把交警总队投入前线作战，而希望多保留一点实力。那时唐生明在湖南暗中策反国民党武装部队，和周取得联系之后，周便设法把交警总队慢慢抽调到湖南去集结，先后调去了王春辉等六个总队。当他还想抽调派驻在奉化担任蒋介石的警卫部队时，被毛人凤发觉，立刻向蒋介石报告，将周伟龙在上海国际饭店内逮捕。在搜查出的信件中，发现他与唐生明有往来。毛人凤原来准备马上逮捕唐生明，后来因为湖南正在酝酿和平运动，便改派特务孙坤、焦玉印等前去长沙暗杀唐。特务们曾在唐的寓所附近向他放过一枪而未击中。等到程潜率部在长沙起义后，原来在湖南工作的张严佛、刘人奎、刘人爵等都参加了起义。毛人凤怕其他特务效尤，便令焦玉印等把参加湖南起义后临时担任长沙警察局局长的刘人爵暗杀于长沙浏阳门正街二十二号家中。凶手逃出后，改派到云南工作，他们曾向我谈到过这一经过。
在解放战争期间，为了镇压各地民主爱国运动，保密局特别举办了两次司法人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之所以设立，主要是研究国民党的宪法颁布以后，保密局怎样表面上不违背宪法，又能随心所欲地贯彻军统的意图，逮捕革命人士，阻止人民的活动。因此这个班成立后，司法人员莫不背地里叫它“违法训练班”。到1948年初，蒋介石颁布了“特种刑事法庭组织办法”，一脚把宪法规定的保障人身自由等假东西踢得干干净净，这时候特务们额手称庆，才不再研究耍“宪法”幌子的手段，而依旧毫不掩饰地按照原来的一套进行逮捕、搜查、审讯等危害人民的勾当了。
保密局在解放战争期间，除了直接干出许许多多破坏中共组织、屠杀中共党员、镇压民主爱国运动、大批逮捕囚禁革命人士以及在各大城市进行大破坏大屠杀等罪恶活动外，对解放地区的情报工作一直无法开展。毛人凤为此经常遭到蒋介石的责备，他每次被训过一顿后，便照例对外勤各单位也来一次指示和训令，要求各单位务必切实设法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我记得当时毛人凤认为这项工作做得比较出色的，是天主教神父雷震远领导的华北工作督导团。他们利用天主教的关系，指使在解放地区或接近解放区的教徒从事这方面的活动，搜集到不少东西，往往比许多接近解放地区的省站所得到的情报还要多几倍。
在胡宗南攻占延安后，保密局为获取情报，立刻在延安成立了小组，派崔毓斌担任延安的稽查处处长。蒋介石这时急于要知道毛主席、中共中央与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他指示毛人凤，要不惜花费最大的人力和物力，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设法把中共领导人的下落弄清楚。那几天蒋介石天天问毛人凤有什么情报没有。可是稽查处除了在延安附近抓到几个没有法子走动的老病残废外，再也没有找到一点旁的线索。毛人凤也急得不得了，认为这是活捉中共领导人的大好机会，他一再严厉地要求陕西省站务必加强延安组的工作，无论如何要满足蒋介石的这一要求。这时胡宗南也打电报给毛人凤，要他特别加强这方面的活动。毛人凤被弄得寝食不安，天天在会餐时谈这个问题，不断地用特急电报指示陕西站。他非常生气地说：“我们的工作没有法子配合军事上的胜利，辜负领袖对我们的期望。这种千载一时的好机会都放过了，实在太说不过去。”直到1949年10月，毛人凤在和我谈到这项工作时，他也不得不承认，在和中共作地下斗争中保密局是失败了。
毛人凤从保密局成立开始，便想走戴笠的老路，希望得到美帝的直接支持，与美帝特务们再来一次合流。戴笠死后不久，原中美所副主任美特头子梅乐斯特地从美国到南京吊唁他这位朋友时，毛人凤便有过这种表示。梅乐斯当时曾答应在对付共产党问题上再尽一点力气。后来美帝为表彰协助中美所工作的军统大特务，特别发给郑介民、唐纵、毛人凤、潘其武、李崇诗、陶一珊等六人每人自由勋章一枚，郑介民和毛人凤都在欢宴美帝授勋的专使宴会上，再次表达了他们希望美帝支持的愿望。但是中美特务合作事，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迟迟未曾实现。直到大陆全部解放，保密局逃往台湾，美帝特务才姗姗而来，成立了一个中美办公室，由曾任中美所总翻译的刘镇芳担任主任。美帝方面派了过去在中美所工作过的20多名美特来到台湾。
1948年秋天，蒋介石特准保密局增加2880人的编制和预算。这2000多人，大部分配备在新成立的技术总队里，由杜长城任总队长，专门从事各大城市临解放时的破坏活动。技术总队成立前，在苏州办过一个爆破人员训练班，专门训练了三个多月。这个总队除了参加为阻止解放军渡江而在江里布置水雷和在江岸布置地雷等活动外，还参加了南京、上海撤退前的大破坏。在重庆撤逃之前，保密局在重庆成立了一个“破坏指挥部”，也叫“破厂办事处”，下设参谋、技术、运输三个组，专门破坏重庆的兵工厂、发电厂、仓库等。抗战期间，国民党先后在重庆及附近各县建立过十来个兵工厂，蒋介石怕这些工厂落入解放军手中，便决定叫毛人凤派人进行彻底破坏。这个指挥部由兵工署稽查处长廖宗泽及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等负责主持，由杜长城率领技术总队特务们担任技术方面的工作，于1949年11月，先后将大渡口钢铁厂与长寿龙溪河水力发电厂及南岸鹅公岩等兵工厂的重要设备一一予以破坏，当时有不少工人在护厂工作中壮烈牺牲。当解放军越过贵州而直向重庆挺进时，毛人凤还叫杜长城派人去破坏綦江大桥。当装满炸药的两部卡车和大批特务赶到綦江时，大桥已为解放军先头部队所占领，击毙了两个特务，其余的特务们弃车狼狈逃回。最后他们决定破坏重庆大溪沟发电厂，但全厂工人一致起而保护，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特务无法把炸药运进厂去，重庆发电厂才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广州解放前，毛人凤又派这个总队的人员去广州把珠江大桥炸毁。他们还在香港把即将开往解放后的上海的轮船泽生号炸沉。陈诚看到这个总队在破坏方面很能起些作用，便叫毛人凤把它全部划归他指挥，改为东南长官公署技术总队，并特别准许这个总队的特务2000多人全部去台湾。
1948年冬天，保密局还准备成立一个和技术总队一样庞大的行动总队，以加强对后方各大中城市风起云涌的民主爱国运动的镇压，专任逮捕与屠杀爱国人士的工作。蒋介石批准了毛人凤这一计划，同意再增加2000人的编制和预算。毛人凤便于11月初调我到南京接替叶翔之，在准备布置暗杀李宗仁的同时，还要我筹备成立这个总队。我从人事处提供的几百人当中，挑选出不到50人，因大多数不适宜于担任或不愿担任这项工作。
当时一些大特务因为对战事发展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不少人发生动摇。早在1948年春天，便发生了情报处处长何芝园请长假去台湾想改行当商人的事。毛人凤虽大骂何芝园为“胆小鬼”，也没有法子把他留下来。接着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张师也请求辞职去台湾，想去办农场。消息传开以后，有钱的大特务打算自己事情的就更多了。他们想早点离开大陆，纵然不能去海外当寓公，也希望先到台湾去。
毛人凤感到最吃惊的，是上海救济总署汽车总管理处处长余乐醒（又名余增生），竟和中共地下党发生了联系，在他住的愚园路家里竟掩护了地下党一部无线电台。毛人凤非常害怕军统特务弃暗投明，决心要捕杀余乐醒，以收杀一儆百之效。当他命令上海稽查处的特务去逮捕余的时候，该处科股长一级的特务大都是余的学生，便暗中打电话通知他逃走了。毛人凤大发脾气，把稽查处长黄加持痛骂了一顿。
上述情况的不断发生，对一些中下级的特务也有很大影响。所以，有些我认为很适宜干行动工作的人，这时也都在推三推四不肯再担任这项工作。后来人事处告诉我，上海和苏州还有一批没有工作的人，叫我去挑选一下。我到上海找他们谈话，又大多希望去西南等后方地区工作。我看到这情形，苏州也不想去了，便回南京，专门布置暗杀李宗仁的事，成立行动总队的事便被搁了下来。
但是在南京准备撤走之前，毛人凤还布置过一次大逮捕。当时他得到蒋介石的指示，南京临解放还不走的军政大员，一定是想在解放后投向共产党，除了先劝他们早点离开外，到时不走的便一律逮捕起来。当时南京卫戍总部稽查处和首都警察厅刑警总队都接到这一命令。可是等到保密局逃离南京而分别在上海、福州成立办事处，并准备向台湾迁移时，南京方面留下的大特务都纷纷作自己逃跑的准备了。他们一则怕解放时逃不掉，一则怕李宗仁上台后桂系特务要逮捕他们。所以等到蒋介石宣布引退后，大特务们便抢着向上海逃跑，毛人凤想制止也制止不住，他的搜捕计划，也没有实现。
我从南京带着搞行动工作的特务和一大批武器到上海后，问毛人凤这批武器怎么处理？他告诉我，除了我愿带去昆明的一部分外，其余的要我设法储存在上海，准备在上海解放后拿出来使用。我根据他的指示，买了大小棺材各一口，运到南市保密局在上海的一个临时看守所内，叫人把大棺材后面的木板取出，改装成比较容易开启的小门，把十挺汤姆生机枪装进去，每挺机枪配足两梭子子弹，装好后用大钉将棺盖钉好，雇一辆卡车将这口大棺材装上，送往停厝灵柩的四明公所内，付了两年的停厝费用，然后拿出一块写有“汤吉祥老大人灵位”字样的木牌钉在棺材前面，意为汤姆生机关枪。这种专门停放死人棺木的地方，白天很少有人去，夜晚更没有什么人去，所以取存武器是比较理想的。在小棺材里面，我装了20支毛瑟和勃朗宁手枪，于第二天另雇一辆小车，送往虹桥飞机场附近一个乱坟山埋好，立一块石碑，上镌“小女毛玲之墓”，意即毛瑟、勃朗宁。一切安置妥当后，把附近的地形、方位、道路等拍成照片。剩下的十支驳壳枪则装在一个大木箱内，辗转托人用“德记”五金店名义存寄在十六铺一个仓库内。当时我把这些储藏的地方告诉了毛人凤，并把照片、收据等交给了他。解放后，我向有关方面交代出上述情况后，不久他们告诉我，只有存放在仓库中的那些枪弹取出来了，停放大棺材的地方已改成工厂厂房，没有人认领的棺材都埋掉了；埋小棺材的坟地已改成菜园，找不到“毛玲之墓”了。
上海解放前，毛人凤还让特务进行一次大屠杀、大破坏、大抢劫。上海警察局长毛森执行毛人凤的屠杀政策，先后杀害的革命人士，我现在还能记得姓名的计有：解放军京沪特派员刘钧成，参谋黄培中，联络员陈玉山，情报组组长张伟，谍报员杨剑民，另外还有第九分区参谋汤新民等五人。毛森杀害的爱国民主人士有：民革南京分会主任委员孟士衡，宣传委员吴士文；此外，一个原来是国民党的宪兵，担任了民革交通联络员的肖俭魁也一起被杀害了。还有一些其他民主党派的人士，如陈惕卢、张达生、方志农、朱大同、王文宗等几十人。中共地下党员被捕杀的有近百人。一些贩卖银元的，也以破坏市场，为共产党执行地下活动等莫须有的罪名杀了十多个。后来在宋公园等处公开杀害的，已见当时报纸的，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上海解放前夕被特务杀害的人很多，无从估计。
对于破坏上海公用建设的工作，则因汤恩伯还准备在上海与解放军进行巷战，没有进行。解放后才派飞机去轰炸杨树浦等发电厂。
最使毛人凤不满意并感到遗憾的，是他抢劫勒索的计划没有实现。1949年10月，他在昆明和我以及徐远举等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还在大骂上海稽查处长黄加持太不中用，没有听他的命令。原来在上海被包围时，他就要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做好抢劫的准备。他认为东西不抢走，反正会落到共产党手中。在他的计划中，至少可抢到几万两黄金和大量美钞，足够保密局一两年的经费。由于黄加持的准备工作事先做得不周密，不但有钱的资本家都躲起来找不到，他们的钱放在什么地方也弄不清楚。结果除了特务们各显神通自己趁机抢了一些外，有计划的大规模抢劫却没有能实现。
南京、上海解放前后，保密局秉承蒋介石的命令，对革命人士和无辜人民的杀戮，发展到了更加骇人听闻的程度。这时蒋介石对毛人凤的指示是：“过去由于我们杀人太少，对一些反对我们的人没有杀掉，所以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怕我们。今后只有多杀掉一些，才可以挽回这种不利于我们的局面。”毛人凤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这一指示，向保密局的大特务们再三说明这种办法是最英明的，要求特务们都要重视，所以越到后来便越杀得多越杀得残酷。
我于1948年冬在南京时，正赶上蒋介石叫毛人凤派人去北平暗杀奔走和平的何思源。毛人凤找了主持这项业务的第二处处长叶翔之，还有特种技术研究组主任刘绍复和我，四人前后研究过两次。原来准备等何出门时，在他住宅附近用手枪暗杀他，但是考虑到那样做，凶手逃走不容易，以后才决定用定时炸弹放在他住宅内，炸弹爆炸后凶手可以从容逃走。毛人凤为了慎重起见，特别叫叶翔之亲自率领四名特务乘飞机赶往北平，事先并通知当时还留在北平的特务协助进行这一工作。后来没有炸死何思源先生而误毙其女儿后，蒋介石非常生气，指责了毛人凤一顿。毛人凤便埋怨叶翔之没有照他的意思在路上狙击，因考虑凶手的安全而误了大事。毛人凤说，牺牲个把人换一个何思源总是值得的。
1949年，张治中、邵力子、刘斐、屈武等到北平不愿再回去时，蒋介石更是恨到了极点，叫毛人凤一定要设法杀掉一两个。可是在这时候，毛人凤也感到无能为力了，但是他又不便拒绝接受蒋的命令。直到1949年9月，他去昆明时还和我研究怎样有把握地去进行这一工作。当时还有两个在保密局专干暗杀工作的人，由我从南京带去昆明。毛人凤还问过他们，在北平有什么社会关系。他们也认为去北平无把握，才没有叫他们去。毛人凤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还一再说：“老头子对于没有杀掉这几个人很不高兴，每次问到我时，我总是说还在准备，现在越看越没有办法了。”说到这里时，他叹口气说：“现在我们的工作也越来越不行了！”尽管如此，这年秋天，蒋介石还是命令毛人凤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蒋介石首先叫毛人凤在重庆杀掉囚禁多年的杨虎城将军，全家一个不留。10月他又叫毛人凤把在西南地区捕到的共产党员32名，杀在重庆中美所东面原来军统局岚垭电讯总台附近。在重庆临解放前，他叫保密局把囚禁在中美所内白公馆和渣滓洞两个看守所以及重庆卫戍总部保防处小梁子新世界饭店看守所的三批人士一起杀掉，总共300多人，是为“一一·二七”（11月27日）重庆大屠杀案。
在执行这次大屠杀之前，蒋介石指示毛人凤：抓到的中共党员、民主人士和嫌疑犯都要杀掉，连原来保释出去的共产党员都要一样杀掉。当时重庆市长兼卫戍总司令杨森的侄女共产党员杨汉秀，本来已由杨森保出去，也由警察局刑警处长张明选，亲自带领特务将她杀死在歌乐山一个碉堡内。囚禁在白公馆内的30多人，系由军统局息烽监狱移送去的，大都关了七八年或十来年。如张学良将军旧部副军长黄显声，便关了十多年；还有四个中学生，是抗战期间误入中美所范围，被指为中共嫌疑犯，关了十多年，也全部被杀掉。不仅如此，毛人凤叫保密局法官徐钟奇清理白公馆人犯时，连临时囚禁在里面的军统老特务、警察局刑警处督导长陈为城（因违犯军统纪律，平日关几个月就可无事），这次也一样签请枪决，蒋介石照样予以批准。
大屠杀是从11月25日开始的，先杀白公馆的人犯。为了避免引起附近渣滓洞看守所内人犯的惊慌，决定使用刀和手枪。当天上午第一个把黄显声将军叫出来，骗在离白公馆半里路左右的步云桥附近的山坳中，趁黄在走着的时候，由凶手从后脑射入一弹毙命。其余的人也是一个个骗出来，到步云桥附近山沟内用刀砍死。女共产党员黎剑霜在狱中生有一个小孩，当时还不满周岁。她被骗出时，进入刑场看到那么多尸体躺在血泊中呻吟，自知难免，便请求保留孩子，结果被凶手将孩子夺去摔在地上。黎扑向凶手拼命，被旁边另一凶手拦腰一刀，砍倒在地，但她还挣扎着爬到小孩身边抚摸摔得半死的孩子。当天，30多人被这样一个个骗出去杀掉后，看守所所长陆景清马上找毛人凤吵着要立刻飞往台湾，连他也感到害怕起来。他说：“我们这样杀人，将来被共产党抓到后，还能活着出来？”
囚禁在新世界饭店看守所的近百人，都是在1949年被捕的，其中大多是嫌疑犯，据说被判处死刑的30余人中，只有少数如王亚细（女）为共产党员。这时根本不管谁是不是共产党，由毛人凤通知杨森全部杀掉。这批人于26日解到中美所内执行了。当时特务们骗他们是换一个地方囚禁，这些人都带着行李，但一到缫丝厂刑场，看到新掘好的大坑，也都明白自己已无生路，不少人便在临刑前高呼共产党万岁！在一阵乱枪中，他们结束了生命。有的还没有击中要害，也被抛入坑内活埋。
27日，在屠杀渣滓洞看守所内100多人时，是把所有监房房门加锁后，由门窗洞口用汤姆生手提机枪向内扫射。经过一次两次扫射之后，再洒上汽油连房子一起焚毁。少数没有被枪打死的，也都烧死在里面。这个看守所内囚禁的人，大都是1948年到1949年间由保密局西南特区和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所逮捕到的共产党员及民革、民盟人员，其中大多数是经过种种威逼利诱而不肯变节投敌的好同志。
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于重庆解放前逃逸。另一些特务在中美所内屠杀完毕后，在保密局总务处长成希超指挥下把几座盛满武器和器材的大仓库纵火烧毁后才逃出。
在成都，毛人凤通知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把四川特种会报所逮捕到的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十多人，一起枪杀在成都十二桥。毛人凤原来还准备把昆明逮捕的400多人，也要杀一大批，由于卢汉先生坚决不同意才没有杀成。这使他认为是最大的遗憾。
从1948年开始，保密局的阴谋措施，主要还有以下的几项：
第一是搞潜伏布置。1948年以前，保密局的企图是派遣特务进入解放地区建立组织，结果屡遭失败，经常受到蒋介石的责备。1948年以后，由于一些原来控制在国民党手中的大中城市不断被解放，才采用预先布置潜伏组织的办法，准备解放后立即开始继续活动。当时对潜伏特务组织的布置办法是，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全能训练班，由电讯处长杨振裔主持，加紧培训一批所谓全能情报员。这个班的成员都是受过无线电收发报技术训练，能够独立担任无线电报收发工作的报务员，施以搜集情报的训练后，派到前方各大城市居住下来，让他们先找好掩护的职业，不与原来保密局的站组发生横的关系，直接由保密局潜伏布置组领导。
以后又采用双层布置，在各大中城市中又吸收了一批新的人员。担任这项工作的条件是，要有一个正当的职业，例如医生、护士、教员、会计师、工程师等。他们当中，以既要与特务有一点亲友关系，又没有被人发觉与特务有往来的为最适宜。每个大城市都准备设立一个或两个这样的组，组长一般由军统特务没有暴露身份的人担任。每组设一部或两部电台。潜伏特务的待遇是以黄金计算，比一般特务要高出几倍。组长如兼电台报务员，每月连房租等津贴可得黄金二两左右。在快解放的地区，可以一次发给半年或一年的经费。一般组员每月待遇是从黄金三钱到五六钱不等。在没有解放时，只做一些准备工作，而不正式活动。潜伏组主要任务是解放后搞情报。蒋介石最希望这些人能在解放后混入政府机关去工作，特别希望能混入到共产党里面去。所以这些特务平日表现得很左，工作也很积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信任。
保密局还布置一些潜伏在解放地区的个人，专搞破坏工作和进行造谣等活动。这些人一般都是个人活动，并不结成小组，也不配备电台，而是靠个人去作反革命活动，与潜伏组不发生横的关系。潜伏组所用的电台，一般是两瓦半的美造特工机，利用种种方法掩护起来。有的装在办公桌抽斗的后半部，有的装置在收音机、留声机、台灯等里面。电池一般也配给半年到一年。当时反动派的估计，不出一年，所有被解放的大中城市，便可以由于美帝的直接帮助而次第收复，所以都是作最久一年的打算。
西南方面的潜伏布置，一直到1949年4月以后才正式开始。这年3月间，我到重庆参加毛人凤召集的西南、西北两地区的负责人会议。会后，我奉派去上海找保密局办事处领取经费，回来时才带回西南地区布置潜伏组织的指示和各项规定。那时，他们认为西南还可以作为反攻基地，短期内不至于解放。但到这年夏天，他们感到连西南也不易保得住，才匆匆派出保密局潜伏布置组第二科科长任鸿传赶到重庆，由他兼任西南特区潜伏布置专员，指导各省站协助布置。
任鸿传和重庆站站长李修凯，先在重庆及川东等地进行布置后，7月间才到昆明，在昆明布置了一个潜伏组和一个独立潜伏台。潜伏组由我找人介绍了两个医生，一个叫明绍武。任鸿传知道明绍武想开设一个私人诊所，便一次答应给他1000元云南半开硬币。当时毛人凤是想用重金来搜罗这种人才，使他们解放后能为国民党效命。任鸿传只匆匆把昆明布置好以后便去贵阳。按保密局规定，在云南除昆明应布置一两个组外，还要在保山、昭通各布置一个组。当时因交通困难，任鸿传不肯久待，便先走了。
9月间，毛人凤感到西南地区潜伏组的布置还不够理想，加上华北、华东、华中的一些潜伏组在解放后陆续被破获，为了加强西南地区的布置和恢复解放区的组织，又在重庆缫丝厂内成立了一个全能情报人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由毛人凤兼主任，王蒲臣任副主任，准备训练几百名潜伏特务派往各地。但开始训练不久，解放军已向西南进军，这批人员还没有训练好，便只好迁往成都，结果在路上便弄得七零八落。到成都后，知道已没有时间从容进行训练，才把这批人编入交通警察第一旅何龙庆部队中，准备让他们去打游击。
保密局在进行潜伏组布置的同时，还作了一些专门准备在解放后的大中城市中搞暗杀和破坏的部署。别的地方我不清楚，只了解在上海方面的一些情况。这种部署的办法是，先把手枪、爆炸物品预先存放在可靠而容易取出的地方，不要放在担任破坏暗杀等工作的人的家里，需要时临时派人去取。
第二是搞还乡运动。1949年春天，当全国大部分地区被解放后，从各地逃出的特务大批向后方逃窜。他们多年来听到蒋介石的欺骗宣传，没有一个不害怕异常，不少人都希望早点去台湾。毛人凤看到这种情况，便向蒋介石请示办法，得到的答复是除少数大特务有必要时才准许去台湾外，其余还应留下来继续与共产党斗争到底。毛人凤根据这一指示，3月间在重庆召开了有西南、西北、广西、湖南等省的负责特务参加的会议。毛提出这样一个办法：各人返回自己的家乡去进行个别的活动，在地方上设法立足生根。
这个办法一方面可以大量派遣特务到各个角落去继续从事反共活动，同时又可以减少拥挤在后方城市的待命人员，实际上是不想再负责安置他们的工作。因为地区一天天缩小，人一天天增多，实在也没法安置。这种一举数得的办法，蒋介石很为赞许。
毛人凤在宣布这一办法时，要求这些从事还乡运动的人，要在自己家乡坚持一两年，要他们相信蒋介石不久便可在美帝帮助下率部卷土重来，只要忍受一个短时期，便可得到重用。毛人凤还指示他们回到解放地区，或将来被解放后，可以坦白向共产党交代自己过去的历史，不必隐瞒身份；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不准交代组织，特别不准检举其他特务，不准揭发别人罪行。如果不遵守这一规定，不但将来要处分，甚至当时就要派人进行纪律制裁。毛还告诉这些人，可自首交代一些历史上的人，以便进一步取得信任。如果能够在机关中得到工作，那时自然会派人去联系；没有联系到以前，可以相机行事。自己有把握的破坏活动，一定要进行，成功后逃到后方或台湾可以受到奖励。回到没有解放地区的人，要先立下足来，设法掌握地方团队武力，有把握时可以参加打游击；等到解放时，如果没有办法，可以参加起义，以便混入解放军部队去。
毛人凤的这些办法虽然想得很周到，要求也不很严格，但愿意从事还乡工作的人却寥寥无几。这些人对共产党的恐惧没法消除，都怕返回已解放的地区。因为国民党一方面尽力宣传诬蔑解放区如何杀人，另一方面又鼓励他们回去，是无法叫人相信的。毛人凤这一方案的提出，当时虽没有人反对，却始终没有执行。
在那次会议上，毛人凤还打算利用军统特务在旧社会的关系，成立一个公开的政治集团，在后方进行反共活动。很多人鉴于“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遭到国民党本身的阻碍，而不得不停止活动的教训，都不赞成这种办法，而觉得采取还乡运动这一措施，多少或许还可以收到一点实效。
第三是准备在西南地区打游击、当流寇。毛人凤在重庆召开的会议上，要求每个省站的负责人立即拟好一份“应变计划”，叫大家充分做好临解放前的大破坏、大逮捕、大屠杀的准备，从速做好上山当流寇的准备。他谈得比较具体一点的是打游击，主要力量是依靠何龙庆的交警第一旅的两个总队。贵州站长陈世贤曾表示，他和佘万选可以成立一两个总队。云南方面当时也有一些交通警察，可以凑成一个总队。如加上西南地区十几个兵工厂的警卫部队，以及特务们所掌握的一些公开单位和流氓组织，凑几万人不成问题。
毛人凤信心十足地说，共产党是靠打游击起家，而军统特务也懂得这一套，在这方面要比一般正规部队强得多，将来在大陆上保留几个据点有把握。同时他还向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要到了泸州专区，介绍罗国熙去当专员，派了几个特务当县长，准备把这个地方也作为根据地。但是，解放军向西南进军时，除了何龙庆这个交警旅拖到成都被解决了以外，其余都没有来得及集结起来。贵州的陈世贤、佘万选等也早溜跑了。只有从云南被赶出来的一个交警总队，由田动云拖到他家乡筠连县和川滇边界。这时台湾方面喜出望外，称之为“大陆上的台湾”，并给田动云以西南军政长官的头衔，希望他能坚持下去。但是这批流寇不到三个月便被全部肃清，田动云也被活捉。
第四是将中共叛徒大量留下不让去台湾。1949年10月初，有天傍晚，昆明航空检查所长李瑞峰拿了一大批请求飞香港、仰光、台湾等地的人填的申请表，要我作最后决定。当时毛人凤住在我家中，在我家楼上一间大的客厅办公，我在他隔壁一间小会客室办公。徐远举正在和我聊天，我便叫李瑞峰把申请表放下，等我看过后再还给他。毛人凤等李一下楼就把我和徐远举叫到他的办公室，要我们特别注意一个问题。他说，蒋介石曾当面指示他，要尽可能不要让中共叛徒去台湾，而要劝他们留下。他说，蒋连张国焘都叫我去劝说过。当时我问毛人凤，为什么要尽可能不让叛徒去呢？他说，这是蒋介石英明的地方，使他非常佩服，要我和徐远举一定要认真控制好去台湾的飞机票。因为叛徒去台湾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主要原因是共产党胜利了，他们决不会再死心塌地地跟着国民党。加之，有些叛徒在台湾又没有什么关系，再也不能利用他们去破坏地下党组织，只是增加负担。他们到台湾后，我们不但要多养活一批闲人，还得防范他们倒戈投向共产党，在台湾搞里应外合，而留下这批人的好处就太多了。他讲的理由在《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继承人——毛人凤》中已有详述，这里从略。据我所知，由于蒋介石这一措施，解放前夕于重庆出卖江竹筠、王朴等近百名地下党员的叛徒、曾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刘××，虽然对国民党立过“大功”，在最后向毛人凤跪下去苦苦哀求让他去台湾时，也被毛人凤一脚踢开，而在解放后落入了人民法网。此外，虽给国民党立过汗马功劳，也没能逃往台湾的叛徒中，还有在军统中工作多年爬到将官级的、有曾任张国焘的秘书的、有做过榆林站长的、有任军统局局本部第二处副处长的、有任业务处长的、有任兵工署稽查处长的、有任成渝铁路警务处长的等，这里不再列他们的姓名了。
戴笠和军统特务的一套反共手法，以及如何去发现与破坏中共地下党的组织，我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曾简要地谈过一些，现在我再具体地把军统对捕到的革命人士所经常采用的一些办法详细说一下。
从屠杀到利用
蒋介石自“四一二”叛变革命之后，一开始便对共产党员采用大屠杀的手段，妄图杀尽中国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但是几年之后，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杀尽，反而越杀越多。后来，他改变办法，运用叛徒来破坏地下党的组织，以便更多地屠杀共产党员。他采用这种办法，我听说是在武汉逮捕了共产党长江局负责人顾顺章之后开始的。
我没有见过顾顺章，只听到过很多关于他的传说。他是被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逮捕的。这个怕死的胆小鬼被捕之后，乞求保全狗命，立即表示只要不杀他，保证能够破坏设在上海的党中央组织和逮捕到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员。反动派同意了他的请求，决心试试看。虽然中共中央的组织由于得到他叛变的消息而迅速转移了，但许多省、市、县的地下组织遭到了破坏，不少文件被抄，200多名共产党员先后被捕。蒋介石对此高兴万分，极为赞赏，因而一改过去抓到一个杀一个的一贯做法。他认为通过叛徒进而破坏中共党的地下组织，捕获到大量的地下党员，便可很快把共产党消灭掉，这是一项更加有效的办法。
为了利用叛徒顾顺章，特务们把他带到上海。开始，由于顾顺章叛变后，过去与他有联系的上海党的组织早就转移了，特务们扑了几次空。以后，顾顺章便整天带着特务和租界的密探，在租界和华界到处去寻找，遇到他熟识的人，便立即指给特务们逮捕。这样，便有不少党员遭到毒手。最后，中国共产党对顾顺章予以纪律制裁[1]。
中国共产党负责执行纪律制裁叛徒的组织，我不清楚。我记得1934年到1935年间，有两个在上海市公安局当督察员的叛徒马××、黄××，原先都是江苏省委的负责人，也是出卖了大批地下党员之后，受到共产党的制裁的。接着又有一个在特务处上海特区当直属通讯员的叛徒何××，也受到了制裁，可惜没有当场毙命。时戴笠正在上海，他命令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长王兆槐，会同租界巡捕房与上海市公安局侦缉总队长卢英等，利用那个重伤未死的叛徒为诱饵，设下圈套捕杀共产党人。
他们在小报上刊出一条消息，说某天某地发生一起“情杀”案，何某负伤，但他对枪击他的凶手很熟识，准备俟其伤愈后，决心要带领治安机关去逮捕这个击伤他的人。在这条消息里还故意暗示，这个受伤的人住在什么医院。地下党的纪律制裁机构，果然又派人去把何××击毙于那个医院。而密布在医院附近的几十名特务，终于跟踪将这一秘密机构破坏，逮捕了段志光等多人，并抄出手枪等物。这一案件的详细情况，我在《抗战前军统特务在上海的罪恶活动》一文中已有记述，这里不再多写。那次被捕的党员，承认自己是“打狗团”的团员，专门打落水狗叛徒，并不对国民党人员搞暗杀。
用叛徒做耳目
特务们之所以能够大规模连续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主要是个别甘愿出卖灵魂的叛徒起了作用。没有叛徒，顶多抓到一两个人；一有叛徒，就能连续逮捕。所以特务们对如何使被捕的地下党员叛变，十分重视。我耳闻目睹的事实说明，一个人一经出卖灵魂，成了叛徒，他马上就变成疯狂的敌人，成了反共反人民的刽子手。因为他唯恐认识他的党员、革命人士和了解他的情况的人揭露他出卖革命的罪行，对他进行制裁，所以他往往要不顾一切地千方百计地把那个地区的党组织予以破坏，把党员和革命人士一网打尽，以报效主子，并保他自己的安全。因此叛徒对中共党组织、对中共党员、对革命人士都特别凶狠。
也正因为这样，特务们逮捕到一个地下党员之后，并不是和许多电影、所描绘的那样，一抓去便是几十种酷刑进行拷问，而是采用多种方法、多种手段去对付他，目的是让他叛变。
一般来说，每抓到一个地下党员，特别是重要的领导和骨干人员，总是先用升官发财的诱饵进行利诱。这是针对当时地下党员既无钱又无官的情况采取的，目的是让他出卖灵魂。
军统的编制，官阶都很低，所以许多叛徒虽然可得到许多钱，但官阶却不会高。例如张国焘叛变后，虽然蒋介石给了他一个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的官衔，但他在军统局编制中只是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的少将主任。这是因为戴笠本人也只有一个中将头衔，任官还是少将（国民党军队和军事机关中的军官官阶，分为任官和任职两种。如任职是中将集团军总司令，任官却有很多只是少将。任官是根据一定的年资，一经任为什么级的官，便是终身的官阶。任职有时不限年资，可以根据需要提升，也可以降级。任官以后的级别，一般便只能升而不降了）。直到戴笠摔死之后，1946年6月1日，国民政府才给他追赠官阶为陆军中将。又如八路军洛阳办事主任袁××叛变后，虽然一次出卖了80多位地下党员，而戴笠却只给他一个上校。1948年，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叛变后，出卖了上百名地下党员，才换得一个中校。
除了用名和利引诱外，军统另一套办法是利用老叛徒、大叛徒去劝说新逮捕的地下党员。我亲自听到张国焘劝说过一位1942年在重庆南岸秘密逮捕到的地下党员。张国焘一开始就作自我介绍，使得对方为之一惊。接着他就用连他那样有很高地位的“老党员”都不再当共产党而愿投向国民党等一套无耻谰言，要求对方考虑。但很出人意外，那位地下党员用很坚决的口吻回答说：“我不能这样做，死又有什么可怕！”张国焘最后也只好老着脸皮说什么：“我是为了你好，你再仔细考虑考虑。”然后，他灰溜溜地走开。当然，这位坚贞不屈的英雄，最后成为革命烈士。
抗战前，我在上海工作时，曾多次看到一个叛徒，利用他当过中共江苏省委和负责过组织工作等关系，整天逛马路，遇到他认识的地下党员便抓，抓到之后，他还亲自进行引诱劝说的罪恶勾当。有次他劝一个曾由他领导过的地下党员叛变，结果被痛骂一顿。他气得用手枪柄去击对方头部要害处，想一下打死对方，我连忙拦住，想再刑讯逼供，他还是狠狠地踢了对方几脚，直到把对方踢倒在地他才气愤地离开。
还有一个叛徒，因他叛变后在武汉出卖了100多人，地下党派人制裁他，砍了他八菜刀还没把他砍死，我们就用湖南人骂人的话叫他“砍八刀的”。他在受到共产党的制裁之后，不但毫无痛改之意，反而更疯狂地去迫害被捕的地下党员。他头上的伤疤刚刚结口，绷带还没有解掉，便亲自对不肯叛变的被捕党员施用酷刑。一次在对别人用刑时，由于用力过猛，自己头上的伤疤也崩裂开了，他虽流血满面，还不肯住手。这个出卖灵魂的癞皮狗，在军统局当了一个上校行动科科长后，因主持破坏一个地下党组织没有完成任务，得不到戴笠的信任，被派去当特训班的教官。最后他又出家当了和尚，解放后终于落入人民的法网。
特务们对被捕的共产党员，在给钱许官予以劝说仍然不成时，接着便是威吓，再不成，才使用刑讯。刑讯时，也是由轻而重，直到把“老虎凳”、“辣椒水”等一齐使用出来。这些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刽子手们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希望共产党员变成出卖灵魂的叛徒，帮他们连续不断地逮捕。“没有叛徒，就没有耳目”、“没有叛徒，就没有成绩”，这是军统特务们的口头禅。所以用刑的目的，是希望招供，供出地下组织和其他党员来，希望他叛变成为特务的一伙。
特务们是怎样观察、诱骗被捕的革命人士的
一个共产党员被捕以后，会不会叛变，是特务们很注意观察研究的问题。例如，有的人受酷刑后，进入牢房，什么都不在乎，连流出鲜血的伤口被苍蝇爬上去吮吸都没有感觉似的，只把两眼望着牢房顶棚，一动也不动地在思索，这样的人特务们认为是不容易对付的。有的人受刑后，回到牢房，便忙着护理伤口，想找个舒适点的地方躺下，或把铺的稻草等垫得厚一点，等等。特务们看到这些情况，就要考虑：这人关心受伤的地方，说明他怕痛，也说明他还想活下去，那就让他受更厉害一点的刑，使他更痛一些；至于他想躺得舒适一点，那就满足他的要求，软化他；或者让他的条件更恶劣，逼他屈服。一句话，针对观察到的各种人的心理，想方设法去对付。
“犯人”吃饭时所有的各种活动，特务们也很注意看各人的表现。比如有的人对送来的饭菜看也不看，只是实在饿了，才胡乱吃上几口；有的人看到送来饭菜，先摸摸热不热，闻闻香不香，专门挑点好的吃，等等。一般说来，前者难对付，后者较易些。有的人一入牢房，什么都不在乎，不管什么地方能坐则坐能躺则躺，什么脏东西落在身上他也不管，睡觉起来，头发也不整理一下，任它乱蓬蓬的，甚至脸也不洗。有的人很爱惜自己的衣服鞋帽，甚至进了牢房，掉点灰尘都要掸掉。一般说来，前者不易屈服，后者容易攻破。话虽如此说，实际上对共产党人是很难看准的。例如江竹筠在狱中，一直是把头发梳得很整齐，衣服也不乱七八糟，吃饭等也正常，可就是什么话也问不出来，非常坚定。有次徐远举（徐鹏飞）亲自审讯江竹筠，正巧我去找徐，看到了一次动人场面。那时，徐远举正和周养浩（沈养斋）闹矛盾，毛人凤要我去调解，我专门从昆明飞到重庆去办此事。我去找他们，除他们家中寝室要敲了门才进去外，办公的地方我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不用通报便一直走进去的。那天徐远举正在一间房内审江姐，我推门进去，他略一抬抬身子，便请我坐在他身旁。他一连问了好几声，江姐一句也不答。他性情一向暴跳如雷，便大喝一声：“把她的衣裤都给我剥下来！”我知道他又要施展他那套审讯女人的最野蛮的方法了，先是剥了衣裤来羞辱，然后是用针刺奶头，接着用小藤条抽打阴户等最敏感、最疼痛的地方。他大喝一声之后，站在两边的几个刽子手，马上恶神一般冲向江姐。这时好久不开口的江姐突然大喝一声：“不许你们乱来！”徐远举以为这一下把江吓倒了，马上笑嘻嘻地说：“那你就快说吧！”江姐很沉着地回答：“我当然要说。”她便厉声发出一连串的质问：“你是不是你妈养的？你妈是不是女性？你老婆、你姐妹、你女儿，是不是女性？你想用这种手段来侮辱我，以为我会怕吗？我死都不怕，还怕什么侮辱！不过我要告诉你，你用这种卑鄙的手法，不只是侮辱了我，连你妈、你老婆、你姐妹、你女儿，以及所有的女性都侮辱了！你对得起你妈……吗？”江姐的怒斥，像连珠炮一样，使徐远举很尴尬。我连忙用脚在他的腿上碰了一下，小声说：“你不会用别的办法？”后来他命令刽子手用竹签插入江姐的几个指尖里，结果还是得不到一句招供。江姐她那理直气壮义正词严的斥责声，一直到今天还在我耳边回响。
特务们审讯革命人士，有一套恐吓的办法：让他听别人受刑时的惨叫声，看同伙受酷刑时的苦痛。此外，还有用陪审，或杀人给不肯招供的人看；或者掘好土坑，将人带到坑边，作出准备活埋的种种姿态等。
为了骗取被捕后坚贞不屈的革命人士的口供，特务们还常常使用一种叫“苦肉计”的手法。挑选精干的特务，装扮成被捕的革命者的样子，身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也是蓬头垢面，破衣烂裳，有时还把双手反捆在背后，脚上钉着大镣，好像饱受折磨的样子。这种“犯人”每每在深更半夜，一下推入囚禁革命人士的牢房，进去便倒在地上呻吟。牢中难友出于同情，往往会马上来照看这位新来的人，可是他往往还故意装成不信任别人的样子。几天之后，他故意装得十分神秘，也显得对同房难友十分信任，趁看守的特务或卫兵不在时，悄悄地告诉别人说：“快！快把我衣领上（或其他地方）缝着的小纸条取出来毁掉！”他借这神气活现的表演，表示他是案情严重的“要犯”，所以最易引起别人的同情。这些密藏的东西，往往真的是地下党的秘密文件，即令是多年的地下党员也往往看不出破绽。原因很简单，这种密件，有的是特务们从别的地下党员身上搜出来的；即使是伪造，也是叛徒按照他们往常使用过的东西制造出来的，所以很能骗过一些人。
使用这种“苦肉计”，往往要花上十天半月，或更长一点时间，才可能收效。在这期间，这个“要犯”故意不食不喝，难友劝他时，他也只胡乱吃一点点又躺下去，表现出心情十分沉重的样子。可是每天或隔天“提审”一次时，他就可以坐在舒适的办公室沙发上美餐一顿，吃点好东西补偿一下，但不准饮酒吸烟。这些别人是无法发觉的。在这几天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内，牢房中的人如果不注意，在谈话中泄露了情况，或被他观察到什么，便被这个“要犯”记在心头，在他被“提审”时便汇报领导。当特务头头们认为基本上把不肯招认的党员的情况套出来之后，这个“特务犯人”便突然在一次“提审”时不再回牢房了。他只等革命人士被提审时，再出来作证、揭发。
特务们这种“苦肉计”，只在遇到很难对付的犯人时才使用一下。抗战前我在上海六年左右的时间中，也只看到过四五次。这种“绝招”比专靠酷刑更要狠毒一些，确有一些人上过当。
错综复杂的种种斗争
特务们利用叛徒去破坏地下党的组织和搜捕地下党员时，也曾碰到过许多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党员，他们反过来利用特务们的搜捕，趁机通风报信，引起党组织的注意，从而保护了党组织和党员同志。
也是抗战前在上海，有次特务们在浦东逮捕到一位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派去和工厂党组织联系的交通联络员。他是被叛徒出卖后，特务等了半个多月才捕到他的。为了这事，戴笠从南京赶到上海，亲自布置，企图通过逮捕到的这位联络员，破坏江苏省委组织和逮捕大量地下党员。这位联络员被捕后，知道是被人出卖了。他深恐叛徒继续出卖其他党员，使得省委遭受破坏，所以当戴笠和他谈话，允许给他大批奖金与官职，要他马上交出省委所在地和领导人等时，他装出愿意接受这一条件的样子，说第二天上午就领着去搜查省委组织部，可以搜出省委、地委、县委的名册，逮捕有关的人员。
戴笠高兴极了，除了要我好好优待这位联络员，让他睡好吃好，等天亮就去和法租界巡捕房联系，由他带我们去法租界萨坡赛路某号搜查，同时还作好各种大逮捕的准备。我曾向戴笠提议，最好当晚就去，或者第二天夜间去。戴却说出一大堆要第二天上午去的理由。他说，共产党都是利用夜间活动，直到快天亮才回去，上午大都还没有起床，这是进行搜捕的最好时间。
第二天上午，法租界巡捕房许多人刚上班，便陪同我们开着警车，把这位联络员的双手用手铐铐着，带着他去指引。到了他指定的地点，我们下了车之后，这位联络员故意在马路中间站着，踮着脚跟朝几个门口的窗子看。我催他快带我们进去，他却说这个地方是刚搬来才几天，他只去过一次，还不能马上辨别出是哪一幢房子。我们只好封锁了马路两头，暂时不让人通过，也不让那段马路的人进出。过了一会儿，这位联络员才说出一所房子来。特务们立刻把前后门把守着，一拥而入，从楼下一直抄到三楼，不但什么东西没抄到，而且住的人几乎是毫不相干的人家，没有一家值得怀疑，更没有任何文件。
我再三追问这位联络员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表示可能记错了，要回去再仔细想一想，下次再来。特务们没有办法，只好把他带回去。他想了一天，两天，三天，还是说没有想起来。到了第四天，戴笠厉声责问，准备要对他用刑时，他才哈哈大笑起来。原来他是有意给省委机关去送信，说明他已被捕，要他们赶快转移。他采用的办法，是站在马路上故意暴露自己，让他们看到，最后才假意指出对面的房子让特务们去抄查。查抄无结果，他又故意站在马路中间东张西望，估计党组织的同志们已发觉了他之后，才和我们回来。他用讥讽和胜利的口吻告诉戴笠，他被捕后没有办法通知上级领导赶快转移，只好让大伙儿陪他一道走一趟，真实的地点是被抄查那家的斜对面。戴笠听到后气愤异常，马上派人去看，果然被抄的对面那一幢三层楼房在当天下午就搬迁一空了。戴笠便命令马上把这位联络员解送南京，不久即被秘密处决，可惜我已回忆不起他的姓名了。
特务们受到那次教训后，凡遇到类似的情况，总是要先仔细问明白许多具体情况，如楼房内住多少人家，室内陈设有些什么，家里有些什么人，门口或窗口等处设有什么样的安全和危险标志，等等。问清这些以后，马上派人化装成查电表或水表的人进去看看，然后才出动人马进行搜捕，以免再受愚弄放走了革命人员。
在军统工作的大批叛徒中，有的是真心诚意投敌充当爪牙；有的是脱党（主要是失去了联系），却并没有出卖过组织，也没有出卖过其他党员，这种人在军统大特务中占相当多数；也有少数是冒充“叛徒”打入军统，利用军统作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的。解放后，我遇到一个人，过去在军统中工作多年，虽然特务们曾对他有过怀疑，但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所以只注意过他，却没有逮捕他。1963年他来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时见到我，谈到他过去把脑袋提着在军统中工作的情况，我才恍然大悟，使我对他为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感到无比钦敬。
戴笠活着时，对军统内部控制很严，防范周密，特务们之间虽有亲疏之不同，但不敢公然形成派系。戴笠一死，一向被特务们称为三巨头的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便立即分裂为广东、浙江、湖南三派。保密局没有成立前，他们便先在瓜分军统财产和戴笠的遗产方面进行了一次争夺，虽弄得丑态百出，仍互不相让。
先是为了分洋房、汽车，闹得乌烟瘴气，我当时很感左右为难。郑介民把戴笠在上海林森路的一所大洋房要去之后，毛、唐两人各得一所小的。美帝特务机关送给戴笠四辆新式小汽车，原来准备送一辆给蒋介石外，三人各得一辆。以后何应钦知道了，要去一辆，剩下二辆。郑、毛两人便各要一辆，而要我去向唐纵说明情况，请他在原有的旧一点的和接受汉奸的所有好车中挑一辆，弄得唐满肚子不高兴。正在这时，又插进一个胡××来大吵大闹。胡××参加军统后，虽然只当过息烽训练班和衡阳查缉干部班的副主任，却要凭他过去在蒋介石身边当秘书时帮助过戴笠这一点，硬想挤在郑、毛、唐三人中平分秋色。因为没有人理他，有一次便借酒装疯，跑到军统局要打唐纵和毛人凤，被我阻挡以后，竟大耍无赖，倒在地上不起来。毛人凤没有办法，只好也分给他一座洋房、一部汽车。这一来，不少人都想效尤，经常有为争夺东西而吵得一塌糊涂的情况发生。
保密局成立后，郑介民为了防范毛人凤大权独揽，便把他的亲信同乡、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继勋派为局长办公室主任，规定各处室公文都要先送局长办公室；还派他另一亲信同乡王清为办公室专员，协助张对付毛人凤。毛原来想让他最亲信的人潘其武担任这一工作，看到郑这样安排，只好请求唐纵把潘其武安置在警察总署当刑事警察处处长。唐纵这时因意外地得任全国警察总署署长，便心满意足，不想再插手保密局去争领导权，只是趁机要去了马台街二十二号一所大房子，作为警察总署的办公地方。毛人凤为了拉拢唐，专门对付郑介民，又自动送几辆汽车给警察总署，并同意唐在保密局中调用干部。
我当时倾向于毛人凤的浙江派。由于掌管财物关系，郑介民的老婆柯淑芬认为我分东西偏心，经常找碴儿。毛人凤便利用我对郑妻的不满，叫我给郑制造一些麻烦，扩大人们对郑的不良印象。我曾抓住郑介民做50岁生日这个机会进行活动。郑一向怕老婆。1947年他50岁整生日时，自己怕惹是非，不敢大张旗鼓地做寿，毛人凤叫我怂恿他老婆非做不可，并向许多特务去宣扬，暗示他们送厚礼。生日前两天，郑生气跑到上海去了。我便派人为他大肆铺张，把他在南京颐和路的住宅装饰一新。到时，许多公开单位送去的金制寿桃和许多金银器具、礼券等，都一齐陈列在寿堂上。正在大开筵席的时候，我又派人到鸡鹅巷五十三号招待所，叫住在那里的一群特务遗属也去祝寿要饭吃。这些人因为发的抚恤金花完了，保密局不想再理他们，便都挤在那里住，并且整天吵得不可开交。现在一听说郑介民大做其寿，便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地奔去。当我派去的特务回来告诉我他们已出发了的时候，我又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郑妻。她一听，知道这群人一到来，马上会出大问题，我也怕事情闹得太大不好收拾，便在她再三央求下假充好人，赶忙把这群人劝回去，答应给他们在招待所加菜招待。毛人凤便把郑介民做寿，特务遗属准备去郑家吵闹等情况立刻向蒋介石报告，使蒋听了很生气。
这件事情发生后，郑派的人不甘心，不久便查了出来，事情与我有关系，便想先收拾我。由于我经手处理过不少财产，他们便从这方面下手找毛病。结果没有找到可以法办我的证据，便找我部下的毛病。总务处管理科长邓毅夫私自盗卖了一批洋锁，被他们查了出来，于是将邓扣押了起来。按照一般情况来处理，至多关几年，郑介民却坚持要严办。因为邓毅夫是临澧特训班学生中最拥护毛人凤的人，郑就以监守自盗的罪名请求蒋介石予以枪决。
矛盾发展到这个地步之后，毛人凤便指使我暗中搜集郑的材料。我当时掌握到的有关郑的贪污情况是：他在南京莫干山路买了一幢洋房，在汉口日租界把军统接收的日本人一座洋房占为己有，用他老婆的名字过了户；他家中每月一切开支均向总务处报销，连小孩玩具、湘绣观音像都出公账；郑还私自把中美所交给军统的手枪、手提机枪等送给他兄弟郑挺峰40支。毛人凤认为还不够，又要他的亲信小同乡王蒲臣在北平搜集到郑的许多材料，一起向蒋介石去检举。当时蒋介石身边的军务局长俞济时，也一向不大高兴郑而和毛要好，便在很多方面与毛同时进攻郑，最后蒋介石便于1947年12月5日免去郑介民保密局局长和二厅厅长的职务，让他继黄镇球任国防部次长，主管国防物资去了。
毛人凤在接任保密局局长时，郑介民到保密局举行交接典礼，表面上两人还非常客气。在郑介民讲话之后，毛只讲了几句话，表示今后还得依靠郑先生来领导，说什么今天长官（指郑）在场，所以他不多讲。在送郑上车时，毛还亲自为他打开车门。但一转身，他便立刻清除郑在保密局的心腹，把局长办公室主任张继勋，专员王清、肖漫留等一一逐走，接着便把属于郑派掌握的公开机关也抓了过来。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程一鸣被调职，由毛派陶一珊接替，交警总局长吉章简也换成了周伟龙。
郑介民安置在保密局内外的人被挤走之后，毛人凤还不甘心，又对依靠郑的关系而当了北平市民政局长的马汉三下了毒手。马原为军统华北办事处长，处理日伪财产时贪污很多，郑在北平时，与郑发生密切关系，经常送厚礼给郑妻。毛过去虽已掌握了马汉三不少证据，由于郑的关系不便动手。等到郑调任后，毛人凤便将马汉三和马的助手刘玉珠扣押起来，由于一些事情牵连到北平站长乔家才等多人，毛说他们搞小集团，想在保密局中自成一系。毛人凤认为如单以贪污和搞小组织的罪名告他们，还不容易杀几个人，便趁蒋介石正为李宗仁当选了副总统，他指定的孙科未能当选而大发雷霆的时候，提出马汉三违反支持孙科的命令，而支持了李宗仁，要求蒋介石批准将马汉三、刘玉珠枪决，并没收其全部财产交保密局。经过这一番打击，郑派彻底垮台了。属于唐派的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严佛（毅夫），不久也被毛人凤挤回了湖南。这时保密局便成了清一色的毛派天下。
毛对张的排挤，也有一些内情。本来毛、张一向相处得还不错，毛在军统当代主任秘书时，两人共事多年。戴笠死去之后，属于毛派的重庆航空检查所长吴茂先替毛妻做贩运私货的生意，张当时在重庆任结束办事处主任，因吴有恃无恐，不买张的账，张就把吴扣押起来，报请郑介民处理。毛对此怀恨在心，等自己当了局长，便立刻把吴开释出来，并将张赶走。
以后毛、唐两人之间的冲突，虽不如毛、郑之间激烈，也一直在暗中钩心斗角。毛人凤想和军统时期一样，把警察总署的人事控制住。唐纵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便做出规定，凡是由保密局介绍到警察总署去工作或希望通过警察总署派到各省市警察机关去工作的人，不经过他的批准，人事室不能处理。毛人凤对这一规定极为不满，多次在中午会餐时提到这一问题，认为唐控制太严，不肯安插自己的人，而喜欢用外人。由于利害关系不太大，唐不想在保密局中发展自己的力量，所以两人矛盾不很尖锐，还能相安无事。
另外，戴笠死去以后，他们三人在抓特务训练班结业的学生方面，也发生过不少次的争夺。1946年开始，历届军统特训班的学生感到，自己不抱团，便会受到排挤，因此纷纷以同学会或同乡会等名称结合起来。首先是临训班和黔训班学生在重庆成立了一个滨湖同学会，由张明选、李葆初、邓毅夫、易啸夫、刘本钦等人暗中进行联系工作。接着兰州、息烽、东南、谍参等班学生也相继暗中组织起来。他们都想找靠山，希望搞军事工作的便想走郑的门路，想搞警察的便去找唐，愿意继续做特务的便投到毛的手下。由于郑、唐、毛过去都没有一批自己认为忠实可靠的干部，戴死后，正是打天下、争权利的大好机会，也都想趁这个时候抓一些人在手中。
毛人凤看到这一情况，便召集拥护他的潘其武、袁寄滨、李修凯、毛钟新、沈醉等七八个人商量，决定成立一个“军统局各训练班毕业学生统一同学会”，规定凡是抗战期间在军统各训练班毕业的学生，都要参加这个组织，不准另外再成立什么训练班的小组织；已有的应一律停止活动，否则以搞小团体的罪名加以处分。同时还决定，在统一同学会成立后，请郑、唐两人为名誉会长，毛人凤为会长，另外聘请一些与训练班有关系的大特务为顾问。这样一来，这几万名学生便全由毛派掌握。
1947年统一同学会在南京洪公祠保密局大礼堂开成立大会时，军统几十个训练班的毕业学生都派有代表参加，但两位名誉会长因对此事很为不满，却不去参加大会。这个会由毛人凤主持，以后便附设在保密局人事处里面，由李葆初、邓毅夫、徐凤等以总会干事名义处理各项工作，下设联络、登记、福利等组，并在各省设立分会。军统各特训班毕业学生参加该会的达2万名左右，会员都发有一个会员证章，铜质圆形图案是用一支箭射穿和平鸽。解放前，在蒋管区内到处可以见到佩戴这种证章的特务，只有担任秘密工作的才不准佩戴。当时，这个小证章简直成了这些特务可以到处横行不法的许可证。一般公开机关中搞特务活动的人，遇见佩戴这种证章的，不管与之认不认识，都要客气三分。临解放时，这个会也随保密局一同逃往台湾，一直由毛人凤所控制。
郑、唐、毛三人各有一套，作风也各有特点。郑介民一向以老成持重、深谋远虑而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他平日喜怒不形于色，很能控制自己，有空便书报杂志，肯用心钻研问题，对国际、国内形势也爱分析研究。他在军统局和保密局的纪念周上讲话时，一向是专作时事报告，极少谈到工作上的问题。我有时到他家中去看他，他也爱讲一些对时局的看法。
记得在抗战期间，有一次他正在和我们大谈其对日军作战的形势分析时，他老婆柯淑芬就在旁边插嘴，叫我们不要相信他那一套。因为抗战开始时，根据他的分析判断，香港不会有问题，他老婆便信了他的话把许多东西存放在香港，结果日军占领后全部损失。她曾多次当着我们的面气愤地质问郑：“你说香港没有问题，现在怎样？你把我的东西还来！”郑对她这样当面给他出丑，也毫不在意，只是一笑置之。
郑自认为对中共问题素有研究。戴笠在世的时候，也常常叫毛人凤就一些关于中共的问题向郑请教。我记得有一次郑到军统主持纪念周以后，正在休息，重庆邮电检查所长刘之盘把查扣到的一批报刊送给他看。他除拣出其中一两份外，指出一份对刘说：“这种东西粗看像是共产党的，其实是我们的同行搞出来的，不过搞得还不错，连我们的同志都信以为真，一般人就更不容易分辨出来了。”接着他便对邮检方面的工作做了一番指示，教他们如何注意研究问题，不要粗枝大叶，并说，对付共产党是多方面的，我们有些单位是专门假借共产党的名义来进行反共宣传活动的，如果把这类东西也扣下来，无形中就替共产党做了工作。
蒋介石派郑介民担任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后，郑跑到军统局找毛人凤商量了很久，接着又把人事处、军事情报处、党政情报处的负责人找去商谈了一阵，最后又把我找去，叫我在交通运输等方面注意协助他工作。他和毛人凤商谈的具体情况我不了解，以后只知道他要求军统调派人员时，要选军校出身的，担任过公开军职的，要尽量避免特务身份，同时又希望军统不断提供有关的情报给他。
郑介民派到各地担任执行小组工作的人，都是经他自己决定的。曾任陆军大学调查组组长的邹陆夫和军统军事情报处副处长的胡屏翰派给他时，开始他认为不大妥当，以后由于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他才勉强同意调他们去。郑去北平不久，却把军统中共科科长郭子明调到北平当了他的顾问。
他在北平工作时，对司徒雷登特别表示亲热，尤其与司徒雷登的亲信秘书傅径波拉得很紧，经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一天，郑突然下一张手令，叫人事处立即委派原在重庆稽查处涪陵稽查所当少校所长的胥××担任北宁铁路警务处副处长。大家对此都感到奇怪，因为像这样一下把一个少校超升到上校，在他平日还从来没有过。后来一打听，原来胥××是傅径波的妹夫，傅向他提出之后，他立刻给以超级重用。
毛人凤在军统内的资历，既比不上戴笠的十人团诸元老，也比不上他的副主任秘书张严佛。西安事变以前，他还没有参加军统，只是在陕西省某县县政府当秘书。以后由他的弟弟毛万里把他介绍给戴笠，他先在汉口禁烟督察处密查组工作，“八一三”上海抗战时调到苏浙行动委员会当秘书。特务处扩大为军统局后，他才到军统局当秘书。由于和戴笠是小同乡，平日工作非常肯卖力气，他最大长处是能保密，加上态度温和，做事勤勤恳恳，因而逐渐地一步步得到戴笠的信任，成为戴的左右手。到了抗战末期，戴笠对他的信任已超过了郑介民、唐纵和潘其武，每次外出，整个军统工作几乎全部交给他。1944年以后，蒋介石也看中了毛人凤，戴笠出门时，便经常找他去询问情况，他对答如流。
可是等到戴笠一死，毛当了保密局副局长后，他的态度跟着就变了。他经常板着面孔指责部下，并且敢于和郑介民、唐纵在蒋介石面前去争宠。
毛人凤考虑问题非常用心思，别人向他请示重大问题时，他从不轻易马上作出答复。他在工作作风上处处学戴笠，而且想超过戴笠。在他担任保密局长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比戴笠过去杀的人还要多。他对军统内部防范也很严密，生怕别人不听他指挥，特别对外勤各省站站长不放心，和戴笠一样，他把一批江山县籍的译电员派到各省站去工作，暗中监视外勤单位的负责人。
毛人凤在杀人方面，不但秉承蒋介石旨意以多杀为上，更主张斩草除根，连革命人士的孩子都要杀。在重庆进行大屠杀时别人问他，小孩怎样办，他回答：“当然一起杀。难道还留下来等他们长大来报仇不成！”实际上蒋介石指示他杀杨虎城时，并没有指出连小孩一起杀。毛人凤对革命人士如此，对保密局内部也是用杀来对付的。解放前，只要发现特务们有一点投向人民的表现，被抓住了，便立刻杀掉。我知道的原任军统南京站长的周镐、曾任重庆稽查处外事组长的吴润苏，在长沙随程颂云先生起义的刘人爵，都是被他杀掉的。湖南和平解放后，一些大特务来不及逃出来，他就派人去进行暗杀。因此湖南警保处长兼长沙市长李肖白、长沙绥靖公署处长杨继荣、湖南站长黄康永等逃出大陆后，都不敢去台湾。云南和平解放时，我随同起义，他也派郑世勋从台湾到昆明准备暗杀我。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从台湾到云南，准备指挥李弥、余程万的残部攻打昆明时，毛人凤再三叮嘱汤尧，攻破昆明后，立即将我逮捕解送台湾。以后郑世勋、汤尧被俘与我在一起时，都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我。
唐纵为人一向谨慎小心。抗战前他在特务处当书记的时候，因戴笠出门去了，在他主持下逮捕了几个改组派的人，汪精卫向蒋介石提出来，他因此被撤职。后来他随酆悌去德国，在驻德大使馆里当副武官，回来后更加小心。凡是上峰交给他办的事，他总是想方设法去完成，并能绝对服从指挥。所以戴笠把他推荐到蒋介石身边去当参谋，几年间由中校晋升到侍从室第一处第六组少将组长，主管蒋介石集团中的情报工作。他认为，只要能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便不愁没有出路。他不想多得罪人，所以和政学系、CC派的人都能处得很好。
在郑、唐、毛三个人当中，唐贪污得最少，他搞钱是自己不出面，叫老婆来搞。他自奉比较俭朴，年轻时虽在南京和一个女记者打得火热，以后地位高起来，不敢再乱来，因此越来越得到蒋介石的重用。
1949年1月间，蒋介石准备“隐退”之前，把毛人凤找去，叫他立刻把保密局从南京撤出，局本部和文件先运台湾，在上海成立办事处继续领导各地工作。蒋的意思是，把保密局的整个组织保留下来，继续置于他的控制下，不能交给李宗仁；但为了应付一下代总统，另外拨出几十个人组成一个假保密局。蒋叫毛人凤向国防部辞去局长职务，让原副局长徐志道担任这个公开的保密局局长，另以曾任福建站站长的林超为副局长。因徐、林两人抗战期间都在五战区工作很久，与桂系一向有往来，可以用他们与李宗仁、白崇禧去周旋应付。毛人凤所掌握的这个真保密局，仍由蒋介石亲自指挥。
交给李宗仁的假保密局，除正副局长外，还派涂寿眉为主任秘书，下设业务、总务两处。业务处由毛人凤指定第二处副处长黄逸公任处长，总务处长则由徐志道找他的亲戚钮殿臣担任，总共只有内勤人员92人，没有一个外勤人员和组织。它既不向李宗仁提供情报，也不接受代总统交办的工作。它实际上只是一个空架子，秘密任务它不执行，原来掌握的公开机构早已得到命令，不能接受它的指挥。它除了出面领领经费和向国防部接头代毛人凤领导的保密局办理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外，便没有别的事可做。
但徐志道野心很大，担任这个公开的保密局长之后，便一心想把毛人凤挤掉而由他来全部负责。当国防部逃到广州时，他和毛人凤翻了脸。保密局的印信他掌握了，他领到经费后便不给毛人凤，并且自己准备成立外勤组织，以便弄假成真地干起来。当他派人在十万大山收编地方土霸武装和在广州布置情报小组的时候，毛人凤便指使派去的业务处长黄逸公不听徐的一套，要黄去拆徐的台。不料黄逸公和徐一条心，也感到自己这个业务处长无业务可办，想趁此机会显露一下，便不照毛的指示办事，反而真心诚意去帮助徐。毛人凤投诉蒋介石，想免去徐志道另行找人，蒋介石没有同意。
毛在1949年3月间在重庆开会时，派兵工署稽查处长廖宗泽飞往广州劝徐，叫他不要违背蒋介石把保密局分成两个的指示精神和用意，并示以利害。徐也考虑到不容易一下子达到自己的目的，才勉强同意把领的经费分一分，只是希望自己能多得一点特别费。等到国防部迁到重庆时，徐志道也带着这个假保密局跟到了重庆。在这个时期，国防部一再裁遣人员，到11月，假保密局逃到成都时，就只剩下局长、处长等几个人了。这时黄逸公请求到台湾，仍回保密局去当他的二处副处长。毛人凤恨他过去不听话，坚决予以拒绝，叫他留在大陆工作。以后黄又逃到西昌，再没有路可逃了，毛人凤仍然不准他到台湾去。
成都解放后，这个一度被特务们称之为徐记的保密局，随之宣告完蛋。等到李宗仁出国，蒋介石恢复大总统名义后，毛记保密局就跟着在台湾正式出现了。
[1] 据《文史精华》2003年第5期载《顾顺章后妻张庆琴访谈录》一文，顾顺章最后是被国民党政府处决的。